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前瞻（二） ---福兮禍之所伏 作者：李 桉 費查理 龐忠甲 續上：金融危機前瞻（一）---浪峰過後，長宜放眼量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這場金融危機，無疑是天大壞事，但若處理恰當，得福恐非區區小福，興許是結束“叢林法則”主宰的“史前史”，開創一部體現“人之所以為人”的真正“人類史”，構建“和諧世界”的非常契機。其理有三： 1．和平理性，舉世合力，追求共贏，首開先河 次貸危機導致的金融危機，系由全球化時代的金融“霸主”、最強大的發達國家美國引起，這是一場人類史上前所未有的特殊經濟風暴，其影響力和複雜性超出各界預估，時間、規模、動向以及參與者都存在不確定性，但其最大特徵是一起沒有得利漁翁的全球性災難，各國政府與市場需要共同擔憂和承擔拯救。 正如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的呼籲，全球應採取“史無前例”的協調合作，及國際金融監管秩序重整，來應對當前的金融危機。 這場全球性利益攸關的財富配置格局大調整，勢必帶來金融遊戲規則大檢討和大改革。如此變局，不同於歷來“叢林法則”慣例，“文斗”完全取代了武鬥，沒有硝煙，沒有流血（難免個別自殺案件），沒有大屠殺，也不會導致世界大戰；而且危機的苦果並不任其為害弱勢民眾，恰恰相反，保護弱者免受損失正是今日決策主流的指導原則。 麻煩製造者美國，作為無可匹敵的超級強國，實際上主導着全球化時代的國際秩序，為人類的家庭的共同發展進步提供了空前有利的良性公平競爭大環境。中國就是抓住了這個歷史機遇，成功實施改革開放新政，得以充分受惠於新的世界產業分工，引進與複製先進的技術，進入全球技術與產品的流通市場，結出了經濟繁榮的碩果，國內生產總值按平價購買力計已居世界第二，把國家帶上了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可以說今日國際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美國並非天生善類，並沒有懷着“無緣無故的愛”，更非“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天使聖徒。美國從來沒有打出過虛矯的“大公無私”旗號，它總是公開宣稱立足國家利益，在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制訂政策。美國的國際使命感的根本來由，不是什麼“性本善”之類的玄說，而是基於它“心態文化”、社會制度以及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先進性，決定了它的利己追求方式，可以揚棄慣常的“叢林法則”，不必沿襲弱肉強食的掠奪手段，轉而通過利己與利他的優化調諧，恰恰能夠為自己提供最為可靠的安全保障和最為充分的發展機會。 美國決策者並非天生高明，其歷劫不殆、引領潮流成功的要訣，在於建國時奠定了強固的“權力制衡”基石，並堅決維護和不斷完善之。權力制衡是人性中處於弱勢地位的愛心（公心）或道德律令的最後守護使者。在充斥原罪衝動的社會實踐中，有了完善的權力制衡之道，人類的歷史進程就大大減少了因為人性原罪或認識範疇的錯誤一發難收、一蹶不振或陷於大反覆的後顧之憂。憑藉有效的權力制衡功能，得以形成一種不斷求“中”--- “中庸之道”的決策機制（即中國孔子倡導的優化決策方法論：“孔門傳授心法” ---“用中為常道”也）。儘管難免走彎路，犯錯誤，但這種機制具有的良性反饋調整能力，比較容易及時發現和制止錯誤傾向，進行優化選擇和自我完善。 中國領導人對此有深切的了解。鄧小平曾經指出：“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和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黨和國領導制度的改革》，一九八零年八月十八日） 這場金融危機顯示，在全球化新形勢下，美國既有的權力制衡體系存在大漏洞。 