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重大議題的問與答（之七） 

——工作與休閒時間結構均衡的問題

問：系列文章中的《經濟學重大議題的問與答（之六）》一文中，談了經濟四大層次結構均衡中第一、第二層次，即消費橫向與投資消費比縱向經濟結構均衡的問題，接着是否聊聊第三層次經濟結構均衡的問題呢？

答：是的。在對經濟的新結構層次的均衡進行討論之前，我們還是把“問與答（之四）”中的表1再發一次，以便於說明和理解。

                                                                                                     表1

第三層次，是關於社會的職業勞動時間總量與休閒時間總量結構均衡的問題。

問：這也算是一種經濟結構嗎？

答：是的。經濟的問題，說到底，就是有限時間的分配與效用獲取的問題。

問：那資源的配置與效用獲取之間的關係難道不是同等重要嗎？

答：那要看你說的資源指的是什麼。如果你說的資源是指機器、廠房、水泥…這類用於中間投入的勞動產品，它的配置本身就是勞動時間分配的體現。一件成衣，社會分配了多少時間種植棉花，分配了多少時間將棉花紡織成布匹，製衣廠分配了多少勞動在裁剪車間，又分配多少勞動縫製成衣，投入產出分析法清晰說明，棉花、布匹、廠房、縫紉機…所有這些資源，都是勞動時間分配的產品。如果你說的是沒有經勞動生產過的自然資源，它有兩種。第一種是無限滿足需求的，人人均享的，它沒有交換價值，也不存在分配問題；另一種是稀缺的，包括原屬第一種，後來又變得稀缺的，我認定它是有價值的，有的人擁有很多，占有很少，就象有人天生麗質或高智商，很多人沒有一樣，這無話可說。但第一，如南非擁有金礦等大量資源，日本則資源稀缺，因為全球金礦的勘探和開採需要大量的勞動，所以金子很貴，南非得益，而日本則將自己的時間和精力用在其他效用的生產上，他們也很富裕，可見關鍵還是勞動效率和時間分配；第二，這種自古以來就存在的資源，絕非人類社會經濟結構長期持續演變的動因，而是人類生產效率提高后，不斷調整時間分配結構去開發這些資源以獲取最大效用，才決定了整個經濟結構的變動。如果你說的資源是指資金或資本，那只是時間、勞力或資源得以分配的形式。為了說明時間分配獲取效用的問題實際上就是經濟問題，我們把話扯遠了。

問：那就說說我們從休閒時間所獲的效用吧？

答：人們從勞動、工作時間中獲得的效用是非常清楚的，其效用使生命得以維持以及生活一定程度的滿足。在當今社會勞動生產率前提下，如果社會或個人只用總時間的1％去勞動或工作，這個社會或個人將滅亡，可見所獲邊際效用的巨大。增加勞動時間，將提高我們的生活水平，同時，增加單位勞動時間所獲的邊際效用趨於下降。這就是一個失業很久的人，那麼急切地想找到一份工作的原因。人們從休閒時間中獲得的效用，同樣是生命的維持和生活的豐富。如果社會或個人只用總時間的1％來休閒，其他時間都在工作，這個社會或個人也將滅亡，可見這時增加單位休閒時間所獲的邊際效用多麼巨大。

問：那麼應該用多少時間來勞動或工作，用多少時間來休閒，有一個標準嗎？

答：在正常情況下，社會或個人所追求的已不是生命的維持，而是生命最大可能的豐富，也就是效用的最大化。人們從工作與休閒時間比中獲得的效用最大化，總是由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所推動和約束，不斷變動，不斷發展的。因此最佳的工作與休閒的時間比結構是動態的，並沒有固定的標準。

問：如何從理論上說明，這個能使社會或個人獲得效用最大化的工作與休閒的時間比例結構。

答：我們把工作時間所獲的效用看作一種產品A，把休閒時間所獲的效用看作另一種產品B。對於同一個主體，即獲取效用的同一個個人或同一個社會來說，從A與B中已獲效用的大小是可比的。這樣我們就完全可用類似說明A、B兩種消費品結構，能使同一主體獲效用最大化的模型，來說明怎樣一種工作時間與休閒時間比能使效用最大化（參見：《經濟學重大議題的問與答之五》https://blog.creaders.net/u/32271/202409/497693.html）。

問：這就是表1中第三層次的經濟結構均衡？

答：是的。

問：可以用圖形來說明嗎？

答：好的。圖1中，AB軸反映工作時間變化時所獲效用的邊際值；BD軸反映休閒時間變化時所獲效用的邊際值；CD是某時期勞動適齡人口的時間總量（為簡化問題，我們將非勞動人口的生活，理解為勞動人口獲取效用中的附屬部分）；虛線G，是維持生存必須達到的工作時間線，隨着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它會

