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本有助中華復興的新稅種

——讓經濟均衡平穩運行的貨幣流動異常稅

  本文思路早有，文章也寫好多時，本想等待時機，將它獻給中國政治與經濟的變革派，但遲遲沒等到這一天。它適用於所有民主法治體制下的市場經濟體，並徹底改變舊有的宏觀經濟調控的路向，但不適用於獨裁政治體制下的非市場經濟體。    

一個經濟體能均衡地運行，與其收入分配的公平和社會所獲效用的最大化，是三位一體的。一個人，如果對分配其所有資源（時間、資產）所獲得的總效用不滿意，就是不均衡，就會重新配置其資源，使效用趨向最大化。同樣的，一個社會如果未能獲得有限生產力前提下的效用最大化，就是經濟不均衡，就會發生與失衡程度相關的經濟波動去進行調整。而能使社會所獲效用最大化，使經濟均衡運行的收入分配，才是公平的收入分配。平均主義的收入分配是一種不公平的收入分配，打擊了投資與生產勞動的積極性，投資不足和失業使經濟陷入增長緩慢和居民所獲效用低下的狀態。收入分配偏向於投資利潤，遏制勞動成本，是另一種不公的收入分配，導致經濟時而過度投資消費力低下，社會所獲效用偏離最大化，時而又因投資過度產能過剩後，投資必然萎縮和失業率高企，資本與勞動力過剩導致社會所獲效用周期性深度萎縮。而經濟結構的失衡及其必然引發的波動，又通過貨幣流通速度快、慢、快、慢…的波動，甚至是劇烈的波動得到實現。

               中國經濟正處於貨幣流通速度急劇減慢的時期，產生居民無錢可用，大量貨幣人間蒸發的假象，我們用一個比喻來說明這一現象。一台結構複雜的機械的正常運轉，需要精密的潤滑系統，使各部件都獲適量的潤滑油。如果這台機械的供油系統設計不合理、潤滑點錯位、油路設計混亂或部分油路堵塞，至使有的部件潤滑油滿溢，有的部件則被搶油而卡死，結果是潤滑油流動異常，整台機械無法正常運轉，你灌再多的油進去都沒用。貨幣就相當於經濟運行的潤滑劑，由於收入分配的嚴重不公，導致經濟整個結構體系的失衡，其中一個失衡的重要部分，就是錢大部分都集中到極少數人的手裡，絕大部分人則不夠錢用或無錢可用。窮人為了生活，錢到他們手裡的流動是最快最穩定的，如果經過他們去購物的錢越來越少，這就決定全部貨幣流通的平均速度將越來越慢。而這每一次減慢，又決定了下一次社會的收入減少，分到窮人手裡的收入更少，消費更少，形成惡性循環。不僅如此，經濟衰退期，在產能過剩和消費減少的雙重打擊下，導致投資也不斷萎縮，對資本品與消費品的需求不斷減少，貨幣流通速度不斷減慢。收入分配的不公，收入和資產在居民間的貧富撕裂，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全過程中，這是一個完整過程，並終於在虛假繁榮的巨大泡沫破滅後達到頂點，象那台機械一樣，大部分居民手裡缺“油”，整台經濟“機械”就被卡死了。有沒有辦法縮短經濟衰退期並減輕人們的痛苦呢？我用我對經濟均衡原理的理解，設想了一個相信一定會有效的稅種，我稱之為貨幣流動異常稅，它精準地以失業率曲線的波動為經濟結構失衡狀態的參照指標，以逐步修正失衡的經濟結構為根本，着力於熨平貨幣流通速度的波動，不僅能應對經濟衰退，也能克服經濟的虛假繁榮，有助所有民主法治下的市場經濟體維持均衡的發展，甚至在經濟波動中能救很多人的命。

  本文提出這一稅種的理論基礎，除了我幾十年來的研究所提出的經濟均衡原理外，還有對貨幣理論的全新理解。下面就我提出的新貨幣理論簡述如下。你售出一商品，獲一筆收入，它承載該商品的價值，使你能到市場購買等值的商品。現代市場上除發鈔行新發行並稀釋市場原有貨幣的價值而承載價值，但還未進行第一次購買的貨幣外，沒有任何一筆不是以此方式承載價值而存在的真實且合法的貨幣。企業或個人在某時期所獲的收入，都是這樣的貨幣。它是不可能被商業銀行無中生有多倍創造出來的，數量上是唯一的。因此我們才能對貨幣流通速度進行研究，才會有本文提出的貨幣流動異常稅。舊的貨幣理論認為，貨幣數量有廣義狹義許多種。我們要問，貨幣流通速度是否也有廣義狹義的許多種呢？如果你回答“是”，廣義與狹義的貨幣都在流通，都各有自已的流通速度。我們就要進一步問，用它們各自的數量與流通速度的乘積，計算出的數量不同的被交換商品，是否也是廣義狹義的不同的商品呢？你無言以對。如果你回答“否”，其中只有一種貨幣在流通，有流通速度。那麼其他不流通的貨幣也是貨幣嗎？與商品進行交換的到底是哪一種貨幣？為什麼是這種而不是另一種呢？由此可見，在舊的貨幣理論中，貨幣流通速度是一個理論禁區，只要一提貨幣流通速度，它就充滿邏輯上的混亂，同時也不會有本文的研究。三十多年前，我就在期刊公開發文，詳細地論述我的貨幣理論。在本文文後，附上本人已在網上公開發表的，三篇有關經濟均衡原理和新貨幣理論的文章，供參考，這裡就不再深入討論了。                                 

  假設某人一年所獲收入10萬美元，同期他用於消費和投資的支出是8萬美元，經過10年後，他有了18萬美元的儲蓄備用，但後來他可能用掉這18萬美元，甚至還可能向銀行借錢用。他在各個時期的收支是不平衡的，有時收大於支，有時收不抵支，這很正常。社會上所有的個人都如此，因此他所存的18萬美元存款，在那10年並不是不流動的，很可能反覆被他人貸出併購買商品，這就導致全社會在不同時期的收支也可能不平衡。對於一個社會來說，這種不平衡就不都是正常的了。在某個時期，例如在周期的繁榮期，常出現（消費＋儲蓄）小於（消費＋投資），收不抵支，貨幣流通速度加快；在衰退期，又常出現（消費＋儲蓄）大於（消費＋投資），收大於支，貨幣流通速度減慢。前者是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後者則是通縮的主要原因。我並不否認由官方直接控制的貨幣數量的作用，你按澳元對商品的比例發行某種貨幣，某商品是1元，按日元對商品的比例發行這種貨幣，同樣是這個商品，價值100元，市場上所有商品都如此，所有商品的價值比不變，這首先是一個數字問題。如果在短時間內從前者轉為後者，超發貨幣，物價飛漲，是一種通貨膨脹，當然對經濟會造成巨大衝擊。而在繁榮期人們預期投資能獲高利潤，過度投資導致貨幣流通速度加快和物價上漲，是另一種通貨膨脹。人為的貨幣發行量，與經濟結構失衡通過市場影響的貨幣流通速度，都會導致通脹與通縮，而且常常是前後兩者同時發生作用的結果。當這兩者的作用發生衝突時，在影響經濟走向繁榮還是衰退的根本作用上，後者才是決定性的。在經濟衰退期出現通縮，極少可能是貨幣數量減少所造成的，而是貨幣流通速度減慢的結果；在經濟衰退期更大可能是增發貨幣，如果超過一定數量導致通脹，但這種通脹是無法改變結構失衡所導致的衰退的，結果就是滯脹，人們不投資不消費還是不投資不消費，由市場調節的貨幣流通速度，必然減慢到抵消人為過量發行貨幣的程度。即在MV＝PY的關係式中，M的過度發行，被V的減慢抵消到這樣的程度，致使對實際商品購買量Y的不足仍然不足，過剩仍然是過剩，而不論商品或服務的平均價格水平P是升還是跌。由貨幣發行數量異常導致的通脹或通縮，與經濟結構失衡引致貨幣流通速度異常而導致的通脹或通縮，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後者才是事情的根本，也是本文想要解決的問題。

  由於收入分配不公導致的經濟結構體系的失衡，其中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積累性的居民擁有資產的差別巨大。當經濟出現產能過剩而無法繼續高速投資，富人投資減少失業率上升，普通居民的收入減少，加上已經形成的居民擁有資產貧富結構的失衡，形成社會消費力減小與投資萎縮相互推動的惡性循環，導致貨幣流通速度急速下降。我用圖1作一簡要說明：

圖1中的AB是價值坐標；BC上分布着特定時期收入不同的個人；BD是他們某時期的收入量，也是他們的購買力（但與他們實際的購買量是兩回事）線，例如T位上的個人的收入或購買能力是IT，價值是GB；EF是該時期不同購買力的個人，在經濟衰退時實際用於消費與投資的支出總額曲線，例如T位上的個人，消費與投資的總額是KT；IK＝IT－KT，我們稱IK為他們的個人的，（消費＋儲蓄）＞（消費＋投資）的淨餘儲蓄；N位上的個人是“月光”一族，N位左方更是消費支出超過其購買力的負債一族；在N位或T位上各自都是人數眾多，他們個人的投資與消費的總額並非一定都是MN或KT，MN或KT應理解為，分別在N位或T位上所有個人支出的平均值（下文中對此的理解相同）；C的右方，還可延伸到很遠的首富位，B的左方是購買力負值的個人，為了圖形不至過於複雜，我們都省略了。在經濟近於均衡運行情況下，類似T位上部分個人的淨餘儲蓄IK存入銀行一樣，社會上一部分個人的淨餘儲蓄，會被另一部分個人貸出用於投資或消費，使全社會的（消費＋儲蓄）＝（消費＋投資），不構成社會的淨餘儲蓄，也就是EF曲線貼近BD，但這是機會極低偶然才會出現的情況。但在經濟衰退或蕭條時，投資萎縮，失業增加，消費也萎縮，如果N右方的富人窮人都壓縮開支，平均來說相當於人人都有淨餘儲蓄，這些儲蓄就會停留在銀行或被手持，構成社會的淨餘儲蓄總額。此社會的淨餘儲蓄總額，並沒有改變下期貨幣的存量，但減少了下期收入的流量。我在本文後所附的文章《經濟學重大議題的問與答》（之一）、（之二）、（之三）中指出，如果單位時間社會用於投資和消費的貨幣支出流量，小於同期單位時間獲得貨幣收入的流量，就是貨幣流通速度下降，下期單位時間獲得收入的流量就會減少。在反映衰退期的圖1中，曲線EF所割出來的過剩購買力區S余＝MFD余－MEB支，就是導致貨幣流通速度的下降，作為全社會沒有用於投資和消費的淨餘儲蓄。實際購買量S支＝EFCB支，決定了下期收入的流量，如果S余＞0，可預見下期收入的流量會減少。S支越小S余越大，人們越少投資和消費，貨幣流通速度的減慢越嚴重，收入流量趨於減少的程度越大，反過來又使人們的投資和消費變得更加小心謹慎，經濟萎縮和再下期收入減少的程度也越嚴重。而更重要的是，那一期比一期更少的收入流量中，大部分又流向更少人的手中，而更多的人是失業、工資減少、投資失敗甚至破產，貧富差別不斷擴大。也就是說，圖1中購買力越來越低的“低端人口（蔡奇語）”數量越來越大，大規模向N附近的區位聚集，而T右方“高端人口”的數量越來越稀小，但他們的購買力在社會總購買力中的占比卻不斷增大，在整個社會淨儲蓄中的占比也不斷增大，這正是失衡的整個經濟結構體系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當經濟非均衡高速增長，達到無法持續的拐點後，T右方的人有錢卻不投資，不是他們不想投資，是經濟失衡產能過剩，他們找不到能獲利的投資出路，紛紛關門倒閉。而向N區位聚集的人非常需要錢過體面點的生活，卻沒有錢，他們的收入不斷減少。一方面有錢人無法投資，另方面沒錢人減消費，後者減消費使前者更無法投資，前者減投資又使後者更沒錢消費，兩者相互推動形成惡循環，貨幣流通速度就越來越慢，這就是今天的中國。為便於理解，在下面表1中我們用一些簡單的數量關係來說明。由於實踐中當經濟出現衰退時，貨幣數量通常是增加的，收入減少和物價下跌的原因並非貨幣數量減少，所以表中假設貨幣數量不變，更能說明衰退時的收入減少和物價下跌，是人們減少投資和消費，貨幣流通速度下降的緣故。

這裡要再次強調，在舊的貨幣理論中，貨幣數量W有廣義狹義的許多種，而貨幣流通速度則不能有廣義狹義的許多種，只要一說到W₀、W₁、W₂…的流通速度，整個舊貨幣理論就會出現邏輯混亂，這是它的一個理論禁區。而我的理論中，真真實實的貨幣只有一種，因此才能進行本文的討論，讀者要看文後所附的論文，那裡清清楚地說明真真實實的貨幣是什麼。

表1中假設從第一期開始有完整數據，沒有上期的數據，但從第一期的收入10兆可推斷，上期的投資與消費總額一定是10兆。如果上期的貨幣數量也是2兆，那麼平均單位貨幣的流通速度一定是5次／年。貨幣數量是官方可以人為決定的，但投資與消費總額卻是市場規律所確定的，進而也確定了貨幣的流通速度。第一期的收入是10兆，但由於市場的原因，例如經濟危機爆發，人們在第一期減少了投資與消費，總額減到9．5兆，人們的購買行為決定了當期的貨幣流通速度降到4．75次／年和第二期的收入降到9．5兆。只要失衡的經濟結構還沒有破壞性去除，危機沒有過去，這個過程就會延續到第三期…。市場上貨幣存量可能沒變，甚至還在增加，但單位時間收入的流量卻不斷減少。原來個人平均月收入8000元的，現在降到6000元，於是節衣縮食，減少投資，結果收入繼續下降。人們驚呼，錢都人間蒸發了，其實市場上的錢並沒有減少，只是周轉的速度減慢了，銀行中的存款被貸出的速度越來越慢。如果社會投資消費的總量逐期下降，超過同期商品產出的下降，那麼與貨幣流通速度下降並存的，還有物價下跌的通縮。但沒有一個經濟學家把這個問題搞清楚，還提出種種效果甚微的政策去應對。我在上述文章中指出，收入分配不公，導致非均衡的過度投資，結果必然是投資萎縮，經濟結構失衡是問題的根本，而貨幣流通速度下降，是結構失衡的市場表現。不觸及根本，要改變貨幣的流通速度（事實上學者們還沒有正確認識到，調利率、調存准率實際都是改變貨幣流通速度效果有限的軟作用），就象你把牛頭摁到水裡，它不渴還是不喝，經濟失衡人們無法投資無錢消費，還是不投資不消費，你就難以改變貨幣的流通速度。常用的調整利率和存款準備率的貨幣政策，實際上對恢復經濟增長只起非常短暫且微弱的作用。

  說到這，有必要簡單明了地講講，經濟整體結構失衡與經濟增長速度和失業率波動的關係。我們從產業結構說起，它可分為橫向和縱向兩種。橫向結構，可簡述為衣、食、住、行…以及為衣食住行…的生產所需的各種生產資料的橫向結構，在有限社會勞動生產力約束的前提下，它總是趨向一種個人或社會能獲效用最大化的均衡結構，不均衡就會被調整，這容易理解。說到縱向產業結構，先用農業經濟來簡單說明。從採礦、冶煉、到造出鋤頭、耙等各種農具…，再運用各種工具生產出食品、各種生活用品…，前後兩部分的比例就是縱向結構。前一部分又分兩部分，一部分用來補充已經損壞的農具…，另一部分是滿足下一期新增勞動力生產的需要。由於新增勞動力的增速可能不同，這就決定了縱向產業的結構也會不同，生產各種工具的量過多或過少，縱向結構都是不均衡的。用投入產出分析法來說明現代經濟中的縱橫向產業結構，無論總量與結構，比農業經濟都複雜得多，但道理同樣是這麼簡單。該分析法的最終產出中有兩個部分，一部分是生活費料，另一部分就是為滿足下期生產勞動力增加和技術進步所要增加的中間投入。因此，為下期生產中勞動力增加和技術進步所增加的中間投入，在當期最終產出中所占比例的大小，決定着當期經濟的縱向產業結構。與橫向產業結構一樣，縱向產業結構也是以社會所獲效用最大化，新增生產資料不多不少正好滿足下期自然增長的需要為均衡。而這個結構，又與經濟的增長的速度、失業率的走向（勞動力供給的增長速度），以及與收入分配、投資消費比、已經形成慣性存在的資源配置、市場需求結構、資金流向…整個結構體系密切相關，互為因果。可見當經濟高速增長、失業率曲線高速下沖時，背後是攜着一整個不顯山露水的不均衡的結構體系向前衝的。這個結構體系又具有巨大的慣性力，要求經濟繼續高速增長、失業率曲線繼續高速下沖（勞動力供給繼續高速增長）。那麼問題就來了，如果攜着一整個結構體系下沖的失業率突然撞擊在充分就業區，高速投入生產的失業大軍突然消失，在這整個結構體系的慣性力作用下，不就車毀人亡了嗎。也只有這時，縱向結構的不均衡才顯現出來。

面對中國經濟結構性失衡引發的危機，產能的嚴重過剩，鋼鐵、水泥、房地產等產品結構性的過剩，特別是收入分配不公，及積累性個人資產和購買力的差別懸殊…，沒有任何經濟路線、政策和體制，能在短時間內化解這場危機，我們能做到的只是儘量縮短衰退的時間，弱化其強度，以減輕它所帶有的痛苦。我們應從逐步修復失衡的結構入手，要提升那些最底層，人口數量最多，錢不夠用，但只要有錢就會花掉，對穩定貨幣流通速度貢獻會最大的人群的購買力。在產能嚴重過剩情況下，要想繼續高速擴大投資來拉動經濟是絕對不可能的，但並不等於過度閒置的產能無法激活，這就要靠增大消費來實現了。下面是我提出的一個能使經濟儘快渡過衰退期的全新稅種，同時亦是一個貫穿經濟波動全過程，促使經濟趨向均衡的稅種：貨幣流動異常稅。

