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憶》總50期 |
| 送交者: 剛之柔 2010年07月01日02:15:18 於 [股市財經]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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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聚研究成果 提供學術資訊 建立交流平台 推動文革研究 ——————————————————————————————————————— 史林一頁 爭鳴 鮑國芳 尊重歷史真實是最起碼的——對童話《師大女附中學生聞佳的文革冤案》的一點質疑 一瓣心香 何 蜀 堂堂溪水出前村——懷念《記憶》作者中最年長的尹慧珉老人 憶舊思親 驀然回首 編讀往來 —————————————————————————————————— 【史林一葉】 1972年7月14日晚，中國總理周恩來接見了任之恭等組成的美籍中國學者參觀團及“保釣”運動代表。時值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以後，中美科學界開始學術交流，以美籍華人學者為先鋒。周恩來主要向他們介紹了中蘇關係的發展和演變，並向他們宣布了林彪事件——當然他們實際上已經知道此事。 在接見這個代表團之前，周恩來還和一些參與接見的科學家及相關單位負責人員談了一些話，涉及高等學校招生事宜。下面是其中的一段，取自當時的傳達筆記： 周恩來（對周培源）：北大應招一些條件好的學員，給科學院培養。（對物理所、數學所的人）你們是見證，今天說了。（對楊德中）新學員水平問題怎樣？ 周培源：新學員水平有困難。 秦力生：科學院從山西招了一百多學員，交各大學培養，都是縣委書記的子弟，水平不夠。 周恩來（很生氣）：都給我退回去！ 秦力生：也不都是縣委書記子弟，反正都是幹部子弟。 周恩來：我也知道不都是縣委書記子弟。都退了，名單給我。 秦力生：我和岳志堅同志商量過，覺得這事不好辦。 周恩來：你們沒一點文化大革命後的樣子。只在旁邊說，不敢負責，沒一點文化大革命後的樣子。主席講了，有些地方就是不辦。以後這樣就得搬開。 其中秦力生是中國科學院的一位負責人，岳志堅是國務院科教組一位負責人。關於這一問題的談話就此結束，因為要接見的代表團就要進來了。 對於這一幹部子弟“走後門”上大學的情況，秦力生必須向周恩來匯報，他自己承擔不了這個責任。但是他知道，即使依靠周的權威，這件事也解決不了。周恩來雖然講的話很憤激，但顯得底氣不足，批評了一頓，事情也沒堅持辦下去而推給了“以後”。 當時聽傳達，看到一國總理居然連這點小事都辦不了，他說的話跟老百姓發牢騷差不多，我們極其失望，因為看樣子這批走後門的學員不可能退回。 我們的預料不錯。1976年，這批工農兵學員經歷了四年“上大學管大學改造舊大學”以後，畢業分配到我們研究所里了。也許是毛澤東說的對，走後門的也有好人，也許是秦力生說的太絕對，這批人里也有不是走後門的，當然也許是其中有些不屬於這批人，我們無從查對，總之其中有個別學員還是很努力的，經文革後進一步培養修成了正果，成了科研骨幹。但大多數人基礎太差，不能勝任任何工作，在中科院專門給他們開設的補習班裡補習一些知識後，一些人員才在不同崗位上得到安置，大多數人最後離開中科院，特別是在後來的經濟大潮中“下海”了。 但是分配到我們研究室的兩位山西籍學員肯定屬於秦力生說的那批。其中一位思想嚴重極左，來所後正逢反擊右傾翻案風。他如魚得水，推波助瀾，進入了所里的政工組，為大眾所側目，不得人心，文革後很快離所了。另一位不很關心政治，只顧經營自己的事情，但業務一竅不通，且品質極差，甚至小偷小摸，顯得很猥瑣，為人所不齒，後來調回家鄉，居然在一個市里擔任了局長，說明其確為地方幹部子女。 沒有什麼比我們眼前發生的事實更能說明文化大革命的破產了。特權在文革前也有，但那時是以一種曖昧、隱晦的形態出現，文革中卻變得明目張胆、厚顏無恥、肆無忌憚，連總理都管不了。文化大革命所宣揚的所謂反修防修目標不但沒有實現，反而越離越遠。 在當時，這件事對中科院業務工作的實際損害遠不及對大家思想上的衝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光環已逐漸褪色，大家開始以“中南海二老”來稱呼他們，並在計算他們之後的日子。報紙上那些仍然瘋狂的語句被看作陳詞濫調，不屑一顧。仍然活躍在台上的一些積極分子被看作毫無原則的投機者，不代表任何群眾。無論是前造反派還是保守派，都有一種上當受騙的感覺，群眾之間的裂痕開始消彌，思想開始趨同。這些思想變化為四五運動準備了條件。 即使到現在，為什麼連周恩來也退不掉山西的“走後門”學員仍然模糊不清。據我們了解，他們確實只是縣委一級幹部子女，沒什麼特別顯赫的背景。所以問題可能在於省委一級堅持不退。 周恩來在文革中權傾一時，特別是在林彪事件發生後，可以說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但有人說周恩來在文革中“身不由己”，須事事服從毛澤東的指令，甚至屈從江青的淫威。這是問題的一方面。在我所說的例子中，我們看到另一種身不由己。不但周恩來，而且毛澤東在“走後門”這個問題上恐怕也是身不由己。“主席講了，有些地方就是不辦”，估計不是一打三反、抓五一六之類。這樣的事，不但要辦，而且雷厲風行，層層加碼。不辦的事，只能是精兵簡政、不許“走後門”之類。“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看是什麼話了。和自己利益牴觸的話，說不辦就不辦，周恩來、毛澤東只能聽之任之，特別到了文革後期更是如此。有一股比“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權威更厲害的無形力量在左右着他們。他們不得不顧及這個政權所依靠的基礎，即各級幹部階層的利益。在文革前期，這些幹部的利益受到前所未有的損害，此時必須予以補償。 —————————————————————————————————— 【史林一葉】 “紅衛兵”的旗幟雖然在中國的歷史上飄揚了兩年多，但在文革的不同階段中，“紅衛兵”的含義是大不相同的。 在中國，不要說文革後出生的人，就是當年經歷過文革的人，在“控訴文革”中當了若干年“第三工作隊”的人，許多人到現在可能還沒有弄清楚“紅衛兵”究竟是什麼人，究竟是哪些人。 對於紅衛兵問題，現在國內外許多人存在有不少認識上的模糊與誤區。其中最大的誤區就是，以為紅衛兵的產生、發展，直到消亡的過程中，始終是同一批人，並始終是同一種觀念與身份。 同“造反派”與“保守派”的稱謂一樣，流行讀物中“紅衛兵”的概念同樣混亂不堪。這些讀物在論及“紅衛兵”的時候，往往指的是造反派紅衛兵。他們把造反派紅衛兵出現以前，以“老紅衛兵”為代表的中學生紅衛兵、保守派紅衛兵“破四舊”、抄家、遣返“黑五類”、亂批亂鬥、亂打亂鬧（這些暴行基本上都發生在1966年8月、9月，這時，造反派還在嚴重受壓，剛剛開始組織起來或正在組織），及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一切罪過，不分青紅皂白，都強加於造反派紅衛兵的頭上。 因此，對紅衛兵進行分類顯然很有必要。 具體說來，對紅衛兵問題認識上的誤區主要有這樣兩個： 第一個誤區是：將文革初期大破“四舊”與整肅、批鬥文化人及其他弱勢群體的行為，都歸罪於整個“紅衛兵”隊伍。 實際上，文革初期的這些作為，僅僅只是後來被稱為“老紅衛兵”的中學生和大學裡的“保皇派”干的，而與在以後奮起“造”中央，“造”省、市委及學校黨委的“反”的學生並不相干。 所謂“老紅衛兵"，即是文革初期以“紅五類”子弟（即家庭出身為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的學生）為基本隊伍，以高幹軍乾子女為頭目的第一批紅衛兵組織。 北京的“老紅衛兵”，其組織發展和消亡的歷程是：紅衛兵→三糾（西糾、東糾、海淀糾察隊）→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 “老紅衛兵”從成立之日起就不是造反派，而是地地道道的“保皇派”。首先給毛澤東寫信的清華附中“老紅衛兵”，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佩上“紅衛兵”袖章的宋彬彬，他們最終也都被烙上“保守派”的歷史印記而退出了紅衛兵舞台。 “老紅衛兵”在1966年9月底，便因“保爹保媽”，充當了文革期間的首批保皇派，而被造反派紅衛兵擊敗。隨着造反派的清算，於1966年底基本退出了文革歷史的舞台。 “老紅衛兵”組織雖只表演了半年時間不到，但由於他們是中國“紅衛兵運動”的發起者（為毛澤東8月1日寫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所欽定），由於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一、二次接見的紅衛兵，其中堅基本是“老紅衛兵”，而同時，他們又是文革初期踐踏人權、迫害文化人及其他弱勢群體的基本力量，因而，“老紅衛兵”便被遠距離觀察中國文革情況的外國人，和一些雖身處文革時期但被迫或主動置身於文革風暴之外的中國人，以及被我稱為“第三工作隊”的人，當成了中國文革期間紅衛兵的唯一形象。因此，現在的許多媒體，只要一講到紅衛兵，就會將其形容為德國法西斯希特勒青年團一樣的模樣，而這，恰恰是對歷史真相的誤解與曲解。 第二個誤區是：將“紅衛兵”都視為“造反派”。 其實，造反派學生在自己的組織內部成立“紅衛兵組織”，那完全是被迫的。你不成立紅衛兵組織，你不戴上紅袖標，在當時的情況下，你就會“低人一等”，你就不能平等地與“老紅衛兵”、與“保皇派”對抗。如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8月8日成立戰鬥大隊，8月17日成立公社），是在“一進地質部”（8月23日）時，才意會到這個問題的，因而隨即成立了完全由“紅五類”組成的“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後改為“毛澤東思想紅衛兵”。 隨着“老紅衛兵”的敗退出局，受中央文革直接或間接支持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如北京的地質東方紅、首都三司、北航紅旗、師大井岡山，湖北的“鋼二司”和“三新”（新湖大、新華工、新華農），四川大學的“8.26”等紅衛兵造反組織在批判“資反路線”中迅速崛起，成為“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主流。 紅衛兵的類別： 不少人對紅衛兵進行過分類。我的分類與他們有所不同。 可以從不同的人群、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場，將紅衛兵劃分為不同的類別。 依據成立早晚，有人從紅衛兵中分出了“老紅衛兵”。既然分出了“老紅衛兵”，那麼，與之相對，就應該有“新紅衛兵”。只是，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都沒有人這樣稱呼後來成立的紅衛兵組織。“老”與“新”的時間界線應該是1966年8月下旬。隨着清華附中紅衛兵受到毛澤東的肯定，大學裡才於8月下旬出現了紅衛兵。據我所知，保守的北京地質學院紅衛兵就成立於8月下旬；而造反的“地質東方紅”的“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成立時間也在8月下旬。 根據文革初期對工作隊的態度，可以把紅衛兵劃分為保工作隊的紅衛兵和反工作隊的紅衛兵，簡稱“保皇派紅衛兵”和“造反派紅衛兵”。 根據學校類別，可以劃分出小學生紅衛兵（後來叫“紅小兵”）、中學生紅衛兵和大學生紅衛兵。 根據職業，可以劃分出學生紅衛兵、工人紅衛兵、農民紅衛兵、機關幹部紅衛兵，軍人紅衛兵……但是，除學生紅衛兵外，其他職業人群的“紅衛兵”多未直接採用紅衛兵之名，而只是戴上一個寫有各種造反名稱的“紅袖標”。 作者簡介：聶樹人，原北京地質學院學生。文革中先後任“首都三司”宣傳部長兼《首都紅衛兵》報主編、核心組負責人；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的主要籌建者，常委，首任宣傳組長；北京地質學院革命委員會常委，副主任。 本文節錄自作者《“老紅衛兵”的興起與覆滅》，全文約9萬字。作者另著有長篇回憶錄。 —————————————————————————————————— 【史林一葉】 文革進行到1966年底和1967年初，濟南的造反組織開始聚集為兩大派，一派是以山東大學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簡稱山大主義兵）為首的山東省紅衛兵革命造反聯絡總站（簡稱山紅聯）、山東省工人革命造反聯合會（簡稱山工聯）、紅衛兵文藝界革命造反野戰兵團；一派是以山東師範學院文革串聯紅衛兵（簡稱山師串聯兵）為首的紅衛兵山東指揮部（簡稱紅山指）、山東革命工人造反總指揮部（簡稱山工指）、山東文藝革命造反司令部。兩大派相比較，前者，因為山東大學是1901年建立的直屬國家教育部、享譽國內外的大學，所以影響力較強，不僅影響遍及全省，而且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組的重視。其扶持的山工聯，是由大中型工礦企業的造反組織構成的，以產業工人大軍自居。後者，因為山東師範學院是1950年建立的省屬大學，所以影響力較弱，影響主要在濟南市，其扶持的山工指，是由中小工礦企業甚至街道辦企業的造反組織構成的。 1967年初掀起“一月革命”風暴時，山東兩大派造反組織尚未形成對立，但隨着奪權的進展，矛盾日益尖銳起來。省直部門最早起來奪權的是中共山東省委機關報《大眾日報》社。1967年1月10日，報社的革命造反聯絡部在上海《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的示範下，奪了報社的權，當時得到了兩大派造反組織的支持。奪權後的報社造反派，為了尋求靠山，立即去青島與毛澤東支持的造反幹部王效禹取得聯繫。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致電祝賀上海32個造反組織發出反擊“反革命經濟主義”的《緊急通告》。13日，山大主義兵聯合162個造反組織舉行“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展開全面總攻擊大會”，並向毛澤東發去致敬電。兩天后的15日，山師串聯兵聯合近12萬人的造反派舉行“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大會”，亦向毛澤東發去致敬電。 兩個大會，表明兩大派造反組織都要以自己為核心，對上爭取毛澤東和中央的支持，對下糾集更大的勢力。造反派分裂為兩股勢力的對立開始了。 1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22日，《人民日報》又發表社論，號召“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在中央的推動下，24日上午，兩大派造反組織舉行會議，商討聯合奪權問題，結果沒有達成協議。當天，山工指、山師串聯兵等17個造反組織決定：以自己一派為主奪權，並發表《告全省人民書》。《大眾日報》造反派同這一派結合在一起，發表社論表示支持。當天下午，山工指、山師串聯兵和山工聯、山大主義兵兩派分別行動起來，到山東省委、省人委和濟南市委、市人委以及所屬機關單位進行奪權。一時間出現了搶權的局面，在有的地方，還發生了衝突。濟南市支持山工指、山師串聯兵的9個造反派組織宣告奪了市委、市人委的權，組成了“濟南市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奪權委員會”。當天晚上，山工指出動了1萬人襲擊了山工聯總部，砸毀了辦公機關，綁架了主要負責人等。接着，山工指、山師串聯兵糾集部分造反組織成立了大聯合委員會籌備委員會（簡稱大聯委籌委會），加緊了奪權的步伐。戴着紅領巾成長起來的這一代大學生，沒有受到民主理念的薰陶，不懂得民主政治的妥協原則，懂得的是“有了權就有一切”和“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所以他們不可能真正實行聯合。工人則尤甚。 為了保證奪權的順利實現，毛澤東批准採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1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了《公安六條》。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做出了《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其中傳達了毛澤東的“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軍隊支持、援助，都應當滿足他們的要求。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的指示。駐濟南解放軍部隊於28日舉行了全力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誓師大會。大會在給毛澤東的致敬電中表示：“對於兩個階級、兩條路線、兩條道路的生死大搏鬥，絕不能中立，絕不能折中，絕不能調和，絕不能和稀泥，絕不能不介入。對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就是要介入！介入！！介入！！！對於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我們硬是要支持！支持！！支持！！！”致敬電鮮明地表示，濟南軍區和山東省軍區緊跟毛澤東指示，要全力以赴地介入地方奪權鬥爭。這是第三股勢力，一支強大的力量。 以王效禹為首的造反派，在中央支持下，成功地奪取了青島市委、市人委的權力後，又遵照中央的指示組成青島市革命造反委員會奪山東省委、省人委大權赴濟南代表團，準備到濟南。1月29日，大聯委籌委會在得知青島市革命造反委員會要赴省奪權，立即致電錶示歡迎，要求他們“帶着奪權鬥爭的豐富經驗前來參加奪權的籌備工作，共同並肩作戰”，把聯合之手伸向了以王效禹為首的青島造反派。30日，青島市革命造反委員會奪山東省委、省人委大權赴濟代表團發出《最緊急呼籲》，號召“全山東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聯合起來，把以譚啟龍為首的省委、省人委的權奪過來”！表現出一付十足的救世主的姿態。這是第四股勢力，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 當以王效禹為首的青島代表團於1月31日到達濟南時，濟南發生了一起重大事件。這一天，山工聯、山大主義兵在集會慶祝青島市奪權勝利之後，來到省公安廳，要求釋放被山工指綁架、拘押的負責人，與公安廳革命造反總部形成了對峙。在對峙中，部分人員連續兩次衝進公安廳辦公大樓，砸爛了部分擴音器，割斷了部分電話線，並與前去包圍現場的解放軍指戰員發生衝突。傍晚，與公安廳革命造反總部同屬一派的山工指、山師串聯兵的大批人員趕到公安廳進行聲援，兩派展開了激烈的鬥爭。當晚，解放軍濟南衛戍區負責人宣布：“這次襲擊公安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山東工人革命造反聯合會總部是一個反革命組織，立即取締”，並當場逮捕了200多人。緊接着，山工指、紅山指、山師串聯兵等與解放軍一起砸毀了山工聯濟南各分會、紅衛兵山東造反聯絡總站。2月1日，濟南衛戍區向全省城鄉發布《通告》，宣布“山東省工人革命造反聯合會總部是一個反革命組織。這次事件是他們有計劃、有組織地把鬥爭鋒芒指向無產階級專政主要工具——人民解放軍、公安機關的極為嚴重的反革命事件”。“一·三一”事件，使山師串連兵、山工指這一派造反組織與解放軍站在了一條戰線上，共同反對山大主義兵、山工聯等另一派造反組織。力量對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王效禹在青島造反時，得到了山大主義兵的大力支持。他所率領的赴濟代表團中，約有1/3的人是山大主義兵的成員。他原來打算依靠山大主義兵一派奪權，並準備駐在山東大學或《大眾日報》社。是周恩來安排他們一行住濟南軍區的招待所。王效禹面對着濟南兩大派造反組織的鬥爭和部隊的傾向性態度，權衡利弊，決定與山師串聯兵、山工指一派結成同盟。在2月1日山師串聯兵、山工指召開的聲討山工聯總部反革命分子罪行大會上，以王效禹為首的青島赴濟代表團的代表聲明“堅決支持濟南駐軍鎮壓反革命”。至此，局勢迅速演變為：山師串聯兵、山工指一派造反組織，濟南駐軍，王效禹奉中央指示率領的青島赴濟代表團三股勢力合為一股強大的力量，準備奪權；山大主義兵、山工聯一派造反組織在驟然而至的打壓之下，開始分崩離析。 然而，理念各異、利益不同的三股勢力，果真能夠實現真正的聯合嗎？ “一·三一”事件的第二天——2月1日，王效禹即同山工指的負責人韓金海，既是山師串聯兵又是紅山指的負責人王竹泉，省公安廳革命造反總部的負責人花光隆緊急策劃奪權。王效禹向他們三人傳授了青島奪權的經驗之一——閃電戰術，要求抓住山大主義兵、山工聯一派成為驚弓之鳥、一時無法聚集力量之機，仿效青島奪權，一舉奪取山東省委、省人委的權力。 2月2日，山工指等25個造反組織的2000多名代表舉行了山東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革命委員會（簡稱省大聯委）成立誓師大會，聲稱奪省委、省人委的一切大權。為了打壓山大主義兵、山工總一派，《大眾日報》發表社論，指責他們是“老子天下第一”、“實行霸權主義”、“破壞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 2月3日，省大聯委召開了有近十萬人的大會，宣布奪了省委、省人委大權，以譚啟龍、白如冰為首的省委、省人委黑司令部徹底垮台。山東省軍區司令員童國貴發表講話，表示堅決站在革命造反派一邊，堅決鎮壓一切反革命組織、反革命分子的反撲，這顯然指的是山大主義兵和山工聯一派。王效禹也發表講話，指出“奪權鬥爭是當前階級鬥爭的最新特點和中心內容”，表示要“徹底粉碎本位主義、小團體主義、分散主義、非組織觀點、極端民主化、自由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這顯然指的也是山大主義兵和山工聯一派。軍隊代表童國貴、造反派代錶王效禹同時向山大主義兵和山工聯發出了警告。 大會闡明了奪取山東省委、省人委權力的三條理由：第一，1960年前後，大搞“自留地，自負盈虧，自由市場，包產到戶”；第二，在1964年“四清”運動中，推行形“左”實右的路線；第三，在文革中，頑固地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培植和操縱御用組織，挑動群眾斗群眾，製造大規模鎮壓學生運動的流血事件。今天看來，第一條，是使農民在災荒中少挨餓少死人的正確之舉；第二條，是貫徹中共中央指示而為；第三條，是青島市委而不是山東省委製造了大規模鎮壓學生運動的流血事件。但是，欲奪其權，何患無辭。 果然不出童國貴、王效禹所料，一度被打懵了的山大主義兵和山工聯很快清醒過來，開始反擊。他們集會、遊行，反對“二三”奪權，還假造了《北京來電》和“政治謀殺案”，圖謀用上壓下反的方法聚集力量，進行“反奪權”。 但是，他們此時面對的不只是一派造反組織，還有新生的政權和支持這個政權的軍隊。“二三”奪權的第二天——2月4日，王效禹按照青島奪權的手法，給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關鋒發去了加緊電報，稱“可能出現一場反奪權的大反撲”。2月6日，王效禹又寫信給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交由王竹泉送往北京。王效禹同時發表聲明，譴責山大主義兵、山工聯，號召“徹底粉碎階級敵人的瘋狂反撲”。此時，軍隊響應毛澤東“人民解放軍積極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堅決地反對右派”（《紅旗》雜誌1967年第3期社論）的號召，堅決支持“二三”奪權。2月4日，濟南部隊領導機關暨全體指戰員發表聲明，支持“二三”奪權，譴責山工聯，讚揚青島革命造反委員會揮師來濟、奪權有功。2月5日，解放軍指戰員和10萬造反派在濟南舉行大規模集會遊行，表示“打垮階級敵人新反撲，誓死捍衛紅色新政權”。 2月上旬，省大聯委和軍隊展開了全方位的聲勢浩大的反“反奪權”行動。山工指發表公開信，指出“必須摧垮反革命組織山東省工人革命造反聯合會總部”。山師串聯兵發表文章，聲稱“拉緊包圍圈，展開更大攻勢”。山東省公安廳革命造反總部和山東公安檢察法院革命造反聯絡總部發表文章，讚揚“以閃電般攻擊”的奪權，辯解“這個權豈有不奪之理？奪權豈有不爭朝夕之理”？鼓吹“鎮壓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同時，濟南駐軍舉行武裝示威遊行；駐山東空軍表示“堅決捍衛無產階級紅色新政權”；北海艦隊表示“決心粉碎階級敵人的新反撲”；空軍戰鬥英雄舒積成發表文章，稱“堅決支持革命左派奪權，徹底粉碎階級敵人的新反撲”。此時，成為省大聯委喉舍的《大眾日報》發表社論《軍民團結戰鬥無敵於天下》、《向英勇的人民解放軍致敬》，鼓吹“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大民主運動”。在排山倒海的聲浪中，濟南衛戍區於2月19日發布了《第二號通告》，聲稱要嚴厲懲處山工聯。就在《通告》發布的前後，軍隊和公安機關拘捕了山大主義兵和山工聯的部分負責人。此前的16日，省大聯委以反動組織的罪名通令取締了8個造反組織。 省大聯委和軍隊的上述行動，得到了中央的支持。王效禹後來在一次講話中說，中央文革小組為了保住“二三”奪權，電話指使捉捕山大主義兵和山工聯的負責人。（王效禹1967年8月17日講話）他在又一次講話中說：“我們山東奪權前後正在緊張的時候，毛主席有指示，表示了態度，給我們很大的支持。”（王效禹1967年10月26日講話） 在鎮壓與圍剿中，山大主義兵和山工聯的“反奪權”（又被稱為“二月黑風”）很快被平息下去了。這就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這就是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 自開始奪權後，具有豐富執政經驗的毛澤東，知道只有造反派和軍隊是不可能有效執政的，就關注幹部問題，並提出了“三結合”的政權模式。但是，自文革開始後的8個月中，廣大領導幹部在打倒走資派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造反浪潮中，幾乎無一漏網。在奪權中如何對待幹部？成為自上到下都關心的重大問題。1967年1月16日發表的《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首次提出，毛澤東“支持上海工人階級同其他革命群眾、革命幹部聯合起來”奪權。1月17日發表的《紅旗》雜誌第二期社論要求領導幹部，“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到群眾裡面去”。1月22日發表的《人民日報》社論指出，“廣大工農群眾和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幹部，一起當家作主，建立嶄新的無產階級新秩序”。1月25日發表的《人民日報》社論《山西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號召：“革命的造反者們，革命的同志們，革命的幹部們，人民解放軍指戰員們，在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下聯合起來。”1月31日發表的《紅旗》雜誌第三期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鮮明地提出，“經驗證明，在奪權鬥爭的過程中，要由革命群眾組織的負責人、當地駐軍的負責人和黨政機關的革命的領導幹部，經過醞釀和協商，建立臨時的權力機構”；“必須足夠重視革命幹部在奪權鬥爭中的作用”。2月2日，《人民日報》為慶祝黑龍江省奪權成功而發表的社論《東北的新曙光》指出，黑龍江的“經驗再一次表明，革命群眾組織的負責人，人民解放軍當地的負責人和黨政機關的革命領導幹部，組成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對奪權鬥爭的勝利，起了關鍵性的作用”。這是中央第一次使用“三結合”的概念。2月23日發表的《紅旗》雜誌第四期社論《必須正確地對待幹部》，集中闡述了幹部政策，提出了對幹部隊伍的基本估計和革命領導幹部進入“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要求革命幹部和廣大革命群眾相結合，造反派對犯錯誤的幹部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政策，各級幹部在文革的洪爐中徹底改造世界觀。 中央關於幹部政策的闡述和對幹部的要求，使素來“執行正確路線堅決，執行錯誤路線也堅決”（《踏上改革開放之路》，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164頁）的山東黨員幹部，特別是省、市機關的幹部，紛紛站出來亮相。在“二三”奪權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僅省級機關處以上幹部就有近300人站出來支持奪權。他們發表聲明，“堅決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和無產階級革命派一起鬧革命”，“熱烈歡呼革命左派奪權的偉大勝利”，“誓死捍衛我們的紅色新政權”。這其中有：中共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穆林，山東省人委副省長陳雷、楊介人，山東省委副秘書長王歷波，1959年之前曾任山東省委常委、濟南市委第一書記、後被打成右派又獲平反的王路賓，濟南市長楊毅。中央文革小組直接指示山東省大聯委要重視幹部問題。在1月31日《紅旗》雜誌第三期社論發表的當天，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就電告王效禹：領導班子的組成，要按社論的精神辦；社論的重要一點是正確對待幹部；這是毛主席的意見。心中有數的省大聯委，開始有選擇地吸收站出來的領導幹部進入“二三”政權。 奪取省委、省人委權力的省大聯委，急切地盼望得到中央的承認。中央早一天承認，他們就早一天獲得合法地位。2月18日至22日，中央文革小組和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聽取了山東省大聯委代表團的匯報。這是第二次赴京匯報。第一次赴京匯報，因準備不足，被中央要求回山東再準備。 18日晚，中央文革小組聽取了奪權情況的匯報。20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接見了紅山指代表，要求他們“主要關心學校的問題，又主要是政治、思想、組織問題”；指示他們“山東大學不是出了問題嘛，你們要考慮怎樣去團結、教育、幫助大多數同學”。22日1時，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接見代表團，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代表周恩來和文革小組講話。他首先說：根據文革以來的經驗，請大家考慮，可否建立一個以王效禹同志為首的領導核心。我們看，王效禹同志是可以依賴的。全省集中在以王效禹同志為首的核心的領導下，進一步鞏固奪權的成果，讓文革更順利地進行。接着作了五點指示：（一）王效禹從青島到濟南工作；（二）山東省的臨時權力機構必須是革命的“三結合”，名稱叫“革命委員會”好；（三）建議建立“中國共產黨山東省核心領導小組”，臨時代行省委職權，名單報中央批准；（四）要慎重處理山東大學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和山東省工人革命造反聯合會的基層組織問題，相信你們會處理好的；（五）請發一套新聞報道資料來，經中央審查批准後發布。周恩來最後講話，他要求：成立山東省革命委員會，人員在現有的基礎上擴大一倍；做產業工人的工作，把大廠子的工人爭取過來；農忙季節到了，一定要召開省、地、縣三級幹部會議，省軍區、軍分區、縣武裝部要配合一起開；不能成立全國性的組織，也不能搞超單位的組織。他的結束語是：現在宣布各省奪權鬥爭勝利的消息，都由毛主席審定，今天不可能多談。（參閱《中共山東歷史大事記（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517頁）看來，以王效禹為首的省大聯委還得焦急地等待數日。 2月23日，山東省大聯委改名為山東省革命委員會，有委員60多人，其中常委19人。 由於陳伯達要求山東省大聯委送去一套關於奪權的新聞報道資料，而山東送去的又不符合要求，結果返工重寫了數次，最後形成了三件：《給毛主席的致敬電》、《第一號通告》、勝利奪權消息報道。關於奪權的經驗，實際上就是《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的主要內容，山東反覆多次也沒寫成功，最後由中央文革小組撰稿、陳伯達定稿。上述4個文件，於2月27日9時40分送達毛澤東處，由毛澤東親自審定。 同一天，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出席了周恩來召集的各大軍區負責人談話會。周恩來要求省、地、縣各級都要以軍事部門為主，立即行動起來，組織各級生產辦公室，領導春耕生產。（《周恩來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131至132頁） 2月25日至3月1日，山東省革委會和省軍區聯合召開了全省三級幹部會議，參加會議的有軍隊幹部、造反派組織代表、革命領導幹部代表，各占35%、27%、38%。楊得志到會講話宣布，“中央文革小組已經指示以王效禹同志為首組成領導核心”；“周恩來總理指示，當前的春耕生產由各大軍區、省軍區負責領導”；“組織各級生產辦公室，由軍區的領導拿總，吸收省里的幹部參加，……也要吸收農林部門的同志參加。已經奪了權，造反派能夠講話的地方，也要派人參加省、地、縣會議，聯合起來搞”；“濟南軍區副司令員楊國夫同志參加領導”。會議批判了山東奪權中的“反奪權”觀點，意在打壓山大主義兵和山工聯。王效禹作了會議總結。 就在全省三級幹部會議結束的當天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山東勝利奪權的消息。第二天——3月2日，《人民日報》作了報道並發表社論《革命的“三結合”是奪權鬥爭勝利的保證》。“二三”政權終於獲得了合法的地位。 這篇社論說：“山東的經驗充分說明，只有革命的‘三結合’才能及時地識破階級敵人的各種陰謀詭計，實現軍民配合，粉碎他們的假奪權、反奪權的罪惡活動。”所謂革命的“三結合”，即“廣大的革命群眾和革命組織，是奪權鬥爭的基礎”，“革命領導幹部，對於奪權鬥爭的勝利起了重大作用”，人民解放軍“是無產階級革命派最強大的靠山”。從此，“三結合”成為建立革命委員會的一條基本經驗。社論有一點十分引人注意，即給譚啟龍、白如冰和山大主義兵、山工聯捏造了一項罪名：“他們進行秘密交易，搞什麼‘君子協定’、‘和平讓權’，以達到幕後操縱，保護自己，繼續把持權力的目的”，“演出了假奪權的醜劇”。（《人民日報》1967年3月2日社論）之所以說是捏造，是因為當時沒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證據，後來也沒有發現有關的切實證據。省委書記譚啟龍，1966年底和1967年初被王效禹等造反派扣留在青島，直到青島“一·二二”奪權之後，才被放回濟南，關在省委第一宿舍的一座空房裡。2月20日，楊得志遵照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的指示，將譚啟龍送到北京保護起來。省長白如冰，1966年12月17日接受紅山指的批判，25日接受山東工學院造反派的批判，1967年1月9日至23日被山大主義兵扣留在山東大學進行檢討。而山大主義兵在1月24日之前尚未奪權。況且當時並未揭露出“君子協定”與“和平讓權”的人證物證。到文革晚期，譚、白二人均擔任過省委第一書記。如果他們在奪權中搞陰謀詭計，毛澤東還會信任他們嗎？還會任命他們擔任握有實權的重要職務嗎？社論捏造了假奪權的罪名之後，就運用邏輯推理的方法，給山大主義兵和山工聯戴上了“被無產階級的敵人所利用”、“充當了敵人的工具”的反動帽子，圖謀置之於死地。專制制度之下的權力爭奪是不擇手段、無理可講的。 3月4日，山東省革委常委會決定成立生產指揮部領導小組，由楊國夫、童國貴、穆林、陳雷等9人組成，楊國夫任組長，後三人任副組長。四位領導人中，前兩位是軍人，後兩位是領導幹部，沒有造反派組織的代表。這表明，山東雖然奪了權，但全省經濟工作的領導權還掌握在軍隊和領導幹部手中。3月5日，省革委常委會又決定成立文革小組，由王效禹、何志遠、趙修德等9人組成，王效禹任組長，後兩位任副組長。三位領導人中，後兩位都是軍人，也沒有造反派組織的代表。這表明，造反派組織的代表尚未染指文革的主要領導權。 山東的“二三”奪權，呈現出幾個顯著的特點： （一）濟南軍區、山東省軍區兩級軍區強力介入、全力支持奪權，在全國是較突出的。王效禹在三級幹部會議上說：“在整個奪權鬥爭中，解放軍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在奪權鬥爭中，沒有解放軍，我們很難得到山東這樣一個奪權的勝利”，“就是把權奪過來，恐怕也鞏固不住”。他具體說，我們認為“解放軍宣布‘工人聯合會總部’是反革命組織，鎮壓了反革命，對打擊反革命起了重要作用，好得很。如果沒有這一着，那個反撲不會被打下去得那麼快，功勞也應該是歸於解放軍”。此時，王效禹與軍隊的關係還處於蜜月期，他說的是實話。 （二）以王效禹為代表的一派造反組織同軍隊攜手鎮壓了另一派造反組織、進行奪權，在全國開創了先河。鎮壓山工聯和山大主義兵，都是濟南衛戍區發布的公告。軍隊與山工指、山師串聯兵共同摧毀了山工聯和山大主義兵。 （三）鎮壓與被鎮壓、奪權與“反奪權”的雙方，都以污衊不實之詞欲置對方於死地。鎮壓、奪權一方，誣稱對方與譚啟龍、白如冰簽定“君子協定”，進行假奪權；山工聯總部是反革命組織；山大主義兵的“反奪權”是階級敵人的新反撲。被鎮壓的、“反奪權”一方，假造《北京來電》和“政治謀殺案”，圖謀“反奪權”。 （四）眾多的山東省領導幹部快速地挺身而出、支持奪權，對奪權的勝利起到了重大作用。 （五）以一個省轄市的副市長、從體制內造反出來的王效禹擔任山東這個大省的一把手，在文革中，既是空前的，也是絕後的。 這五個顯著的特點，對“二三”政權的穩定潛伏下了危機。 —————————————————————————————————— 【史林一葉】 與湘派的分崩離析、自然消亡相比，省無聯是被中央作為“反革命大雜燴”一鍋端掉的。何謂“大雜燴”，沒有標準；為何定其為“大雜燴”，也缺乏根據——當省無聯凱歌行進之時，自信滿滿的周國輝曾驕傲地揚言，工聯什麼罪名都給省無聯加過，但就是不敢說它是大雜燴，因為省無聯是清一色地地道道的老造反派——但若從日後被視為省無聯者來看，除“造反堅決”這一點外，確實是些價值選擇和利益分野相差甚大的群體，一個“雜”字實足以名之。如作細分，可析為；一，以追逐權力為主的現實主義者；二，意識形態至上的理想主義者；三，反迫害求生存的草根階層；四，與權威及秩序為敵的反社會分子。 以追逐權力為主的現實主義者 作為省無聯主力軍的，是湘派中遠離權力中心的失意者和游離分子，前者主要是指東方紅總部和紅旗軍、紅工會，後者的代表則是北區工聯、捲尺廠“專保革命小將對外作戰部”、長沙虎山行等。 東方紅總部成立於1966年9月6日，是全國最早的跨行業、跨系統群眾組織，湘江風雷成立以前，長沙的造反工人多歸其旗下。在與高司、省軍區的鬥爭中，東方紅總部與湘江風雷並駕齊驅、共執牛耳。但自從內部分化出熊正吾一派投向高司後，地位有所下降。“2.4批示”後 東方紅總部是湖南軍區、高司“肅清湘江風雷流毒”的重點對象，雖然其反抗十分頑強，但重壓之下基層組織大量流失（多參加了工聯），戰鬥力銳減。雖憑往日餘威，東方紅總部參加了赴京談判代表團，但光靠個光杆總部，影響力已大不如前。若依工聯搞倒旗聯合，劉定安只能回他那個市曲藝團。就算能當上這個科級單位的一把手，對湖南政局又有多少發言權？ 對紅旗軍而言，“1.20來電”雖莫名其妙地消失，但中央對因此而遭鎮壓的紅旗軍總部的恢復卻始終不鬆口（深層次的原因自然因其為復員、轉業、退伍軍人組織）。因為名不正言不順，其基層組織的恢復也不甚順利，充其量是個半合法組織。回基層搞聯合能爭個席位就不錯了，“以我為核心”是萬萬辦不到的。其司令畢健的地位更是微妙，從省無聯工總的發起單位沒有他所在的人汽（公交）公司的紅旗軍支隊來看，畢健在本單位即使不是孤家寡人，也是兵微將寡，回去幹什麼？當“政協委員”？正因為如此，畢健是省無聯中最堅定的一員 至於省無聯的大會小會均不落下，所有文件一律簽名的紅工會（司令為鐵路局李萬翠），既無東方紅總部的顯赫戰功，光輝歷史，又無紅旗軍般令人同情的不幸遭遇（不少人包括筆者是從赴京代表團名單中方知有紅工會這個山頭的），人馬多少？分支幾何？均無人知曉。若回單位去搞聯合，憑什麼去聯？因此，對東方紅總部劉定安，紅旗軍畢健，紅工會李萬翠而言，只有先在省一級的大聯合機構中占住位子，才有可能在權力競爭中避免出局。 而北區工聯、捲尺廠專保革命小將對外作戰部，長沙虎山行，均是小單位的小組織（據葉衛東說虎山行只有7個人；而捲尺廠那個名稱古怪的“對外作戰部”據說是“個體戶”），在反擊“二月逆流”中十分遺憾地未留蹤跡，只好抓緊時機大出風頭。這些組織未必會有到省、市革命委員會去分一杯羹的非分之想，不過是運動慣了停不下腳步、想人過留名，雁過留聲而已。 以上兩類組織，在工、湘兩派的鬥爭中利益糾結在一起，是形成省無聯工總的基本力量。 