向左移動；虛線I是維持生命必須達到的休閒時間線，其位置基本不變；曲線E是增加工作時間獲邊際效用的曲線，靠近G線的邊際效用值無窮大，向右越過I線沒有任何意義；F是增加休閒時間獲邊際效用的曲線，靠近I線的邊際效用值無窮大，向左越過G線沒有任何意義；曲線E和F的交點H在CD軸的座標T，就是將時間總量CD分為工作時間CT和休閒時間DT，能使社會或個人獲效用最大化的第三層次的經濟均衡點。

問：曲線E和F的交點H，及其在CD軸的座標T，均衡的工作時間CT和休閒時間DT比是穩定的嗎？

答：不是。正如我們說過的那樣，社會的整個經濟結構、全部時間的分配結構，都是隨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為追求效用的最大化而變動的，對此無須任何懷疑，工作與休閒的時間比結構也絕無例外。當社會勞動生產率提高和技術進步發生時，例如AI技術的發展，單位勞動時間的產品數量、質量和性能都在提高，E向左下方移動，F向左上方移動，H和T都是向左移動，工作時間CT縮短和休閒時間DT增加，反映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問：用圖1能說明這種結構的演變嗎？

答：在圖1的基礎上，我們用圖2來說明這種結構的演變。

圖2與圖1中的那個工作、休閒時間均衡點T，應該是生產力非常低時的均衡點，勞動者幾乎用50％的時間勞動，才使生活達到最滿意的狀態。隨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單位勞動時間生產的產品大大增加了，維持社會或個人生存所需的工作時間大大減少，圖2中的G線向左移到虛線G’。與此同時，增加單位工作時間所獲邊際效用的曲線E，也向左下方移到曲線E’。為便於理解，我們省略增加單位休閒時間所獲邊際效用曲線F，隨勞動生產率提高可能的移動。這樣，增加單位工作時間所獲邊際效用的曲線與增加單位休閒時間所獲邊際效用曲線的交點，也從H移到H’，對應的時間分割點從T移到T’。社會或個人用更少的工作時間CT’和更多的休閒時間DT’，實現效用的最大化，使生活達到最滿意的狀態。H’點的工作和休閒所獲的邊際效用值，比H降到更低位置，說明生活滿意度提高，也就是生活水平的提高。當實際的時間分割點偏離均衡時間分割點T’，無論是向左還是向右，偏離每增加1個時間單位，所獲總效用都會增加一個負值。此負值的絕對值大小，總是與該時間在兩條邊際效用線上對應值的差值呈正相關。例如在已經偏離均衡點T’的T點，向右再增加一單位時間的偏離時，總效用損失的邊際值，一定與減少單位休閒時間的效用減值HT，與增加單位工作時間的效用的增值KT的差值HK呈正相關。我們用XY曲線畫出每一實際分割點上此負值的邊際值。我們看到，在均衡點T’，此負值邊際值為零，總效用值最大。實際分割點向左或向右偏離T’越遠，此負值邊際值的絕對值越大，總效用的邊際損失量越大。我們看到，當實際時間分割點向生存必須線G’靠近時，對應的工作時間邊際效用線趨向負無窮大，與休閒時間邊際效用線上對應值的差值也趨於無窮大，進而也決定了該動態時間分割點的總效用減值的邊際值趨於無窮大。實際時間分割點向生存必須線I（設它未發生變化）靠近時的情況也一樣。這與現實是完全一致的，當你工作時間已少到幾乎無法生存的時候再減工作時間，或當你休閒的時間已少到幾乎無法生存的時候再減休閒時間，你獲效用的遞減難道不是趨向無窮大嗎？XY曲線在均衡時間分割點T’的左右兩邊，畫出了兩個所獲效用的損失區。

問：這個模型，與“問與答（五）”中，用來描述消費者從A與B兩種生活用品的消費結構中，獲取效用最大化的圖3非常相似。這種模型反映兩種生活用品的邊際效用變化，是清晰的，但用來反映增加單位工作時間所獲邊際效用的變化，並將增加單位工作時間所獲效用的效率與社會勞動生產率聯繫起來，所獲效用沒實際的的東西來體現，你不覺得太模糊，太勉強嗎？

