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無意中推倒自己整個理論體系的基石：剩餘價值論

—-經濟學重大議題的問與答之四

馬克思主義是一個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的理論，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已從苦難中覺醒，拋棄了這個理論，目前世界上信守它的國家已經不多。中國也走到社會主義死胡同的的盡頭，該是翻開新的一頁，走向民主的時候了。

問：你在“經濟學重大議題的問與答之三”（下文以“之一”、“之二”等簡稱此系列中的文章）中，自稱是一個勞動價值論者，但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者，否定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剩餘價值論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中有那麼重要嗎？

答：是的。勞動價值論並非馬克思首創，之所以稱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就因為馬克思在其中加入了剩餘價值論，用來論證資本家對勞動者的剝削和兩個敵對階級的存在。因此剩餘價值是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及其經濟理論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整個理論體系的基石。沒有剩餘價值論的勞動價值論，就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推倒剩餘價值論這塊基石，整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就轟然倒塌了。

問：但你似乎無法自完其說。勞動價值論必然導出剩餘價值論，資本家明明白白沒有參與勞動、沒有創造財富，就占有大量的財富，這不就是占有他人的勞動創造的剩餘價值嗎？你要麼否定勞動價值論，如承認勞動價值論，就無法否定剩餘價值論。

答：想想看，社會上有一個龐大的在金融、證卷、相關事務所…工作的群體，他們主收入的源頭與資本家一樣，都來自資本的利潤，即所謂剩餘價值，你認為他們有沒有創造財富、創造價值呢？他們都不勞而獲嗎？

問：不對啊，金融、證卷…部門的那些職工，只是領取工資的打工者，這個龐大的勞動者群體，並沒有被馬克思列入剩餘價值獲得者的範圍啊？

答：好吧，我們就用馬克思的邏輯去推解這個問題，就不會冤枉他了。假設一個玩具生產商，自已拿出1億元投資，又從銀行借到1億元貸款，他用這2億元資本投資，獲得160萬元可付工人工資、銀行貸款利息和商人自己的月淨收入。商人付給工人40萬元工資，付銀行50萬元利息，自已淨得70萬元。根據馬克思的商品價值公式W=C不變資本+V工資+M利潤，很明顯，銀行所得的50萬元和商人所得的70萬元都是那2億元資本的利潤M，即剩餘價值。設銀行是私有，銀行的主要收入就是這種M，銀行家把這50萬元中的20萬元支付存款利息，15萬元支付職工工資，自己得10萬元。那麼根據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存款者得的利息，銀行職工與銀行家的收入，不都是源自那2億元資本投資所獲剩餘價值M的一部分嗎。證券交易中股民的紅利和職工的收入也一樣。由此可見，用馬克思的理論去分析，已經把資金運作的整個群體的收入，都歸入了剩餘價值的範圍。

問：馬克思的理論從邏輯上說明，這個群體的收入都是剩餘價值，而你卻認為，他們從資本的利潤中得到的，是他們勞動創造的價值，是這樣嗎？

答：是的。不單我這樣認為，其實馬克思在《資本論》，無意中說出短短的幾句話從邏輯上也證實，包括資本家在內這整個群體的工作，就是他所稱的社會必要勞動，與他的剩餘價值論及其整個理論體系相矛盾。

問：那倒要反問你，如何說明他們的勞動，是一種社會必要的勞動？創造了什麼財富？

答：就此，也許我們還得從馬克思的一個概念說起。卡爾·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製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這一概念沒有什麼問題。使用價值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無形的。當市場將社會勞動均衡地配置到社會必需的每一個生產領域時，他們的勞動都是社會必要勞動。從資本利潤中分得收入的勞動者，他們從事的，主要就是籌集、直接間接地配置、管理和營運資本的社會必要勞動。在自給自足的小經濟體中，頭領安排勞動力去做不同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種勞動，合情合理地獲得勞動的報酬。在近現代社會中，資金的運作把社會勞動和各種資源配置到經濟的不同領域，做的就是這種勞動，是一個必須花費巨量的社會勞動才能完成的工作。在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中，沒有安排足夠的勞動，也沒有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去促使那些計劃工作者做好這項工作，實踐證明是失敗的。在市場經濟中，這種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計算，是社會平均籌集、直接間接地配置、管理和營運單位資本所必需的勞動時間。馬克思所說商品價值向生產價格轉形是一個偽命題，因為其中涉及的社會平均利潤率，就是營運資本這種社會必要勞動所創造價值的計算方法，不存在轉形的問題。