意識形態至上的理想主義者 與專注於權力再分配的主力軍不同，決定省無聯思想方向的是紅中會、高校風雷、礦冶井岡山公社、長沙勘探設計院毛澤東主義小組（屬省直聯）等意識形態至上、高揚理想主義旗幟的大中學生和青年知識分子。對這些組織，權力並非唯一目標，甚至不是主要目標。比如紅中會，以其影響力、戰鬥力、組織規模而論，只要它安安心心參加中學紅衛兵的大聯合，決不是坐後排的可有可無的小角色。相反，在中學紅代籌內倍受擠兌、處處慪氣的倒是緊跟工聯的8.19造反有理軍：紅中會、湖南井岡山、紅造會從不掩飾對其的敵意，自不待言，就算與其觀點完全一致的“10.24”派也自恃其老造反的身份，與其拉開距離，從不配合行動。1967年底，不堪忍受的8.19造反有理軍終於將一貫高喊的“大聯合”置諸腦後，退出中學紅代籌。在其聲明中列舉的退出主要理由有二：一是紅代籌的成員一中紅造會中有5.16分子（齊衛東、奪軍權）；二是自己長期受壓，“有12個軍分部無法回校”。“8.19”此說決非煽情的宣傳，實際情況只會比這更嚴重。以筆者所在的湘江中學為例，全為高中生，戰鬥力頗強的“8.19”就被先由紅中會、後由湖南井岡山（10.24派）為首，有紅造會、教工造反派和幾乎所有獨立戰鬥隊參加的准權力機構“革聯”死死摁住，直到畢業離校也未抬頭。 那麼，紅中會、高校風雷、礦冶井岡山公社等為什麼放着大聯合三結合的陽光大道不走，偏要來過省無聯這條獨木橋呢？ 不甚明確的理想主義是他們的精神支撐。省革籌成立後，紅中會曾被吸收參加其下屬機構的日常工作，但沒過幾天便主動退出了。多年後湯建平回憶做出這一決定時的思想狀況時說，就是不甘心文化大革命就此收場，一定要進行到底。但底在何處？不知道。 如此模糊的目標，可以欺騙自己，但很難說服別人。筆者就在籌備長沙市革籌的會議上聽到過47軍軍長、省革籌小組組長黎原對東方紅總部類似言論的詰問：不管誰上台你們都說是既得利益集團，都要造反，那革命三結合什麼時候才能實現？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什麼時候才能取得徹底勝利？ 與這種近乎盲目的理想主義伴行並互為動力的是“唯我獨左”、“唯我獨革”、“越左越革命”的極端思維定式。這既是文革前長期左傾政治教育帶來的後果，也是文革一年多來他們激進造反、屢戰屢勝造成的自信心惡性膨脹。他們與十月革命勝利後的馬雅可夫斯基一樣，相信“凡是不與我們同聲高唱的人，就是反對我們的人”，只要不認同省無聯便是老右、老機、工賊，哪怕昨天還是並肩戰鬥的戰友。他們中有的人對“左”有一種近乎病態的偏好，周國輝、楊曦光對極左稀奇古怪的解釋自不待言，其他 另外，年輕人的幼稚與輕信，也是其左傾狂熱的重要原因。文革前的課堂政治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以論證現政權統治的合法性為目的，一方面神化階級鬥爭、路線鬥爭勝利者；一方面割裂馬克思主義某些基本原理與具體歷史環境的有機聯繫，將其抽象成乾癟空洞卻又“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神聖教條。文革大潮襲來、特別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後某些原本明亮耀眼的肥皂泡迅速破滅，但非此即彼的僵化思維方式、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觀、歪曲呈現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遺毒猶存，並在很大程度上自覺不自覺地左右着年輕人的思想和行動。雖然長時間內幾乎與思想反動為同義語的獨立思考此時在少數敏感者中已經開始，然而在“大革文化命”的形勢下，他們所能接觸的思想資源畢竟有限。其對馬克思主義、國際共運史、中共黨史的了解仍多限於《九評》、“反修25條”、公開發表時不少篇章已做過增刪修改因而與其在歷史上所發生過的作用和影響不盡一致的“雄文四卷”、《選讀》（甲種本、乙種本）以及“小紅書”中或支離破碎、或前言不搭後語十分便於各取所需的“最高指示”。然而，懷抱“奪取政權沒趕上，鞏固政權不能落後”的純潔信念倉促上陣的熱血青年除了對個別明目張胆地歪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惡劣行徑進行勇敢的批判外（如遇羅克、楊曦光所揭示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本義是“經濟地位決定政治態度”，可在現實中卻變成了“查三代、看出身”以至“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的血統論），已無暇（也許說無力更準確）分辨真理的顆粒與謬誤的沙石了。他們不假思索地召喚亡靈、援引成例，為的是證明自己攀援的是前輩曾經成功登上的高度。但在不自覺中卻將自己至於被歷史諷刺的尷尬境地。 如楊曦光把省無聯與省革籌視為與1917年俄國革命中蘇維埃與臨時政府 一樣的 “兩個政權並存”，然而他不可能知道，他看到的是斯大林欽定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這面哈哈鏡呈現的俄國革命；他更不可能知道，至少在科爾尼洛夫叛亂導致布爾什維克獲得彼得格勒蘇維埃領導權前的半年多時間內，蘇維埃與臨時政府並非水火不容、生死相搏的對立兩極； . 再如楊曦光斷言：由於革命發展的不平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將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取得勝利”，而首當其衝的當然是省無聯領銜的湖南；但他忘了，這是對李立三、王明等列寧主義最拙劣模仿者最拙劣的模仿（康生在1.24接見時稱楊曦光吸取了王明的一些東西，大概源出於此）。 面對諸如此類“深刻”的糊塗，今人完全有理由付之輕蔑的一笑；但過來人卻忘不了其革命激情從文革前瑣碎細小的學雷鋒和自我折磨的“思想革命化”的樊籠中掙脫出來，獨立面對馬克思主義、獨立面對風雲激盪的社會現實時那種前所未有的快感。年輕人開始其人生旅程時註定要與錯誤相伴，對此上帝都能原諒。但嚴酷的現實卻沒有上帝這份仁慈。理想主義者楊曦光、周國輝、張玉綱和權力追逐者劉定安、畢健、李萬翠們共同駕駛着省無聯這輛非法拼裝車，加足馬力前進，等待他們的是斷崖深淵。 反迫害求生存的草根階層 當然，若以動機高尚與否對理想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厚此薄彼，有失公允。因為不論高尚的前者還是世俗的後者，其身後的社會動力源都是一個——十七年來的政治運動、社會不公、制度缺陷造成的邊緣群體和弱勢群體以及在任何社會動亂中都會沉滓泛起的反社會勢力，而正是他們，最突出體現了省無聯這鍋大雜燴之“雜”。 此話頭甚長，須從頭說起。 1966年9月30日《紅旗》13期社論的發表和10月5日中央軍委“緊急指示”（即“10.5通知”）的下達，使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掀起高潮，各級黨委均落入“炮打司令部”的炮火之中，昔日見不得天日的“反黨罪行”成了堂而皇之的“革命行動”。而林彪在工交座談會上說劉鄧的問題不僅是五十天而且是十年、二十年的一席話，將批“資反路線”延伸倒了文革前的十七年，造成多年積累的政治社會矛盾的總爆發。不論是歷次政治運動的打擊對象還是制度缺陷造成的邊緣群體、弱勢群體都開始以“長期受壓”自我標榜，並將造成自身不幸的根源歸於“劉鄧路線”。於是，一個與“批資反路線”齊頭並進的“反迫害”運動勃然興起，其最先掀起的潮頭是合同工、臨時工為要求享受與正式工同等待遇（其實就是要求轉為正式工）而造反，以及因“三年困難時期”而被清退的職工要求返回企業為主體的維權行動。 就大方向而言，這股潮流與造反派批資反路線是一致的（據說長沙就有右派分子到三司駐長聯絡站請求主持公道），但卻未得到同是因受壓而反迫害的造反派的同情，也未得到支持造反派的中央文革前後一貫的認同。於是江青先是聲淚俱下地對合同工、臨時工的遭遇表示同情，並支持其造反組織“全紅總”與全國總工會、勞動部共同發出通告，滿足了其相當大一部分要求；繼則收回通告，取締全紅總，逮捕其頭目，上演了一出翻臉不認人的鬧劇。而被清退職工的維權行動則被上海工總司極不光彩地扣上了一頂“經濟主義”的大帽子，並由其與上海市委先後共同發出《告上海人民書》《緊急通告》（文革被徹底否定的1970年代末，原上海市委的幾位頭頭腦腦還曾與工總司爭過《告人民書》《緊急通告》的首創權或著作權）加以打擊，由此拉開了一月革命的序幕。而在隨之而來的“二月鎮反”中“搞反革命經濟主義”的板子則打到了包括湖南湘江風雷在內的不少造反派的屁股上。 天下大亂的7、8、9三個月摧毀了“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也一度形成權力真空，於是，在2月被鎮壓的造反派揚眉吐氣的同時，“經濟主義”再度抬頭；而更引人注目的，則是某些異端政治訴求公開的聲音和規模可觀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造反運動移師城市。在長沙，與8月解放路武鬥幾乎同時，大街小巷出現了要求為1957年鳴放時因反對赫魯曉夫搞非斯大林化而被打成右派的一師學生楊美南平反的傳單；9月，原《新湖南報》副總編輯蘇辛濤串聯與其一同罹難的報社“右派集團”成員開始為翻案而奔走呼號。隨之，一些另類的造反組織開始湧現：如在“8.30聲明”上列名的湘江風暴下放職工革命造反委員會、紅農會（長沙地區知青組織）；如有知名人士謝介眉（地下黨員、省政協副秘書長，謝若冰之父）、方用（省教育廳長）、鄧均洪（曾任《新湖南報》副總編、省文教辦副主任、《新湖南報》“右派集團”成員，鄧曉芒、殘雪之父）、沈立人（曾任地下黨長沙市工委書記，長沙市副市長）、張伯倫（脫黨地下黨員、省參事室參事）、羊春秋（湖南師院講師、文革初期被省委揪出的牛鬼蛇神）等領銜或參加的“解放一大片、打擊一小撮湘江戰團”（簡稱湘江戰團）、“地下黨、地下武裝調查團”、“高校革造總”等。從這些組織的名稱，人們不難判斷其價值取向，在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轉向重建權威、恢復秩序與穩定，而工聯對之步步緊跟之時，他們由於自身的“問題”未能得到解決，自然只有在主張“繼續革命”“造反到底”的省無聯身後才能獲得活動的空間。何況因為工聯對他們從來就看不順眼，並曾對其施以程度不一的打擊，他們從不掩飾對省無聯的好感。因此，1.24之後這些“黑三線”印記十分明顯的組織便被省革籌順理成章地和省無聯一鍋端了。 如果說，上述組織因省無聯態度曖昧和個別成員或某些基層組織與其有牽扯而使兩者關係似有似無，剪不斷理還亂的話；省無聯對知識青年造反派的支持卻是旗幟鮮明的：從宋紹文到楊曦光、周國輝、張玉綱，無不將下鄉知識青年視為最可依靠的堅定革命力量（湖南的下鄉知識青年也頗爭氣，除了已任縣團委書記的瞿泰安等個別人外，全數是造反派）；楊曦光更是不顧中央禁令，偕同山東師院附中批判小組劉錦長召集數省下鄉知青在一中集會，並據此形成《知識青年運動考察報告》，引起康生在1.24接見時的高度警惕。也正是託庇於省無聯，下鄉知識青年才未被工聯和部分湘派組織趕盡殺絕，絕大多數滯留長沙，並在中央下達要求回城知青返鄉“抓革命、促生產”文件後，仍舊氣焰囂張地仿照毛澤東的口氣於街頭刷出“已閱，不同意”的大標語，並且掀起了強行回城的“造戶口反”的高潮。而知青造反派的文藝團體“紅一線”的演出則完全占據了長沙夜生活的舞台，場場爆滿、一票難求；每晚演畢卸妝後男演員斜掛大氅、女演員長髮披肩和着手風琴踏歌而行的場景吸引了多少玫瑰夢尚未完全褪盡的少男少女，為冬日中陰冷的城市抹上了幾筆淡淡的暖色。然而，隨着1.24的到來，這一切都如輕煙般在寒冬中散盡，知青們默默地返回農村，迎接他們的是日復一日的勞作和一場又一場批鬥。 如此說來，省無聯與眾草根同是天涯淪落人，都被稱為大雜燴，不算冤枉。而其被與另一些社會群體扯上關係，則自身難辭其咎。 與權威及秩序為敵的反社會分子 在任何一場社會動亂中，都會有沉渣泛起，文革自不例外。7、8、9三個月，一批秩序與權威的天敵打着革命、造反的旗號壘起了大大小小的山頭。他們大多數只是為逞一時之欲，自生自滅、去留隨時；“9.5命令”收槍後便銷聲匿跡，只有東風近衛軍、長沙青年影響較大，堅持的時間稍長。 東風近衛軍的司令何家順為長沙電業局工人，其主力則是晶湘玻璃廠的一個流氓無產者團伙。他們作戰勇敢、造反堅決，但有多大能耐就敢干出多大傷天害理的罪行。使其名震長沙的是電力俱樂部事件。即他們濫捕對立面（高司派）群眾，在該俱樂部內對其非法關押、私刑拷打，特別對其中的婦女更是施行慘無人道的性侵害，其細節令人髮指。東風近衛軍參加過省無聯初期的數次活動，也提出過參加省無聯的申請，甚至謀得過職位；但隨着電力俱樂部事件事發，其活動範圍急劇縮小，至省無聯垮台時已不知所終。但其給省無聯造成的惡劣影響已難消除， 長沙青年的發起者和基本隊伍是中央7.27表態導致高司失勢及其盟友公檢法奪權委員會瓦解後脫離看管的長橋農場勞教人員，後有一批知識青年和社會閒散人員加入，成分複雜。其負責人中有兩名1960年代中期的高中畢業生：李良（十一中）、石惠澤（師院附中）。二人均為高級知識分子子弟，因“出身不好”未考上大學後心生不滿，欲北上越境投奔蘇聯，被抓回後投入勞教。李、石二人均有頭腦、善辭說，參加過湘派初期的幾次會議，發言分析形勢頭頭是道，據說很得周國輝的欣賞，但井岡山卻恥於與之為伍。 如果說，李、石的遭遇尚令人扼腕，長沙青年的司令夏菊初的人生旅程卻實難使人同情。夏以一個街頭小混混練成扒竊高手，並以此被送往長橋勞教。夏司令在短短的造反生涯中幹了兩件大事：一是帶頭殘害農場的一名未能及時逃脫的管教幹部使其致死；二是率隊參加解放路武鬥時用高射機槍發射照明彈引起湘繡大樓起火造成救火人員死傷。對此建設不足、破壞有餘之輩，廣大群眾全無好感，因此當47軍於10月末以武力取締長沙青年，隨之將夏菊初處以極刑時，未引起任何社會震動（長沙青年的殘餘分子有過劫法場的議論，不過是說說而已）。 以上兩組織支持省無聯原不為怪，但其與革命實難沾邊；省無聯對其未能表明態度、及時切割，實為失策。大雜燴之說一出，只能有口難辯。 省無聯在何處失足 省無聯最大的本錢是造反早、功勞大，如今被扣上頂其丑無比的大帽子自然委屈。可細心讀者從前文中當可體會到，省無聯落到如此境地完全是咎由自取。下面我們再總其大要，看看省無聯是在何處失足。 省無聯的核心組織均崛起於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時，緊跟毛澤東“造反有理”“炮打司令部”、搞“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直到“武裝左派”、文攻武衛、文革變“武革”，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大道上一路狂奔。可經過7、8、9三個月的急風暴雨，特別是武漢“7.20事件”，毛澤東發現自己已經打開了一隻潘多拉魔盒：造反派如脫韁野馬不受駕馭，被視為無產階級專政柱石的軍隊卻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極為牴觸。作為現實政治家的毛澤東意識到了“大好形勢”掩蓋下的潛在危險，決定軟着陸。特別是在“揪劉火線”將劉少奇事實上打倒後，毛澤東“從大亂走向大治”的急切心情已溢於言表。他發出“現在論到小將們犯錯誤了”的警告，指出“沒有必要一定要分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整肅王、關、戚，等等，都是明白無誤的信號。而“八·十”決定只將“左派”桂冠授予“工聯”，尤說明控制局面的實力比造反精神更為高層所看重。 當然，毛澤東此舉可能事出無奈，被動選擇多於主動抉擇，從此期間他吟誦的晚唐羅隱詩句“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中便可窺見其心跡。然而，主動也好，被動也罷，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偉大戰略部署一旦出台，各路人馬便只有緊跟的義務、落實的責任。可省無聯一幫人卻或受政治權力的誘惑、或受極左思潮的驅使，偏要對其隨意解釋另搞一套，如前文所述楊曦光認為毛澤東在中央與對手的妥協並不影響造反派在基層的單兵突進；周國輝則結合省無聯的遭遇援引貴州411、黑龍江炮轟派、天工8.25的例子論證當時有類似“二月逆流”的“十月逆流”，因此要與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堅決鬥爭；張玉綱認為湖南的形勢是反攻在即且“反攻是一個長過程”，省無聯自然還大有可為。雖說都自認為言之成理，但實際上都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 但是，省無聯的作為若僅限於此，充其量也不過是“干擾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其結局不會比同期的遼大8.31或稍後的天津大聯籌更差——前者被中央拿下桀驁不馴的張祥久、換上相對聽話的張治國後照樣進革命委員會；後者被揪出一大批“一小撮壞頭頭”後被灰溜溜擠到了大聯合、三結合的後排——何至於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而截至1967年底，中央學習班也確實沒有放棄對不聽話的省無聯的爭取，希望他們“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12月下旬，已在北京參加學習班的紅斗向周恩來建議省無聯應派人來京進學習班，周表示“只要省無聯不在湖南搞分裂，可以來京學習”；主持學習班的47軍副政委李振軍即向紅斗、李仲昆索要擬來京人員名單，但李卻虛與委蛇並指示何建國：到北京就回不去了，千萬不要來； 省無聯合法化前景的閃現，使形勢似乎有了好轉的可能；但隨着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張玉綱的《我們的綱領》等一批文章文件及周國輝的多次演講錄音被華國鋒、鄭波（47軍副軍長）送往北京，局勢陡變； 1968年1月2日，周恩來在北京接見由中央舉辦的武裝幹部學習班的學員，聽取了鄭波關於省無聯情況的匯報，並審閱了有關材料，當即做出批判省無聯的指示；是夜，胡勇將有關情況電告長沙，引起了省無聯內部的混亂； 1月12日，省無聯常委在紅旗軍總部開會，決定拒赴北京學習班，次日又擬組織赴京匯報團；但此前紅中會的申學崧、湯建平等人已被47軍用飛機送往北京，加上第一批（10月上旬）赴京的李昆明，紅中會的領導核心和總部骨幹已基本離開長沙；隨之，禁不住誘惑的東方紅總部劉定安也有意赴京； 1月16日，湘江風雷“接管委員會”組織赴京代表團，妄圖接回張家政、李仲昆，但此舉純屬痴心妄想； 1月19日，在紅旗軍總部再次召開省無聯常委擴大會，紅旗軍等對東方紅總部決定赴京參加學習班表示不滿，畢健持此態度的理由不難理解：北京學習班雖然對省無聯敞開了大門，但其總部不為中央承認的紅旗軍仍被拒絕入內； 1月20日，與周國輝私交甚篤的謝若冰自北京打來電話，密告將有大難臨頭。 面對省革籌參加北京學習班的邀請，東方紅總部撐不住了，決心與反革命分子劃清界限。1月20日晚，東方紅總部謝國凡帶人去一中抓楊曦光（因楊已去農村搞社會調查，未果），路遇對形勢已有清醒估計的周國輝，周對其行動頗不以為然並預言“現在是鎮壓造反派的開始”。 當此風聲緊，雨意濃，天低雲暗之際，戰意與鬥志均大為下降的東方紅總部於1月21日召開支隊長會議，商議退出省無聯。但被聞訊趕來的李萬翠、陳煥勤（虎山行）、傅蘆生攪局，未形成最後決議。 1月22日，參加北京學習班的省無聯常委單位碰頭商討對策，眼見大勢已去的紅中會總勤務站成員申學崧、李昆明、湯建平宣布紅中會退出省無聯；但在長沙主持日常工作的吳春林等卻異想天開地串聯其他組織對省無聯實行“接管”，以實現與周國輝、楊曦光、張玉綱的切割，全身免禍。 同日，周國輝在燎原電影院為一位在武鬥中陣亡的知青舉行的追悼會上發表最後一次公開演講，聲稱“唯有新興的無產者才有未來”，要“打倒官僚主義者階級”“實現財產權力再分配”，隨後便銷聲匿跡，直到半個月後在岳陽被捕；而省無聯也開始了其最後旅程。 1月24日，省無聯舉行了最後一次常委會，主持會議的是那位即令打出白旗也無人受降的紅旗軍司令畢健。 畢健開宗明義：今天就省無聯如何搞下去，搞不搞？（大家）提意見。 紅旗內燃機配件廠東方紅戰團的傅蘆生倒是嘴硬：我們現在是需要鬥爭，不能解散，解散就是否定自己的過去，日子就不好過，現在就是要頂過來…… 退出省無聯未果的東方紅總部唐志明則遮遮掩掩：我們的錯誤，不能向工聯，向黑三線人物作檢討，只能對內作檢查，打省無聯實際上是進行資產階級復辟的打算，省無聯應重新發出自己的聲明，重申自己的政治主張…… 出席會議的紅中會代表則透露了北京學習班內的緊張：昨天在北京的三個同學來電認為要在中央將接見前退出省無聯。在家的同志昨晚開會一致（表示）不退出，要把省無聯干到底，如果中央政治局作出了解散無聯的決定再確定退…… 省直聯則對坐而論道十分不耐煩：下午會議不能再繼續，應該按昨天的決定繼續開展工作，外面現在沒有一點東西（大字報、標語），赴京代表團要抓起來。 畢健、唐志明都提出要組織材料，準備28號去北京向中央匯報。 但是，沒有時間了，既沒有“鬥爭”的時間，也沒有“檢討”的時間了：就在當天晚上，自毛澤東、林彪以下的中央大員悉數到場，共同宣布了省無聯的死刑。 