答：我先引用網站“https://bootsoon.github.io/economics/2017/07/24/089.html第089講”上，關於李嘉圖提出的比較優勢理論（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的一段論述：著名的“比較優勢原理的含義是說：在一個社會裡面,不論個體是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地區，甚至是一個國家，如果他們把有限的資源，包括時間和精力，只用來生產他們的機會成本比較低的那些產品  ——也就是他們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然後進行交換，這樣整個社會產品的總價值能夠達到最大，而且每一個個體都能夠得到改善，而不論他們的絕對生產能力是高還是低。”我們舉例來說明，一個個體如何能從中獲得的巨大效益。假設澳大利亞的一個木工，生產其具有比較優勢產品木製家具，年收入6萬澳元。他用５天的收入，能買一台不錯的電視機，近於把一台電視機，從資本籌集、企業管理、科研、原材料採購、各部件生產到成品組裝、銷售的所有環節的社會生產率，變成他做5天木家具獲得電視機的生產率。這就是所有職業人士正常情況下，都能擁有一套家庭生活食用品的原因。市場機制把社會生產千千萬萬種商品的效率，轉化為單一工種工作者獲得這些產品的效率，否則，個人千年萬年（假設他活着）都生產不出自己的全套現代生活食用品來。反過來，每一工種的個人，也把自己在比較優勢領域的效率，融合成該領域社會平均的效率提供給他人。社會上的每一個體，都有自己的機會成本低的生產領域，使每一個體在經濟均衡運行情況下，都有機會參與到社會的生產中，而社會勞動生產率在所有領域的提高，都會有形無形地體現在所有個人收入所獲效用的增大上。這就是市場極大提高社會和個人效益的道理。圖1、圖2中，單個主體以自已的勞動生產率增加單位工作時間，被社會勞動生產率所約束，決定其所增收入所獲邊際效用的變動，能用曲線E來描述，以及當社會勞動生產力提高后，曲線E、時間均衡分割點T都會向左移動。社會勞動生產效率提高，決定所有個人增加單位工作時間所獲邊際效用的曲線的移動，總合起來，當然也能說明社會勞動生產率提高后，社會增加單位工作時間所獲邊際效用的變動。

問：現實中，面對E、F、H、T、CT、DT的不斷變動，社會或個人能實現這個均衡嗎？如果做不到，不就是毫無意義的紙上談兵嗎。

答：在不同的生產力發展階段，不同的社會制度下，圍繞着這一均衡的運行機制也不相同。例如在勞動者一起生產，共同參與分配的原始社會；在勞動者人身自由被剝奪，成為他人私有財產的奴隸制社會；在農民的土地財產私有，自給自足為主的社會；以及在個體生產為主的簡單商品經濟中，實現或偏離這一均衡的機制完全不同。而我們要着重研究的，是近現代商品經濟中它的運行機制。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者分為兩個階層，一個階層以私有的形式運作着社會屬性的資本，以利潤為勞動收入，另一個階層不擁有或擁有少量資本，主要以工資為勞動收入，因此他們是有利益衝突的。這種利益衝突一方面表現在利潤工資收入比的爭奪上，另方面則表現在工作的時間長度和強度上。我多次說過，在早期資本主義經濟中，這種利益衝突的主導權控制在資方手中，無論是工資收入比還是工作的時間長度和強度，都是嚴重偏向資方的利益。因此在社會勞動生產率提高和技術進步都非常活躍的情況下，不僅資方極力阻止工作時間的縮短，而且勞方也因收到工資收入低微的錯誤信號，心甘情願接受工時不變甚至延長，以增加收入，以為自已還處在一個勞動生產率低，必須拼命幹活才能維持溫飽的時代，殊不知這部分人的拼命幹活，正是導致周期無工可干的原因之一。工作時間的縮短與休閒時間的延長對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反應非常遲鈍，長期處於非均衡狀態。隨着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法冶制度不斷進步和完善，工薪階層逐漸取得部分收入分配權後，情況開始發生變化。當工人工資趨向公平，單位時間的收入隨社會生產力發展而提升，就如圖1那樣，他們會考慮1周內增加單位工作時間增加的工資收入所獲的邊際效用，與增加單位休閒時間所獲邊防效用是否下降到相同的低點，是否還能獲得更大的滿足。工資越增長，增加休閒時間使邊際效用進一步降低的想法就越強烈。周工作時間的縮短是一個不可抗拒的趨勢，國際上從周工作六天，到五天半，再到五天，經歷了一個很長的時期。冰島從2015年至2019年試行四天工作制，工時縮短薪酬不變，結果被認為是成功的。2023年9月，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UAW）工人罷工，其中一個要求就是實行每周四天工作制，雖未成功，但已看到工人們對增加休閒時間使效用最大化的欲求。我無權替美國人作出判斷，實行四天工作制的時機是否已經成熟，但作為一種必然的趨勢，四天工作制的實行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不僅如此，隨着AI等科技的發展，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更大幅度提高，工時制還會越過四天工作向更短的時制演變。當今的民主法治社會中，收入分配向公平趨近，使民眾對工作時間與休閒時間的分配實現均衡，獲取效用最大化的意識大大提高。但這種均衡已不是個人行為能達到的，由於生產過程的社會化不斷深入，它必須是工作者的集體行為才能實現。民選議會中，民意代表應關心民眾的這種訴求，並設立專門機構去研究，立法去實現這種均衡。而在獨裁的，官商鈎結利益集團操控政經大權盤剝民眾的體制下，是絕無可能實現這種均衡的。

