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不能實現改革初衷，主要是這一代掌握政策和話語權的人都深受蘇聯意識形態的毒害，教科書等還沒徹底清理這些蘇聯式意識形態，甚至還被拿來作為阻礙改革的武器。

凱恩斯主義只是用來應對短期經濟困難的處方，但絕不適合用來應對長期的經濟問題。

2009年政府採取了強刺激政策，4萬億的投資和10萬億的貸款，雖然在當年第4季度和2010年第1季度，將經濟下滑的趨勢拉回上10%的增速，但是隨後就掉頭直下。

政府干預扭曲了市場信號，對不可預知的政策依賴令人生活在無知的恐懼中。

隨後幾年來，幾乎每年政府都會出台一些保增長的刺激措施，但GDP增長率仍然一路下行。從2011年到2014年的四年中，GDP增長率分別是9.2%、7.8%、7.7%、7.4%。

到了2015年第3季度終於掉到7%以下，儘管這個季度刺激措施不比2009年差，但促增長的效果已經幾近於無。

這說明靠政府投資拉動根本無法抵抗報酬遞減規律，而一味地進行投資，債務系統風險已經太大了。可是改變這種趨勢也很難。

這是因為中國的體制問題，大多數國家的城市都是依靠地方的市場化實現經濟繁榮，是從下而上的。通常的情況是，一個地方形成了市場，人們因為市場交易逐漸發展成城市，城市規模擴大，實現繁榮。

但中國的城市是層層等級森嚴，越是往上一級的政府越是掌握着更多的資源，城市規模越大土地出讓金越多。上面投資哪個城市，哪個城市就被硬生生造起來，其他城市就掉下去。

而那些財政的錢卻被拿來投資那些“趙家人”的“殭屍企業”，賠了算政府的。政府又只能搜刮民財。稅負越來越高，民間積極性越來越低。於是，政府又多發鈔票，結果人們都去投資股市，搗鼓泡沫，而沒人投資實業。

中國經濟不能實現改革初衷，主要是這一代掌握政策和話語權的人都深受蘇聯意識形態的毒害，教科書等還沒徹底清理這些蘇聯式意識形態，甚至還被拿來作為阻礙改革的武器。

因為改革不徹底，有太多腐敗的機會，依靠舊體製發財致富的勢力，積累了30年的力量，不容小看了。

另外中國的經濟環境越來越不利。曾經快速增長的時候，為改革提供了良好的時機，這樣的經驗沒有吸取，這也許是吳敬璉說環境不利的意思吧。

既然眼看着時機溜走，上面的阻力又像泰山一樣頑固，而要想建成一個統一競爭、開放有序的市場體系本身在專業上、技術上要求就非常高。

可想而知，中央需要什麼樣的“極大政治勇氣和智慧克服阻力和障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