近二十年來，華爾街主導下由證券色彩的股票、債券、基金、期貨、股權之類金融衍生產品的交易構成的虛擬經濟，在高度發達的電子商務和電子貨幣支持下加速增長。國際“虛擬經濟”市場上每天的交易額高達數十萬億美元，而現金交易僅為虛擬交易總額的二十至五十分之一，就是說世界上每天流動的資金中只有2-5%真正用在實物貿易上，其他的都是在金融市場中進行以“錢生錢”的投機性遊戲。華爾街和美國製造了金融服務業空前繁榮的虛幻鏡像。財富效應導致樂觀情緒四處洋溢，好像脫離了實體經濟照樣可以做人上人，享受榮華富貴的好日子永無窮盡。 於是，在史無前例的經濟繁榮中，本來傾向於高度自由化的盎格魯美利堅模式金融體系，在一系列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的新自由主義理論辯護聲中，自由經濟絕對化的經濟理論甚囂塵上，明智的質疑聲音很容易被淹沒於無形。華爾街演變成了一種無所節制的壟斷性超政府集權，一種變相巧取豪奪的金融暴政，在房價節節上升的連年旺景中，為美國和全球經濟埋下了堪以比擬核彈當量級的金融定時炸彈，終於在一場瘋狂的放縱之後自我爆炸。 美國政客們為什麼要甘冒大不韙反潮流呢？這些年來，關於限制、監管金融業的立法非但跟不上，反而大大倒退了。 上世紀80年代起，美國開始拋棄主張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重歸萬能市場論，主張放鬆管制，特別是放鬆金融市場的管制。1999年，美國國會在金融行業強力公關遊說下通過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Gramm-Leach-Bliley Act），允許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合併，從而摧毀了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 Act）分離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以保護民眾儲蓄和企業資金免受泡沫風險的的防火牆，為游離於聯邦政府嚴格監管之外的範圍更廣、風險更高的投資活動的出現提供了溫床。 2000年，美國國會進而通過了《商品期貨現代化法案》，解除了對華爾街金融衍生品的法律監管，其中包括被視為金融創新“毒丸”的信用違約掉期（CDS），而金融衍生品的風險監控重任則悉數“下放”到了華爾街投行等金融機構手裡。 2005年下半年開始，美國購房放貸標準明顯下降，接受缺乏充分資信證明文件或具有高債務/收入比的借款申請。在2006年，近40%的高利率住房貸款涉及背馱式貸款或再次按揭。放貸標準的降低基本上都發生在聯邦銀行監管規定的範圍之外。 較之華爾街的投機豪賭，拉斯維加斯的賭場還是比較公平的，大家都要碰運氣；但華爾街的賭具幾乎完全操控在一些金融大鱷股掌之上，他們掌握的最高話語權粉飾了這樣的極端逐利衝動，一般人根本弄不清楚那些評級三顆金星、精心包裝的衍生品裡面藏有什麼禍害。 與賭場不一樣。在賭場賭錢，輸贏都是自己的錢。荒唐的是，華爾街投行不用自己的錢，而且只賺不賠，賺錢後裝進腰包；賠了別人的錢，連累了無數投資人，即便整垮了自己的公司，不必吐出分毫不義之財，也不會遭受任何法律懲處。難怪執行長們越來越膽大，歲入由百萬級扶搖直上，動輒千萬上億，槓桿比率也越來越高。 次貸危機是美國極度泛濫的金融衍生產品體系瞬間窒息的結果。次貸失誤本身的衝擊力是局部的、短期的；考慮到抵押物的存在，其損失甚至是“不足道”的。可是華爾街通過名目繁多、層出不窮的金融衍生工具將次貸風險嚴重性肆意放大，並且極力屏蔽透明度，把種種具有強大槓桿式功能的高風險金融產品貼上安全可靠的標籤，不惜將證券化的金融市場遠遠帶到了為實體經濟發揮引導、控制和協調等應有服務功能的反面。 次貸導致金融危機爆發，決非陰謀論者暢想的某個特定集團所能為，其實是貪婪、狂妄、無度綜合症的自然進程的結果。在美國這樣高度自由化的法治社會，如果法律沒有明文限制，幹什麼都不違法。