問：馬克思為什麼不把這部分勞動計入社會必要勞動中，而把這種工作，看作是在侵占和瓜分他人勞動成果的可恥行為呢？

答：我們先看看重農學派的觀點。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中有詞條指出：“重農主義認為，經濟活動的主要動力是來自農業生產的盈餘，而其它的如工資、消費、地租是這盈餘的轉化及衍生活動。”“國家的財富決定於農業生產，其他的經濟活動，如製造，被看作是利用農業產品的盈餘部分，將其轉化為另外的產品形式，用盈餘的農產品養活從事製造的工人。雖然製造業和其他非農業工人還是有其用途，他們的收入並非最終來源於他們的勞動，而是農產品盈餘部分的轉化。”這就出現了剩餘價值論模糊的雛形。在那個以農業生產為主的的社會，有這樣的觀點是可以理解的。在辛苦耕耘的農民眼裡，那些平日在市鎮轉悠，給趕集農民提供某些服務或加工產品，輕輕鬆鬆就賺得盆滿缽滿的人,不就是從農民的手中分走農業產品的剩餘部分嗎？但隨着農業勞動人口及農產品價值在經濟活動的占比的不斷下降，二、三產業的擴展，包括馬克思在內，已經沒有人會認為企業生產的各種產品和第三產業的各種服務，都是農產品的盈餘部分了。馬克思把資本投資所得利潤，定義為剩餘價值所犯的錯誤，就象農業社會中，人們普遍認同只有農業勞動者創造了財富，其他的經濟活動者都是靠農業產品的盈餘來養活一樣。可時至今日，人們普遍的感受仍然認同，投資所得利潤都是對勞動者創造價值的占有，而沒有看出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目前美歐等許多國家中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思想的復燃，說明剩餘價值論的餘毒遠未消除。但馬克思的研究無可避免會觸及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那就是資本的運作，是社會必要勞動一個重要的部分。他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這樣寫道：“在任何社會生產（例如…）中，總是能夠區分出勞動的兩個部分，一個部分的產品直接由生產者及其家屬用於個人的消費，另一個部分即始終是剩餘勞動的那個部分的產品，總是用來滿足一般的社會需要，而不問這種剩餘產品怎樣分配，也不問誰執行這種社會需要的代表的職能…”馬克思將社會生產中的勞動分為兩個部分，並強調了後一部分勞動的必要性，這沒有問題，雖然他所用的概念是錯誤的。馬克思沒有認識到，上述所指後一個部分勞動的產品，不僅再生產所需實物產品的生產需要花費勞動，而且無論以市場還是計劃的方式，將其均衡地配置和運用到生產的各個領域，去滿足社會繁雜的各種需求，還要花費巨量的社會必要勞動，否則，這些產品就只是一堆破銅爛鐵。是確認這部分勞動在社會財富創造上的重要性及必要性的時候了。

問：馬克思只是尖銳地指出，這種社會共有的財富被私人占有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有什麼不妥呢？

答：社會享有的財富被私人占有，這種私人占有只是“剩餘勞動”的產品用來滿足一般的社會需要的一種實現的形式，並沒有改變這些財富仍由社會享有的實質。馬克說：“剩餘勞動的那個部分的產品，總是用來滿足一般的社會需要，而不問這種剩餘產品怎樣分配，…”也就是說，這種產品，不問它怎樣分配，不問它是私人占有還是公有，都沒有改變它“總是用來滿足一般的社會需要”的性質，本質上還是社會享有的，這是鐵一樣的事實。馬克思繼續說：“也不問誰執行這種社會需要的代表的職能…”，也就是說，無論是私人、資本家，還是那些管理（如果真的在管理）公有資產的官僚，都只是“執行這種社會需要的代表的職能”，這些產品“總是用來滿足一般的社會需要”是不變的。這就提出一個問題，誰更適合、更有效，並且是最合理來執行這種社會需要的代表的職能？

問：既然剩餘勞動的產品是社會共有的、用來滿足一般的社會需要的，當然是收歸國有，全民所有，再委派官僚來管理更合理，不是嗎？

答：但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鄧小平、北韓金家、委內瑞拉、習帝等等社會主義的實踐一再證明，“剩餘勞動的那個部分的產品”在分配關係上實行公有，由政府官僚來“執行這種社會需要的代表的職能”的結果，是完全失敗的。相反，在民主法治政治體制下，由私人擁有並運作這部分產品來“滿足一般的社會需要”才是成功的，據稱私有經濟占比90％以上的北歐經濟，就是有力的證明。

