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潛力呼喚新經濟學思維

——讀朱雲來2018年閉門會議與2019中國財富論壇發言

錢 宏

（the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編者按：

耶倫二次訪華，亮明中國產能過剩的實質擔憂，希望中國通過減少甚至停止出口補貼等要求（不是請求）——她擔憂的是中國繼續“依賴出口來支撐疲軟的經濟”，而不是把着眼點放在“想辦法提振國內消費市場”，她說的辦法也很簡單，就是“讓家庭單位在GDP占更大的份額”，即“增加家庭的收入，提高國民退休保障，減輕子女教育負擔”等。

這個邏輯也很簡明：增加“好比土地”的中國底層民眾GDP占比，底層民眾手裡就有錢，底層民眾有錢了就會消費，包括購買進口產品，當然就能提振拉動經濟的第二加馬車，即中國消費市場，也就改善了中美貿易的失衡問題，美中關係也就自然緩解。這當然有美國2024大選的策略考慮，但也有其坦誠的一面，畢竟一個國家把巨量產能過剩傾銷到其他國家，最後會加劇國際性惡性競爭，反過來進一步強化該國內部“結構性失衡”的矛盾（如中國鋼鐵產能過剩並對外傾銷顯然加劇了產業結構失衡）。

其實，這也2016年川普上台後明確要求中國進行“結構性調整”未果而逼向打“貿易戰”的根本動因（再往遠里說，也是2003年胡溫上台時主動提出“調結構，轉職能”策略的動因）。耶倫甚至明確說出：我和拜登總統都反對“脫鈎”，美國尋求健康、而非“贏者通吃”的經濟競爭，並希望有一套公平的規則，讓兩國能長遠受益。當前有重要的國際挑戰，中美對各自國家和全球都有責任展開合作和展現領導力。……所以，耶倫不無善意，甚至可謂苦口婆心告誡中國的官人們一個民間至理：Live and let live！

然而，手握重器的中國官人們，重蹈覆轍，楞是任性地不給別人也不給自己留餘地，把耶倫的善意給懟回去了！

善意的經濟學教授耶倫，永遠弄不懂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奧妙——殖官主義：源自先秦西漢（管仲-商鞅-司馬遷-桑弘羊）的“貨殖論”，歷經隋唐“分科舉官”清末“廢舉”演變至PRC排他性“黨管幹部”無孔不入，形成權力與資本人格化代表的精英“盡入彀中”的“官階大一統”機制，結合現行主流經濟學教科書“政府市場孰是孰非”語境，形成了一整套圍繞控制“經濟制高點”（列寧，1922）展開的“官本位貨殖論意識形態”（天下為公、假公濟私、利出一孔、利入一孔的全官尋租化全民佃戶化）導向——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全領域與民爭利的“殖官主義”政策實踐。官官相護團伙共同體而非官民共生體的結果，只能一次次走向其閾值推倒重來悲慘的“治亂循環”！

官人們恍惚不了解中國“結構性失衡”基本矛盾正在地進一步加深的嚴峻現實（據韓德雲律師披露，自2005至今《官員財產公開法》議案在人大始終一而再再三地遭遇99.97%反對），並不能因為美國也有美國的“結構性失衡”而抵銷，不了解川打普“貿易戰”時，中國在“投資、內需、出口”三架馬車尚旺的情況下，懟回劉鶴和美方談了九輪的協議草案，似乎還有任性的本錢，但是經過三年疫情清零及經濟復甦預期基本落空，拉動中國經濟的三架馬車，“投資”和“內需”幾乎完全失靈，如果只剩下“出口”一駕馬車的情況下，中美“貿易戰”再次開打，那就無疑是雪上加霜。官人們應該清楚，川普時期美國基本上單打獨鬥，而拜登這三年可是完全修復了美國與歐洲、日本、印太關係……

