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大戰開始
一切真的開始越來越順。在我的努力下,我所做的業務在華爾街上位居前列,很快消息就傳了開來,摩根斯坦利有個作風犀利的年輕人。
如果客戶想作金融板塊的衍生品交易,我是他們的第一選擇。我的交易頭寸很龐大,給“摩根媽媽”(Mother Morgan)的錢罐里添了不少錢,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Keefe Bruyette公司是華爾街上從事金融板塊衍生工具交易的最大玩家,也是我最重要的客戶。我竭盡全力給他們的首席交易員留下深刻印象,沒過多久,就把他們絕大多數交易拿到了手。
國民銀行(NationsBank)、紐約化學銀行(Chemical Bank)、大通銀行(Chase Manhattan)--只要你能想到的銀行,我們全都負責交易。當時我只有27歲,卻已在業內確立了與客戶關係融洽的名聲。如果你想交易某個銀行的股票期權,那就來找摩根斯坦利,一定會得到滿意的服務。
起初,第一州際銀行(The First Interstate)的期權交易與任何一個普通交易一樣。當時股價接近70美元,Keefe的首席交易員向摩根斯坦利的銷售代表金姆•迪斯匹格納(Kim Dispigna)詢問“1月標準合約”(Jan par leaps)的價格,也就是明年1月到期的100手看漲期權的價格。
我看了一下掛牌情況,發現這個差價有3美元,掛了50手,也就是說客戶可以在這個流動性不強的市場買入或者賣出50手合約。
“怎麼才這麼一點。”我在心裡想,同時通過做市掛牌降低差價,並把合約數增加10倍。“不管他要買多少,”我記得自己對金姆說,“把指令拿來就行。”
在接下來的幾天,Keefe公司買入不少看漲期權,很快我手頭就持有一個很大的頭寸。我向客戶賣出看空期權,讓他們有權買入股票,同時我也買入股票對沖自己的風險。
他們的胃口越來越大,我開始有點跟不上了。市場無法提供更多的看漲期權,我成為唯一的做市商。
最終,過了幾星期,客戶問我他們能買入的上限是多少。
“8500手,”我回答道,“這是證交所允許買入的最高限。”我們距離這個上限已經很近了。
現在,說我持有第一洲際銀行的股票,就像是在說谷歌(Google)從事的是互聯網業務。華爾街任何一個交易第一洲際銀行股票的人都知道,摩根斯坦利是個大多頭。
我持有的頭寸十分龐大--在向客戶賣出第一洲際銀行股票看空期權時,我自己買入任何可以對沖這一風險的東西。我認為客戶可能知道什麼消息,並準備好搭乘這趟便車。
我玩弄這個龐然大物好幾個月時間。當我看好市場走勢時,就增加多頭部位,當不看好時,就賣空其他銀行進行對沖,但在任何時候我看多的信念都沒有動搖過,也沒有放棄過自己的多頭部位。
交易大廳里的每個人都知道這件事,知道我現在坐在一列火車的頂上,等待啟程去往夢想之國。
有壓力嗎?當然,但我有自己的優勢,而這種優勢就像剃刀邊緣一樣犀利。
二十二、收割時刻
一個交易清淡的下午,金姆的聲音突然划過寧靜的交易室。
“字母I打頭的能交易嗎?”她問道,指的是第一洲際銀行的交易代碼。
我微笑着看她,以為是在開玩笑,因為她經常跟我打趣。Keefe公司的持有部位已經到了上限。
我看着自己的交易屏,根本就懶得讓自己的場地經紀人去查市場交易情況。“現在有50手,報價23.5美元,我可以增加到500手,你想怎麼做?”我說,想戳穿她的虛張聲勢。
“他需要一個雙邊市場,”金姆說,意思是Keefe想知道是可以賣空還是買多。
“真的?”
“沒錯。”
我看着她的眼睛,臉上不再有笑容。“21.5/23.5,500手。”我的嗓音有點沙啞。
“這個價格他願意賣給你500手,”她回擊道,“而且接下來還有更多的賣單。”
我不敢確定自己在接下來的幾分鐘內是否還有呼吸。我敲下500手的賣單,並讓經紀人賣出一些我持有的多頭股票。
不幸的是,市場上每個期權交易員都知道我持有的龐大部位,第一洲際銀行的股票一眨眼的功夫就暴跌了1美元。
離閉市還有一小時,這個本來風平浪靜的交易日突然變成我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天。
“不斷重複這個賣單,”金姆說,“我想他希望在今天全部賣掉。”
我得促成這些交易,並問客戶能否讓我“減減肥”,他說可以。
我賣出股票,並準備新一輪賣單的來臨。如果客戶想賣出8000手看漲期權─這代表着80萬股第一洲際銀行的股票─我知道自己必須幾乎照單全收。離閉市還有15分鐘的時候,我大聲喊道:“掛8000手買單!”
我需要Keefe把剩下的頭寸賣給我,這樣我就可以有時間化解風險,把自己剩餘的頭寸慢慢平掉。我盯着金姆和Keefe的首席交易員商量,話筒緊緊貼着耳邊,下巴咬得死死的,我的市場經紀人在隨時待命。
“成交,”金姆說,“客戶確認了,明天早上完成交易。”
我們的交易只有等待。
二十三、曼哈頓不眠夜
第二天早上,我第一個來到交易室;不為別的,因為我根本就睡不着。
凌晨6點,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席位的銀行類股票交易員向我走來,笑着說:“你還有I打頭的股票,對嗎?”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來。
“嗯…?”
