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與消費：需求與產業縱向結構的均衡

—-經濟學重大議題的問與答之六

 問：“之五”的表1中第一層次要講的，是怎樣的消費結構才能實現效用最大化的均衡，而第二層次要講的，則是怎樣的消費總量，怎樣的投資與消費的比例結構，才是實現效用最大化的均衡，可以這樣理解嗎？

答：是的。

問：這個總量又怎樣使效用最大化呢？不是有怎樣的生產力就有怎樣的消費總量嗎？

答：在“之二”“之三”“之四”中，都論述過這個問題，我不想過多重複，不過還是想作一些簡單扼要的說明。如果我們想展開這方面的討論，不妨再次放上“之五”中的表1，以利於理解。

問：你要說的第一個要點是什麼呢？

答：我要說的是，消費總量是否均衡的問題，確確實實是這個總量能否使社會持續獲得效用最大化的問題。因為國民收入中存在一個消費總量與儲蓄→投資總量的比例結構，前者非均衡占比過小或過大，或消長對應的後者非均衡地占比過大或過小，最終都會使消費總量低於可能的最大值，並導致經濟的不均衡不穩定。

問：怎樣理解呢？

答：為簡化問題使它變得更易理解，我們還是用原始部落為例。假設有部落1和部落2兩個部落，都以鋤頭、鐮刀…為主要工具，兩部落在某經濟起點時的人口數量、結構以及技術、資源等要素都完全相同。不同的是此後部落1每年勞動力的增長率是1％，而部落2是2％。由於生產能力相同，所以部落2每年為新增勞動力而添加鋤頭等工具所用的勞動量，在其總勞動量中所占的比，都是部落1的2倍。這種添加工具所用勞動在總勞動量中占比的不同，亦是生產結構的不同，但這兩種不同的生產結構，分別對兩個部落來說，都是最合理，總量上最大可能滿足其生活的生產結構，用經濟學的語言來說，是均衡的。如果反過來，部落2用部落1的勞動量分配結構生產，部落1用部落2的勞動量分配結構來生產，結果又如何呢？結果是：部落2無法滿足新增勞動力對新添勞動工具的需要，導致勞動力閒置，生產力無法充分利用和生活水平下降，如果後面的討論用到這個例子時，簡稱其為“不均衡結構1”；而部落1會浪費部分勞動，去生產過多（剩）的鋤頭等工具並閒置起來，而沒有把這部分勞動直接用在生活用品的生產，把部落1的生活水平提升到最高可能的程度，我們簡稱此例為“不均衡結構2”。這兩種不均衡結構，都是部落無法實現效用最大化的結構。

問：這部落的生產結構跟我們今天的生產有何關係？差得太遠了，毫無實際意義。

答：毛澤東時代中國失衡的經濟結構，性質上就是“不均衡結構1”，在經濟非常落後的情況下，免強維持生存，甚至都達不到低消費水平的情況下，消費就已經在國民收入中占有過大的比例，投資嚴重不足。其他不說，僅此就足以使經濟遠低於潛在的水平，產能嚴重不足導致數以億計的顯、隱性閒置勞動力出現。中國改革開放後，經濟在高投資低消費非均衡的高速增長後，出現的產能過剩及與產能過剩大量閒置相關的高失業，實質上就是“不均衡結構2”的結果。今天生產規模的巨大和結構的複雜程度，與部落的生產相比確是一個天一個地，無法相比的，但有些實質性的關係是相同的。在部落經濟中，頭頭們經過商量就確定了要增加多少工具，也決定了部落能有多大的消費量。工具過多或不足，憑直覺就知道到了，因此結構失衡的規模及其損害總是有限的。毛時代的中國，其他不說，就結構而言，有誰感覺得到或論證過投資及產能的不足呢？在改革開放後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又有誰感覺得到或論證過投資、資本品、生產資料增長過快，而消費不足呢？當今社會生產中結構失衡規模如此巨大，要恢復經濟平衡所需的破壞力也必然是巨大的。

問：為什麼現代社會常常會生產出太多太多閒置的“鋤頭”，就是不把這白白浪費掉的勞動，最大可能用在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上呢？神經病嗎？