數數，近年來有多少重要的國際會議，中國被拒之門外，而中國主導的國際會議，卻又門可羅雀吧！

筆者最擔心的是，如果中美再次開打“貿易戰”，隨着中國出口的激劇減少，可能成為可能成為疊加到“投資斷崖”和“內需疲塌”上的“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故現重刊《中國經濟潛力呼喚新經濟學思維——讀朱雲來2018年閉門會議與2019中國財富論壇發言》舊文 ，聊表一心！

孞烎2024年4月8日於溫哥華

目錄

系統思維存在採信、信道與信果上的局限

孰公孰私：第三次思想解放

簡述共生經濟學（Symbionomics）

誰付經濟潛力的耐心和時間成本？

結 語

在工作和生活中，如何形成系統工程思維的習慣尚且不易，朱雲來、黃奇帆都堪稱中國官場兼商場中的高人。

但今年，黃奇帆喊出了“三鏈趨勢”推動“三零規則”中國不能缺位，而朱雲來則進一步，從提出“未來該怎麼走？”，到喊出了“解放思想”四個字！

我已經連續寫了《競合共生，破解衝突》《創新驅動背後的推動力量是什麼？》等多篇談黃奇帆先生，這裡要說的是朱雲來提出“思想解放”，要解決什麼問題，怎樣才能解決問題。

系統思維存在採信、信道和信果局限

朱雲來提出解放思想，與他能夠用系統思維對今日中國經濟社會狀況進行精準判斷有關。

早在2018年11月28日一次閉門會議上，朱先生系統地回顧中國經濟四十年後，冷靜指出：“雖然我們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我們還面臨很多潛在問題，包括債務、隱性金融風險、高房價以及投資錯配問題。”特別是債務，長期以兩倍於GDP的增速擴張，“中國2017年80多萬億的GDP總額，年底債務存量差不多有600多萬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確定的債務率控制標準參考值為90%-150%）。所以他說，我們要不斷去探索創新，才能夠系統地提升人類的文明，改善大家的生活。

但是，系統（工程）思維雖然強調整體綜合權衡非線性因果關係及其變化過程中的順序優先，避免了工作生活中“就事論事”“見招拆招”。它也有三大缺陷和整體性天然偏蔽（Bias Clouding）：1、采孞框定，受制於價值取向，限制了“孞源”的寬廣深度；2、“孞道”設限，受制於路徑依賴，形成“孞息”加工的天花板或瓶頸；3、“孞果”偏差，即輸出結果往往存在“期望值”與“實際值”偏差，毫釐千里之謬。

比如，朱雲來先生注意到了“人的進步，最大的局限性就是自己的想象力。想象力能達到什麼高度，你也許就能達到什麼高度。大家應該解放思想，應該及時、敢於想象”。特別是從創新力上看，他雖然一方面發現嚴謹的數理化工程、物理系統知識基礎系統紮實有效，另一方面也注意到“從古希臘時期到現代的西方政治，從康德等西方古典哲學家到我國的古代諸子哲學等，發明創新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沒有限制的”，可謂難能可貴，所以他說“想象力、思維經驗、思維方式也很重要”。

然而，這個“也很重要”，表明朱先生並沒有從超越系統思維的“採信”局限、“信道”、“信果”設限上，提出一個民族的創新力，需要怎樣的新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

再比如，為了更清晰地展示中國的資金資產情況，朱雲來形象地把中國看作為“中國集團有限公司”，將全國所有經濟活動單位合併到一個“中國資產負債表”中，來衡量近年來中國經濟利潤率、回報率水平較低，收益率、周轉率持續下降，槓桿率持續上升的系統性問題。朱雲來由此分析指出：“中國集團有限公司”有900萬億的資產（扣除折舊），其中有600多萬億的負債，還有約300萬億的財富積累。於是，他很自然地認為，未來只要經營好這264萬億資產，強化效益約束，提高經濟效率，量化外部效益，衡量總體收入，用“績效排序，末端核減”方法，將經濟實體中表現最差的實體通過核實予以裁減，債務沖銷，損益清算，讓它的效益最大化，就可以讓中國經濟輕裝上陣，整體效率“自動”提升，實現“L型”到“V型”的轉換，中國經濟重回高增長態勢，且邁向高質量發展，從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真正的崛起。