“你…你還是看多,對嗎?請跟我說你還是看多。”
我的嘴巴張大,但什麼也說不出來。交易員轉身走開,一句話也沒留下。
我抓起《華爾街日報》,走進洗手間最裡頭的一個隔間。三分鐘後,我覺得整個交易大廳天崩地裂。我不知道自己在那裡呆了多久,但沒關係,我很想多呆一會兒。
我深深地吸了幾口氣,把《華爾街日報》放在地板上,走出洗手間。
你可能會想,人們對我的歡迎程度,彷佛就像自己在揚基棒球隊的主場擊出一個本壘打,隊員們在本壘無比熱烈地迎接我。
銷售代表拍我的背,交易員對我翹起大拇指,華爾街上的朋友們給我發來信息表示祝賀,部門負責人兩眼放光地沖我走來,幾乎就要和我擁抱到一起。
“幹得漂亮,托德,幹得漂亮!”
但有個小問題─我已經轉為看空,非常看空。通過昨天和Keefe達成的交易,我押賭今天股票會下跌,所以大筆做空,希望通過多空的切換來實現盈利。
然而,今天的股價比昨天收盤價高出35個點,本來可以有七位數的盈利,現在卻突然變成幾個七位數的虧損。
富國銀行(Wells Fargo)一直在和第一洲際銀行商談購併計劃,但這筆交易流產了。這可能就是,也可能不是Keefe試圖平掉其頭寸的原因。我不知道真相是什麼,但這並不重要。富國銀行發起一場敵意收購,這在當時的銀行業可謂史無前例。
雪上加霜的是,摩根斯坦利為這筆購併交易提供投行服務,我受到限制,根本不能買賣兩家銀行的股票。我的頭寸一開盤就被人接走,也就是說,我徹底搞砸了。
我在自己的座位上呆着,一整天都沒有挪窩,洗手間沒去,午飯沒吃,不打任何電話,只是呆呆地看着屏幕,上面閃爍跳動的第一洲際銀行的股價彷佛在不斷嘲笑着我。
晚上7點左右,部門負責人拉夫.雷諾德(Ralph Reynolds)把我叫進辦公室。完了,我想,這下子徹底完蛋了。
有人曾對我說過一句話,一個人在華爾街的價值是以最後一筆交易來衡量的。我以為這是對業績為王現象的一種比喻,而不應從字面上來理解,但我突然理解了這層意思。
我離華爾街的收款機近在咫尺,但一個交易過後,我的職業生涯就此結束。如果敵意收購的消息早一天傳出,我就可以賺到成百上千萬美元,但現在,自己卻成為一隻可憐的替罪羊。我的自信和自尊已經蕩然無存,準備迎接無法躲避的壞消息。
我把事情的來龍去脈向老闆說了一遍,他一直盯着我的眼睛看。我今年的交易情況還是給公司賺了不少錢,但我想這一定無濟於事。他在考量着我,就像要審判我的靈魂一樣。經過長時間的沉默,他終於說話了。
“回家,休息一下,明天再來上班。”
他對虧損並不滿意,但不打算對我毀了我的事業。他做出的結論是,我揮拍的動作比擊球的結果更重要。
我從辦公室走出來,坐電梯下樓,走出摩根斯坦利的辦公大樓,繞過街道的拐角。
在那裡,我靠在一棟樓的 上,周圍都是去看話劇的陌生人。我開始大笑起來。
幾分鐘後,我的兩頰上掛滿了眼淚。
二十四、重拾自信
我在第一洲際銀行(First Interstate)的交易中遭遇滑鐵盧之後,摩根斯坦利的管理層密切關注我的交易方式,就像棒球隊教練關注一個被快球擊中頭部的強擊手一樣。我花了一段時間才撿回自信,但做過幾筆漂亮的交易後,我又重新找回了工作節奏。
有件事我一直沒想明白,是患有注意力缺失症的人適合做交易員,還是交易員的工作壓力大所以很容易注意力缺失。不管怎麼說,這次慘敗經歷很快就被我拋在腦後了。
幾個月後,發獎金的日子又來了,我的年薪再次翻倍,達到30萬美元。26歲的我還獲得晉升,成為公司最年輕的副總裁。
冥冥中自有天意。13歲的時候,我站在收銀台後,把麵包圈賣給小鎮另一邊家境殷實的同學們。13年後,我已經有錢買下整個麵包圈店。
“托德.哈里森,摩根斯坦利公司全球股票衍生品副總裁。”
我的名片成為我最愛的財產。這就是我命中注定的職業生涯,財富決定個人價值,金錢代表事業成功。當時的我並不傲慢自大,但回過頭來看,自己確實有點找不到北了。
在工作之餘,你們可以想象得到,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揣着一大筆錢會找些什麼樂子。我去漢普頓(Hamptons)度假消夏,買了幾輛保時捷跑車,不停地換女朋友,有找老婆的打算,但並不是太着急。
在辦公室,我注意到別人對我的看法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那些年紀大一些的未被提升的銷售代表和交易員態度為之一變。我早上帶着宿醉跌跌撞撞地來上班不再是件可笑或可愛的事,現在我是管理層的一員,從公司利潤大餅中切下較大的一塊帶回家,這種舉動屬於失態,顯得很不專業。
我第一次真正品嘗到摩根斯坦利內部政治鬥爭的滋味,這是絕大多數巨頭企業存在的齷齪潛規則。我清楚,如果自己繼續有上佳表現,批評的聲音很快就會平息下來。天真的我一去不復返,取而代之的是對權力的渴望,這筆交易我心甘情願。
經過多年的不懈努力,我牢牢地抓住了成功,感覺非常棒。我讓衣櫥里的服裝煥然一新,去高尚餐廳吃晚飯,照顧好自己的家人。生活如此美好,至少我這麼認為,自己多年來渴望得到的,已經成為現實。