問：在“問與答（六）”一文中，你談到第二層次的投資消費縱向經濟結構失衡，導致經濟繁榮與蕭條周期波動，對民生的影響巨大。但這第三層次的經濟失衡，對經濟有什麼影響呢？多一點工作時間，多生產一點產品，多一點生活用品，不也是很好嗎？

答：都說勤勞節儉是一種美德，但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對矛盾。社會平均有這樣的勤勞，有這樣長時間的工作，就必須有這樣長時間的休閒去消費，而時間總量是有限，這就必須有第三層次的均衡。因此不是多一點生活用品更好的問題，而是在生產效率提高后，用多少時間生產多一點生活資料，用多少時間休閒並消費掉生產的生活資料，人們才會有更大幸福感而實現均衡的問題。第二層次與第三層次的經濟結構均衡是密切相關的，都與這對矛盾有關。不過結構的失衡不是因為這種美德，而是被不公平的錯誤的收入信號所誤導和被制度強迫的結果。一個個體，如個人、企業…，可以非常地勤勞，又非常地節儉，但一個封閉的經濟體則必須適度的均衡的勤勞和節儉。一個個體（例如一個國家），過度地勤勞和節儉的原因，主要是有人希望積累更多的財富，而把過低消費和過高儲蓄投資的不均衡甩給社會（如甩給封閉的全球經濟）。一個國家的勞動成本、平均工資不公平地過低和平均利潤率過高，它使最廣大普通民眾的消費力低下，同時又刺激所有居民力所能及去增加儲蓄或投資，導致第二層次的經濟結構的失衡。與此同時，增加工作時間所增加工資收入的低下，弱化了勞工減少工作時間增加休閒時間以獲取效用最大化的追求。例如今天的中國，在經濟失衡失業嚴重的情況，人們找到一份工資低廉的工作，即使日夜加班加點也會感到幸運，而絕不會有追求經濟均衡條件下，那種使所有人都感到最滿意的工時制，一種本應實現的使社會獲效用最大化的工時制的覺悟。第二層次的經濟結構失衡，影響了第三層次經濟結構均衡的實現，而第三層次經濟結構的失衡，休閒與消費時間的不足，反過來又加大了第二層次經濟結構的失衡。第二層次的結構失衡，多以高投資低消費的經濟畸形高速增長，生產出大量過剩閒置的產能，導致社會本應獲得的效用大規模損失；而第三層次的經濟結構失衡，則是過長時間的工作，過少時間去休息和消費享受勞動成果，導致社會和個人一個本應獲得的效用的損失。例如圖2中，假設將來的AI技術發展使均衡的E曲線移到E’，均衡時間分割點T移動到T’。但工資不變，勞工感受到的增加單位工作時間所獲邊際效用的曲線，仍停留在E甚至更右的位置，因此仍接受被強迫以CT甚至是更長時間的CT₉₉₆（996是一個盡人皆知，既與當時低勞動成本相關，又被資方強行的非均衡工時制，所以將它置為更偏離當前均衡時間分割的時點的下標）勤勞地工作。看看目前中國企業招工提出的工資、工時條件，經濟工作者就不應該懷疑第二、第三層次經濟結構的失衡已造成多麼巨大的效用損失，但埋頭於現實的人們，卻全然不知這種效用損失。經濟在第二層次高投資低消費的結構失衡，與第三層次超長時間工作過短時間休閒少消費的結構失衡，除都造成本該獲效用的損失外，經濟波動，經濟危機更是倍增了效用的損失。如我提出的經濟均衡原理所指出的：“社會需求和供給的總量與結構，決定於獲取各種效用的社會勞動生產率，受其約束，並隨之提高而向高端發展；當社會從中所獲總效用，達到當前社會勞動生產率所決定的最大值時，經濟才是均衡的，否則就是失衡的；失衡及其導致經濟波動的程度，取決於所獲總效用偏離最大值的程度。”這兩種偏離效用最大化的結構失衡，所導致經濟波動的方向是一致的，形成合力和共振。