答：這裡有我要強調的第二個要點。假設上述部落的頭目，突然想把部落中的財富占為私有，你認為部落生產的什麼產品，能使他私有的財產不斷增大呢？當然是那些鋤頭、鐮刀…和房子，而不是部落成員天天在消費的食物和用品。同樣的道理，今天人們投資的目的是財富的增值，什麼產品的增長能承載他們財富的增值呢？從產品的宏觀結構來看，當然不是那些日常生活用品的增長，只有那些有形無形的資本品，礦產、鋼鐵、機器、廠房、辦公樓、技術、品牌…，還有投資性質的房地產。只有當產能不足，即這些資本品相對於勞動人口不足，且失業嚴重，出現“不均衡結構1”時，資本才有可能不均衡地高速增長。資本品不正常地高速增長，又必須有不正常的失業者的高速投入去匹配，才使不正常的經濟高速增長，表面看來就跟正常的經濟增長一模一樣。中國改革開放後，毛澤東時代的“不均衡結構1”迅速向“不均衡結構2”轉變，只有當失業人口消失，勞動人口自然增長無法支撐資本品非正常的高速增長時，“不均衡結構2”的後果才突然顯現，出現產能過剩，投資萎縮，跟着就是投資萎縮後的失業率高企。當然，這種結構失衡離不開社會制度的因素，我在許多文章中都討論過這個問題，這裡就不說了。

問：你解釋了為什麼現代社會神經病式地反反覆覆要生產過多的“鋤頭”，反覆出現產能過剩的原因，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它的另一面必然是消費過低，這又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答：我在“之二”、“之三”、“之四”都說過這個問題，原因就在於收入分配不公。收入主要就是投資利潤和工作薪酬這兩種，它們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此消彼長。過低的薪酬收入和低福利，首先就壓低了絕大多數居民的消費力，而過高的社會平均利潤率和高利息，又激化了人們包括工薪收入者的儲蓄傾向和投資欲望，全民壓抑消費去增加投資。那什麼才是公平的收入分配呢？公平的收入分配，本質上是一種投資與消費的價格信號，引導着居民收入的投資傾向和消費傾向。這個信號的公平性，就是要告許人們，用於經濟均衡發展的新增投資品是社會的必要，這個社會必需要的量是一定的；不僅如此，投入產出分析法已無可爭議地說明，它是每期生產的最終產品中一個不用於消費的部分，直到永遠；因此，滿足這個需要是每一個社會成員應盡的義務，從他們每期的勞動收入中抽出，直到永遠，否則將無法滿足這個需求。多收入的（資本家等）要多付出多儲蓄多投資，少收入的少付出少儲蓄，甚至零或負儲蓄，匯總以滿足這個需要（詳見“之四”）。公平的收入分配，利潤和工薪的合理占比，是用一種利益機制向社會發出正確的信號，儲蓄和投資這樣多就好了，剛好滿足勞動人口和技術進步對資本品積累的需要。太多會出現資本品的閒置和浪費，當然也是勞動力的浪費；太少則導致勞動力的閒置和浪費。這就是收入分配公平的本意，它與經濟的均衡和社會獲效用最大化是三位一體的。由於近現代大多數社會經濟體制下的收入分配不公，是偏向利潤收入的，中國改革開放後的這種偏向相對於資本主義社會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才導致人們高投資底消費的傾向更嚴重，加上我對上一問的回覆，就簡要地回答了為什麼現代社會常常會生產出太多太多閒置的“鋤頭”，太多太多過剩的鋼鐵、廠房、機器…，就是不把這白白浪費掉的勞動，最大可能用在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上的問題。