也許,對美好前程的憧憬讓我昏了頭,但這並不重要。1996年轉瞬即逝,我確信成功就在下一個拐角處。
二十五、叢林世界
在攀爬摩根斯坦利的圖騰柱時,我對自己做過的事以及做事的方式抱有極大的自豪感。股票交易場地是金融海洋的漩渦,而衍生品交易席位則是漩渦的最中心。
我們胸口佩戴着“摩根”(MORGAN)徽章,就像榮譽勳章一樣。摩根斯坦利與高盛(Goldman Sachs)這兩家華爾街巨頭之間的對抗,讓紐約揚基隊和波士頓紅襪隊的爭鬥看上去就像小孩子打架。
在衍生品交易團隊的幾次人事更替中,我看到一些好人沒好報的現象。那些工作兢兢業業、每天任勞任怨的人得不到晉升機會,而那些玲瓏八面善於鑽營的人,卻混得風生水起,春風得意。
那些年,我學到了很多東西,尤其在別人認為我對即成秩序構成危險那段時間。那種想法根本不合情理,因為我的交易給公司賺了不少錢,而且成為客戶與公司之間良好的溝通橋梁。
我受命為公司招聘新員工。他們派我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和北卡羅來納(North Carolina),讓我住豪華酒店,面試那些大學生。摩根斯坦利的藍血在我血管里奔流,我竭盡所能,致力於讓公司更好地發展。
錢多的地方是非也多,而且很多事情並不總以公司的利益為先。我從不溜須拍馬,也不拉幫結派,這一點和馬克.努伯格(Mark Neuberger)可謂背道而馳。他善於在人事變更中靈巧地發現機會,並在1996年坐上了董事總經理的寶座。
二十六、辦公室政治
入司後,我經歷了第二次管理層大換血,馬克成為股票衍生品交易團隊的負責人。他是踩着很多人才得到這個位置的,為此不惜手段,並終於得償所願。不幸的是,他的發展藍圖並沒有給一個有自己發展規劃的年輕人留下空間。
在幾個頗具聲望的交易員倒戈跳槽後,馬克將衍生品團隊攬於自己的控制之下,負責戴爾(Dell)、英特爾(Intel)、微軟(Microsoft)和思科(Cisco)等最活躍的技術股的交易,而把流動性較差的股票品種交給其他交易員去做。
他的策略很簡單,把給佣金最高的客戶所青睞的投資品種掌握在自己手裡,把其他做起來難一些的交易交給別人。有時候我們的客戶會要求交易一個流動性較差的股票,馬克就交給我去安排。
“這家公司你來做。”他把交易風險傳遞給我,心裡非常清楚,產生的損失都由我給公司創造的利潤來彌補。
有時候我會接受,但有時也會拒絕。一次,我接下一大筆看漲期權的單子,結果遭受了六位數的損失,他大笑着對我說:“搞砸了吧!”
在那個時刻,他的意圖已是昭然若顯。
二十七、行為不當
1996年末的一天下午,我被叫到百老匯街1585號新辦公大樓頂層的人力資源部。我走進會議室,看到幾個人圍坐在一張大的橡木辦公桌旁,馬克.努伯格就坐在最遠的位置上。
他們通知我,我因不符合摩根斯坦利專業人員的不當行為而被留職察看。我環視整個房間,目光轉向馬克時,他不敢和我對視。我心裡非常清楚,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他們把我的年度考評報告給我看,報告只有一頁紙,上面說其他交易席位─即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席位和櫃檯外股票交易席位─的負責人不信任我。
真邪門,我心裡想。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席位的董事總經理喬納.奧雷斯基(Jon Olesky)曾負責新員工招聘,親自挑選我代表公司去選人;而櫃檯外股票交易席位的負責人戴維.斯萊恩(David Slaine)則是我在華爾街的老大哥。這純粹是一場權力鬥爭,馬克不想讓我在身邊挑戰他的權威,就這麼簡單。
我向馬克的老闆湯姆.克拉克(Tom Clark)投訴,但他勸我不要搞得公司不和諧,希望我服從要求,在考評報告上簽字,為團隊的全局考慮。
我很沮喪,但不想離開自己的第一份工作。
不想離開在這裡的兄弟們。
不想離開收銀台。
二十八、再度啟程
斯萊恩不喜歡馬克處理這些事情的方式,他知道我是被冤枉的,於是為我出頭提出抗議。但他在別的部門,而且當時整個股票部門正遭受着另一波的跳槽衝擊,因此他的抗議沒有得到任何反響。
我拒絕在考評報告上簽字,因為報告存在根本性的錯誤,而且我知道一旦簽上名字,自己在“摩根媽媽”的日子就屈指可數了。
七年了,我對自己說,七年的血汗和淚水,我不能就這樣被掃地出門。
幾個月前,曾在Needham & Company公司工作的拉吉.拉吉拉塔南姆(Raj Rajratanam)和蓋瑞.羅森巴赫(Gary Rosenbach)新創建了一個實力很強的對沖基金Galleon Group,剛開業就管理約5億美元的資金,成為華爾街的熱門談資。
斯萊恩和蓋瑞是在華爾街摸爬滾打多年的好朋友,於是介紹我認識。我開始安排蓋瑞的一些期權交易,建立起很好的默契。在共同賺錢的過程中,我們之間的溝通頻率也不斷增加。