問：社會共有的這部分財富，由社會來共管是失敗的，由私人擁有並管理卻是成功的，原因在那裡？實在想不通。

答：從原理上來說非常簡單，就是人都是罪人，無論是共產主義“革命家”的馬、列、斯、毛、鄧、江、習，還是資本家，沒有一個是無罪的義人。但某些制度會擴張他們的罪性，對社會和經濟造成巨大的破壞，而某種社會制度則一定程度上能約束人的罪性。具體到那種制度會擴張罪性，那種制度可能約束罪性，就要具體分析了。為此，我們先把近現代相關的制度分為四種：一是早期資本完全控制了收入分配大權的私有經濟;二是現代民主議會立法制中，勞資在議會中利益博弈相對平衡的私有經濟;三是獨裁統治與計劃經濟下，行馬克思共產主義初衷的全公有制經濟;四是中國改革開放後，那種仍在獨裁統治下，利用私有經濟活力，以公有為本體的經濟。為便於論述，我們把上述四種體制按順序分別簡稱為：早資制、現資制、初公制、改公制。其次，我們認定，所有合法收入，都是勞動收入，包括資本利潤和工資的收入，包括大小資本家、演藝明星暗星和打工者…的收入，只有非法所得如官僚貪污的黑金，才是占有他人勞動成果的所得，才是真正意義的剩餘價值。除了消費力在“月光族”以下的群體外，所有居民的勞動收入都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是用於個人(含家屬)消費的勞動收入;另一部分是以貨幣形態獲得，經過直接間接的、儲蓄和投資的極其複雜的中間過程，最終被投入生產，來“滿足一般的社會需要”的勞動收入。這收入的兩個部分，與馬克思關於勞動的兩個部分及其產品用途的兩個部分是密切相關的，並對後者兩個部分的比例是否均衡，起着決定的作用。我們要分階段來說明後一部分的勞動收入，在四種不同體制下是如何運作，最後實現“滿足一般的社會需要”的效果之優劣如何？

問：你要說明過程的第一階段是什麼內容？

答：是收入分配。馬克思認為勞動總量中，總有一個部分的產品是用來滿足一般社會需要的。而這個需要的總量是一定的，主要用來滿足勞動人口自然增長和技術進步對此產品的需要，超過或不足以滿足此需要，都會導致經濟的失衡。而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對能否均衡地滿足上述一般社會需要是有決定意義的。

我們先看早資制下的收入分配：那時,勞動收入有多大部分為工薪階層所得,多大部分由資方所得，全由資方決定。因此，收入分配總是嚴重偏向資本的利潤,極不公平的。工薪收入過低決定了社會消費總量不均衡地過低。而資本利潤過高又導致收入的投資傾向過高，一有機會投資就會超高速增長，導致滿足一般社會需要的那部分產品的過量和經濟非均衡地高速增長，直到這種非均衡高速增長的前提條件消失，引發周期性的經濟危機。

問：等等，這不正好說明馬克思剩餘價值論和資本主義無法克服周期性經濟危機論的正確性嗎？

答：錯。把以利潤方式獲得的勞動收入稱為占有他人勞動收入的剩餘價值，與勞動獲得利潤收入與工資收入之間的不公平混為一談是錯誤的，這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判斷。前者把利潤所得的每一分錢，都認定是對他人勞動成果的無償占有，後者是對勞動收入分配的不公,他在任何收入分配中都絕對存在，要做的只是如何使它在一定體制下相對地趨於公平。

問：那馬斯克等等資本巨頭年年的收入高達數以億計，這也是勞動收入嗎？有這樣不公的勞動收入差別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有可能實現公平嗎？

答：讓我把資本的籌集、配置、運作和滿足社會一般需要的全過程說完，這個問題就迎刃而解了。我們還是回到第一階段的說明上來。

現資制：在民選的議會立法制度下，勞工爭取公平利益的方式不再僅限於罷工和街頭抗議，而是通過選舉，使議會的議員明白，其權力來源於民間，來源於廣大勞工，使他們在議政和立法時必須維護勞動者各方的利益。勞工實際上通過議會，能取得與資方共同決定收入分配的權利，並以法的形式調整勞資雙方的利益和收入分配的關係，例如工時、最低工資和福利等等。但不公平不合理仍然會長期反覆存在，甚至會出現分配過度向勞方傾斜的情況出現。但重要的是，這是唯一能使收入分配趨向於公平合理的制度。

初公制：這裡鼓吹平均主義的收入分配，但平均主義的收入分配絕非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且不說它根本就沒有實現分配的平均,也沒有實現所謂的按勞分配，而是實行官本位等級分明的收入分配。更要命的是消滅私有制後，社會失去將一部分社會勞動產品，用於滿足經濟發展必須的一般社會需要的動力，與早資制總是資本過度積累導致經濟失衡相反，它必然從積累不足的一面導致經濟失衡。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緩慢，結構失衡，這就是毛時代經濟的特點。

改公制：中國改革開放後，出現的不是資方與勞方的利益衝突，而是以官方與資方相勾結的利益集團為一方與勞方的利益衝突。後一衝突中雙方力量的懸殊，遠遠超越早資制下前一衝突中的力量懸殊，官方手握政治和經濟大權，並從背後操控私人資本又手握企業的財權，官商勾結牢牢控制着收入分配的權力，打壓勞方工資的能力遠超早資制，任何勞工為維護自身權益的群體行為，都會迅速被鎮壓於萌芽中。因此，收入分配不公對經濟均衡的破壞作用與早資制的方向一致，且力度和導致危機的烈度遠超早資制，今天中國經濟的狀態就是實證。