華爾街精英一旦無視道德底線，盡可遊走法律邊緣，為自己謀取最大利益。顯然，華爾街曾經引以自豪的自律功能，是不可能在沒有法律依據的情況下生效的；因此光責備華爾街的“原罪”是沒有用的，更不能怪罪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工具，它們本來就是雙面刃，既有分散風險的功能，也有放大風險的作用嘛。 典守者白宮主人布什（白白擁有MBA學位，今年7月22日終於驚呼“華爾街醉倒了-- Wall Street got drunk”，為時已晚）固不能辭其咎，立法者（Lawmakers）尤其嚴重失職。華爾街果然貪婪、狂妄，但為什麼任其無度，無法無天呢？美國國會可以斥資千萬美元組成獨立調查委員會窮追克林頓夫人投資盈利9千美元的來由，或是總統的不雅私生活細節；卻對悠悠大事若此視若無睹、聽之任之，無所制衡，是無知、無能、怠惰，還是中了什麼障眼法？ 今天世界為美國受累和買單，合力度過難關，追求共贏之際，幸而可以換來一次歷史性的大演練，從全球化視野一起檢討美國這個“霸主”權力制衡體制的失誤，以及建立全球性制衡機制的對策。 在這個很不完美的世界上，難免有人稱霸。霸則霸矣，“善霸”可乎？（英文中的“霸權” --- hegemony一詞源於古希臘語，指某個人物、集團或國家擁有優勢的支配地位或能力，並非專指某種性質、行為或政策，沒有漢語中“霸道”或“惡霸”那樣的貶義。） 後冷戰時期，出類拔萃的先進優勢條件和強大無與倫比的綜合國力，決定了美國當仁不讓，義無反顧、風風火火，實至名歸擔當領導全球化進程善霸重任的歷史必然性。 人類在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荊棘路上，一部“真善美”的真正人類史猶未展開，惡霸絕跡的美景良辰不會在一夜間莫名其妙俄然到來。“萬物之靈”擺脫“叢林法則”也難，一旦出現沒有霸權的真空，少不了群惡爭霸，為所欲為，天下大亂。如此亂局非僅生靈塗碳，在科技高度發達，殺人手段空前長進的今天，更可能給整個人類文明帶來萬劫不復的致命危機。盡吾人想象力所及，理想的過渡狀態恐怕只能是：全球性善霸登臨歷史舞台，世界進入一種“單極力量主導下的穩定與和平”狀態，有史以來群雄爭霸（地區性或全球性）導致人類廝殺不止的局面趨於結束；善霸引領世人鍥而不捨，持之以恆，挫敗形形色色不甘沒落的罪惡集團勢力，最終化解消弭產生惡霸的社會根源，乃至排除霸業功能存在的必要。 滾滾紅塵終於進入善霸主導時代，霸主會不斷犯錯誤，包括重大錯誤，但善霸不同於惡霸，應能和平理性地糾錯，並從權力制衡的根本機制上糾錯。 金融危機將鞭策美國從“市場原教旨主義者”（Market Fundamentalists）“過猶不及”的歧途覺醒，回歸理性的優化的中庸之道，帶動一系列具有深刻歷史意義的改革。這是美國的，也是全球範圍的一場和平理性改革大動員；相信對於中國深化改革，特別有關推進落實權力制衡機制，也將產生不可估量的啟示和促進作用。 人類解決問題，需要有一套合理化的文明程式。這場金融危機誘發了一種全球行動、“利己之心”與“利他之心”最大限度協調一致以求共贏（或共同少輸）的模式，如果這種不同中求和（“和而不同”）的模式獲得成功，進而發揚光大，可能極大地推進國際合作事業，開創聯合國和有關國際機構有效運行的新紀元，豈非人類大家庭的莫大福祉？ 華夏愛國民族主義者們大可從多年來習慣於挑戰大國霸權的思維方式中調整過來，加強同美國的真誠合作，積極協調相處關係，牢牢抓住這個舉世共同總結重大歷史經驗的大好機遇。這決不是盲目追隨美國的意志行事，而是從中國自身利益出發，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極高明利己之道中尋求最大限度的一致性，並利用國際因素對霸主的國際行為提供必要的制衡力量。 中國可以成為善霸的君子之交，非排斥性的競爭者，在國際事務中承擔越來越多的責任，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以至殊途同歸，是為達成和平崛起天字號戰略大目標的正當選擇。