  貨幣流動異常稅在經濟衰退期的作用，簡單來說，就是當有錢人的收入用不完，超過其消費與投資總量的部分積存下來，阻礙了貨幣的流通，導致其流通速度不斷下降，就要對此淨餘部分以正稅率徵稅，促使他儘量投資與消費；另外，我們再確定一個近於維持最基本生活的收入水平，對此收入以下的窮人，證實其收入已經100％支出於消費後，以負稅率予以補貼。補貼也必須用於消費，否則，剩餘部分將在下期可能的補貼中予以扣除。全部以正稅率所獲的收入，都用於負稅率的補貼，起到調整個人收入分配不公（所有導致經濟失衡的收入分配都是不公），又促使貨幣的流通逐步恢復正常，達到標本兼治目的。我們用圖2作一個說明，圖中的AB、BC、BD的內容與圖1相同，EF是衰退期沒有貨幣流動異常稅時的實際購買量，GB為上述所定近於最流有流通基本生活水平的收入。開徵貨幣流動異常稅後，如果人們不改變其購買行為，圖2中MFD淨余的收入部分將被徵稅。為了減少稅負，人們紛紛提高其消費與投資的總額，由N至C的右方區位收入者，實際購買量提高到曲線MJ，I至C的收入者要徵稅的收入部分縮小到HJD余，N至I收入者，只要用完全部收入，還能獲得補貼。我們注意到，收入位於I附近的高密度人群，由於收入GB本來就是一個略高於基本生活水平的收入，因此在右方接近I的人群，為減少貨幣流動異常稅他們的收支會基本平衡，支出主要用於消費。在B至I之間，我們開啟負稅率予以補貼，這裡本來就有很多人收不抵支，負債維持生活，補貼後的最低消費力也必須達到賴以生存的最低水平之上。被征貨幣流動異常負稅後個人的所得，必須專用於個人的消費，不可用於償還債務、投資或其他用途，以保障個人最低的生活水平，並起到穩定貨幣流通速度的作用。至於舊債纏身的，該破產的破產，使其重獲生存與發展的機會。我們看到，實際的購買量已從未征貨幣流動異常稅時的EMF，升高到徵收該稅後的LHJ。位於N和I附近區域的購買量增加初

看是最小的，但在衰退期這裡的人數是最密集的，因此所增加的主要是消費的購買總量是非常巨大的，它支撐着右邊富人區投資的增加。這時投資的增加主要不是用來擴大產能，而是用來啟動因衰退的慣性作用而過度閒置的產能，去滿足左邊廣大民眾消費需求的增長。由於結構體系的嚴重失衡，也許我們還無法立刻消除貨幣流通速度的減慢，但導致貨幣流通速度減慢的，購買量小於同期收入量的差值，即社會淨餘儲蓄量，已從MFD余－MEB支減少到HJD余－HLB支，降低了貨幣流通速度減慢的程度，同時也是縮小了下期收入流減少的程度，縮短了收入流從減少過渡到回升的時期，縮短了經濟從衰退轉到復甦的時期。

  貨幣流動異常稅並非專為經濟衰退而設。社會的淨餘儲蓄有大於零，導致貨幣流通速度減慢的時候，也有社會的淨餘儲蓄小於零，導致貨幣流通速度加快的時候。當投資大於儲蓄時，資金的總需求大於總供給，有可能導致經濟過熱，通常發生在繁榮期並伴隨着通脹。當資金的總需求小於總供給轉為大於總供給，貨幣流通速度由減慢轉為加快時，是否應該馬上改變貨幣流動異常稅的調節方向？什麼時候才應該改變調節的方向？這個問題我們留待後面再討論。先看看當資金的總需求大於總供給，貨幣流通速度加快到了要出手遏制資金總需求，準確來說是遏制投資需求過大，遏制貨幣流通速度加快時，貨幣流動異常稅該如何操作，我們用圖3來說明。

圖3中的AB、BC、BD的內容與圖1和圖2相同。EF是經濟過熱又沒有徵貨幣流動異常稅時的實際購買量線，它與圖2中經濟衰退期沒有貨幣流動異常稅時的實際購買量線EF不同，除了K位“月光”一族外，右邊的富人區和左方的窮人區，實際的購買量都超過了收入量，即俗語所說的“先使未來錢”，通過舉債使貨幣流通速度加快。例如貨幣流通速度由上期的5次／年加速到6次／年，在貨幣數量W不變情況下，投資與消費的購買總量就增加了20％，會使下期貨幣收入的流量也增加20％，反過來，又刺激下期的投資和生產加速增長。不同的是，左邊窮人的超支，主要用於生活，有的甚至僅僅是用來維持生命的消費支出，而右邊收入越高的，其舉債就更多是用來投資。當經濟過熱，投資過度，達到必須控制舉債擴大投資的欲望時，就需要改變貨幣流動異常稅的調節方向。在圖3的EF曲線上，總能找到一個最接近BD收入線的點，如圖3中的H。因為在它左邊主要是舉債消費，收入越低舉債量越大，在它右邊，收入越高，舉債投資量越大。我們在H右邊建立貨幣流動異常的正稅區，對舉債S＝HDF債徵稅，迫使舉債投資量減少，如圖3減少到S＝HDJ債。最好的說明是，當中國房地產過度投資，負債購房導致泡沫膨脹時，就應該對負債開發和購置房地產的投資征以重稅，只要力度足夠，就能在泡沫初期就把泡沫，把房地產價格的升值壓下來，遏制投資的高增值預期，避免過度投資後今天中國房地產的嚴重過剩和投資的極度萎縮。這和水泥、鋼鐵、廠房、機械、基礎設施…投資的非均衡高增長，導致產能過剩和投資極度萎縮的道理是一樣的。在繁榮期將投資遏制到均衡的水平，這是貨幣政策做不到的，更不要說財政政策去擴張這種投資了。我們在H左邊建立一個負稅區，也可以在H附近建一個零稅區來實現正稅區與負稅區的平穩對接。征此稅後，左邊負值稅區因獲得補貼，消費支出增加，右邊正值稅區則投資支出減少，圖3中出現一條實際購買總量的IHJ線，當然它對過度投資的壓縮遠超過消費的增加。因投資與消費的結構有所調整，經濟過熱的程度有所消退，結構調整和經濟過熱消退的程度，通貨膨脹的下降、失業率下降的速度，全由稅率的調整來控制。

  要補充說明的一點是：社會總收入中除個人所得的之外，還有很大部分是企業用於再投資的，它可能屬於全民，也可能屬於某個群體，但最終還是個人的。企業的再投資是否用完或超過同期的這部分收入，同樣影響着貨幣的流通速度。根據經濟波動不同時期結構失衡的的態勢，對企業支出少於或超過同期收入的部分徵收貨幣流動異常稅，就象對個人的徵稅是一樣的，因此本文為簡化問題將其省略，就當作是一個個人的收入部分去理解就行了。

  這一稅種對經濟的調節作用，與過去常用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原理上的不同是：一，貨幣政策主要是根據通貨膨脹或通縮的情況來調整，財政政策是根據供求失衡（投資＜儲蓄）的狀態作出決策，但失衡的經濟結構常常會在供求平衡的掩蓋下不斷深化，這些依據都很難反映經濟結構均衡與否及其走勢；貨幣流動異常稅是依據失業率曲線運動的狀態進行調整，此依據能非常清晰地看出經濟結構失衡已達到什麼程度及其走勢。打個比喻來說，失業率下降到充分就業區的曲線，就象飛機降落機場的軌跡一樣，當飛機筆直撞向機場軌道，與軌道的夾角越大，飛機的噸位越大，毀滅性的破壞力就越大。飛機必須在適當的時候，降低下降的速度，使它着陸時的軌跡，幾乎與跑道平行，才能軟着陸。用此來形容經濟的軟着陸，實在太形象了，用失業率曲線來觀察，實際是看到整個結構體系是硬着陸還是軟着陸。只有當失業率曲線下降接近充分就業時，下降速度不斷減慢，以至最後幾乎與充分就業的“地面”平行，平穩降落在充分就業區內，才能實現整個經濟結構的軟着陸,經濟增長銜接在哈羅得－多馬提出的自然增長上。二，人們能感覺到飛機失控時的高速下墮而驚恐，但在失業率高速向下要衝擊零失業的“地面”時，人們卻為經濟非均衡的高速增長而歡呼，因為有失業勞動者的高速投入所支撐，一切似乎正常，直到失業者耗盡時才猛然感受到經濟衰退的痛苦。貨幣政策總是在經濟結構失衡，已經走到無法持續的最後階段才作出方向性調整，時機上總是滯後的，就好象飛機已經要硬撞跑道時，平穩降落已不可能了，什麼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都沒用了；貨幣流動異常稅，則能在經濟失衡的整個過程找到最好的時機進行調整。三，更重要的是，貨幣政策中的利率和存准率調節，與經濟結構的調整，與投資與消費比例結構趨向均衡的調整基本無關，利率提高或降低，對富豪和窮人都是一樣的；財政政策，主要是當投資小於儲蓄導致經濟衰退時，用財政手段，將儲蓄之“水”抽向投資，來實現暫時的平衡，而完全不考慮投資與消費的比例結構中，投資是否已經不均衡地過大；貨幣流動異常稅，則能在經濟波動的不同階段，根據投資與消費比例結構失衡的狀態對其進行調整，使經濟趨向均衡。下面用圖4對上述原理上的不同予以說明。

圖4中底部的OT線，是零失業率線，其上的一個橙色區為充分就業區，約在3％到4％之間（可另定）。圖中的AB曲線，反映如中國毛澤東時期、北韓、委內瑞拉、巴西…一些過度強調“收入分配平均”（平均並非公平），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國家的失業率曲線。例如毛澤東時期用戶籍制度將幾億隱性失業的農民控死在農村，形成巨量的隱性失業人口，同時又禁止私人投資導致產能嚴重不足，經濟增長緩慢，失業率曲線就處於這種超高狀態，且隨着農村人口的增長，失業率還不斷增長。一直到改革開放，隱性失業人口才突然釋放出來，投向非農。CD曲線則是以私有為基礎的市場經濟，收入分配權被資方單方控制，勞動成本不公地過低，利潤過高刺激了周期性的投資過度，及其後周期的投資萎縮所出現的，波動強烈的失業率曲線。EF是一條在充分就業區內微幅波動的失業率曲線，這就是我們要追求的最理想的失業率曲線。實現EF就意味着其背後有一個均衡的經濟結構體系：投資與消費的比例結構是均衡的，使生產資料中間投入的的增長正好滿足勞動人口自然增長與技術進步後的需要，沒有大的產能過剩，其他資源最大可能地滿足生活消費的需要，因此產業鏈從最上游到最下游的比例結構是最優的；收入分配的比例結構必須是公平的，才能實現這樣的投資消費比結構，使經濟增長正好實現能持續充分就業的速度，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在收入分配公平前提下，使居民擁有財富的差別結構所導致的購買總量保持穩定，結構趨於均衡；投資以均衡的速度增長使勞動力和資源得以充分利用，沒有閒置浪費，又使全社會的生活水平即所獲效用最大化。其實，我們不須要看別的指標，只要看失業率曲線就能清楚地判斷經濟的狀態了。對比圖中AB、CD、EF這三條失業率曲線：AB是一條說明勞動力持續大規模被浪費的、共同貧窮的失業率曲線；CD是一條無論在下沖時還是上升時，都是處在浪費社會勞動力的失業率狀態中，如果說下沖的前期，為儘快實現充分就業還情有可原，但從下沖的全過程來看，則是大量的勞動被用在過量產能的生產上，而不是逐步實現在生活水平最大可能的提高上，以致最後必然出現反向的失業率上升的勞動力浪費和生活的痛苦；AB和CD都反映着背離經濟均衡原理的失業率曲線，只有失業率EF的實現，才是唯一反映社會勞動力獲得結構上最合理的利用，社會所獲得的幸福指數最大化，符合我反覆強調的，收入分配的公平、社會所獲效用最大化與經濟均衡三位一體的經濟均衡的原理。現在要做的，是如何使AB和CD平穩銜接到EF。

在CD的波動中，當失業率高速下降時，是圖3中投資過度而消費被壓抑的狀態，導致需求旺盛、貨幣流通速度加快、通貨膨脹和經濟非均衡高速增長，通常就是經濟的繁榮期。提高利率和存准率的貨幣政策，對消除此失衡無能為力的，直至失業率高速衝到充分就業區，高投資和經濟高增長無法持續，投資和經濟開始萎縮時，貨幣政策才作出降息降準的反應，失業率已無法與EF平穩銜接。因為失業率高速下降、投資和經濟的高速增長所形成的整個結構體系，與EF和經濟均衡增長的要求相中突。但繁榮期不應一開始就啟用貨幣流動異常稅，去遏制高投資和貨幣流通速度加快，以利於經濟儘快趨近我們想要的持續充分就業的增長。而是在銜接均衡增長實現軟着陸之前找到一個適合的點位，為經濟結構調整以避免最後的結構衝突，留出足夠的時間和空間。因此，我們必須時刻觀察着失業率曲線CD的走向。圖4中，我們從G點開始啟動圖3所示的貨幣流動異常稅，並根據失業率走勢，不斷調整稅率對投資和消費的調控力度，使失業率沿着虛線GH移動。當失業率到達H點時，失業率平穩地在充分就業區軟着陸。這個軟着陸決非僅僅是失業率的軟着陸那麼簡單，而是實際的經濟增長對接潛在的最高上限的均衡的經濟增長時，整個結構體系平穩地與均衡的結構體系相銜接，這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調控無法做到的，也從來無人認識到這種平穩對接背後的原理。例如今天的美國，其失業率經過十多年的下沖，已越過圖4中的K點開始回升，已經失去軟着陸的機會。美國總統川普與美聯儲主席傑羅姆·鮑威爾之間，就是否應較早降息發生激烈的爭執，但他們對整個結構的失衡已到晚期卻全然不知，他們的爭論是毫無意義的。那麼美國會有更好的降息時間點嗎？沒有，因為升降息是不解決結構失衡問題的。貨幣政策調整根據通脹與通縮的轉變來決定，調整的反轉點就只會出現在圖4中的▲附近，都是結構失衡已使經濟達到不可逆轉的拐點，都是滯後且作用極低的調控。今天美國的經濟就處在這一位置，使美聯儲的決策處於左右為難尷尬的境地。只有貨流動異常稅，能在最適當的時候對失衡的經濟結構進行調整。

我們再用圖4，看看經濟衰退期的情況。失業率越過拐點K後，產能過剩，失業率回升，說明經濟已經“病”了，市場的“免疫系統”將作出強烈的反擊，要破壞“病”了的經濟結構體系。但市場的“免疫應答”常常是過度的，在投資萎縮啟動的惡性循環中，常常會攻擊到經濟結構中一些有益的部分，包括許多滿足正常消費需求的產能。如果說在經濟強烈波動的繁榮期主要是投資的過度擴張，那麼經濟衰退期就主要是投資的過度萎縮（注意：我說的是過度）；繁榮期的消費被壓抑，是被投資過度擴張所犧牲，衰退期消費的低迷，則是被投資萎縮所拖累。因此，衰退期的重點，應是全力去維護正常的消費不減反增，在去產能過剩前提下用消費去保護正常的產能和投資不被攻擊，達到降低衰退的強度，縮短衰退陣痛期的目的。圖4中，在失業率反彈經濟衰退之初，對失衡的經濟結構產生劇烈的破壞後，我們在I點啟動圖2所示的貨幣流動異常稅。貨幣流動異常稅的作用，就是將富人手中因找不到投資出路而過剩的資金，部分抽向急需消費但收入卻不斷減少的窮人手裡，再由社會消費總量的穩定或提升，反向推動投資的增加去保護合理的產能。這一稅收，逐步化解失衡經濟結構中，居民購買力差別過大導致的實際購買量萎縮，貨幣流通速度下降，下期收入量減少且分配不公所引發的，實際購買量進一步萎縮的惡性循環，在破壞失衡結構的同時又保護結構中有用部分不被過度破壞，就能使經濟儘快渡過衰退期。經啟動貨幣流動異常稅後的失業率曲線IJ，越過最高點後，意味着經濟由衰退能儘快轉向復甦和繁榮。在繁榮的中段，我們選擇時機又啟動圖2所示的貨幣流動異常稅，留足時間和空間，讓失業率平穩着陸於充分就業區，經濟銜接於均衡增長。

    我們並不追求失業率始終緊貼着零失業率的OT線運行，不追求經濟實現持續完全就業的如同在刀鋒上的增長，這是不可能實現的。我們也不追求失業率在充分就業區內，如猝死後的心電圖毫無波動的狀態。失業率在充分就業區內，經濟在貼近自然增長的上限之下的微幅波動，有利於產業和技術的“新陳代謝”，有利於經濟更快地健康成長，這才是我們的追求。因此，當失業率平穩着陸於充分就業區後，由於經濟結構已非常接近均衡，我們繼續依據失業率曲線的走勢，運用圖2、圖3所示的貨幣流動異常稅，將失業率控制在充分就業區內，將經濟控制在接近潛在的、自然的、均衡的增長線之下微幅波動，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也不需要太強的幣流動異常稅政策了。中醫大夫給人看病的時候，總要打脈來感知病人的脈搏，來診斷病情。打脈時手指必須按在準確的位置，不能肚痛就按在肚皮上，腳痛就按在腿上。圖4和後面圖5中，那些不同的失業率波動曲線與持續充分就業區之間的關係圖，就是經濟均衡與否的“脈象”，只有失業率曲線在充分就區內微幅波動的“脈象”，才是經濟“健康的脈象”。

