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從貨幣流通速度看通貨膨脹及對我國的啟示”一文的不同觀點

——與吳丹研究員和梁曼恬商榷

吳丹研究員和梁曼恬在“從貨幣流通速度看通貨膨脹及對我國的啟示”[https://www.sohu.com/a/709586515_522914]一文中，一改學界過去常把貨幣流通速度，看作一個基本不變的量來處理，忽視它的作用的錯誤，無疑是一個進步。但對文中的幾個觀點，我有不同的看法。

一，文章作者定義“廣義貨幣流通速度V=GDP/M2”，但沒有說明，是否還有較狹義或更廣義的貨幣流通速度，如V0=GDP/M0、V1=GDP/M1或V3=GDP/M3…。如果說沒有，那為什麼是M2？而不是其他。如果說有，那麼理論就出大錯了。我們隨意用阿根廷的貨幣數據為例進行分析，其2017年的M1、M2、M3分別為（PPP）：1243333．674、2151280．144和3105535．100，而GDP既定。

                   M3＝M2＋954254．956        

                   GDP＝M2V2＝M3V3

從 M3和M2的定義可知，M2就是M3的 一個組成部分，而M2部分的流通速度V2是已經確定的，所以M2V2也是確定的，因此M3的另一部分954254．956就必須存在一個流通速度Vx，使

                   GDP＝M3V3                        

                       ＝M2V2＋954254．956Vx

                       ＝GDP＋954254．956Vx

成立，也就是說，M3中954254．956 這部分貨幣的流通速度Vx必須是零。涉及M1、M2的研究，結果也一樣，如果M1V1＝M2V2＝GDP，M2－M1＝907946．470這部分貨幣的流通速度也必須等於零，這完全不符合狹義廣義貨幣理論的邏輯。除非你主張，GDP和貨幣流通速度一樣，也有廣義、狹義的許多種這種荒謬的定義。由此可見，在堅持廣義狹義貨幣定義的前提下，貨幣流通速度是一個理論禁區。要研究貨幣流通速度，就必須拋棄舊的貨幣定義。而我是把貨幣定義為真實的貨幣和影子貨幣兩種，真實貨幣的數量是唯一的。V=GDP/M真中的真實貨幣數量M真不包括影子貨幣，所以M真、V和GDP都是唯一的。只有這種正確的貨幣定義，才能研究貨幣流通速度。讀者可參閱我對此有令人信服說明的“經濟學重大議題的問與答”一文（https://blog.creaders.net/u/32271/202303/458870.html ）。

二，文中，認為貨幣流通速度整體處於下降趨勢，並分析了產生的原因。我無意對作者的判斷作出評論，因為在我看來，重要的不是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化趨勢，而是貨幣流通速度的不穩定性，主要表現為兩種狀態：一是貨幣流通速度加速減慢，二是貨幣流通減慢的速度走弱甚至流通速度加快的狀態。凱恩斯把國民收入分為兩股：一股是消費，另一股是儲蓄→投資。當失業率高和產能不足這兩個滿足結構失衡高增長的必要條件存在，收入分配偏向於投資利潤時，投資高增長，儲蓄的資金供給不能滿足投資對資金的需求，這是經濟繁榮期通貨膨脹的主因，形成深藏着高投資低消費結構失衡的經濟高速增長。當經濟到達繁榮的頂點，失業人口消失時，結構失衡的高速增長不可持續。經短暫的勞動力不足後，失業率高和產能不足，這兩個條件迅速消失，顯現出產能過剩，高投資的可能性消失，儲蓄供不應投資需求的狀況，也迅速轉變為儲蓄的資金嚴重供過於投資需求，這才是貨幣流通速度波動性加速減慢的根本。加上投資萎縮引發的失業，一種與產能過剩相伴而無法推動經濟的失業，導致消費與投資同時萎縮，進一步加速貨幣流通速度減慢。以上分析說明，導致貨幣流通速度不穩的主要環節，在於資金供給的儲蓄與資金需求的投資的不平衡，而這供求不平衡不斷波動背後的根原因，是經濟結構的失衡。市場供求關係及背後的結構運動決定貨幣流通速度，或者反過來說，貨幣流通速度要反映市場的供求關係和經濟結構的運動，它比主要由行政當局決定的貨幣數量的作用重要得多。當產能過剩導致投資萎縮時，當局可以投放更多的貨幣，但抵擋不住反映市場的貨幣流通速度加速下降的反作用，無論貨幣投入有限時的通貨緊縮，還是投放過度引發的通貨膨脹，貨幣流通速度都會下降到使投資不足仍然投資不足的程度，這才是貨幣流通速度要做的事情。讀者可參閱我的論文“經濟縱向結構失衡的問題”（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NDcwOTQ3）。 

三，文章認為：“貨幣流通速度出現上升或快速下降兩種情況時，一經濟體發生通貨膨脹的風險概率會增加。”這是不對的。當經濟進入繁榮的高速增長期，貨幣的發行量通常是被壓制，以控制通貨膨脹、物價高漲，因此這個時期的通貨膨脹與貨幣發行量的關係不大。正如上述，這時的通貨膨脹，主要是供求關係導致貨幣流通速度加快所引起的，在P＝MV／Y中，商品量Y一定，貨幣數量M被壓制，主要是貨幣流通速度V的加快，推動了商品平均價格P的升高，也使用物價P計算的實現後的GDP的名義價值上升。但在經濟蕭條前期，人們減少（慢）投資、減少（慢）消費，導致貨幣流通速度減慢時，很可能是導致通貨緊縮。中國目前的情況就是如此，習近平不是說：“通縮有什麼不好？難道大家不喜歡物價更便宜嗎？”。只是到了蕭條的後期為化解危機，當局通常會加大賃幣投放量，超過一定量才引發通貨膨脹，但這也和貨幣流通速度減速無關。可見，“貨幣流通速度出現上升或快速下降”，並非都是“經濟體發生通貨膨脹的風險概率會增加”的原因。在P＝MV／Y關係中，商品量Y一定，蕭條期貨幣數量M的供給是寬鬆的，只有貨幣流通速度V的減慢，才可能導致商品平均價格P下跌的通縮。V的減慢總反映着結構失衡必然發生的供求不平衡，商品產出量Y的過剩，實現的GDP增長率下滑，而無論同時發生的是通縮或通脹，習近平是看不到這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