我不想離開摩根斯坦利,但覺得自己在這場戰爭中必敗無疑。每隔幾天,湯姆就會要求我在考核報告上簽字,每次我都拒絕,但心裡清楚,自己不可能永遠這樣拖下去。
在斯萊恩的推薦下,我開始和Galleon公司商談跳槽過去的事。他們沒有衍生品專家,所以這是想都不用想的事。在公司受到的排擠日增,而我對跳槽機會也開始日漸關注。
最後我和Galleon公司談好,去那裡擔任衍生品交易董事總經理,有一個象徵性的底薪,主要收入來自於業績提成。
我走進湯姆的辦公室,把門關上,向他說明我可以簽字,但對考核報告中的錯誤說法持保留意見。他向我保證,會處理好這件事。
“你真的會處理好?”我很擔心地問道。
“我向你保證。”他說,把報告直接推到我面前,並把筆帽摘下。
我在報告上簽了字,姑且信他一回。發獎金的時候到了,我的年薪是50萬美元。
我向他們表示感謝,耐心地等待支票兌現。錢一到手,我走進湯姆的辦公室,交出自己的辭呈。
他們驚呆了,不僅是因為剛剛付了50萬美元的巨款給一個即將離職的交易員,而且我去的是華爾街最受人尊重的新對沖基金。
後來成為花旗集團(Citigroup Inc.)首席執行官的潘偉迪(Vikram Pandit)此時負責摩根斯坦利的股票部門,他把我叫進辦公室表示祝賀,並說如果我有什麼需要的,他樂意幫忙。
我收拾好東西,向自己工作過的唯一一個專業投資機構說再見,覺得自己在與華爾街最好的交易席位的博弈中取得了勝利。
現在我換上了另一雙好鞋,我喜歡那種合腳的感覺。
二十九、新開始
我很想說自己上了對沖基金Galleon Group這條船後一路順風順水,但實際情況是,迎接我的是一場完美風暴。
泰國解除泰銖與美元之間的聯繫匯率後,一個全球性的金融危機正在醞釀之中,其引發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波及整個亞洲,並讓資本市場體系陷入癱瘓狀態。
當時,我還沒注意泰銖的問題,也不關注那個名叫“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的強大對沖基金。我根本沒有意識到,亞洲彼岸一隻蝴蝶煽動的翅膀可以在紐約57號東大街掀起一場颶風。
我管理公司整體組合的敞口衍生交易,自己也管理一個組合,後者規模較小,但我可以從利潤中提成。雖然一切聽上去很簡單,但我很快發現,自己在摩根斯坦利學到的技巧在買方投資領域並不是很管用。
我喜歡當客戶的感覺。摩根斯坦利、高盛、第一波士頓、德意志銀行,以及其他頂尖公司都爭着來拉我們的生意。作為負責執行指令的交易員,我經常決定選擇哪些公司安排交易並向其支付佣金。
我周圍人才濟濟,但也面對一個現實,即對沖基金的交易員得憑自己的業績吃飯。那裡沒有源源不斷的客戶流,也沒有響噹噹的名聲。一切都完全不同於從前。
辦公室里坐着八個人,手無寸鐵,只有智慧和信息作為武器。當金融危機逐漸在全世界蔓延時,我根本沒想到要給自己穿上一件防彈衣。
我在兩個角色間來迴轉換,把主要精力放在公司旗艦基金的衍生品組合上,因為當時我確信這就是自己的飯票。
蓋瑞.羅森巴赫(Gary Rosenbach) 、拉吉.拉吉拉塔南姆(Raj Rajratanam) 和其他三個合伙人暴風驟雨般地把交易指令發過來,而我則尋找各種方法來把他們的想法付諸實施。
我在公司整體敞口上花的精力越多,投入自己那個組合的精力就越少。到年底時,自己組合上的虧損堆積起來,飯碗能否保住,完全要看那幾個我幾乎一無所知的人做出的決定。
最後的結果是不發獎金。事實上,他們告訴我,以交易賬戶的業績來看,我能保住這份工作已經很走運了。
三十、泡沫開始
在全球貿易不平衡的大背景下,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推出史無前例的財政和貨幣刺激政策,開足馬力促進經濟增長。這埋下了互聯網虛假繁榮的種子,並隨後造成房地產、大宗商品和債務的泡沫。
1998年,戴維.斯萊恩(David Slaine)從摩根斯坦利辭職,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Galleon。公司管理的資產膨脹到數十億美元,我們在業界的地位也水漲船高。
我就坐在斯萊恩旁邊,一起看着Galleon成長為華爾街實力最強的對沖基金之一。我的交易技巧不斷得到提高,並學會了對沖基金的遊戲規則。
和在摩根斯坦利一樣,我在Galleon也想方設法增加自己對公司的價值。不過,這次我已經有了一套成型的交易技巧,利用期權手段來實施公司的投資策略,通過錯綜複雜的方式使風險收益最大化。
然而,我還不是合伙人,這一點我經常提醒自己。有一天,在投資晨會上,我指出俄羅斯市場暴跌,建議說這可能會影響到美國市場,但合伙人並不同意這個觀點。
幾天后,全球市場都受到影響,股價全面跳水。我們為此付出了高昂的學費,不可預見的系統性洪水衝垮了我的風險管理大壩。
