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催生初級“世界元” 作者：李 桉 費查理（費穗宇） 龐忠甲 目次 引言：“世界元”何不起步 一． 國際貨幣沿革大趨勢 二． “BANCOR”、歐元和“特別提款權”的啟示 三． 初級“世界元”三部曲—中國要素使命觀 引言：“世界元”何不起步 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這場全球金融危機，強力展現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致命弊病及其不可持續性，催生了尋求根本改革之道的緊迫歷史使命。 這並不意味着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已經落到了歷史進步潮流的對立面；恰恰相反，當今以美元為主體的國際貨幣體系，正是人類社會發展長程中順應自然、無可取代的歷史性優化選擇，產生了驅動歷史進步潮流的積極效果。事實上，這場金融危機的所有受害者，幾乎也都是這個貨幣體系及其相應的國際秩序的受益者；東亞的中國和整個大中華地區、日本、韓國，無疑都在當代最大受益者之列。 世界並不像許多媒體描述的那樣糟糕，也不可能被這場金融危機推下懸崖峭壁。近百年的發展變化，出現了新石器時代以來從未有過的神話奇蹟般的飛躍進步。人類大家庭正處於有史以來最和平、繁榮、發達，充滿美好希望的時期。人類走到了堪“與天地叄”，告別血腥的叢林法則，開創一部“人之所以為人”的真正人類史的路口。 今天所以亟需改革國際貨幣體系，是經濟金融全球化深度發展的客觀需要，而非清算什麼羅斯切爾德家族（Rothschild Family）“陰謀論” ，不是趁機另立山頭爭雄天下，也不是否定過去、推倒重來的一場大革命。我們有了全球化，需要一個受公共機制約束的全球貨幣；美元為主體的國際貨幣體系仍然行之有效，但弊病叢生，透支未來已近極限，必須在此基礎上謀求最大限度泛利共贏的合理化改造。 經濟全球化欲求功德圓滿，就要建立一種不與國家主權一體的“無償發行”、自由交易、自由兌換，具有法定地位的統一“世界貨幣”---“世界元” (Global Currency)，方能徹底解決萬國通貨的混亂無序，消除弱幣受強幣欺凌的無奈，誰也不能坐享“鑄幣稅”特權，匯率及其套利投機成為經濟學的歷史名詞（國際匯率的波動，其實是對經濟弱勢國家利益的一種蠶食），打不完的貨幣戰爭至此寫下句號；但這種終極型的大一統世界貨幣，只有接近或實現“世界大同”之際，才會真正從地平線上升起。 孔子的禮運大同，耶穌的天國福音，馬克思的美好理想，都預告那一天的到來，但這日子還遙遠得很。 孔子這樣描繪：“大同社會正道盛行，天下為天下人之天下，實行選舉賢達能人主事的民主政治。男女平等，琴瑟合諧，相處美滿。人際關係講求信任、和睦。人們不僅孝敬自己的父母，愛護自己的子女，還有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做到老人安享天年，壯年得展所長，少艾成長良好，鰥寡孤獨和殘疾病人都能得到妥善照顧。那時生產發達，財富充足，只怕物資多得失諸浪費，不必為生計睏乏而煩惱，但以多多貢獻自己力量為人生樂事。社會秩序之佳，陰謀詭計、搶劫偷盜和破壞活動絕跡，人們真正可以享有夜不閉戶，免於恐懼的自由。”（《禮記：禮運大同篇》意譯） 不到那份兒上，怎能奢望什麼世界一體通行的統一貨幣。 確切意義上的“世界元”果然遙不可及；但既然世人無可推諉地了走上了全球化的必由之路，既然有了共奉美國強勢美元為主要世界貨幣的長期實踐，既然有了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等組織協調全球貨幣在“無體系”狀態下運行的經驗，既然有了歐洲21個獨立國家（包括6個非歐盟國家）統一採用歐元的成功，既然有了東亞和整個亞洲地區貨幣一體化即創設“亞元”的積極性，何不起而因應這場金融危機的強烈呼喚，在世界各國、各地區保有自己的主權貨幣，區域性貨幣一體化繼續進行的情況下，着手謀建某種堪以有效紓解今日世界金融亂局，體現根本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大方向的前期的初級的“世界元”（Global Currency Primary , GCP）呢？ 一．國際貨幣沿革大趨勢 “世界貨幣”，是可越出國內流通領域，在世界市場上執行一般等價物職能的貨幣；具有國際價值尺度、國際支付手段和國際財富儲備手段的功能。 世界上的貨幣，無論東西南北，華洋夷狄，曾經不約而同，選擇了貴金屬黃金（輔以白銀），以金幣或金塊（金條）等形式，作為普遍等價物，即統一通貨。在漫長的農業社會時期，儘管交通困難，山海阻隔，甚至敵國夙仇，人們一旦相逢，仗着真金白銀，貨殖交易，居然無往不利。 金銀的天生自然屬性具有價值高、體積小、容易分割、質量均勻、不會腐爛、久藏不壞等特點，符合充當原始一般等價物的品質要求。因此，正如馬克思所說：“金銀天然不是貨幣，但貨幣天然是金銀”。金銀成了最早的公認的世界貨幣。 但是，隨着社會發展進步，這種自然形成的原始貴金屬“世界貨幣”，無論從來源或操作上，都越來越難以支持大規模流通的需要，於是紙質信用貨幣流行了起來。世界進入工業化和全球化時期，國際貨幣體系依次經歷了與黃金相聯繫的金本位、金匯兌本位制和布雷頓森林體系，以及脫離黃金的牙買加體系等主要發展階段。今天，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這場全球金融危機，正催促世人運用創造性智慧，改革現行國際貨幣體系，開拓一個姑稱之為“後牙買加體系”或“初級世界貨幣體系”的更為適合於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需要的歷史新階段。 19世紀的歐洲盛行古典的或純粹的“金本位”紙質貨幣。“金本位”以黃金作為國際貨幣體系的基礎，可以自由輸出輸入，各國貨幣的對內價值和對外價值大體上一致，貨幣之間的比價比較穩定，匯率制度有着堅實的“剛性價值”基礎。 1816年，世界頭號強國大英帝國通過了金本位法案。其時英國操控着全球金融業（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和外匯交易商等）的主導權。英鎊是隨時可以與黃金兌換的硬通貨，是國際資產交易、對外投資、證券買賣的通用計價單位，也是世界主要貿易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因此可稱19世紀為英鎊本位制時代。 世界經濟迅速發展，需要更多國際貨幣以完成國際支付和儲備，可是黃金供應跟不上發展的需要；黃金存量在各國的分配不平衡，大部分為少數強國掌握。1913年末，美、英、德、法、俄五國占有世界黃金存量的三分之二，許多缺金國家無法維繫金本位。弊端日益彰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各國為了籌集龐大的軍費，紛紛發行不能兌現黃金的紙幣，禁止黃金自由輸出，金本位制隨之崩潰。 一戰結束後，1922年在意大利熱那亞召開世界貨幣金融會議，建立了一種節約黃金的不完全的金本位制，即1925年起實施的國際金匯兌本位制：英、法、美等國貨幣直接與黃金掛鈎，其他國家的貨幣通過這些國家貨幣間接與黃金掛鈎。但曾幾何時，在1929-1933年世界性經濟大危機衝擊下，許多國家放棄該制度，改行了不兌現的信用貨幣制度。於是，匯率的決定過程變得複雜起來，國際收支狀況和供求關係變化，對匯率起着決定性的作用。各國為了彌補財政赤字或擴軍備戰，紛紛濫發不兌換的紙幣，導致嚴重通貨膨脹和信用制度破壞，加劇了出口貿易的萎縮以及國際收支的惡化。 作為歷史的插曲，希特勒德國試圖另闢蹊徑。 審視二次大戰的發生，英美法下最後決心與納粹德國對抗，除了德國法西斯主義瘋狂擴張領土，還因為德國否定了英美法主導的國際金匯兌本位制貨幣體系、實施實物經濟貨幣制度，在貿易和貨幣領域與當時的主流資本主義貨幣體系大唱反調。 英、法、美三國掌控着全球貿易體系所需的主要黃金貨幣儲備，而一次大戰的戰敗國德國幾乎完全沒有儲備。如果服從當時的國際金匯兌本位制體系，德國必須依靠借貸和出口重整國民經濟，而此時的國際市場在大危機衝擊下已經陷於萎縮失序，破敗不堪的德國經濟幾乎看不見復甦希望。 希特勒1933年上台後，為重整國家經濟，認為只要國際貨幣制度仍以黃金為本位，則一個壟斷黃金的國家就能迫使缺乏黃金的國家屈服，它所用的手段就是吸乾其外匯來源，使它們必須靠借貸來維持生產。為此，希特勒針鋒相對地提出他的理論：“一個國家不應該靠貨幣的表面價值來維持生存，而是要靠真正的生產，只有生產才能使貨幣獲得價值，生產才是貨幣的真正準備，銀行保險箱中存滿了黃金並無意義。” 希特勒政府決定：一. 拒絕接受國外借款。二. 以生產和物資作為德國貨幣的基礎，而非黃金本位。三. 以直接易貨方式來獲得輸入品。四. 停止所謂“外匯自由交易”，不准許在貨幣方面進行賭博性的買賣。五. 德國自己控製發行貨幣的權利。 如果德國的貨幣制度獲得成功，其他缺乏黃金的國家紛起效尤實行以貨易貨的辦法，則不僅黃金喪失效力，而且無人借款求貸了，當時主導國際金融的西方列強將面臨破產的危險。 希特勒德國完全背離了西方大國英法美主導的國際貨幣秩序，加之德國對歐洲市場的軍事和政治雙重控制，德國和英美法的矛盾已經無法通過市場機制解決，戰爭成了最後抉擇。 希特勒構想中的經濟體系尚未完全實施就卷進了全面戰爭，他的以實物創造為核心、而不是以利潤和金融為核心的另類經濟貨幣體系，也隨着第三帝國煙飛灰滅而走進了歷史。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主導戰後國際貨幣體系重建，開啟了綿延六十餘載，至今氣數猶旺的美元中心大紀元。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列強的實力格局發生了大變化，英國衰落，美國崛起，戰火將歐洲大量黃金儲備資產送到了美國這個“安全天堂”，強勢美元逐漸取代英鎊成為世界主導貨幣。二戰後期，英、美兩國在1943年4月分別拋出關於國際貨幣體系的“凱恩斯計劃”和“懷特計劃”來爭奪世界金融主導權。 二戰結束前夕，1944年7月，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布雷頓森林郡的度假賓館召開了44個國家參加的“聯合國國際貨幣金融會議”，通過了以美國“懷特計劃”為藍本的“布雷頓森林協議”（Bretton Woods system），從而建立了一種“可兌換黃金的美元本位制”（國際性金匯兌本位制）的“布雷頓森林體系”。 “布雷頓森林協議”書面規定：（1）各成員國以黃金為基準確立本國貨幣匯率；（2）各成員國有義務維持本國貨幣與其他所有成員國貨幣之匯率穩定（波動幅度不能超過1％）；（3）各成員國如要改變本國貨幣匯率，須徵得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同意。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最大特點是賦予美元等同於黃金的地位，其他國家政府規定各自貨幣的含金量，通過含金量的比例與美元掛鈎，實行可調整的固定匯率制，確定同美元的匯率，因此成員國互相之間保持匯率穩定。美國國內不流通金幣，但承擔其他國家政府以官價兌換黃金的義務。協議確認美國規定的35美元一盎司的黃金官價，每一美元的含金量為0.888671克黃金；各國政府或中央銀行可按官價用美元向美國兌換黃金。為使黃金官價不受自由市場金價衝擊，各國政府需協同美國政府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維持這一黃金官價。 這個協議使美國幾乎獨占了貨幣金融領域遊戲規則的主導權；美元處於中心地位，起世界貨幣的作用，當然地成為其他國家的主要儲備資產，從而確立了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 在戰後百廢待興的嚴峻形勢下，美國雄厚的經濟實力（美國在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生產總額中所占比重由戰前1938年的35.6%躍升至戰後1948年的55.8%；在世界出口總額中所占比重也從1937年的12.8%增至1947年的32.4%。）和充足的黃金儲備（1949年美國擁有世界黃金儲備的71.2％），得以維持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一度順利運行。 這時段期，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政府並不鼓勵投機，而是支持在基礎設施、工業和農業領域進行公私投資；銀行管制嚴格，匯率波動受到約束，幣值保持相對穩定，十分有利於促進國際商品流通和資本有序流動；美國通過援助、信貸以及購買外國商品和勞務等形式，向世界發行了大量美元，客觀上起到擴大世界購買力的作用。1948年至1971年間，世界出口年均增長率高達8.4%，而戰前的1913至1938年僅為0.7%。 布雷頓森林體系和馬歇爾計劃一起，在支持歐洲和日本的經濟迅速恢復，重建戰後國際金融秩序、促進國際貿易和投資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表現非常出色，有人稱為資本主義世界的黃金時代。 但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存在致命的缺陷。1960年，耶魯大學教授特里芬（Robert Triffin）所著《黃金與美元危機》指出：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一國貨幣作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無疑存在難以解決的內在矛盾，總有一天會崩潰；這個觀點被稱為“特里芬悖論”。其要點為：在黃金--美元固定匯率制度下，美國的外匯收支不平衡成為各國儲備資產流動性的來源；而長此以往，美國的收支不平衡又使其他國家降低對美元的信心；若美國實現了收支平衡，各國儲備資產流動性將下降，從而降低整個世界經濟活動的水平。 著名的英國經濟學家、宏觀經濟學大師凱恩斯，法國總統戴高樂等，很早就對布雷頓森林體系尖銳批評。歐洲與美國之間的貨幣戰愈演愈烈，氣氛相當緊張。戴高樂痛斥“美國用美元來獲取其他民族的土地和工廠”；“美國沒有特權”把世界貿易實際上變成了美國的倉庫，因為一旦美國出現了貿易赤字，它只需要多印些美元就可以無償向其他國家換取商品和勞務。後來戴高樂更號召世界各國回歸19世紀的金本位制。 20世紀60年代以還，超級大國的軍備競賽、龐大的社會發展規劃，全球駐軍、尤因深陷越南戰爭泥潭，美國國際收支赤字越來越大，發生了一系列經濟危機。美國政府為應對危機，超量發行美元，國際收支逆差加劇，導致美元與黃金比價難以維持。法國首先發難，動用“黃金槓桿”，即用盈餘的美元兌換美國的黃金，並準備把來自國際收支順差的新美元全部兌換成黃金，引發各國競相拋售美元，搶購黃金，市場金價暴漲，美國黃金儲備急劇減少，美元信譽受到極大的衝擊。1971年8月尼克松政府在無力實現美元按固定匯率兌換黃金的承諾後，宣布停止履行美元兌換黃金的義務。於是美聯儲拒絕向國外中央銀行出售黃金，美元對黃金貶值，改行浮動匯率制，即美元與黃金的比價由市場的供求關係決定。美元與黃金掛鈎的體制至此名存實亡。 1976年1月，在牙買加首都金斯敦的國際貨幣會議上達成了以浮動匯率合法化、黃金的非貨幣化等為主要內容的“牙買加協定” （Jamaica Agreement），於1978年4月生效。曾經輝煌一時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正式宣告解體。只是布雷頓森林協議設立的兩大金融機構國際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 Group，WBG）留存，在穩定國際金融秩序、促進國際經濟和貨幣合作方面繼續發揮作用。 此後，經濟學家稱之為“後布雷頓森林體系”或“牙買加體系”時期，不再有大一統的國際貨幣制度化合作，匯率調節放任自由，主要依賴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作用；這種既無本位及其適度增長約束，也無國際收支協調機制的狀態，實質上是一種“無體系的體系”。儘管浮動匯率給了各國更大政策自主權，事實上，一些經濟強國從此實行浮動匯率，而許多發展中國家仍選擇釘住單一貨幣或貨幣籃子，很少任由匯率自由浮動，甚至一些國家徹底實行了美元化，以求穩定金融市場。 美國國際結算貨幣的地位並沒有隨之動搖。恰恰相反，美國度過了一個個難關，其強大創新能力驅使經濟持續發展進步；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強，90年代美國主導全球訊息革命，造就了創記錄的繁榮；美元一直毫無懸念地繼續充當世界貨幣的主角，引領全球經濟一體化潮流。這說明，不是政治家的協議，而是市場決定着美元的命運。 美元作為主要世界貨幣，既是美國經濟的莫大優勢，可使美國政府享有發行本幣向全球收取“鑄幣稅”的特權，通過國際貿易獲得世界各國的產品和勞務；但正如特里芬指出的悖論，這也是美國經濟最致命的弱點。世界經濟和貿易發展客觀上需要結算與儲備貨幣的增加，這只能依靠美國的長期貿易逆差來解決，唯如此美元才能流向世界，履行世界貨幣的功能，迎合發展世界貿易的需要；因此，發展國際貿易，要求世界貨幣即美元不斷增長供應的趨勢，必然導致不斷擴大美國際收支逆差，美元貶值成為難以改變的長期趨勢。 作為世界貨幣，不僅要有國際貿易流通手段的功能，還必須有世界財富儲藏手段的功能，即不能因為持有它而受貶值損失；換言之，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前提是必須保持幣值穩定與堅挺，為此要求美國長期保持國際貿易順差或收支平衡，否則將從世界貨幣的寶座上被排擠出去。所以，美元必然貶值的長期趨勢，勢必導致其最終退出世界貨幣的角色。 可見世界貨幣的功能及其普遍的人類利益，與一國獨自發行的貨幣功能及其特殊國家利益本質上互相排斥。世界貨幣只能代表世界利益，不可能為某一國家主權貨幣長期代庖。 1971年之後，美元的發行失去了金本位的控製作用（貨幣失去了基本的“錨”），但仍處於國際貨幣主導地位。美國儘管沒有黃金或國內儲蓄的支持，卻能利用自身的優勢地位，採取“雙赤字”政策並大量發行貨幣以促進經濟增長，因此美國政府必須向全世界大量舉債。 國際經濟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威廉.克萊恩（William R. Cline）在《債務國—美國》(The United States as a Debtor Nation，2005)一書中指出，美國從1970年代的最大債權國到2004年變成了世界最大債務國。美國的貿易赤字和外債日益增長，同時個人儲蓄下降以及政府財政赤字上升等各種因素造成的收支不平衡將會給美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帶來風險。 克萊恩的書中寫道，1970到1975年間，美國國外淨資產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1%，而到2004年，美國的國外負資產則高達國內生產總值的22%。克萊恩說，如果不改變現狀，隨着外國投資者對美國失去信心，國內保護主義的壓力無法控制，重大的危機就會出現。 1971-2007年，美國經常收支逆差累計為67,841億美元，其中2001-2007年為47,748億美元，占70.4%。2004年出現了破記錄的財政赤字4,130億美元；另一方面，2002年以來，美國貿易逆差屢創新高，連年保持在7，000億美元以上。“911”後，美國因軍事擴張導致財政赤字急劇上升，從2002年開始，每年需要國會提高政府借債限額來維持政府運轉；至2008年10月，美國國債突破了10萬億美元大關。 美聯儲公布的數據顯示，2001-2007年間，美國的廣義貨幣供給量環比增長11%，遠超過GDP增速。從而大規模地向世界輸出美元，成為全球流動性過剩的主要源泉；致使美元貶值、通貨膨脹，因而減輕了外債負擔，轉嫁了入不敷出的財政困難。美國自身亦受通漲的困擾，但因美元高居世界通貨地位，其他各國必須共同吞下幣值變動的惡果，所受傷害往往比美國自身深重得多，這就是所謂“鑄幣稅”或“通貨膨脹稅” 的非理性效應了。 恰如美國前財政部長康納利（John Connally）說過的一句名言：“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但卻是你們的問題。” 在“無體系的體系”中，不僅世界性通貨膨脹蔓延，全球性資本流動無常、債務惡化以及國際收支失調，國際貨幣關係長處混亂狀態，加之泡沫化的虛擬經濟大肆泛濫，各種區域性金融危機頻繁爆發。 在經濟極端自由化思潮支配下，美國政府逐漸解除了種種金融管制；放任華爾街金融市場從事“垃圾債券”和“槓桿買空”活動，掀起了一場虛擬經濟投機浪潮。