從2008年以來，我與思科公司打過十幾次交道，包括付諸表決的股東提案（2014年）[1]。三年前，我在股東大會上宣讀同是社會學者的老朋友McRitchie的Proxy Access for Shareholders提案，要求改變公司章程，容許持有3%以上的股東三年以後可以提名不超過1/4的董事[2]。今天，繼上周剛出席Guidewire Software/導線軟件公司的股東年會，我有趕到熟悉的思科總部建築群。

因為舊金山灣區交通日益擁擠，我特意提前近一個小時到達，見到以前接待我的Chief Intelligence Analyst/CIA/首席情報分析家。我介紹幾年前發生的Yahoo/雅虎人權基金欺詐案，幸好思科沒有落入雅虎那樣的地步。我們聊到，CIA說流傳的“警告員工不去中國”不實，現在思科在中國的業績不到公司年收的5%，人員更少於5%（總共有7萬多人）。公司的新任秘書長和投資部門負責人（女士）過來問候。CIA把我領進會場，與董事們入座第一排。三年前就任的CEO也走過來，但我覺得沒有合適的話題，就埋頭沒有理會他。

主持人的CEO和秘書長很快念完前四個公司的提案，邀請我也上台。我先代表紐約的Steiner宣讀股東提案第5號，要求董事會主席獨立，不能由CEO兼任，特別是目前的Lead/領導董事Bartz已經當了21年，是“財富500”大公司中最久的領導董事之一。她被雅虎董事會喜劇性地解除CEO的記憶到揮之不去。這一次，她終於退出了董事會。與她同時退出董事會選舉的還有原斯坦福大學的校長。十年來，我認識的思科的十幾名官員都淡出了；再過十年，思科本身的前途也不容樂觀。

我接着又代表McRitchie宣讀第6號提案，要求減少高管報酬回購股份的風險。這個提案實際上是與公司的高管報酬提案（第3號）相關。當場宣布的初步統計結果，兩個股東提案都沒有獲得通過，但第3號提案也只獲得略多於半數的贊同。在CEO後來的講演和答問中，也有意識地列舉回購股份減少的數據。我最近幾年來也關注高管報酬問題，提交了幾個提案[3]，但似乎沒有找到更有力、有效的論據和方法說服廣大股東和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官員限制毫無節制攀漲的高管收入。

會場有一百人左右，股東約占一半。有5個股東提問，其中一個問題關於中美貿易戰，CEO回覆說希望90天內能得到緩解。股東大會上過去常見的社會/政治敏感議題似乎消失了，也可能是戰場被國會聽證接續過去了。與其曾經驕傲的技術，他更強調思科的文化：公司標誌就來自金門大橋。但思科的橋梁通向何方？未來的網絡是否向過去那樣必須路由思科？有很多未知的不安等待着思科。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8年12月12日] 

[1]趙京：“網絡空間的安那祺自由秩序”，2014年11月20日。

[2]趙京：“思科2015股東年會上的硝煙”,2015年11月19日。

[3] 如提交給eBay公司2019年“改革高管報酬”提案：http://cpri.tripod.com/cpr2018//ebay_proposal_2019.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