問：關於第二層次結構均衡和效用最大化，你還有其他要強調的內容嗎？

答：我想用圖1來說明最後要強調的要點。圖中用AB線表示經濟實現持續充分就業的增長，亦是經濟的均衡增長

錢，社會能從總量上獲效用最大化的增長線。但經濟完全實現這一增長的可能性近於零，由於失衡，實際的經濟總是反覆或持續跌落到這條增長線之下。C是均衡增長線AB之下的一個點，處於就業不充分狀態，並假設產能處不足狀態(我們說過，產能不足和大量失業，是經濟超均衡高速增長的兩個必要條件)。由於勞動力可任意供給，以C為起點，經濟可能有許多完全不同的增長，圖1中畫出CD、CB、CE、CF幾種增長狀態，其中每一條增長曲線的背後，都有一個獨特的與增長速度相關的結構體系，這些體系是互不相容的。CF、CE是中國毛時代、北朝鮮、委內瑞拉…的狀態；CD是中國改革開放時期，或經濟周期中繁榮期的狀態。圖1中除了罕見的經濟均衡增長AB和平穩銜接均衡增長的CB外，其他的經濟增長都是常見的。面對這些不同的經濟增長，包括經濟學家在內，人們普遍都是就事論事，經濟走到那說到那。例如中國改革開放後經濟處在高速增長的H點時，全世界都為之高唱讚歌，投以羨慕的眼光，紛紛追加投資擴大產能；當經濟高速衝擊D點，開始出現“民工荒”時，才驚呼產能的過剩和勞工的不足；當今天經濟處於不斷下行的G點時，又開始討論金融、房地產、債務、消費需求、投資需求、貿易保護、流動性、泡沫經濟、資本外流、失業、返貧等等大量明顯展現出來的問題，提出種種根本無法實現的急救方案。沒有人去認識，去揭示中國經濟從H到D再到G，是一個前因後果的完整過程。要實現均衡的AB增長，所需要的收入分配關係，儲蓄、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從產業鏈最上游到終端消費的縱向需求、產業和供給結構，以及資金、資源和勞動力配置結構，所有這整個縱向結構體系，與背後推動經濟沿CD非均衡高速增長的那個縱向結構體系，是完全不同的兩個縱向結構體系。當中國改革開放後經濟處於圖1中的H…點，人們為經濟的高速增長而歡呼雀躍時，有誰會認為，這速度本身就是問題，它對應着一整個失衡的結構體系呢？當經濟以這樣一種非均衡均的高速增一直衝到D點時，經濟已無法繼續以這樣的速度超越AB線，失業人口消失後的勞動人口自然增長與技術進步，約束了經濟增長的速度。但經濟也無法沿着AB均衡地增長，因為經濟沿CD所形成的整個結構體系，與經濟沿AB增長所要求的結構體系是不相容的。縱向結構的調整，絕不象橫向產業結構的調整那麼簡單。圓珠筆等商品供過於求了，衣服等商品供不應求，市場通過前者的價格下調，後者的價格上升，就趨於平衡了。但資本品、生產資料、產能超過經濟均衡增長的需要，而消費品總量低於社會能獲效用最大化的量（或情況相反）時，要恢復均衡，就不是價格比值調整就可以實現的了。因為當去產能過剩並減投資時，你是無法增大消費的，而是消費必然跟隨投資一起下降，反過來，消費下降又進一步拉低投資，這裡不會有衣服與原珠筆那種一升一降的調整。在D點之後對失衡的整個縱向結構體系的調整，必然是破壞性的。縱向結構的這一特點，使高速撞在AB上的經濟被硬生生反彈向G點，這就是中國目前的處境。

問：投資萎縮的結果，必然是失業增加消費萎縮，不明白的是，目前中國有那麼多失業者，為什麼就不能象C點、H點的失業者那樣推着經濟高速增長呢？

答：中國經濟增長到D點時，已充分顯現從C點到D點的高速增長中，已積累性結構性地生產出太多無用的，超過勞動人口自然增長和技術進步所需要的資本品和產能，就必須用一段長時間才能消除過剩的產能。C點、H點時的高失業與G點時的高失業是完全不同的，一個面對產能不足，一個面對產能過剩。當年數以億計隱性失業的農民兩手空空陸續進城，要添加多少資本品才能滿足他們參與非農生產的需要，這就是投資及其所獲財富能高速增長的條件。再看看今天的鋼鐵、水泥、機械、廠房、寫字樓，還有過度投資吹起的房地產泡沫，中國在G面對如此嚴重的產能過剩，誰能告訴我其中還有哪一個項目能高速增長，來承載投資所獲財富的高速增長呢？沒有，就必然減產，減投資，增失業。這就是在D點不會有高投資、經濟高增長和失業率必然攀升的原因。