上世紀80年代後期至今，是期貨，期權，認股權，遠期契約，利率交換等金融衍生品（Financial Derivatives）製造美元泡沫的大流行時期。金融衍生品合同作為新興投機工具，不僅幾乎完全不受管制，而且絕大多數時候不列入資產負債表；信貸評級機構越來越不負責任，資產管理經理放棄風險管理標準，無節制地擴大債務與資產的比例，通過短期的融資來進行抵押貸款這類長期資產交易。同普通的遠期合同不同，許多新創的衍生金融合同常常遠遠偏離實體經濟，相當於一種普通人難以理解的複雜的賭博，連年來其品種和規模迅猛擴展，以至全球虛擬經濟交易額高達實物交易數十倍之多。 上世紀90年代以來，金融衍生物交易造成了一系列惡果。如1994年12月6日，美國最富有的奧蘭治縣因金融衍生投機損失約30億美元宣布破產。1994年底，墨西哥金融危機爆發，在得到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會500億美元的救助基金後，最後一刻免遭破產。1995年2月，英國巴林銀行因為在衍生交易中遭受損失宣告破產。1995年5月，日本金融體系發生嚴重危機，此後日本金融情況持續惡化。1997年5月，美國量子基金創始人索羅斯（George Soros）向泰銖發起了進攻，引發了東南亞金融危機。1998年俄羅斯發生了金融危機。2000年，巴西和阿根廷發生了金融危機。2001年，土耳其金融危機 …… 2006年春季美國次貸危機（Subprime Lending Crisis）逐步顯現，2007年8月席捲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場；2008年9月15日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公司陷入嚴重財務危機並宣布申請破產保護，華爾街再也無法支撐那天文數字一般的衍生金融債務，美國金融資本市場空前劇烈動盪，終於引發海嘯般震撼全球的史無前例金融大危機。 這場由次貸危機作為導火索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正是出於超額發行美元，通過美國赤字流向了世界各國政府和金融機構手中，進而又以金融衍生產品的形態進入美國和世界市場。2006年美國GDP為13.5萬億美元，而當年未平倉的金融衍生品合約總市值則高達518萬億美元，是前者的40倍；2008年上半年，這一比值則升高到了50倍。至此全球性金融泡沫爆破的大危機已在所難免。 今天，表面上看，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蔓延全球的這場金融危機，是經濟過度虛擬化和極端自由化的直接惡果，其深層原因則是特里芬悖論關於美元中心世界貨幣體系的自我否定特性的必然發展。當前美國層層加碼不止，數以萬億美元計的各種注資救市（bailout）措施，以及新總統提出的的龐大刺激經濟計劃，意味着迎來空前財政赤字，超額印發美元和破紀錄加速舉債（金融顧問公司Longview Economics 2008年11月統計顯示，美聯儲資產負債表規模在過去10周由8,940億美元激增至2.19萬億美元。2008年11月17日，美國財長保爾森在華盛頓召開的會議上表示：“美國將在新的財政年度里發行1.5萬億美元的債券。”）；如果不能切實改革世界貨幣體系，謀求根本糾治之道，勢必飲鴆止渴、惡化不止。 過去六年裡，美元連續貶值，這是因為美國每年都會出現巨額的經常項目收支逆差；證明了美元為中心的世界貨幣體系的不可持續性。但美國次貸危機演變成全球金融危機後，出現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那就是美元再次被看成是相對安全的資產，它的幣值不降反升，並且升勢強勁。這說明迄今為止，這場危機仍是典型的金融業危機及其導致的經濟危機；一旦危機從美國擴展到全球範圍，美元所面臨的壓力反而會相對變小，如果世界經濟能夠有效地抵抗住這場危機帶來的一系列衝擊，應不至於立即朝着美元危機或國際貨幣體系危機的方向演變。 必須看到，儘管目前美元的價值在上升，但鑑於美國為緩解危機向金融市場投入了大量的美元，加之美國經濟衰退，美元幣值暴跌的危險性比以往更大。當全球金融危機緩解後，即便建立了金融衍生品的嚴格監管制度，但若不能根本改革以一國貨幣為主要世界貨幣的現行體系，則美元危機或國際貨幣體系危機終將加速到來，導致美元幣值走向崩潰，引發世界貨幣體系的瓦解。世人不能心存僥倖、苟且一時、無所作為地鵠候這場超級災難的降臨。 總體而言，這次超級金融危機的治理對策有三個層次： 首要應急救市紓困，重建市場流動性，爭取早日復甦回春； 其二當是針對危機的直接原因，明辨自由經濟絕對化以及虛擬經濟投機性泛濫的惡果，徹底檢討決策、評估和監管體制的嚴重缺失，建立健全國際性金融監督和權力制衡功能； 其三就要從根從頭，正視“特里芬悖論”早已揭示了的不可持續性，理解經濟規律的內在要求，從全球化長遠戰略高度，着手世界貨幣體系根本性合理化改革。 多年來，作為糾治美元獨大的世界貨幣體系弊病的對策，許多國家致力尋求組建區域性貨幣聯盟的途徑，以求協調和統一區域性貨幣，維繫金融有序穩定運行。無論從理論和實踐都表明，真正穩定、繁榮、發展的區域化並非經濟全球化的對立物，恰恰是全球化的階段性補充，而且在結果上，區域化最終將促進全球化。 20世紀80年代後期，世界上出現了一股貨幣集團化的潮流，產生了不少區域性貨幣組織，如中北美區的貨幣合作和拉美國家的“美元化”，以及規模不大的西非貨幣聯盟、中非貨幣聯盟和阿拉伯貨幣基金組織等。 歐洲則在“歐元之父”蒙代爾（Robert A. Mundell）的最優貨幣區理論指引下推出了被廣寄厚望的歐元。 早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前，歐洲經濟共同體就在探索成立歐洲貨幣體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EMS）以增強其在國際貨幣領域的地位，並把歐共體變成一個真正統一的大市場。1978年12月，歐共體決定創建“歐洲貨幣單位”，作為推行統一貨幣的先導。1989年4月，歐共體確定了發行統一貨幣的目標。1995年12月馬德里會議上，定名歐洲未來貨幣為“歐元”（Euro）。1997年6月，歐盟阿姆斯特丹首腦會議通過了《阿姆斯特丹條約》，正式批准了《穩定和增長公約》、《歐元的法律地位》和《新的貨幣匯率機制》三個文件。1998年5月，歐盟布魯塞爾首腦特別會議確認比利時、德國等11國為歐元創始國。1998年7月1日，歐洲中央銀行成立。1999年1月1日，歐元如期啟動，以支票、信用卡、股票 和債券的方式流通，並進入外匯交易市場。次年6月，希臘加入歐元區。2002年1月1日，歐元紙幣和硬幣開始在歐元區12國流通，3月1日，歐元區12 國的本國原有貨幣停止流通。 歐元的創立與流通，是有關各國實現主權與貨幣脫離，擺脫浮動匯率之害的劃時代創舉；方便了貿易、籌資，分散了國際金融風險，增加了國際結算手段，將貨幣區域一體化推上了一個全新的高度，對世界貨幣體系改革產生了重大影響和示範作用。 歐元推出6年多來，已經站穩了腳跟，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日益上升，成了僅次於美元的第二世界貨幣，而且正在蠶食美元的地盤，伊朗、委內瑞拉等產油國正將一部分結算貨幣從美元換成了歐元。 布雷頓森林體繫結束三十多年後的今天，世界經濟版圖已呈現“一超多強”的局面。但歐洲、日本和英國等西方經濟強國，在稱為人類史上第三次浪潮的信息革命中顯示，創造力和競爭力遠遠落後於美國。歐盟成員國之間缺乏統一的政治環境，以及採取統一行動的能力；歐元創立後一直存在內在的貶值趨勢，它一度顯現對美元增值的強勢，很大程度上是美元主動貶值襯托出來的結果。日本政府債務總額占GDP的比重達160%，英國政府債務總額比重更高達387%，都遠遠超過美國的70%，不堪重負之下，經濟發展步履維艱。可見美元之外的歐元、日元和英鎊等主要國際貨幣，尚難形成堪與美元霸權地位抗衡的大氣候。 上文已經提到，這場金融危機中，美元沒有像不少經濟學家相信的那樣倒地不起，恰恰相反，美元被視為風暴中的安全港灣，受持續的避險買盤推動，美元升勢愈益明顯。2008年8月以來的三個月裡，美元對歐元匯率上漲高達23%，對英鎊上漲了34%，對一些發展中國家貨幣的升幅甚至更大。美元再次走強說明次貸危機和全球金融危機並沒有帶來美國整體實力的迅速衰落，而且可期最先走出困境的也還會是美國。儘管雄心勃勃、咄咄逼人的法國總統薩科齊急於帶領歐元出位，但是面對依然強大的美國，面對難以化解的歐元區內部矛盾，薩科齊們恐怕還是力不從心。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經濟快速成長，對世界經濟增長拉動幅度已超過美國，國內生產總值按平價購買力計居世界第二，進出口貿易總額穩列世界第三，外匯儲備已達世界第一，是美國國債最大持有國（截至2008年10月底，持有美國國債6，529億美元；較上月增持659億美元，刷新2008年月度增幅的最大值）；然而，由於經濟實力的後發地位，資本管制的嚴格性，人民幣尚未成為國際自由流通貨幣（資本項下不能自由兌換），還沒有進入國際清算、借貸和儲備領域，不能在世界貨幣體系中扮演要角，目前實際上還無法挑戰美元的國際地位。 許多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一直要求變革國際金融秩序，但新興國家各有其弱點，或因其經濟規模，或因其內部原因，其本幣既無力匹敵歐元、日元和英鎊，更不能與美元同日而語。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會公布的官方外匯儲備貨幣構成（Currency Composition of Official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COFER）數據，近年來歐元在官方外匯儲備中的比重有所上升，但是遠未達到取代美元主導地位的程度；2007年底，美元外匯儲備占比仍達63.9%。次貸危機爆發以來，工業國或是新型發展中國家的官方外匯儲備的幣種構成並沒有出現根本性的變化。美元仍然是國際信貸和計價結算的標準，仍然是國際清算的主要支付手段，仍然是國際儲備貨幣的主體，沒有任何一種貨幣能取代美元的中心地位，美國的規則制定權並沒有變化。 換言之，即便美元體系崩潰，也不意味着歐元、英鎊、日元、人民幣或其他貨幣就能補位接班。現代國際社會貿易規模巨大，商品種類繁多，金融工具五花八門，各國貨幣就多達兩百種左右，以匯率自由浮動維繫的世界價值交換體系錯綜複雜，如果失去了主導性的世界貨幣，新體系構建無法成形，勢將頻繁調整、振盪無已，區域化的發展反而可能使國際貨幣體系進入“戰國時代”，全球經濟在殘酷博弈中陷於一片混亂。 