總結來說，4種體制中，唯有現資制的收入分配有可能接近公平合理。

問：第二階段的內容是什麼？

答：勞動者分配所得收入用於消費與儲蓄的比例，這是左右社會生產中的總勞動量，分為滿足消費需求和社會發展必須的一般需求兩部分能否均衡的第一道關口。

早資制：由於收入分配嚴重偏向資方的利潤收入,壓抑勞方的工資收入，剌激着人們的投資欲望，都儘量壓低勞動收入中的消費部分，儘可能增大儲蓄，加上分配不公使資金過度向少數人集中,促使投資的過度增長，導致經濟失衡。

現資制：這是唯一可能實現公平分配的制度，因此我們假設公平收入分配得到了實現。在“之三”中我們已經指出,收入分配公平、社會所獲效用最大化與經濟均衡是三位一體的。投資所獲公平的勞動收入，即公平合理的社會平均利潤率，調節着全體居民的投資欲望，調節着他們將自己的勞動收入分為消費和儲蓄兩個部分。這就清楚地說明，每一個勞動者,無論是資本家還是還是工人,都將其勞動收入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是個人消費,另一部分是返回社會的的投資，滿足社會發展的一般需要,這正是馬克思所指出的，社會生產中的勞動分兩個部分得以實現的一個階段。現在我們看清楚了,那些年入數以億計的富豪，他們終身所享受的，就是他們終身消費的部分，而他們勞動所得的另一部分財富，如馬斯克體現在星鏈中的財富，本質上是他勞動收入中，被市場所調節而返還給社會的部分。全社會最富有的和普通的所有勞動者，他們收入中的儲蓄部分，總合為社會發展所必要的部分。不僅如此，資本家還必須以管理自已財富的熱情，去精心管理這些社會的財富，並承擔投資結構失衡和管理不善引至破產的風險，成為“總是用來滿足一般的社會需要”的“代表職能”的“執行”者。他們為社會管理的這部分財富越多，他們為此承擔的市場風險和付出的勞動，與他們應得的收入成正比地增加，導致資本利潤率的社會平均化。當他們年復一年獲得更多的勞動收入後，市場競爭的壓力和獲利的欲望，又使他們從中取出更大的部分返還社會。不是他們有多愛這個社會，而是市場的機制擠壓他們必須這樣做，否則在市場競爭失敗後，名義上屬於他們的財富將轉屬他人,或因過剩而消失。你可能合說，他們投資而積累的財富始終還是他們私有才對。不錯,從制度上來說那是受法律保護的私有財產,但只是這些財產“總是用來滿足一般的社會需要”的一種制度形式，而這種制度形式又是由私有者來“執行這種社會需要的代表的職能”，以管理私人財產的那種熱情、嚴謹和勤奮的態度來管理實質是滿足社會需要的財產，是最好的那種“社會需要的代表的職能”的執行形式。他們在形式上擁有的這些財富,正好就是他們必須管理好這些財富，繼續為社會付出辛勤勞動的內容,這才是實質。而公平的收入分配，將使包括資本家在內的所有勞動者，從收入中取出返回社會的總量，正好或趨於正好滿足經濟均衡發展的需要。多勞多得者多返回,少得者少返回，這是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市場機制的結果。

初公制：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前的三十年、在北朝鮮、古巴、委內瑞拉…，私人投資、私人資本積累是被禁止的。在任何社會生產中都必須的那個總是用來滿足一般的社會需要的勞動部分，是由社會來安排的，民眾與此無關，因此沒有任何投資的欲望和積極性，滿足一般的社會需要的勞動部分始終不足，導致經濟長期增長緩慢和生產力低下。在此情況下，人們能吃飽肚子，有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就已經謝天謝地了。至於收入中有多少用於消費,多少用於儲蓄，根本就不是他們要考慮的問題。這種情況與早私制中的壓抑消費、過度儲蓄與投資是剛好相反的兩個極端，表現為與早資制經濟非均衡高速增長和周期波動相反的，經濟長期增長緩慢和落後。

改公制：中國的改革開放，一方面想利用私有經濟活力,另方面又以公有制為主體，出現一個控制着政治經濟命脈又不擁有私人資本的官僚系統,他們與資本家在市場中的表現是完全相反的。那些控制着政治經濟大權的官僚，不是從市場風浪中篩選出來的精英,他們既不懂也不關心企業的管理。面對欣欣向榮的私有經濟，他們最關心的是如何運用手中的行政經濟大權，以各種非法非市場的手段，將公有或私有經濟的財富劫為己有，這是真正意義不勞而獲，占有他人勞動成果的剩餘價值。由於官商的勾結、權錢的交易,對勞方的壓迫,收入分配的不公遠超早資制下的程度,對收入用於消費與儲蓄的比例影響極大。對貪官污吏來說,其收入用於消費之外的剩餘巨大,而非法收入又無法見光，因此或大量收藏在家中，或存於洗黑於國外,不會成為滿足社會發展所需的儲蓄；民間企業家中與官方勾聯成為白手套的，借着官方的權勢，非法獲取各種額外資源,並強壓勞動成本,也賺得盆滿缽滿。與官員不同的是,他們必須不斷擴大投資，才有能力行賄，才最有可能生存下去，其儲蓄消費之比是非常大的。中、下等收入的居民，被勞動成本低下相對的投資高收益所吸引,也紛紛勒緊褲帶增加儲蓄，我們看到一波又一波的下海經商、全民炒股炒房的熱潮。總的來說,改公制下非均衡的高儲蓄低消費之比,遠超早資制下的儲蓄消費比,這是改公制下經濟整體失衡一個重要的環節。