康生痛批省無聯理論家 1967年1月24日，由康生唱主角的中央解決省無聯問題的壓軸戲開場，重點點名批判周國輝、張玉綱、楊曦光。 三人中拋頭露面最多的是周國輝，他四出作報告，舌上生風、快活異常。但周老兄是一線指揮員，面對的多為普羅大眾，故上講台時不能與張、楊切磋時那樣捧着本《資本論》，只能說些“警惕走資派挑動群眾斗群眾”一類的大白話或危言聳聽地提醒聽眾當心“十月逆流”得逞而“受二遍苦、遭二茬罪”；以便引起台下“千百萬人頭落地”的恐怖聯想，故分貝雖高，但皆是“造反八股”，新意不足；康生也懶得與其“擺事實、講道理”，只是操其慣用的無中生有之伎倆搞“階級分析”，在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上做文章，說他“孤兒不孤”，背後有個“陳老師”。於是乎省革籌揪出了湖大講師陳光烈。 張玉綱獲罪主要是寫了一篇《我們的綱領》，以尺幅之文作宏大敘事，從馬克思的“砸碎舊的國家機器”到列寧的“改組工農檢察院”，再到蘇共二十大後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面臨的“現實嚴重挑戰”，再到特權階級出現和生產關係部分變質，再到“第三里程碑”，再到林副主席10.24講話，再到敬愛的江青同志11.12指示，再到“謝氏轟章”；先歷史後現實、先國際後國內、先中央後地方；簡明扼要、條理分明，甲乙丙丁、一二三四，十分便利康老逐條批判。今日視之，這篇工科大學生寫就的《綱領》難稱傑構，但不乏思想閃光卻是事實。如其注意到列寧的《改組工農檢察院》這一在其晚年思想中有重要地位且事關日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生活和政權建設的文章與文革的關係，就確屬卓見。倒是康生的批判既無水平亦無風度，與其理論家的身份極不相符，以至楊曦光稱其是“不折不扣的大黨閥，不講道理，仗勢欺人，殘酷無情”。特別令人費解的是康生對國際共運面臨“現實嚴重挑戰”說法的特別反感——因為當時和日後的歷史提供的這方面證明多而又多，不然毛澤東發動文革幹什麼？然而，在當年的中國，這類事關黨變修、國變色，民族前途、人類命運的大事，只能在政治局裡討論；只有康生一流的理論權威才有發言權，小民焉得妄議？張玉綱既然不願老老實實當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而要亂說亂動，就只好派他去當反革命。 也許是三人中只有張玉綱背後沒能揪出黑手導致“階級分析”失靈令康生不爽，他便捎帶拋出了與省無聯無任何牽連瓜葛、但在張的中南礦冶學院任黨委書記的林納，稱這位與自己在第三國際共過事的老資格女共產黨員是“蘇修特務”，林隨即自殺。可後來礦院為了給林做結論而多次赴京希望能找對林知根知底的黨中央副主席取證時，康辦卻不置一詞且拒不接見——當然，這是後話。 然而，相對於周、張二位，楊曦光及其《中國向何處去》等文章激起了康生更強烈的“無產階級義憤”。 《中國向何處去》本是一篇徵求意見稿，印數不多，16開油印，半幅正文半幅留白，以供讀者批註，其發出時間為1968年1月12日。此時中央對省無聯已有定性，但《中國向何處去》卻為其墓碑填上了最後也是最大的一筐土。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確是一篇刺眼的奇文：首先，他較早猜測到了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終極目標是實現烏托邦之夢、建立人間天國，“五七指示”即其藍本（這為“鬥批改”中層出不窮的新生事物和毛澤東1975年“關於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談話”所證實）；其次，他比其他人更關注當時的某些社會（非政治）現象，合同工、下鄉知青這些從不入主流造反派法眼的問題均被他視為制度缺陷的表現。康生就對楊曦光在知青中的影響十分警惕，因其所寫《知識青年運動考察報告》實在有煽動草根階級反抗現存制度的嫌疑；更重要的是楊結合“九評”中對當時蘇聯社會性質的分析，將毛澤東六十年代的某些論斷和提法及列寧十月革命勝利後發現《國家與革命》的教條失靈而採取的權宜之舉推向極端來論證文革的必要性。如楊認為文革前中國同蘇聯一樣存在一個特權階層控制的國家機器（即毛澤東所說的“官僚主義者階級”），因而要“重新組織階級隊伍”開展奪權 鬥爭。為此，必須“砸碎舊的國家機器”，“重新建黨”、“重新建軍”、“重新建國”。但不經意間楊曦光越過了毛澤東容忍的底線，如周恩來預見的那樣“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因為文革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占統治地位”是文革得以發動的基本前提，任何“砸碎”、“重建”之舉都只能是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反革命舉動。也許楊曦光只向前多走了一步，但他沒有意識這一步有可能導致共產黨統治合法性的危機、將共產黨幾十年奮鬥的成果化為烏有。 沒有理由懷疑當年的楊曦光及其同道對毛主席近乎狂熱的忠誠，從他們在重壓之下仍驕傲地宣稱自己“是響噹噹的毛林派”中甚至可以讀出屈原式的耿耿孤忠。但是，在現實政治中客觀效果遠比主觀動機更具說服力；楊曦光心中的“省無聯”是靖難勤王的義師，康生、陳伯達眼裡的“省無聯”卻是吳王劉濞“東帝自為”式的反賊。於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利劍高高舉起，沒有懷沙自沉機會的楊曦光們只能去坐牢。 劫後餘波 覆巢之下無完卵。時窮節乃見。1.24接見的重壓使省無聯傾刻瓦解，追逐權力的現實主義者與以筆為旗的理想主義者各依其本色對災難作出了反應。 1月24日晚，幾乎與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的接見同步，一個來路不明的接管委員會宣布接管省無聯，宣布開除並拘留省直聯的孫君森、高校風雷的周國輝，礦冶井岡山的張玉綱，《我們的綱領》作廢；並宣稱省無聯大方向是正確的。隨之，省無聯工總、紅工會、紅旗軍、紅中會、紅導彈、虎山行等組織又發表口徑不一甚至互相矛盾的聲明，說《湘江評論》不是省無聯機關報，而是由高校風雷、礦冶井岡山公社和紅中會三家所辦；《我們的綱領》是礦冶井岡山公社張玉綱一人所寫，《中國何處去》是楊曦光的個人創作，均不代表省無聯，惟對大方向正確與否，已不再提。然而，此等表白和辯解徒增話柄：所欲“拘留”之人，均系長期以來省無聯要保護之革命小將，今日卻要捉去見官，如何忍心下手？且在孫、周、張（包括楊曦光）早已在逃後方宣布拘留，這到底是在演華容道還是在演捉放曹？《綱領》既然系個人行為，又何需省無聯來宣布作廢？縛蒼龍戰團《為‘我們的綱領’叫好》的大字報日前才上街，如今墨跡未乾，這“廢”又如何作得了？辦《湘江評論》乃1967年10月19日省無聯常委會的決定，不稱“機關報”而稱“湘江評論編輯部主辦”是此次常委會的欲蓋彌彰之舉；此事不提也罷，若非要在這大難臨頭之際出頭撇清，豈非“此地無銀”，越描越黑？至於說《中國向何處去》系楊曦光一人所為，倒是事實。劉定安、畢健、李萬翠幾位斷無興趣與能力去與楊曦光一道搬厚如磚塊的馬列大部頭，搞“新思潮”理論建設。然而，楊氏“砸碎舊的國家機器”、“財產權力再分配”的思想，已經周國輝在其報告中多次公開宣示，你等為何不但不表反對反而時不時鸚鵡學舌？此時再想劃清界限，是不是遲了點？ 幾紙示弱求饒的聲明飄落於初春街頭的泥濘之後，省無聯即作星散。與此同時，幾支勢不能穿魯縞之響箭亦從暗處射出： 1月27日，《湘江評論》第五期（油印版）在六中出版，隨即貼上街頭。頑固對抗中央“1.24”指示，發表《告革命讀者書》、《評黎、華、章牌“群眾專政”》、《芙蓉國里盡朝暉——省無聯戰旗不倒》、《把省無聯的戰旗扛到底（代關於時局的聲明）》等四篇文章，礦冶井岡山公社在絕望中仍發出“省無聯的革命原則是決不能背棄的，她代表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的叫囂——真如工聯的批判文章所言：“反革命野心至死不變”； 2月1日，楊曦光在一封信中咒罵“康生是不折不扣的大黨閥”，“我們的敵人不只周恩來，還有一幫大大小小的官僚”； 2月4日，高校風雷又拋出了《討2.4批示檄》、《資產階級司令部為何老是匆匆忙忙跳出來》兩份傳單，堅持既有立場，對抗1.24指示，繼續炮打周恩來； 2月5日，楊曦光、劉小兵等六名奪軍權成員發表《關於目前時局的嚴重聲明》，繼續鼓吹“新思潮”，堅持“把省無聯大旗打下去”，要“打倒中國最大的黨閥——康生”。 凡此持凌厲之氣強項橫行者，無非是把“1.24接見”比作“2.4批示”，將省無聯比作湘江風雷，妄想又來一個“7、8、9三個月”，倒轉乾坤、收拾山河。然而，無物不變、一切皆流，人不能兩次涉入同一河水，連偉大領袖都感到“運去英雄不自由”，爾等想靠幾套花拳繡腿擋住轟然碾過的政治車輪，豈非痴心妄想？ 眼見殘灰餘燼，點點星火已無燃成燎原烈焰之可能，出逃在外的楊曦光迅速放棄了“五更寒夜過去，便是陽光燦爛的春天”（高校風雷《討2.4批示檄》）的幻想，開始考慮鬥爭的長期性：“我們的鬥爭是長期的，目前還處在極低級階段，應該肯定這場革命要二十年以上”，而之所以如此，一是“毛主席目前在中央仍舊是少數”，“現在中國真正掌握了毛澤東主義的人很少，在列寧逝世以後，思想界幾乎僵化……毛澤東主義是一九六二年才逐漸發展起來的”；二是新思潮還不成熟，而“命運迫使新思潮過早投入戰鬥”，因此“新思潮的出現致使敵人空前的瘋狂，就是從反面雄辯地證明了新思潮打中了新生資產階級的要害。但是另一方面敵人的大規模鎮壓能夠得逞還因為新思潮沒有變成新生資產階級的對立面——工人階級自己的戰鬥的學說”，故當今之急務，已不是恢復省無聯，而是要坐下來“詳細地占有材料，認真分析解放十八年來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情況，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家政權機構，上層建築的演變情況，”“要分析十幾年來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過程中有哪些新東西產生了，哪些東西滅亡了，這就要不割斷歷史，不要以為中國社會從來就是如此，比如高薪制度以前就是沒有的，中國共產黨內在解放前就沒有一個被人稱為‘大腦殼’的階層”，“沒有具體分析在今天中國工人階級的狀況和歷史使命，沒有具體分析新生資產階級怎樣把廠礦企業變成新的國家資本主義企業，新的資產階級怎樣產生，工人階級頭上的吸血鬼怎樣從工人身上吸走利潤等等。”因為“現在新思潮能否發展和鞏固的要害就在於從工人階級切身利益出發，從分析工廠的現生產關係（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產品分配權和人與人的關係）出發，把新思潮從知識分子的空想變成無產階級革命的戰鬥的自己的學說”，“新思潮一定要堅持自己的陣地和發展自己的陣地，沒有革命的理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肯定會半途而廢，單純地炮轟XXX根本不能將革命進行到底”。對於新思潮能夠掌握群眾，對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能夠取得最後勝利，楊曦光自信滿滿，他高傲地宣稱（模仿方志敏烈士）： 官僚們只能砍下我們的頭顱， 決不能動搖我們崇高的信仰， 因為我們信仰的毛澤東主義， 乃是世界革命的真理！ 顯然，在楊曦光眼中，“新思潮”即是“毛澤東主義”。 楊曦光直到進監獄仍以為自己是毛澤東的曠世知音，如果他知道這位知音也罵省無聯是“反革命大雜燴”（1968年7月27日接見五大領袖），斥省無聯為“極左”（1969年6月28日接見黎原、華國鋒），其心中會是如何況味？ 1980年代初，楊曦光、周國輝、張玉綱等省無聯案犯先後對案情不服而提出申訴。此時的中國政局正值又一次變動之中，最早給楊曦光等扣上反革命帽子的華國鋒離開了中央領導崗位，楊曦光的父親楊第甫這位人脈甚廣的老幹部獲平反後擔任了湖南省政協副主席。很快，曾志、帥夢奇等湘籍老人開始注意“湖南那幾個學生”的問題。總書記胡耀邦將楊曦光等人的申訴材料批交法院重新審理。1981年，根據最高法院的指示，湖南高院覆審省無聯案，除畢健等個別人犯有其他罪行維持原判外，其餘人全部宣告無罪。湖南省委也宣布將省無聯定性為“反革命大雜燴”是錯誤的，予以收回。如此落實政策的路數，看似與此前為紅色政權保衛軍、高司平反並無不同，可實際效果卻有微妙差別：省無聯的幾位獲平反思想型造反派身後總拖着一條似有似無的尾巴。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關鍵在於1.24接見。蓋紅色政權保衛軍、高司之遭難，一因《紅旗》社論點名，一因《8.10決定》有關條文，故只要將其收回，組織與其負責人（唐德元、劉愛華，占先禮、王占宗）的平反便是二而一的事。但1.24接見在給省無聯扣上“反革命大雜燴”的帽子之外，還對楊曦光、周國輝、張玉綱逐一點名、嚴加批判；如今雖是平反，卻是眉毛鬍子一把抓，對點名批判一事刻意迴避、不做是非判斷，其給被批判者留下陰影，便不難理解了。好在如此略顯曖昧的平反已不妨礙當事人恢復正常生活。 直到2005年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即楊曦光）去世，坊間傳出有禮部行文（或雲電話通知），要求主流媒體對此不發消息，對楊的生平及學術成就均不予置評；其他報章雜誌可介紹其經濟學研究成果，但不准涉及其對當代中國政治社會問題（如土地私有化）的看法、亦不得提及其文革中的言論行動。 —————————————————————————————————— 【爭鳴】 聞佳是我上中學——師大女附中時的同班同學，她在文革中的悲慘遭遇，至今是我初三四班同學們心中的痛。2003年我曾經為了搞清聞佳的冤情，採訪過她的舅舅，並整理了一個文字材料，後來發在博客上；在我校一次校慶聚會時，我班同學為了聞佳的事開會討論過如何幫助她為她捐款，還考慮能否為她申請國家賠償，當時只是因為她在京親人的婉言謝絕而暫時作罷。近日，讀了電子雜誌《記憶》49期，其中有一篇署名童話的文章《師大女附中學生聞佳的文革冤案》，我們應該感謝這位朋友對聞佳命運的同情與關注，文章前面對事件的敘述是清楚可信的，但是其中有一段文字，讓人很驚詫，讓我這個很久都不碼字的人又不得不拿起筆。 童話在該文章中說到：文革史專家、《文革受難者》的作者王友琴女士，在二〇〇四年《顧文選》一文中提到了聞佳的遭遇：“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聞佳十六歲的時候，被同班的紅衛兵稱作狗崽子，在教室里遭到鬥爭。她的同學動手打她，她的眼鏡被打碎。”這一段文字是如此言之鑿鑿，時間、地點皆備，還提到了聞佳的眼鏡被打碎的細節。好像王友琴就在現場，或者直接採訪了當時的目擊知情者。作為同班同學，我們當時大部分時間朝夕相處。從1966年文革發動，到1968年分配，中間除了大串聯、軍訓，我們各自參與一些學生組織……同學們在一起的時間不算少。在我和許多同學的記憶里，在這兩年多的時間裡，我們班並沒有發生過同學批鬥老師，或者批鬥同學的事件，而且也沒有同學被稱作什麼狗崽子，當然也包括聞佳。這一點我想我們初三四班所有還健在的同學都可以作證。不過在極左思潮“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對聯的影響下，同學難免會自己對號入座，出身不好的自然有心理壓力。 前不久我們班同學集體過六十歲生日，我們可敬的班主任金元老師也參加了。她在與我交談時說，她看到一篇寫聞佳的文章（即上述童話文）。她當時十分激動地對我說，這篇文章說得不符合事實，咱們班哪裡批鬥過聞佳，更沒有打過她啊，這不是胡說嗎？我們不禁要問王友琴，她所說的聞佳被同班紅衛兵同學批鬥挨打的說法從何而來？ 王友琴是我們的校友，她寫了許多文字記述了文革中的受難者，我很敬佩她的執着，她的人文關懷以及對社會的責任心。但是她對聞佳一事的那段敘述讓我很疑惑，她在說聞佳的同班同學如何批鬥打了她時，至少應該問一下聞佳的同班同學，問一下我們這些當事人吧？大概在2006年，我母親生病在床時，我曾接到過她從美國打來的電話，她在電話里與我交談了許久，主要說卞校長的死，其中也問到聞佳的事情。我說對聞佳的事我採訪了她的舅舅，我會把寫的材料發給她。當時她並沒有問過聞佳在班裡是不是被同學們批鬥或者挨打的事情。如果她這段文字寫在與我通電話之前，她完全可以再向我核實一下情況，如果是在與我通電話之後，那她又是聽誰說的，為什麼不再落實一下？ 為了解惑，我又查找出王友琴《顧文選》的原文，看她在原文中是如何敘述聞佳冤案的。其中她說聞佳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初三的學生，後來被判18（20）年徒刑，這個沒錯。但又說：“在聞佳被捕前，在1968年底的寒冷的冬天，因為她的父母的‘問題’，她無家可歸，只好在一個廢棄的廁所里安身，並且準備在那裡絕食而死……”接着就說：“在1966年夏天，聞佳16歲的時候，她被同班的紅衛兵當作‘狗崽子’‘鬥爭’。在‘鬥爭會’上，她站在教室前面，有人動手打她，她的眼鏡被打落在地。”之後是：“她和她的母親被驅逐出門，他們的東西都被砸壞或者沒收……”以上所述大都不附合事實。第一，說她因為父母問題無家可歸，這個並不存在，因為聞佳原本從上中學就住在她的舅舅家，她的母親一直在重慶老家。第二，正如文前所述，1966年夏天並沒發生過她被同班的紅衛兵當作“狗崽子”“鬥爭”的事情。第三，因為聞佳的母親一直在老家重慶，也就根本不存在“她和她的母親被驅逐出門，他們的東西都被砸壞或者沒收”的事情。第四，當時我班戴眼睛的同學屈指可數，聞佳並不在其中。如此，不戴眼鏡的她拿什麼讓人“打落在地”？這不能不讓人佩服筆者的想象力和編造水平。 關於聞佳的蒙難入獄，她舅舅後來從西城區法院苗清仲廳長（苗在後來重新審理聞佳的案件時非常同情聞佳）那裡了解到了一些情況：原來聞佳是因為對上山下鄉不理解，說我什麼農活也不會，到農村怎麼養活自己啊。被人抓住說她從思想上不願意上山下鄉，就是反對上山下鄉，反對上山下鄉就是反對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反對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就這樣上綱上線，批判她（這個批判應該是在我班大部分同學都分配後發生的，也就是1968年，而不是1966年夏）。她舅舅不知道她在學校挨批，她本來思想上壓力就很大，回到家裡舅舅舅媽也勸她還是要上山下鄉，就這樣兩頭擠她，她覺得沒路可走，就跑到學校自殺，才發生了以後一系列的事。 她舅舅還說：她的遭遇和她父親的悲慘身世有關。解放初，聞佳父親在當時只是一個家庭出身地主的學生，開始在機場當過文書，後來在糧店工作，本人什麼問題也沒有。在鄉下上學時同學裡有矛盾，在肅反時有人陷害他，把他從工作單位抓回去，在槍斃肅反對象時把他拉去陪綁，結果把他也打死了。既然死了就把他就當成惡霸地主了。直到三中全會以後才給他平反。但是這之前家裡一直背着這個黑鍋。聞佳的母親實在太苦了，當時丈夫冤死，自己又成了反革命家屬，她獨自帶着一兒一女，生活非常困難。找不到工作，後來向有關方面反映，才到一所中學工作。為了幫助她，聞佳的舅舅就把聞佳和她的哥哥一起接到北京上學，就住在聞佳舅舅家。聞佳的母親後來改嫁，不久又離婚。 在後來西城法院宣判她無罪釋放的文件里說：“本案經本院再審查明：被告聞佳及其親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衝擊，聞佳精神失常。將其在精神不正常情況下言行認定為反革命罪而判處重刑是錯誤的，應予糾正。”也就是在聞佳不理解上山下鄉自殺及寫出反標時她的精神已經失常。話說回來，即使精神正常情況下，在文革中所謂的反動言行，在文革被徹底否定後也就不能成立，更何況一個精神失常的人。現在看當時對聞佳判決的錯誤是雙重的。 無論是不是專家，對文革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的調查與追憶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一切結論應該是以事實為依據，一切歷史的記錄都應該以真實為原則，如果連這一點最起碼的都作不到，那所作分析又如何讓人置信。 童話可以說，這不是我說的，是王友琴說的。但是從童話的文字看，她已經確認聞佳的同班同學是迫害聞佳的罪魁之一了。她說，她在《為無告的聞佳》一文中提到的：“誰是一九六六年她同班的紅衛兵？”被認為是最有力的文字之一。大有將聞佳同班的紅衛兵同學推上審判席的架勢。而童話此文所附的一張照片，卻與她的說法相矛盾——這是一張我們班與幾位開赴黑龍江兵團的同學在學校門口的留影，時間是1967年月12月。聞佳就在其中。如果說聞佳被打成狗崽子挨批鬥，又怎麼可能和同學們親密地一起拍照呢？那天我們還到民族文化宮門前拍了照，這些照片除了證明聞佳和同班同學關係融洽之外，什麼也證明不了。我估計，童話的照片也是來自我們班的博客。 徹底否定文革，否定紅衛兵運動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天下不存在着這樣的邏輯：因為紅衛兵當時施暴搞打砸搶，製造了紅色恐怖，所以文革中的全部災難都來自紅衛兵。