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法論和概念的說明

    在計算中國的出口、投資、生產、融資和進口等時，幾乎所有的學者、記者、顧問和國際金融機構的官員都把中國企業和外資企業混在一起。此外，他們普遍忽視了如下事實：外資企業增長越快，它們占中國出口（和進口）的份額、利潤和對中國經濟新增長部門的控制就越強。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及深化和擴大它的自由化戰略以來，這種狀況尤為真實。外資企業的增長意味着中國的投資、貿易、出口、融資、定位和決策越來越由跨國公司的全球需要決定，這些公司都得到了其母國的支持。隨着跨國公司的增加，它們對經濟增長動力部門的影響也在增強。相反，中國國家對經濟的影響力和影響範圍卻在逐步縮小。更重要的是，就戰略增長部門與國家之間的關係而言，跨國公司的增多很可能改變國家的本質，使中國減少“中國性” 和更加迎合跨國公司的戰略。
    如果我們把跨國公司看作是主要帝國（美國、日本和歐盟）的延伸，視為帝國嵌入中國經濟中的前哨或飛地，我們就應該把它們的擴張視為帝國增長的一部分。這將降低中國經濟表現的級別。
    這表明，關於中國是否擁有挑戰美國、歐盟和日本的實力的爭論可能建立在一個錯誤的前提上。
    中國實力的增長是建立在如下觀念之上的：在全融、製造和出口等戰略部門中，由中國所有和控制的經濟單位比帝國的跨國公司和國際投資機構增長得更快。正如我們在下文將證明的那樣，數據並不支持這樣一種假設。
    另一個可疑的假設是：就像美國利用英國的鐵路投資來發展美國的資本主義一樣，外國投資和跨國公司屈從於中國，並被用來為中國的戰略目標服務。這個論證存在如下問題。
    第一，由於跨國公司控制了一些部門的制高點，或者至少控制了一些關鍵企業的管理，因此，“利用”外國資本來為中國的發展戰略服務的觀念也就失去了意義。在外國投資上，中國在21世紀的戰略與美國在19世紀的戰略背道而馳：中國把有利可圖的增長部門讓給外國資本，同時中國的財政又為高成本的、長周期的、大規模的、低回報的基礎設施提供資金。
    第二，中國的增長成就僅僅局限於某些地區和部分勞動人口。我們幾乎可以看到“兩個中國”：沿海和內地。事實上，中國的生產性地區僅僅局限於與內陸礦產地區有聯繫的港口地區。由於全國經濟缺乏一體化並且沿海與外部大帝國（日本、美國和歐盟）建立了高水平的一體化，我們很難稱中國為一個“民族國家的” 經濟體。當沿海地區幾乎集中了所有的外資企業時，這種狀況尤為真實。在這些有限的地區內，最有活力的企業並不屬於中國。從分析上來看，所謂中國的增長毋寧說是外資城堡的擴張。
    把中國作為一個無差別的實體來討論它的經濟表現，所存在的第三個問題是積累和分配過程中的階級性問題。極少數的外國和國內資本家階級、國家的部分管理人員及其裙帶關係網控制了整個積累、再生產、集中和分配過程，並且從中受益，但是中國的貧富差距在短時期內迅速拉大。一些精英以中國之名來行動，但卻制定與其階級利益相一致的發展政策。在評價中國的生活標準時，人均貨幣收入掩蓋了5%的最上層與75%的最下層之間的巨大不平等。