問：有報道稱：牛津大學的一項研究認為，在未來的十年內，近一半的美國工作崗位將被機器人取代。目前因AI導致的失業已開始出現，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答：如果回到一百年前，你對美國一個農民說，由於農業生產的機械化，幾十年後將有95％以上的農民是多餘的，將無工可做，你覺得他會怎樣想？他會感到迷茫、恐懼，還是他預感到將來家家戶戶都有電視機、手機、小汽車、設備齊全的房了…，生活多姿多彩，有大把的工作要做和更多的時間去享受。當然是前者。技術的進步是無限的，生活追求的質與量，其深度與廣度也是無限的。它們的發展是同步的，有怎樣的科技就有怎樣的需求，需求沒有絕對滿足的時候，只是我們想象不到將來的需求是什麼模樣。就象那個美國農民，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勤奮種地和其他一些簡單的勞動外，實在想不出還有太多其他工作可做了。從農業時代到當代，人類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歲月，有機會慢慢適應技術進步後天翻地覆的變化。而當代的技術進步是爆發式的，我們是否能在短短的時間內適應其巨大的衝擊，關鍵就在於人們是否真正認識了經濟均衡的原理，是否有好的社會經濟制度去實現經濟的均衡。上帝創造了有靈有欲的人類。而人類又創造出比自己的計算力強無數倍，卻沒有七情六慾，不會與人類爭奪什麼的機器人。它不僅象機械延伸了人的體力，還將極大延伸人的腦力，為人服務，是人類社會生產力提升的表現。當我們在極短時間進入AI時代後，收入分配關係、經濟均衡的結構也必須急速地改變，特別是我們正在討論的經濟第三層次結構的調整。我覺得人類對此並沒有作好思想準備，不要說996，就是高薪酬的934，也未必能達到均衡，使社會的幸福指數達到最大可能值。也許我們還要靠經濟的周期波動，用失業、用痛苦去進行糾正，才會對經濟均衡的原理有所理解。

問：能證實有國家實現了第三層次經濟結構的均衡嗎？

答：實現第三層次經濟結構的均衡與第一層次相似：一方面是經濟主體必須接收到客觀反映社會勞動生產率的信號，對第一層次來說，就是商品的價格，它實現在所有商品價格不停的波動中，對於第三層次，它實現在公平的收入分配中，但現實中它得以實現的機會近於零，信號失真下的第三層次結構均街無法實現；另方面，即使不同的主體都接收到客觀反映社會勞動生產率的信號，但不同的經濟體有不同的主觀偏好，會有不同的效用最大化的均衡選擇，你無法替代不同的經濟主體去作出判斷，這樣的消費結構或這樣的工時制是否均衡。市場經濟中不公平的利益關係，導致單位工作時間所獲收入，購得生活用品這一“價格”信號，總是滯後於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誤導着廣大民眾對工作與休閒所獲效用最大化的衡量和追求。而更重要的是，歷史上所有的經濟生活中，除了經濟活動是由個人自主完成的情況之外，所有人的工作休閒時間分割，都從屬於集體的，甚至是社會的時間分割，由經濟制度中的利益機制所確定，與個人主觀的效用最大化追求無關。由於上述種種關係的複雜性，致使經濟第三層次的均衡難於實現，更難對它的均衡與否作出判斷。但第三層次經濟結構均衡是真實存在的一種內在要求，偏離這個均衡，總會給經濟造成破壞，如周期性的波動，所以我們可以反過來從經濟遭到破壞的狀態及其強度，去判斷經濟第三層次的結構是否失衡。第二層次結構均衡與第三層次結構均衡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它們的失衡都與收入分配不公有關。例如不公平過低的勞動成本，既導致高投資低消費的失衡，也導致過度勞動與過少休閒的不均衡，最後出現的投資和消費萎縮，就是這兩個層次結構失衡結果。又如不公平的平均主義收入分配，導致投資不足，出現持續顯、隱性嚴重的失業，社會平均的勞動力閒置時間與工作時間的不均衡，經濟長期處於低迷狀態。從這些經濟狀態，我們還是能粗略估計經濟第三層次結構處於怎樣的失衡。