區域一體化果然是從小聯合走向大聯合，導向世界統一貨幣大目標的正確步驟，但要實現如同“歐元之父”蒙代爾設想的形成美、歐、亞三元鼎立，互相制衡、健康發展的佳境，還要面對許多不定因素，前面還有漫長的道路。 那麼，在推進區域一體化的同時，還有什麼對策可以有效化解一國貨幣為主的世界貨幣體系不可逾越的內在矛盾，為最終實現世界統一貨幣投石問路呢？ 歐洲一些學者再次提出回歸金本位或金匯兌本位制，謀建新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可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恰恰表明貴金屬本位已經完成其歷史使命，黃金已無可能從一種來源有限的市場商品重返一般等價物。 正如路透社2008年11月15日報道，世界各國央行行長和政府官員都不希望貨幣政策受到黃金儲備的影響，他們都開始行動叫停金本位制度的回歸。滙豐銀行首席市場分析家詹姆斯表示:“金本位制度基本上就只適用於19世紀。”“我認為金本位制度回歸根本不會發生，因為黃金市場太小了，不能在目前的形勢中發揮任何作用。並且，黃金也反映不了經濟和幣值的改變”。 2008年8月份，美國總統候選人奧巴馬被問及考慮到疲軟的美元加劇了油價的上漲，美國是否會回歸金本位制度時表示，他不認為金本位制度的回歸是個好主意。 人類有史以來開採積聚的全部黃金，估計約15萬噸，絕大部分作為裝飾品為民間收藏；世界各國官方的黃金儲備總量不足3萬噸（2008年6月統計為2.98萬噸），即便按歷史上最高金價約每盎司1000美元計，也只值1萬億美元左右。現在全球GDP總量已逾50萬億美元，若按M2等於一半估計，需要黃金準備75萬噸，這是不可想象和毫不現實的。而且，世界上也不存在一種大宗商品隨着黃金價格浮動的機制。 為求穩定幣值和匯率，人們還是不免懷舊金本位。考慮到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最近黃金受避險買盤推動走高，價格大幅上揚，反映出人們對於藉助黃金保值儲備的觀念根深蒂固（每盎司金價1998年不到300美元，2008年3月最高達1032.55美元）。 即便美元目前呈現升勢，但各國央行和有關官方機構普遍增加了對黃金儲備的需求。根據世界黃金協會（WGI）報告，2008年第三季度黃金需求創有史以來最高季度記錄（環比增長45%），而法國自1980年以來也首次成為黃金淨投資國。金融危機和接踵而來的經濟衰退，必然觸發黃金與美元的貨幣較量：美元強黃金不一定弱，美元弱則黃金一定強。因此，黃金應能與外匯、各種貨幣求償權和其他資產相結合，作為一種具有特殊意義的貨幣發行準備物。 如前所述，貨幣體系變革的總方向，無疑要在全球化的大格局中，建立世界所有利益攸關方通用的統一貨幣--世元；但在世界大同還遙不可及的今天，如果不是重返金本位或金匯兌本位制，只能從世情實際出發，雙管齊下起步： 1. 順應全球經濟發展的自然趨勢和要求，開展區域性貨幣合作，發展多元化世界貨幣體系。 在亞洲地區，以東亞“10+1”或“10+3”為始，建立貨幣合作聯盟；爭取造就美元、歐元以及亞元三足鼎立，相輔相成、相互制衡的多元化世界貨幣體系。 作者已提出《“亞元”之路---時勢呼喚人民幣走向世界》一文就此命題論證。鍵接如下：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6&view=1&id=89427558 http://www.china-review.com/eao.asp?id=20740 http://economist.icxo.com/htmlnews/2008/11/21/1334815_0.htm 2. 創設前期的世界貨幣—初級“世界元” 世界上近兩百個國家和地區，獨立使用各自的主權貨幣；由於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領域存在差異之大，尚無可能實現全球統一貨幣。但好比“瓦格納歌劇的序曲”，可以率先建立某種掛鈎機制，創造一種與政治主權相分離，專用於國際貿易計價、結算和儲備的前期世界貨幣—初級“世界元”（Global Currency Primary, GCP），以最大限度減少以某個主權國家的信用貨幣作為主導性世界貨幣的天然不合理性（“特里芬悖論”）。這就是本文主旨之所在。 一般說來初級“世界元”可以帶來以下好處： A. 世界貨幣發行權由主權國家的中央銀行轉變為國際機構的無償發行，大國難以繼續收取“鑄幣稅”，各成員國可以避免成為“鑄幣稅”犧牲品。所有參與這個體系的國家都會得到對他們自身貨幣系統的有力支撐，包括對於弱勢國家的提挈；同時也促使大國本身致力有利於國際公平競爭的經濟改革，根本糾治過度負債、赤字財政、實體經濟萎縮（需求效應的國際溢出）以及“虛擬經濟繁榮，經濟增長後勁不足”等致命弊病。 B. 建立初級“世界元”，一方面可以減輕世界過度需求對於美元發行的壓力，另一方面各國得以逐步擺脫對美元主導體制別無選擇的依賴，並形成警示和調控機制，限制美元貶值趨勢和無序波動的消極影響，維護國際宏觀經濟和金融的穩定，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利於優勢互補，促進國際貿易合作事業健康發展。 C. 採行初級“世界元”，匯率矛盾內向化，利於成員國避免或緩解匯率突變帶來的負面影響；還可用作測試成員國貨幣穩定的指標，各國貨幣政策負責部門可藉以監督匯率相互變動情況，並為國際穩定匯率展開合作的政策對話提供明確的依據。 D. 極大地簡化國際貿易手續，節省了不同標準之間進行轉換的巨額交易成本，包括結匯轉換耗費的時間和費用，還使人才、資金、技術和資源等得到最佳配置，從而增強了競爭實力，加快了商品與資金流通的速度，有利於全球投資和經濟的增長。 E. 初級“世界元”的實施，將能建立高透明度的國際貿易清算體系，為促進各國實現進出口貿易平衡推行獎懲管理制度，以利全球經濟穩定運行，可持續健康發展。 ************ 正如蒙代爾指出，此次金融危機當然會對美元造成損害，但是不至於動搖其“金元帝國霸主”地位。因此，世界貨幣體系改革，不會是一場混亂不堪的救亡運動；卻有可能在美元中心地位依然有效的受控態勢中，通過所有利益攸關方，包括危機肇始者美國，共同總結教訓，和平理性、井然有序、從容就道、穩步漸進。借用熱力學名詞，亦即以“熵增”最少（損耗最少）的過程展開這場勢在必行的劃時代偉大變革。 美國擁有其他地方沒有或缺少的優勢：美國科技發達，在高科技、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等眾多領域穩居世界領先地位，製造業的絕對和相對生產力（Productivity）增長率全球首屈一指，高等教育和科研開發具有非常強大的國際競爭力，構成了維持生產力長期持續增長的可靠基礎；美國有着成熟完備的法律制度、自由開放的傳統和政策、豐富的資源、廣闊的市場、大量移民勞動力等。經過這場變革，美國若是有所擺脫“鑄幣稅”和金融遊戲的撒旦誘惑，重振實體經濟在全球競爭中強大實力，而非誤人誤己的泡沫財富，應能繼續保持世界政治、經濟秩序中的核心大國地位，發揮引領世界進步潮流的歷史作用。但是我們將迎來一個更為公平、公正、健康、穩定的國際金融新秩序；所有國家，無論北美、歐盟、英國、日本、澳洲等發達國家和地區，新興經濟體中國等金磚四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以及亞非拉廣大發展中國家都將受益無窮。 下文將就前期世界貨幣，即適用於現階段的初級“世界元”的背景條件和可行方案繼續展開討論。 二． “BANCOR”、歐元和“特別提款權”的啟示 布雷頓森林協議設計者凱恩斯未能實現的“Bancor”貨幣計劃，“歐洲貨幣單位”（ECU）和現行歐元（EURO），以及國際貨幣基金會的“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DR），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前期的初級的世界貨幣”的特徵。 1. 凱恩斯的“Bancor”方案 布雷頓森林協議的美國方案設計負責人的是羅斯福政府財長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執行者為哈佛大學高才生懷特（Harry Dexter White）；英國負責方案設計的是經濟學大師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顯然有鑑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痛苦教訓：金本位制下，一旦黃金儲備不足，造成貨幣嚴重緊縮；金本位制崩潰後各國貨幣競相貶值，觸發貿易制裁和報復，國際資金流動枯竭等等；他們受命之初，相信統一的世界貨幣，能夠根據世界經濟需求調節發行量，避免上述困境，成為確保全球經濟復興和世界和平的支柱。凱恩斯為世界貨幣起名Bancor，懷特的命名是Unitas。兩位學者設想建立專門的國際金融機構，負責發行和管理世界貨幣。 然而，學者的善願無力匹敵時局大勢。當時美國已經建立了全球最為強大的政治、軍事、經濟、金融實力地位。二戰末期，美國的工業產出一度高占世界的80％，擁有全球約七成的黃金儲備，最後還掌握了原子彈；美元已成為世界記帳單位、結算貨幣、儲藏手段、交易媒介的主導貨幣；因此決定了美元主宰國際貨幣權力的格局。由於羅斯福總統指令財長不再討論建立世界貨幣問題，要求確立以美元為基礎的國際貨幣體系，學者們的統一世界貨幣方案就此束之高閣。 凱恩斯的世界貨幣方案中，推出了一個新的中立的國際貨幣單位“Bancor”。主張採取30種有代表性的商品（Commodities，糧食、石油、銅材等）作為一籃子確定幣值的根據，其中包括了黃金，以利於穩定幣值；並建立一個新的金融機構“國際結算或貨幣聯盟”（The International Clearing or Currency Union，ICU），負責發行和管理。 凱恩斯建議各國央行以本國擁有的Bancor為本位，保證本國貨幣與Bancor之間的幣值維持確定比例；各國自己的貨幣應與Bancor保持一個固定的，但是可以調整的匯率。 他希望這種貨幣制度可以促進國家之間的貿易平衡。凡是出口超過進口的國家，稱為“債權國”（Creditor nations），因順差而獲得貿易盈餘；反之，凡是進口超過出口的國家稱為“債務國”（Debtor nations），因逆差而造成貿易赤字。