    二、中國發展的諸階段：從半殖民地到革命

    1、第一階段：從殖民地到社會主義

    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為持續和重要的經濟發展創造了最基本的政治和經濟條件。革命運動在打敗日本殖民主義的軍事鬥爭中發揮了主要的作用，並且在創立民族主權的過程中結束了歐洲人的勢力範圍和其在沿海地區的特權。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創立了一個統一的國家。它結束了飛速的通貨膨脹。極端的腐敗和對公共財產和金融體系的掠奪，為穩定的貨幣、財政秩序和運轉正常的經濟奠定了基礎，從而能夠重建遭到戰爭破壞的經濟。它消除了美國在朝鮮戰爭期間對中國邊境地區的威脅。在民族國家的主權框架內，由於消除了帝國主義的控制，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實施了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工程，推動了工業、農業和貿易的高速增長，結束了西方和東方帝國主義控制時期的大規模饑荒。它帶來了一些戰略性的變革，為長期的增長奠定了基礎；它對各個階層實施了大規模的公共教育和醫療運動，創造了一支受過教育的、健康的勞動大軍，包括數百萬的工程師、科學家和高素質的技術工人。同樣重要的是，它把大量的農民轉變成一支訓練有素的城市產業勞動大軍。鋼鐵、煤炭產業和生產資料部門的迎難而上為輕工業和廉價消費品的順利擴大創造了基礎。
    然而，在社會主義共識內，發生了秘密和公開的爭論。在群眾中，反對這種共識的是農村的農民和城市的小業主。在精英中，反對這種社會主義共識的最有影響的人是黨的領導幹部、理論家和下級職員等重要的階層。這些力量之間的公開的階級衝突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
    從一開始，文化大革命挑戰了對剩餘農產品的“封建榨取”、蘇聯式的等級制度和權力的濫用以及“泰勒制的”工作組織形式。鬥爭重新肯定工人在社會中的優先性，因而排除了任何走向市場的可能，至少將自由化延遲了20年。在城市裡，尤其是對青年的動員旨在結束公共機構和專業人員的權力濫用——這些機構和人員壟斷了教育、醫療衛生、科學和文化的公共機構——以便使它們符合平等主義的規範。但大眾動員由於缺乏明確的方向，導致了群眾運動的衰落和幻滅。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出現轉折。

    2、第二階段：改革開放初期

    改革加強了喜歡市場開放的那部分官僚精英的地位，重新激活了社會主義政權所包含的資本主義殘餘，更重要的是，為經濟學家、科學家、工程師和其他幹部提供了機會。同樣重要的是，毛澤東的外交政策恰好轉而接受華盛頓，中國共產黨重新評價了它的國際政策和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核心地位。
    技術官僚、市場取向的共產黨官員、雄心勃勃的私營企業主、新的政治理論家和重新獲得尊重的舊資產階級構成了新的權力圖景。他們制定出一種分階段自由化的戰略。這種新的權力精英盡力避免對社會福利體系和集體財產的正面進攻。相反，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他們採取了一系列相互交錯的自由化措施。他們解散集體農場，乃至那些成功的集體農場，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鼓勵私人貿易、個人積累和漸進的土地集中。作為國家的代理人，政府精英控制着財產的轉讓、合同、進口許可、土地使用許可、信託、貸款。精英把這些額外利益分配給新資本家：腐敗模糊了公有財產和私有財產之間的界限，尤其是當大多數新資本家是政府官員的關係戶時。
    新興的資本主義因素受惠於社會主義遺留下來的一個健康、訓練有素的城市產業工人階級、基礎工業和輕工業。一個有序、穩定和統一的國家能夠捍衛民族主權。基礎設施和這樣一個國家是資本起飛的主要條件。
    此時有一個關鍵的因素導致社會遠離共產主義：20世紀80年代，精英的整整一代子女受到過國內外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教導。他們學習市場經濟模式，把“現代化” 等同於資本主義自由化，並且知道跨國公司和外國投資的積極作用。他們相信，效率即盈利和私有化，不平等是“能力”（或缺乏它）的結果。受過教育的一些精英普遍地和毫不遲疑地接受了對資本主義優點的一切歌頌。
    國家轉型的基礎是一種“原始積累過程”或對公共資源的掠奪。到2005年，中國出現了嚴重的不平等。相比之下，20世紀70年代初，中國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國家之一。