問：這個世界還有機會實現你所憧憬的全社會獲效用最大化的均衡嗎？

答：難就難在第二、第三層次經濟結構的均衡，不是所有社會經濟制度都能實現的。早期收入分配權資本獨大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無法實現；自稱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從另一極端破壞這種均衡；中國改革開放後官僚利用私人資本獲利的經濟制度，更是走向貧富懸殊的最極端，也絕無可能實現這種均衡。也許只有一種社會經濟制度有可能實現這種均衡，那就是現代民主法治下的市場經濟。它使勞資雙方在民選立法議會中，通過各自代表間的博弈，去尋求收入分配的的公平，以實現第二層次的結構均衡；在工作時間所得收入、所獲效用反映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前提下，才能準確地引導每個居民，去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工作休閒時間比結構，形成社會的集體意識，再通過議會立法，形成法定的工作時間制度，實現第三層次的結構均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工作時間制度趨於均衡本身，就是另一層次的收入分配公平。有一個好的社會經濟制度，但如果不認識經濟均衡的原理，也是難以實現經濟均衡的。因此現實中的民主法治國家，也沒有幾個是非常接近經濟均衡的。

問：可用一些有代表性的國家，來說明不同政治經濟制度和不同意識形態，在能否實現第二、三層次經濟均衡上的差異嗎？

答：好的。我們借用光譜圖來形象地描述，不同政治經濟制度和不同意識形態國家，偏離經濟均衡在“光譜”上的大概位置。當然，我們只能評估它們的大概位置。圖3中，我們設定綠色區為經濟第二、三層次均衡的區位；該區位右邊是收入分配不公偏向於投資利潤，過度壓抑勞動成本，導致周期性投資過度和非均衡高速增長，超過社會需要的投資，結果一定是投資的萎縮，是經濟不停波動的區位；左邊的收入分配不公，是過於強調收入分配平均，壓抑投資，導致投資不足，經濟持續增長緩慢的區位。譜圖的最左邊，是類似中國毛澤東統治時期的國家，民間投資定性為“走資本主義道路”，被禁止，被打倒，而公有的投資有限且效率低下，不足以實現均衡，是左區偏離均衡最遠，經濟增長最緩慢的部分國家。當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把中國經濟搞得慘不忍睹後，

                      圖3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一個大跨步把中國經濟拉到偏離經濟均衡的最右端，普通工人特別是農民工的收入極為低下。在資本品高速堆積和民工潮的推動下，經濟高投資低消費非均衡地高速增長，終於在習近平上台後走到不可持續的頂部。中國的實踐證明，經濟“光譜”非均衡的左右兩端都是死胡同，而共產黨獨裁統治下的經濟也只有這兩條路。因為除了最左端禁止私人投資之外，只要私有經濟一出現，又沒有民主制度下三權分立的制衡，那些無產階級革命家們必定一擁而上，盜取國有和民間的資產，明里暗裡個個都成為肥得溢油的大“××家”（不能用“資本家”概念）。要想這層層級級作威作福的“人上人”，眼看着商人發財至富而無動於衷，不是“天誅地滅”了嗎。他們會與奸商鈎結，合力將經濟推到最右端。不改變政治經濟體制，要想中國經濟向均衡的綠區趨近，可能性是零。人們普遍認為，中國今天的慘況，是習近平背離鄧小平路線的結果，其實他是一隻腳陷在鄧小平路線的沼澤里，正在下沉，另一隻腳又想跨回到毛澤東所挖的深坑裡，已無路可走。而老百姓，有的在懷念毛澤東的大鍋飯，有的還想着鄧小平的改革夢，但也有很多人在追求另一條生路，那就是政治經濟體制的變革而不是改革。我們再看總統米萊上台前後阿根廷的變化，其經濟的“光譜”也從左方轉向右方，不過程度上沒有那麼極端。之前的阿根廷與多數南美國家一樣，受左的意識形態影響，不顧本國生產力水平，照搬發達國家的福利制度，實行“福利趕超”政策，導至投資不足，經濟增長緩慢。阿根廷人民受夠了左傾對經濟的傷害，終於用選票把右翼政黨推上執政的前台。矯枉過正，米萊大刀闊斧，要推動投資，提振經濟，這是必要的。但我懷疑他是否理解均衡的原理，不作調整讓經濟一直運行在過高投資偏離均衡的右方，直至衰退。經濟失衡，無論是投資不足增長緩慢，還是投資過量引發波動，都損害社會公眾的利益，迫使社會在左右兩邊來回選擇，中國如此，阿根廷也如此。不同的是，中國是共產黨為保獨裁政權而選擇，阿根廷是公民從自身利益出發用選票去選擇。二戰後的日本，在蕭條後的復甦、繁榮期，經濟“光譜”偏右，在產能不足與大量失業的有利條件下，出現高投資低消費非均衡的經濟高速增長，終於導致上世紀90年代高投資的可能性消失，出現三十年的經濟停滯。歐盟由許多國家組成，不同國家的偏離程度不同。其中希臘等國可能偏左程度較大；德國是否略有偏右，不好說；丹麥等北歐五國應較接近於均衡，所以幸福指數一直在世界排前。歐盟總體經濟的“光譜”有點偏左，加上歐盟體制上的其他不成熟因素，導致經濟增長較慢。