市場陷入低谷後,各國央行聯手推出一系列振興計劃,股市開始重整旗鼓。格林斯潘打贏了這場戰役,被譽為有史以來最佳的美聯儲主席。
歷史會告訴我們,格林斯潘的政策永遠改變了資本市場的基因構成,埋下了苦難的種子,並最終導致金融系統的奔潰。但在當時,沒人關心這個問題,
全世界的投資者都在享受饑荒來臨之前的資本市場饕餮大餐。
三十一、回到現實
57號東大街那個小辦公室里匯集的咨訊信息規模之大,只有身處其中之人的自負才堪與相比。無論市場好壞,公司都能賺到錢,而我則在精心安排衍生品交易策略,確保收益最大化,同時避免損失發生。
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旗艦基金上,認為這是我獲得更大成功的入門券1998年底,終於又要發獎金了。
在我年輕時,如果你說我二十多歲就能賺到六位數的年薪,我會激動不已。但現在,我的眼光已經鎖定在更高的標準上,希望在30歲前成為百萬富翁。
Galleon只有六個合伙人,而賺的錢夠很多人分的,我忍不住在腦子裡盤算起來。
我能聞到鈔票的味道─巨大的財富就在下一個拐角處等着我。我和蓋瑞坐了下來,說了幾句打趣的話,等待着關於獎金的消息。
蓋瑞說,我的勞動合同上寫得很清楚。雖然他們欣賞我在管理旗艦基金整體衍生品風險方面所付出的勞動,但我的獎金基於那個規模較小的交易賬戶的業績。合同上就是這麼寫的,要就要,不要拉倒。
所以,我的獎金是個大大的零鴨蛋。
三十二、紅眼病
我有點羞於承認,但在Galleon工作期間,自己確實開始變得貪婪起來。
合伙人的收入是個天文數字,連超級體育明星和著名演員一輩子都見不到這麼多錢。他們每年都賺得盆滿缽滿,過着奢華的生活,住着豪宅,坐私人飛機,大車庫裡停滿了豪華汽車。
金錢對我當時那個歲數的人來說具有極大的推動力,我見過一些好人為了錢幹壞事。突然之間,50萬美元對我來說變成一個很小的數字。我進入了超級百萬富翁的世界之中,這些人呼風喚雨的能力,讓電影《華爾街》中邁克爾•道格拉斯扮演的“戈登•蓋柯”(Gordon Gekko)相見形慚。我給自己定下目標,要加入華爾街精英人士的行列。
格林斯潘的刺激政策發揮了作用,股市開始瘋狂攀升,技術股泡沫一發不可收拾。每天都有大量的富翁產生,上市新股在一個交易時間段內就能翻上好幾倍。
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華爾街,Galleon上下一片繁忙景象。公司支付數百萬美元的佣金,換來數額巨大的新股認購權。
一轉眼,2.5萬股新股價格漲到60美元。
又一轉眼,3萬股新股開盤比上市定價高出40美元。
啪啪!某二線券商來拍馬屁,想拉進一些Galleon的交易業務。
這一年屬於我,必須屬於我。隨着1999年末的臨近,我與公司合伙人之間的關係處得比蜜還甜。公司成為大贏家,也就是說,賺到的錢連點石成金的魔術棒都比不上。
我管理的那個規模較小的組合表現不佳,但大組合的業績很好。旗艦基金的期權交易記錄是最好的成績單,我被納入合伙人的小圈子只需走個過場便是。
蓋瑞讓我坐下,告訴我今年終於能拿到獎金了,我的眼睛直冒星星,就像玩老虎機中了獎一樣。
獎金有多少?一百萬?兩百萬?三百萬?
“托德,”蓋瑞開始說話,“合伙人們很欣賞你今年做出的努力,將給你5萬美元的獎金。”
我就像被整整一噸磚頭砸到了頭。
要想在華爾街賺到大錢,我必須從別人的背後走出來;要想出人頭地,必須成為合伙人。我問蓋瑞公司有沒有計劃讓我做合伙人,他說沒有。
當我離開摩根斯坦利時,戴維對我說,要珍惜這段經歷,因為你只有一次機會離開一家這麼好的公司。
同樣的說法也適用於Galleon─它是頂尖的對沖基金,沒人願意主動離開。我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也知道跳槽的風險所在。
一旦離開,這裡的大門將永遠不會再向我打開。
三十三、走進新千年
股市暴漲,達到不可思議的高位,遍地都是黃金─我只要選好自己的位置就行。日曆翻到了2000年,我走進一個全新的千年紀,眼前彷佛看到一道絢爛的彩虹。
我跟吉姆•克萊默(Jim Cramer)和傑夫•伯克維茲(Jeff Berkowitz)談過好幾次,彼此似乎已經達成共識。那個公司的交易資金量為4億美元,比Galleon小得多,但他們拋出了一根橄欖枝:合伙人。
我們見了幾次,討論一些具體事項。我加入該公司後,將負責整個交易業務,底薪30萬美元,這正是我拿了幾年微薄獎金後希望獲得的穩定收入。更誘人的是,我能分到公司利潤蛋糕中很不錯的一塊。
吉姆這個人容易情緒激動,但在我看來,他也誠實而公正。傑夫成了我的好朋友,他為人務實,不偏不倚。作為合伙人,他們倆很互補,而我掌握的技能也同樣能填補他們的空白。
當我把跳槽的打算告訴自己的同事兼朋友戴維•斯萊恩(David Slaine)時,他問了我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你信任他們嗎?”