美國終將不再孤獨，一旦越來越多國家，包括象中國這樣日益強大的第一人口大國，參與形成善霸連線，共謀終結霸業之時，地平線上遂有無限美妙的大同世界人間天堂冉冉升起。 2．催生國際金融安全保障體系 美國次貸引發的金融危機，已經顯示為嚴重的制度問題，金融體系的制度規則面臨檢討、改革與重構。 這次的金融風暴是投資銀行、貸款銀行和貸款人共同的貪婪造成。但所以能夠成為巨災，在於信息不透明和政府監管缺位。 首先是次級房貸債券在發行過程中信息欠透明。當次級抵押貸款被打包成債券銷售給投資者時，到底價值幾許，是券商和少數金融機構的老大們說了算。既然價格越高回報越高，他們於是以次充好，不惜指鹿為馬，將死馬說成活馬，債券投資者無法確切了解次級貸款申請人的真實支付能力。所謂一流專家包括許多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競相“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蒙懵懵推波助瀾。更嚴重的是政府監管缺位，美國政府把對次級房貸債券的評估和監督責任完全拋給了私人債券評級機構，政府沒有一種具有制衡功能的現代性金融監管機制；而國際社會幾乎完全處於被動因應狀態，目前從聯合國到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等國際權威性金融機構根本不具備對全球金融體系進行監管的職能與能力。 都是虛擬經濟惹的禍，但不能否定虛擬經濟，全球化市場經濟時代的實體經濟離不開虛擬經濟。如果沒有虛擬經濟的適當資本運作，現代實體經濟的發展就可能停滯，甚至夭折。資本運作具有資本優化配置的功能。化解貧富不均的矛盾，構建和諧社會，都需要通過資本運作，使所有的人都有公平機會，獲得資金和發展自我的機會。上世紀六十年代以還，美國依靠空前規模的資本運作，為新興科技產業提供了充足的創投資金，並藉助證券市場的蓬勃發展，支持高科技產業獲得持續發展的資金，成全訊息革命異軍突起，美國得以穩居世界“超級強國”地位；都清楚地證明了善用“虛擬經濟”的重要性。但是虛擬經濟一旦脫離實體經濟，就失去了存在的本來意義，必然會走上歧途，反過來干擾和危害實體經濟。 虛擬經濟有很大的投機性。投機不等於壞事。投機行為在市場經濟中有其獨特的功能，可以活躍市場，有助於價格的表現，促進市場均衡化，從而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目標。投資理論和實際操作中，沒有任何證券市場不存在投機行為。可是作為一個成熟的證券市場，決不可能為投機而存在。如果投機行為在市場上占了主導地位，“泡沫經濟”就如影隨形而起，往往先是價格猛烈飆升，最終急劇瀉落，甚至導致市場崩盤，對宏觀經濟危害極大。 在整個金融體系裡，評級機構扮演着金融市場“看門人”的角色，通過“評分”來反映相關資產投資的風險度，他們亮出的“3A”評級被視為安全投資的黃金標準。但是享有權威地位的美國穆迪(Moody's)、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和惠譽(Fitch)這三大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為虎作倀，幹了大量誘人上當的醜事。美國眾議院政府改革與監督委員會10月22日舉行的聽證會上，議員們指責這三大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盲目跟隨華爾街“發狂的暴徒”，未能發現“停留在世界金融航線中的冰山”。三大評級機構則承認，為了保住市場份額，他們曾違背職業操守。《紐約時報》轉述曾在標普擔任按揭評級業務總經理的弗蘭克. 瑞特的話說，公司犯錯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利益驅使了行為”。瑞特在2005年從標普離職，他說，其實早在2001年標普就擁有了一套更新且詳盡的按揭貸款評審模式，卻沒有將其運用到隨後的250萬宗貸款案例中，因為“這種新模式不能為標普增加利潤”。“為了賺錢，我們把靈魂出賣給了魔鬼。”這是22日聽證會上披露的最具震撼力的一句證詞。 