問：以上所提不同國家或地域的情況比較容易理解，但對照着來看美國，它在經濟的“光譜”上似乎較難定位，你是怎樣理解的？

答：幾乎所有民主國家都有左右兩股勢力在競爭，美國也一樣。美國的左翼政黨是民主黨，右翼政黨是共和黨。兩黨的差異除意識形態、價值觀等方面外，本文最關心的還是它們在經濟政策上的不同。不同政策導致的經濟後果，例如經濟和收入增長的快慢，經濟的波動，危機的爆發，幾乎是公民投票選擇執政黨的決定性因素。民主黨強調用稅收來增加財政收人，提高社會福利，有拉動經濟的“光譜”左移的傾向。共和黨有縮減財政開支和福利，減稅收，刺激投資以提供更多就業機會，讓人們更勤奮地工作，有拉動經濟的“光譜”右移的傾向。但無論是共和黨執政還是民主黨執政，都沒有改變美國經濟向右偏離均衡的實際。我們看看美國經濟反覆撞擊經濟潛在的增長上限引發不停的波動，以及就業率曲線每次都不減速地直衝向充分就業區又反彈起來，完全不同於中國毛澤東時期經濟低增長和高失業率的橫盤，就是經濟的“光譜”偏右的證明。我這樣說，是不是主張美國應實行民主黨的經濟政策呢。非也。一個家庭的老幼病殘，需要家庭的各種付出去照顧，一個社會也一樣，老幼的福利，是社會所獲總效用的組成部分之一，這是社會福利的應有作用。但它的用量和用途必須合理，更不是福利主義那種濫用，甚至花在非法移民…的高福利上。我認為在經濟繁榮期，要逐步實現持續充分就業的經濟均衡增長，主要是靠收入分配中工薪與利潤的公平和工作、休閒時間的合理，它們的不公平、不合理決定了美國經濟向右偏離。那麼右翼共和黨的經濟政策又如何？我們先看看美國70多年來的失業率曲線圖。圖4中看到，  

70多年來美國失業率每次高速下降後，特別是降到4％以下充分就業區後，經濟高速增長及其背後失衡的整個經濟結構走到盡頭，失業率必然向高位反彈。圖4顯示，2019年美國的失業率已非常接近充分就業區，已沒有大量的失業人口去承接資本的高速投入（包括境外流入資本），美國投資萎縮迫在眉睫。我早有文章（參見本文後的一篇附文）指出，美國失業率唯一走向是沿圖4中的虛線3反彈，而事實上失業率曲線已從底部向上勾起，並必將繼續向上反彈，去破壞已經形成的非均衡縱向經濟結構。但美國共和黨目前的政策，仍在擴大投資總量，這對結構性調整無疑是有害的，增大了結構失衡的程度，加快了衰退的到來。很快，政經界人士會在大量的局部問題上，攻擊川普的右傾經濟政策導致了衰退，而不是追研從2010年至今經濟增長全過程的非均衡性。當然，川普的右傾對經濟衰退是有重大責任的，但問題的重點不在衰退發生時出現的種種現象上。當美國經濟走到今天這一步時，任何經濟政策都無法避免經濟的衰退，可能的只是延遲或加快衰退發生的時間，加重或減輕衰退的程度。川普的經濟政策無疑在加速衰退的到來，但既然一定要來，遲來不如早來，這並非什麼壞事。