問：資本品生產過剩，而消費品生產不足，這是結構性失衡，發多點貨幣給老百姓去消費，再讓有錢人投資去生產更多消費品，不就解決問題了嗎？

答：從局部的、個別投資者的情況來看，投資於消費品的生產是能賺錢，獲財富增值的。但從全局、宏觀的角度來看，消費是無法使投資者實現資本或財富高速積累的，因此派發貨幣增促消費對投資增長的作用非常有限。加上無論是資本品還是消費品，生產所需的產能都已全面過剩，製衣廠的廠房、機器、布匹…都已過剩，你還要投資新建製衣的廠房、購買機器和布匹嗎？但又只有這些資本品保持原速繼續高速增長，才能適應已經形成的縱向結構體系。這就是非均衡高速增長的結構體系與均衡增長的結構體系，在D點的硬碰硬，和隨後對失衡結構進行破壞的調整，即經濟危機。

問：你前面說：“沒有人去認識，去揭示中國經濟從H到D再到G，是一個前因後果的完整過程。”也包括你在內嗎？

答：這是對別人都沒有認識到問題的實質而感到失望時常用的表達方式。直到今天，當中國經濟陷入危機時，人們還念念不忘十多年前經濟的高速增長，以及消費雖增長緩慢但仍是穩步提高的日子。你看到有人指出,今天的危機正是當年高投資低消費經濟高速增長的後果嗎？早在2003年我發表的專著中，就從表1那四個層次經濟均衡的原理出發，在分析了中國經濟非均衡的高速增長後指出：“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雖然還會特續一個較長時期，但遲早也會結束的。…在它接近均衡增長的過程中，必須控制好經濟增長的速度。…使經濟真正能與均衡增長相銜接而不是相碰撞（該文有用到近於本文圖1中經濟沿CB增長的模型來說明）。這也是最有利於提高我國人民生活水平的經濟增長。”在2007年4月召開的“第九屆全國政治經濟學研討會”上，我的宣講論文《經濟均衡的理論與中國經濟增長的實際》中又寫道：“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沿着圖3中的AB（本文圖1中是CD）方向直線甚至加速沖向作為經濟增長上限的EF（本文圖1中是AB）,與此同時,過剩勞動力也在逐漸減少，加上人口老化問題的突顯，如果不改變目前的態勢,10～20年內,中國經濟就會高速撞向以勞動人口自然增長為約束條件之一的均衡增長線上。‘硬着陸’的結果當然是經濟的巨大破壞和損失。但目前我們還有機會選擇‘軟着陸’的方式去銜接經濟的均衡增長，如圖3中的AF（本文圖1中是CB）曲線那樣。”（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論文集《政治經濟學研究報告9：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中的《經濟均衡的理論與中國經濟增長的實際》一文，第259頁。）方法是壓低投資，增大消費，以控制經濟增速。此後我在許多論文中都談到這個問題，但人微言輕，沒有人相信我的意見。相反，2008危機後，在中國已經嚴重過度投資的情況下，用4萬億投資“救市”，去完成經濟撞向潛在增長上限的最後衝擊，結果就是中國的今天。

問：要用多長時間，中國經濟才會復甦呢？

答：經濟體的規模越大，偏離均衡、偏離效用最大化的程度越大，對經濟的破壞力就越大，經濟從下滑到復甦，向均衡位回歸所需的時間就越長。圖2是描述經濟縱向結構失衡的模型。圖中的AB是經濟均衡增長的曲線；AB與EF之間的部分是GDP中資本品產出的部分，是剛好滿足持續充分就業勞動人口自然增長，實現經濟均衡增長所需的部分；EF是消費品實現最大可能的增長線，社會從GDP中能獲效用最大化的曲線。實際的社會消費總量偏離最大化，低於EF，無論偏離多少，經濟都處在失衡狀態，不同的只是失衡程度及其造成破壞力的大小。中國改革開放後，經濟沿CD以遠高於AB的速度增長。速度的背後就是結構，沒有