《紐約時報》23日說，從美國房貸市場的崩塌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三大評級機構大大低估了市場資產的風險。2002到2007年間，他們將華爾街製造出的數千種創新債券評為最適宜投資的“3A”級別，直到今年春季，才開始將新發行次級債的評級調低，7月份後又大範圍調低幾乎全部次級債的評級。美聯社說，降低評級直接導致了全球投資者的恐慌拋售，從而成為金融危機的導火索，而三大評級公司卻早已賺取了大量利潤。 據英國《經濟學家》雜誌報道，1975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建立了“國家認可的統計評級組織”，標準普爾、穆迪和惠譽三家評級機構成為第一批會員。從此，就只有這三家機構在受保護的市場中蓬勃發展，後來僥倖加入的評估機構也被它們吸納吞併，其他的信用評級機構則根本得不到證交委的批准。可以說，三大評級機構的特權是美國政府賦予的。一直以來，這三大評級機構凝聚着美國資本市場的力量和美國的國家力量，因此其市場權力得到極度膨脹，甚至於幾乎充當了國際金融市場的調節大師；然而，國際社會卻缺乏一個機構來監督這些評級機構，它們錯誤的判斷被原封不動地轉嫁到投資者身上。德國《明鏡》周刊形容說，美國評級機構仿佛是一個手持“魔針”的巫師，投資者唯其馬首是瞻，這是冷戰後美國的另一個強權工具。美各界近年來也曾不斷呼籲對三大評級機構進行改革、加強監管、引進新的競爭者，但政府監管部門一直沒有對其採取應有的措施。顯然，三大評級機構嚴重的誤導性犯罪，應當追究和清算；而且國際社會再也不能被容忍這種失敗了的評級霸權體制，構建制衡功能的根本性改革勢在必行。 這場金融危機已經充分顯示了虛擬經濟的體制性失控的嚴重後果。 化解這場金融危機的難度之大，不僅在於次貸直接和間接損失之鉅大，還在於美國人所崇尚的“舉債度日”生活方式造成膨脹不已的天文數字債務，其不可持續性已經動搖了對於美元經濟前途的信心。 美國金融體系主導全球金融市場，美元事實上就是通行無阻的世界貨幣，是世界貿易結算基本單位，因此美國有責任維護其金融體系和美元的信用。 支持美元長期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後盾是美國強大的經濟實力。不幸的是，美國經濟的成長過度依賴消費者的超前揮霍，這種消費需要龐大得可怕的債務來融資，並且造成越來越大的貿易赤字，嚴重侵蝕着美國長期以來享有的信用地位。今天美國未償付國債總額已逾10.5萬億美元，接近GDP的70%，業已撐破了紐約曼哈頓顯示十三位數字的“國債鍾”。如今美國的儲蓄率是負數，國債有近50％是由外國央行和投資者購買的。非僅政府發行的國債，美國債務的所有五大方面——國內債務、國際債務、金融債務、公司債務和家庭債務——都越來越大，漫無止境，持續地創下紀錄，2007年總債務已經高達GDP的346% 。 布什政府宣布，截至9月30日的2008財年，美國聯邦政府財政赤字達到4550億美元（“7000億美元救市資金”尚未計算在內）。這是繼2004年聯邦財政赤字因減稅和伊拉克戰爭高漲至4130億美元後，再度創下的歷史新高。預計美國下一財政年度的赤字會更大，很可能超過萬億美元。 金融危機進一步鬆動了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基礎。美國救市計劃以政府信用擔保私人金融機構，然而誰來擔保債台高築的美國政府？美國早已利用金融霸主手中的“鑄幣權”，藉助發行美元來轉嫁、減輕自己的債務負擔，其後果只能破壞美國在當前國際體系中的道德合法性，驅使美元貶值不止，從信用破產走向實質破產。如果美國不能扭轉這種每況愈下的趨勢，必然促使國際社會棄用美元作為國際結算單位，由歐元和醞釀中的亞元、或其他國際通貨取而代之。目前，委內瑞拉、伊朗、北韓已經摒棄美元；只是這些國家外貿比例不大，尚不足以對美元地位構成威脅。 從美國和全球經濟利益出發，美國必須控制開銷、加強儲蓄、平衡收支，逐步降低債務，而不是相反。國際社會有責任和權利對美元的安全性提出要求和建立制衡手段。 最近各國相繼紓困救市，但這些都是救急治標，而非治本之計。