問：你對美國政治經濟的前途有何看法？

答：這正是我最擔心的問題。美國是自由、民主與法治的燈塔，也是守護民主的國際警察，因此希望美國更加強大，並始終站立在自由、民主與法治的立場上，與所有民主國家團結一至去戰勝獨裁主義陣營。但美國經濟的衰退，很可能發生在民主與獨裁兩大陣營生死決鬥的關鍵時期。在美中兩國都出現經濟衰退時，無疑給兩大陣營的對決帶來很大的變數。希望美國的經濟失衡及其引發衰退的程度有限，維持住壓倒性的強勢地位。第二個擔心的問題，是美國左右兩翼對立的程度在惡化。歷史證明，勞資雙方當其中一方取得專政地位時，總會把經濟推向嚴重失衡的一個極端，給社會造成巨大的損害。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結果就是如此。民主國家的優越性，就在於勞資雙方及各階層的代表，能在議會中平等地議政和立法，去追求全社會的最大利益。而當政治經濟的方向發生偏差並危及公眾利益時，公民能用選票予以糾正，使政治經濟不至於滑向左或右的極端。因此民主國家的最大風險，就是勞資兩個勞動者階層（不包括貪官），被重新誤導為相互敵對的階級，並表現在黨派和議會中極端的意識形態和非法的鬥爭上，無法繼續以民主的方式進行博弈，尋找真理和共識。這種強烈的敵對狀態，會推動左右兩派不斷走向極端，當任何一派在分立的三權中都取得強勢後，使民主國家在不知不覺中發生質變的可能。其實美國民主與共和兩黨，都有將某些民主制度異化為黨派鬥爭的武器，破壞法治的行為，是深刻反思其後果的時候了。      

附文：以下是我在《經濟學重大議題的問與答》的（之二）（2023-09-21）和（之六）（2024-09-25）文後發的附件，因與本文內容相關，再附於本文之後。原文：“下圖（略去，見正文圖4）是美國投資、消費增速和失業率走勢圖，…觀察其失業率走勢圖。我們設想2023年後失業率的三種走勢，用虛線1、2、3表示。（一）如果天上有足夠的勞動者不斷掉下來投入生產，那麼失業率就可以穿過0失業率線繼續下沖，如虛線1，經濟繼續高速增長，並與之前經濟高速增長所形成的縱向生產結構所要求的一至了，但這是不可能的。（二）失業率在充分就業區內平穩向前運行，如虛線２，這是最理想的均衡走勢，但自2010年以來積累性形成的經濟縱向結構，與它要求的縱向結構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實現２的可能性幾乎為零。（三）那麼失業率曲線走勢的唯一可能，就是虛線３了。看看失業率曲線百多年的走勢，當它直衝向充分就業區後，無一例外都如３一樣反彈，失業率上漲，投資委縮，經濟增長下滑，對失衡的經濟進行修正。用這條失業率曲線來預判經濟波動走勢，比任何投資技術指數都更可靠，因為它不是經驗的總結，而是有堅實的理論為基礎：失業率高速下降衝到充分就業區時，與充分就業必有嚴重的結構衝突。目前美國的就業率已衝到如此低位，我想，精明的投資就知道該如何操作，他們比我不知聰明多少了。”

如果我們把圖中失業率曲線因新冠病疫情期間不正常波動的部分略去，用虛線將雙谷底連接起來，就會看到疫情前後的失業率，應處在一個完美波谷區，谷區前是一個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最長的失業率下行區間，且創了新低。曲線可見，70多年來，失業率的這類下行，沒一次不引起反彈的。失業率反彈，就意味着經濟衰退，美聯儲最近調降利率，正是失業率大幅反彈前的徵兆。許多非常有影向力的政經評論家，例如蕭若元、吳嘉隆等，他們對美國降息後經濟走勢的判斷是錯誤的。我在上文中指出，美國失業率在新冠疫情前後跌入谷低後的走勢，唯一可能就是虛線3的失業率反彈，經濟衰退。但他們則選擇虛線2，甚至完全不可能的虛線1，經濟平穩甚至高增長。他們認識不到，美國自2010年以來，推動失業率快速下降，經濟高增長的那個失衡的結構體系並沒有改變，它與虛線2所要求的結構體系是不相容的，只適應天上繼續有大量失業人口掉下來，繼續以之前失業率下降時的速度投入勞動力進行的生產，因此虛線1和2都是不可能實現的。美國經濟縱向結構失衡的程度當然沒有中國的嚴重，失業率反彈和經濟衰退也會輕很多，但仍是必然的。我與大多數政經評論家不同的是，他們多從現象、經驗和數字統計出發作出判斷，我則試圖從基礎理論出發作出判斷。目前美國失業率上升的勢頭，似乎正在證實我的理論和判斷（見下圖），如不出意外，今後一兩年內就是美國勞動失業率快速上升，經濟下滑的時段，我會繼續關注。當然，讀者也不必在意我的觀點，就看看它是否成真吧。

下圖是美國2010年以來的失業率。美國2023年4月、2024年4月、2025年4月的失業率分別是3．4％、3．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