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以来，我与思科公司打过十几次交道，包括付诸表决的股东提案（2014年）[1]。三年前，我在股东大会上宣读同是社会学者的老朋友McRitchie的Proxy Access for Shareholders提案，要求改变公司章程，容许持有3%以上的股东三年以后可以提名不超过1/4的董事[2]。今天，继上周刚出席Guidewire Software/导线软件公司的股东年会，我有赶到熟悉的思科总部建筑群。

因为旧金山湾区交通日益拥挤，我特意提前近一个小时到达，见到以前接待我的Chief Intelligence Analyst/CIA/首席情报分析家。我介绍几年前发生的Yahoo/雅虎人权基金欺诈案，幸好思科没有落入雅虎那样的地步。我们聊到，CIA说流传的“警告员工不去中国”不实，现在思科在中国的业绩不到公司年收的5%，人员更少于5%（总共有7万多人）。公司的新任秘书长和投资部门负责人（女士）过来问候。CIA把我领进会场，与董事们入座第一排。三年前就任的CEO也走过来，但我觉得没有合适的话题，就埋头没有理会他。

主持人的CEO和秘书长很快念完前四个公司的提案，邀请我也上台。我先代表纽约的Steiner宣读股东提案第5号，要求董事会主席独立，不能由CEO兼任，特别是目前的Lead/领导董事Bartz已经当了21年，是“财富500”大公司中最久的领导董事之一。她被雅虎董事会喜剧性地解除CEO的记忆到挥之不去。这一次，她终于退出了董事会。与她同时退出董事会选举的还有原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十年来，我认识的思科的十几名官员都淡出了；再过十年，思科本身的前途也不容乐观。

我接着又代表McRitchie宣读第6号提案，要求减少高管报酬回购股份的风险。这个提案实际上是与公司的高管报酬提案（第3号）相关。当场宣布的初步统计结果，两个股东提案都没有获得通过，但第3号提案也只获得略多于半数的赞同。在CEO后来的讲演和答问中，也有意识地列举回购股份减少的数据。我最近几年来也关注高管报酬问题，提交了几个提案[3]，但似乎没有找到更有力、有效的论据和方法说服广大股东和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官员限制毫无节制攀涨的高管收入。

会场有一百人左右，股东约占一半。有5个股东提问，其中一个问题关于中美贸易战，CEO回复说希望90天内能得到缓解。股东大会上过去常见的社会/政治敏感议题似乎消失了，也可能是战场被国会听证接续过去了。与其曾经骄傲的技术，他更强调思科的文化：公司标志就来自金门大桥。但思科的桥梁通向何方？未来的网络是否向过去那样必须路由思科？有很多未知的不安等待着思科。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8年12月12日] 

[1]赵京：“网络空间的安那祺自由秩序”，2014年11月20日。

[2]赵京：“思科2015股东年会上的硝烟”,2015年11月19日。

[3] 如提交给eBay公司2019年“改革高管报酬”提案：http://cpri.tripod.com/cpr2018//ebay_proposal_2019.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