事實早已證明了這一說法的荒謬。 有關聞佳的文字，請見我班博客： http://a66chu43.blog.sohu.com/64861100.html http://a66chu43.blog.sohu.com/70936852.html 2010-5-24 —————————————————————————————————— 【爭鳴】 師大女附中文革初期的“校長之死”一向是網絡上的熱點話題，近日電子雜誌《記憶》首次邀請女附中五位1966屆初/高中生做訪談，包括被認為是文革符號的宋彬彬，再次引發激烈爭論。關於施暴者身份的界定，成為焦點。雖然爭論看上去並不能真正聚焦，但大致仍可歸納為三種： 一、1966年7月30日工作組撤離師大女附中到8·5事件發生時，劉進、宋彬彬稱，她們沒有牽頭成立紅衛兵組織；發起、組織游斗校領導並暴力致使卞校長死亡的高一部分學生，當時也不具紅衛兵身份。因而，校長之死是在校園處於無政府狀態下發生的極端事件。 二、《記憶》49期頭條《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是什麼時候成立的？》一文中，作者朗鈞抄錄了鄧榕回憶錄中記述7月29日“代表紅衛兵”參加人大會堂大會的內容等三條，及高二學生陶洛誦2007年“證詞”中，提到8月1日隨軍訓學生從邢臺回校，學校已有了紅衛兵的相關內容。作者認為，8月1日以前該校已經成立了紅衛兵，8·5那天是紅衛兵打死了校長。 三、曾發表過著名評論文章《醜陋的老三屆》一文的劉雙先生，在《是聖殿，還是廢墟？》一文中針對師大女附中文革初期校長之死，提出了最直接的兇手並不是“紅五類”子弟（當然就不會是紅衛兵）的觀點： 1966年8月5日。北京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芸女士被本學校的學生活活打死。這是文化大革命中發生在北京中學校園的第一起命案。“卞仲芸之死”早已成為海外文革研究人員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一個熱點專題。但是，在有關文章中，似乎有意或無意地迴避了一個事實：慘案發生在紅八月。但是致死人命最直接的兇手並不是“紅五類”子弟。卞仲芸女士的孩子告訴我們，據他們事後了解，當時打她母親最狠，下手最毒的是“黑五類”子弟。卞仲芸夫婦都是四十年代入黨的中共黨員。她的丈夫曾一度認為：這是一起借文化大革命之機，進行階級報復的典型案例。（網上見於2007-8-4 13:02，詳見“黑藍論壇”： http://www.heilan.com/forum/viewthread.php?tid=936&extra=page%3D1%26amp%3Borderby%3Dviews&page=1 ） 這三種說法，哪個更接近真相呢？ —————————————————————————————————— 【一瓣心香】 1946年3月的一個夜晚。重慶近郊化龍橋紅岩嘴山崗上。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組召開的一次新民主主義青年社（當時中共在陪都青年學生中建立的一個秘密外圍組織）核心組成員的重要會議結束了。按照南方局的要求，學運領袖們必須結伴返回學校以防不測。中央大學的兩個男女學生被安排在一組，兩人走出紅岩辦事處房門，一眼就看到皎潔的明月高掛夜空。走在下山的小路上，男學生說：“看月亮的樣子，我的生日快到了。”女學生問：“你是哪天生？”男生說：“按農曆我的生日是三個二：二月二十二。”女生笑了：“真巧，我也是這一天。你是哪一年？”男生答：“甲子年，就是1924年。”女生簡直笑出聲來了：“那就更巧了，我們原來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啊！我讀初中時有個同班女同學王俊，我跟她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想不到又碰到了第二個。” 這個男生叫胡甫臣，女生叫尹儀南（即尹慧珉）。以後兩人成了夫妻。 這個故事，我是在胡甫臣老人的回憶文章里看到的。 我在為供職的《紅岩春秋》雜誌組稿時與胡、尹二老建立了聯繫。那時二老都已離休，胡老原任中國工人出版社社長、總編、黨組書記；尹老雖也有相似的革命履歷，卻沒有做到那麼大的官，她的簡歷是： （左圖：尹慧珉遺像。） 兩位老共產黨人，當年反獨裁爭民主的學生領袖，離休後都在反思歷史中加入到了“兩頭真”（或曰“黨內民主派”）的行列，他們都在八十歲前後開始學用電腦寫作與上網，寫作的內容都以歷史回憶及反思為主，但文風有所不同，胡老的嚴肅沉穩，尹老的活潑清麗。儘管是老人了，尹老筆下還不時會蹦出幾句俏皮話。我常想，如果能把二老的文章編一合集，一定很有意思。我為《紅岩春秋》雜誌編發了他們好多篇稿子，胡老的較多（因他寫的在重慶上中學、大學時的一些經歷，特別是參加中共地下工作的經歷及有關南方局領導陪都學生運動的情況，正是雜誌需要的內容），但尹老的文章更有文采，我更愛讀。 尹老有一篇寫她祖母一輩女性（祖母、外祖母、舅祖母、姑祖母）的文章《久已逝去的一代人》，我就十分喜歡。她的祖父是清末的縣太爺，祖母則團結起她的外祖母、姑祖母、舅祖母，合力辦起了江西省第一個女子學校——南昌正蒙女校，把這個開新風氣的女子學校辦得頗有影響。文章里寫了長輩們辦學中的不少艱辛和趣聞，也寫了幾位長輩晚年時的變化，特別是祖母的變化，從一個勇於破舊立新的女傑變成了一個乖戾老人，甚至明趕暗算把外祖母趕出了家，造成全家長時間不和，給每個人的心上投下陰影。在文章最後尹老感慨道： 我常想：怎麼會這樣呢？是什麼使得兩個曾經志同道合、思想進步的好朋友竟變得勢不兩立、形同仇敵呢？當年那個生氣勃勃的創業者、那個鼓勵朋友掙脫禁錮的先進女性到哪裡去了？為什麼竟用自己殘餘的精力去摧殘當年的好友？…… 尹老另一篇《我和舅父賭頭顱》（寫於2003年3月15日）則更讓我印象深刻，曾向不少朋友推薦過。她寫到1947年在南京參加學生運動上了國民黨特務的黑名單，按組織要求轉移隱蔽，她去了在江西一個小鎮中學做校長的舅父家，並在該校任教。一次，她與舅父發生了爭執，舅父反對她又在學生中講政府貪污腐化，不同意她批評政府鎮壓學生運動，說政府有政府的難處，並且說：“你以為共產黨來了就兩樣了吧？告訴你，誰來了都一樣。他當了政，不貪污腐化，學生鬧事他不懲罰，我把頭割下來給你墊屁股！”她也賭氣回答：“決不會！共產黨有自己的理想，不是政客！如果真像你說的那樣，我也把頭割下來給你墊屁股！”兩人都賭了惡咒。 時間過去不到十年，正是五十年代初期氣象清明的時光，一次她妹妹去上海出差，順便拜訪住在上海的舅父。舅父對她妹妹說：“我現在最怕的是見你的姐姐了。我怕她要割我的頭呀！”並把當年賭頭顱的事情細講了一遍。他那時對共產黨確實心服口服，承認自己當年的話是錯的了。在文章最後，尹老寫道： 幾十年又過去了。現在我也垂老，甚至比他當年還老了。但這段久已忘卻的舊事，不知為什麼，卻又常常縈繞心頭。每當觸景生情，便時常想起舅父，而且心感慚愧。當然，現在我已並不“怕”他來討舊賬，因為他也早已懷抱困惑逝去多年了。 2006年7月11日，已經82歲高齡的尹老給朋友們發出郵件說：“我在外孫女的慫恿和幫助下，建立了一個博客，歡迎瀏覽，如有批評，更加感謝。” 我當即上她的博客《摘錄者尹大姐》去看了並去信告訴了她。7月14日她回信說：“謝謝你的閱讀。現在我寫東西很慢，畢竟年歲不饒人，勉力為之吧，最近我為《紅岩兒女》寫了篇讀後，附上，請指正。”《紅岩兒女》是幾位當年在國民黨統治區領導學生運動的離休幹部編寫的回憶錄集，其中寫到的許多人和事都是尹老熟悉的。 她在這篇讀後感中寫道：“在六十年後的今天回顧當年，我們這些年輕人或許是太天真、太理想化了。但是這卻是那時一代人的實實在在的現實。那時只能根據當時的現實來分辨是非善惡，選擇自己的道路。我們那時想的不都是勝利以後隨即來着手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嗎？在那時誰能想到在最終奪取了政權以後竟還有一個‘娜拉走後怎樣’的問題需要解決？那時人們讀馬列時或許連‘異化’二字也不甚注意，更別說是真正理解了。” 就在這天，她寫了篇博客文章《受害者·加害者·同路人——如何面對文化革命的歷史》，摘錄了《二十一世紀》2006年２月號發表的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教授、漢學家魏格林《如何面對文化革命的歷史》一文中的一些論述，發表感想說： 讀了此文後首先使我震撼的是，我確實從來沒有把我的國家和德國二戰中的納粹暴行聯想在一起。此時卻想起了許多事。忽然憶起文革結束周揚復出後在一次講話中檢查自己當年批判“人性論”時說的：“人性有什麼不好？總比獸性好嘛！”這話當然是從文革的經歷中有感而發，沒想到在批判了多年的“人性論”、“人道主義”以後，在文革中卻迎來了觸目皆是的“獸性”和“獸道主義”。誠然，我們這裡沒有奧斯威星的焚屍爐，在這裡，虐殺殘害的是自己同一民族的同胞。但是，虐殺殘害自己的同胞其獸性的程度究竟是更大還是稍小？虎毒不食兒嘛！以“革命”的名義吃掉革命的兒女，冠以“獸性”的帽子還算是客氣的。在文革中，吃人肉（不是大饑荒時的偷着吃，而是殺死“壞人”會餐），殺戮、挖坑活埋，滅絕“成份不好”的一家一族，叫他斷子絕孫，這些事決不是個別。至於戴高帽遊行、噴氣式、拳打腳踢、非法抓人、囚人，那更是司空見慣，不在話下了。為什麼在輝煌革命辭句充塞空氣中的時候人能公然做出這種事來，難道不是獸性麼？其根源何在，難道不值得“宜細不宜粗”地反思一下，或如這位外國學者所說的“討論”一下麼？ 魏格林這篇文章給我以啟發的第二條是她對文革中受害者、加害者、同路人關係的分析。確實，在很多人身上，這三者是三位一體的，只是每個人心中三者所占的分量有所不同而已。我反思自己在文革中的行為也是如此，既曾受害，也曾加害於人，由於嚴重的迷信，當然也入了同路人之列。再看看報章書刊上的某些回憶錄，聽聽周圍人們的言說，像作者所說的那種“突出自己的受害、迴避自己的加害”者，比比皆是。而且其中有些人並不是有意說謊，在他心裡這已經成為了一種思維定式，不認為是謊言，反認為是完全正確、符合事實的，所以他也不感覺到有什麼如作者所說的“矛盾”或“尷尬”。 特別是“同路人”這個問題值得討論。我想起把劉少奇開除出黨的事。這件事是經過“合法” 討論、舉手表決、正式作出決定的。大會表決的時候，不舉手的只有一個人，就是陳少敏同志；事後，公開反省自己當時的違心舉手並向陳少敏同志表示敬意的也只有一個人，是胡耀邦同志。其他人呢？可不可以理解為同路人？我想很多當事人不會同意。他們認為當時只是無奈，是必然要這麼作的。這也就是上面所說的那種“思維定式”。 魏格林的文章中還有一段話：“中國人自1840年以來一直把自己當作受害者來看，這是最不應該有的觀念。”這就順帶着越過文革，回頭從清末說起了。這令人立刻想到最近在《冰點》問題中抨擊袁偉時的那種高論。總是外國人不對，總是我們被欺負了，悲憤已極。至於義和團和慈禧幹了些什麼，那就是關起門來自家的事了。任由這樣一種習慣思維方式泛濫，豈不是要再演一出“火燒英代辦”嗎？ 文章最讓人驚警的是結束語中關於文革道德反思的那段話，大意是：“中國人向來是以道德高尚自傲的，現在卻失去了對自己高尚道德觀的自尊心，只能通過其物質方面的成績把自己突出起來。”這是給我們敲起了警鐘，能給我們敲起這種警鐘的人應當說是我們的諍友。事實上，文革給我們民族造成的最大、最難補救的損失就是道德上的損失，不作這方面的反思和補救就難保類似文革的災難不重來。讓我們再也不要遮遮掩掩，不要再瞞和騙，把真實敞開，力求補救和更新吧。（2006-7-14） 2006年7月31日，她寫來一封長信： 謝謝你撥暇讀了我的博客。其實我是一時興起被慫恿弄出這個東西來的，現在感到很費勁。年老之人，思維和手腳都很遲鈍了。曾經覺得有很多話想說，公開刊物又不願去爭取發表，現在文網很緊，害得編輯們也不同程度地患了過敏症，膽顫心驚地在那裡刪刪削削。不甘心被刪削，為自己這點小文章去爭論又覺得沒意思，再說我對這些編輯同志還是很同情的，所以這些年來就斷絕了這條路，偶有所得只堆在自己的電腦上，自得其樂，當然也不免寂寞。後來忽然“五柳村”發現了這裡有一支筆，拿了些去發表，我也算是有了一個小小的發泄渠道。現在又弄了這麼個博客，也是免得書空咄咄、自言自語的意思。弄了它，我本來希望至少每星期能發一篇的，現在看來難，只好拿些儲存在電腦里的舊貨來充數。既辦之，也不便立刻收場，姑且試試吧。 記得小時讀過一個小故事：一個小孩被老師督課甚嚴，一天要交一首詩。小孩寫詩發牢騷曰：“我又不是蠶子變，肚中哪得浪多絲。”（浪多、絲，都是吳音）當時我頗生共鳴。想不到年老了又自設枷鎖，也得變成蠶子了，不免自笑。 《讀〈紅岩兒女〉》你也看了。這篇東西我自己是不滿意的，吞吞吐吐。之所以寫成這樣，就是由於對自己和對我們這一代人當年的燦爛年華有割捨不了的“青春無悔”的情緒，又被四位同齡作者辛勤勞動的獻身精神所感動，很想寫出一篇能夠爭取公開發表的文章來做些宣傳，於是刪改又刪改，最後還是憋不住，寫了幾句不合分寸的話，只能發在網上了事。 我對自己這一代人的人生遭遇懷抱着很矛盾的心情。當年革命的心是真誠的，萬死不辭的，但是認識水平卻很低，很幼稚。現在被人稱作老革命，但革成這麼個樣子，還有何可說。正如瞿秋白詩所說：“枉拋心力作英雄！”這些就不必多說了。 何方的那篇回憶錄我也看過，寫得很清楚，條理分明，特別是對造反派的分析。我是從你的文章中才明確紅衛兵和造反派的區別的，在何的文章中他又給解剖了一個具體的麻雀。“老兵”不屬“三種人”，因而不影響仕途遷升！歷代皇朝的皇帝當然當然是要傳位給龍子龍孫的，但士之子恆為士，官之子恆為官，雖是當然事，畢竟不好明文規定，總也還有王子犯法與民同罪的說法來做遮羞布。我們的皇朝，想不到又進了一步。 …… 這封信寫得實在太長了，我也不知怎麼就寫了這麼囉唆的一大堆。記得你說過很願意和老胡和我接觸，有同齡人的感覺，這對我們是很大的褒獎。我們也是很希望能和年輕的人交流的，這次就也放任自己，犯如上所說的不愛惜讀者精力的過錯，來一次傾盆大雨吧。 慧珉 2006-7-31 這之後，我上尹老的博客，看到她一篇《兩首寫“水”的詩》： 讀朱熹《讀書有感二首》之一，使我聯想起胡適推崇的楊萬里的《桂源鋪絕句》。兩詩如下： 《讀書》： 昨夜江邊春水生，蒙沖巨艦一毛輕， 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桂源鋪》： 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 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 兩首都是寫水。前者是寫大水，一漲起來就可以讓“蒙沖巨艦”輕駛而過，用以喻作者讀書在艱苦思索而不得其意後豁然開朗時的舒展意境；後者寫的是一條小溪，喧鬧着衝出大山的阻攔，終於奔到坦途。看似單純寫景，其中亦自有寓意，讓每個讀者自己去體會。例如現在的我，就覺得那“萬山”竟就是對中宣部的寫照。 一條小溪，用“堂堂”二字形容它在奔突喧呼終於衝出萬山的包圍阻塞之後的情意，真是少見而絕妙。胡適欣賞這樣的詩，足見他也並不只是渾身平和，也有對激越抵抗的感情的愛好，所以能提出文學改良謅議並欣賞獨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也。（2006-2-20） 我在8月26日給胡老的信中說：“我又上尹老的博客去看了，看到尹老分析那兩首寫水的詩，說那‘萬山不許一溪奔’中的‘萬山’是中宣部，我忍不住笑起來。真是一針見血。”胡老將信給尹老看，尹老也笑了。 2007年4月23日，尹老發來她讀長篇小說《如焉》後的感想：《〈如焉〉人物散論》： 我原來是一個文學愛好者，喜讀小說。近年來卻讀得少了，其原因，是很有幾次慕名去讀幾位當紅作家的作品時感到失望，不愉快，有時甚至噁心，很難讀完篇。這裡面或許也有自己的偏見。 在近期讀到的不算多的小說中，我很喜歡“八本禁書”之一的《如焉》。喜歡它，是因為它直面當前的現實，當前的人和他們的思想。讀的時候，時常對我有所觸動。 她在分析書中各人物時，對衛老師有這樣一段分析： 還有一句話，是衛老師在臨終時寫的。對這句話，我想作一些自己的解讀。 衛老師是患非典死去的。據醫院方說，他在病中表現得很頑強，每天還勉力寫作，記下自己的思想。這些簡短文字都和留在醫院的遺物一起經過消毒交還家屬了。檢點那些遺下的紙張時，發現最後一天寫的那張已經歪扭難辨的是這樣幾個字：“不是的時候，他們說是，是的時候，他們又會說不是。”眾人不解。衛老師的妻子趙姨說：“你們只要將非典兩個字加進去，就可以都懂了。”眾人也就明白了。 小說這樣寫，似乎衛老師的這段遺言是針對治療過程的譴責了。確實，治療中是有問題，開始疏忽，在並未確診時就把他和疑似病人放在一起，很容易被傳染，去世時實際已是患非典了，卻又由於怕“影響不好”，“由院裡專家組一致作出結論定位”，說他患的是“慢性肺炎急性發作並發心衰”，並希望家屬理解，和醫院一起“為整個大局的穩定做出貢獻”。 這是典型的“中國式”的處理這類問題的辦法。但這是否就可以確定衛老師臨終這幾個字應當理解為僅僅是針對着治病過程呢？ 我想，重病治療，事關自己的生死，是人人都會重視的，做得不好，也會埋怨的。但是像衛老師那樣一個人，在臨終的時候，是不是除了病和死以外，還有着更深的憂思？ 這臨終寫的幾個字，引起了我更多的聯想。我們在幾十年來的生活中常常會碰到這樣的人和事：一個人本來是熱愛着祖國也熱愛着中國共產黨和它的領袖的，抱着這樣的熱愛敞開心扉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見，卻有人把這個“第二種忠誠”的熱愛說成是“反黨”甚至“反革命”了。他不是“反”，但人家說是“反”。後來他改正，“覺今是而昨非”，認為不能像當年那樣單純地看問題，應該看得複雜些深刻些了，就像衛老師“六十自賀”的那副對聯那樣：“涉水吟天問，揚天唱廣陵”。這時，他決絕了，“反”了過去那種盲目的熱愛，不願做懷抱冤屈始終忠貞投水自盡的屈原卻要做完全決絕的嵇康了，這時人家卻又不說他“反”了，而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在悼詞上給他以“熱愛”甚至更高的評價。這樣的事，我們在反胡風、反右、反右傾以及在此以前以後的許多運動中都見過。這層意思作者沒有寫，只讓趙姨作了一種表層的解釋，並讓眾人也同意。但是後來達摩他們又把這句話作為“斯衛絕筆”印在追思會的記念卡上，將其意義留給讀者自己去聯想，這確實使人感到有含蓄不盡之意。 2007年4月26日，她看了我的回信後給我來信，談到了她的一些往事： 何蜀兄： 來信收到，每次我有信或有作，都能很快得到你的反應，而且總有恰當的評說，給人以安慰，絕無魯迅所說的在荒漠中行走的寂寞之感了。 這次讀到“對衛老師臨終遺言的‘另類’分析，出人意外，令人折服”一句，我忍不住坐在電腦前哈哈大笑，聯想到上次你信中所說我對“萬山不許一溪奔”中“萬山”的比喻時的會心之笑，我想：“此人真敏銳，是把雞蛋裡的骨頭挑出來的能手，中宣部盡找些僵化的蠢人，如果把他找去做審讀，則我無寧日矣。”你以為如何？ 這篇文章我自己知道寫得並不好。我雖然從小就愛好文藝，長大算得個文學青年，後來編過副刊，又在文學所幹了十多年，按說對文學是個本行。但幾十年來寫的都是些遵命之作，而且是心甘情願地遵命的，有時還寫社論，甚至自認為是“代黨立言”呢。你可以想見寫的都是些什麼東西了。文革中被揪，我把在報上登過的文章全部抄了一份，自己先審查一番看有什麼出格之處，結果全部“純正”。我放了心，把這一大包存着，作抵抗侮辱之需。文革後此一大包已無用，我連捆包的繩子也不曾打開，全部扔進垃圾坑中，與臭魚爛菜同腐，為我那最能出活的二十年的中年劃了一個句號。言之痛心。 其實我當文學青年時寫的那些詩和小說雖然稚嫩，還是有點希望的。自動投稿，從《中學生》到《文匯報·筆會》、《時代日報》，都蒙採用，編輯還來信指出優缺點，有培養之意。那是在49年以前。我把那些信和稿都剪貼成一冊，我想你能體會那種年輕人的心情。可惜55年我和小說中的衛老師同一遭遇，於是不待勒令就把這個冊子交出來，目的也和衛老師一樣，為了說明我從來就是跟着黨走的。結果適得其反，交出來的東西正好成了鋪天蓋地的批判靶子。你不會記得反胡風時有那麼一幅漫畫吧，畫着胡風和蔣介石站在鐵路邊阻止青年去解放區。蔣介石拿槍，胡風拿筆。在我們報社的漫畫卻是由我來代替蔣介石了，只是畫面上是兩人都拿着筆，因為十來歲的小女子實在不會用槍。匪夷所思的藝術靈感真令人哭笑不得。不過我的命運比衛老師要好些，最後結論是“你不是胡風分子”，而我則“感謝組織”。事後多年我才敢請求把稿件退回，卻早已屍骨無存了。現在我手頭僅有的一篇“少作”，說也好笑，竟是一篇刊在《新華日報》上的《在女同學中開展工作的一點經驗》，當時不知為什麼沒貼上冊子去。 這話扯遠了，我其實只想說我並不曾寫過什麼文學評論，近年來也不搞文學而且不大看作品了，偶然想為禁書張目，又不安份起來，結果自找苦吃，立意也不明，苦思苦想，結構也屢屢改動，最後還是自己也不滿意，交卷算了。老年遲鈍，以後可再不敢這麼幹了。 慧珉2007-4-26 2007年9月16日，她在收到我向她推薦的沙漠老師（住在青島的一位老話劇演員）的幾篇文章後來信說： 寄來的沙漠文章已讀了。這是我的同齡人，可能小一兩歲，她在重慶北碚讀書時我也正在沙坪垻上學。那時我也演話劇，也演過《上海屋檐下》，不過是業餘。所以讀來很親切。何況她的文字也好，流麗清順，寫當年的燦爛年華、坎坷遭遇和自己對專業的執着的愛，真情流露，使人感動。可惜我在46年即隨學校復員到南京，沒有看過她的戲。 不過我覺得我們兩人的文風還是有些差別的。