於是，朱先生由此把“世界各國普遍都存在焦慮”“國家憂慮”“我們個人的憂慮”，都歸結為量能和速度比較分析，以及財富管理帶來的系統性問題，是資源優化、投資優化效應的“系統性的恢復”問題，而不是去考察建立現行系統結構的“信源”“信道”本身是否存在問題？存在什麼樣的問題？以便在尋求系統解決辦法上下功夫。

現實中，我們不難發現，系統思維能把“既定”工程項目做到最好，也依舊受限於規劃、設計工程項目者自身，價值取向上的利益羈伴和思維方式上的路徑依賴！

這也是全球性企業華為公司創始人任正非先生，敢於當着習近平和李克強兩位領導人的面說出：“重大創新是不可能靠政府規劃的”原因。那麼，與系統思維相對並突破其局限的思維方式，我冒昧地以為，是綜合“耗散結構”“博弈論”“恊和論”的“共生思維”和“共生價值觀”。

孰公孰私：第三次思想解放

讓我們稍稍展開朱雲來先生要求的“想象力”、“創新力”和“解放思想”。特別是這次“思想解放”的歷史定位。

如果說，中國大陸過去四十年開放改革成就的取得，是在政策實踐（相對思想理論）上，部分解決了“資源配置”（1984）和“姓社姓資”（1992）問題，那麼接下來，就要在整體經濟下行、房地產爆雷、政府債務危機與中外貿易磨擦加劇背景下，避免明斯基時刻顯現，那麼，就必然要從思想理論到政策實踐上，徹底解決“孰公孰私”（最準確的表述，應當是“以公滅私，假公濟私”）的問題。

在2019時空節點上，這是一個遠超“效率與公平”（發展硬道理與公平分配發展成果孰優先）重要得多得多的關鍵問題。因為“以公滅私，假公濟私”這一古老的“先輩們留下的糾纏活人靈魂”的夢魘式問題，是前面四十年開放改革中“資源配置”與“姓社姓資”政策實踐，不具“理論徹底性”（馬克思語）導致“部分特權者先富”的共時性原因——如今，到了必須補上思想解放與理論創新之課的歷史時刻。

我冒昧地以為，相對於1984年“資源配置”與1992年“姓社姓資”兩次解放思想，2019年“孰公孰私”思想解放，可以稱之為第三次思想解放！

我們不難發現，第三次思想解放要解決的“孰公孰私”問題，涉及中國“制度-文化-人性”的轉型蛻變。既是轉型蛻變，就是系統內外諸多自組織力與外平衡力（熵增／熵減效應和外部擠壓）的競合共襄生長。這就需要“權利啟蒙”與“共生啟蒙”雙重啟蒙，並輔之以內外開放——對外經濟開放的同時，實行對內開放——政策方略！

權利啟蒙，即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共生啟蒙，即“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既指“人與自然”物質變換關係，也包括“人與本身”的物質變換關係，即具有自然與社會生態雙重共襄生成意義。概括起來講，就叫“生態文明統領，共生思想為魂”）。

在“對內開放”的問題上，無論是慈禧老佛爺留下的“寧贈友邦，不與家奴”，還是祭出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的旗子，都不管用。因為，無論美國是克林頓，還是特朗普當總統；無論近鄰是普京，還是安倍做領導；無論是歐洲的“福利制度”，還是阿拉伯世界的“伊斯蘭革命”，中國大陸作為一個超大政體、經濟體，必須解決自身“孰公孰私”的結構性轉型問題。中國的蛻變新生，是再也繞不過去（所謂彎道超車毫無意義）的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參看錢宏：《重建世界秩序：社會優先的全球共生主義》，刊於《戰略與管理》2019年第1／2期；《經濟要參》2018年第49/50期）！