這一新的稅收政策會得到最廣大低收入居民的歡迎，但會被富有階層反對。他們會說，在經濟繁榮期，我貸款擴大投資，為經濟發展作出貢獻，你用重稅遏制我的投資；在經濟衰退期，我自己的錢用不完，憑什麼你又用重稅來收我的錢，逼我花錢投資，這不是劫富濟貧嗎！事實上政府所征的消費稅、個人所得稅、房產稅、印花稅…許多稅種，最後都是對個人的徵稅，其中的可觀部分就用在窮人的身上。在經濟繁榮時，人們用過多的錢投資，浪費在終顯過剩的產能上，在衰退期投資就必然萎縮，錢越來越多地囤積在少數人手裡用不完，導致貨幣流通速度不斷下降，下期再下期的收入越來越少，嚴重傷害經濟的平穩運行，後果不僅是窮人的痛苦，對富人也非常不利，富人是不是應該為其不合理的投資行為有所承擔。貨幣流動異常稅，改變着所有居民消費與投資的行為，促使繁榮期和衰退期的消費與投資的結構和總量趨於均衡，比起其他稅種的意義和作用都重大得多，為什麼不實行呢？再說貨幣流動異常稅熨平經濟波動所需的力度，稅率的高低，全由經濟波動的強度來決定。當我們用貨幣流動異常稅，把失業率控制到充分就業區內微幅波動，經濟增長被控制到接近持續充分就業的經濟增長下方小幅波動時，貨幣流動異常稅穩定經濟所須的控制力度也會大幅降低，富人要繳納稅額也會變得很小，且富人還能獲得穩定的投資蕕利環境，與經濟大幅波動，富人時而大把大把賺錢，時而又大批大批破產的情況相比，貨幣流動異常稅難道不也是富人的福祉嗎？這是一個能使所有以市場為主體的經濟實現均衡的新稅種。先行實施這一稅種的，無論是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就一定能脫穎而出，實現經濟的穩定、繁榮和均衡，它於國於民都是最大的福祉。

貨幣流動異常稅的徵稅對象，指明是納稅期間在起征點以上個人的投資與消費總量，高於或低於同期個人收入的部分，但不包括期前個人收入中已積蓄起來的資產。原因是個人在不同時期，支出低於或高於同期收入，出現正負儲蓄的情況是正常的，所擁資產大部分已是稅後資產。當所有個人在不同時期，有的在淨儲蓄，有的在超支，他們的支出結構和總量組合為社會的投資消費支出總量時，這個總量就有可能低於或高於社會同期的收入總量，某個時期眾人都傾向於大手筆花錢、高槓桿投資，導致貨幣流通速度加快，在另一個時期情況又相反，經濟時而過熱時而衰退。當達到最佳開徵貨幣流動異常稅的時機時，我們只對個人在不同時期的支出低於或高於同期收入的部分徵稅，這是精準針對結構失衡與貨幣流動異常而開徵的稅。對當期的收入與當期的投資、消費支出相對關係的調控，已經能很好地調控好貨幣的流通速度，已經能能很好地達到調控宏觀經濟的目的。隨着科技的進步、大數據與AI的不斷發展，這種精準調控的能力將迅速提高。

    有人會認為，這樣的稅種，不是在養懶人嗎？在經濟衰退期，大量失業者並非他們不願工作，而是經濟不均衡的結果，我們以貨幣流動異常稅給他們合理補助，修復失衡的經濟，也為他們重新找到工作提供機會。在經濟非均衡高速增長期，高投資低消費的結構失衡，與收入分配不公，勞動成本被過度壓低，投資利潤率過高密切相關，貨幣流動異常稅對此予以修復，阻上失業率曲線高速硬着陸在持續充分就業區上，這並非養懶人，而是對收入分配不公平的修正。當經濟在充分就業區內微幅波動運行時，貨幣流動異常稅就是一個非常弱，稅率近乎零的稅種，也就無所謂養懶的作用了。隨着科技的進步，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工作者的勞動強度將大大降低，法定勞動時間將減少，他們的生活水平會大幅提高，僅靠貨幣流動異常負稅來維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懶人，與正常工作者的收入和生活質量差距會明顯拉大，懶人出現的可能性也會減少。

那麼，從圖4中的失業率曲線AB出發，有可能向EF實現平穩對接嗎？如何對接呢？我們用圖5來描述中國改革開放前後失業率曲線的狀態。據報道，1978年中國城鎮就業人口是9514萬人，到2017年，城鎮就業人口增加到42462萬人。有目共睹的是，改革開放後那一波又一波從農村湧入城鎮的民工潮，正是

這數以億計城鎮就業人口增長的主力。如何理解這些農民工的出現？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他們將繼續被戶籍封死在農村，而改革開放後他們大規模流入城鎮，並沒有導致農業減產，說明改革開放前農村存在數以億計的過剩勞動力，他們原本就是隱性失業者。AB可假設為沒有改革開放將會出現的，包括數億計農村隱性失業者在內的失業率曲線，它遠高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失業率波動曲線CD的高點。G是改革開放起點，城鄉巨量的失業者，以遠高於勞動人口自然增長的速度，投入到城鎮非農的生產中。失業率以極高速度從G下衝到H，無論是勞動人口的規模上，經濟增長的體量上，還是失衡的速度上，都是人類歷史上從未見過的。想想看吧，改開以來要為這數億計的非農新增勞動力增加多少的廠房、機械…，往上又要增加多少的鋼鐵、水泥、玻璃、布匹…，再往上還要增加多少的礦石、棉花、能源…，而低廉的勞動成本又極大地遏制着終端的消費，這上大下小的縱向產業結構生產出越來越多的上游產品，反過來又要求勞動力源源不斷的高速投入去配匹。而農民工的高速投入，與經濟體制、收入分配、資源財富配置結構、購買力總量與結構，需求與資金流動狀態…的一整個結構體系，又使這縱向產業結構的畸形膨脹看上去是那樣地自然平穩，好象他們就是勞動人口的自然增長，畸形的經濟高速增長表面看來就跟均衡的經濟增長一樣。不僅如此，配合着這畸形的產業結構，還有包括政治這個結構體系一直陪伴着失衡的經濟高速增長和失業率下沖，在H點猛烈地撞擊到充分就業的鐵板上。這個結構體系一直與巨量的失業勞動力投入相依存，要求繼續有那樣高速的勞動力投入，但已經不可能。勞動力供給突然減少後的產能過剩，使產能無法繼續高速增長，投資過度膨脹突然轉變為投資過度萎縮，失業率高速下降突然轉為高速反彈，世人羨慕的失衡的經濟高增長突然轉變為蕭條。短時間內，已使中國今天的失業率反彈到相當高的J點，而且還會繼續上升。它有多猛烈的下沖，就有多強烈的反彈。現在，面對經濟蕭條的中國統治者階層出現嚴重的分裂，有人懷忘念毛澤東時代的“絕對平均”主義，有人懷念鄧小平時代少數人狂富的經濟高速增長，這實際是收入分配不公的兩個極端。“共同富裕”一定是扼殺投資，投資不足一定是失業率高企，回到毛時代，失業率就一定不會回頭地沿着JE，奔向高失業率的AB線，再沒有高投資下的失業率下沖。走鄧小平的路線，沿着JF，經過一個很長的衰退期，復甦後又會重啟非均衡的高投資低消費的經濟高增長和失業率的高速下沖。對於一黨專政獨裁體制下的社會主義經濟，也只有這兩種選擇：要麼就是維持共同貧困下的穩定狀態，以保政權；如果這種穩定狀態維持不下去，就利用私人資本盤活一下經濟，但有獨裁傾向的官僚大權在握,是絕不會眼看着私人資本發財而無動於衷的，無論你怎樣反貪，都只會越反越貪，結果是官方與資方以政權與財權的合力去壓榨百姓，導致比早期資本主義更嚴重的經濟失衡。看看那一個一個的權貴家族吧，他們如何將萬億萬億的黑金洗出國外，民脂民膏他們還要一代又一代、換了一批又一批地搜刮下去，怎容你去征他們的貨幣流通異常稅呢？這也是本文前面沒有說到的，衰退期貨幣流通速度不斷下降，人們的貨幣收入一期比一期少的原因之一。只有廢除獨裁專制，實行政治體制變革，讓資方（不包括貪官）與勞工這兩個勞動者階層在民選議會中博弈、立法，共握勞動成果的分配權，尋求均衡點，才能藉助貨幣流動異常稅，讓經濟儘快渡過衰退期，使失業率曲線沿着JI最後平穩地進入理想的持續充分就業區。

美國經濟中的失業率，經過十多年的下沖，也越過了轉而回升的拐點。其結構失衡的程度遠不如中國，是有機會儘快開徵貨幣流動異常稅來減輕其破壞力的。但面對衰退的前景，美國的民意也出現了分裂。有人嚮往社會主義，最近紐約市長競選中，佐蘭·曼達尼（Zohran Mamdani）的勝選說明這股勢力的興起。我們不清楚他是否會帶領紐約，甚至將來會帶領美國，把失業率曲線從圖5中波動着的CD狀態，通過一條類似的JE曲線，帶向持續高失業的AB狀態，將紐約或美國經濟帶向持續低效率低增長的狀態。而總統川普則很可能繼續任經濟走波動的CD路線，但不得不面對經濟衰退的現實。結構失衡相對不算非常嚴重的美國經濟，應儘早用我的思路去平衡勞資雙方的利益，找到經濟的均衡點，才有機會將衰退時間縮到最短，痛苦降到最低的程度。  

最後，我們用圖6對本文的思路作一小結。

收入分配與再分配，是一個中長期相對穩定的制度，對經濟的中長期是否均衡起決定性作用。常見的勞動成本過低和投資利潤過高，將壓抑社會的消費需求刺激投資欲望。當條件允許，會導致高投資低消費非均衡的經濟高速增長，當條件突然消費時，又會導致投資萎縮經濟衰退，經濟處於中長期的不停波動中。只有勞資雙方在民選議會中，通過利益上的博弈和立法，才有機會使收入分配趨於公平，社會所獲效用最大化，經濟才有機會趨近中長期的均衡。實踐說明，當人們在認識上還沒有將收入分配公平與經濟均衡，與社會所獲效用最大化的關係弄清楚之前，經濟是難以實現中長期均衡的。面對經濟失衡，經濟周期波動所造成的痛苦，人們努力尋找短期能熨平經濟波動的政策。如圖6所示，以往的政策主要有兩種，一是財政政策，二是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中含有調整政府的投資和調整收入再分配的內容。其中後一內容如果運用得好，對修正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是有作用的，事實上許多民主國家都加大了這種作用。但在經濟衰退期，更多被用在擴大政府的投資上，完全不知道投資萎縮正是投資過度導致產能過剩的結果，調整常常是逆經濟均衡方向的調整。至於貨幣政策，我們先不說它調節原理上的錯誤.，僅從它調節的時機來看，它總是在結構失衡的經濟已運行到不可逆的拐點時，才作出反映，已經決定了它的調節作用是失敗的，更不要說它那些廣義狹義多種貨幣的數量中，含有大量的只是銀行信用擴張所產生的貨幣影子，軟作用於真實貨幣的流動狀態，對恢復經濟均衡基本上是無效的。只有貨幣流動異常稅，在經濟結構失衡導致的波動已成事實時，能起到降低波幅，縮短衰退期，一定程度修復失衡經濟結構和促使貨幣流通速度趨於正常的作用。這是一個全新，短期隨機應對經濟波動的經濟政策，必將徹底改變未來宏觀經濟調控的思路。但它並不能取代人們在正確認識經濟均衡原理的基礎上，通過民選議會的立法，去實現公平的收入分配與再分配，順應市場的規律以維護經濟中長期均衡發展的作用。舊的，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導的宏觀經濟調控時代將會過去，新的，直指經濟結構失衡及其體現的貨幣流動異常的宏觀調控時代必將到來。

“附文1：

經濟學重大議題的問與答

問：金融危機時最主要的表現是什麼？

答：擠兌潮出現。

問：商業銀行為什麼怕擠兌？

答：因為商業銀行內的存款總數遠遠大於銀行真正持有的貨幣總數（這道理看起來也太簡單了，但注意啦，再往下看，它可是經濟學理論中一個顛覆性理論的開始）。

問：不是說銀行內的存款都是貨幣嗎？

答：如果銀行內的存款都是貨幣，人們就不用恐慌去擠提了。

問：那什麼才是貨幣的總數呢？

答：你在市場上售出一分錢商品，得到的一分錢是真貨幣，你絕不能把它變為兩分錢去購買商品。市場一瞬間有許許多多這樣的一分錢，其總數，加上發鈔銀行以負債方式已經發行但還沒完成第一次購買的貨幣數，就是真實的貨幣總數，即基礎貨幣的總數，商業銀行系統不能把其中的任意一分錢變為兩分、三分…錢。發鈔行發鈔，是貨幣數量的變量，但只要貨幣一發出，無論在它進行第一次購買的前後，也就是在它的任何時候，商業銀行系統都不能用它創造出多倍的貨幣，否則市場就沒有任何公平可言了。

問：為什麼商業銀行內的存款總數會遠遠大於銀行擁有的真貨幣總數呢？

答：A在市場上出售商品得到一分錢，A把錢借給B後，認為自已仍有一分錢，加上B手裡的一分錢，一分錢好像變成了兩分錢，這是一個假象。如果A和B同時急着要用這一分錢，事實上又沒有兩分錢，就類似擠兌了。A把一分錢存入銀行，銀行作中介把其中9厘借給B，B把9厘又存入銀行，銀行再次把9厘中的90％借給C，這樣反覆不斷，與上述類似的假象出現了：A有一分存款，B有9厘存款，C有…，全部加起來，結果一分錢真貨幣變出了一毛錢存款，它們都能提現，好象一分錢貨幣變成了一毛錢貨幣，其實一分錢還是一分錢。銀行內真貨幣的數量就是準備金總數，用它創造出來的存款總數比它大得多，但只是貨幣的影子。

問：不對。銀行把9厘錢借給B後，B去購買D的商品，D出售商品得到9厘線，存入銀行，這是真貨幣，如此反覆下去，銀行多倍造出的存款，不都是商品售後存入的真貨幣了嗎？

答：A的一分錢沒有存入銀行，借給了B，B用一分錢買D的商品，D出售商品得到的一分錢當然是真貨幣，問題是A認為自已還有一分錢，他手上真的還有一分錢嗎？沒有，他的一分錢已被B用掉了，一分錢還是一分錢。同樣的，上面所涚D出售商品得到9厘線，是B用掉的A的９厘錢，A擁有的存款中已空了九厘，這樣一直推下去，銀行存款多了幾倍，但貨幣一分也沒多。

問：為什麼降低存款準備率，增加存款創造量，能增加社會總需求，這難道不是增加了貨幣的數量嗎？

答：A有1萬元，沒有急用，他有1千個朋友反覆向他借錢，1萬元的周轉加快了，社會購買力也增加了；如果他一個朋友也沒有，就不會這樣。A的1萬元存入銀行,假設存准率100％(當然不可能)，就跟A沒有朋友一樣，只有自已能用這筆錢，對1萬元的流通沒有任何加速作用;將存准率降到1％,1萬元還是1萬元,但它有100萬元影子存款隨時用它，流速加快了，購買力也加大了。降存準是通過加快貨幣的流通速度，而非增加貨幣的數量來增大社會的購買力。

問：那麼降存准，就一定能加快貨幣流通速度，增加購買力，平衡供過於求,消除過剩危機嗎？

答：A有1萬元,本有1百個朋友,非常急借錢用；後來朋友增加到1千個,但這時形勢不好,不想用錢,可能反覆借那1萬元的次數還不如1百個朋友時快。同樣道理，存准率降低後對真貨幣的加速作用可能還不如降准前。此貨幣政策有作用，但是一種軟作用，決定因素在於經濟是否失衡，人們是否想、是否能增加投資或消費，貨幣流通速度減慢是供過於求的直接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這裡省略了說明，利率的升和降與存准率的升和降一樣，所導致貨幣流通速度的降與升，都不是供求關係失去平衡的根本原因，因此，對購買力的調節作用都是軟作用。

問：不錯，銀行中存款的總數與從銀行能提出貨幣的總數，是兩個不同的數，前者比後者大得多，當前者一齊去擠提時，銀行就沒有那麼多錢可提了，但非要把它們區分開來嗎？有何重大理論價值？

答：當經濟危機發生時，我們常發現貨幣不夠用，是貨幣數量突然減少了，部分消失了嗎？實際情況常常相反，發鈔行為應急正加快發行貨幣，使貨幣數量大幅增加，這時貨幣不夠用就一個原因，貨幣流通速度或者說周轉速度大幅下降了。古典和現代貨幣數量學甚至整個經濟學都，假定貨幣流通速度基本穩定為前提進行理論研究，是非常錯誤的。只有正確的貨幣數量定義，才能正確地認識貨幣流通速度，才能正確地解釋種種與貨幣相關經濟問題。

問：導致貨幣流通速度突然大幅減慢的原因主要有那些？

答：非經濟的有瘟疫、戰爭等；經濟政策上有，為抑制經濟過熱而提高存准率、利率等原因；根本原因，是持續非均衡高投資低消費的經濟增長,高速撞擊勞動人口自然增長所限的潛在增長上限，適合失業者高投入的產業結構與勞動力自然增長不相容，產能過剩，投資萎縮,資金周轉減慢,並常與利率提高等疊加，如美國的現狀。

