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不平衡的根本在於收入分配不公

川普以關稅對等為名的關稅大戰開打後，幾十個國家馬上作出願與美國談判解決公平貿易的問題。越南更是提出願與美國實現對等零關稅。美國發起的關稅大戰就是關稅對等這麼簡單嗎？當然不是。當越南以過度的低勞動成本，以不公平的國內收入分配與美國進行零關稅貿易，美國就會接受嗎？能實現貨易平衡嗎？當然不會。美國開啟關稅大戰，在經濟上的真正目的，是實現貿易平衡，特別針對那些貨易順差大國，而無論它是盟國還是敵國。但關稅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貿易失衡的問題，美國應該以關稅為壓力，通過談判逼迫貿易順差國的收入分配關係趨於公平，標本兼治直至貿易平衡。

公平的國際貿易，就是進出口基本平衡的貿易。

我們所說的進出口基本平衡的貿易，並非單指一國對一國的貿易平衡。由於貿易互補關係的特殊性，一國對一國可能順差，但對另一國又可能逆差，如果其對外所有的順差與逆差相抵後趨於零，該國對國際的貿易就應該是平衡的，公平的。如果所有國家都努力做到這點，那麼整個國際的貿易平衡就得到實現。中國的年順差總額是9000多億，美國的年逆差也是9000多億，但這並非是中國直接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額，只是中國對其他國家的順差與其他國家對美國的順差近於相等，近於把其他國家的對美國的順差清零，其效果就相當於美國的逆差全部歸於中國的順差，中間的劣幣被更劣幣所淘汰。由此可見，貿易平衡的要求是一國對外的貿易差總額趨零。貿易平衡也非指絕對平衡，由於各國對國際貨幣適量儲備的必要，適量順差是允許的。

貿易平衡，對所有國家的居民和所有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最有利的貿易關係。

在小商品經濟中，一個家庭生產並在市場出售產品，所得收入當然能從市場購回同等價值的商品，來回報家庭成員的付出。在價格由市場調節的前提下，這就是小商品經濟中所有家庭都能獲益的公平的商品交易。這個家庭的一家之主本可以從收入中公平地獲得較大部分，其餘的都分給他人，這個家庭的賣與買就會平衡。但如果他想占有更多的收入並儲存起來，就會減少家庭其他成員的應得收入，致其購買力下降，同時又能把價格壓低到公平買賣的市場價格之下傾銷，與其他商品生產者爭奪市場。結果，這個家庭售出商品的總值，超過購買商品的總值，“順差額”落入一家之主口袋，成為其積累的財富。這種不公平的商品交易，起源於其家庭內部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既損害家庭其他成員的利益，也給其他家庭的經濟造成傷害，唯一得益的就是那個一家之主。公平國際貿易的道理也一樣，貿易順差大國向世界輸出了大量的商品，這是該國百姓向國際社會作出的巨大付出，他們也應從國際社會獲得同等的回報。但只有當該國不同階層，通過民選議會的立法公平地分配所得收入（這裡並非指平均分配收入，我另有文章討論公平分配），居民才有足夠的支付能力向世界購買同等價值的商品。不公平地打壓本國勞工的收入，以低廉勞動成本去擴大國際市場，一方面是過度壓縮該國進口的購買力，另方面增大出口商品的競爭力。結果既損害本國居民的利益，破壞本國經濟的供求平衡（貿易平衡是該國供求平衡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又破壞他國經濟的發展和居民就業的機會。貿易不平衡的順差額，落入中國官商利益集團的手中，不成為中國對外的購買力，並大量存於國外。因此只有平衡的國際貿易，是對所有國家都公平的最有利的貿易，是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國家和最落後國家都能共贏的國際貿易，是全球居民獲最大福利的國際貿益。多年以來我一直在呼籲高舉貿易平衡與貿易自由兩面大旗，只有在貿易平衡基礎上的貿易自由，才是真正的貿易自由。貿易平衡同時也是觀察一國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一面鏡子。中國收入分配的不公是有目共睹的，中國持續大規模的貿易順差的根本，就在於國內收入分配的極不公平。

在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情況下，實現貿易平衡，是否就要求它們的勞動成本也持平呢？

當然不是。收入分配的公平，是一國經濟實現均衡，包括進出口貿易達到平衡的根本。經濟發達，生產力水平、技術水平高的國家的收入分配公平，與生產力水平低的國家，包括中國在內的收入分配公平是不同的，合理的勞動成本高低也不同。中國人均生產率較低，公平分配前提下的勞動成本相對也較低，這是合理的，但這並不影響貿易平衡。中國以較低勞動生產率生產的商品，以國際市場價格出口所獲的人均收入相對較低，相對較低勞動成本對進口商品的購買力，仍能維持進出口平衡。德國的勞動成本很高，但也是一個貿易順差大國，原因是其高勞動成本相對於其高人均生產率來說，仍然過低，收入分配仍是不公平的。只有進一步調整工時、提高勞動成本，提高居民的購買力並提高出口產品的價格，才能實現貿易平衡。生產率和勞動成本高低差別很大的國家，只要收入分配公平，都能實現貿易平衡，並有利於前後者的經濟發展，但收入分配不公平就一定會出現為貿易不平衡。一國勞動成本不公平地過低，不僅對本國勞工的利益和經濟的均衡發展不利，通過非正常市場競爭，又對他國的勞動成本形成壓力，迫使全球性勞動成本不合理地下降，損害他國勞工利益，導致全球經濟的產能過剩和危機。因此各國的勞工組織不僅要關心本國勞工的權益，還必須組織起來，關心所有國家勞工的利益。