順便說一句，中國歷史上不乏經濟總量世界第一的時期，可以說，幾乎“二十五史”的每一次改朝易姓初期，甚至每一次王朝中興（包括清朝“同治中興”），都是當時生產力條件下“經濟潛力”發揮最充分的時期，甚至其GDP都遠遠領先全世界，即使如大宋各種創新（文官科層制度、膠泥活字印刷術、紡織機、猛火油即石油、螺旋槳、風磨等，陳寅恪讚嘆“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世界第一，如元、明、清鼎盛時期建立起了所謂萬邦來朝的中國特色“朝貢體系”，結果又怎麼樣呢？

用馬克思主義分析一下，就不難發現，歷史上中國每一次經濟潛力的極致發展，都重複了“龐大上層建築與超負荷經濟基礎基本矛盾”不可調和的情勢下，遭遇新一輪“兩極分化周期”“批孔尊孔周期”“黃炎培周期”疊加效應，而陷入又一次“制度-文化-人性”的治亂（惡性）循環。放在今天全球歷史大格局中觀察，這種可能的治亂循環，又遇到如下四大張力：

1、三大極限：化石能源危機、核子生物武器及經貿對抗、信息爆炸和AI超限戰——出現全球性“增長的極限”、“對抗的極限”、“特權主體操控施惡的極限”。

2、五大衝突：地緣政治思維和權謀智慧過渡化導致——主權國別衝突、社會階層衝突、自然（城鄉）市農衝突、意識形態衝突、文明文化的衝突。

3、三重失靈：原子社會極化、統治集團公信力遭遇“商鞅（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貧民）陷阱”、“桑弘羊陷阱”與“塔西陀陷阱”——出現市場失靈、政府失靈、道德失靈“三重失靈”。

4、生態背負：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所欠下的歷史債務——自然（空氣水源土地毒化）、社會、家庭及人的身心靈健康成本的迭代積累，不是有沒有“經濟潛力”的問題，“經濟發展本身就是問題！”

以朱雲來“經濟潛力”觀視之，第三次思想解放，也可以概括為：中國經濟潛力呼喚新經濟學思維。

簡述共生經濟學（Symbionomics）

近三十年來，由信息和通信技術（ICT) 及各種智能技術、物聯網迅猛發展和世界貿易格局根本變化，引發的企業組織、管理方式的深刻變化，絕不簡單是傳統經濟學意義上的片面的“理性經濟人”分工、分權、分利追求市場占有率/力（往往引向零和博弈），以及市場占有方式——產品、品牌、標準、壟斷、績效——的改變，而是“零收費（相對於區塊）、零壁壘（營商環境八要素）、零歧視（相對於特權）”後，傳統經濟學理論的“理性經濟人”假設，不再適應價值鏈、供應鏈、產業鏈“三鏈生態圈”發展趨勢。

我們很容易發現，任何市場主體（subject），都有追求方向感、安全感、幸福感的體驗性效能，而不再是單純追求利潤最大化，其行為方式都同時具有開放賦能（Open empowerment）的政治自組織人、經濟自組織人、文化自組織人三位一體全人稱（你我他）共襄生長的特徵。我們將這種開放賦能的三位一體全人稱市場主體，稱之為“仨自組織人”（Three Self-Organization Person）。

更重要的是，不同市場主體的“仨自組織人”之間，呈現出的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關係，超越了，甚至消除了傳統的主客體（Subject and object）關係。因而，所有“仨自組織人”從組織內到組織外，都彼此互為主體。而且，互為主體的“仨自組織人”，能夠實現系統中任何一方主體都無法單獨實現“方向感、安全感、幸福感”三感統一，且可體驗的高效能、高質量發展。於是，一種全新的組織邏輯——共生邏輯——生成了一種整體高效高質的市場綜合有機體——共生體（Symbiont）組織。共生體組織，也叫共生型組織，是相對於同質化、排他性的共同體（Community）組織而言的新型社會組織形態。