她的感情真而深，人到老年仍然保持着少女似的激情，而我文字雖然也算清通（在《真假包公》中已經有過狂妄的自評，想你不會見笑），卻總想收斂一點，含蓄一點，結果是不敢放誕，汪洋恣肆則更難做到。比如我在電腦上本來也列有一個“歲月留痕”的欄目，生平也有一些從個人來說是大喜大悲之事，離休以來也胡寫了二十來年，對這些事卻總不願動筆，這就表明自己已經有了一點老年人的世故氣。這是我文字的一個缺點。 2008年8月10日，她在博客上發了一篇讀後感，談到兩篇文章，其中一篇是《不絕的薪火：抗戰時期的教育》。她寫道：“這篇文章較短，但其述及之事中有兩個情節是我從未聽說，頗感驚奇的”，她談了使她“頗感驚奇”的兩點： 一是蔣介石對抗戰時期教育所持的原則態度：“戰時教育需作平時看”。為此他說過一段話：“我們切不可忘記戰時應作平時看，切勿為應急之故而忘記了基本。我們這一戰，一方面是爭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於此時期改造我們的民族，復興我們的國家。所以我們教育上的着眼點，不僅在戰時，還應當看到戰後。” 他這段話是有針對性的：因為，在抗日戰爭爆發後，教育方面的損失非常大，原有高等院校108所，91所遭日軍轟炸，25所因此被迫停辦，教職員工和學生的數量也急劇下降，財產損失達3360余萬元。此時由於日軍已經占領了我國最重要的財富來源地東南沿海地區，使政府失去了占全部財稅收入一半以上的關稅收入，軍費開支又急劇上升，財政狀況極為窘迫。因此，有些政界和教育界人士就倡導實施“非常教育”或“戰時教育”，主張將一切正規教育中斷，高中及大中院校停辦，師生員工應徵入伍，共赴國難。 當時提出這種見解的人肯定絕無惡意，動機是急國家之所急。但是這種見解卻無疑是短視的。如果當時真的照這種建議去做，我國在戰後建國時所需的各種高端科學技術的帶頭人，院士、學者，必將十分缺乏，後來的諸如兩彈一星、華人得諾貝爾獎金等事，肯定將再經過艱難努力才能推遲出現。“文革”時大學甚至中小學“停課鬧革命”等等，造成改革開放初期那種知識斷層的危害，不就是一個鮮明的例證嗎？當然把這兩件事並舉也不完全恰當。因為抗戰初期那些主張實行“非常教育”的人們雖然未免短視，卻還是為國家民族着想，而“文革”中的那種舉措則完全是置國家前途和青年一代的命運於不顧，禍國殃民的肆意胡搞。 我對蔣介石几十年來一直痛恨，不僅認為他是一個兇狠的獨裁者，更認為他是個不學無術只會在政治上耍光棍的人物。近年來讀了一些報紙上摘錄的他的日記和有關學者的研究文章，觀點略有改變，現在讀這篇短文以後卻更有感觸，覺得至少在當年戰時教育這個問題上，他的眼光是開闊遠大、是在考慮國家民族的長遠利益的。懂得知識的重要，嫉恨政敵，但不普遍嫉恨知識分子。 接着還要問另一個問題：好話人人會說，蔣介石這番話到底是做秀的官話還是真要實行？從文章中所述的事實和所報的一批數字看，這些話確實並非官話，而是要真正照辦的。當時國民政府的教育部門就根據蔣介石的原則制定了“戰時需做平時看”的辦學方針。以下就是事施這個方針的有關情況和數字。 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有計劃地將大學遷往內地，淪陷區90%的高級知識分子，50%以上的中級知識分子和37所高校都轉移到了大後方。大批來自淪陷區的學生衣食無着，教育部長陳立夫便以個人名義借貸建立了貸金制度，凡經濟來源斷絕的學生，可直接向學校貸款以維持生活，貸金包括膳食及服裝各項費用，並免費提供住宿。由於通貨膨脹等因素，這些貸款以後並未償還，因此貸金制隨後改成了公費制。 抗戰期間，由中學到大學畢業，完全依靠國家貸金或公費的學生，共達128000餘人，這其中就包括了“兩彈一星”元勛錢驥、姚桐斌、鄧稼先等九人，還有李政道、楊振寧這兩位未來的諾貝爾獎金獲得者。 抗戰八年全國專科以上高校增加了33所（31%），教員增加了2623人（48%），學生增加了41575人（99%）。中小學教育也全部免費，學齡前的兒童入學率從戰前的43.4%上升到勝利前的76%。職業教育方面，在校學生人數由戰前的7000人增長到25000餘人。 大學的研究院，抗戰初期曾一度停辦，1938年教育部給各國立大學撥經費，令其繼續開辦招收研究生。 最後還有一點使我深感意外的是：文中說到：抗戰期間教育經費在國民政府的財政支出中居第二位，僅次於軍費。 當然，這些成績也不能全歸功與蔣介石那麼一句話，這裡面有全國特別是教育界師生們的熱情和艱辛的支撐。而且，在那麼一個原則下，事實中肯定還有缺點和貓膩。貸金很少，許多學生衣食不周，教師的薪金也很低，同樣有許多衣食不周。記得當時有“教授-教瘦”之說，可不是嗎？知名的聞一多教授就得靠刻印章來貼補家用。但不管怎樣，師生總是有了繼續傳道授業和學習的機會，弦歌不輟，薪火不絕，這就是一件好事。 以上這些材料和數字都是從文章中抄錄的，我自己並未作研究，所以只是一篇讀書筆記。但是我也有自己的經歷可以為之作證，因為我自己就是就是抗戰期間的高中生和大學生。我的四年大學就是靠公費讀下來的。當時覺得學生讀書政府拿錢是當然之理，不算一回事，後來回想，就有比較和鑑別了。現在我們的政府在大中小學生身上花多少錢？要求學生和他們的家長花多少錢？我國現在不是戰時，是承平時期甚至是崛起時期，但是我們的教育經費占國家財政的百分比是多少？特別是提出什麼“教育產業化”以後，等於是把教育當商品賣了，能忍心作這樣的買賣嗎？回想我當年讀中學和大學的時候，景況比一般流亡同學還算是較好的，因為父親在抗戰後期一直沒有失業（做教職員），所以我只失學三年以後便能持續上學。除公費外，有時還能得到家庭一些零用錢的接濟，但是我家有兄弟姐妹6人，四個大的都在讀中學或大學，如果那時也“教育產業化”，父親雖然未必便“跳樓”，那日子也肯定更不好過。 所以我深感執政者教育思想的重要。這篇文章最後有一段話：“教育是百年大計，是一個國家復興和富強的根本，正因為教育是百年大計，教育的投入不可能在短期內就見到成效和回報，因此對教育的重視和投入是政府有無遠見、是否負責的試金石。”我完全同意作者的這個看法。（08-8-7） 這是一個當年曾積極參加反蔣學生運動的老共產黨人的看法。她對蔣介石看法的改變是很有典型意義的。 就在收到她這封信的時候，我退休了，有了充裕的時間、精力，與北京的朋友啟之一起辦了個供文革研究者交流的電子刊物《記憶》。我去信向胡、尹二老約稿，特別提到請他們寫寫當年工人日報社的文革及胡老被打成“五一六”的情況。尹老10月26日回信說： 看到你給老胡約我們寫文革稿件的信，又把當年寫的那篇《莫須有》看了一遍。那是我在離休後不久在電腦上開始寫“非奉命文字”時的一篇即興之作，寫的時候滿肚子抒憤懣之氣，一瀉而出，寫得很順利，因為是寫給自己和至親好友看的，在人事關係上也沒什麼顧慮，所有正反面人物雖然沒把名字寫出，姓卻都是真的，報社中人都一看就知是誰。給陶世龍時也是給他個人看的，誰知他在五柳村上竟一氣把許多篇都刊了出來，作者也署的是真名真姓，這我倒也無所謂。這次再讀一遍，竟佩服起自己當時的記憶力了，能把這些真事都串起來寫成那樣，文字也算不錯（你不會笑我老王賣瓜吧），但是要再補充卻也困難了。所以我想，那篇文章如果你覺得還可用也不顧忌別人已經用過就用吧，我沒意見，五柳村更不會有什麼話說。不過工人日報這個單位的文革雖然別處有的事它也盡有，身歷者固不免痛定思痛，仍覺傷痕縷縷，和別的地方比起來還是要“文雅”些，並不夠典型。文章如何處理，由你決定好了。真實性我完全可以保證，修改亦可，只不要傷筋動骨。 發來的兩期《記憶》我都逐字細讀了，覺得你們做這件事真是功德無量。巴金辦文革博物館的遺願至今無人理睬，據說有的地方有人辦了，但是規模小，影響恐不會有像你們的文字這樣範圍大而迅速。十年文革給予人民的大傷害及其遺害之無窮在人們的記憶中是根本抹殺不去的，現在網上甚至紙媒上都時有可見，但無人歸總。你們把這個擔子挑起來，真是太好了。讀後我本想寫信給你祝賀，一時事忙，拖下來了，後見有許多人來祝賀，足見此事很得人心，為你們高興。我非名人，也就沒再來湊熱鬧，所以這個祝賀的馬後炮直到現在才來放。 看到第二期的關於重慶墓群的文章，忽憶起若干年前，我曾在《二十一世紀》上讀到過同樣內容的一篇文章。那時香港雜誌還很難讀到，社科院還只有副研以上的人被允許借閱，還得在閱覽室讀，不能借出。我那時精力尚可，就是坐在那閱覽室里讀的，還做了筆記…… 她在信中還熱心地提出了一些辦好刊物的建議（她畢竟是辦刊物的老手了），其中一點，是可以發些生動的小故事，並且舉了兩個例子： 一個事關貴省的廖伯康，他寫了一本有關蕭李廖案始末的回憶錄，其中有一段是文革期間的事。他們在文革中當然也被拋出來，但是死老虎，人們興趣不大。北京地質學院的紅衛兵到四川去揪這個據說的“反黨集團”，審訊之後發現這是冤案，幾個人並不反黨，是好人，而在當地有危險，就把他們“押解”到北京隱蔽起來，躲過了文革中的蹂躪。廖的這本書是請李銳老寫的序，一次我有幸在李銳家幾個人的閒談中在座，聽李銳談起書中的這件事，他說許多文章中談到紅衛兵造反派都是說他們做了什麼什麼壞事，從這件事看他們也是做了好事的。李銳是否把這意思寫在序中了我不得而知（註：李銳在序中寫了，序名為《從一個案例看一段痛史》，發表於《炎黃春秋》2004年第一期）但這話是我親耳聽他說的。我覺得就這件事是可以寫點東西的。 廖、李都是知名人物，蕭李廖案也是全國性的一件大事，我接着想說的第二個故事則是凡人小事，事關我的一個妹妹。她那時在廣西人民出版社，年齡不到四十，也算一個老編輯了。此人性格爽快、言語尖利，是個容易得罪人的角色，文革中也造反，帶着一大堆“黑材料”來北京代表她那一幫子人告狀。來我家時我正落難蜷縮在家中，她慷慨激昂地勸我“自己解放自己”。不料回南寧後不久在派性鬥爭中她自己也被揪了，她是422派，（即周恩來所說的“殺人放火的422”，當然我相信她還不會有殺人放火的本事）當然沒有好果子吃，陰陽頭也剃過，也受過種種皮肉之苦。到了文革後期，大家都沒事兒了，軍代表為了整頓秩序，求“大聯合”，搞了個“一對紅”活動，不知怎麼看中了我妹妹有“典型意義”，從她開始，對手也是個編輯，是青年，正是文革前對她執弟子禮甚恭後來又揭發打罵她最凶的一位。於是由軍代表召集，三方坐在一起談話。對方很能順軍代表的意，首先開口：“過去老尹對我工作上幫助很大，文革中我因為沒能辨清敵我矛盾的界線，有很多對不起的地方，現在我先道歉，願意結成‘一對紅’，以後互相幫助。”這個頭開得不錯。我妹妹卻說：“這‘一對紅’不用結了吧。敵我矛盾是很容易混淆的，比如韋國清是好人，我看了小報上材料，就把他看作該打倒的了。不過韋國清在遠處，你我卻在近處，我不明白你為什麼辨別不清。另外互相幫助也做不到，我的缺點你恐怕幫助不了，至於我，也幫助不了那種老想踩着別人肩膀往上爬的人。”拂袖而去，軍代表的願望未能實現。 我聽她說這件事的時候覺得很痛快，寫了一篇小文，但只在兄弟姐妹中傳看，以寫為樂，說說笑話而已。當時也沒搞博客，更沒有向外投稿的發表欲。但事後想想，雖是凡人小事，卻也很有意義。軍代表搞“一對紅”，正符合當時的形勢和毛的處境，先是挑動群眾斗群眾，想在亂中達到自己的種種目的，大放之後卻收不攏來了，於是想出許多“和諧”的辦法來求平安體面的收場。至於我妹妹的那種做法和語言，也正符合我的思想感情，也許是因為我們是同一個家庭教養出來的吧，只不過我比她文雅些迂緩些。我並不主張報復，不主張“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覺得是非必須講清楚，還必須擺到桌面上來講清，而不是暗地裡私和了事。我擁護寬大、寬鬆等當時很多人都在講的“三寬”，但對有些人把它的含義延伸到無限大則不滿意。所以在以後徐光耀寫了《昨夜西風凋碧樹》訴說當年被打右派的經歷，劉白羽寫信道歉懺悔自己有罪，徐又趕緊回復並在信中大唱劉當年在文壇立功的讚歌，甚至說劉無罪，“如果我當時處於您的地位也會那樣做的”。那時，我很不以為然。上述“如果我……”那種話我曾聽好些人說過，都像聽“娘打孩子”論那樣的反感，心中嗤之以鼻：“別抬舉自己了，像你那樣還存有一點良心的人夠格去狠整別人麼？”這種“抬舉自己”的人往往被人稱讚為善良，實際帶有虛偽的成份，連儒家“恕道”也曲解了。當然我那種嗤之以鼻的話也只放在心中，不好意思對這種受害者當面直斥之，也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又犯了我的“王大娘裹腳”病了。就此打住。 又，以後你來信如有和我有關的內容，請在發文時直接把我寫在“抄送”一欄，因為我和老胡各用一個電腦，“辦公室”雖就在隔壁，由他轉發有時還是會慢一些。 2008年12月28日，尹老特別寫來一信，談到當時網絡上已經流傳開的一個有關提倡民主憲政的簽名運動，她說：“……仔細讀後我就按其第一次的網址發信簽名。發信時間是12月13日。……此信順利發出，未見回音，我想也是當然的。”後來她見到幾批簽名的名單，查看都無她的名字，不知她的簽名是否成功，若未成功，要怎樣才能順利簽上名。“我知道自己現在能力有限，並不能為此事盡多大力量，但這件事意義很大，表一表自己的態度我覺得還是必要的。”她請我設法幫她查一查。 我回信告訴她我沒參加那個簽名（為了讓《記憶》不受干擾地繼續辦下去，我和啟之相約不參加簽名），我也不知道怎樣才能簽上名。但對她的作為感到佩服。她回信說： 覆信收到。此事既然你不清楚，就作罷。還是得感謝你覆信迅速。得到你的佩服，更不敢當，其實像我這樣一個普通人，作此事本不需要多少勇氣的。北京本來也認識幾個首先發起的人，但都是比我更老的長者，不好意思麻煩他們。當初見簽的人只有三百多個，就起了搖旗吶喊之意，現在已上萬估計還會更多，主事者可能統計數字也來不及，更不能要求逐一打收條了。就由他去吧。 從你信中知道了簽與不簽，還有兩種不同看法（在我們家中也是如此），使我想起了當年捷克“布拉格之春”的後期，也有過聲勢浩大的簽名活動，在同是愛國正直的人們中也有兩種不同態度。簽派中有哈維爾，他而且是一份宣言的起草者，不簽派中有昆德拉，各有各的道理。我對這個文件是仔細看了看的，覺得寫得不錯，至少是表達了一種正當的願望。這麼多個認識上同中有異的人能結合在一起表達，早些時恐怕也很難做到，這標誌着時代在向前走。既有了這麼一個東西，署名者多一點更好。這就是我的想法。 文件內容大部分是人們已經說過多遍的共識，但也有些新東西。例如公然提出聯邦制共和國，孤陋寡聞的我以往好像還沒有見過。我當時看了心裡一跳，因為這正是我以為正確但還不敢完全肯定的一個想法。從了解孫中山與陳炯明“聯省自治”之爭時我就在想這個問題，以後了解美國各州自有憲法等等制度，想到歐洲各一塊地方自成一國，各國擁有的土地在我們這些泱泱大國之民看來不過是彈丸之地，但自由發展的結果是比我國迅速，確實不能“雞蛋瞧不起鴿蛋”。秦始皇現在當然已是人人皆罵，但誰也不敢否定他統一中國，書同文、車同軌的功。，我獨不以為然。大真的就比小好嗎？大一統郡縣制真的就比春秋戰國時的分散小國好嗎？王熙鳳說：“大有大的難處。”外蒙古獨立當年共產黨支持當然是討好蘇聯，這段歷史對一個黨來說是不光彩的，但甩掉了這一塊雖然使中國地圖從桑葉形變成了馬鞍形，但和強扭的瓜兒扭在一起鬧民族矛盾相比究竟孰好是壞？這些想法在腦中醞釀已久。但自己不是搞這一行的，學問太淺，只有一般推理的想法，具體知識不足，是乎非乎，實在不敢確定。半月前讀南方周末一組關於山西省的報道，不禁同情起山西省的官員來，想寫一篇《假如山西不是一個省而是個“聯邦”或“聯省”會怎樣？》，已經起了頭，卻仍覺說理不透而半途擱筆。 這些都是順筆寫來的題外話了。知道你很忙，就不再多說。慧珉 08-12-31 我為這位老人的精神所感動，覺得應該成全她這個簽名的心願，便將她的想法轉告了一位參與這次簽名發起的朋友，並轉去幾篇尹老的文章供其了解。那朋友也很為之感動，代她簽上了名。至於84歲的尹老後來是否為簽名而受到過“請喝茶”之類打擾，她沒說起，我也就不知道了。 在這之後，我曾發給二位老人我寫少年時代受父親“右派”問題株連打擊的回憶《少年宮畫夢錄》，2009年8月3日尹老來信說： 《記憶》承每期都發來，近來又發來許多很好看的文章，想發表些感想卻總未能寫出，作為朋友我常有負疚感，只好請你原諒老年遲鈍。最近那篇關於少年宮的回憶，不但使我對你有了更多了解，而且感慨深深。49年以來運動不斷，都是傷人殺人的。不但禍及本人，而且連累家屬親友，不但使其生活經濟緊迫，更重要的是心靈的創傷。成人猶可，敏感的、正在瞻望幻想美好前途的青少年尤甚。這話很多人都已說過，但從當年的青少年自己筆下寫出的我還見得不多。你這篇文章完全寫實，並無多少唏噓感嘆之詞，但使人讀來悽然。我的兒女比你的景況好些，因為我和老胡遭難的時期較晚，時間跨度也較短，但也夠他們受的。雖然他們並未表示任何的怨恨和歧視，我自己長期以來卻對他們深感負疚。我由此想到你父親（應是我的同齡人，或年長一些），當年的日子一定也是很難受的吧。除了自身所受的苦和辱以外，在家庭里，面對妻、子女、長輩，該是怎樣一種心情？改正後怎樣？日子過得可好？那種“精神奴役的創傷”可能較快地治癒嗎？ 2009年8月13日，我們在《記憶》“五一六專輯”上發表了尹老寫的《一場莫須有的大運動——記在幹校時的清查“五一六”》，她來信說： 第20期收到。把我的稿子發在那麼前的位置，真不好意思。 人之常情，首先還是看自己的文章。我寫得真太囉嗦了，害得自己也費了兩個多小時的時間才看完。這是個嚴肅的主題，但是俏皮話似乎太多了，這是我的一個毛病。本以為你總會刪去一些的，誰知都保留着，大概是編輯偏愛吧。至於我自己，也有一點敝帚自珍，心想：幸虧當年寫了下來，現在寫不出來了。 …… 今天剛好寫完一篇東西，是一則日記，不是投稿。我這人沒發表欲，但是時有寫作衝動，目的只在自娛並與朋友同樂。這篇也囉嗦雜亂，但不算太費時間，附上，有空時看看吧。 她的這篇日記題目叫《驚聞朱厚澤重病》，寫於2009年8月9日，她得知朱厚澤重病的消息後，久久無語，心中悲憤，悵惘。“我有幸識荊，但只有數面之緣，直接接觸談話只有一次，談不上有什麼交往。但他是我真正敬重的有數的幾位人之一。”“為什麼敬重？因為有事實。大多並非目睹，而是耳聞。但我相信都是真實的。” 在回憶了一些從不同方面聽來的有關朱厚澤的往事後，她寫道： 最後再寫一點或許是無關緊要的事。上文說到我和朱厚澤曾有一次接觸交談。那是一位朋友請李銳老和朱厚澤聚會，向他們有所請教。我和老伴也被邀請。在場的共是四對老年夫婦。我因為剛好在網上讀到朱寫的一篇談改革路徑的文章，自己對這個問題也有興趣，談話中就順便向他提出。他也認真地作了些說明和解釋。原來這篇文章也是一次下去調查研究的結果。他說完我就笑說：“你說話倒很坦率。”他也笑說：“在老同志面前口無遮攔啊。”這本是一件笑談中的小事，他自己恐怕早已忘卻了。但是我對這些話以及那天他的談話及其他言語活動卻留下相當深的印象，印證了原來的一些看法，覺得這是一個生氣勃勃、隨時都在思考和行動的人。而且感到遺憾：覺得這人雖然現在也到老年了，畢竟比在座的其他人要年輕十來歲，放在適當的位置，起碼還能為人民做出許多貢獻。為什麼就沒人給他創造這樣的機會呢？當然，人的活力是控制不了的，不在其位，仍然會做。 正是這種印象引發了我們家庭里一次有趣的閒聊。那是聽到台灣國民黨改選，全黨直選選出馬英九當主席的時候。我向老伴感嘆：“想不到人家國民黨倒能直選領袖了。我們入黨也六十多年了，還一次也不曾拿到這麼一張選票呢？”說到這裡，我突發奇想，又說：“唉！我們現在幾乎都不會過民主生活了。真像魯迅所說：花開花落兩由之！想想當年我們在學校搞學生自治會競選時那個熱勁兒！真的，如果你現在得到這麼一張選票，你選誰？”老伴被我這麼突兀地一問，茫然不知所答，就把球踢回來：“你呢？”我也沒想過這問題，不可能的事嘛，誰會去想它？不過這麼偶然一觸動罷了。但我還是想了想，我說：“要說黨內人望最高嘛，當然是李銳。不過李老的年歲太高了，誰也不忍心加給他這麼重的擔子。其他一些老同志也一樣。我選朱厚澤。” 這當然只是家裡兩人之間的閒談，不作數也不足為外人道的。然而現在卻突然聽說朱厚澤病了。不過我還是相信，以他那樣旺盛的精力，寬闊的心態，一定能戰勝病魔，繼續做他該做的事情。 我讀到她這篇日記後，覺得很有意思，便馬上轉發給了一些朋友，包括遠在青島的沙漠老師。沒想到沙漠老師與朱厚澤夫婦常有郵件和電話來往，她馬上就轉發過去，讓病床上的朱厚澤知道了，朱厚澤趕緊打招呼叫別再傳了。 尹老得知後，深感不安。我接她來信後回信安慰她，她於8月18日來信說： 何蜀兄：信收到。沙漠也來了信。看到你們的信，心中不免自笑，想：何蜀一向對我印象不錯，是真心的，這回一定也發現這老太婆有點婆婆媽媽了吧。不過你們都很寬容。你只用“不會被說成‘勸進表’”幽了一默，還先說了句“只怪我……”…… 於是這事就算完了。只剩下自己在笑自己，幹嘛去小事化大，沒事找事呀。只好請原諒了。 我女兒前幾天也批評我，說我最近有些焦躁，不像過去那麼開朗。說可能是自覺比前遲鈍，寫的東西自己總不滿意，想做的事多多卻做不到的緣故。還分析了我“天生我才必有用”恨難實現的潛在思想，說這是你們這一代人中許多人都有的悲劇命運，豈止你一人。現在只有認命，放開心，利用餘下尚有的時間，選自己覺得最重要、最感興趣的事慢慢做。多年母女成朋友，這話也是知我心者抓到痛處了。 珉 09-8-18 2009年11月9日，尹老發出一篇博文：《不允許給消滅自己人民的人平反》： “我堅信，任何國家的發展，它的任何成就、宏圖，都不應當以人的痛苦和損失為代價。任何東西都不能高於人生命的價值。任何迫害都沒有理由。決不允許在恢復歷史正義的名義下替消滅自己人民的人平反。” 這是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前些時在視頻博客和電視台上說的話。他還說：“對民族悲劇的記憶同對勝利的記憶，一樣神聖。” 這番話是從何而來呢？ 原來，從1991年起，每年俄國都在十月三十日紀念他們國家的二十世紀受政治迫害者。今年總統發現為斯大林喊冤的人大大增多了，這些人認為斯大林進行政治迫害是為了“某種最高國家目的”。梅德韋傑夫總統認為不能忽視，他是為了維護神聖的“對民族悲劇的記憶”而說這番話的。 我讀了這條消息，真感到心潮澎湃，感慨萬千。這也是他山之石啊！