問：第三階段的情況又如何？

答：儲蓄轉為投資的階段。儲蓄是一個相對簡單的總量，但儲蓄轉為投資則是一個非常細密的分解過程，是資本、資源在不同產業部門，能否最優配置的階段,因此是必須花費巨量社會必要勞動，要求銀行、證券公司、資本家、企業家密切配合的階段。這也是一個重要的關口，經濟危機時，資金的周轉主要就卡死在這裡，儲蓄難以轉為投資，但卡死的根本原因並不在這個關口上，而是在收入分配導致的經濟失衡失上。

早資制：市場機制、金融系統、銀行和股票市場不斷發展趨於成熟。居民的儲蓄,有很大一部分存入了銀行,銀行再將這部分資金貸給各行各業的公司企業，公司將用借到、籌集到的資金去運作,購買所需的各種資本品和勞動力，這樣，馬克思所說的，那部分滿足一般社會需求的勞動的產品才得以實現,與新的勞動力結合生產下一期的產品。公司和銀行在運用這筆資金時都冒着投資的風險，生產的產品必須符合社會均衡的需求,並隨市場的變化進行調節。從微觀經濟角度來看，社會對衣、食、住、行、娛樂等等生活用品是有一個均衡的需求結構的,當市場的供求結構偏離這個均衡結構時，會導致部分投資失敗和虧損，因此無論是銀行選擇貸款方向，還是企業家或股市的股民在選擇投資方向時,都必須付出巨大的勞動，以避免虧損的風險並獲利最大化，而只有當他們的投資符合社會需要時才能做到，並實現着社會資源配置的優化，這就是社會必要勞動。當唯利是圖的索羅斯在股市上選股、買進賣出的時候，他和他的團隊也為社會資源的最優配置付出了巨大的勞動。早資制在這個微觀層次的調節上是有效的,其最大的風險主要出在宏觀經濟層次上，就是在收入分配極不公平的前提下,投資過量與消費不足的比例失衡，這種結構失衡,導致經濟非均衡高速增長，直至無法持續而爆發經濟危機，大批銀行和企業破產，股民虧損。因為生產過剩他們的勞動不被市場承認有價值，迫使他們參與投資這種勞動時，必須更謹慎去符合經濟均衡的要求。

現資制：與早資制的運行機制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市場機制、金融系統、銀行和股票市場都已非常成熟，而民選的議會立法，使勞方與資方分享勞動收入分配權，使收入分配趨於公平成為可能。但重要的問題是,無論勞方和資方以及他們在議會中的代表,都必須明白收入分配公平的原理,不明白這個原理,單靠勞資雙方的力量去博弈,也常會偏離公平而破壞經濟的均衡，資源配置無法優化。如果勞方的力量過於強大,甚至會出現與早資制相反的消費過度而投資不足的情況，南美洲一些國家的情況就是如此。美國左派勢力如果繼續壯大,說不定也會走入這個死胡同。阿根廷想逆向走出這個死胡同，短時的矯枉過正是可行的，但要想經濟均衡的增長，還必須回到收入分配公平，投資消費比例均衡的正道上，才不至於大量社會勞動浪費在無用的產能過剩上。現資制如能實現收入分配的公平，將是儲蓄資金均衡、優化投資到各生產部門,給社會帶來最大效益的體制。

初公制：以毛時代為例,這裡沒有民間投資的機制。國民收入兩大部分中的儲蓄部分,基本控制在政府手中,不會提供給私人去投資,私人任何微小的投資都是違“法”的,被禁止的，居民也沒有任何投資的欲望。儲蓄轉向投資的全過程控制在政府手裡,由指派的官僚去執行。由於這些儲蓄和投資資金,以及投資的收益都不是官僚的私有財產,他們對投資是否符合社會需求、失誤造成的損失、投資收益能否最大化,以及資源配置是否優化,能否給社會帶來效用最大化等等這些投資的重大問題毫不關心，只是按照死板的國民經濟計劃向各生產部門配給資源，按計劃向居民供應生活用品,使他們的生活象軍營里的配給制一樣。可見初公制下的官僚，在執行儲蓄轉向投資這一社會必要勞動時，多以事不關己、不負責任的態度去敷衍的。由於投資效益低下和結構失衡,國民收入能維持居民的溫飽就不錯了,又談何均衡投資呢,這就出現經濟萎靡不振前提下的高比例消費與低比例投資的失衡，導致投資持續無法滿足與勞動人口增長和技求進步的需求，經濟增長越來越落於持續充分就業的、均衡的、潛在的或自然的增長水平之下。