凱恩斯計劃中，所有國際貿易一律用Bancor計價，出口者收入Bancor，進口者則付出Bancor；一個國家若能很好保持貿易平衡，在清算聯盟（ICU）的該國貿易賬戶中，Bancor餘額應維持很小甚至等於零。 凱恩斯計劃要求債權國和債務國有同樣的義務去實現貿易平衡。進口超過出口的債務國家須向清算聯盟的透支帳戶支付一個小額利息，以敦促這些國家採取適當的國內政策（例如貨幣貶值）加強出口。同樣，那些積極出口，獲致出超的債權國，清算聯盟也將向其盈餘帳戶收費，驅策這些國家設法花掉盈餘的Bancor，使之流返債務國，亦即逐漸消除貿易盈餘。 對於債權國和債務國的收費，並非嚴厲的懲罰，而是體現為一種溫和的反饋機制，以求維持貿易平衡，建立一個可持續的經濟運行模式。 Bancor的信譽擔保的是什麼呢？需要新發行多少貨幣呢？諸多問題尚未闡明，“凱恩斯方案”就被美國的“懷特方案”擊敗了。 凱恩斯的Bancor設想未能實行，但沒有被人忘卻。凱恩斯方案後來成了批判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武器。60 年代特里芬所倡導並於 1969 年由國際貨幣基金會創立的“特別提款權”, 便是國際社會創設世界貨幣的一種嘗試和成就。而且，Bancor方案對於歐洲不同國家間走向固定利率和統一貨幣，有着相當重要的啟示作用。 各個主權國家無不首先追求自身利益，希望保有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除非世界大同，才能實現無國界的貨幣統一。然而，在看到對貨幣政策獨立性的要求時，也應看到統一貨幣是市場經濟的內在的合理化要求。歷史表明, 金本位時代並不要求世界大同，而歐元及其前身“歐洲貨幣單位”的出現證明了一定條件下採行不與國家主權一體的統一貨幣的可行性。 2. 歐元 歐洲統一思潮由來已久。1951 年4 月18 日，在美國支持下，法國、聯邦德國、意大利、比利時、荷蘭、盧森堡六國在巴黎簽約成立歐洲煤鋼共同體。1957年簽訂《羅馬條約》, 六國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1993年11月1日《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生效，歐共體更名為歐洲聯盟，簡稱歐盟（European Union，EU），標誌着歐共體從經濟實體向經濟政治實體過渡。到目前為止，歐盟已有27個成員國。 1978年12月5日，歐洲經濟共同體國家為推進歐洲經濟和貨幣聯盟目標計劃，由聯邦德國和法國倡議，在布魯塞爾舉行的共同體理事會上通過決議，建立歐洲貨幣體系，創建並採用“歐洲貨幣單位”（European Currency Unit，ECU）。規定每個成員國將其中央銀行的20%黃金及美元儲備存入歐洲貨幣合作基金，然後發行“歐洲貨幣單位”；歐洲貨幣合作基金相應撥付等額的“歐洲貨幣單位”作為成員國的儲備資產。 “歐洲貨幣單位”是歐共體成員國貨幣組成的複合貨幣，一種沒有現金、卻具有多種功能的特殊貨幣，一種用於歐共體國家內部計價結算的不能自由兌換的貨幣單位。建立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保證歐洲最大限度地避免因匯率突變帶來的負面影響，同時保持各成員國經濟的趨同性。它是由各成員國貨幣組成的“一籃子”貨幣，每種貨幣在其中所占比例基本上與該國的經濟實力相當。ECU的幣值根據這些權重和含量及各組成貨幣匯率用加權平均法逐日計算而得。權數每5年調整一次，必要時可隨時調整。 “歐洲貨幣單位”創立時，英國未參加歐洲貨幣體系，但英鎊也是“一籃子”組成部分。根據共同體決議，歐洲貨幣單位的幣值和構成，以共同體九國貨幣作為定值的基礎，根據每個成員國1969～1973年國民生產總值及其在共同體內部貿易額中所占比例，確定其貨幣在 ECU內占有權數和金額。依次為：聯邦德國27.3％=0.828德國馬克，法國19.5％=1.15法國法郎，英國17.5％=0.0885英鎊，意大利14％=109里拉，荷蘭9％=0.286荷蘭盾，比利時7.9％=3.66比利時法郎，丹麥3％=0.217丹麥克朗，愛爾蘭1.5％=0.00759愛爾蘭鎊，盧森堡0.3％=0.14盧森堡法郎。然後按當天匯率, 將各成員國貨幣所占的金額換算為其中一種貨幣金額，相加後得出當天歐洲貨幣單位的牌價。由歐洲共同體委員會主管部門逐日編制公布。 “歐洲貨幣單位” 主要用作共同體各機構經濟往來的記帳單位；以及成員國貨幣當局的儲備資產。它本身的價值隨着各種相關要素的變化而變化，是判定某種貨幣（相對於其他貨幣）波動幅度的指示器，可以作為確定各成員國貨幣之間的固定比價和波動幅度的標準。 90年代以還，“歐洲貨幣單位”的使用範圍逐步擴大，除歐共體國家外，西歐各商業銀行和金融市場也開始辦理以“歐洲貨幣單位”計價結算的存款、貸款、發行債券、國際貿易結算、旅行支票、信用卡等業務，其作用為越來越多的國家所重視；各成員國貨幣藉以形成了相對固定的聯繫匯率機制，為建立歐洲經濟貨幣聯盟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所以說“歐洲貨幣單位”是推行歐元的先導。 1999年1月1日，“歐洲貨幣單位”以1比1的兌換匯率全部自動轉換為歐元。 歐元（€，EURO）系按1992年在馬斯特里赫特簽訂的《歐洲聯盟條約》所建立。該條約決定成立歐洲經濟貨幣同盟（Europe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EMU），並創設歐元。歐盟成員國要加入歐元區，必須滿足下列五方面的趨同標準： （1）通漲率：保持穩定的物價，通貨膨脹率不得較三個通漲率最低的成員國的高過1.5%。 （2）財政赤字：年度財政預算赤字不得超過國內總產值的3%，或正在向這個水平明顯或大幅度下降並已非常接近該水平。 （3）政府債務：外債總額不得超過國內生產產值的60%，或正在有效地下降並以令人滿意的速度接近這個目標。 （4）匯率：最近兩年內匯率必須保持在歐洲匯率機制的浮動額的範圍內並相對穩定。 （5）國債利率：平均長期國債利率不得較三個通漲率最低的成員國的高過2%。 歐盟對成員國加入歐元區的時間並沒有固定的要求，每一個成員國將根據自己國家的情況，按照自己的時間表申請加入。 歐元由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ECB）和各歐元區國家的中央銀行組成的歐洲中央銀行系統（European System of Central Banks，ESCB）負責管理。總部坐落於德國法蘭克福的歐洲中央銀行有獨立制定貨幣政策的權力。 歐元和最初加入的11個國家原有貨幣的固定轉換比率如下： 13.7603奧地利先令（ATS） 40.3399比利時法郎（BEF） 2.20371荷蘭盾（NLG） 5.94573芬蘭馬克（FIM） 6.55957法國法郎（FRF） 1.95583德國馬克（DEM） 0.77564愛爾蘭鎊（IEP） 1936.27意大利里拉（ITL） 40.3399盧森堡法郎（LUF） 200.482葡萄牙埃斯庫多（PTE） 166.386西班牙比塞塔（ESP） 上述轉換比率系由歐洲議會按1998年12月31日的市場匯率為基礎確定。 希臘在一開始沒有達到使用歐元的標準，所以未能在1999年1月1日加入歐元區。直到兩年後，於2001年1月1日方得圓了歐元夢，其本幣德拉克馬（Drachma，GRD）與歐元的兌換率固定為340.75：1。 1999年1月1日零時起，歐元引入無形貨幣（旅行支票，電子支付，銀行業等）領域；2002年1月1日，啟用歐元紙幣和硬幣，作為歐元區國家的法定貨幣。到2002年2月28日，所有歐元國家都停止使用原有貨幣。但是，在此日期之後，各國的中央銀行在幾年內仍舊接受兌換原有貨幣。 現在歐元是歐盟中27國中15個國家的貨幣。這15國是奧地利、比利時、芬蘭、法國、德國、希臘、愛爾蘭、意大利、盧森堡、荷蘭、葡萄牙、斯洛文尼亞、西班牙、馬爾他和塞浦路斯，合稱為歐元區。歐盟的另外12個國家中，9個新成員國斯洛伐克、立陶宛、愛沙尼亞、波蘭、捷克、匈牙利、拉脫維亞、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將創造條件自2009年起陸續加入歐元區；英國、瑞典和丹麥則有待全民公決同意。另有6個非歐盟國家即摩納哥、聖馬利諾、梵蒂岡、黑山、科索沃和安道爾也採用歐元為官方貨幣。還有29個國家及地區的貨幣與歐元掛鈎。目前共有3.2億人口直接使用歐元，加上與歐元固定匯率制的貨幣，歐元影響到全球4.8億人口。歐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比重逐年上升，目前所占比例達20%左右。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歐元之父”蒙代爾在60年代提出歐元時，當時好多學者稱為“瘋子”。歐元的誕生，是一種不與各國主權掛鈎的自由貨幣，由各國中央銀行和政府共同管理的貨幣體系的成功實踐，證明了單一國家主權與貨幣體系相脫離非但可行，而且現實。 歐元發展過程的經驗顯示，區域性貨幣一體化趨於成熟的前提是經濟一體化、共同的政治意願、以及文化上的廣泛認同或必要的凝聚力。 然而，歐盟沒有實現政治一體化，常常因為政治上的不確定性，影響着投資者的信心。歐元的困擾，仍然在於獨立主權國家之間政治、經濟上的差距和分歧。各國雖然放棄了貨幣主權，但面對實際問題，各有不同立場。例如當前歐盟2,000億救市計劃，不少成員國擔心這項計劃可能導致本國財政支出失控，因此反應差異懸殊。 歐元區財長組成非正式機構歐洲集團以協調歐元區各國經濟、預算和稅收政策；但沒有取得多大的成果。那些經常項目赤字位居前列的歐元區國家，由於沒有本國貨幣可以貶值，應對出口下滑的唯一途徑就是收縮本地需求，讓進口下降得更加迅猛，因此輿論界很容易將國內經濟問題歸咎於歐元；甚至時有恢復本國貨幣，退出歐元區的呼聲。 歐元啟動成功，不啻世界統一貨幣的曙光初現；歐元前景看好，但須面對紛至沓來、形形色色的大量挑戰。 3. 特別提款權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架構下，1946年成立了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其宗旨為促進國際貨幣合作、匯率穩定及有秩序的匯兌安排，以及在足夠的保障下，向有需要的國家提供臨時財政資助，協助其紓解國際收支失衡的困難。 “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DR)，是國際貨幣基金會於1969年為支持布雷頓森林體系創設的一種國際統一儲備資產和記賬單位，亦稱“紙黃金” (Paper Gold)，是補充會員國原有的普通提款權（General Drawing Right，GDR )以外的一種使用資金的權利。 “特別提款權”與普通提款權相似，都是分配給國際貨幣基金會成員國的提款權；不同的是，普通提款權是信貸，而“特別提款權”可以作為成員國現有的黃金和美元儲備以外的外幣儲備。 國際貨幣基金會分配給各個會員國一定份額的“特別提款權”。“特別提款權”不是真實的貨幣，使用時必須向基金會指定的其它會員國換取外匯，並且不能直接用於貿易或非貿易的支付，只能用於成員國政府間結算。它可與黃金、美元一樣，充當國際儲備貨幣，也可用於向其他成員國換取可自由兌換外幣，支付國際收支逆差，或償還國際貨幣基金會貸款。 “特別提款權”的誕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醞釀過程。 60 年代以來發生了一系列美元危機，顯示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一國本幣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不可能維持長期穩定運行。1960年，經濟學家特里芬指出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致命缺陷，即所謂特里芬悖論；特里芬因此首先提出了創立新的獨立儲備資產的建議。以法國為首的西歐六國認為，為了解決“美元泛濫”、通貨過剩，美國應消除它的國際收支逆差，並主張建立一種以黃金為基礎的儲備貨幣單位取代美元與英鎊。 美英與以法國為首的西歐對是否創設新的儲備貨幣相持不下。1964年4 月，比利時提出了一種折衷方案：增加各國向基金會的自動提款權，而不是另創新儲備貨幣來解決可能出現的國際流通手段不足的問題。1967 年9月基金會年會上通過了該方案；1968 年3 月，據此正式提出“特別提款權”方案，但因法國拒絕簽字而擱置。頻發的美元危機，迫使美國政府宣布美元停止兌換黃金後，美元再也不能獨立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其他國家的貨幣又都不具備頂替條件，如不及時應對，就會影響世界貿易的發展，於是法國作了讓步。1969年7月28日國際貨幣基金會通過創立了第一期“特別提款權”。不久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1976年達成的“牙買加協定”正式廢除了黃金官價，規定以“特別提款權”取代黃金作為國際貨幣制度的一種儲備資金。 “特別提款權”的單位幣值，最初按定義由含金量決定，規定35個“特別提款權”單位等於1 盎司黃金，與美元等值；1971年時為0.888671克純金的價格，即當時1美元的價值。1971年12 月18 日，美元第一次貶值，而“特別提款權”的含金量未變，因此1個“特別提款權”就上升為1.08571 美元。 1973 年2 月12 日美元第二次貶值，“特別提款權”含金量仍未變化，1個“特別提款權”的幣值上升至1.20635 美元。 此時西方主要國家的貨幣紛紛與美元脫鈎，實行浮動匯率，匯價不斷發生變化，但“特別提款權”仍固定在每單位等於1.20635 美元的水平上，“特別提款權”對其他貨幣的比價，都按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率套算，無法體現應有的獨立性，引起許多國家不滿。 布雷頓森林體系正式解體後，1974 年7 月，國際貨幣基金會宣布“特別提款權”與黃金脫鈎，改用“一籃子”16種貨幣作為計價單位。這16種貨幣包括在1968至1972年間出口量占世界總出口量的比重超過1％的成員國的貨幣。除美元外，有聯邦德國馬克、日元、英鎊、法國法郎、加拿大元、意大利里拉、荷蘭盾、比利時法郎、瑞典克朗、澳大利亞元、挪威克郎、丹麥克郎、西班牙比塞塔、南非蘭特以及奧地利先令。每天依照外匯行市變化，公布“特別提款權”的牌價。1976年7月國際貨幣基金會對“一籃子”中的貨幣作了調整，去掉丹麥克郎和南非蘭特，代之以沙特阿拉伯里亞爾和伊朗里亞爾，對“一籃子”中的貨幣所占比重也作了適當調整。 為了簡化“特別提款權”的定值方法，增強“特別提款權”的吸引力，1980 年9 月18 日，國際貨幣基金會宣布將組成“一籃子”的貨幣，改為國際出口貿易和服務貿易額最高的5個基金成員國的貨幣，即美元、聯邦德國馬克、日元、法國法郎和英鎊，以5國各自對外貿易在5國總貿易中的百分比作為權數，用加權平均法來確定“特別提款權”的價值。它們最初在“特別提款權”中所占比重分別為42％、19％、13％、13％、13％。 歐元啟動後，從2001年起改以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四種貨幣綜合成為“一籃子”計價單位。各組成貨幣的權重，系按過去5年的平均出口金額確定。必須說明的是，中國大陸出口金額已於2003年起超越日本，但5年平均值尚處於全球第五位。 確定籃子裡每種貨幣的組成單位數（各幣別含量）的基本公式如下： Ci --貨幣 i 的組成單位數 Wi --貨幣 i 的權重，以份額表示 BEXi --貨幣i 在為期3個月的基礎期（2005年10月3日至12月30日）兌美元的平均匯率, 以一個單位該貨幣等於多少美元來表示 TEXi—貨幣i在基礎期最後一個交易日（12月30日）兌美元匯率, 以一個單位該貨幣等於多少美元來表示 $/SDR --SDR在基礎期最後一個交易日（12月30日）的美元價值 以上計算方法參見： IMF: Review of the Method of Valuation of the SDR http://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05/102805.pdf 2006至2010期間採行的權重為美元44%、歐元34%、日元11%、英鎊11%。按上式計算求出每一單位“特別提款權”的幣值為0.6320美元、0.4100歐元、18.4000日元和0.9030英鎊，把它們固定下來，組成一個“一籃子”（見下表）。 貨幣 組成一個“特別提款權”的每一種貨幣數量 “加權”比例（%） 歐元 0.4100 34 日元 18.4000 11 英鎊 0.9030 11 美元 0.6320 44 由於四種貨幣的匯率在不斷變化，因此“特別提款權”的幣值每天都會不同，但具有相對的穩定性。 國際貨幣基金會各成員國貨幣和“特別提款權”之間的折算比例，體現了各成員國貨幣的匯率情況。同時也能更好地反映一國貨幣的綜合匯率。 國際貨幣基金會的會員國可以自願成為“特別提款權”賬戶參加國。參加後如要退出，只需事先以書面通知即可。 “特別提款權”的分配，原則上以成員國在基金會一般資源賬戶下的配額為基礎（近年來適當考慮到發展中國家方面利益）；每5 年為一個分配“特別提款權”的基本期。任何關於“特別提款權”分配或撤銷某成員國“特別提款權”的決議均需得到國際貨幣基金會特別提款部參加國85%加權投票的贊成，每一參加國不僅有權在通過分配決議時投票反對，而且可以在分配表決前通知基金會本國不參加分配。 目前美國以371.493億美元“特別提款權”作為最大份額成員。中國列第8位，擁有的配額為63.692億美元。 “特別提款權”本質上是由國際貨幣基金會為彌補國際儲備手段不足而創製的補充性國際儲備工具，其基本作用在於充當成員國及基金會之間的國際支付工具和貨幣定值單位，同時也可在成員國之間兌換為可自由使用的外匯。 根據《基金協定》和基金會決議的規定，“特別提款權”目前可作以下用途： 1. 參加國分得“特別提款權”以後，即列為本國儲備資產，如果發生國際收支逆差即可動用。使用“特別提款權”時，需通過國際貨幣基金會協調指定某個參加國（國際收支情勢好，國際儲備地位強）為承兌“特別提款權”的對象，提供可自由使用的貨幣，主要是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申請國的此種兌匯沒有比例限制，可將其持有的全部“特別提款權”兌為可自由使用的外匯。 申請國還可以用“特別提款權”直接償付國際貨幣基金會的貸款和支付利息費用；參加國之間只要雙方同意，也可直接使用“特別提款權”提供和償還貸款，進行贈予，以及用於遠期交易和借款擔保等各項金融業務。 2. 某一參加國也可通過與其他參加國達成協議的方式，以“特別提款權”兌換為等值的其他通貨，而不必徵得基金會的批准。 3. 只要經國際貨幣基金會批准，“特別提款權”還可以用於基金會成員國與非成員國之間的其他相關金融業務。從基金會已有的決議和目前的實踐來看，“特別提款權”已在成員國和非成員國之間被用於遠期貿易付款、特定的貸款、國際金融結算、國際金融業務保證金、基金利息、紅利支付和贈款等等。 成員國使用所分配的“特別提款權”需付利息。開始時利息較低，1970 年間為1.5％，1974 年6 月起提高到5％。後來利率的計算方法，大致根據美、歐、英、日4 大金融市場短期利率加權平均計算而得，每季度調整一次。 起初限製成員國實際動用的“特別提款權”數額，平均不能超過其全部分配額的70％，如果超過，則必須贖回超支部分，即每一成員國至少必須保持30％分配到的“特別提款權”。這一要求，是為了限制各參加國將“特別提款權”用於長期資金供應，或由於他們對擁有其他儲備資產的偏好而不按比例地使用特別提款權。 但是，這個限制削弱了“特別提款權”作為儲備資產的地位，因為其他儲備資產都沒有類似的保持最低平均餘額的要求。國際貨幣基金會為了使它成為便利的儲備資產，在調高利率後，逐步放寬這一限制。1979年1月1日，將平均持有量維持累計分配數的要求，從30％降到15％；1981年4月1日開始，完全取消了這方面的限制；然而，仍要求各會員國保持其所持有的“特別提款權”和其他儲備資產之間的平衡關係。 隨着世界經濟發展，“特別提款權”作為相對統一穩定的貨幣標準，用途逐漸擴大：一是持有“特別提款權”的單位在增加，經國際貨幣基金會85％的多數通過，某些國際金融機構就可以從基金組織成員國的業務往來中獲得和持有“特別提款權”，如國際清算銀行、世界銀行、國際開發協會、國際農業發展基金會等數十家金融機構均持有“特別提款權”；二是作為記帳單位的範圍擴大，自“特別提款權”改用“一籃子”貨幣計算，它比任何一種貨幣的幣值都相對穩定，越來越多的國際機構、政府組織和很多國際結算領域如國際長途電話、國際航運、國際郵政的費率、賠償等方面，逐漸在國際清算中使用“特別提款權”計價，一些私營企業發行債券、簽訂貸款協定等也使用“特別提款權”作為計價單位，以爭取較小的外匯損失風險；三是被一些國家用作貨幣匯率的定值標準等等。 