這是一個簡單而又至關重要的判斷標準。在危急關頭,他們會為我考慮嗎?會把我的利益看得和他們自己的一樣重要嗎?能不能做正確的事?我相信他們可以。於是,我們在曼哈頓的Gramercy Tavern餐廳會面,仔細敲定最後的細節。
我們談論市場、生活和世界,氣氛輕鬆活潑。吉姆說起一個名叫TheStreet.com的金融網站,是他在1996年和人共同創立的,並於1999年5月上市。我聽說過這個網站,但不熟悉具體是做什麼事情的,怎麼會和財富管理搭上邊兒。
不久後,我將有所領悟,無論其好壞。
三十四、幸運徽章
網絡股的泡泡越吹越大,人們陷入一種集體心理,認為人類已經跨入一個全新的互聯網時代。
對那些在2000年初從事投資管理的人來說,互聯網的估值可謂荒誕不經,超乎想象。每天都有全新的神話上演,情緒上的非理性波動讓人以為在每天股市收盤後,自己的價值就等同於自己的財富。
我在Cramer, Berkowitz公司作為交易負責人的開頭簡直好得無與倫比。出於對千年蟲的恐懼,納斯達克市場在短短幾天內暴跌450點,市值驚人地縮水11%,但隨後又出現狂熱的買盤。這是一場血與火的考驗,我們的交易團隊無比團結,就像在一起共事過很多年一樣。
人們說,當你在賺錢的時候,什麼事情看上去都很美好。我剛開始在那裡工作的時候,身邊總是一片歡笑聲。大家都很有禮貌,但千萬不要搞錯,我們這幾個人其實個性都很強,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成功秘訣。
傑夫的分析能力超群,研究部主管麥特.傑考伯(Matt Jacobs)對市場的觸覺靈敏無比,吉姆是個動能投資者,而我善於利用市場的波動性。當大家擰成一股繩時,就像一列勢不可擋的戰車。我們捕捉市場的起伏波動,品嘗着成功的甜蜜滋味,我從未享受過這種感覺。
2000年2月,克萊默在TheStreet.com開了一個日後聲名狼藉的“新世界贏家”(Winners of the New World)專欄,頌揚10隻表現卓越的網絡股。這些股票都在經歷過大漲之後出現拋物線式的回落,但克萊默並不在意,認為它們都是日後網絡新時代的贏家,還極力想說服我們。
我試圖讓吉姆不要把自己的網絡人格帶入公司的內部管理─這有時候管用,但有時候純屬徒勞。好在頭幾個月我們的運氣不錯,組合的利潤越積越多。
我剛開始在摩根斯坦利和Galleon公司工作時,都有些力不從心;而在這裡擔任交易主管時,一開始就感覺得心應手。
作為職責的一部分,我負責風險管理系統的實施、交易合作夥伴的佣金分配和交易席位的用人決策。
交易部門的格局即將因我的上任而改變,因為我已準備好在這裡留下自己的烙印。
三十五、新官上任
這裡的一切看上去都很奇怪。我們每天積極地對4億美元的組合進行交易,用手工計算損益,正式的數字以及交易錯誤記錄將在第二天下午由高盛發過來。
我們的辦公室在福爾頓街(Fulton Street)40號,緊鄰布魯克林大橋(Brooklyn Bridge)。公司有十幾個全職員工,其中三個直接歸我管。他們為吉姆和傑夫執行交易指令,每人都有六位數的薪水;以我在華爾街的從業經歷來看,這似乎太揮霍了一點。
在幾個月內,我促成了一些變化。那幾個交易員被更具交易技能的年輕人換掉了,新來的人底薪更低,但只要業績好,上不封頂。
我們安裝了頂尖的風險管理系統,能夠實時監控交易情況,對各種可能的情況進行“壓力測試”。我和券商的交易負責人見面,說明佣金將與他們的交易建議以及提供的流動性掛鈎起來。
在公司內部管理和外界關係維護上,我們奉行精英主義,對工作標準的要求高,但對人公平,依法合規辦事。我們的處事方法很快傳了開來,公司高速運轉,就像一台上足了油的機器。
當分析師調整對某隻股票的評級時,券商總是第一個給我們打電話,他們的首席交易員會跟我溝通其主要賬戶的交易趨勢,而我也總是很快地告訴他們自己的市場觀點,從而建立良好的互信關係。
在溝通時,我儘量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總是說清楚交易原因,很少因為自身的交易給他們造成損失。如果交易指令正好跟他們撞車,我們就會自覺地調整價格。
我的祖父曾經說過,我們唯一擁有的就是自己的名字和承諾。Cramer, Berkowitz公司交易部門就是這一原則的直接延伸。
三十六、揮棒失誤
2000年春天,我的膽子越來越大,開始敢於對超出自己擊球範圍的來球揮棒。有個經紀人提醒我關注一隻名叫Focus Enhancements的股票,認為這是一匹即將起跑的黑馬。
我們幾個合伙人親密合作,賺了不少錢,而我的交易表現尤其出色,因此吉姆和傑夫都對我言聽計從。我們評估了這個機會,在股價處於6到8美元的區間買進了六位數的倉位。
我們處於最佳狀態,自信心隨着行業聲譽的提高而水漲船高。這隻股票來回擺動很大,每個交易時段都有10%到15%的波動─而我們彷佛拿着劇本,每次都能很好地把握交易機會。
到第一季度中旬,我們已經獲利頗豐,而且對前景信心十足。回過頭來看,這其中已經埋藏了隱患。
“有Focus Enhancements的新聞!”傑考伯大喊,我們都把目光集中到電視屏幕上。這是一則負面新聞,我們還沒來得及喘上一口氣,Focus Enhancements的股價已經暴跌30%。
一片沉默。電話在響,但沒人去接,只有CNBC的新聞評論員瑪麗亞.巴蒂洛莫(Maria Bartiromo)在背景中不知說些什麼。我驚呆了,每個人都是。其實,這一損失看似巨大,但和四億美元的組合規模相比微不足道。