改公制：民間有了很強的儲蓄投資欲望和積極性,但都被官商勾結的利益集團所利用了。在這個利益集團中,商的一方在投資欲、效益最大化與資金配置風險控制等方面的意識強烈，與私有制下的資方相近,事實上他們為滿足社會一般的需求也付出巨大的勞動,並作出重大的貢獻。至2023年，中國民營經濟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但另方面,部分商人又與官方勾結,壓迫工薪階層與普通百姓,造成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公。集團中官的一方,對投資的關心與初公制下的官僚基本相同,不同的是,作為控制着政治經濟實權的官僚,面對着私營經濟的發展和私有財產的高速積累，如果無法從中獲取利益,他們是絕對不能接受的。因此,這些從一開始就對滿足社會一般的需求毫不關心，沒有付出任何勞動，甚至為求升官和謀取利益，反市場規律把一條條耗費巨資的高速公路建到深山裡的官僚，在勞動致富的美麗謊言掩飾下，開始了一場史無前例規模巨大的貪腐運動。鄧小平的長子鄧朴方說道：“中國有上萬億資產的不是我一家，至少有17家。上千億資產的至少有50家。多數是靠勤勞致富的。希望人民不要嫉妒，有本事自己可以掙嘛。”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厚顏無恥的一群人，當他們要奪取政權的時候，大談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和階級鬥爭論，當他們運用權力去尋租時，又把貪腐劫取巨額財富，稱作勤勞致富。中國改革開放後，從老虎家族直至基層的蒼蠅,這是何等壯觀的貪腐運動，你能從中找到一個義人嗎？公有制有希望嗎？好好對比一下吧！執行所謂“剩餘勞動”產品來滿足社會需要“代表職能”的，是由資本家從自己的勞動收入中取出一部分返還社會，再籌集社會上居民的儲蓄，然後仍以追求私人財富增值的積極態度，去執行這些財富滿足社會需要的職能好呢？還是那些以非財富所有者身份出現，卻無時無刻都想着用非法手段將財富占為己有的官僚，來執行這種職能好呢？已經一目了然。

問：執行這種“代表的職能”還有下一個階段嗎？

答：有的。那就是國民收入的儲蓄部分，經過各種投資手段，將資本配置到各生產部門，進而也把“剩餘勞動”生產的那部分實物產品也配置於各生產部門後,如何營運這些資本，包括企業的規劃、組織、人力、科研、生產、產品銷售和財會等等的管理，才使那些產品最終起到滿足社會需要的作用。

早資制：企業管理的優劣，市場競爭中的成功與失敗，關繫到資本家、私人企業家私有財產的增值、虧損甚至破產，因此，他們會耗盡心血，盡力去管理好企業。所有企業參與的市場競爭，使整個經濟充滿活力。

現資制：資本家、私人企業家的行為,與早資制下資本家、私人企業家的行為是相同的,經濟也充滿活力。

不同的是，在公平收入分配的約束下,儲蓄資金的供給均衡且有限，將促使他們更冷靜有效地管理企業，投資方向更符合市場需求，資源配置更趨優化。

初公制：在高度集權統一管理的計劃經濟中,少數行政官僚控制了資源的配置權，卻沒有能力，也沒有動機去優化資源的配置，相反,他們把資源的配置權，當作自己升官的政治資本。而那些直接管理着公有制企業的官僚，也不會接受市場的信號進行生產，而是被動地接受上級主管部門的安排進行生產，且對企業管理的每一個環節，態度都是消極、鬆懈的，生產效率低下，技術進步極其緩慢。

改公制：在這種官商勾結橫行的體制下，作為官的一方，他們在宏、微觀經濟上的態度依舊懈怠。不同的是，面對私營經濟的蓬勃發展及私有財產的快速膨脹，無法抑制對金錢占有的欲望。他們想的不是如何管理好自己控制下的企業，而是每時每刻都想着如何將公有或他人私有的財產竊為自有。中國改革開放後經濟的繁榮，技術的進步，都與這些官僚無關，真正使企業實現優質管理的,是私有的民營企業家、資本家。

問：這四個階段說明了什麼？與剩餘價值論有何關係？

答：想說明三點：一，上述四種制度對經濟結構的均衡與否起着不同的作用；二，資本的利潤是一種勞動的收入，而不是什麼剩餘價值，它在資金運作全過程的所有勞動者中進行分配；三，執行滿足社會一般發展所需的那部分勞動產品的最好的管理者、“代表者”，是資本家，實現的最好制度，是民主法治下的私有制。我們用下圖作一直觀的說明。（當我們說資本的利潤是一種勞動收入時，我們的理論與舊的理論體系及其概念體系發生巨大的衝突,例如“勞動成本”、“資本利潤”、“勞資雙方”…我們無法在短時內改變這個概念體系，所以我一直在借用這個舊理論體系中的概念）