    三、自由主義時期

    在幾乎所有情況下，在“推動” 民族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部分政府官員的腐敗發揮了重要作用，新私有企業資本從政府承包合同、政府土地贈與、稅收減免、國家控制的廉價勞動力和幾乎壟斷的市場中（尤其是在開始）獲益巨大。在這兩種途徑中，自由化既是市場導向的，也是國家驅動的。干預主義的國家仍然是一個關鍵因素，但它的角色發生了從直接投資者到私人投資促進者的劇變。
    新法規（或至少是慣例）取代了限制市場活動的法規，這給予了資本家土地場所、投資刺激和對財產權利的保護。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和新世紀之初，一個不變的情況是私人資本生產、出口、利潤、投資比例的不斷增加。始於20世紀80年代初的“市場開放”在接下來的20年裡轉變成種種洪流。到2005年左右，私人資本占非農產出的75%。
    房地產和建築業的繁榮把門路廣泛的“企業主”變成百萬富翁。對國有企業的買斷也促使了新產業資本家的興起。通過不擇手段、詐騙、壟斷市場和對勞動力進行無限制的掠奪，新資本家們在不到20年的時間裡從小企業主迅速變成企業大亨，不僅擁有多棟豪宅和奔馳汽車，還擁有情婦和海外賬戶。
    對勞動力的高強度剝削、成百上千萬的工人和農民失業以及財富在10%的上層人口中的高度集中，使國內的需求開始受到相對的限制。
    由於市場的重心在海外，發展最靠近港口的沿海地區和迫使勞動力從內陸向沿海流動就是邏輯的必然了。出口市場決定了生產地點，而後者又決定了國內人口流動的方向。沿海地區的生產地點、港口、商業和銀行中心也成為學術研究中心，因此也是培育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溫床。
    成百上千萬的工人工作在最糟糕的條件下：工作時間長、最差的安全條件、最低的報酬和不衛生的工作條件。他們創造了巨大的利潤，而新的富人則由此變得越來越富有，並且炫耀性的消費也變得司空見慣。在中國乃至資本主義的歷史上，從未有一個階級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積累這麼多的私人財富。與生產和分配的地理集中趨勢相隨的是財富、消費和政治權力的階層集中。“兩個中國” 觀念具有了一種全新的意義：不再是指美國對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區分，而是指由新的大資產階級控制的沿海中國和由成百上千萬農民工組成並為沿海的加工、組裝、出口和贏利提供廉價勞動力、原材料和製成品的內陸中國。

    四、外國資本建立前哨基地階段

    與中國資產階級精英的發展相隨的是，外國大投資者在一些關鍵部門中建立了製造業的前哨和據點。轉折點出現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大規模地關閉國有企業的長期政策隨之出台；與此同時，國有財產被私有化和轉移到民族資本或外國資本的手裡。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明確地改變了私人資本和國有資本之間的均衡和後者的意識形態優勢。
    私人資本在產值、出口值和提供的就業機會上都超過了國有資本。私人大公司開始從國有銀行獲得越來越多的貸款，而在過去它們則受到排斥或限制。在民族資本和外國資本待遇平等的幌子和保護下，日本、美國、香港、台灣和歐盟的跨國公司加速進入中國市場，進入到從面霜到高爾夫球場、從工廠到高技術企業的大部分經濟部門。實際上，並不存在任何“禁區。
    “官僚國家主義者” 對此採取了各種抵制行動，經常拖延和不貫徹政治決策，以此來放慢私有化的步伐。一些人是基於政治信念，而另一些人是為了榨取利益。然而，最終國家主義者顯然在步步後退。
    國家資本主義模式的基礎是國有資本、民族資本和外國投資的三角聯盟。現在，這種模式已經被民族資本和外國資本的新雙重聯盟所取代。到2005年左右，民族資產階級已經達到了權力的頂點，超過國有資本，但尚未挑戰冉冉上升的外國跨國公司的主導地位。廉價勞動力儲備正在減少。競爭正在加劇，對外國資本滲透的反對仍然局限於官僚部門。中國大多數資本家很喜歡轉包合同，並且與外國資本建立夥伴關係。許多大學生試圖在私人民族壟斷企業和外國跨國公司中求職。國有企業的職位是一個次要的選擇。由於競爭加劇和利潤下降，許多中小企業開始破產，被新的更大的壟斷企業取而代之。
    中國不僅僅是中國資本家的“樂園”，也是全世界資本家和投資者的磁石：每一個資本家都希望對中國近乎無限的勞動力進行無限制的剝削、進入由2億中產階級消費者、上千萬個百萬富翁和數千名超級億萬富翁組成的中國市場。