問：貨幣流通速度下降會有什麼經濟後果？

答：1萬億元貨幣，如果平均單位貨幣１年購買過５次，就有５萬億元的商品售出，社會有５萬億元的收入可供分配。如果第二年貨幣流速突然下降到平均單位貨幣，１年只購買２次（誇張點說），貨幣存量還一樣，但這年只有２萬億商品售出，商品大量過剩，只有２萬億元收入可供分配，大量企業破產，失業大增，沒有收入許多人債台高築，銀行貸出的錢收不回，銀行內真幣越來越少，人們恐慌，包括創造出來的大量存款開始擠兌小量的真貨幣，反過來進一步抑制貨幣流通，形成惡性循環。擠兌潮常常就是經濟危機爆發的先兆。要強調的是，貨幣流通速度突然下降的根本原因是經濟失衡，不能通過對流通中貨幣的政策調整，使上述問題得到根本的解決。

問：只聽說過貨幣有狹義和廣義的許多種，沒聽說過還有真實的貨幣，和以存款方式存在的影子貨幣的分法，誰正誰誤？怎樣理解？

分幾點來回答：

一，如果狹義廣義貨幣M0、M1、M2…都真實存在，它們都在流通着，你要說明的問題是，是否也有狹義廣義的貨幣流通速度V0、V1、V2…？如果你說有，而M0×V0是M1×V1的一部分，後者大於前者，M1×V1又是M2×V2的一部分，M2×V2大於M1×V1，更大於M0×V0…，那麼是否還有分別等於M0×V0、M1×V1、M2×V2…的狹義廣義的商品銷售量呢？誰能告許我，一個市場一年內有幾個不同的商品銷售總量？分別是什麼？此說明無法自完。如果你說沒有，只有其中一種貨幣有流通速度。那麼在狹義廣義的貨幣中，到底哪種貨幣有流通速度？並決定商品的銷售量呢？哪幾種貨幣是不流通的？此說明也不通。因此貨幣有狹義廣義多種的理論，是不能提貨幣流通速度的。

二，為避開廣義狹義貨幣流通速度這個難題，又有了貨幣流動性這個概念，常有流動性不足或過度之說，其中看不到貨幣數量及其速度的概念，也搞不清楚它是一個數量還是指一種狀態，無法量化與貨幣理論中的數量關係對接。

三，擠兌時很多存款無法提現，已清清楚楚說明銀行中的存款與其持有貨幣的數量不同，是兩種不同的東西，廣義貨幣中包含的無中生有創造出來的存款並非貨幣。

四，銀行中只有準備金總數才是它擁有的貨幣數，也因為它是真貨幣，所以才有準備的作用，才稱為準備金。它是唯一的，它的流通速度是唯一的，它的流通導致商品銷售的量也是唯一的。

問：不對，準備金大都存於央行不動，流動的多是存款，怎麼說只有準備金才是貨幣呢？

答：這是一個假象。要知道，當每一分錢從銀行的任何一筆存款中提出時，該銀行的準備金就減少一分錢。真實貨幣是借存款這個殼加快流速的，並且每一筆提現導致準備金的減少，都會導致銀行內多倍的存款被消滅。只是在經濟運行正常，貨幣流通速度穩定情況下，貨幣流入與流出銀行的速度基本平衡，流入的貨幣替代了流出的準備金，支撐那筆本應被消滅存款的信用，才看不到存款消滅的過程，準備金數量穩定才能穩穩地留在央行，好象一動不動。但如果經濟失衡或出現瘟疫等意外等，導致貨幣流通速度突然減慢，無法及時回流銀行，替代流失的準備金，支撐本應消滅但一時又無法消滅的存款的信用，導致銀行信用危機即擠兌潮。讀者自已去判斷，到底是邏輯混亂的狹義廣義貨幣理論，還是準備金是銀行真正持有的貨幣的理論，才是真實反映貨幣數量的理論呢？

問：現在已經有加密貨幣、穩定幣等等電了貨幣，你不覺得你的貨幣理論已經過時了嗎？

答：當你售出一個商品或服務，獲得一筆貨幣收入，這筆貨幣就承載着你售出商品或服務的價值，到市場去購買等值的另一商品或服務，無論貨幣的形式如何改變，這種關係是不可改變的。你可以用賭博、欺詐、投機…等等非商品交易方式從無到有獲得一筆貨幣，但不可否認這筆貨幣仍然承載着之前一次交易的商品的價值。只要這個實質性的關係不變，我的理論就不會過時。在維基百科的穩定幣詞條中指出，“穩定幣被有些人認為是中心化資產抵押發行的代幣，穩定幣價值與被抵押資產價值直接連動。”可見穩定幣只是運載商品價值在網上流通的代幣，抵押資產有法幣、黃金…。穩定幣在市場與商品交易時的轉移，就是被抵押資產例如是法幣的轉移，去承載被售出商品的價值，使交易更加便捷。

問：比特幣等加密貨幣不是也能作為穩定幣的抵押資產嗎？而這類加密貨幣本身並非從商品銷售中獲取價值，這又怎樣解釋呢？

答：在比特幣等加密貨幣中是含有商品價值的，但我要直接了當地說，其中每一分錢都是盜竊法幣中的價值而來。我這樣說，一定會遭到非常強烈的反對，但你必須聽完我全部說明再提出反駁。1998年我在《廣東社會科學》雜誌第6期上發表的“經濟全球化趨勢下的國際貨幣制度改革”一文中，舉有下面一例：“假設一個信譽極高的畗翁A，看到自已非常喜歡的商品但沒有帶錢，他寫下1張欠條給商品售者B。B毫不猶豫把商品給了A。B拿着A的欠條到米鋪對老闆C說：‘這是A的欠條，我用它換你的米吧’。C也毫不猶豫把米換給了B。假設A的信譽高到這樣的程度，欠條一直轉移下去都沒有人向A索償。在欠條轉移過程中，每一個人都不虧也不欠，只有A是拿了商品但沒有償還的債務人，而最後一個欠條持有者是暫時沒有得到償還的債權人。不過他也不用向A索償，只要拿着欠條到市面換東西就行了。貨幣發行其實就是這麼一回事。貨幣發行者就是這個富翁A，A用欠條換取B的商品，就是貨幣的第一次購買行為，並由於不用償還而實際獲得一種收入。”我們再假設一個技術完美的偽鈔印製者D，偽鈔與真鈔沒有任何差別，獲取其第一次購買力在技術上也沒有任何不同。本質上的不同是：一，其行為是非法的，通過稀釋法幣中價值的所得，落入盜竊者D手中，而法幣的發行也稀釋了原已流通着的法幣的價值，使其獲得第一次購力的這種收入，類似一種財政收入，從社會中獲得又用於社會，前者是竊取，後者是服務於社會需要；二，法幣的合理髮行數量，應是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來確定的，是受控的，而偽幣是不受控的。根據以上質的差別，我們來看看比特幣第加密幣的實質。加密幣本身不是有價值的物品，其發行所得收入，即那個從無到有的第一次購買力，取自社會又不用於社會，與偽鈔所竊得的第一次購買力，本質上完全一樣，這是加密幣的第一次竊取行為；偽幣通過不斷加大印量來不斷竊取法幣中的價值，但加密幣相反，是通過限製發行量人為製造的稀缺性來不斷竊取法幣中的價值。黃金與其他稀缺貴金屬一樣，價格的長期變動反映其價值的變動。加密幣的千倍萬倍增值，不是因為它本身的價值有了千倍萬倍的增長，它不是黃金，它本身沒有價值，而是它從法幣中千倍萬倍地竊取了價值。我們再假設一個E，他早期以$0．00076獲得獲得1枚比特幣，此幣從未用來購買過商品，今天（增補此答時間；2025．7．12），其第一次購賣力以達到$117,593.49，也就是稀釋法幣非法落入E口袋的價值。如果此幣經過了N次的商品交易，那也只是這筆非法所得落入N個中間人的部分人手中也。也許你會說，這是風險投資收入。你投資黃金、股票…，在風險中獲得收入，這是從黃金、股票…的價值變動中獲得的收入，但加密幣不是黃金、股票…，它沒有價值，更沒有千倍萬倍的價值增值，這不受控制的增值從何而來，竊取。這正是多國爭相發行穩定幣的原因。加密幣與偽幣一樣，其發行量與經濟發展的需要毫無關係，只為了更多地竊取法幣中的價值，並給經造成混亂與不公。人們遲早會看清加密幣的實質，並為阻止其繼續增值的竊取行為採取法律行動。

問：能用上述理論，說說中國和美國經濟面臨的困境嗎？

答：這個問題需要用長篇的論文來解答，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我在https://blog.creaders.net/u/32271/上發的三篇文章。

就上面最後一個問題，想簡單涚說導致貨幣流通速度突然大幅下降幾個可能疊加的原因。

劉易斯拐點，指勞動力由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劉易斯拐點的要害，是過剩或失業勞動力高速投入生產所導致的經濟高速增長，所形成的上下游縱向產業結構、收入分配結構、國民收入用於投資與消費的結構等等整個相關聯結構體系，在失業人口基本消失時無法持續，導致產能過剩，投資萎縮，失業增加，消費萎縮。減投資減消費的表現就是貨幣流通速度減慢。而瘟疫、戰爭、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作用，常常會疊加上述根本原因影響貨幣的流通速度。如瘟疫、戰爭期間，人們被迫減少消費，企業減少生產，貨幣購買次數下降即流通速度減慢。

在新冠疫情爆發前，中國經濟已過劉易斯拐點，經濟增速下滑明顯，貨幣寬鬆也抵擋不住貨幣流通速度的急速下降。新冠疫情爆發再加嚴酷的清零封控，產生強烈壓抑貨幣流通的作用，疊加到上述的流通速度減慢上，雪上加霜，至使百業蕭條。突然放棄清零，以為解封后會有復甦。未果，說明根本原因仍在，疫情只是使爛局更爛。經濟周期每一次繁榮的頂峰，都是規模或大或小的劉易斯拐點。新冠疫情爆發前，美國經濟在貨幣寬鬆的助力下，正向着劉易斯拐點衝刺，貨幣流通處加速狀。新冠打斷這一衝刺，經濟突然急劇回調，失業猛增。緊接着國際資金大規模回流美國，又修復了經濟波動的原形，繼續向着拐點衝刺。在失業率接近谷底時的經濟過熱、通貨膨脹，意味着拐點將至。屆時，無須貨幣政策從緊，貨幣的高速流動都會急轉直下，通貨膨脹自然消退。而手忙腳亂的美聯儲為壓通脹，祭出一次次升息去打壓貨幣流通速度，使之更快轉慢，金融危機、擠兌潮更早出現。這就是美國的經濟失衡、意外的瘟疫和戰爭再加經濟政策三大抑制貨幣流通速度因素相互疊加的過程。本人老矣，故常聽人勸告，小心防跌，說某某某、某某某，跌了一交，很快就仙了。其實並非仙了是因為這一交，相反是人要仙了，器官都老了，才有這至命的一交。同樣道理，經濟危機爆發前的種種現象，如經濟脫實向虛、銀行爆雷、房地產爆雷…，並非危機發生的根源，而是經濟整體性的結構失衡，在不可持續的拐點，危機應該、必然爆發前的種種表現。

附文2：

經濟縱向結構失衡的問題

—-經濟學重大議題的問與答之二

 感謝許多讀者瀏覽了我的《經濟學重大議題的問與答》一文，有朋友更是對其中的內容提出疑問，現將問與答的內容整理後，以《經濟縱向結構失衡的問題——經濟學重大議題的問與答之二》為題發表於下。

問：按你在《經濟學重大議題的問與答》上的觀點，經濟危機發生購買力下降，主要不是因為貨幣的數量減少，而是貨幣的流通速度大幅減慢，才導致供過於求，收入減少。但另方面你又說，售出商品所得的每1分錢收入，就是1分錢真貨幣，由此可見，貨幣的總存量就是收入的總存量，既然經濟危機發生時，貨幣的存量不變甚至有所增加，人們手頭上收入的存量也應該不變或有所增加，這與你說的貨幣流速減慢收入減少不是相矛盾嗎？危機發生時大家都沒錢用，那麼數量基本沒變的貨幣和收入，又到哪去了呢？你的理論與現實明顯不符，還是貨幣數量減少了的觀點更合實際。

答：這是一道很深的難題，因此我希望能解這道難題，而且能深入淺出把難題解得明明白白。讀者要理解這道難題的解，也要花多一點精力。當然，你也可以批判我的觀點，自己去解這道難題，大家一齊交流意見。我的最初回復是，你把市場上流動着的貨幣和流動着的收入混為一談了，它們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問：不是說售出商品所得的每1分錢收入，就是1分錢真貨幣，它不可自我創造出更多來，那它們有什麼不同呢？

答：打個比方，貨幣就象在空間到處穿梭運行的貨車，而收入好比車上裝的貨物。車子還是那些車子，在反覆穿梭中始終存在，但車上的貨物則不斷變換，裝了又卸，卸了又裝。當你（或企業）售出一種商品，得到比如是50元貨幣，這50元貨幣載着你的這一次收入，也就是你售也商品的價值，可以到市場的任何地方，購買50元的商品。此後，你的這一次收入消失了，不存在了，但那50元貨幣仍在流通，它卸下你那次收入的“舊貨”，裝上你買入商品的價值的“新貨”，轉為賣者所有，成為他的一次收入而流通。收入都是一次性的“貨物”，貨幣是反覆使用的“運載工具”，它們是不同的東西。但一輛貨車在運行中不會變為兩輛或更多貨車，變出更多的貨幣，它可以反覆多次運載收入，但其中的每一次，都不能變出多倍的收入，商業銀行不能創造貨幣。

問：但你仍然沒有解釋清楚，既然貨幣的存量不變，它承載着的收入也沒變，為什麼大家都沒錢用？

答：你必須將以下四項內容區分清楚：

收入的存量  市場上舊收入以一定速度去購買而消失決定獲得新收入的速度

貨幣的存量  市場上貨幣以一定速度通過與商品的交易決定貨幣的流通速度

貨幣的存量承載着收入的存量，承載着收入以一定的速度去購買商品，並決定舊收入消失與新收入獲得的速度，這是四個完全不同的內容。收入用一次就沒有了，企業必須不停地生產商品，出售商品，才能不斷地獲得新的收入。一旦貨幣流動減慢，商品出售減慢，有的賣不出去，單位時間企業或其成員獲得收入的流量就會減少。例如某人本來每個月有6000元的新的收入，這是月收入流量，現在月收入只有3000元，如果大家都如此，錢都不夠用，感覺上好象市場上錢的總數減少了，其實是誤把收入的單位時間流量減少當作是貨幣的數量減少，誤把獲得新收入的流量不足，當作部分貨幣存量的消失。

問：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的原因，不就是流通中的貨幣數量過多或不足嗎？與貨幣流通速度有何關係呢？

問：一個市場經濟體中，設單位時間產出商品的速率為D／T（D、商品數量，T、單位時間），商品平均價格為P，貨幣平均單位時間與商品交換的速度為N／T（N、貨幣與商品交換的次數），貨幣的數量為M 。供求平衡時，單位時間貨幣與商品交換的價值量MN／T與單位時間產出商品的價值量PD／T相等，物價穩定。經濟繁榮時，購買力旺盛，MN／T常超越PD／T，供不應求，物價上漲，貨幣當局通常實行緊的賃幣政策，因此貨幣數量為M應是穩定或下降的，物價上漲應不是貨幣數量M過大，而是人們獲得收入後比過去更快就用於投資或消費，使貨幣平均單位時間與商品交換的次數N增多，即N／T加快，使MN／T超越PD／T，物價上漲。而物價越上漲，人們急着購買的速度就越快，貨幣流通的速度越快，這就是通貨膨脹。經濟蕭條時的情況剛好相反，通貨緊縮的直接原因，主要是貨幣流通的速度減慢，而不是貨幣寬鬆政策下貨幣數量反而減少。

貨幣流通速度為什麼會慢下來呢？

答：貨幣數量是一個存量，它所承載的收入，也是一個存量。只有當這個收入存量以一定速度用起來，去購買，貨幣才有一定的流通速度；全體居民的舊的收入存量以怎樣的速度去購買，以怎樣的速度消失，決定了新的收入以怎樣的速度產生，單位時間獲得新收入的流量。因此貨幣流通速度減慢，錢不夠用的問題，應歸結為人們為什麼會減慢用現有的收入存量進行購買的問題。

問：如果收入存量的數值一直沒太大變化，人們為什麼不按原速去購買呢？這說不過去。而更現實的是，經濟蕭條的時候，大家都不來錢，不是因為沒錢才少購買的嗎？

答：到底是人們用錢的速度減慢了，導致人們的收入減少不夠錢用，還是人們不夠錢用，導致人們用錢的速度減慢，很象是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向題，其實不然。社會上貨幣的存量及其承載的收入存量基本不變，不等於每個人手中持有的貨幣或收入也基本不變。在經濟蕭條爆發的前後，有的人失業了，有的人工資少了，絕大多數民眾手中的收入，在必要支付而流走的同時，新的收入又大幅減少，手中的貨幣會越來越少，只有勒緊褲帶。在經濟衰退時，富人們獲得收入的流量很可能也在減少，因此也會減少投資、節制消費。大家用錢都在減少，只不過絕大多數人獲得收入的速度比支出的減慢還要更慢，手中的貨幣及收入少了，只有極少數人獲得收入仍多於其支出，錢集中到更少的人手中。大多數最需要錢消費的人沒錢了，而有錢本應去投資的少數富人，在經濟不景氣時因找不到好的投資渠道而減少投資，貨幣流通減慢，導致收入在存量基本不變情況下的流量減少。這就出現一種奇特的現象，一方面是大部分民眾或債台高築、或持幣量減少，另方面銀行儲蓄大幅增加，無論你怎樣鼓動人們貸款去投資和消費，銀行的錢就是貸不出去，消費與投資同時萎縮，貨幣流通速度在減慢，這就是中國今天的現實。

問：這裡出現一個循環論證：經濟不景→富人減少投資→民眾失業增加收入減少→消費與投資同時萎縮→貨幣流通減慢→經濟不景。經濟常常是在非常繁榮之時突然出現這種惡性循環,它從那個環節開始？原因是什麼呢？你沒有說明其發生的真正原因。