遠高於均衡的高投資，遠低於均衡的低消費，就不會有遠高,中國均衡的經濟高速增長，這已不需要再次去論證。因此，這種超高速增長本身就是問題，並不值得慶興。由於中國改革開放後，實行的是一種官商勾結，能最強有力壓迫普通勞動者的體制，收入分配是世界上最不公的國家之一，導致GDP中的消費傾向非常低，最終消費率不斷下滑至百分之五十幾，而多數國家都在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當經濟高速衝到D時，中國的消費總量IT遠低於最大化的消費總量GT，是世界上偏離均衡最嚴重的狀態之一，這是問題的一方面。另方面，資本品的產出DI遠超過勞動人口自然增所需要資本品增量DG，導致產能過剩。但這還不是最重要的，它只是資本品積累的一個增量，重要的是資本品的存量及其結構。在CDIH內所積累起來的資本品的上下游縱向結構，及相應的整個結構體系，正是當期產出的投資品DI與消費品IT比例不均衡的結構。這是一個慣性力極強的結構體系，特別在既定收入分配結構下，是絕不可能將消費品的產出在短時間內提升到均衡水平的GT，將資本品產出壓縮到均衡水平的DG，它只適應經濟沿着一條不可能實現的CD的延長線，繼續高速增長，這才是要害。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前三十多年，經濟的超高速增長，主要實現在以億計的農民工進城必須配備的資本品、生產資料的增長上，所形成的縱向經濟結構，要求繼續維持有數億計的農民工空降於非農產業，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於是它與均衡增長所要求的結構體系發生嚴重的衝突。上世紀90年代後，日本經過30年的失落期，經濟才從停滯中恢復過來，其原因也是這種偏離效用最大化的失衡。而中國經濟的失衡，無論在規模和偏離均衡的程度上，都遠超當年的日本，經濟走到復甦所需的時間，應比日本的失落期更長。如果習近平要把中國拉回毛澤東時代的經濟，那個沒有投資積極性和技術創新欲的經濟，經濟只會離潛在的、均衡的增長線AB越來越遠，如圖2中的JK那樣，經濟復甦就更是遙遙無期了。

問：怎樣才能使失業嚴重、產能不足的落後經濟體，追上並平穩對接均衡的經濟增長AB呢？

答：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認為，本期的兩大部類生產結構如何，就確定了下期、再下期的兩大部類結構及經濟增長的速度，這是錯誤的。市場經濟的縱向結構，是一個可調的結構。但這結構的調整是無法急調的，就象汽車急轉彎一定會翻車一樣。一個要追上均衡增長的經濟，從追趕的初期到後期，增長速度從高速逐漸降到與均衡增長持平，是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來完成的。如圖1中的CB增長那樣，當經濟到達B點時，不僅增長速度與均衡增長銜接了，其速度背後的結構也與均衡增長銜接了。雖然我們很難精準地做到銜接，但只要我們按此思路去操作，逐漸增大消費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更接近於銜接是可以做到的，這就是軟着陸。事實上二十年前，我曾將含有此思路的專著寄給時任總理溫家寶，希望他注意到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和均衡的問題。也許書根本寄不到他手裡，也許他收到也不會看，也許他不同意我們觀點，但那數萬億財政投資後，中國經濟的硬着陸已成事實。

問：不同意你的觀點，近十年來，我國經濟不是在逐漸減速嗎，按你的說法，縱向經濟結構不是應該轉向均衡了嗎？你怎樣解釋？

答：我在“經濟學重大議題的問與答之二”中，在回答“勞動力已從過剩轉為不足，為什房地產投資還能高速增長，很多國家在這個階段，吹起的主要泡沫總是房地產，這與你的理論不是相矛盾嗎？”這一問題時，實際上已解答了你的疑問。我不想重複，只是強調，當實體經濟高速衝到圖2中的拐點D，資本在耗費大量勞力的實體經濟難以找到投資出路時，許多國家都一樣出現了一個虛擬的勞力消耗增量不多的泡沫經濟。它絕非是高投資低消費經濟向消費的轉型，而是非均衡高投資低消費經濟的最後階段，日本曾經如此，中國近十年來也如此。大量過剩資本湧入泡沫經濟找尋出路的過程，也是資本投資要最後抽乾消費資金的過程，它沒有改變既成的縱向結構，而是經濟處於拐的過程中。用種種政策人為延長這一過程，使泡沫越吹越大，只會把消費資金抽得越乾淨，甚至用債務抽走了很多人未來幾十年的消費能力。一但吹入泡沫的資金無以為繼，泡沫破裂後，其中巨大的虛幻價值煙消雲散，退潮後的裸泳者原形畢露。經這一階段，資金、財富向更少的人手裡集中，更多的人變得更窮，一朝回到毛時代（不是解放前）。這種不公平使有錢的難以投資，投資萎縮後的失業使窮人更窮，窮人更窮消費萎縮，又使有錢的更難投資，如此循環，這就是今天我們在中國看到的現實。縱向經濟結構從非均衡生長的階段，拐向該結構被破壞的階段時，經濟增長速度與縱向結構在前一階段一一對應的關係，在後一階段是不存在的。