金融危機的爆發充分說明國際社會需要強力合作，着眼長遠，在所有利益攸關方充分協商的基礎上，通過有效、全面的改革，推動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金融體系，為世界經濟保持穩定發展和繁榮提供有力保障。其中關鍵性的一步，是在現有格局中，建立健全國際監管和協調體制，通過條約形式保障確具制衡功能的法律地位。其內容至少應包括： 一是制訂國際金融安全章程，界定各類可在國際通行的金融工具的應用條件、限制範圍、信用評價標準，行業誠信規範和責任制度，市場執業者特別是決策主管的計酬、獎懲辦法，設立早期預警制度等。 二是建立擁有實際處分權限的國際金融監管機構，對跨境流動資本和全球匯率實行監管，維持跨國公司和國際金融經營業者的經營風險常處於受控狀態。 國際金融監管機構同跨國公司和國際金融經營業者設立共同使用的數據庫，包括交易信息、審計數據，實現信息共享。 三是對美元提出信用保障要求。除非美國政策上配合，逐步實現平衡預算，限制貨幣發行，其他各國不可能繼續無限支援美國赤字。 世界八大工業國（G8）已定於11月15日在華盛頓舉行11天全球峰會，擬定共同行動應對當前這場經濟危機，並防範今後重演。出席的國家將包括日本、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俄國、加拿大和美國，以及G8以外的重要經濟體歐盟、中國、巴西、印度、南韓等。這次會議將是一系列有關峰會的開始。 白宮關於這次會議的聲明說，G8共同承諾改變世界金融部門的管制系統，“採行一套改革議程，來迎接21世紀的挑戰”。但“不能指望峰會立即訂出新的政策和規章。骨上添肉的大量任務，將在各國領導人研討危機成因、因應對策以及改革原則框架之後，由各國財經專家組成專門的工作班子來完成。” 英國首相布朗以“第二次布雷頓森林會議”（Bretton Woods II）形容這場高峰會。他表示，這場高峰會需要當年成立聯合國和布雷頓森林會議的眼光。（1944年7月1至20日，45國在美國新罕布夏州的布雷頓森林開會，由此誕生管理戰後貨幣和金融至今的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和世銀。1971年，通脹迫使美國宣布取消美元釘住黃金的匯率安排，布雷頓森林體系隨之崩潰，開始了浮動匯率時代，可視為摒棄國際監管的轉折點。） 布朗表示，現代世界需求一套國際經濟早期預警制度，以及加強監督跨國公司。他希望有一個督導小組來監控全球30個最大的金融機構：“現在的市場已經是全球金融市場，但我們只有各國和區域性的管制和監督。IMF必須重建來適應現代世界。” 法國總統薩科齊指出這項高峰會的宗旨，表示歐盟27國都支持“根本改造”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世界銀行這兩個當前最重要的金融機構，以利走向“一種新的資本主義”。“我們不希望未來又出現同樣這些原因造成同樣這些結果，我們要學到教訓”。 10月24日，中國在北京主辦45個國家參加的亞歐峰會。這次峰會原本不是為金融海嘯準備的，但現在聚焦於研討金融危機對策。峰會召開的前一天，北京宣布各方已就在“10+3”(東盟10國與中日韓3國)框架下建立800億美元外匯儲備庫達成共識，其中80%的基金將來自中日韓三國。 中國雖然在此次金融危機中受到的直接影響比較小，但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今天的經濟強勢如此出眾，對世界經濟增長拉動幅度已超過美國，外匯儲備穩居世界之首，並且承擔了巨量美國債務，在國際事務決策中擁有舉足輕重的分量，勢必擔負起保證全球穩定的應盡責任。 正如歐洲聯盟輪值主席法國總統薩科奇所說：“擁有強大金融實力的中國在重塑金融體系過程中不可或缺”。中國正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為應對這場金融危機作出積極努力，當以調整和完善國際金融遊戲規則為己任。中國的金融體系從從後進的學習者，有機會成為新秩序建立的主導者，將給中國參與國際事務帶來全新的空間和話語權，以利把握全球經濟循正道開創新榮景，發揮世界主要經濟體應有的中流砥柱作用。 