答：你說得太好。這裡有抽絲剝繭的絲頭，從此我們跳過貨幣循環流動的議題，進到經濟是否均衡這個更深層次的議題，然後我們回頭再去認識貨幣循環流動中出現的問題。經濟均衡與否，是貨幣循環流動過程中出狀況的根本原因，但你不能用調整貨幣流動狀態的辦法，去解決經濟結構已經嚴重失衡的問題，這就是主流經濟學常出錯的主要原因。現在中國很多人都無錢消費，且債務纏身，但另方面，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數據又顯示，目前中國各銀行內的儲蓄量（如前所述並非都是貨幣）猛增，窮人和富人都謹慎消費，富人又不投資，無法用於消費和投資的錢都往銀行里放，銀行里的錢又貸不出去推動消費和投資，說明銀行系統作為軟性的貨幣流通加速器，減息減存准，都無力加速使已經慢下來的貨幣流通回復正常，真正的原因，是經濟結構已嚴重失衡，這就是要找的“絲頭”。

問：能解釋清楚經濟結構失衡導致貨幣流通速度無法逆轉地下降的實際過程嗎？

答：我們先從一個對貨幣流通速度影響不大的經濟結構失衡說起，通過對比，能深刻地理解另一個從根本上影響貨幣流通速度的結構失衡。人們根據自己的收入與市場上各種商品的效用進行衡量，去確定個人的需求結構和購買行為，以有限的收入去獲取最大的滿足，這就是經濟學所說的消費者均衡。千千萬萬個人，就有千千萬萬種實現這種均衡的購買結構。而全社會個人的這種結構的總合，又構成社會在當前有限生產力約束下，實現效用最大化、獲最大滿足的需求結構。這個最終消費結構，是一個橫向的結構，它決定了資金貨幣流向、勞動力配置、產業和消費品產出的橫向結構，同時也決定了它的產業鏈上游相應的橫向結構。這是經濟的一個完整的橫向結構，不妨簡化為滿足衣、食、住、行、娛…的結構。當這個結構失衡吋，例如衣的供給過於求，而食物供不應求時，衣的價格會下降而食的價格上升，直至投資的貨幣流更多追加到食的產業而減少流向衣的產業，使失衡的橫向結構趨向均衡，事實上這個結構在市場調節作用下是不斷進行的。我們看到，整個調節過程，資金流、貨幣流從一個部門轉向另一個部門，對貨幣流通速度並沒有太大的影響。

問：這道理很簡單，不用多說，還是快點說說另一個失衡會影響購買力和貨幣流通速度的經濟結構是什麼？它怎樣影響購買力和貨幣流通速度？

答：能使社會獲效用最大化的衣、食、住、行、娛…的均衡的需求結構，決定着收入流向市場進行購買的橫向結構，在價格的波動中又決定流向各部門的投資資金及形成產業的橫向結構。現代主流經濟學研究了效用最大化的橫向消費結構均衡，卻忽視同樣以效用最大化為目的的縱向結構均衡。它看不到過度的投資需求，過低的消費需求，偏離了效用最大化原則，是一種非均衡的縱向需求結構，通過結構失衡的縱向資金流，導致縱向產業結構的失衡，不知道這是一個完整結構體系的失衡。這就是我們前面所說的，導致宏觀經濟波動的縱向產業結構失衡，不同於微觀橫向消費結構的失衡。凱恩斯把國民收入GDP流向市場的資金流分為兩股，一股是消費，另一股是資金供給的儲蓄與緊接着對資金需求的投資，認為總供求的不平衡，主要是在後一股貨幣流上，出現了儲蓄與投資的不平衡。凱恩斯實際上已經劃分了資金流的縱向結構。但他沒有把投資與儲蓄的不等，放在經濟一個完整的縱向結構體系中加以研究，看不到此縱向結構體系的失衡，才是投資突然小於儲蓄和貨幣流通速度突然下降的根源。因此把研究重點放在如何把儲蓄之水抽向投資的操作上，結果不僅無效，且常常適得其反，加重了經濟縱向結構的不均衡。如2008年中國4萬億的財政投資，就是在投資本已過度而消費增長緩慢的非均衡狀態下，進一步惡化這種非均衡的實例。

問：能簡單明了說說這個縱向結構均衡怎樣以效用最大化為目的嗎？

答：人類社會一切發展階段的經濟活動，都在追求當時有限勞動生產率前提下的效用最大化。即使遠古小規模自給自足的經濟體，都要為後期的生產準備適量的勞動工具等，以滿足新增勞動人數對勞動工具的需要。工具生產得過多或過少，都會使經濟體所獲的效用無法最大化，這種不均衡即使規模很小，他們也能感覺到不利，並不斷有小規模的改正。現代大規模市場經濟，是不是也有這樣的縱向結構，使社會從中能獲效用最大化的均衡的原理呢？當然是有的，並對經濟運行和貨幣流通的影響深遠，失衡所產生的破壞力巨大。

問：用什麼方式來描述經濟縱向產業結構的存在呢？

答：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有非常嚴重的錯誤。其理論基石“剩餘價值論”的錯誤，在於它把以利潤為收入來源的一個人數龐大的勞動者群體（包括資本家在內營運整個資本市場的所有工作者），與非資本市場的工薪收入勞動者群體，人為割裂成不可調和的兩個對立的階級，誤導他們進行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給人類造成巨大的災難，對此我有另文討論。但馬克思的理論中並非一無是處，我們這裡就借用他兩大部類的概念（其中第Ⅰ部類生產生產資料，第Ⅱ部類生產消費資料），結合投入產出分析法來回答你的問題。對投入產出分析法和兩大部類分析法不太了解的讀者，可跳過這部分內容，只要記住，下文提到“表１中的３”所指的，就相當於自給自足小經濟體，為次年新增勞動人口的勞動所需而生產的工具。工具過多或過少，“表１中的３”過多或過少，對社會都是不利的、非均衡的，就這麼簡單。用這兩種分析法，為的只是更有說服力地證明，在一個複雜的市場經濟中，這種不均衡是可能大規模出現的。

問：兩大部類結構就是你所說的經濟的縱向結構嗎？能用它來說明縱向經濟結構的均衡與否嗎？

答：兩大部類結構只是經濟整個縱向結構體系中的縱向產業結構部分。表1顯示了兩大部類的投入產出關係。30多年前，我曾按此結構，將中國廣東省1985年的5部門投入產出表，轉換成同時反映5部門與兩大部類的投入產出表。其實，所有的部門投入產出表都能轉換成部門-部類投入產出表（這裡就不說轉換的技術細節了，有興趣者, 可參閱文後的附件1）。這種轉換有力地說明，縱向部類產業結構與橫向部門產業結構同樣真實地存在。表1中的列，分別記錄兩大部類的投入；行，分別記錄兩大部類的產出。為便於

論述，我們用每個方格右下角的數字代表格中的內容。各部類的投入與產出，即各部類的列與行各自平衡，即：Ⅰ部類的1＋4＝1＋2＋3，和Ⅱ部類的2+5＝4+5+6。表中的最終產出是3+4+5+6，就是國內生產總值GDP。從產品形態來說，3是積累的生產資料，4+5+6是消費資料。在供求平衡條件下，6可理解為零，而前期產出售後的收入流中，有4+5的數量用於消費，3的數量用於儲蓄或投資，與當期產出的4+5和３相平衡。或者用另一種說法，就是國民收入被分為消費和儲蓄－投資這兩個需求流，分別就是衝着4+5+6和3這兩個供給而來，並決定着它們的增長。經濟學界最關心的是這種兩類產品的供求平衡，卻沒人去論證投資需求與消費需求之比均衡的原理，忽略前述那個經濟體生產多少勞動工具與多少生活用品之比的合理性問題。更多人會認為，投資消費比的均衡根本就不是問題，消費品的生產已經決定了生產資料要生產的量，這就大錯特錯了。Ⅰ部類產出中, 用於生產消費資料4+5的部分只是2，如果把Ⅰ部類看作一個獨立的投入產出關係, 其最終產出的生產資料，除了2之外還有3，3與當期消費資料的生產無關。因此Ⅰ部類生產中，為生產出3而投入的那部分生產，與當期消費資料的生產也是無關的,Ⅰ部類生產的總量並不受Ⅱ部類生產的約束。對3的需求起限製作用的，是下期生產的新增勞動者人數和技術進步，且期期如此。因此，只要下期生產新增的勞動力非正常地足夠大, 如大量失業者投入生產，3就可以非正常地更大,ⅠⅡ部類之比也可以不正常地更大。而國民收入中用於投資與消費的需求之比，通過市場的調節，將決定最終產出中生產資料積累3與消費資料4+5之比，同時也決定了ⅠⅡ部類之比。投資與消費的需求之比是否均衡，決定了ⅠⅡ部類產出或供給之比是否均衡。

問：那投資消費比的均衡、兩大部類產業結構的均衡，是否就集中體現在表1中3的數量是否均衡上？

答：是的，你把縱向結構是否均衡的問題聚焦到一個關鍵點上,3的過大或過小, 都會破壞社會所獲效用的最大化, 導致經濟失衡。我們先說產業結構的均衡問題。圖1畫出4條經濟增長線。BC是持續充分就業的經濟均衡增長線，因此GDP是持續最大化的，下面就看它的縱向產業結構了。在經濟已經實現充分就業前提下, 經濟的BC增長要求表1中的3，即積累的生產資料，必須正好與自然增長的勞動人口相匹配，是均衡的，否則不是產能過剩就是不足，經濟不可能持續充分就業。總量持續最大化的GDP由兩部分組成，一是生產資料積累3，二是消費資料，既然3是均衡的，沒有過剩或不足，那麼消費資料也實現了生產力有限條件下的持續最大化。由此可見，最終生產出3和消費資料4+5+6的兩大部類結構也是均衡的。或者說，它必須是均衡的，經濟才能沿BC均衡地增長。但是實際經濟很難實現這樣的增長，因此也稱BC為潛在的經濟增長線。設A是潛在經濟增長線下方一個實際經濟增長的起點，生產資料存量不足，失業率非常高，這兩個條件使表1中的3，完全不受勞動人口自然增長的

  圖1

約束，使A點出發的經濟增長可能出現以下三種情況。一、圖1的AD增長中，3的增長緩慢，生產資料長期無法滿足全體勞動者勞動的需要，實際經濟增長持續低於潛在的經濟增長，是一種無法實現效用最大化的非均衡增長。二、圖1中的AB增長。這是一種最常見也最難理解其不均衡性的經濟增長，所以我先用表1並假設兩個簡單數字來作一說明。設近期失業者投入生產的數量巨大，滿足實際新增勞動人口勞動所需的生產資料3，用數字表達為40000單位，為此一個Ⅰ部類偏大的縱向產業結構形成了。在勞動人口高速投入與生產資料高速積累，經濟高速增長的狀態下，突然，失業勞動人口消失了，滿足勞動人口自然增長的勞動所需生產資料3，大幅下降到400，下降了99％（有點誇張，但只是為了強化對此失衡的認識），多出了39600單位,或者說過剩了39600單位的產能。想想看，既成的縱向產業結構會發生什麼呢？我想，再沒有比這一假設能更簡單明白地說明縱向產業結構的失衡了。經濟從A點起飛高速增長，但勞動成本一直被壓抑，至使消費增長緩慢，而低勞動成本所對應的投資高收益率，又剌激着儲蓄與投資高增長，使3的增長大大高於經濟均衡增長時受勞動人口自然增長所限定的速度。大量失業勞動者的投入又使這種增長得以持續且平穩，似乎失業勞動的高速投入生產就是勞動人口自然增長的一部分。積累生產資料３高速增長所確定ⅠⅡ部類的產業結構，偏離均衡的狀態愈演愈烈，一直保持到經濟高速增長到達的頂點B。在B點，失業人口消失，意味着３已不可能維持原來的速度高增長，但已經形成的ⅠⅡ部類縱向產業結構，慣性地一時難以改變，並產出大量過剩的3來。這種失衡的產業結構在B點的不可持續，產能的過剩，決定了經濟在勞動力過剩向勞動力“不足”過渡時的下滑。三、AC增長。這是一種平穩與均衡增長相銜接的經濟增長，當其接近均衡增長線時，增長速度越來越接近均衡增長的速度。由經濟增長速度與生產資料積累3和兩大部類產業結構的相關性說明，3和ⅠⅡ部類產業結構也越來越趨向均衡，積累生產資料３趨向於正好滿足勞動人口自然增長的勞動需要。

問：生產資料積累3在經濟能否均衡增長中的作用如此重要，那麼它是否可調呢？

答：是可調的，但只能緩調，無法在高速增長時急調，就象汽車不能在高速行駛時急轉彎一樣。生產資料積累3本身就是一個縱橫交錯的矩陣結構體，推動和滿足經濟縱橫向結構的發展和需要。它的調整主要涉及整個經濟縱向結構的調整，也涉及整個橫向結構的調整，使它無法在短時間內作大幅的調整。它的增長與經濟增長的速度密切相關，它的非均衡高速增長一定對應着經濟非均衡高速增長，如果某種原因決定它無法繼續增長或大幅減速，對應着一定是經濟停滯或減速，因此它的調整又涉及與經濟增長相關的利益、收入和需求關係的調整，甚至是巨變。總之它的調整，是一整個結構體系的調整，非輕而易舉，與僅僅是橫問部門結構的調整完全不同。

問：那麼，縱向產業結構的失衡，又怎樣導致資金周轉的紊亂，貨幣流通速度減慢，人們無錢可用呢？

答：我們曾經說過，流向消費品各生產部門的橫向資金流結構失衡，會導至產品結構偏離效用最大化的均衡，如鞋子生產過剩而服裝不足。通過市場價格的調整，資金流的橫向結構會作出調整，推動橫向的產結構作出調整，使產品結構趨向效用最大化的均衡和供求平衡。同樣，流向ⅠⅡ部類的資金流結構失衡，也會使兩大部類產品的結構偏離效用最大化而失衡。同樣是資金流向結構失衡，但對貨幣流通速度的影響是不同的。在經濟的繁榮期，流向Ⅰ部類的資金高速增長而流向Ⅱ部類的資金增長緩慢，使生產資料積累3高於均衡的態勢越演越烈。而大量失業人口的投入掩蓋了這種失衡，使整個繁榮期保持着總供求的平衡，直至衝到繁榮的頂點才顯露出來。與橫向資金流結構失衡後，資金從一個部門轉向另一部門的調整不同，縱向資金流結構的調整，涉及一整個既成的縱向的結構體系的調整，不是單單調整流向ⅠⅡ部類資金流的結構就能解決的，這就決定，非均衡過度用於投資的資金，無法在短期內大量轉向消費。非但如此，由於3過剩引發的投資萎縮，導致失業增加後的消費與投資同時萎縮，這才是投資+消費﹤儲蓄+消費，貨幣流通速度減慢的真正原因。凱恩斯把全體居民的收入分為消費與儲蓄兩大部分，這就是資金供給流的縱向結構；他又把對資金的需求分為消費和投資兩大部分，這就是資金需求的縱向結構。他認為投資小於儲蓄，是總供求失衡的失鍵，因此極力主張用財政手段將儲蓄之水抽向投資，以實現供求的平衡，他全然不知投資萎縮小於儲蓄，只是一整個縱向經濟結構失衡中的一個環節，不從整個縱向經濟結構的失衡去理解問題，僅從資金流、貨幣流的角度，用增加投資去平衡儲蓄，無疑向着進一步惡化兩大部類結構的方向邁進。當經濟在縱向結構失衡狀態下衝到B點時，調整利率、存款準備率和貨幣發量，情況也大致如此，都是治標不治本的政策。

問：現在很多人已看到，中國經濟正形成一個“流動性黑洞”,無論你向它投入多少貨幣, 對復甦經濟都不起任何作用, 能對此作一說明嗎？

答：“流動性黑洞”, 其實就是對嚴重的流動“性”陷阱一個形象的說法。它只有用貨幣流通速度的不斷減慢，使你無論投入多少貨幣，都無法增加購買力來說明。可見貨幣流通速度的快慢變化，對理解經濟波動是多麼重要。舊的貨幣理論無法解釋這個現象，因的它一提貨幣流通速度就必然會出現邏輯混亂。其錯誤的源頭，是提出商業銀行系統創造存款就是創造貨幣的理論。銀行系統內的存款都是貨幣的論斷，又導出貨幣有M₀、M₁、M₂、M₃…的狹義廣義許多種的謬論。由於每一種貨幣都在流通，那麼斷定貨幣流通速度也有狹義廣義V₀、V₁、V₂、V₃…許多種，邏輯上就混亂不堪了（前有論述）。為了避開這個混亂，於是有人又提出流動性這個模糊不清的概念來矇混過關。誰能說得清流動“性”是什麼？它既不是貨幣數量，也不是貨幣流通速度，但模糊中又好象是它們的混合體。一說到流動“性”不足，貨幣當局就急急忙忙去印鈔或降准、降息，動機好象是要增加貨幣數量。流動“性”陷阱的出現，說明印鈔或降准、降息不起作用，明明加印了貨幣卻不知去向，流動“性”仍然不足。用貨幣數量無法解釋流動“性”陷阱，但又不能說是貨幣流通速度下降，否則就會涉及M₀、M₁、M₂、M ₃…的流通速度問題，結果V₀、V₁、V₂、V ₃…間無法兼容、不可同時存在的矛盾就會暴露出來。對於舊的貨幣理論來說，深入研究貨幣流通速度是一個禁區，誰能站出來，說清楚狹義與廣義貨幣流通速度之間的關係呢？。既然如此，那就繼續用流動“性”這個概念去混吧，反正我說它是貨幣流動的一種“性”，致於這個“性”是什麼，隨便你怎樣理解都行，你說它是貨幣數量就是數量，你說它是速度就是速度。貨幣流動“性”陷阱作為一種現象的存在，對舊的貨幣理論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一個有力的否定。目前中國經濟中出現的“流動性黑洞”，只能從中國經濟縱向結構的嚴重失衡，決定了投資進而是消費需求的必然萎縮，這個殘酷的現實，無論你增加貨幣數量或試圖提振貨幣的流通速度，都無法改變。當經濟失衡需求必然萎縮的時候，保持鈔票數量M基本不變，那怕通貨緊縮提高了M的單位購買力，貨幣流通速度V必然會減慢到需求MV不足的應有狀態，因為這種不足是結構失衡已經決定了的；如果你狂印鈔票M，引發通貨膨脹使M的單位購買力下降，V的變動使需求MV的不足該是什麼程度還是什麼程度（如阿根廷）。貨幣流通速度對應着貨幣數量及其單位購買力的變動而變動，使經濟始終處於需求不足的狀態，這決不是貨幣的數字遊戲能解決的問題。

問：那麼，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否都是沒有意義的政策呢?