    五、未來：從自由主義轉向新自由主義-民族資產階級的末日？

    外國投資者和跨國公司正在快速地增長，開始走出它們最初建立的前哨，不再滿足於只擔當某些公司的少數派股東。從現在到未來的十年裡，跨國公司和外國投資銀行將把觸角伸入整個沿海經濟的生產、分配、交通、電訊、房地產和服務業部門。這一進程將通過三種方式進行：（1）對新企業的直接投資；（2）最常見的是與戰略夥伴共建合資企業；（3）購買現有企業的股份。在這三種方式中，有一個明確無誤的趨勢：跨國公司將不斷擴大它們的影響和投資，最終控制這三類企業的戰略性的管理職位。
    隨着大城市中勞動力、租金和“創業” 成本的增加，隨着內陸地區出現了一個相對繁榮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跨國公司可能把它們的活動擴大到中國內地。儘管在中國內地大多數工人、農民和失業者的生活標準很低，但卻有1到2億活躍的消費者。由於中國繼續充當外國公司的組裝和出口平台，外國投資和跨國公司正在向獲取大量乃至絕大多數的國內市場份額轉變。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變化。
    跨國公司已經發動了一場全方位的經濟進攻，目的是：l，控制銀行和金融體系；2，控制中高端的國內消費市場；3，滲透到電信部門；4，增加文化、娛樂、宣傳和商業市場的份額。
    在銀行體系中，外國資本將獲得國內巨額儲蓄和並控制大中小公司的貸款途徑；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們將能夠用中國人的儲蓄為跨國公司的投資提供資金。中國主要的銀行已經在向外國投資者出售股份，而且幾家國際大銀行已經收購了一些地方銀行。到2006年當對外資所有權的限制放鬆的時候，外資對銀行部門接管將會加速。到本世紀20年代初，外國銀行很可能控制中國經濟的金融槓桿。由於貸款、信貸、再融資和投資具有槓桿作用，外國資本將能夠掌控中國工業。
    外國投資者傾向於控制現有的消費市場，而不是創造一個大規模的平民化市場。當前的趨勢是：外國投資者的目標是市場的高端——新資產階級和比較富裕的小資產階級。
    在不久的將來，外國投資者可能利用新的世界貿易協定來滲透中國的電信和服務部門，尤其是大眾傳媒、娛樂業、廣告、營銷渠道以及重要的零售渠道。
    在接下來的十年裡，20世紀90年代和新世紀頭五年的漸進主義接管戰略將被直接的買斷和對新壟斷公司的直接投資取代。
    在競爭激烈的勞動密集型部門中，中國的公司仍然將占據優勢。然而，它們的利潤將受到跨國公司轉包商的更大擠壓，而且破產的比例將會很高，從而為所有權的更大集中開闢道路。
    外國資本家和中國資本家之間的“勞動分工”已經開始形成。跨國公司將控制營銷、融資、設計、技術、研發、生產目標和海外銷售。它們的中國夥伴將負責政府公關（拉關係、支付“佣金” 或賄賂等等）、勞資關係、招聘工人（但不一定負責中高級職員的招聘或解僱、升職和獎勵）、公共關係和運營。
    在某個時候，最可能是在本世紀20年代，由於在金融、生產、政治和出口中權力的不斷增長，跨國公司所積聚的權力將會出現一次“大躍進”。“中國的經濟” 將失去它的“民族身份”，進而成為外國銀行和跨國公司的附屬物。量的滲透將會導致經濟的制高點被外資搶占，中國執政階級將發生質的變化。中國成為一個“世界大國”的企圖將會遭到失敗。相反，中國將變成帝國主義大國的一個巨大代理人，而不同的帝國主義國家將利用不同的政治精英、軍隊、學生等等來加劇對控制的爭取。
    中國是否會從一個發展中的世界大國轉變成帝國主義大國的代理人？這個問題的答案關鍵在於跨國公司何時會控制關鍵的生產資料部門、金融部門和貿易，以及這種經濟權力何時在中國的政府內得以表現出來。跨國公司日益增加的存在與中國國家日益成為“自由市場”政策的推動者之間有一種象徵性的關係，其中每一方都強化另一方。當利潤份額從民族資本手裡轉移到外國資本手裡的時候，中國將完成向帝國主義經濟附庸轉變的“大躍進”。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裡，這一過程將加速進行。
    中國民族資本在過去的領導地位是建立在如下兩個因素之上的：官僚控制國家和政府官員殘留的反帝國主義因素。一些政府官員一直破壞和阻止跨國公司的進入，從而增加了它們進入的成本。其他的障礙是外國投資者對腐敗或無能的“戰略夥伴” 的錯誤估算。在利用農村失業儲備大軍的大多數勞動密集型產業中，中國的資產階級實力最強。當這一“儲備軍”消耗殆盡和城市工人要求更高工資的時候，民族資產階級對外國資本的比較優勢將會減少。它們將會日益陷入工人反抗和跨國公司更大競爭優勢的雙重壓力之間。“民族資產階級” 的發展前景將會是集中（壟斷化），走向海外尋找新的廉價地點，以進行剝削和更新它們的技術和內部組織。結果很可能是，為了保住中國市場上日益下降的份額和在更貧窮的非洲、亞洲以及拉美市場和資源飛地上的少數海外投資行動，中國的全球性大資本將尋求與實力不斷增加的跨國公司妥協。
    中國正在非暴力地從自由主義的資本階段轉向新自由主義的資本階段。與之相隨的是，大眾對世界上最殘酷的剝削狀況、最任意的土地侵占、最危險的工作條件以及1%的上層和50%的底層之間最嚴重的不平等的抗議越來越多。另外中國自由放任的農產品進口政策正在消滅成百上千萬的農民並使他們陷入絕境。2005年左右，大規模地進口得到大量補貼的美國棉花、水稻和其他農產品，已經破壞了農業的各個部門。民族私人資本與外國私人資本之間的激烈競爭導致了幾萬起群體性事件，涉及到數百萬的農民和工人；他們抗議任意的解僱、工廠關閉、養老金竊取以及毫無補償的財產任意強占。