於是，更加令人激動的大事件將會發生——由仨自組織人形成的共生體這一組織形態、組織方式的根本性的改變，帶來了人類超越同質化競爭的競爭方式的改變——競爭與合作的共襄生長。

競爭方式的改變，會激發作為“仨自組織人”個體和群體的上進心和創造力，使之超越自我，開發潛能，激發學習熱情，提高工作效率，取長補短，共襄成長。所以，這樣的競爭並不排除合作，尤其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中有他”的價值鏈、供應鏈、產業鏈“三鏈生態圈”中，由於資源共享、利潤共贏，且“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從而“打破了組織傳統競爭模式體現出的單向線性思維，是一個雙向或者多向的思維模式，使得有機系統中的組織個體可以開展基於自身優勢、並為成員貢獻價值、融合共生夥伴資源的網狀發展”，所以，共生體組織，真正實現了競爭與合作的不可分割，競爭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競爭，在合作中集聚力量、啟發思維、開闊視野、激發創作性，並能培養同情心、利他心和奉獻精神。

哲學家休謨說“高尚的競爭是一切卓越才能的源泉。”我們將“三鏈生態圈”中這種高尚的競爭，稱之為“競合共生”（Symbiosism of co-opetition）。

競合共生經濟的出現，表明個體與個體、群體與群體、官與民、國家與國家（如中國和美國）領導人“協調各自利益，破解衝突的能力”的增強，使得人類走出“文明衝突”的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1927-2008）陷阱，成為可能。

鑑於人類現行經濟形態，總體上可以歸結為“市場經濟”和“政府經濟”兩極，由於各種原因（觀念的、技術的、資本的、貿易格局的），過去一個世紀以來陷入“市場自由與政府規劃二元對立世紀鐘擺”困境——那麼，如何走出這種供需關係上“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周期性混亂？成為困擾各國政府和企業的現實難題。

我們認為，“三大自組織力與外平衡力”競合共生，還將促進一國或一地區經濟從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1920-2015）揭示的制度變遷中產生的“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和僵化的制度鎖定（Lock in）危機困境中走出來。

我們發現，由於跨國公司管理世界級的產品的組織、管理方式的變化，不僅呈現出“三鏈趨勢”，並由此引出了世界貿易新格局中的一個新的國際貿易規則制度“三零規則”的變化，而且，這一企業組織、管理方式的深刻變化，還昭示着全球經濟形態，正在發生革命性的變化——一個企業，只要能提供某種有特色（專利）產品和服務，並符合某種標準，再小再微再精，也能成為不可或缺各具優勢的經濟主體，在全球經濟價值鏈、供應鏈、產業鏈生態圈中找到自己位置，並且不管“姓社姓資”、“孰公孰私”（“姓國姓民”），一律涵蓋在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或一國之內或可稍加變動為零收費、零壁壘、零歧視的“三零規則”適用之中，因而本質上呈現出“共生經濟”（Symbioeconomy）——社區經濟、市場經濟、政府經濟相互作用共襄生長——特徵。

於是，傳統產權理論，尤其是公有制、私有制的產權理論，及其政策實踐，不再適用作為國民經濟生產生活生態活動的規範，而由仨自組織人展開的綜合“人權、事權、物權”三位一體的共生權範式（Paradigm of Symbiorights）思想，應運而生。

今後，那些拘泥於“公有制”“私有制”“國企”“民企”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應當改變。因為，不管是“社會的資本化”，還是“資本的社會化”，都不得挑戰“以國民事權為核心”的人權、事權、物權三權合一的“共生權”(Symbiorights)這一倫理（幸福）底線。

那麼，讓生產回歸生活的小微企業——休養生息最惠化的社區經濟形態，再不是被消滅被歧視的“小生產的汪洋大海”，而是謀求利潤最大化的市場經濟形態和公共物品最優化的政府經濟形態“航空母艦編隊”的托底性經濟形態，重新登上歷史舞台。