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後，按照牙買加協定的計劃，國際上一度主張將“特別提款權”作為最主要的儲備資產，要求國際市場多採用“特別提款權”作為結算與計值貨幣，甚至希望它最終取代美元；可是三十多年過去了，“特別提款權”在國際儲備總額中比例仍然非常有限，最高時候也沒有超過5%。究其原因，大致有三： 1. “特別提款權”仍處於嬰兒時期，發行數量有限，在整個外匯儲備中的比重很小，因此如果用它作為主要儲備資產，就會產生國際清償手段不足的問題。 創立“特別提款權”的方案僅僅是美歐貨幣戰的權宜折衷產物。每個國家的中央銀行被分配到一種特殊的國際儲備貨幣。但是為了不引發通貨膨脹，“特別提款權”必須被嚴格限量。 創設“特別提款權”，首先為了向有需要的國家提供臨時財政資助，以協助其紓解國際收支失衡的困難，主要對象應是存在貿易逆差，短缺硬通貨的弱勢國家。事實上，全球化時代產業大轉移，導致一些發達國家出現國際貿易逆差；尤其是擁有強大“鑄幣權”的美國，自1971年首次出現13.03億美元的對外貿易逆差以來，除1973、1975年為小額順差外，其餘年份均為逆差，總的趨勢不斷擴大，2006年創下歷史最高紀錄7533億美元。適成對照，新興經濟體和許多發展中國家，則常年獲得巨額順差，甚至建立起了以美元為主的龐大外匯儲備，因此缺乏對於“特別提款權”的強烈需求。 國際資本市場的這種“逆向不平衡”增長趨勢，加之主要發達國家並不希望增加發展中國家權重，歷來不積極支持擴大“特別提款權”的使用範圍和發行規模，而且分配不平衡，主要落在自身擁有發行硬通貨能力的發達國家手中，致使“特別提款權”顯得無足輕重，聊備一格而已。 2. “特別提款權”只是國際貨幣基金會的一種記賬單位，只能用於各國政府之間的國際結算，而不能作為流通手段來在國際貿易和金融往來中進行直接支付，也沒有建立起民間的“特別提款權”支付‘清算辦法，因此它的作用有很大的局限性。 4. “特別提款權”是人為規定的虛構的世界貨幣，作為國際儲備資產，既不像黃金本身具有價值，也不像美元有本國的經濟實力作為後盾，一旦國際經濟、政治關係發生巨變，就可能成為廢紙。現階段它只能作為國際儲備資產的補充，事實上外匯在全部國際儲備中的比重多年來一直高達80％左右，主要的儲備仍然是美元。 然而，“特別提款權”具備了超越國家主權的世界貨幣的基本特徵，它與歐元的建立和存在，都不失為今日謀建初級“世界元”的先導。 三．初級“世界元”三部曲 初級“世界元”正處於應時問世的前夜。中國要素應能為催生初級“世界元”發揮積極作用；這是歷史性的機會，也是歷史性的使命。 推出初級“世界元”，必行步驟有三： 1. 框架方案 2008年11月13日“歐元之父”蒙代爾接受《第一財經日報》採訪時說：“我們期待着在當前這樣一個危機時刻，可以來推廣世界貨幣的政策。當前的金融危機，是唯一可能的時機，因為你只有在危機的時候才能來做成這樣建立新系統的事情。” 蒙代爾希望在上海2010年召開“重新振興布雷頓森林體系委員會”的會議，在會上討論具體的方案。也就是說，現在需要做好方案準備。 創設初級“世界元”，好比凱恩斯的Bancor方案修正後捲土重來；或是“歐洲貨幣單位”推而廣之，但不那麼嚴格要求趨同性；或是IMF“特別提款權”的非特別化擴大範圍應用；無論在理論上或實踐上都已經有所準備。本文試就今日現實出發，提出關於初級“世界元”框架性方案的若干建議於下，希各界同好共相切磋損益。 （1）創設的世界貨幣的全稱和符號；中文簡稱“世元” 創設的世界貨幣全稱：初級“世界元”（Global Currency Primary, GCP） 鑑於完全統一的正式世界貨幣臨世為期尚早，為求言簡意賅，名正言順，初級“世界元”的中文名稱可逕直簡化為“世元”兩字，在今後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應無混淆不清之虞。 貨幣符號-- G 幣值符號-- $G 下文一律以“世元”稱呼初級“世界元” （2）聯合國主持創設和主管“世元” 聯合國宗旨之一為構成一協調各國行動之中心，以達成促成國際合作，解決國際間屬於經濟、社會、文化及人類福利性質之國際問題的共同目的。根據聯合國憲章第9章第55、59條，建議聯合國接受會員國關於創設前期世界貨幣的提案，通過決議成立“世界貨幣聯盟”（Union of Global Currency, 簡稱UGC），為“世元”制訂法規、負責發行、清算、協調和監督；發揮管理中樞的作用。 “世界貨幣聯盟”下設“世元”管理局、清算銀行和金融研究院等職能機構。 “世界貨幣聯盟”特設具有制衡權力的監事會，負責監管“世元”業務，可以直接向聯合國秘書長報告工作。 “世界貨幣聯盟”是非營利機構，除由聯合國撥給經費，並按貨幣交易量收取微量點數作為管理費以維持營運開支。 （3）“世元”的基本功能： “世元”作為前期的世界貨幣，是一種沒有現金，而又具有多種貨幣職能的特殊貨幣；專用為國際貿易領域的統一流通手段，而非取代各國內部流通的本幣。 凡是加入“世界貨幣聯盟”的成員國，外貿經濟往來必須統一使用“世元”記帳和結算；並以“世元”作為各成員國貨幣當局的重要儲備資產。 （4）“世元”的幣值： “世元”的幣值應採用一籃子參照物確定。參照物可以是成員國貨幣或代表性的商品。由於公允的代表性商品範圍廣大，而全體成員國貨幣涉及面過寬；現實的抉擇，宜借鑑歐洲貨幣單位、歐元和“特別提款權”的方法，選取5種在全球GDP和貿易總額中占有主要份額的國家的貨幣，按其過去一定時段的平均進出口總額確定權重，加權計值；並加入適當比例的特殊商品--黃金，組成整個籃子。權數每5年調整一次，必要時可隨時調整。 現行“特別提款權”的計值籃子中，有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四種貨幣。在“世元單位”的籃子裡，應加入中國要素—人民幣。 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居世界位次已由1978年的第29位躍升到2003年的第3位，並在2005至2007年穩占第3位。鑑於中國相對其它經濟體非常快速的外貿和GDP增長速度，人民幣在“世元”中的比重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 近年國際貿易排名前列的是美國、歐盟、中國、日本和英國，這也大體符合GDP的排名；因此美元、歐元、人民幣、日元和英鎊堪當此選。 由於黃金價值相對穩定，信譽可靠，世人心目中較之各種紙幣或一般商品更適宜充當共同的參照物。為此在“世元”的幣值籃子中，除上述5種貨幣外，配以適當權重的黃金，參與加權平均建立幣值。 一個“世元”的原始幣值，可定義為規定取樣“基礎期”內上述貨幣和黃金的平均價值加權總和。 舉例示意如下（所有條件均為假設，並以美元為計算基礎）： 參照“特別提款權”定價計算方法（見本文“二之3” ），本例作了簡化，略去了“基礎期最後一個交易日”的修正，僅用於提供有關因素影響的基本概念。 假定一個“世元”（G）的原始幣值（$G）等於1美元。 假設確定籃子裡美元、歐元、人民幣、日元、英鎊和黃金的權重比例依次為25、16、16、13、10、20，則這5種貨幣和黃金的價值為： 美元： 0.25美元 歐元： 0.16美元；設1美元=0.75歐元，則0.16×0.75=0.12歐元 人民幣：0.16美元；設1美元=7.0人民幣，則0.16×7=1.12人民幣 日元： 0.13美元；設1美元=100日元，則0.13×100=130日元 英鎊： 0.10美元；設1美元=0.65英鎊，則0.10×0.65=0.065英鎊 黃金： 0.20美元；設金價每克25美元，則其份量為0.008克 合計： 1.0美元 如果以此為計值的起點，以後每個交易日的“世元”幣值（$G）美元牌價為： $G=0.25+0.12/Re+1.12/Rc+130/Rj+0.065/Rb+0.008×Rg 其中Re、Rc、Rj和Rb分別為該交易日歐元、人民幣、日元和英鎊的匯率（1美元等於多少該貨幣單位），Rg為該交易日每克黃金的美元價格。 由於籃子裡的貨幣和黃金的匯率不斷變化，因此“世元”的幣值從此開始每天都會不同，但因加權計算，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如上式所示，實際操作中，將各成員國貨幣和黃金所占的固定單位數按當天匯率（黃金單價）換算為當天的美元單位數，相加後得出當天“世元”的美元牌價。據此可按各種貨幣的匯率算出該貨幣的當天牌價，由“世界貨幣聯盟”的清算銀行逐日編制公布。 （5）“世界貨幣聯盟”成員國 世界各國可自由申請成為“世界貨幣聯盟”成員國，在國際貿易領域採用“世元”。“世界貨幣聯盟”不干涉成員國的國內貨幣政策，但要求承諾控制經濟指標、保持匯率穩定，力求進出口貿易平衡，接受貨幣發行量監督，達成促進全球經濟發展的國際責任共識。為此須在通漲率、財政赤字、貿易赤字、政府債務、國債利率和匯率波動幅度等訂定若干分階段實現的具體目標。 對成員國的加入時間沒有固定的要求。每一個成員國將根據自己國家的情況，按照自己的時間表加入。成員國可以自由退出，只需事先書面通知，並結清財務。 “世界貨幣聯盟”的重大決策，由成員國投票決定。成員國的投票權，按其國際貿易規模占全球份額進行分配；每5年調整一次。 （6）“世元”作為成員國貨幣的儲備資產。 成員國應向“世界貨幣聯盟”至少繳存不少於三個月進口額的外匯或黃金儲備；“世界貨幣聯盟”相應撥付等額的“世元”，作為成員國的基本儲備資產。 “世界貨幣聯盟”鼓勵成員國繳存儘可能多的外匯或黃金儲備，以換取相應的“世元”作為主要儲備資產。 （7）“世元”用作國際貿易經濟往來的計價、記賬、承擔共同費用、統計和結算的貨幣單位。 成員國之間所有國際貿易一律用“世元”計價。 各成員國在“世界貨幣聯盟”的清算銀行設有貿易賬戶。進口者從貿易賬戶中付出儲備的“世元”；出口者則收入“世元”，存入貿易賬戶。一個國家若能在一定周期內很好保持貿易平衡，其貿易賬戶中起訖餘額之差應維持很小甚至等於零。 成員國從事進口貿易時，如果在“世界貨幣聯盟”清算銀行的貿易賬戶中沒有足夠“世元”餘額，則須增繳外匯或黃金以補足其支付能力。 對於缺乏必要的”世元”支付能力（沒有足夠外匯或黃金儲備以換取所需的“世元”）的國家，“世界貨幣聯盟”可提供有擔保（貨幣求償權或其他資產）的“保證金”借支額度，以滿足其進口貿易的需要。 “世元”使用範圍可擴大至商業銀行和金融市場，辦理以“世元”計價結算的存款、貸款、發行債券、國際貿易結算、旅行支票和信用卡等業務。 （8）鼓勵成員國實現進出口貿易平衡，為此建立適當的獎懲制度。 “世界貨幣聯盟”對於“世元”貿易賬戶中出現較大順差或逆差的國家，將按照一定比例收取費用。 這種收費，並非嚴厲的懲罰，而是體現為一種溫和的反饋機制，以促進貿易平衡，建立一個可持續的經濟運行模式。