3．金融危機幫助美國和世界重現實物經濟“黃金時代” 人類社會進步，仰仗科技創新。 一個地區、民族、國家……的發展進步狀況，可從許多方面，諸如政治體制、教育程度、生產（經營）總值、人均收入、環境保護、治安質量……等等進行評估；但如果沒有科技創新能力為支持，沒有科技創新成就為實證，一切豐功偉績，總是繡花枕頭，表面文章。好比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即便倖免於“至惡”或“至善”型浩劫，充其量只能依靠外在機遇，搬運發達國家現成發明創造成果，縱極一時之盛，也改變不了東施效顰、忝附驥尾，以至假、大、空，虛矯偽冒脾性，格格不入，無緣躋身先進人類創新俱樂部。 美國成為當今世界唯一超強的根本原因在於旺盛的創造力。就科技領域而論，縱觀20世紀三次重大科技革新，都由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主導 —— 三十年代以物理學為核心的科學革命；50年代半導體技術的突破和脫氧核糖核酸（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等，帶動核工業、電子工業、航天工業、電子計算工業、生物工程等新興高技術產業的迅猛發展；以及始於七、八十年代，至世紀末大見成效的信息技術革命，如今已經成為世界科技和經濟發展的主流。 但是，上世紀七十年代以還，最先完成工業化的歐美國家，產業結構大變，進入了製造業等實體經濟比重不斷下降、以金融業為主體的現代服務業不斷上升的“後工業化社會”。現在美國GDP中服務業與實體經濟的比例已呈七三開之勢。特別是金融業，無論從戰略上還是戰術上都投入最大、集中了最多精英，已成為居於全球制高點的產業。美國金融業產值占GDP的份額早在1990年就超過了製造業，目前占到近四分之一；金融業利潤占美國企業利潤總額的份額最高曾達40%。 金融業本身並不創造價值，產生的經濟效益只能算是分享了物質生產者所創造的財富價值。馬克思早就評論過，由於信用體系和生產完全分離，和對工人的剝削完全分離，和利潤——通過銷售商品給顧客——的實現完全分離，其複雜性導致資本主義者產生這樣的幻覺“資本生出錢就像一棵梨樹長出梨子一樣”。 隨着金融業信用市場不斷膨脹及金融產品和工具的不斷創新，金融市場中的虛擬經濟從實體經濟中游離出來，並與實體經濟越來越疏遠。 虛擬經濟的存在必須依附於實體生產性經濟；脫離了實體經濟的支撐，又缺乏相應的管制措施，就會逐漸演變成無根之草般的投機經濟和泡沫經濟。 運用虛擬經濟“錢滾錢”快速發致富的生財之道顯然越來越富於誘惑性。當證券市場不斷創出天價，人人都可能在投機中迅速致富，普通人以為百萬家財唾手可得，哈佛工商管理碩士(MBA)和大公司執行長(CEO)非進益千萬和億美元不足為榮耀之際，美國智商一流的聰明才俊趨之若鶩，紛紛投身金融業，以攀附華爾街為殊榮。美國一直引為驕傲的理工科技學科就此相形見拙、黯然失色，逐漸流變為二、三流選項。非但如此，世紀之交，新經濟股市狂飆，無數心智健全之士，沉湎當日交易（Day Trading）、散戶博弈，美國社會幾乎陷於全民炒股之境。 就社會整體而言，一些人贏，一些人輸。錢本身不會變多或變少，它只不過是簡單地從一個人轉到另一人手裡。準確點說，投機炒股不僅是向莊家傾斜的零和，還製造“虛擬經濟”泡沫，虛耗大量社會資源，是熱力學上有損無益的“熵增”現象。可是一旦真迷戀上了無以自拔，就萬事無心，寢食不安，什麼都幹不了了，牛頓怕也發明不成 三大定律啦。如果鬧到全民炒股，長此以往，這樣的社會不垮也沒出息了，幾十年來此起彼落的“美國衰落論”預言真要靈驗了。 科學家、發明家，本應享受最高級的尊崇和物質報酬，但荒謬的現實恰恰顛倒了過來。玩“錢滾錢”遊戲的登上了金字塔的頂端；緋聞艷照八卦充斥的娛樂圈“天王”輩出，收入天文數字；埋頭苦幹的科技實幹家則越來越淪為沒有出息的傻瓜了。 經過本次危機，華爾街唯有浴火重生，改弦更張，非理性的“錢滾錢”風光不再。世界經濟將會有一定程度的衰退，國民收入會減少，金融及服務業的規模將大幅縮減，但一個世界金融新秩序將由此誕生。