答：當然不是。但是一，在調整的時機上，你不要等到經濟已非常接近B點時才運用這些政策，而是在經濟接近充分就業的潛在增長之前，留出足夠的時間和空間就開始調整，因為縱向經濟結構是可調的，但無法在高速增長時急調；二，在調整的目標上，不要集中在消減通貨膨脹、通貨緊縮和供求失衡上，而是要集中在逐步化解縱向經濟結構的失衡狀態上，控制住經濟增長的速度，使之與均衡的經濟增長相銜接。

問：為什麼投資與消費的縱向需求結構，總是固執地周期性偏向於投資，導致縱向產業結構中Ⅰ部類的非均衡高速增長呢？

答：哈羅得-多馬經濟增長模型，把經濟增長主要分為三種：一種是充分就業的經濟增長，也可稱之為潛在的經濟增長，即圖1中的BC增長；第二種是投資者能滿意獲利的經濟增長，類似圖1中的AB增長；第三種是實際的經濟增長。哈羅得-多馬經濟增長模型認為，只有當實際的經濟增長同時等於第二種和第一種經濟增長，經濟才能持續保持供求平衡和穩定增長。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因為第一種經濟增長是全社會獲效用最大化最滿意的經濟增長，而第二種則只是投資者滿意的經濟增長，它們是不一致的。你的問題就是，經濟為什麼固執地反覆要走第二種經濟增長之路，導致經濟周期地強烈波動。其實道理很簡單，因為整體而論，投資獲取利潤並構成資本積累的，主要就體現在生產資料積累的3上，只有經濟高速增長的AB, 才是生產資料3高速積累的經濟增長，才是投資者滿意的經濟增長。所以只要AB這種非均衡經濟增長的條件存在，投資者就會踴躍參與，並盡力壓抑着勞動成本，壓抑着社會消費的增長，保持3的高速增長, 一直把經濟高速推到不可持續的頂點B。

問：前面討論了經濟縱向結構體系中的幾個層面，包括產品效用和產業、資金流向與配置、資源和勞力配置的縱向結構，那麼投資與消費是否就是此體系中的縱向需求結構呢？

答：是的，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之比，就是經濟縱向的需求結構。經濟縱向需求結構的不均衡，決定了產業結構、供給結構的不均衡，由此實現的供求平衡常常掩蓋着經濟的非均衡性，直到縱向結構失衡的經濟無法持續的那一刻。以往的經濟學理論，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供求的平衡上，甚至在縱向結構失衡導致危機爆發的時侯，經濟工作者所做的，仍然是全力以赴去恢復供求平衡，完全不知道不均衡與不平衡之間的因果關係。馬克思的兩大部類再生產理論，也只是研究了生產與再生產之間，兩大部類的供求如何得以平衡，完全不涉及兩大部類的結構是否均衡的問題。

問：你的意思是：由於投資過大的縱向需求結構首先就是不均衡的，導至兩大部類供給結構也是不均衡的，它們由市場調節所實現的供求平衡，是縱向結構不均衡前提下的供求平衡，直至繁榮的頂點,供求失衡才突然爆發。那麼，有什麼辦法能使投資與消費的縱向需求結構趨於均衡呢？

答：你對以上討論的總結很到位。能使縱向經濟結構趨於均衡的根本，就是實行公平的收入分配。

問：怎樣的收入分配，才是公平的收入分配呢？

答：我認為：公平的收入分配，社會或者說全體居民從消費總量上所獲效用最大化，以及經濟縱向結構的均衡，是三位一體的；其中任何一項，都不能離開此三位一體單獨得以實現，它們互相依存，其中任何一項的實現，意味着其餘兩項也都得到了實現；相反，其中任何一項未得到實現，意味着其他兩項也未得到實現。這是經濟縱向結構均衡的基本原理。因此公平的收入分配，就是能使社會從消費總量上獲效用最大化，使經濟縱向結構達到均衡的收入分配。或者說，如果社會在消費總量上未獲效用最大化，經濟縱向結構是非均衡的，這時的收入分配就不同程度上一定是不公平的。

問：公平或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在經濟縱向結構均衡問題上的作用如此重要，能說明它發生作用的具體過程嗎？

答：我們己把居民的收入支出分為儲蓄投資與消費兩部分。我們再把居民獲得收入的方式分為利息、利潤和廣義勞動成本兩大類：利息源自利潤，歸結為利潤；廣義勞動成本的主要部分是工資，假設一個沒有福利的社會，養老育兒…的費用只能用家庭當前和過去的工資收入來支付，小量來自利潤，事實上今天的養老保險金就是由企業和個人支付的，因此我們把社會福利，歸結為廣義勞動成本的一部分。全部居民的消費，都可分為剛性消費和彈性消費部分。不同個人的剛性消費量不同，通常收入越高的人，剛性消費量越大，但在其總收入中的占比越低。因此，收入及財富在居民中的分配和這種分配對全體居民消費彈性的影響，就成為社會在消費與儲蓄之間的可調因素。預期社會平均利潤率的走勢，對居民收入用於儲蓄投資與消費的比起主要的調節作用。

問：能把收入在利潤與勞動成本間的分配，導致收入用於投資與消費之比失調的作用說得更清晰點嗎？    

答：希望圖2能幫你更清晰理解上述關係。圖中橫軸上分布着收入高低不同的居民；斜線OH反映居民不同的收入，OH上任意點的縱坐標，反映其橫坐標上那部分居民的收入量；QB為剛性消費需求曲線；AC和AD是兩條不同收入分配關係下實際的消費曲線，它們的差別反映消費彈性的

圖2

存在；G點上的居民，是收入低下的“月月光”一族，G點左邊的則入不敷出，因此他們都沒有消費彈性可言；E是人均收入位,F的縱坐標為人均收入量；粉紅區為人口分布的最密集區；設P點右方為居民稀少的富人區。由於E點左方的人口密集度遠遠高於右方的人口密集度, 所以人口最密集的L區可以肯定偏離E, 位於其左方。L偏離E的程度反映了收入分配的狀態, 偏離越大，收入的貧富差別越大, 且主要反映了投資利潤收入與工薪收入的差別越大。收入分配實行絕對平均主義或高福利主義的經濟體，E、L和G會非常靠近。E與生產力水平密切相關，隨着經濟高速增，會向右方快速移動。E靠近G並長期滯留，說明生產力低下且增長緩慢。1968年我“上山下鄉”到海南島時，月薪是18元人民幣, “知青”們常常撿起地上扔棄的煙頭, 用廢紙捲起再抽, 稱之為“大頭熟”，可見收入是多麼接近G點。而平均主義的收入分配使社會最密集人群L的收入和人均收入E也不會高太多。但在當時低水平的生產力前提下，這樣的低收入仍然是擠壓投資的相對“高”收入，加上當時私人投資被禁止，僅僅依靠居民“高”消費率後微薄的儲蓄和政府相對不足的收入,進行效率低下的公有制投資, 致使中國經濟增長極其緩慢，除政治、經濟體制上的原因外，生產資料積累3的不足，失業（主要是隱性）人口積累性增加，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其他一些受平均主義或高福利主義影響的國家, 如北朝鮮、巴西…, 投資不足的狀況大至相同。雖然這類國家的勞動成本普遍低下，但這種低下，不是經濟高速增長狀況下勞動成本被過度壓抑造成的低下，相反，是在勞動成本相對過“高”，導致投資不足，經濟增長緩慢而出現的絕對低下。中國改革開放後，收入分配從絕對平均的不公平的一個極端，走向貧富嚴重分化的另一個極端。實行獨裁統治的國家,收入分配只能在這兩個極端中二選一，因為放開後必然出現的官商勾結利益集團，對勞動成本的打壓遠遠超過民主國家對勞動成本的壓抑。這種腐敗的政治權力與商業利益的勾聯，使勞工在收入分配上沒有絲毫的反抗力。當一放就亂威脅到獨裁統治的基礎時，又必然會回到平均主義一收就死的老路上。隨着中國改開後GDP的高速增長，人均收入E從靠近G的位置迅速向右方移動。但過程中“利潤”收入（內含大量非市場的貪腐收入）與工薪收入間的分配始終極不公平，致使高密度人群區L向右端的移動極其緩慢。李克強在2020年全國兩會答記者問時說：“我們人均年收入是3萬元人民幣,但是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可見 L與E的距離越拉越大, 說明勞動成本低下和投資利潤高企。一個數量巨大人群的收入區位L,非常靠近“月月光”的G點,儘管其收入的消費率非常高，但對全社會收入的消費率則貢獻低下。占據了更大收入的另一群體，自身收入消費率的低下和入數較少,決定其對全社會收入消費率的貢獻同樣低下。而投資利潤的豐厚，又刺激了全體居民的投資、投機的欲望,包括L區的居民,人人都勒緊褲帶去參與投資,把彈性消費壓到最低,我們看到一波又一波的全民投資、炒股的熱潮，這就是實際消費曲線AD向AC下移，更靠近剛性消費，導致過度儲蓄和投資的原因。過度投資持續到今天，終於導至產能過剩,投資機會大量消失，內外資同時外逃。收入的平均主義分配不公與過度壓抑勞動成本的分配不公，從兩個相反的方向引致經濟縱向結構的失衡，社會所獲效用偏離最大化。

問：今天中國的經濟，到底是受到外部勢力打壓還是自身的經濟結構失衡，才導致投資機會減少，資本外流和經濟萎縮的呢？

答：可以斬釘截鐵地答覆你，是中國縱向經濟結構的嚴重失衡。此波畸形的經濟高速增長已走到不可持續的盡頭，面對中國投資機會與消費的必然萎縮，才出現了今天的國際政治走向和內外資外流。如果中國經濟仍處在畸形高速增長的過程中，例如中國還處在2007年的環境，農民工不斷湧入城市打工，投資機會仍在擴張且獲利豐厚，並拉動國際經濟也“欣欣向榮”，那就什麼事都沒有，外資你想趕都趕不走。西歐經濟強國對中國市場的依依不捨，馬克龍的幻想，馬斯克在中國留到最後，華爾街鼓譟疫情後的報復性復甦，都是有力的說明。嚴厲的封控清零抗疫政策取消後，人們期待的經濟復甦不但沒有出現，反而越發蕭條。面對中國投資與消費市場的萎縮，他們最後都不得不離開，把一個政治上獨裁，經濟上落後的中國甩到身後。所謂外部的政治和經濟的打壓，只是獨裁制度下的中國，失衡的經濟走到這一階段的必然結果。常說內因是變化的根本, 外因是變化的條件, 看來是道理的。

問：你認為，只有當經濟縱向結構實現均衡，社會從中獲效用最大化時，才能判斷收入分配是公平的，怎麼理解？

答：為了實現經濟的均衡發展，就必須每期的生產都有適量的生產資料積累, 這就要求每個人根據自已的能力和收入作出必要的貢獻，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這是公平合理的第一條。過高的投資收益率，會使全體居民拿出過多的儲蓄進行投資；絕對平均導致投資收益率過低，又會使人們儲蓄投資的能力和欲望低下而不足；只有勞動成本提高到一定程度，既非絕對平均，又非投資收益過高使貧富差別過大，才能實現上述的公平合理。人們按收入大小進行的儲蓄，實現社會必要的資金積累，從個人角度來看, 儲蓄最終還是自已的資產, 但從社會一個永恆的過程來看，它又構成年復一年一個始終都沒有用於個人消費的資產, 而是為經濟發展提供的資金。誰都不應懷疑，馬斯克所建的星鏈，是股東們的私產，但直到他們離世，這星鏈都是為社會而存在的，其社會屬性與私有性是分離的。馬斯克一生的消費與其擁有的財產間有一個巨大差額，某種意義來講，他只是以個人擁有的形式，用管理個人財富的熱情為社會代管這筆財富，並為此付出艱辛的勞動和承擔巨大風險，甚至連與資本量掛勾而付出勞動所得的利潤收入，其大部分也再次貢獻於社會，他一生所得的，就僅僅是其一生有限的消費。所有居民的儲蓄和消費，性質都如此。用私人擁有的形式來管理社會發展所必要的財富，這是上天所設計的最有效率的形式, 使每個人都盡心盡力用管理個人財富的精力去管理社會的財富，與馬克思所設計的那個由官僚管理的形式就好得無法比了。拿馬斯克等一撥企業家與那些反市場而行為的貪官污吏相比，誰在為籌集、營運社會發展必要的財富而付出辛勤的勞動，誰在竊取這些財富，不勞而獲並窮奢極欲，真正占有了剩餘價值，不是一目了然了嗎？但在私有制形式下，個人追求財富增值的欲望，又常常使這個個人代管的社會財富超越均衡增長的程度，於是上天又設計了公平的收入分配、社會所獲效用的最大化與經濟均衡發展三位一體的內在要求。這個三位一體不是那個人的發明，它一直內在於市場經濟的歷史過程中，要求經濟必須使每個居民公平地從中獲益才能穩定發展。人所設計的絕對平均主義收入分配，導致投資不足和效率低下，經濟無法均衡運行；勞資博弈中，資方獨控分配大權，投資利潤過高導致儲蓄與投資過度增長，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爆發危機；只有在民主立法機構中, 勞資這兩個勞動群體，在深刻認識經濟均衡原理的基礎上進行協商，以立法形式去實現公平收入分配，才有可能實現社會所獲效用的最大化和經濟均衡。

問：但我們怎樣知道經濟縱向結構是否均衡和效用的最大化，在平均主義與貧富過度分化之間，找到那個公平的收入分配呢？

答：表1中的生產資料積累3是否正好滿足勞動人口自然增長與技術進步對它的需要，是判斷它是否均衡的依據，而觀察失業率曲線的走向，能知道3的大小是否正好或趨於正好滿足勞動的需要，所以失業率曲線的走向，是我們判斷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工具。如果失業率快速下降的曲線直衝向充分就業區（達零失業率的可能性幾乎為零），說明經濟的縱向結構持續處於失衡狀態，收入分配是不公的。失業率曲線靠近充分就業區時與之形成夾角的大小（繪圖參數確定），反映分配不公的程度。只有當失業率曲線接近充分就業區時與之形成的夾角趨近於零，收入分配才是公平的。下面用圖３中美國失業率曲線的波動來說明這個道理（圖３參考梁中華 李俊：《投資風光不再，消費能否獨好？》一文中的圖表 1 和 【中信證券宏觀】《2020 年美國失業率出現拐點》圖 2 等資料整理而成，應是投資者實操一個非常有用的工具，但這不是本文要討論的內容，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文後的附件2的簡要說明）。從圖中的淺綠色

圖3

區可見，每當失業率急速下降時，總是私人投資增速處於高位（注意：投資增速曲線在高位即使平移，也說明投資量在高速增長），與此同時居民的消費也在增長，但增速就慢得多。可以斷定，在淺綠色區內，Ⅰ部類產出的３中有一個很大的部分，是用在失業者投入生產的需要上，所以失業率曲線才出現這種下降的形態。但當失業率曲線接近充分就業區後，除非天上仍有足夠的勞動者持續不斷掉下來，否則這種經濟是不可持續的。因此我們依據失業率曲線走勢，在它接近充分就業區之前，就應該通過收入分配關係的調整，增大勞動成本，使失業率曲線的下降速度趨緩，使之進入充分就業區時與零失業線平行，或在區內微幅波動，這時的收入分配就是公平的收入分配了。

問：這不就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要做的事情嗎？

答：恰恰相反，全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史證明，由官僚來管理的社會主義公有經濟的收入分配，不是走向絕對平均的極端，就是走向對所謂低瑞人口最殘酷剝削的另一端。收入分配涉及不同階層的利益，需要一種機制來平衡。早期的市場經濟中，資本家壟斷了收入分配的權力，收入分配當然會偏向於投資者一方，不公平顯而易見。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官商勾結利益集團控制了政治、經濟、刀把子和筆桿子的大權，不公的收入分配向着投資利潤，向着官商勾結利益集團的一方傾斜，就有過之無不及了。只有當今的民主議會立法制，普羅大眾才取得代議立法權，如果人們又認識了公平收入分配的原理，就有機會通過與收入分配有關的立法，再通過市場運作，去實現經濟的均衡，並使社會所獲效用最大化。

問：圖3中看到，失業率曲淺無論在淺綠區的向下衝刺，還是在粉紅區的向上反彈，大都處於失業嚴重的狀態，既然都有大量失業者，說明並不缺少勞動力。為什麼粉紅區的大量失業者，為什麼今天中國那麼高的失業率，就不能推動生產資料積累３，推動經濟繼續高速增長呢？