原來在這世界上像魯迅所說的“在淡淡的血痕中”丟失記憶的人竟到處都有。現在在中國，不是也有大唱“紅歌”，“萬歲”、“大救星”之聲又行時了嗎？不是又有人忘記了幾千萬被飢餓、被其它各種運動摧殘至死的同胞的血淚了嗎？我期待有像梅德韋傑夫這樣的身居高位卻還能維護正義、強調人的生命最重要的人挺身而出，但我不相信這期待能實現。（珉） 她的這篇博文寫出後就發給了一些朋友，也發給了《五柳村》網站主編陶世龍（《五柳村》已經發表了她幾十篇文章），陶世龍立即將其發在《五柳村》網上，刊出幾小時，點擊數就已上百，而且有許多跟帖。陶還立即查到了原文的出處（是刊在《莫斯科華人報》11月3日的一則消息），一起刊登出來。尹老讀到後，馬上又寫了一篇《梅德韋傑夫還有更深層的意思》，指出： 他還有更深層的意思。這就是他所說的“更為重要的是，要讓年輕人不僅掌握歷史知識，還要培養他們的公民意識，能夠共同體會和感受俄羅斯歷史上這次巨大的浩劫。”他的講話中提供的一項比例數字更令我吃驚：“一項社會調查結果顯示，18至24歲公民中，有90%的人不知道那些在大清洗中受難的知名人士。他們的姓名、事業正在被遺忘。” 啊！世界上不同地方發生的事情竟然這樣驚人地相似！我立刻想起了自己的國家，自己周圍的晚輩青年。他們都是很好的、很善良的年輕人，但是正如梅氏講話中所說：“對這段往事所知甚少”。我沒有看到本國的什麼調查材料，但是也有不少親身經歷。有時在朋友見面時談到一些往事，在場的年輕人便表現驚奇、懷疑：“能有這樣事麼？”“這麼殘酷？”“他們為什麼這樣？”驚奇之後，這事也就不再放在心上了。 我在上次的文章中曾對在“淡淡血痕中”患了遺忘症的人們表示譴責，那是針對曾經經歷過那個時代的年長的人們的。對年輕人表現漠不關心卻不能這樣譴責，因為他們確實“所知甚少”。但對這種狀況又決不能報以同樣的漠不關心的態度。否則長期蒙昧下去，七八年再來一次七斗八斗的日子恐怕又要重演了。 接着，她又寫了這個專題的第三篇《一個國家怎樣面對自家的醜事——再談梅德韋傑夫的講話》。對“10月30日為斯大林大清洗遇難者紀念日”這句話生發出許多感慨： ……我們中國也有許多法定紀念日，例如國慶節等等。但俄羅斯這個紀念日是追憶災難和表示哀傷的，我國卻沒有這種紀念日，我國的法定紀念日是只有為了展示輝煌的。 突然腦子裡又蹦出一個詞來，那是70多年前當我還是個八、九歲的小學生的時候常聽老師、家長提到的“國恥日”。現因久不提起，幾乎遺忘了。現在我還能記起的“國恥日”已經只有“五七”和“五卅”，那是日本人在我們國內大肆欺侮和殘殺中國人的日子，稱之為國恥日是為了痛恨國家積弱不振、抵抗無能，喚起民眾發奮圖強。 我又想，被外國人欺侮殘殺而無能抵抗，當然是很沒面子的事，稱之為恥，恰當不過。本國人殘殺本國人又如何呢？何況這殘殺者又是本國當局者中的第一把手，是萬民稱頌的領袖；何況在殘殺之後還照樣萬民稱頌。豈不是恥而又恥，沒面子再加沒面子了嗎？若按我國老話“家醜不可外揚”的道理，就只能藏着掖着，假裝視而不見，混過去算了。當年斯大林那件案子對俄羅斯就是這麼一件沒面子的事。但人家當時雖然也不敢說，但從赫魯曉夫就開始揭發，然後又公開檔案，把真相清理清楚。當然這過程也花了相當的時間，中間也有過周折和阻擾，但最後畢竟有了這個法定的“遇難者紀念日”，而且在面對那股要求為斯大林翻案的思潮時，總統能親自出面頂住，再次歷數事實肯定斯大林犯的是“罪行”，而不是又打出一個什麼“斯大林思想萬歲！”的旗子來。他們叫紀念日而不叫國恥日，意思也差不多，總之是出了一件沒面子的事，人民受了害，以後再不能這麼做。 我覺得，定出這樣一個“紀念日”來確實意義重大。肯定了當年的受害者是好人遇難而不是有罪當誅，也肯定了斯大林確有傷害自己人民之罪而不是正義執法。正義與非正義之間是非分明。除此之外，至少還有以下兩點好處。一是等於政府向人民表示了願意以史為鑑，絕不再干斯大林那樣無法無天的事，並提醒後來繼任的執政者也要照此辦理。這對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極有好處。二是讓人民了解真相，破除當年黑箱作業造成的蒙昧狀態，在明辨是非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公民的參與和監督意識。這才能建立真正的和諧社會。 尹老的這三篇文章引起很大反響。我想，今後如果編公民課教材，這三篇文章是可以考慮選入的。 2009年12月7日，尹老來信說： 今天整理了一下這段時間保存下來的伊妹材料，重讀了你寫的對印紅標着《失蹤者的足跡——文革中青年思潮》一書的評論，在欣賞之餘恍然記起，當時曾很想得到這本書讀一讀的，這也是保存下這篇評論的原因之一。再讀之後，仍然有這種願望。不知你能否為我購買一本或借我一閱。我以前對楊健的那本書就很感興趣，也記了一大堆筆記，此書內容看來更有意義。你的評論也寫得很好（對作者要求稍苛），我覺得你確實比過去進步多了。你們年輕，越來越成熟，工作量也可很多，實在令我們這種如在逆水行舟中掙扎的暮年之人羨慕。 我當然馬上把她的信轉給了印紅標，書很快就給她送去了。 從當年反獨裁爭民主的學生領袖到今天反極權講憲政的“黨內民主派”，尹老走過的道路是很有典型意義的。不過，她並不是（或者性格的主要方面不是）那種慷慨激昂的人。在2010年2月22日的信（同時發給沙漠老師和我）中，尹老談到看了一組花卉照片後的感想，可以看出她性格情趣的另一側面： 還有一組圖片是最近發來的菊花。當然是很美的，但我卻另有想法。這樣熱熱鬧鬧色彩濃厚簇擁在一起的菊花不是我心裡所想的菊花，大概是外國人所愛的菊花吧。她們成了景點和房屋的裝飾，卻失去了自己的那點兒靈氣。我心裡所愛的是“採菊東籬下”的、“人比黃花瘦”的、以至《紅樓夢》裡林姑娘“偕誰隱”、“為底遲”、“何寂寞”、“可相思”的菊花。桃杏可以成群、而且必須成群，方顯其燦爛，日本人愛的櫻花也是如此。牡丹也可成群，顯其富麗。菊花、梅花卻最好不成群。菊是孤傲的、梅是冷艷的，各有自己的那種獨特的令人遐想的東西。花也是有靈魂的。對嗎？ 看來我在文學藝術方面的愛好還太傳統，或就可說是陳舊。小說戲劇方面我很難接受西方現代派，當然也有例外，如卡夫卡。詩畫我都愛中國味的，根本看不懂畢加索。穿衣服我也喜歡我們當年那種溜肩膀的旗袍，看不慣現在那種靴子、褲子、短裙、上衣一截又一截地疊着，外加小外套和許多口袋。好！停下吧，遇着同齡人，知道即使不同意也不會笑我的朋友，就肆口胡說些沒意思的話來了。 此信我也給何蜀兄一份，因為信中寫了些平常沒機會談的意思，信手寫來，毫無顧忌，而你們兩位都是我不顧忌的人。 2010年5月17日，86歲的尹老給朋友們發出郵件： 我的信箱一度塞滿，信件進不來，被退回了。現已全部清理騰空，已試收到了第一封信，無阻礙。請繼續給我發信吧。 珉 我收到後暗笑，老太太真是精力充沛，一付要大幹一番的樣子。 胡老也是個精力充沛的人，自從學會上網發郵件後，他就經常把在網上搜索到或別人轉發的好文章大量向朋友們轉發。我與他建立郵件聯繫後，幾乎是每天都會收到他轉來的一些網上信息和文章（他自稱這是用當年搞反獨裁爭民主學生運動時散發傳單一樣的幹勁繼續做宣傳憲政民主思想的事）。2010年5月25日，我收到他發來的兩個郵件，一個是一組網上信息，另一個是……訃告！誰的？朱厚澤剛走，又是誰？我帶着疑問和不安打開一看，大吃一驚： 我老伴尹慧珉於今下午四時，在附近衛生站輸液時，突發心臟病，搶救無效，平安去世。享年86歲。根據她生前和我商量的意願，喪事從簡，不搞遺體告別，火化後不留骨灰，不修墳建墓。特此敬告我們的親朋好友，敬請轉告你身邊的我們的親朋好友，敬請節哀。 胡甫臣 這實在是個太意外太意外的噩耗。似乎昨天還在談笑風生，還在說俏皮話的“尹大姐”，剛剛把她的郵箱騰空準備大量接收郵件和信息的“尹大姐”，怎麼就這樣走了？ 悲痛中，我上網打開《摘錄者尹大姐》博客，再次瀏覽她那些總能給人帶來啟發與思考的文章。當我再次看到她那篇有關寫“水”的小詩的文章時，忽然想到，她讚賞的詩句，那衝決阻攔的“堂堂溪水出前村”，不正是她那自由思想的寫照嗎？無論是“萬山”的阻攔，還是死神的驟降，都無法征服她的文章和思想的傳播。她的一些永葆思想青春的文章將會長期流傳下去。溪水仍會向前奔流並匯入海洋——人類自由思想的海洋。 —————————————————————————————————— 【憶舊思親】 引子 我國有句諺語：“為人不做虧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門。”我卻不能坦然地這麼說。因為我做過虧心事，並且關乎一條人命！ 她是我的一個女戰友，一個也曾年輕又才貌雙全的好大姐，與我親密得如同一對非血緣的姐弟。然而，我在她最需要幫助和救援時，卻切斷了與她的一切聯繫，致使她如今是死（按照當時情況，這幾乎是必然的）是活（若還在世她已過80高齡了），我都概不知情。 我的記憶琴弦一旦觸碰到她，就會如山呼海嘯、天崩地裂似地震撼着我，衝擊着我，使我永難安寧…… 戰火中的親密姐弟 她叫陳英，上世紀40年代初即抗日戰爭中參加革命，老家在江蘇南通城裡。 南通人說話，是蘇北方言中唯一最軟、最糯、最圓潤的，可與江南蘇州話媲美。上海人曾說，寧與蘇州人吵架，不與寧波人說話。寧波人說客氣話，也好像在罵人，蘇州人特別是女人，即使咬牙切齒地咒罵你，如：你個殺千刀的！也柔聲柔氣，又嗲聲嗲氣地韻味十足。南通話也是這樣。陳英姐就是說着這種甜甜的南通話，更帶着一身南通人特有的溫順溫情性格，因為南通是蘇北最早開埠的城市，當地人就帶有開放、靈活和聰慧的頭腦，她和我相識又相知時，就是這樣。那時我才14歲，是1945年，即抗日戰爭勝利的那一年。投身革命已一年的我，在泰興縣學童干班學習結束，由於發現了我的繪畫才能和文藝愛好，被分配到蘇中三分區《江潮報》社，跟報社的畫家高斯同志（全國解放後他是江蘇省出版局長）邊學木刻，邊做報社的收發。隨着勝利反攻，我們報社進駐了新解放的蘇中重鎮黃橋。報社在鄉下時，編輯部住一個村子，印刷廠隱蔽在十幾里以外的另一個村子，記者們都分散在各縣區，平時很少接觸見面，到黃橋才聚到了一起。 陳英是報社記者中年輕俊美而且十分活躍的一位，她不斷在報上發表消息和文章。我小時人緣挺好，她對我竟一見如故，一回報社就和我嘀嘀咕咕地說不完的悄悄話，我最愛聽她那南通口音的江北“官話”。她告訴我許多各地的新鮮事，和她在新聞通訊里沒寫到的趣聞和笑話。她每次見到我，不是帶給我新搞到的書刊和畫片什麼的，就是掏給我瓜果、花生或小燒餅等吃的，那是她捨不得吃專給我留的。這使我們相見時，就是我精神物質雙豐收，最為幸福愉快的時刻。我規規矩矩叫她“姐”，她真是位好大姐，除了在生活上關心和照顧我，幫我洗、補衣服，更在思想、工作和學習上不斷引導和督促我，勉勵並要求我多讀書、求知識，努力進步，她和我在報社時形影不離，分開了又相互牽掛，真像是親姐弟。 可惜，這日子不長。鬼子剛剛投降，國民黨大軍就打來了，蘇中地區又是一片戰火。 為了適應新的形勢，我原在的三分區與四分區合併，《江潮報》也與《江海報》合併為《江海導報》，陳英姐又在報上連續發表她的報道，根據地軍民正武裝自衛、支援前線和進行第一次土地改革等等。我當時不只年齡小，還特別好動貪玩，報社都是大人和文化人，我跟他們在一起時，常常憋得難受，就跑出去看劇團唱歌排戲，正好我愛好文藝能畫畫，劇團里又缺一個小孩兒演員，那裡和報社一商量，就把我調了過去。我離開報社時，陳英姐正在外縣採訪，因為我曾當過兒童團長，我學着陳英姐給我們報寫了個小稿，說解放區兒童應該怎樣和大人一起參加保衛家鄉。小稿在報上發表了（約在1946年4月間）。這是我的第一篇處女作，不，應該是“童男作”。我相信陳英姐看到，會為我的進步而高興的。 不久，我們劇團與分區文工團合併，很快又將我調到新四軍一師文工團，我就由地方部隊上升到野戰軍主力了。接着又打響了著名的“蘇中七戰七捷”，部隊東一仗西一仗地連打帶走，這使我與陳英姐完全分開了。就在撤離我們駐過的如皋縣城前，我曾收到她托人輾轉帶來的一本書，是上海“時代”社出的蘇聯衛國戰爭短篇小說集（這本書從解放戰爭到抗美援朝戰爭，我一直帶在身邊反覆閱讀），書中夾着她給我的字條，叮囑我在部隊好好工作學習和戰鬥，希望再見到我時，我已是個出色的文化戰士。她的話極大地鼓舞和激勵着我。 “七戰七捷”後部隊轉移到蘇北，隨後又開向了山東，不只使我與陳英姐完全斷了聯繫，也遠離了我和她共同的故鄉蘇中地區。從1946年夏季我到野戰部隊時起，我就一點不知陳英姐的音訊了。 淮海戰後部隊乘勝南下，春暖花開時我們打到了江南，解放了國民黨的統治中心寧滬杭，我又參加了解放舟山群島，正準備打到台灣去，朝鮮戰爭打亂了我軍部署，部隊又開赴朝鮮。三年後停戰勝利，我來到了北京，上了幾年美術學院再回總政，在《解放軍報》當美術編輯，幹上了我1945年就幹過的新聞工作，成了我久已不見的陳英姐的同行。解放後和到京時，我曾多次打聽陳英姐的去向，但都毫無結果，只能在心裡叨念着她。 在“史無前例”時，因我得罪了林彪、江青一夥，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開除了黨籍軍籍，押回原籍勞動改造。“913事件”後我回到了原單位，經過申訴、告狀和打官司，終於獲得了平反，恢復工作到原單位上班。就在我驚魂未定時，意外地得到了陳英姐的下落，原來她也早在北京，並且與我妻子同在一個大單位——中央廣播事業局。不過她做的卻不是新聞工作，原來她早就被“開”了！ 意外的來信 從1974年起，全黨全國又搞開了什麼“批林批孔”和“批覆辟”，因為我是剛“翻案復辟”回來的，又成了被批判的目標，為了躲過這一劫，我以“學習毛主席革命路線”為名，跟別人去了紅軍長征路，鑽進雪山草地和大渡河等邊遠地區，使人對我找不到抓不住也斗不着了。我在各地轉了一年才回京，哪知我家又遭不幸，我的妻子在國外犧牲了。她正在中央廣播事業局援外處工作，我被打成“反革命”後，她不得不與我離婚以“劃清界限”，但不能再參加外事活動更不得出國。我平反並與她復婚後，廣播局為了對她“落實政策”，派她去非洲贊比亞執行援外任務，竟一去不回，葬身異邦。我正處於家破人亡的悲慘時期，個人又如驚弓之鳥般隨時準備再被揪出，就在這時，忽然收到一封來自山西的信。 我在山西從無熟人，信封上寫的是我原來帶姓的名字，信末的署名也是陌生的，內容大意是：“××同志：您好！您見到我的信，恐怕會感到突然吧？我從全國解放後，一直在打聽你，可是就是找不到。其實我也早在北京工作，原來是中央廣播事業局基建處，基建任務結束後，隨我愛人轉到廣播錄音器材廠，文化大革命後以戰備需要遷來山西……” 信上接着說自己得知我的工作單位，就托人給我們單位打電話查找我，但忘了告訴打電話者，自己的名字已經改了，更沒說明我們過去的關係，信上寫道： “我原來叫陳英，你可能立即會想起，可是我現在改了名，已叫陳穆……”。 陳英姐！我當然記得。可她為什麼改了名，她信上沒說這些，只急切地寫道： “我始終惦記着你，因為那時候，我們的感情超過了一般同志，曾以姐弟相稱。你不會沒有印象吧？我最近在報上突然見到你的木刻……” 當年我和她在一起時，是在學習木刻，但這時在報上發表的，肯定不是“木刻”，而她卻只記得我的“木刻”，可見她心中的我，還是當年那樣。 我的陳英姐，終於出現了！整整過了30年，我已從一個少年小兵，長成為年近半百的軍中老漢，她作為三個孩子的媽媽，肯定已是面目全非。不過她當年的明快文風，我還留有印象。只是這封來信，不少地方卻是顛三倒四，甚至詞不達意，從信上看，她長期在什麼基建處和器材廠工作，這位30年前就一手好文章的女記者，在那種單位都幹些什麼呢？她怎麼把新聞本行給丟了呢？…… 我馬上給她回了一信，先簡要說了自己和自家的情況，又向她提出了一連串問題。 她的第二封信很快來了，並且是密密麻麻寫滿了幾頁紙的長信。這封信如一盆涼水向我潑來，使我震驚得不知所措，我的陳英姐，怎麼能是這樣…… 她在我軍撤出蘇中以後，一直在當地堅持工作，當敵軍大兵壓境全部占領蘇中根據地時，他們不得不化整為零分散開來，長期隱蔽繼續鬥爭。有一次與敵人遭遇，她未及逃脫不幸被俘。她被俘後並未暴露自己的黨員身份和工作職務，敵人讓她寫過一分自傳，她就為自己編造了一段歷史，並在文後寫了“年輕無知，不慎失足”之類的話，原想矇混一下敵人，卻被敵方政工人員安了個“自白悔過書”標題印了出來。她的“罪孽”也由此開始了！ 上海一解放她就回到江北，找到原單位，向組織上如實交代了自己被俘的經過，被組織上結論為“有自首變節行為”，開除了她的黨籍。她感到委屈和想不通，就一再申訴。1957年鳴放時她對黨組織提出了批評，結果成了攻擊黨的“右派”。這一期間她已結婚有了孩子，又隨丈夫和孩子來了北京，雖在中央廣播局，她卻不能再做新聞工作，只在基建處和器材廠打雜，算是還有口飯吃。文革風暴一起，到處揪“叛徒”，她又升格為“叛徒”，不只成為打擊重點，還株連到丈夫孩子，又隨所在工廠全家下放山西，在“組織關懷”和“同志勸說”下，丈夫想與她離婚，以免她再連累全家。 陳英姐正是在此內外交困時，才找到並求助於我的，但是她既找對了人，又找錯了目標，因為我和周圍一切，都已根本改變了。我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雙開勞改，僥倖歸隊，正自身難保，在與妻子離婚、復婚後，她又命喪非洲，全家都處於風雨飄搖中。面對陳英姐所處困境，我當然極其同情，為之痛心，但是她的求援，我卻無能為力，致使我難堪和痛苦極了。 我在給陳英姐回信中，已說了自己被打成“反革命”等事，她說：“我們真是難姐難弟，同病相憐，同命相依。但願我們今後再也不要失去聯繫，更願在你的幫助下，使我重新恢復家庭的溫暖，特別是組織的關懷……”她知道我亡妻原是中央廣播局的人，以為我認識局的領導，就在來信中開了個名單，從中廣局局長，組織處長，人事幹事和技術部主任等等，直到食堂和原同廠職工，她孩子保姆的丈夫，特別是軍宣隊負責人，讓我一一去找這些人，說他們都了解她的情況，曾同情和幫助過她，要我和他們商量，都來救援她一把，尤其希望廣播局長、組織處長等有權位者，能為她向有關方面“打個招呼”，首先使其下屬單位不要逼她離婚。因為一旦如此，她就從此失去家庭，她在信末說：“我還不如你，你有母親和孩子在一起，我一旦離了婚，就成了無依無靠的孤寡一人，再也得不到任何人的關心照顧，最後只得獨自病死、餓死和慘死……” 面對她的呼救，我能無動於衷嗎？也知道這時只要有什麼“權威人士”作個批示說句話，她的問題就能妥善解決。但是她所要找的人，我一個也不認識，中廣局長是見過一次，那是在亡妻及其難友的追悼會上，個人從未與他說過話，技術部主任曾代表領導來我家慰問過，平時也從無接觸，至於組織處長、人事幹事等等，我根本不知是誰，我為了與他們根本無關的人和事，貿然去找他們，求他們為什麼人說句話，而這個人是正受審查的“叛徒”，他們能答理並聽我的嗎？不是反而會來追查我與這個“叛徒”是什麼關係嗎？我要說沒有什麼關係，不是我“狗拿耗子”多管閒事嗎？尤其是現在，全國處於“政治大革命”和“階級大搏鬥”中，人們對“叛徒、特務、走資派”等等“階級敵人”，唯恐避之不及，誰肯、誰敢出來為其說話呢？我又何苦為別人也為自己，招這個麻煩惹這個禍事呢？我曾試圖找人問問看，卻連要找的人的地址電話都問不到。我苦思良久，只得將自己的為難和苦楚，寫信告訴了她。為了適應當前“階級鬥爭”形勢，我又提醒她，我是剛剛恢復黨籍的黨員，剛剛恢復軍籍的軍人，不應該也不可能公開來為她活動替她說話，只能隨時接受“黨的考驗”，和一切“階級敵人”作“堅決鬥爭”，至少要“劃清界限”。 我後悔與她重新聯繫上 她第三封信很快寫來，說我對於她的態度，她能夠理解和諒解，承認自己是有“歷史污點”，已經“走過彎路”，只是“很想回頭”，卻又“困難重重”，給自己家庭和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尤其是她自己，造成很大痛苦。她說如果我不能為她找什麼領導，她很想知道，“叛徒”和“變節”之間，應該有個“槓槓”，聽說中央有個什麼文件，對此作了區別。她過去的結論是“有自首變節行為”，而現在卻將她作“叛徒”對待，她希望我能找到這個文件，把有關條文告訴她，只要她不算“叛徒”，就可不作“敵我矛盾”處理，丈夫就可以不與她離婚…… 一個上年紀女人，只想不離開家庭，能和丈夫孩子在一起，這個要求低到不能再低了：一個當年的革命者，只要不被當作“敵我矛盾”的叛徒，即使承擔“變節自首”罪名，也心甘情願，這也是不能再低的願望。但是我自己歷史一向清白，不關心也不知道有沒有這個“槓槓”的什麼文件，即使有，我如將有關條文告訴她，會不會成為我“盜竊黨的機密”，甚至是“向階級敵人通風報信”？這不是跟自己過不去嗎？那時凡是被捕被俘過的，都是當然的“叛徒”，誰還問你有什麼區別和什麼“槓槓”，早就“一禍燴”了……我把自己的難處和種種憂慮，又寫信對她說了，她立刻又有信來。 我耽心的事果然應驗了，她信上叫我回信不能再寄他們工廠，只能改寄當地一個居民委員會的“耿文妮”轉交給她，信封上不能出現她的名字。這表明她和我的通信，已經引起有關方面的注意。她在這封信上說不能勉強我為她幹什麼，但她自己確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了，不再有任何人能伸手拉她一把，為此只得求我，“無論如何念念舊情，能幫我多少就幫我多少，能在哪方面幫助就在哪方面幫幫我，給我一點點盼頭和溫暖，就是在救人一命！”她說由於自己沒有老老實實接受審查和懲處，而是一直在“企圖翻案”，最近又更為“亂說亂動”，就故意讓她干最苦最重的活，每天搬運煤塊到車間，保證幾個火爐的需要，還得不斷給火爐添煤出灰，而她“本來心肺和氣管就有病，呼吸都很困難，出爐灰時被嗆得氣也喘不過來，常常憋得幾乎斷了氣，加上腿腳、腰背和胳膊又有關節炎等等，每添一次煤，全身疼和累得站都站不住，幾次要裁倒在爐火里……我還不能不這樣拼着命干！”她在信末寫道：“你想想，我已經這樣了，再與丈夫離婚，從此回不了家，還有我的活路嗎？我不能強求你，你是一個黨員，但請你為我想一想，我現在該怎麼辦，我還怎麼活下去？” 她的處境和心情，我當然都已明白，但我有什麼辦法呢？她“叫天不應，叫地不靈”，我叫了就能應嗎？