市場調節匯率是恢復貿易平衡的機制，同時也是對各國收入分配不公進行糾正的一種機制。

當一國例如中國，實行極不公平的收入分配時，一方面，過低的勞動成本使居民的購買力受限，消費力過低；另方面又使出口產品價格低廉而獲得占領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在此兩方面的合力下，使該國持續貿易順差，囤積大量國際貨幣，在國際市場調節的作用下，該國本幣的匯率會上升。人民幣匯率上升，意味着將中國居民和企業的收入提升到公平的的國際水平，使他們對進口產品獲得更大的購買力，提升了中國工薪階層收入的國際價值，同時也提升了出口產品以國際貨幣計算的勞動成本，減弱中國產品以廉價出口的勢頭。非常明顯，匯率調整的作用，一方面是對貿易不平衡的調整，另方面就是對持續貿易順差國如中國收入分配不公的反制，也是對國際性的收入分配進行調節的機制，這才是匯率調整機制的實質。歐盟實行單一貨幣，使區內的貿易逆差國，失去迫使順差國改善收入分配，維護區內貿易平衡的第二道防線。順差大國德國，成為單一貨幣的最大受益者，這是有目共睹的。

關稅成為逼迫所有貿易國公平收入分配，實現貿易平衡的最後手段。

有文章指出，世貿組織的最終目的是造福於廣大勞動者，而不是貿易自由化。要造福於所有貿易國的勞動者，首先要求各國都實行公平的收入分配，才有機會實現貿易平衡並保護所有國家民眾的利益。但這與所有順差國資方的利益，與中國官商利益集團的利益是相衝突的，實踐證明在中國這是行不通的。而面對貨幣匯率市場調節對收入分配不公的反製作用，中國則反其道而行之，操控匯率，在持續大規模貿易順差情況下也不會讓人民幣升值，阻止中國勞工收入的國際價值升值，對全球化經濟造成損害。在以上兩道防線都失效的情況下，關稅成為阻止中國等國以不公平低勞動成本的競爭力，去損害他國利益的最後防線。我早就主張通過國際協商，建立維護貿易平衡，由國際相關組織收取，參與國代收的關稅制度。其好處是提高關稅的公平和認同性，並清晰顯視此關稅，本是該國居民的因違規而白白失去的收入，只有公平的收入分配和貿易平衡，才會回到該國居民的手中。

美國每年近萬億逆差危及美國的安全，川普的關稅戰是不得已而為之。

要求中國自行改善收入分配關係，和通過匯率機制迫使中國收入分配關係有所改善，以實現貿易平衡的努力都失敗了；川普通過貿易談判，簽定協議要求中國購買美國的定量產品，以實現貿易平衡，中國又違約；初步提升關稅，中國利益集團又用壓勞動成本的方式，將此稅務成本轉移到中國民眾身上，實際的勞動成本不斷下降。只要中國的勞動成還有擠壓的空間，利益集團就能繼續獲利，美中的貿易關係就會繼續惡化。但美國會就此罷休嗎？當然不會。中國壓縮勞動成本的程度是有限的，維持工人基本生活或生命的最低工資收入總是要的。這樣川普就只有往死里打，把關稅再提高到60％、100％…，直到你無法再把關稅造成的損失繼續向工人轉移，把企業的利潤抽走，導致企業關門，資本外逃，美中經濟脫鈎為止。你會說，川普也夠毒的了。但你必須搞清楚，毒的源頭在那裡，是誰設下層層的障礙，就是要阻止中國普通民眾的國際收入、國際購買力提升，去繼續維持貿易順差，想想你就清楚了。川普的關稅戰是不得已而為之，對利益集團之外所有地球人都有利的所有努力都試過了，如果中國主動或被動配合，去維護國際貿易的基本平衡，不以種種手段去危害美國的安全，川普也不會走到這一步。

但問題是，這次關稅大戰，正接近於上次大蕭條後新一波大周期的終點。經歷過日本、德國一波，亞洲四小龍一波和中國一波經濟高增長後，本應進入印度、越南、墨西哥…最後一波高增長，它們走的是同一種收入分配不公，低勞動成本外向型的經濟高速增長之路，一波又一波壓迫着全球各國的勞動成本，形成全球性的高投資低消費，導致全球性的產能過剩。當最後一波正在起飛之時，美國已無法忍受這一波又一波向其輸出的過剩，在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的形勢下，川普以關稅戰中止了最後一波經濟高增長行情，使全球性經濟大蕭條加速到來。我在下一篇文章中將討論這次大周期的全過程及藏於深處的原理。本次與上次大蕭條前的關稅戰類似，都是周期之末的不均衡所逼出來的現象。新一次全球經濟大蕭條即將發生，這給關稅的戰況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