圖中看到，企業可供分配的收入,分別以利潤和工資的方式，分給資金運作的全體勞動者和企業的員工。分配比例的社會平均，在經濟運行順暢時,會影響居民對儲蓄投資收益的預期，改變着社會的收入用於儲蓄與消費的比例（這裡略去了社會福利等等其他因素）。居民用於儲蓄與消費的比例，又決定了市場對資本品與消費品的需求結構，決定了從最上游到最下游一個失衡會導致經濟強烈波動的縱向產業結構。從收入分配比，儲蓄消費比，市場需求結構到資本家的投資結構,形成的產業結構,產品用途的結構與售出配置結構,再回到下一期收入分配的結構,圖中看到一個完整的結構體系的循環運動。中國改革開放後，收入分配關係從所謂平均主義一個極端突然跳到貧富兩極分化的另一個極端，決定了經濟所實現的，是一種由高投資低消費非均衡的結構體系所推動的高速增長，或者說，畸形的經濟高速增長是相攜着一整個失衡的結構體系向前衝的。這種經濟增長的前提條件之一是產能嚴重不足，使資本的高速積累，能實現在產能高速增長上；條件之二是有大量顯隱性失業人口出現在圖中的下部，去承接、去匹配這些高速增長的產能進行生產。但失業人口是無法無限供給的，一旦消失，產能高增長將不再可能，投資高增長也不再可能，經濟必將失速。但已經形成與經濟高速增長密切相關的整個結構體系，與經濟失速發生嚴重的衝突,經濟危機不可避免，就象台灣付昆奇所說的，讓時速300公里的列車在2秒鐘內停下來的後果一樣。社會主義公有制下的經濟增長只有兩個極端，一是平均主義收入分配下的儲蓄投資不足，增長極其緩慢；另一個是放開後收入兩極惡性分化，失衡的資本高積累和經濟高增長。只有現資制是唯一有可能接近實現收入分配公平和經濟相對穩定的體制。

想說明的第二點是，在早資制、現資制下,當全體居民將自己的收入中分出儲蓄部分後，圖中上部從居民到銀行存款，選擇和買賣股票，到銀行職工的存、貸業務，股票市場職工和股民…最後到小企業主、資本家、公司董事會的投資決策，多少人在為資金的投入運作付出勞動，沒有這些勞動會有企業生產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嗎？這難道不是社會必要勞動嗎？他們這種勞動的收入就以利潤的方式獲取,而不是什麼剩餘價值。

要說明的第三點是，在初公制和改公制下，那些官僚們控制了經濟的主要命脈，但不是市場篩選出來運作資金的優勝者，甚至對市場一竅不通，同時他們又不是圖中運作的那些資金的辛勤創造者和擁有者，對資金的最優配置和錯配的風險毫不關心，卻時刻都想着把這些資金據為已有,就象爬滿大樹上的寄生藤蔓，要把這棵經濟大樹的營養吸乾。據中共官方的數據指出，從2012至2021年，中共黨政官員中被查處的有408萬人，而同期的公務員人數約800萬，如果考慮還有很多沒查出的貪官，驚人的數據似乎在驗證早在民間廣為流傳的那個段子，可見公有制下這些官僚們在資金運作上的所作所為了。在初公制下，沒有真正意義的商業銀行，沒有股市，沒有私人投資，沒有大規模資金運作的社會勞動，因此也不會有資源的最優配。改公制下，有了規模化的資金運作，但那是企業家們的事，而不是官僚們的事，他們想做的事是尋租。誰是執行滿足社會一般的發展所需的那部分勞動產品的最好的管理者、“代表者”，不是一清二楚了嗎。

問：似乎有道理。但無論如何，還是無法接受資本家的投資的資本，是他們勞動收入中返回社會的部分的說法，那明明就是他們私人的資產，利滾利地不斷獲得收入，更不能接受的是，他們的勞動怎麼就有那麼高的價值？

答：前面的論述已部分回答了這個問題，我不會再重複。要強調的是，這是一個必須從總量上去理解的問題，你無法否論資本所得的利潤，是在一個付出巨大勞動量的龐大勞動群體中進行分配的，資本家是其中重要的一員，沒有他們的勞動，社會生產是無法進行的。馬斯克投資在星鏈上的部分，那是一個永遠吃不到他肚子裡，穿不到身上的東西，那是永遠在服務社會的東西，而且他每年新獲得收入中的大部分，在私慾與市場競爭壓迫下，還會不斷追加返回社會。如果有一天他或其家屬突然想，為什麼把自已勞動所得的部分返回社會，我要把它花費掉。不要說他花不掉這筆巨額財富，他就是有這種想法，他此後少付出一點勞動，甚至少返回一點勞動收入，都會被市場淘汰，他的資產會被更勤勞更有市場智慧的人接管。接受他遺產的子女也一樣，常言的富不過三代，道理就在這裡。他不會因此消費得更多，社會屬性的財富也不會因此變得更少。至於他的勞動是否創造了那樣多的價值，我們舉個例來說。一個演藝明星與一個街邊賣唱者唱了同一首歌,你認為他們付出同樣多的勞動嗎？這種勞動的計量法連馬克思都否定了，有上億人購買並享受了前者的演唱，其收入也以億計,後者可能只得到幾個銅板，這就是他付出的勞動量和創造的價值量的差別。演藝明星與街邊賣唱者，資本家與普通工人，都把自己收入中的部分返回社會，多收入的多返，少收入的少返，這是符合社會發展內在要求的行為，當然不是出於他們的公德，而是市場的機制所至。人與人之間消費水平的差別，與他們在收入上的差別，特別是與他們名下財富的差別要小得多，是完全不同的差別。在收入分配公平，正好實現經濟均衡增長，社會能從中獲得最大效益前提下，這種消費水平的差別也是公平合理的，可接受的。