我坐在吉姆對面,看着他的臉由白變紅,由紅變紫,然後就開始抽搐起來。
這種批評的表情今後將變得十分常見。他猛地推開椅子站起來,走進了辦公室。出於一種本能反應,我們也跟着走進去,並隨手把門關上。
我一直對自己要求很嚴,設定最高的標準。我不需要別人來說我搞砸了,他們知道這一點,我也知道。
但這只是一筆交易而已,雖然損失巨大,但只是一筆交易,而我之前一系列的交易決策已給公司帶來數百萬美元的利潤。我做好了接受批評的準備,但根本沒料到即將到來的狂風驟雨。
剛開始的時候,吉姆還比較鎮定─這是相對於他後來的表現而言。大家起初是想討論一下對策,看看應該規避風險斬倉,還是抓住機會補倉,但很快討論就演變成一場大吵大鬧的肥皂劇。
合伙人之間的正常對話已經不復存在。吉姆以我在整個職業生涯中從未見過的方式向我發泄不滿,翻來覆去地說這件事有多麼可怕,多麼難以接受,一遍又一遍。
吉姆大喊大叫,大聲咒罵;更奇怪的是,在他發泄完後,我甚至看到他眼角有一滴眼淚。無論在工作場所還是別的地方,我都從沒見過如此離奇的情緒宣泄方式。
在我離開辦公室時,我沒有考慮該如何處理Focus Enhancements的股票,腦子裡只有一個念頭:“這傢伙是誰,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些年來,我跟許多不同性格的人打過交道,但那一天的所見所聞給我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也給我上了寶貴的一課。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在交易失利的時候,最能看出同一戰壕中戰友的真正面目。
三十七、坐臥不安
我祖父曾經告訴我,要保持右手抬起,這是前任“金手套”(Golden Gloves)拳王的戰鬥秘籍,進攻的時候,一定要隨時注意保護自己。
經過那次吉姆.克萊默的宣泄事件,我走進空蕩蕩的公司大廳時,再也沒有以往那種感覺了。我知道那個道理,一個交易員是否優秀取決於其最新的那次交易,但在這家公司,這個說法被上升到一個全新的高度。
經常做對並不夠,必須保持每天、每時、每刻都做對。
到了2000年3月,納斯達克市場在短短一個多月時間裡上漲了35%。Focus Enhancements的失利逐漸被大家淡忘。傑夫.伯克維茲和麥特.傑考伯潛心挖掘美國上市企業的投資價值,而吉姆和我則面對面地坐在一起,相隔不過五英尺遠,從早到晚共同在股市的高山和低谷間跋涉。
雖然我們的目標相同,但交易風格截然不同。吉姆喜歡追漲;對下跌的股票興趣不大。由於在摩根斯坦利的從業經歷,我喜歡“淡化”市場,逢低買入,逢高賣出。這是一個狹路相逢勇者勝的遊戲,有人贏,就有人輸。
我清楚地記着那個覺醒時刻,就像昨天剛剛發生一樣。網絡股在一天之內上漲了10、30、50個點,而那天晚上,我突然從夢中驚醒,彷佛頓悟一般,感到對網絡股的莫大擔憂。我不是第一次有這種感覺,但這次不一樣,自己從未有過如此清晰的預感,彷佛水晶一樣一覽無遺。這一時刻,決定了我今後的職業生涯發展。
網絡股泡沫就要破滅了。
做交易時,最難遵循的投資紀律之一就是賣出正賺錢的股票,而我管理的組合規模如此之大,牽涉的損益數字比別人要多好幾個零,再考慮到辦公室里一些人的情緒波動,可想而知,我手頭的任務有多困難。
我不想說自己是“眾人皆醉我獨醒”─傑夫對網絡股也有不好的預感─但時機把握的重要性,加上公司內部的敏感氛圍,使任何一個小錯誤都不允許發生。
吉姆在他的第一本書《一個華爾街癮君子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Street Addict)里這樣寫道:
“四月份到了,納斯達克指數還在4500點的區域,托德說,現在市場正處於大崩潰的邊緣,納斯達克的泡沫即將破滅,指數很快就要回到1500點。” 現在,你應該相當了解吉姆這個人了。他有一顆善良的心,但如果你處於他的對立面,他會讓你生不如死。
傑夫曾經說過,如果吉姆開車撞了人,而你跟他好好說,他會把被撞的人送去醫院檢查,請傷者全家吃晚飯。但如果你指責吉姆,他就會舉起拳頭大喊:“閉嘴,不然連你也撞!”
這就是金融史上最大一次撞車事件發生前幾周,我在Cramer, Berkowitz公司的真實情況。
光有金融馬車就要失控的強烈預感是不夠的,我得解釋清楚為什麼時機是正確的,並要有策略地進行操作。畢竟,要是我們在股市上漲趨勢中踏空,就會因持有空頭而損失慘重。
壓力非常巨大,但作為公司新的一員,我知道忠誠意味着直言不諱。
三十八、泡沫破滅
2000年4月,互聯網泡沫應聲破滅,納斯達克在短短幾個交易時段內暴跌20%。更值得一提的是,我們積極利用市場波動性進行交易,抓住了指數下跌後漲回4500點的一波反彈,隨後又在不斷創下新低的市場跌勢中,穩穩站在空頭陣營的一方。
這一切令人難以置信,但絕對千真萬確。你得相信我的話。整個市場彷佛在我們周圍崩塌了,而我們就處在風暴中心,四周狂風大作,不見天日,而中間這座小島卻寧靜安詳。
我們賺了一大筆錢,付給華爾街券商巨額佣金,而我一手打造的交易團隊和風險管理團隊也得到很高的獎金。組合的盈利幅度非常巨大,一天就有兩三千萬美元,是那種你根本不想理解的數字。
我們新上馬的投資監控系統能實時顯示組合的損益情況,每一分每一秒,我們都能知道交易是賺是賠。這既有好處,也有不好的地方。我不需要看交易顯示屏,只要看坐在對桌吉姆的臉色,就能猜個八九不離十。