社區經濟、市場經濟、政府經濟三大經濟形態相互作用共襄生長，使得所屬不同企業組織、管理方式價值鏈的個性普惠化、供應鏈的深耕精細化、產業鏈的標準一體化，構成一國、一地區，乃至國際經濟社會、全球經濟體“三鏈生態圈”中所有個體和群體（仨自組織人）組織追求的價值目標側重點，不在於某個項目某個組織的利潤回報，而是整個體系的核心競合共生率的共同提升，最後不僅仍然有更好看的財務報表反映，而且整個業態呈現出低能耗、高能效的生機盎然景象。這一改變，顯然遠遠超出了現行偏重解決GDP增長的經濟學——新老政治經濟學、新老自由主義經濟學、新老結構主義經濟學——範疇，而迫使其各自進行革故鼎新。

於是，基於共生權範式（Paradigm of Symbiorights）的共生經濟學（Symbioeconomics），應運而生。

共生經濟學認為，即便從投資、消費、政府開支和淨出口的“四駕馬車”數據，來分析經濟結構的變化，也需要改變“單純經濟學思維方式”，讓生產回歸生活，不管技術革命如何翻新，人類也要永遠葆有對於“社會生活方式再選擇”的共生權。

即使把整個中國比作一個“中國集團有限公司”，要了解這個集團公司指代的經濟社會狀況的年度“資產負債表”，至少需要由“自然資產（資源）負債表”“社會資產（資源）負債表”“家庭資產（資源）負債表”“企業資產（資源）負債表”和“政府資產（資源）負債表”等五大資產（資源）負債表構成，僅僅將全國所有經濟活動單位（企業與政府）合併（採信）為一個“中國資產負債表”，是遠遠不夠的。

要建立涵蓋五個方面內容的資產（資源）負債表，還必須突破現行以資本（資產）增值/減值為基準的GDP價值參量體系，進入以資源（能源）能效/能耗為基準的GDE價值參量體系。同時其統計計算方法，也不只是加法思維，而應當用乘法思維（參看錢宏《時代呼喚中國經濟學——將共生法則引入經濟學基礎，建構全生態社會經濟體系的嘗試》，《中國全面改革的關鍵：創建以民生質量為核心的GDE評價體系》，收入《中國：共生崛起》P177-206，知識產權出版社，2012.5）。

如此一來，朱雲來先生創造性地提出的“中國資產負債表”，更準確地說，應當叫“中國資源（資產）負債表”。

為此，共生經濟學將基於共生權範式，制訂一個超越GDP價值參量（含綠色GDP）及其全要素生產率（TFP）正/負指標，更能反映一國或地區經濟發展質量狀況的價值參量，即GDE（Gross Domestic Energy-conversion）價值評價標準（錢 宏、楊知源、周 振：《GDP小史與共生經濟體範式三大要素》，刊國務院發三中心《經濟要參》2013年第4期）。

誰付經濟潛力的耐心和時間成本？

按朱雲來先生的計算，經過二十多年的高增長，我們的經濟潛力到2008年前，已經達到了峰頂峰值，那麼，以我們現行“權力階層利益分配方式”（所研究有五個層級）衡量考察一下，不難發現：二十多年經濟潛力發展，起碼需要耗費兩代人青春的耐心和時間，主要獲益者顯然是權力金字塔頂端，及各層級離權力中心最近的人，而不是遠離頂端和中心的人們！

誠然，在“經濟下行壓力”加上“創新不足”（“錢學森之問”依然難解）時，從樹立信心上看，朱雲來先生提出“我們的經濟長遠看潛力巨大，需要一點耐心和時間，所以希望大家能夠淡定、氣定神閒地進行系統調整，這樣未來國家會走得更好。”無疑是積極有為的態度。