美國和發達國家將會重新考慮國家發展戰略，增加產業結構中的實業成分，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比例應當回歸到合理的水平，重新靠科技和創新來發展經濟，而不是金融產品。 美國幸運的是，泡沫型財富效應的腐蝕作用尚未根本傷害科技創新機制。所以說，這場危機晚來不如早來，小來不如大來。金融風暴將引發資本重置，國民信貸消費規模受到合理制約，GDP會下滑（萎縮或衰退）；但可期美國資本將牢牢占據科技制高點，在新起點上恢復發展傳統產業，致力開發新興的高附加值產業，運用基因工程、納米技術、新能源等先進科技推動下一輪全球性技術革命。理工科將重拾昔日的榮光，生產率（Productivity）會有更好表現，股本回報率（Return On Equity，ROE）得以強勢提升。 與歐盟、俄羅斯、日本和中國不同，美國的人口組成沒有朝着嚴重的老齡化發展；美國新的移民政策，將加快吸收全球最優秀的人才(人力資源)，形成新的智力資本增值(無償流入)，更是得天獨厚、無與倫比的有利條件。 據法新社10月6日報道，微軟前執行長比爾·蓋茨在接受CNN採訪時，談論了美國國會上周五通過的7000億美元救市方案。他說，由次級貸款引發的這場危機需要“某種形式的糾正”，但是“從根本上來說，公司的投資意願並沒有出現大規模的瓦解”，“經濟可能會出現一些下滑，但是一點兒也不像出現了大的衰退或者蕭條”。他認為，“美國和全球經濟的未來，將取決於世界各地企業家和科學家的應變能力和創新精神。” 美國《紐約時報》網站10月11日發表了一篇題為“一個不再那麼超強的大國”的文章，指出美國這場金融危機爆發的核心原因是“負債”，這些債務透支了未來的資源，卻沒有為將來的經濟增長打下基礎。但當前的這場金融危機可以幫助美國矯正經濟，美國經濟“正在朝着一個監管更加完善、仍舊是美國式的資本主義時代前進”，且可以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與九十年代經濟高速增長的“黃金時代”相提並論。 那麼，美國人今天所承受的痛苦將變成燦爛輝煌的收穫。 美國闖下大禍的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可能引導國際金融服務業回歸融通資金，支持市場主體經濟活動的本來意義；極大地有利於中國和整個世界促進科技創新，遵循發展先進生產力的大方向，強化堪以支持人類世界可持續發展的實體經濟基礎。 對中國來說，憑藉巨大的低成本優勢，吸引全球資金和先進科技紛至沓來的“拿來主義”蜜月期已近尾聲，一個低成本時代的結束並不自動意味着實現了結構調整或產業升級，相反，迎接全球化分工變局的本土戰略時期才剛開始。中國必須超越“拿來主義”的發展模式，代之以自主創新能力優勢，從技術進步和生產率提高中獲得相當高的增長，才能獲得持久的發展進步，自立於進步人類之林。 香港末任總督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爵士在他的《東方與西方》（East and West）一書（1998年版）最後一章探討世界未來之始，引用了孔子的話：“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論語．里仁》）英文本上是這 樣說的，The Master said:“Riches and rank are what every man craves; yet if the only way to obtain them goes against his principle, he should desist from such a pursuit”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4.5。溫故知新。無論過去、現在和未來，箴言常青也。 待續：金融危機前瞻（三）---關於在美國投資的若干選項 2008年11月2日 聯繫電郵：paulpang21@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