答：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曾舉下例：“設一個有 300 名工人的製衣廠。該廠老闆為賺更多，利用失業者就業競爭的有利條件，儘量壓低工人工資，用更多收入去擴建廠房、買設備、購進布匹，使企業收入中的更大比例用於擴大投資，此外有部分工人也節衣縮食入股投資，工人和老闆的收入都儘可能少地用於消費。第二年，工人增加到 330 人，加上技術提高，產出增加 15％。第三年失業的情況一樣，生產規模繼續擴大，產值又增加 14％。企業一直以兩位數高速增長，且一切正常，因為年年都能招到足夠的人手。十多年後，企業規模達千多工人，之前的雙位數增長，年年增加的生產資料與年年招收的勞動者人數之間是搭配的、協調的。 這年他還在擴建廠房、增購布匹、更換並買進更多更先進的設備。但突然出現‘民工荒’，只請到兩個新工人，而計劃增加百多人的廠房已建好、布匹和設備已購進，企業產能過剩了。” 與此同時，幾乎所有上下游的企業都會遇到相同的困境，都必須壓縮投資。而壓縮投資又必然與已經適應投資高速增長的縱向產業結構相衝突，引致失業人口大幅度增加。但這樣的失業還能反過來推動投資和經濟高增長嗎？所有上下游企業，能一起招回那些失業者並追加“天上掉下來的勞動者”，去推動那些已經過剩的產能嗎？不可能了。這個例子說明：第一，經濟能超過自然增長的速度高速增長的兩個必要（非充要）條件是：1.有大量的失業者，2.生產資料存量相對不足，無法滿足社會全部勞動者勞動的需要，二者缺一不可。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就非常充足地具備這兩個條件。當經濟從淺綠區向粉紅區過渡時，兩個必要條件突然消失了，出現一個短時間的勞動力短缺（中國出現民工荒），勞動力供給跟不上生產資料積累3的增速，顯現出產能過剩。當產能過剩導致投資萎縮，失業人口再次大量出現時，這種產能過剩條件下的失業與產能不足條件下的失業是不同的失業。第二，產能過剩意味着Ⅰ部類生產資料生產的投資必然萎縮，導致短時的勞動力不足後失業率反升，以及失業率反升後的消費萎縮。第三，粉紅區的失業人口必須等待產能過剩、生產資料存量過剩轉化為不足後，才有機會再次高速投入生產，這是需要時間的，因為已經失衡的整個縱向經濟結構體系有很強的“慣性力”，就象鐘擺擺錘高速越過中位時的動能，必把擺錘推向發動另一次擺動的高位一樣，這個失衡的“慣性力”必然對經濟造成巨大的破壞，才能到達發動另一波周期的起點。由此可見，粉紅區的失業與淺綠區的失業處於完全不同的經濟環境中，是無法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的。

問：當中國出現民工荒時，按你所言，應該是生產資料過剩顯現，投資開始萎縮的時候，但接着就是“脫實向虛”，泡沬經濟泛濫，特別是在房地產泡沫上的投資高漲。這一方面說明，投資仍可以高速增長，另方面還說明，投資能轉向生活資料住房的生產，改變兩大部類的結構並趨向均衡，這都與你的理論明顯不符，如何解釋呢？

答：“脫實向虛”，泡沬經濟泛濫，明顯是高投資低消費非均衡經濟發展的最後階段，許多國家在經濟危機爆發前常常會經歷這個階段。就GDP 的所有產品來說，無論是有形的還是無形的，都只有兩種東西，一是生活資料，二是滿足下期勞動要增加的生產資料（略去武器等）。私人投資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個人財富的增長。而財富增值，從產品的角度來看，最終都要體現在積累的生產資料，和大件耐久並能泡沫化增值的生活用品，這些能不斷堆積財富的產品上，而不是那些隨時就消費掉的產品上。如果經濟發展到這樣一個階段，那些能體現財富增值的產品已經過剩，投資就會失去動力。“脫實”，說明繼續在實體經濟的高投資，導致生產資料存量繼續高速增長已不可能，產能過剩後那裡已賺不到錢，否則你趕它都不會“脫實”。但過剩的投資資金慣性地仍在高速增長，它唯一的出路，就是投入泡沬。這是一場瘋狂的賭博，幾乎人人都參與其中，有的傾幾代人的積蓄，有人甚至不惜冒險高槓桿投入，他們並不明白這場賭博的風險有多大，還以為穩賺不賠。做莊的商家在煽風點火。愚不可及的政府不僅沒有及時壓制住泡沫，甚至把這些泡沬當作增加收入、維穩經濟的手段，以至泡沬越吹越大時，讓它破也不是，不破也不是。泡沫是個無底的黑洞，隨着泡沬增大，它要吞食的資金成幾何級數增長。但可用的資金，包括動用未來的資金是有限的，中國家庭資產的七成已投放在房產上，還能擠出多少呢？泡沫終會到達資金供給難以為繼而破滅的一天。xxxxxxxxxxx房地產、債務，金融、股市…這些連環泡沬連環爆破後，除極少數提前脫身者賺到外，更多人已輸得兩手空空，甚者更是債務纏身。一個龐大人群的可支配收入，在圖２中己被密集到“月光”線AG的左右。這個高投資低消費最後階段的作用，並不是提升消費，恰恰相反，泡沬破滅後的消費資金萎縮及債台高築，甚至使未來較長一段時期的消費，都被壓縮在很低的水平上，反過來又使投資難以復甦。日本經歷過這種泡沬破滅後停滯三十年的階段，中國用“清零”之針剌破泡沬經濟後，也必然會經歷一個較長的衰退、停滯期，解除“封控”後不但不見復甦，反現一片蕭條，原因就在這裡。

問：問題是，既然勞動力已從過剩轉為不足，為什房地產投資還能高速增長，很多國家在這個階段，吹起的主要泡沫總是房地產，這與你的理論不是相矛盾嗎？

答：原因是房地產有兩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它的高價值和產業規模巨大，正好能吸納規模巨

大的過剩資本，通過房地產投資及其形成的巨大泡沫，賭博的贏者能把民間當今及未來消費的可用資金搜刮得更加乾淨。市場上曾出現過鬱金香泡沫、蘭花泡沫、紅木泡沫…，這些泡沫都無法吸納那麼多的過剩資本，也難以複製再現，唯有房地產泡沫能一次又一次在不同的國家重複再現，它的規模巨大，有無盡容量去吸納巨量的過剩資本和彈性擠出的消費資金。我們現在看到的，那些價格曾不斷飛漲的一棟棟空置房、爛尾樓和一座座鬼城，在泡沫破滅前都曾虛幻地滿足着人們財富高速增值的欲望，直到今天才知道，那些空置的樓房，只是泡沫化的財富，是全社會毫無意義花費巨量勞動生產出來的費品。第二個特點，是它與位於產業鏈前端、中端的生產資料不同，房地產位於產業鏈的終端。前者的高增長，無論產前產後都需要勞動力的高速投入，如果產後沒有高增長的勞動力搭配，對高速積累生產資料的需求就消失了。而房地產的高增長，只需在產前有勞動力的高投入，產出後的房地產品就不再需要勞動力的高投入了。明白點來說就是，利用現有的勞動力生產出淨增的１萬噸鋼鐵和ｌ千台織布機，就必須新增大量的勞動力去加工這些鋼鐵和使用這些織布機，但你同樣用現有的勞動力生產出幾十棟新住房，並不需要新增多少勞動力去配搭這些產品；前者會增加新的產能，要有新增的勞動力去生產，投資才能獲得回報，而後者只是耗用已有的產能和勞動力產出房屋，然後等待更多資金投入這個泡沫，使房產增值來獲得投資回報。這兩大持點，就是經濟從勞動力過剩轉到不足，產能過剩時，房地產取代生產資料積累３，成為投資積累財富的標的，走投無路的過剩資本，和天量壓縮當前和未來消費的資金，都紛紛流入這個泡沫的原因。這是一個深不可測的黑洞，無論資金的流入量多大，它都照單全收轉換為房價飛脹。泡沫越大，房價越高，要繼續維持這個泡沫所需的資金就越來越大，但可投入的資金總是有限的。如果說前階段高投資低消費的經濟高增長，耗盡了過剩勞動力，那麼高投資低消費最後階段的泡沫經濟，則耗盡了所有壓縮消費能擠出來的資金，這就是非均衡高投資低消費的盡頭。中國的泡沫經濟正在破滅，不均衡高投資的結果，一定是投資的萎縮；經濟非均衡高增長的結果，一定是經濟增速下滑；泡沫膨脹時，國家、地方和個人的資產都在虛幻地膨脹，泡沫破滅時虛幻的資產消散了，露出絕大多數人真實的貧窮和債務。結束了！虛假的繁榮結束了！

問：你是從一個封閉的角度來說明經濟縱向結構的失衡，但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各國經濟，特別是中國經濟，都不是封閉的經濟體，國際貿易改變了它們的縱向產業結構，那麼還能從封閉的角度去理解它們的縱向經濟結構嗎？

答：問得好。這是一個牽涉面很廣的問題，我只能作一些概略性的回覆。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中，不同國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的國家的出口以最上游的產品為主，如沙特阿拉伯、澳洲…，有的出口以下游產品為主，如中國…，這確實一定程度影響了它們的縱向產業結構。但縱向產業結構只是經濟縱向結構體系中的一個部分，此外更重要的還有收入的分配結構、收入流的消費儲蓄比和消費投資比結構，它們決定着貿易出口轉換而來進口的產品結構，有多少是消費需要的，有多少是投資需要的。因此可以說，貿易出進口，最終是一個國家經濟縱向結構的組合部分。收入分配過度問投資收益傾斜，進口產品結構就相應會偏向於投資用品，當高投資低消費非均衡經濟高速增長走到盡頭時，它也是產能過剩的一個部分，是國家經濟縱向結構失衡的一個組合部分。另外，目前的全球經濟，仍是一個絕對封閉的經濟體，其中一國特別是一個經濟大國，其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及經濟縱向結構的失衡，都會通過國際貿易向外輸出，導致全球經濟縱向結構的失衡。例如中國的高投資低消費，不公平的低勞動成本所形成的競爭力和持續巨額貿易順差，迫使各國也必須壓低勞動成來應對。我的意思並非所有國家的勞動成本要一致，不同國家的社會勞動生產率不同，勞動成本有高有低是正常的，但只要各自的收入分配是公平的，你向國際市場輸出了多少價值的商品，居民就有足夠的購買力，去消化相當價值的進口商品，進出口貿易應是相對平衡的，你給國際市場提供了多少，又從國際市場取回多少，略有順差，適量儲備，以備將來的進口所需。

問：人人都在說，習近平的倒行逆施，把中國經濟的一手好牌打得稀爛。你的理論，似乎在給他一個可下的台階，是這樣嗎？

答：非也。前面已經說了，獨裁政治體制下的收入分配，會在絕對平均和貧富差別惡化的兩個極端之間擺動，從毛、鄧江胡再到習，正好走完一個循環。毛時代的絕對平均與貧窮就不用說了。毛崩殂後，絕對平均主義已無以為繼，經濟瀕臨崩潰，走向另一極端已勢不可擋。以鄧、江為首的那個家族群，就是中國改革開放後貪腐的領軍一族，貧富差別不斷惡化的主要推手。當民眾起來真正要反腐的時候，例如六四，為保權與利，他們會毫不手軟動用國家機器進行血腥鎮壓。中共從上至下的層層級級，有着同一結構的腐敗模式，縱橫交錯形成一個盤根錯節體系，寄生在整個經濟體之上，這是民主政治體制下的市場經濟中沒有的。這種獨特的寄生於市場經濟之上的權力體系與商界的勾聯，對勞動成本和社會消費所產生巨大且無法抵抗的壓力，也是民主法治下的資本主義經濟做不到的。當經濟在這種獨特的官商結構下非均衡地高速增長，直至不可持續，危及獨裁政權時，獨裁者想的必然是重回毛的平均主義老路，以保他們的江山，而無論當權的獨裁者是誰。這是一個完整的過程，過程中陸續上位的獨裁者談不上那個更好。他們在過程的不同環節上台，做着獨裁者必然會做的事。習近平也是如此，他在最末環節上台，所接的絕非一手好牌，政權與經濟正必然走向崩潰，而他的所作所為，只是加速這一過程並使問題更加惡化。但他未必能夠實現重回毛時代的“中國夢”，因為民智漸開，時代已經不同了。

問：戰後日本等一些非獨裁主義國家不也有類似的過程嗎，為什麼要把獨裁與此過程扯在一起呢？

答：經濟縱向結構的失衡，無論在民主國家還是在獨裁國家都會發生，因此會有類似的過程，但發生的機制，失衡的程度和危機的處理上都是不同的。我們先看看下面的表2。表中可見，戰後日本和文

表2

革前後中國，都完整經歷了四個階段的發展過程，但又有明顯的差別，是很有代表性的。社會主義獨裁國家建國後的前階段，實行的都是不公平的絕對平均的收入分配，導致投資不足，經濟增長緩慢，勞動力大量過剩，加上不斷的政治運動和獨裁者（毛）獨斷專行的錯誤政策，必導致產能不足。與此過程不同的是，民主國家沒有這個絕對平均主義的階段。文化大革命後期，經濟已走到死胡同的盡頭。當預感即將崩潰的經濟危及獨裁政權時，以鄧小平為首的一群改革派獨裁主義者，通過政變從“四人幫”和華國鋒手裡奪取政權，開啟了利用市場來拯救其政權的改革開放，經濟才進入高投資低消費高速增長階段。在經濟高速增長期，收入分配關係從絕對平均迅速轉向貧富兩極分化的另一極端。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中，投資所得利潤可分為三個部分：一是營運資本這種社會必要勞動的收入；二是名義上個人所有，實為代社會營運的資本；三是貧官與奸商勾結非法從利潤中竊取的價值，規模上來說是獨裁主義國家才有的，真正意義上的“剩餘價值”。這種“剩餘價值”的主要占有者，就是那個口口聲聲說代表代工人階級利益，其實是與奸商勾聯形成利益集團，牢牢把持着收入分配大權，還控制了包括國家機器在內所有大權以壓迫勞苦大眾的那個黑社會黨。看看鄧、江…那一個一個肥得流油家族群，看看他們“先富起來”的財富怎樣取得就再清楚不過了。早期資本主義經濟中，收入分配權在資方，分配的不公，必然偏問於利潤而壓抑勞動成本，這是事實。勞與資作為兩個勞動者群體，在民主國家的民選議會裡，通過博弈是能夠達成妥協，勞方逐步取得一定的收入分配權，是完全有機會實現收入分配公平的，在較成熟的民主國家，議會的立法都非常重視勞工的權益，但重要的是，人們必須理解經濟的均衡點在哪裡。而在中國的改革開放期，誰要威脅到利益集團對“剩餘價值”的占有和獨裁主義政黨的統治地位，就會毫不猶豫動用國家機器，對反腐敗反壓迫的“無產階級”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其實例比比皆是，最典型的是“六四”。這種國家暴力之下的收入分配，是所有收入分配機制中最惡性的一種，使中國迅速成為世界上貧富差別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因此也是高投資低消費、經濟縱向結構失衡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當失業人口和實業高投資機會突然消失，經濟進入脫突向虛，用泡沫經濟抽乾消費資金這個高投資低消費的最後階段後，利益集團與政府部門合力，用保護早該破滅的泡沫使之持久不破來維穩政權，還鼓吹什麼社會主義不會發生經濟危機的神話，這種苟延殘喘的耐力，確是民主國家中不會出現的。但泡沫持續的時間越長，吹得越大，意味着泡沫最終破滅時的貧富差別越大，廣大民眾當前及未來可用的消費資金將被抽吸得越乾淨。日本的泡沫經濟在上世紀90年代破滅後，經歷了30年的停滯期，在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體制下才走出經濟失衡的陷阱。中國的泡沫經濟正在爆破，其規模和破壞力遠遠超過日本，面對如此嚴重的危機，一黨專治的獨裁政權已無計可施，無論是向毛時代倒退還是開放，也無論是躺倒、蠻幹還是換帥，都無一能挽其經濟於既潰，護其政權之將傾。

附件1：如何將部門投入產出錶轉換為部門-部類投入產出表

下表是參考華泰證卷在“研究報告 (htsc.com.cn)”上《行業全景畫像：投入產出表視角》一文中設計的，反映了投入產出表的一般結構的示例（下文簡稱“示例表”），稍作改動而成。

我們將它轉換為正文中提到的結構如下的部門-部類投入產出表（下文簡稱“部類表”）。

為便於說明，我們將轉換所得的部類表提前展視如下：

可以認為，除戰爭用品外，所有合法產品，除了生活用品，就是生產用品，我們把戰爭用品隱略在其他投入與產出中。在示例表中清楚看到，三個部門產出的消費品分別是40000、50000、40000，這就是Ⅱ部類在三個部門中的全部消費品產出。根據部門的投入與產出平衡的原理，這三個部門為生產消費品分別投入的也是這麼多，我們在Ⅱ部類三個部門的總投入中列出這三個量。用示例表中三個部門的總投入減去Ⅱ部類三個部門的總投入，就是Ⅰ部類這三個部門為生產生產用品的投入，列在Ⅰ部類三個部門的總投入中。火力發電部門生產一度電，無論用在工業生產上和用在家庭照明上，所消耗的煤炭等燃料是相同的。可以認為，Ⅰ部類三部門和Ⅱ部類三部門的直接消耗係數矩陣是相同的，與示例表中三部門的直接消耗係數矩陣也是相同的。而示例表中三部門的直接消耗係數矩陣是可計算的，用此係數矩陣，根據Ⅰ部類三部門和Ⅱ部類三部門的投入或產出，就能分別算出它們的中間投入矩陣。難點在於，Ⅱ部類產出的消費品，用於ⅠⅡ部類各部門的投入，是按人頭的最初投入，而不是在一個個生產部門生產過程的中間投入，沒有投入矩陣。示例表中最初投入的從業人員報酬，也並非全部用於消費。但各部門的報酬量之比，基本反映了各部門從業人數之比及其消費量之比，我們據此去計算各部門最初投入的消費量。如農業部門的消費量為130000×35000÷95000≈47895，然後再按農業部門ⅠⅡ部類產值比，計算出農業部門ⅠⅡ部類最初投入的消費量分別為30479和17416。用同樣方法計算出工業和其他部門的ⅠⅡ部類最初投入消費量。本附件中的部門投入產出表和部類投入產出表，作為設計的示例，只是用粗略的數字去顯示兩種投入產出表的基本結構和部門、部類產業結構的客觀存在。更精細地反映現實中部門、部類產業的投入產出表，有賴於詳實的統計數據。