但是，以我拙見，缺了從經濟潛力對於社會生活的意義上，予以價值評估這樣的採信前提，特別是不解決權力階層利益分配方式的系統結構之天花板問題，即使再讓兩代中國大陸公民付出二十年青春的時間和耐心，等到“下一波經濟潛力”大發展（如果有的話），其結果與今天相比，會有什麼不同的懸念嗎？恐怕大概率不可能！！

因為，中國現階段“畸形權控市場經濟結構”，決定了中國財稅制度、產權制度、分配製度、教育制度、醫療制度、社保養老制度，以及金融政策、產業政策、安保政策的“官本位”價值取向，偏好“制度性全面負債經營”（參看錢宏《如何走出“轉型中期陷阱”？》，刊《經濟要參》2018年9月19日出版），以致中國債務存量，長期以兩倍於GDP的增速擴張。

所以，以共生經濟學觀之，我們的經濟潛力大不大，遠不只是個投入與產出（結構與貢獻）、空間與邏輯、方法與效果、複製與創新、數量與質量、速度與制衡、宏觀與微觀比較、比例關係問題，甚至遠不只是公平與效率孰先後、供給與需求孰側輕重問題，以及中國在世界經濟格局價值鏈、供應鏈、產業鏈中的位置問題。

也就是說，等待經濟潛力的再次高質量又高增長釋放，遠不是等待“系統性恢復”問題，而是“系統性蛻變”問題。那麼，其所需“多一些耐心和時間”成本由誰承擔？從經濟社會生活上考量，即使中國和世界經濟潛力發展，是耐心和時間問題，還有必要多問點什麼，比如：誰的耐心和時間？是官的，還是民的？金字塔頂層社會的，還是底層社會的？人的身心靈健康、家庭養育承載力有沒有耐心？社會教育資源生產率、國家開放賦能承載力，有沒有耐心？地球生靈的生克反輔鏈、大自然運行的資源承載力，對人類有沒有耐心？

說一個例子，上海磁懸浮列車的建設和運營，無論從技術水平，還是經濟效率上看，都堪稱世界奇蹟。但是“高速”解決不了“高質”問題（電磁輻射、噪音、震動直接影響沿線居民生活與生態環境），後來，有關部門規劃從300公里經濟圈效率上考慮接着建一條“滬杭磁浮線”，首先是上海沿線居民，就再也沒有耐心了。承諾低電價的三峽水電站工程引發的地質災變、專供北京用水而改變沿途社會生態平衡的南水北調工程，都不是速度和工程本身的質量問題（不排除），而是自然資源、社會資源、人和身心靈健康資源承受力問題。

所以，值此經濟下行而社會生活尚有相當承受度之際，正是我們抓緊考慮：所謂經濟潛力指向什麼樣的價值目標問題的好機會！具體說，就是抓緊解決2003年胡溫上台伊始，當時本來已經取得共識的經濟結構、政府職能、跛足改革（又叫漸進式改革）問題，依然是今日中國需要徹底解決的問題！

結 語

今日中國，發展經濟的目標，不是“趕英超美”，去消滅鄉村生活，完成高城市化率，來超越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而是需要“依靠國民，重建社會；瘦身去瘤，培元固本；生態統領、共生為魂”新三大法寶，處理好內外關係——特別是對外經濟開放的同時，實行對內開放！

今日中國，必須考慮釋放經濟潛力，指向什麼樣的價值目標才有益於“社會生活方式再選擇”——“官生，民生，恊和生，是謂共生”，我們的價值目標是：建設一個通訊全開放、資源全自足、運載全覆蓋趨零邊際成本的共生社會。

因此，今日中國，將在華夏大地上普及一種人人“自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共生吉祥”的簡約、健康、高尚、富有尊嚴而可持續幸福的生活方式。

人類處於又一次歷史大變局前夜，亟需用共生價值觀為一切現行“硬道理”導航！

陽子哥2019年7月13日於遼東灣北海小城童心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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