問：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用來說明資本家沒有參與勞動,沒有創造財富，他們剝削了工人創造的價值。既然你說資本家也參與了創造財富的勞動，並獲得相應收入，那麼勞動價值論還有什麼實際意義？你為什麼還要堅持勞動價值論呢？

答：勞動價值論並非馬克思所首創，他把剩餘價值論塞入勞動價值論，成為其階級鬥爭、空想共產主義和經濟學理論的基礎，這個嚴重的錯誤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災難。把剩餘價值論排除後的勞動價值論，卻是研究經濟均衡理論的基礎，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事實上人類經濟從原始火種到現代經濟的成長史，就是一部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決定着經濟總量與結構不斷發育成長，去追求勞動生產率變化後的效用最大化，促使經濟不斷趨向新的均衡狀態的歷史。這個道理簡單到就象一個人，總是根據自已要做各種事情的效率去安排時間，使自己活得更滿意的道理一樣。而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商品價值反映單位商品中物化的勞動量，以其倒數來反映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就是這一發展進程得以實現的唯一方式，沒有之二。最有說服力的實例，就是三次產業結構不斷調整的過程。當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時，農產品價格反映其物化的社會勞動量減少而相對下降，迫使農業勞動力向第二、三產業轉移。如果不轉移，農產品過剩，價格就會下降到更低的位置，農民的收入將減少到他們不願繼續從事農業生產的程度，最終還是必有部分農民轉向非農產業，使農產品價格向反映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價值回歸，去調控市場對農產品和非農產品的需求和供給。當今美國的農業勞動人口僅在總勞動人口的2％左右，農產品不僅養活了美國人，還有大量的出口。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所節約下來的勞動力流向非農產業，非農產業的發展，一方面反向推動農業勞動生產率的進一步提高，另方面則是滿足美國人更加豐富多彩的生活需要。中國在毛時代極力阻止這一進程,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這就是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唯一藉助商品中物化勞動的價值量變動，推動整個經濟的總量與結構向前運動，才能使社會向着所獲效用更大化方向發展的最好的兩個實例，從中我們看到勞動價值論的重大意義。

問：但你用過去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來說明問題，是否已經過時了。隨着科技的進步，人工智能與全自動化生產已使很多產品的生產與人的勞動生產率無關，還怎麼計算產品中物化的勞動量呢？該是拋棄勞動價值論的時候了。

答：當人用牛代替自己的體力去耕地並使效率大大提高時，你說那是牛在勞動生產，而不是人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你認為自己說對了嗎？當農場主用拖拉機耕地、收割時，你又說，那不是人的勞動生產率提高,是拖拉機在生產。拖拉機為什麼要生產，它需要那各種各樣的農產品來滿足食慾嗎？當AI機器人普遍替代農場主的體力和腦力，調控整套全自動的農業生產設備，進行高效率的管理時，你又認為是機器人的生產率提高，而不是農業的社會勞動生產率提高嗎？機器人為什麼要提高生產率，它需要更多更多的農產品嗎？還是農業的社會勞動生產率提高了，通過農產品價格下調，導致經濟結構、社會勞動在不同生產部門的配置結構的調整,使居民的生活獲得更豐富更全面的發展呢？這個問題使我聯想到人們的一個擔憂，那就是有一天AI機器人終於取代人類成為主人。如果真如此，那麼勞動價值論就真的沒有任何意義了，生產已不再是人類為滿足自己需要的生產，最多只是AI機器人餵養人類的生產。但我想不通的是，機器人取代人類的欲望從何而來？它們餵養人類的目的，就象我們餵養牛羊一樣嗎？想從中獲得什麼呢？它們需要那些物產豐富的農場和提供美味佳餚的餐廳嗎？它們只需充電就行了。它們需要在劇場或舞廳中娛樂身心嗎？需要在豪華的往所中組建家庭、休眠和繁衍後代嗎？（有以上需求，正是我們認為機器人，是我們提高生產效率以獲更大滿足的一種工具的原因，而機器人沒有）上帝所造之人再造的無靈魂機器人，它們有幸福感嗎？有心靈深處的愛恨情仇與喜怒哀樂嗎？沒有愛恨情仇與喜怒哀樂的它們，控制了人類後想做什麼呢？它們要奴役人類的動機是什麼呢？我想不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