    六、社會危機的加深

    在2001年至2004年間，重大的群體性事件從每年4000起增至7.2萬起，2005年增至9.1萬起。中國政府開始承諾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然而，這些措施力度太小，時間太遲。首先，那些實施負面影響的群體恰恰是那些被要求實施這些變革的群體。這是一種非常靠不住的建議。其次，對8億貧窮的農民來說，僅僅增加數百億人民幣的支出只有微乎其微的作用。自由市場政策在農村的擴展將繼續導致土地所有權的集中和農村失業人數的增加。與城市的土地投機商一道，富有的農民、交通運輸人員、商業中產階級和非法放貸者在農村緊緊地控制着政治權力，並且肯定會使最貧困的農民得不到絕大部分的新農村建設資金。中國政府促進國內消費的政策要求快速地提高最低工資和調節高度有利於資本的工資利潤比。這些並不屬於新自由主義的議程。既然大部分製造商都迎合出口市場的需要，因此，整個生產結構必須加以調整，以便適應國內需要。當前新資本家階級並不願採取這種代價高昂的選擇。國內消費市場的大幅度擴大意味着工資提高和商品價格下降，但這就會影響與部分官僚關係密切的新資本家的利潤。政府的困境在於：要想用逐步的結構調整來遏制日益增加的社會不滿，將不得不壯大工農的權力，而且將不得不限制對外國投資者的“開放”政策。
    有一些跡象表明，民族私人資本和外國私人資本對戰略性經濟部門的快速接管已經在黨內遭到了尖銳的反對。中國已經出現了激烈的意識形態爭論。這些爭論的重要意義在於它們凸顯出中國被外國接管和快速私有化正招致知識分子和公眾的明確反對。儘管如此，這些爭論不可能產生深遠的影響。
    在將來，由於外資完全控制中國，外國資產階級的統治將缺乏用來迷惑工人的“民族資產階級的文化聯繫”、“民族主義偽裝”和所謂“世界大國”的彌賽亞主義話語；工人和資本的關係將完全圍繞着金錢軸心轉動。以外國掠奪為基礎的社會關係將再次喚醒知識分子、學生、小商人和農民通過階級和民族紐帶凝聚起來，進而在接下來的數十年裡發動一場新的反外國資產階級的鬥爭。

    （2007年第5期《國外理論動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