任何說自己不那麼關注交易業績的交易員都不該從事這個行業。我們管理着成百上千個交易頭寸,它們是一個整體組合,也有着一個共同的損益底線。我們有各自的分工,有歸屬自己的交易“名字”。我們身處同一團隊,但每天晚上洗澡時,都會回顧自己個人一天來的交易得失。
我們倆交易方式的風格差異日趨明顯。當市場上漲時,吉姆會大舉買進;當市場轉向時,有時候才過了幾分鐘,交易清單上就會突然出現空頭頭寸。
我密切關注着他,在交易自己頭寸的同時,也留心組合的整體損益。我並不想冒犯誰,也不想維持現狀。經歷過前兩次跳槽後,我的職業生涯只有兩個目標:一是賺錢,二是保住勝利果實。
夏天到了,我們近乎狂熱地工作,並把工作熱情轉化為出色的業績。不過,辦公室里還是縈繞着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焦慮--只有業績好於華爾街上平均水平,才不枉忍受這種焦慮。
既有精誠合作,又有磕磕絆絆;既有友誼,又有爭吵;既親近,又疏遠。所有這些極端同時存在。
這就是Cramer, Berkowitz公司的日子,但我不知道的是,我們就要向外界打開窗戶。
三十九、一扇大門
七月的炎熱令人無法忍受,我讓司機凌晨五點就送我去上班。公司的生意不錯,在華爾街,這種說法的意思就是我們在賺錢。
在外人看來,我們管理的基金就像一架穿越完美風暴而毫髮無損的戰鬥機;而在公司內部,一種不同的氛圍正在醞釀中。
吉姆計划去漢普頓度假,正和TheStreet.com的編輯通電話,想找人代他寫專欄。當吉姆把目光鎖定在我身上時,我彷佛看到他頭頂上方出現一個閃光的燈泡,他咧嘴笑了起來。
“就這麼定了,托德幫我寫下周一的文章,然後你再找別人接手。”吉姆說。
我正交易着200個頭寸,管理4億美元的風險敞口,而且歷史上最大一個泡沫正在破滅。我不想分心干別的事情。
“夥計,我最後一次寫東西是在夏令營時給媽媽寫信,我沒辦法幫忙。”
但吉姆和往常一樣,打定了的主意就不會再變。反正他自己的問題解決了,現在燙手的山芋已經拋到我的手上。
寫第一篇專欄文章時,我沒花很多心思,因為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引用了一段“Grateful Dead”樂隊創作的歌詞作為開頭,隨意講了一些對流行文化的看法,回過頭來談現在的熊市思路,最後探討了自己的投資理念和方法。
我沒覺得這份兼職有什麼意思,但它也沒妨礙我什麼。事實上,寫東西能幫我整理自己的思路,讓我在市場的驚濤駭浪中更能遊刃有餘。
閉市的鐘聲響起前,我接到TheStreet.com編輯的電話,請我把這周的專欄文章都接下來。
“沒問題,”我對傑夫眨眨眼睛,說,“願意效勞。”
四十、重大變化
吉姆是個極端的人,每天的交易業績要麼好得出奇,要麼壞得難以想象。他在人際交往上也是如此,你要麼是他最好的朋友,要麼是他最痛恨的敵人。
我在這兩個角色之間來迴轉換,有時在同一天就能分飾二角。不過,周五晚上我到他租的東區(East End)公寓時,吉姆的情緒指針明顯處於偏向我的一側。
“托德!”他狂呼着從門口衝過來,給我一個大大的熊抱,“我們來好好談談!”
他爆發出的激情讓我身邊的一個朋友驚呆了。這也難怪,她不知道“颶風”吉姆的能量可以席捲沿途所經的一切;而且她也不知道,吉姆發起狂來同樣可怕。不過沒關係,說了她也不會相信。
吉姆告訴我,我寫的專欄文章大受歡迎,這讓我相當吃驚。還沒等我回過味來,他已經給我制定了一個計劃,不給我任何喘息的時間。
“你要在TheStreet.com我的專欄旁邊開一個交易日記,效果一定很好!怎麼樣?”
我還能說什麼?
我從沒在挑戰面前退縮過,我也知道,即使打退堂鼓,也不一定管用。說實話,我不覺得寫文章是我想做的事。但我實際上喜歡寫作的過程,因為它能讓我理清思路。我並不知道,吉姆向我打開了一扇大門,並將永遠改變我的生活。吉姆也不知道,直至今日,我還一直為此感激他。
我對自己發誓,不能被專欄寫作分散精力,同時感覺它已悄悄地占用了我不少時間。我彷佛天生就適合寫作,從骨子裡,在內心中;它和交易工作一起,很快成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兩大部分,開啟了一個我以往一無所知的新世界。
起初,我擔心這一額外職責會讓早已緊張的工作關係繃得更緊。雖然吉姆和我在市場觀點上經常各持己見,但那畢竟是關起門來的意見對立。
現在,通過互聯網的力量,我們的觀點分歧將天下皆知。
做交易時,你必須適應市場的變化。不同的時間需要採取不同的策略,互聯網泡沫的膨脹和破滅就是最好的例證。當大家都相信網絡新時代已經來臨時,市場卻陰險地來了個三百六十度的大轉彎,讓股市哀鴻遍野,血流成河。
事實上,這不是個容易把握的市場,即使你是其中的佼佼者,也依然要經歷腥風血雨。
我開始把吉姆的動能投資風格作為反向指針,起初是下意識的,但後來就習以為常。我們的基金依然業績出眾,我的專欄文章也在繼續,但我避免和吉姆爭論,一切以和為貴。
我不是不喜歡吉姆,事實上,我非常尊重他的才智,並以朋友的身份關心他。我們的目標是一致的,雖然衝突日益頻繁,但還是儘量求同存異,共同前進。
2000年下半年就這樣過去了。我越來越有一種感覺,有什麼事就要發生。
而這事對我沒什麼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