對於貿易出超的順差國，旨在驅策這些國家設法花掉盈餘的“世元”，使之流返逆差國，亦即逐步消除貿易盈餘；對於貿易入超的逆差國，則敦促這些國家採取適當的國內政策（例如貨幣貶值）加強出口。收費將用於獎勵常保貿易平衡的國家的模範管理機構。 （9）“世元”可用作檢測、評定各成員國貨幣間比價相對波動偏差幅度的標準。 首先確定“世界貨幣聯盟”內部的每一種貨幣對“世元”的中心匯率，即可算出體系內部任何兩種貨幣之間的比價。兩種貨幣之間的匯率可以在中心匯率上下規定的範圍內波動；超過這個範圍，要求有關成員國中央銀行對匯率進行干預。 （10）時勢呼喚人民幣走向世界 人民幣雖然可以在貿易和投資中被買賣，但還沒有成為可以完全自由兌換的國際貨幣。 中國已是貿易大國，但在貿易的結算與支付中，人民幣基本上不起作用；即便在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貿易中，人民幣也還不能承擔通用貨幣的職能，這就排除了人民幣作為外國中央銀行的主要外匯儲備的可能性，因而中國貨幣現今無法在全球金融體系中扮演主要角色。 時勢呼喚人民幣走向世界，需要在保持中國經濟穩定健康發展的基礎上，最終形成人民幣匯率市場調節和浮動匯率機制，開放資本項目，建立金融風險防範機制等系列配套改革措施。 頗有人以為，不完全開放人民幣自由兌換，相當於設有一道“防火牆”，保護了中國金融業少受全球危機的衝擊，所以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不應考慮開放資本賬戶，其實這是因噎廢食的誤解。人民幣即便成了主要國際通貨，政府仍然擁有嚴格監管本國金融市場的充分權力，一切金融工具，特別是新開發的衍生品，運營範圍都要受到政府的審查和規範。如果看一下日本金融業在這次危機中受損較少的原因，就明白國際貨幣的主權國家仍然可以擁有自己的有效的“防火牆”。 誠然，現階段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將便利國際熱錢的進出，以致干擾了金融市場的運行秩序，加劇了金融動盪的風險；但事實上自閉式“防火牆”阻擋熱錢的成效，可謂乏善可陳；再者，熱錢未必就是洪水猛獸，如能因勢利導，制度規範，只要它覺得有利可圖，無須顛簸勞頓於環球，則熱錢亦可為我所用。其實熱錢威脅是特定時期的特殊現象，隨着匯改奏效，以及整體市場功能的演進，理順國內資金供求關係，讓合理的資金需求得到滿足，讓利率能夠反映信貸供求關係，對人民幣必然大幅升值的非理性套利期盼消退，異常的熱錢衝擊波就會成為一種陳跡。 為求穩妥可靠，開放人民幣自由兌換，宜在可控範圍循序漸進，以靈活多樣的適當方式逐步進行。例如首先推進人民幣在周邊的貨幣合作區流通，倡導用人民幣進行計價和結算，發展雙邊貨幣互換關係，並鼓勵中資銀行進入這些合作區設立分支機構，提供人民幣的支付和結算服務；同時在境內設立人民幣的國際結算和清算中心。在大中華地區，可爭取率先採行釘住人民幣的匯率制度，創造條件先行開放人民幣（以至統一貨幣），並增強其在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示範效應。事實上，中國周邊的不少國家和地區早已把人民幣作為受歡迎的硬通貨，並在商品貿易和旅遊消費中不斷擴大使用規模，一些國家的中央銀行已將人民幣列為儲備貨幣了。另外，在香港或適當地區建立人民幣離岸中心，打破國內金融壟斷，在嚴格監管的條件下，開通人民幣在海外流動的“陽光通道”，應是推動人民幣走向國際化的可選項。 2008年12月13日，中國總理溫家寶在日本出席中日韓三國領導人峰會上發表聯合聲明，強調將進一步加強區域間的合作，倡議擴大中日韓三國間雙邊貨幣互換規模。此前一天，中國與韓國達成1,800億元人民幣（約合260億美元）的貨幣互換協議；加上已有的40億美元，雙方貨幣互換整體規模將擴大到300億美元；不僅利於穩定韓國及區域經濟，而且提高了國際社會對人民幣的認同度，是人民幣邁向國際化的可喜一步。 中國與韓國互換貨幣協議的重要意義還在於，中國向韓國借出人民幣，韓國向中方換購美元，既解決了韓國對美元的需求，又緩解了中方持有美元不斷貶值的危險；而且中國以自己的渠道向國際市場提供了一定的美元流動性，限制了美聯儲濫發美元的能力，把大量美元成功擋在國門之外，減輕了人民幣的升值壓力。一旦中韓這種合作模式複製到其他國家，人民幣的影響力勢將扶搖直上，相應地有效抑制美元泛濫過度的非理性效應。 再者，中國雖然經濟規模已經很龐大，但是金融市場還欠發達。可持續的人民幣國際化過程，需要一大批有效率的本土跨國金融機構在亞洲和全球範圍提供相應的人民幣金融服務；需要一大批有效率的本土跨國經營企業在亞洲和全球範圍內推廣人民幣的計價和交易；需要一個規模足夠龐大，流動性足夠充分，成長性足夠良好，對外足夠開放的本土資本市場以及國際金融中心,人民幣才能在國際範圍有效發揮其計價單位、交易中介和滿足財富保值、增值以及變現要求的國際儲備貨幣的職能。因此，這次金融危機發生後，中國金融事業的改革和發展，包括對於各種具有雙面刃功能的衍生工具的開發和研究，非但不能停頓下來，尤須倍加重視，加快進行。 經過一段時間走出去的開放性實踐，一朝時機成熟，人民幣憑藉強大的綜合國力和品質信用，成為完全自由兌換和彈性匯率的國際貨幣，登臨世界金融大舞台；中國將作為世界貨幣體系中的重要成員，獲得自己應享的金融決策權力份額，極大地促進“世界貨幣聯盟”克臻其功；非常有利於掌控自己的經濟命運，實現復興和崛起的歷史性戰略大目標。 2. 全球共識 創設“世元”，必須建立在世界各國政府、學術界和金融界等有關各方廣泛共識的基礎之上。 時至全球化時代，實施區域貨幣一體化，走全球貨幣一體化道路的大方向，不難取得一般性共識；但今天究竟能為世界貨幣體系改革做些什麼，往往人言言殊。關鍵在於利益驅動的不同判斷和定位。 創設“世元”，意味着一個更為公平、公正、健康、穩定的國際金融新秩序的形成。對於所有國家，無疑具有根本的長遠的共贏意義；但就短期而言，自有不同的利弊效應。 新興市場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得以擺脫金融強權“鑄幣稅”和輸出赤字的變相掠奪，加大國際金融多邊機構中的話語權和決策權；弱勢國家將受到適當照顧，卻不會失去什麼。顯然這是支持度最大的群體。 主要的阻力，最可能來自擁有本幣得以充當世界貨幣的優越地位的發達國家；特別是金融霸主美國，當前工作果然集中在一些因應危機的迫在眉睫的問題上，但即便渡過金融危機，也不容易顯現改革現行世界貨幣體系的主動性。 然而，美國不可能阻擋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事實上，創設“世元單位”不會排斥美國的合法利益，而且必定要充分尊重美國的主導作用和參與權利。尤其重要的是，美國自身的最大利益，恰恰在於革除貨幣特權，回歸公平競爭，才能根本破解特里芬悖論指出的下行沉淪宿命魔咒，憑藉得天獨厚的非常優勢，重振實體經濟在全球競爭中強大實力，繼續保持世界政治、經濟秩序中的核心大國地位，發揮引領世界進步潮流的歷史作用。 正如美國雖然最初表示過反對亞洲區域貨幣一體化，但現在已經不再反對，甚至表明“我們並不反對創造一個亞洲貨幣，相反我們希望能夠在此過程中發揮建設性作用，幫助亞洲貨幣成形。”（2006年06月19日美國副財長蒂姆·亞當斯在東京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會議上表態）這場金融危機將進一步促使美國政府決策層和社會各界對一些新改革觀點持開放的理性的態度。可以相信，世界可以說服美國，美國也能說服自己，在世界貨幣體系改革中扮演與其強大地位相稱的歷史性角色。 另外，歐盟在現行世界貨幣體系中的實力地位僅次於美國，一些領導人希望借危機推動改革，但首重增強歐盟的地位，建立美歐二元主導體系，而非“世元”式的全球治理方案。歐盟其實還缺乏同美國爭鋒的實力，而且不僅美國，新興經濟體和廣大發展中國家都不會熱衷一山二虎的尷尬體制。然而，曾經作為歐元先導的“歐洲貨幣單位”，可能成為歐盟貢獻世界貨幣體系改革的重要參考模式，經由“世元”而金聲玉振，集其大成， 中國作為新興市場國家，發展迅速，成效卓著，已在經濟總量、國際貿易和外匯儲備等方面躍居世界最前列。對中國來說，改革世界貨幣體系，創建“初級世元”，符合發展經濟的根本的長遠的利益，也是負責任的現代大國使命所在，卻沒有發達國家背負的特權包袱，當然應該成為推進這場重大改革的中堅力量。中國政府和民間組織，可以通過學術論壇和各種交流會議活動（包括蒙代爾建議大加利用的的2010年上海世博會大型論壇），發起這場改革的大討論，研議改革方案，設計計算模型，進行模擬測試等。在中外政府間各個層次的經濟會談中，宜將初級“世界元”逐步推上檯面，列入議事日程。中國可以同一些國家分別達成有關雙邊或多邊協議（例如東亞10+3，獨聯體、上合組織、亞太經合組織、南美國家共同體、非盟國家、中東油國、金磚四國、歐盟、美國等），然後聯署促成具有充分廣泛共識基礎、提交聯合國定策“世元”的建議書和決議草案。 　　 3. 實施階段 從現在開始，如果用兩年左右時間走好前面兩步，可爭取2011年向聯合國提交建議書，並完成初審；2015年底前，在聯合國主持下經由預備性運行測試，做好起動準備，通過決議案和有關法規，轉進正式實施階段。 ******** 2005年9月，在聯合國成立60周年的首腦會議上，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發表了題為《努力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的重要講話。 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說，共同分享發展機遇，共同應對各種挑戰，推進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事關各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國人民的共同心願。我們主張，各國人民攜手努力，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向初級“世界元”邁步，催生“世元”體系，將是人類大家庭和諧化發展長程中一個跨越性的劃時代裡程碑。 “和諧世界”是中國對國際大勢發展做出的樂觀判斷，是理想化現實主義全球治理理論的中國版本，也是在世界變化新現實和趨勢下人類社會思變的現實需求。全球正在發生的深刻變革。已為建設“和諧世界”提供了歷史性機遇。 （全文完） 2009年1月4日 聯繫電郵：paulpang21@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