附文3：

經濟均衡的原理

—-經濟學重大議題的問與答之三

問：你在“經濟學重大議題的問與答之二”（在本系列文中，我們將簡稱此文為“之二”，其他類推）一文中，重點討論了經濟縱向結構的均衡，同時還提到一個經濟的橫向結構均衡。我覺得，經濟結構似乎就是這兩種結構，因此，它們的均衡，就是經濟均衡的全部內容，是嗎？

答：不是。經濟均衡，是一個多層次經濟結構體系的均衡，“之二”中談到的橫、縱向結構均衡，只是其中的兩個層次的結構均衡。

問：怎解？

答：在一個原始、落後、自給自足的小經濟體中，為滿足其生存與發展的各種需要，必須將其全部時間進行分配，如果安排不當，認為另一安排能使其獲得更大滿足，就會作出調整。在一個龐大的市場經濟中，道理也一樣，社會全部時間的分配，凡偏離社會獲效用最大化的，就是不均衡的，都必然會作出調整。滿足社會有多少不同層次的效用，經濟就有多少不同層次的均衡問題。人類除了從各種生活用品的一定結構中獲取效用最大化，從生活資料總量與生產生產資料總量的均衡結構獲取效用最大化外，還必須有合理足夠的休閒時間，去獲得各種不同的生存和生活的效用，以及用合理時間去維護自然環境給人類提供的效用。這幾個層次都有一個均衡的問題，實現效用最大化的問題，並統一在一個均衡的原理中。從古至今所有的人類社會類似的這種行為，都是經濟行為，有着相同的原理，只是實現的規模和方式可能完全不同。

問：上述就是經濟均衡的原理嗎？

答：只是對原理的一個說明，還沒有概念化。

問：你說到效用最大化，效用能量化嗎？A不喜歡吃甜食，B喜歡吃很多甜食，同一粒糖果，對他們的效用如何比較大小？如果無法量化，又何來的效用最大化呢？特別是一個社會有許許多多喜好不同的個人，他們之間的效用無法量化，又何來全社會的效用最大化呢？

答：滿足需求的各種效用的大小比較和變化，既有客觀的一面，也有主觀的一面，因此是對同一主體而言的，不同主體之間不存在大小的比較。但對同一主體來說，這種比效又是實實在在存在的，每一個主體都在追求自己的效用的最大化。當某人月食用了１0KG米飯，已獲很大滿足，米飯的邊際效用已很低，但衣服已舊，邊際效用還很高，而其收入有限，經過比較，決定不再花錢去買米，而是花錢買了件對他邊際效用更高的衣服。每一個人，都在不停地進行這種大小的比較。至於其大小的量化，類似於情商、智商的量化。事實上每個消費者，都用這種方法花掉全部用於消費的錢，使各種用品的邊際效用，趨於下降到相同的低點，獲得最大可能的滿足感，即效用最大化。不同個人對效用有不同的偏好，因此社會有10億人，就有10億種不同的效用最大化的消費結構。這10億人的社會，又構成一個獨立的消費主體，其10億種消費結構組合起來，就是這10億人所共同選擇的，使社會能獲效用最大化的消費結構。而公平的收入分配，均衡的縱向經濟結構，又控制了個人和社會的，在生產力水平所約束下最大可能的消費總量，從總量和上述的結構兩方面，使社會所獲效用最大化。市場這種極其複雜的經濟行為，與細小落後自給自足的經濟體，在生產能力約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極其簡單行為，本質上是一樣的。

問：前面的回答中，是否可歸納出四大層次的效用，和經濟四大層次的均衡？它們之間有沒有內在的關聯？

答：是的，這是人類獲取的效用中最基本的四個層次，我們略去用於戰爭的武器的效用問題，略去毒品等負效用的問題。效用最基本的四個層次之間有內在關聯。我們用下面的表1來說明。

表1

表中所反映的，既可以看作需求體系的層次結構，也可以看作時間分配的層次結構，還可以看作通過時間分配結構獲取效用的層次結構，四大層次的產業結構。主流微觀經濟學中的消費者均衡論，已經對表中第一層次均衡的部分內容作了重要的但還不充分論述。在上一文中，我們對第二層次的結構均衡和效用最大化也作了分析。表中任一層次結構中的任一部分效用，當數量減少到一定程度，或邊際效用值升高到一定程度時，對人類或個人都是致命的，越宏觀的層次（表中高數字的層次）越是如此。例如第三層次中，勞動時間及其產品減少到一定程度，或相反休閒時間所獲效用減少到一定程度，都意味着對社會的邊際效用巨大甚至危及生存。而能使效用最大化的勞動與休閒的比例結構，又總是隨勞動效率的提高而不斷調整的。在民眾的努力下，德國、法國人平均每周的工作時間已分別下降到34.2和35小時，這是德國和法國的社會勞動生產率高的結果，雖然還不能說明德國、法國人每周增加單位勞動時間和增加單位休閒時間，所獲的邊際效用已達到相等，從勞動產品和休閒中所獲的總效用已最大化。經濟落後國家的勞動時間會長些，這是正常的，但你也不能把勞動時間拉得過長和勞動成本壓得過低去參與國際競爭，破壞國際貿易平衡，既破壞本國也破壞他國的經濟均衡。當人們預期AI機器人將取代許多行業的人力工作時，普遍擔心會導致大量失業，但他們不知道，機器人引至的效率提高后，均衡地減少勞動時間，相應地減少了產出，增加休閒時間，相應增加了消費，並使消費向更廣闊的領域拓展，在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的情況下，實現新的供求平衡，就能維持人人有工可做的經濟。自然環境是上帝賜予人類一最大的效用。當今職業勞動時間中的生產和休閒時間中的消費，都造成環境的嚴重破壞，使環境的邊際效用從近於零起已大幅升高，使生存的環境嚴重惡化，所獲總效用大幅降低。第四層次說明，只有在生產勞動時間、休閒時間之外再增加一個環保勞動時間，形成一個新的時間分配均衡結構，才能使人類所獲總效用重回最大化。環保勞動時間與生產勞動時間之和，是真正的物化於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之總和，…

問：等等，隱約中，覺得你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者，是嗎？

答：不是！我是一個勞動價值論者，但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者。我否定馬克思主義整個體系的理論基石：剩餘價值論。認為從投資利潤中獲得收入的資本家和廣大的金融工作者，從事着一項經濟不可或缺的意義重大的社會勞動，用馬克思自己的活來說，就是一種社會必要勞動。利潤中，含有這種勞動的報酬，此外還含有資本家用管理個人財富的熱情去管理的，實際是社會的財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其階級鬥爭論的基礎。他只講經濟危機，沒有經濟均衡理論。而我主張的勞動價值論，能指出收入分配的公平與不公，用來說明經濟的均衡與失衡，但否定勞資間階級鬥爭的理論。也許我們有機會更深入地討論這個問題。接着前面的話題。因為環保勞動只是彌補商品在生產與消費中被損壞的環境的效用，因此是人們獲得這個商品的效用所必須付出的部分成本。如此，商品真實的交換價值會比人們常常不願加入環保勞動成本的價格高，但真實地反映商品的社會勞動生產率。商品這種真實價值，反過來會影響收入與商品價格之間的比值關係，改變第一、二層次的消費結構和總量，使總量減少和結構退移，但這才是真正使社會獲效用總量(包括環境效用)最大化的消費總量與結構。由此可見，表中的四大層次又是內在聯繫的整體，共同實現效用最大化。它們之間還有更多的關係需要研究。

問：最近美國汽車業工人大罷工，提出的要求是加薪36%、改善勞動保障、增加退休人員工資、實行每周四天、32小時工作制，你對此有何看法？

答：我想從幾方面來回答這個問題。第一，是關於公平收入分配的實現。在民主法制下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收入分配權已從單一由資方擁有，已逐步向分別以利潤和工薪為主收入的兩大勞動群體共同擁有轉變。工會的建立、勞資雙方的談判、罷工以及民選議會中的博弈和立法，都體現了這種轉變。這種轉變，不僅使分配從偏向於利潤向着利於勞資雙方利益的公平轉變，把握不好，甚至會越過公平，走向損害雙方利益的平均主義另一極，出現過度向勞方工薪傾斜的狀態。但實現公平的機制已經存在，重要的在度的把握上。至於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矛盾是不可調和的說法，是完全錯誤的。這種可實現公平收入分配的機制，在獨裁政治體制下都是無法實現的，無論改革開放的利益衝突已非勞資雙方的衝突，而是控制了國家機器的官僚勾聯奸商而形成的利益集團，與合法經營的企業家和勞苦大眾的對立，收入分配的大權絕對控制在利益集團手中，所有上述可實現公平收入分配的機制，特別是罷工，都是獨裁的國家機器重點打擊的對象。在這種大權獨攬的分配機制下，收入嚴重向貪得無厭的官僚和姦商傾斜，毫無公平可言是必然的。

問：第二昵？

答：第二是關於罷工要求滿足的內容，直接涉及上表中第二、三層次結構均衡的問題。有一種觀點認為，勤勞與節儉是一種美德。從個人積累財富的角度來看，是有用的，你越勤勞越節儉，正常來說就能積累更多的財富。但對一個封閉的經濟體來說，則是對立的兩面，不均衡地拼命生產又壓縮消費的“勤勞與節儉”，將導致過剩危機，除非你通過開放，對外破壞性輸出這種危機。因此，一個經濟體，隨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必須不斷地調整收入分配和勞動與休閒時間的比例，使勞動產品與消費在社會所獲效用最大化前提下達到平衡。在“之二”一文中，我們已經討論了公平的收入分配在實第二層次結構均衡中的作用，而勞動與休閒時間比例的均衡，使人們從休閉和勞動產品的組合中獲取最大效用，同時休閉時間與人們收入中用於消費的資金一道，又影響着消費，可見，它們對二、三層次結構均衡的作用是交織的。工人罷工提出增加工資和減少勞動時間的要求，在社會勞動生產率不繼提高的情況下，是有合理性的，問題是勞資雙方博弈的結果，必須以經濟均衡和全社會效用最大化為依據，而不走勞資任一方利益最大化的極端。

問：這種簡單的道理，從理論再到理論，給人一種紙上談兵的感覺，有什麼實際的意義呢？

答：有種說法叫深入淺出。最深刻的道理，常常以最簡單的形式出現。如果我們懶得深入去理解問題，淺出後又覺得太過簡單沒有意義，那就難說了。我想打個比喻來說明它的意義：人浸入水中，其體重與受到的浮力是基本平衡的，因此，他只需微微划動手腳，就能輕鬆地浮於水面，或向前游動，重要的是他對水約浮力有體驗和把握；但一個不熟水性的人落入水中，由於他對自身體重與浮力的平衡關係沒有任何體驗，加上對水的恐懼，就會亂劃手腳用力上蹬，破壞了平衡。隨着蹬高后浮力減小，他對身體在下沉的感覺越重，於是更加拼命地向上蹬，我們看到他在水中驚恐地上下浮沉。而游泳運動員不僅熟悉水性，而且非常善用水性，他不會一直保持在平衡位上，而是在平衡位上下作最合理的微幅浮沉，換氣，以便更快地游動。我們用圖１畫出溺水者與游泳者的頭部在水面上波動的狀態，並以此去說明理解經濟均衡原理的意義。其實認不認識經濟均衡的原理，跟人在水中是否熟悉那個力平衡的道理是一樣的，它將決定經濟是否能輕鬆穩定地發展，社會全體成員能否從中公平地獲得最大的效用。圖中直線AB是水平面，比喻經濟均衡增長區的中軸；曲線AC描畫溺者的浮沉；曲線AD，

是游泳者游動的軌跡。均衡原理的提出，並非要求實際的經濟始終在刀刃般的均衡線AB上運行，而是給它一個運行的參照，以最利於經濟吐故納新的微幅波動中向前發展，就象游泳者在水面以AD狀起伏，換氣，快速游動一樣。把握了經濟均衡的原理後，按今天的生產力水平，人們應生活得比今天的實際狀態好很多很多。隨着AI時代的到來，智能機器人的出現，人們擔心會有很多人的工作被機器人取代而失業，這是不理解經濟均衡原理的表現。隨着生產力的提高，工作與休閒的時間分配，也必須調整到社會能獲效用最大化的新結構為均衡，使社會生活更加豐富、更加輕鬆，同時也使人人有工可做。到那時，如果還用996這類不均衡的工時制來操作，可能降到924都還有很多人失業。如果人類始終不認識、不接受甚至硬要背離均衡的原理，就必然會象不熟水性的溺者一樣，經濟將如偏離均衡的AC曲線那樣不停波動下去，經濟發展的動力毫無意義被大量消耗，人們生活在瘋狂與痛苦、和平與戰爭的反覆循環中。這，就是認識經濟均衡原理的重大意義。

問：如何準確定義經濟均衡的原理？

答：我把經濟均衡的原理定義為：社會需求和供給的總量與結構，決定於獲取各種效用的社會勞動生產率，受其約束，並隨之提高而向高端發展；當社會從中所獲總效用，達到當前社會勞動生產率所決定的最大值時，經濟才是均衡的，否則就是失衡的；失衡及其導致經濟波動的程度，取決於所獲總效用偏離最大值的程度。這是一個適合人類一切社會經濟形態的最一般的原理，涵蓋經濟所有層次總量與結構的均衡，在不同層次中有不同的實現方式和內容，但它們是一個內在聯繫的整體

問：能用一些實例說明這一原理的重要性嗎？

答：馬雲曾帶着資金前往非洲，去幫助他想象中苦難深重的黑人兄弟，結果他在非洲看到的，是那裡沒有一個窮人吃不起飯、看不起病、上不起學、買不起房的國家，人們臉上都掛着幸福的笑容。我說此事，並非認為非洲人已認識了經濟均衡的原理，實現了效用最大化，也不認為他們的飲食、醫療、學習等生活都達到很高的水準。我想說的是，即使生產力還較落後，只要經濟接近於均衡，效用趨近最大化，民眾都能工作生活得很輕鬆，充滿幸福感。另一個不同的例子是，北歐五國丹麥、挪威、瑞典、芬蘭和冰島，是真正的富國，北歐地區的人均GDP也毫無懸念地位居世界第一。北歐五國的幸福指數已多年位於世界前十，說明無論窮國或富國，經濟向社會所獲效用最大化的均衡狀態趨近，人民都能生活在滿滿的幸福中。

北歐各國除有完善市場經濟體系保障下發達的生產力，民主法制體制下較為公平收入分配和平等的社會價值觀外，還有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令國民一生都能享受充分的國家福利，所有這些都是經濟趨向均衡的重要條件。反觀我們中國，也算得上一個經濟較發達的國家，但其實力遠遠沒有用在社會所獲效用的最大化上，大量的勞力和資源，被反反覆覆毫無意義地用在過剩的“錘子鐮刀”、機器、廠房、鋼鐵、水泥等等生產資料的生產上，用在14億人可能都住不完的空置房上，用在一座座鬼城和一幢幢爛尾樓上。一個有如此巨大生產能力的國家，如果經濟均衡，這些生產力都最大化用來滿足人民的生活上，怎麼可能有那麼多人無家可歸？怎麼可能不生活得幸福美滿，工作得輕鬆愉快呢？在遠離效用最大化的非均衡經濟下，發達的生產力不僅沒有給人民帶來幸福，反而陷入深深的苦難中。

問：中國改革開放期曾經有過的畸形的繁華現已不在，是否就是背離此均衡原理所至？

答：經濟均衡的原理，就是要告訴人類，只有追求並實現全社會所獲效用的最大化，層層的經濟結構才是均衡的,經濟才可能實現均衡平穩的發展；經濟均衡的原理就是要告訴人類，社會能生產出那樣多的房子，就應該人人有房子住，且完全能做到人人有房子住,而不會一方面出現那樣多空置房和鬼城，另方面又有那樣多的人露宿街頭；經濟均衡的原理就是要告訴人類，怎樣才能使經濟不會那樣非均衡地高速增長，去生產出大量過剩而毫無用處的生產資料，否則必然帶來經濟停滯的陣痛。而實現經濟均衡的出路，就是通過公平的收入分配，使全體社會成員所獲效用都趨於最大化。就是根據這一原理，整整二十年前我在《勞動價值、邊際效用與經濟均衡》一書中，就對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提出過警告，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雖然還會持續一個較長的時期，但遲早也會結束的。在經經濟高速增長前期，經濟結構適當偏向於生產資料積累和資本積累，也是合理的。但在它接近均衡增長的過程中，必須控制好經濟增長的速度。注意不斷地調整兩部類的結構，使之逐漸趨向於均衡，使經濟真正能與均衡增長相銜接而不是相碰撞。這也是最有利於提高我國人民生活水平的經濟增長。”經濟增長速度與經濟的縱向結構是一一對應,密切相關的。我曾將此書寄給溫家寶，就是希望他明白速度對均衡與否的重大意義。數以億計的農民工以極高速度流入城市，配合着外資的高速引進和本土資本的超高速積累所形成的經濟高速增長，與失業率降到某個低點，被勞動人口自然增長所約束只能均衡慢速的經濟增長之間，它們所對應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有着非常非常巨大的差別，在最後衝突時，高速增長中所形成的結構必然崩壞，顯出大規模的產能過剩，因此必須控制好經濟增速。當然，沒有人會重視我的勸告，直至今天還是如此，才有了2008年的4萬億投資和今天經濟的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