附：我在《經濟學重大議題的問與答（之二）》中加了一個附件《怎樣用失業率走勢圖進行投資》，內容與本文的關係也非常密切，可供參考。近來形勢已有新的發展，稍加評論，再附本文之後。

《怎樣用失業率走勢圖進行投資》原文：“下圖（參考資料見正文圖3）是美國投資、消費增速和失業的

走勢圖，…觀察其失業率走勢圖。我們設想2023年後失業率的三種走勢，用虛線1、2、3表示。（一）如果天上有足夠的勞動者不斷掉下來投入生產，那麼失業率就可以穿過0失業率線繼續下沖，如虛線1，經濟繼續高速增長，並與之前經濟高速增長所形成的縱向生產結構所要求的一至了，但這是不可能的。（二）失業率在充分就業區內平穩向前運行，如虛線２，這是最理想的均衡增長，但自2010年以來積累性形成的經濟縱向結構，與它要求的縱向結構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實現２的可能性幾乎為零。（三）那麼失業率曲線走勢的唯一可能，就是虛線３了。看看失業率曲線百多年的走勢，當它直衝向充分就業區後，無一例外都如３一樣反彈，失業率上漲，投資委縮，經濟增長下滑，對失衡的經濟進行修正。用這條失業率曲線來預判經濟波動走勢，比任何投資技術指數都更可靠，因為它不是經驗的總結，而是有堅實的理論為基礎：失業率高速下降衝到充分就業區時，與充分就業必有嚴重的結構衝突。目前美國的就業率已衝到如此低位，我想，精明的投資就知道該如何操作，他們比我不知聰明多少了。”

如果我們把圖中失業率曲線因新冠病疫情期間不正常波動的部分略去，用虛線將雙谷底連接起來，就會看到疫情前後的失業率，應處在一個完美波谷區，谷區前是一個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最長的失業率下行區間，且創了新低。曲線可見，70多年來，失業率的這類下行，沒一次不引起反彈的。失業率反彈，就意味着經濟衰退，美聯儲最近調降利率，正是失業率大幅反彈前的徵兆。許多非常有影向力的政經評論家，例如蕭若元、吳嘉隆等，他們對美國降息後經濟走勢的判斷是錯誤的。我在上文中指出，美國失業率在新冠疫情前後跌入谷低後的走勢，唯一可能就是虛線3的失業率反彈，經濟衰退。但他們則選擇虛線2，甚至完全不可能的虛線1，經濟平穩甚至高增長。他們認識不到，美國自2010年以來，推動失業率快速下降，經濟高增長的那個失衡的結構體系並沒有改變，它與虛線2所要求的結構體系是不相容的，只適應天上繼續有大量失業人口掉下來，繼續以之前失業率下降時的速度投入勞動力進行的生產，因此虛線1和2都是不可能實現的。美國經濟縱向結構失衡的程度當然沒有中國的嚴重，失業率反彈和經濟衰退也會輕很多，但仍是必然的。我與大多數政經評論家不同的是，他們多從現象、經驗和數字統計出發作出判斷，我則試圖從基礎理論出發作出判斷。目前美國失業率上升的勢頭，似乎正在證實我的理論和判斷（見下圖），如不出意外，今後一兩年內就是美國勞動失業率快速上升，經濟下滑的時段，我會繼續關注。當然，讀者也不必在意我的觀點，就看看它是否成真吧。

美國2010年以來的失業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