她的信除了使我更為窘迫、難堪和痛心，還能給我什麼呢？而這又將為我帶來什麼後果呢？我在焦灼中竟冒出一個念頭，如果我沒有再與她聯繫上，不就沒有現在的難題了嗎？我為當初忽然得到她的音訊時曾那麼興奮和欣喜而後悔了，早知如此，還不如根本忘了她，甚至從來不認識她，這不就少惹了今日的頭疼傷心事嗎？我又想到，她的情況如此嚴重甚至緊迫，真是如她說的這樣嗎？我們分別畢竟30年了，當初在一起時，其實還不到一年，我真的完全了解她嗎？她被俘以後，真的沒有叛變嗎？她以後這幾十年，真是一直蒙冤受屈嗎？她目前的困境，真的全是別人造成的嗎？ 我把這些疑慮寫在回信中，按她提供的新址寄給山西榆次的耿文妮。 這封信我寫得很短，並且顯得（實際是裝得）相當冷漠甚至冷硬，最初與她恢復聯繫時的一片熱情，已經完全消失，充滿了“公事公辦”和文革中常用的語言，並且強調一點，我們過去相處時間很短，又已30年不見，對你已根本不了解，現在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和革命軍人，不能也不應為你作什麼和說什麼。我還特地抄了一段“最高指示”，要她相信群眾相信黨。在這信的上款，我還第一次沒稱她“姐”，更沒稱她“同志”，只是冰冷的“陳穆”二字。我所以這麼做是因為此信是通過別人轉交她，我不知轉信人與她的關係和對她的態度，這樣信即使落到外人甚至組織手裡，表明我對她還是很為“警惕”和已“劃清界限”的，萬一將此信轉來我們單位，我也好解釋和辯白。 不過，我也能想到，她收到我這封信，將會陷入多深的痛苦，我這個她一向關愛信任的“親弟弟”，會這樣對“親姐姐”翻臉不認人，我的信對她無異是雪上加霜，在她的流血創口上又砍了一刀！但是我不這麼做，又該怎麼辦呢？我想她也經過了幾十年黨內外“階級鬥爭”，對我為何如此改變態度，應該充分理解能夠諒解。我們當年在一起時，不是都那麼天真爛漫，把革命隊伍和所有同志都當成溫暖幸福的大家庭、親愛和美的兄弟姐妹們嗎？哪裡會想到“家”里還有如此殘酷的“階級鬥爭”呢？我作為世代貧農出身，從小就參軍入黨的“紅小鬼”，竟被打成了“一貫反動的老反革命”，這不都是現實的教訓嗎？ 就在這時，報社給了我一個任務，需要外出一段時間，我在信末又冷冷寫道，我因工作將要出差，所以要她不再給我來信，即使來信我也收不到，如果落到別人手裡就更糟糕。這封信發出不久，我就出差了。 到此為止，我已收到她4封信，時間都在1975年12月。回她第四封信時，已是1976年1月初，也是我寫得最短最冷和最為“立場堅定”的一封。除了當時人們常用語言，已經沒有自己的一句話甚至一個字，信中字字都如槍彈似的，射向了我“親愛的陳英姐”（我給她的第一封信，就是這樣開頭的）。 這次我一出差，就是20來天，回京已是1976年1月下旬。我一到單位就收到她的第五封信，這是她1月中旬發出的，與前幾封信不同的是，信封上寫了我住的幾樓幾號，表明她希望此信能直接寄到我家，免得寄到辦公室被別人看到。其實我們報社是辦公住家同一個院，所有郵件只分到辦公室，根本不會送到家，她這樣過分的小心說明，她也不想為我添什麼麻煩，不過這卻是多餘的。 她的這封信確實很傷心，責怪自己不爭氣，一度脫離革命犯了錯誤，深深感到對不起所有人，其中就有我，已經為我製造了麻煩。但是又說看來我還是誤解了她，對她失去了應有的信任，為此她將自己的全部情況，特別是歷史錯誤，重新寫成了一份材料，好讓我詳細了解她的問題，知道她到底是怎麼一個人。她說這一材料寫了好幾夜，最後複寫了三份，一份專門給我，因為不知我何時回京，先寄了一份給《人民日報》信訪處，作為一份申辯材料，請他們批閱後轉給有關部門，最好是給中央廣播局革委會，再由他們向所屬在山西的工廠作批示發指示，以求改變甚至改善對她的處置。她信上囑我如果回京，先幫她向《人民日報》信訪處查問一下，她的材料批閱和轉出沒有，轉去了哪裡，有什麼人批了什麼話，讓我問到後都馬上告訴她。 可我看了她的信，不禁由焦愁轉為煩燥。她把我當成什麼人了，我憑什麼到《人民日報》去查問別人的“申訴信”，人家憑什麼將有沒有批示和轉沒轉去等等告訴我，她要求我辦的事，我沒法辦，她也不該這麼使我為難。 她的申訴和辯白 哪知幾天后一份厚厚的材料作為掛號郵件寄到我手中，信封上仍有我住處的樓號房號，裡面她附信說，估計我出差已經回來，就將材料當“快件”寄來了。我一看信，才知她又發生了更緊急的嚴重情況，已把她逼到絕路上了！原來她與丈夫分居已5年多，丈夫為了擺脫她的株連，決心提出離婚，工廠革委會特別是軍代表都支持他，當地法院也已受理了他的起訴，僅因為這事應由工廠所屬上級機關即中央廣播局領導表示個態度，法院才暫時沒有判決。正是因此，她希望我盡一切可能，找到廣播局的領導，求他們為她“打個招呼說句話”不要判他們離婚。她說只要看了她寫的申訴，會認為她不是“叛徒”，她只要不是叛徒，就可不作“敵我矛盾”處理，丈夫就可不跟她離婚，至於定她為“自首變節”也就認了，並且承認錯誤，堅決悔改，永不翻案。因為這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她還可以回家，回到丈夫孩子身邊。她在信中幾乎哭喊道：“我實在找不到別人，只能來求你了，你無論如何要幫我過這一關，不然我就沒命了！” 只是她這麼說，實際起了反作用，她可能“就沒命了”，可是我呢？我怎麼去為她找什麼領導，還是為一個“叛徒”去求情，這麼做將給自己帶來什麼？她讓我幹這幹不了的事，不是逼得我也“就沒命了”嗎？我自己身心上挨整的血跡還沒幹，她的血又向我潑來！我急和愁得直掉淚，擦着淚眼讀了她寫的材料，只覺其中字字句句都是她的血淚！ 這份材料長達十多頁，我能想象到，她的整天勞累後，晚上又拖着病軀，就着微弱燈光，連着好幾夜，起草加複寫，才寫出了這份材料。這個當年出色的女記者，寫得卻是多處文理不通，加上淚跡斑斑，使我很難讀得下去，但也只有讀下去，才能對她有個基本了解。我只得用自己的語言，把她的申辯材料，“翻譯”並加以“注釋”如下： 材料原題為《關於我的歷史問題》，全部內容可以概括為一句話：我不是“叛徒”、“右派”和“反革命”！ 她這份材料主要是為我寫的，可能因為我知道她的過去，她沒有先講自己的革命歷史及貢獻，而是一開頭就寫道： “我是1948年11月2日被國民黨軍隊俘虜的”。這個日期我一見就覺熟悉，原來這是遼瀋戰役結束和淮海戰役開始的日子，也就是國民黨統治即將垮台，我黨我軍就要在全國勝利，離大軍渡江和解放上海，只剩了半年左右，她卻偏偏在勝利前夕不幸被俘。她已在當地堅持鬥爭二年多，在這二年中她該為黨為革命又做了多少工作，作了多大貢獻，寫了多少好文章啊!她作為一個城裡來的年輕知識女性，隱蔽在農民（又主要是貧苦農民）中間，長期堅持戰鬥，必然有着許多驚險故事和英勇事跡，我老家幾個姐姐就是這麼過來的，我相信陳英姐也會是這樣。然而這份材料一字沒提她的功勳業績，卻只說了自己的“歷史污點”。 她當時正在“後方醫院”治病，可見那時的鬥爭形勢，比1946年已大有好轉，在敵占區內已有了我們的“後方醫院”。其地點是南通地區的如東縣楊港區楊家園子。按說這時國民黨軍隊在我軍陳（毅）粟（裕）和劉（伯承）鄧（小平）兩支大軍的合圍下，正驚惶失措地企圖逃脫被殲的命運，然而就在這時，我方毫無戰鬥力的後方醫院，忽然遭遇了正準備撤往江南的敵軍大部隊，一下把醫院衝垮和衝散了。當天凌晨，正在睡夢中的陳英被槍聲驚醒，抓起手槍（我曾想象她正是那樣）就朝外沖，見到敵人身影打了幾槍，再打就不響了，原來子彈已經打光，只得拔腿朝村外跑去，一些傷病員沒能衝出來，和她在一起的只有醫院的兩個護士，跑到大河邊時，一個護士（陳英記得，她叫李志明）會游泳，跳到河裡遊走了，另一個卻被敵人一槍打倒在河邊（陳英怎麼也想不起她的姓名），她自己就沿着河邊繼續跑，穿過樹林葦叢時，她把隨身的文件、筆記本等等，都丟到河裡或踩在泥里，見到一家民房就躲了進去，把手槍扔進灶膛里，坐下裝着要生火，國民黨兵進來時她還在喘粗氣，她那半軍半民的裝束，使敵軍不由分說就把她抓住了。 敵軍和當地的還鄉團、保安團等開始對他們一一審訊，對當地人，保安團大都認識，凡老弱者由人保釋放了，身體好能幹活的拉去當“夫子”為“國軍”挑東西推小車，有的醫護人員離家不遠，編着不同口供分別被拉走，傷病員有的被打死，有的因傷殘敵軍就不管了，陳英最後一個受審，先把她揍了一頓，給了個“下馬威”，不過她身上已沒有任何能暴露身份的東西，她為自己造了個假名叫“陳美貞”，就住在南通城裡，因為不甘後母虐待，逃出家門由別人把她帶來醫院，由於上過學讓她當了文化教員，才幹了幾個月。審訊者說她有手槍，肯定是個“匪官”，她說手槍原是醫院指導員的，因為沒子彈才交她保管的。敵人給她上刑也不改口，裝成什麼也不懂地說，自己是“誤入歧途”，要求還是回家當老百姓，並說了自己父親的名字，說他可以來保釋自己。敵人真派人去南通找到她父親，要其來認領自己女兒，哪知過去她是與後母鬧翻才離家的，後母就挑唆她父親不能認她，說他們已與這個“共匪”脫離了關係。敵人就更不放她了。 這時她還想矇騙敵人，爭取逃跑出去，當敵軍要她寫個“自傳”，以便對其再作考查並考慮處理，她就編了一大段假話，裝着文化不高，寫自己怎麼因後母虐待，才被迫離家，聽信別人“誤入歧途”，表示以後將“悔過自新，求得重生”云云。敵軍政工人員向她透露，說將把她留交給當地國民黨的保安團，她感到自己老家不遠，早就參加革命入了黨，又在這一帶活動和工作多年，不少人都知道她的底細，如果留下將很快暴露真實身份和工作職務，不僅更脫不了身，連性命都難保了。就表示國民黨正規軍比保安團好，正規軍講規矩有紀律，也對俘虜“寬大為懷”，她願意繼續關在“國軍”里，不想被交到當地人手中，有的敵官見她還“楚楚動人”，在敵軍撤出江北逃到上海時，就把她也帶上了。 被俘幾個月後，押解她的國民黨軍認為她已有悔意，放鬆監禁讓她幹些雜事，幫着收拾整理一些宣傳材料和書報之類，她忽然在敵軍政工處的整捆宣傳品中發現有印好的《我的自白悔過書》，署名竟是“陳美貞”，全文正是她原來寫的“自傳”。她一見就在心裡驚呼道：這下完了，本來只是為糊弄敵人寫下的，現在改了題白紙黑字印出來，就說不清楚了。幸而那時國民黨失敗太快，這材料印好卻未散發。她幾次想逃出去都沒有成功，有一次她設法找到在上海的一家遠親，當時正因國民黨管制更嚴更緊，那家又弄不清她的身份來歷，不敢認更不敢留她。她又想找到上海地下黨，也不得其門而入。 上海一解放，她就趕回江北，找到已進城的南通地方黨委，向組織上如實交代了被俘經過，又檢討了怎麼寫“自傳”，卻被敵人改為“自白悔過書”印出的事。黨委機關的領導和同志們對於她的歸隊有的表示歡迎，有的卻有懷疑。後來組織上向她宣布結論，認定她“有自首變節行為”，並開除了黨籍。她由委屈、震驚變成憤怒，埋怨組織上和同志們不相信也不理解她，自己不幸被俘吃了那麼多苦，反而從此成為失去“政治生命”的“行屍走肉”，就不斷寫申訴、打報告和提意見，再三要求改變對她的處理，一定要恢復黨籍好繼續革命，有人勸她沒被定為“叛徒”已經不錯了，她說自己被俘後，一沒暴露黨員身份，二沒出賣組織和同志，更沒有給黨造成任何損失，當然不是“叛徒”，憑什麼開除黨籍？有人說你向敵人“自白悔過”了，自然是“自首變節”行為，她說這是敵人篡改了自己所寫的，強加給她的。有人說那內容是你親筆寫的，這麼說也不為過。氣得她罵別人都不講理，對她受苦遭罪不慰問，反而都來“落井下石”…… 這麼一來，她原來做的宣傳工作特別是新聞工作，就不能再幹了，只得在行政管理部門打打雜。她一口氣憋了幾年，到1957年春天，中共中央號召人們大鳴大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她終於趁風出來，向“不講道理”、“不顧事實”更“不合情理”的黨組織狠狠開了幾炮，還寫成了大字報。結果一下成為“猖狂反黨”的“極右分子”，加上她的“歷史問題”，連機關也不能呆了，幸虧沒有發配下鄉勞動改造，後來又隨丈夫調到北京，在中央廣播局基建處工作。丈夫是搞技術的，她還是只能打雜，由於一直不服，又不斷反映情況提意見，使人見她就躲就煩，自然沒人答理和管她的事。文革風暴一起，各單位揪斗領導和書記等“走資派”，一些受過錯誤批評處理對領導不滿的人，也對“舊黨委”和“黑書記”們進行揭露批判，有人見她也是個老同志，還曾是個老黨員，鼓動她也一起造反，她一肚子怨氣和火氣，終於被引發和爆發了，被推上了“鬥爭第一線”，結果運動一反覆，她所在的群眾組織，成了“招降納叛”和“階級敵人翻天”的“反動組織”，又發現她是個“自首變節”過的“大叛徒”和反黨的“大右派”，現在趁亂造反就是企圖“顛復無產階級專政”，成為不折不扣的“現行反革命分子”，馬上對她實行了“專政”，又揪又斗又關押，整得她九死一生。 不久她所在的廣播器材廠，奉命全廠下放搬往山西榆次，她也全家搬了過去，表明她為“叛徒”、“右派”和“反革命”的檔案材料等等，當然也一併轉到，小地方哪見過這樣既是“叛徒”又是“右派”更是“反革命”的三重“階級敵人”，她“奇貨可居”地成為當地打擊重點，原來的工作也丟了，只能在車間由群眾監督着打打零工，為了對她實行專政，不准她回家住，長期和丈夫孩子們分居，一呆就是5年多。這中間她到處求救喊冤，多方打聽自己熟悉並能幫助她的人，一封封信發出去，卻都如石沉大海。她把我當成了唯一的“救命恩人”，其實我只是她的一根“救命稻草”，我根本幫不上也救不了她。看了她這份專為我寫的申訴材料，我更是無所適從難堪之極！ 我看到她的申訴中，專有一段題為《關於我的生活作風問題》，使她在我心中的美好形象，一下變得醜惡和慘不忍睹了。她在其中寫道，當她被俘後將被國民黨軍隊移交當地反動武裝時，她耽心會被發現自己的來歷身份和職務，加重自己的問題，而國民黨正規軍不知其底細，她不想被留下，就隨軍押往江南。這時有幾個國民黨兵痞，說她正年輕漂亮，白白交給還鄉團等太可惜，不如幾個人把她“干”一頓，讓弟兄們快活一下，並且準備對她動手了。就在此刻，有個參加審訊過她的國民黨軍政工人員，也是一個知識分子，曾對她流露過同情，在知道她是南通城裡人後，竟悄悄告訴她，自己外婆和舅舅家也在南通城裡，後來就設法照應和幫助她。當他得知幾個兵痞企圖對她輪姦時，他先警告了那幾個人，不准他們欺侮女俘，又說服上級把她也帶去江南，一路上儘量保護着她，使她對這個青年軍官十分感激。當她面謝此人時，卻被其一下抱住了，說她說話就像自己媽媽和外婆，看出她很聰明並文化不低，自己早就看上她了。她說自己當時沒有也不敢拒絕他，現在正離不開他的幫助照顧，當那人向她提出進一步要求時，她只得依從與其發生了性關係，使自己留下了更大污點。不久國民黨軍隊潰敗，他們也分手了，她再也沒見過那人，以後她回到江北原單位，在外調她的被俘經歷時，原國民黨軍隊的人說了她與青年軍官的事，檔案里也記入了，因此成為她“變節行為”的重要表現。 文革中造反派從檔案中發現了這些，就在批鬥會和大字報上，說她如何向敵人“賣身投降”，不惜“以身媚敵”，只求保住自己“狗命”等等，後來又被傳說她曾和幾個國民黨軍官“睡覺”，還誇大為已被多個國民黨兵“輪姦”，在批鬥她和遊街時，將她脖子上掛了一串“破鞋”，使她更成為“又臭又濫的無恥叛徒”甚至，“失節娼婦”。她的丈夫和孩子也為此受到羞辱和污衊，不得不表示要與她“劃清界限”，後來丈夫又提出離婚，想擺脫這一使人抬不起頭來的“恥辱”關係。這使她在失去政治生命和工作機會後，連僅有的一點家庭溫暖也被全部剝奪了！她對此當然不願不甘更不服。 她被俘前有過一個男友，當年戀愛中曾偶爾嘗過“禁果”（也正因此，她才依從了國民黨軍官的“過分要求”），經組織同意他們還訂了婚。她回來後再找這位未婚夫，對方卻因為她的“自首變節”，特別是她與國民黨有過那事，就不再承認他們間的婚約了，她怎麼認錯悔改也不行，後來竟絕情地切斷了與她一切聯繫，昔日的甜蜜戀情化作了一個噩夢！幾年後她只得找了個大她不少，為人極其老實，性格懦弱，專搞技術工作的同鄉，湊合着成了家也有了孩子，使她多多少少享受到了一點點溫暖。可是文革一來，她這僅有的一點可憐溫暖也將永遠失去！ “千不該，萬不該，我不該不幸被俘……雖然逃出了一條命，卻再也回不了家，黨不要我了，未婚夫不認我了，原來的工作不能再干，現在又連僅有的愛人也不容我了。我已經這把年紀，又一身都是病，今後孤身一人，一旦倒下就再也起不來，我就剩下死路一條了！……早知今日，還不如當初被敵人一槍打死，和我那戰友一起犧牲，或者淹死在河裡……可我現在連自殺都不行了，那是‘可恥叛徒的畏罪自殺’，死了也是條‘斷了脊梁的癩皮狗’！……我這種活不成又死不了的日子，還得過多久，又怎麼過下去？……” 我看了她的申訴，發現她的最高要求和全部願望，其實就是兩個字，回家。 第一，回到黨的懷抱；第二，回到原工作崗位；第三，回到自己家裡。 她正是為此，幾十年來不斷爭取以至爭鬥，結果反而使自己越陷越深，“罪行”也越來越嚴重，由最初的“變節自首”，成了“叛徒”、“右派”和“反革命”，回到黨內和繼續工作都不可能了，連這最後一個願望，僅僅是回到丈夫和孩子身邊的機會，也完全失去了，她真是面臨絕境無路可去了！ 意外重逢更使我面臨困境 我收到她申訴材料的時間，是1976年1月。正是在這時，又猛烈地颳起了“反擊右公布翻案風”，原來已在抓恢復生產和落實政策的鄧小平，又被再次打倒，連支持他的周總理，也因病突然辭世，許多所謂“叛徒特務走資派”重新被打入更深的人間地獄。我們單位也在大抓批“翻案復辟”，我就是剛剛“翻案”回來的，再被揪斗、關押和戴上帽子、雙開勞改等等危險，時刻在威脅着我。萬一我被斗死甚至僅僅再被關起，我的老母與年幼孩子又靠誰管，他們將怎麼活？ 有一天我正在辦公室，為寫不出支持“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表態大字報發愁，報社傳達室來電話說有人要找我，我問是什麼人，說是個女的，還是我老鄉。我一邊猜想會是誰一邊趕往傳達室，進去一看，是個形容枯槁，一身病態的半老太婆，我驚疑地問：“你是……”那人小聲說：“我是——陳穆。”呀，她怎麼闖上門來了？我在心裡驚叫。 我閃過一念，將她領到別處去，一想又覺不妥，傳達室的人會懷疑，來了老鄉不領回家，上別處去幹什麼？還是應該帶進去。進報社大門得填會客條，我只得為她寫了個“陳英”，連忙讓她跟我回家再說。一出傳達室我就緊張地問她對人說了什麼沒有，她說沒有。我稍稍放了點心。她抱歉地說，來時帶着我住的樓號和門號，以為可以直接找到我家，卻被門口攔住了，才讓你出去接。我告訴她這大院不能自由進出，又只一個傳達室和收發室，你的信和材料只能寄到辦公室。她問沒落別人手裡吧？我說沒有。她一邊小聲絮叨着，我卻心裡直打鼓，這種時候她到我們這種單位，肯定是為自己喊冤，也就是為她搞“翻案”，而我們從報紙宣傳到內部運動，正在大肆“反擊右傾翻案”，正沒有典型例子呢，她卻自投羅網送上門來了。她自己倒霉也罷，必將拖上我，使我和她丈夫孩子一樣，從此套上這個再也擺脫不了的“黑關係”，背上永遠甩不掉的“包袱”。常說是“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自己丈夫都甩了她，我與她非親非故（！）毫無血緣關係，憑什麼要我來為她“陪葬”！？ 我在心裡嘀咕着，把她領進自家。她一進門就要擁抱我，我乘轉身沒讓她摟住，她就緊緊地抓住我的手，雙手都上來了，同時淚水奔瀉地說：“可見了到你了！又見到你了！……”我忙對她發出警告：小聲些！指了指一間關着的門，示意裡頭有人。她遲疑地小聲問：“你媽？”我搖搖頭，我知道媽上街買菜去了。她又問：“是孩子？”我還搖頭，因為他們都在上學。“那是誰？”我沒搭理，把她讓進自家屋關好門才對她說：“還有別人，外人。”原來我這一個單元三間，卻只分給我南北各一間，另一間由一位單身同志住着，他是上夜班的，這時正在裡頭睡覺。其實此人是個造反派，曾經狠狠批鬥過我，讓他住在我同一單元里，不無嚴密監視我的意思。我把這告訴了她，當然是湊在她耳邊說的。她說：“在自家，也不能多說話？”我點點頭。 我們說話時，她雙手一直緊抓着我，我這才定睛看看她：這是我的陳英姐嗎？她當年的面貌、風韻和神情，怎麼一點也不見了！仔細端詳後，才發現她小巧的鼻子和雙眼皮的眼睛，還依稀留有她過去的影子。她也緊盯着我，喃喃地說：“好兄弟，你還好，跟我想的差不多，就是我，全變了，那個陳英，早死了——其實，還不如真死了，現在不死不活，更難過啊！”說着她就要哭，我止住她，讓她快說正事，她就急切地說了又一更緊急的情況。她說由於自己與丈夫分居時間太久，他和孩子的生活無人照看，有個女人就常來幫忙，天長日久與她丈夫真有了感情，丈夫把自己和全家都託付給了那人，自家鑰匙和有限的存摺等等，都由那女人掌握着，已經成了家裡的女主人。眼看陳穆的問題毫無改變的希望，已經拖累了全家，丈夫的技術員一干幾十年，工資一分未長，孩子上學入不了隊入不了團，當“紅衛兵”的資格都沒有，後來又不能升學，只能下鄉下廠干苦活，一家因為她受夠了罪更受夠了氣！丈夫決心甩掉這個“包袱”，在廠革委會和軍代表的支持下，向法院提出了離婚起訴，法院已經受理，就將做出判決。 正是這一緊急情況，她才來京找到了我。她說如要改變處境，只剩一個渺茫希望，就是由比他們所在工廠和地方法院更高的權力機關和權威人士，向廠革委會和地方法院發個指示，不讓他們作出離婚判決，這才能挽救她這條命。她來找我就是希望我能幫她向這個權力機關和權威人士求情並說通他們開恩，出面為她說話，從而救她一命。 不待她說完，我已明白她的來意，更知道她是白來了，且不說我並不認識也找不到任何能救助她的權力機關和權威人士，就是認識也不能找到，正在“反擊右傾翻案”高潮中，我怎能去為一個正受審查監管的“叛徒、右派、反革命”求情?又有哪一個權力機關和權威人士能為這種人去發指示下批示？尤其是現在許多權力機關自己也亂成了“一鍋粥”，許多權威人士也正自身難保，他們怎麼可能去救助一個與其毫無關係的人？幫助一個“叛徒、右派、反革命”，這不是典型的“右傾翻案”和“站錯立場”嗎？不正是當前運動的批判重點嗎？ 特別是我自己，剛剛平反不久，其主要根據之一是，我的個人歷史和社會關係完全清白，沒有任何污點，只是在文革中有了些“現行”問題。現在我忽然為一個“叛徒、右派、反革命”翻案求情，自動和“階級敵人”站在一起，不恰恰證明我已“和平演變”和“立場反動”嗎？我不僅不能做她希望我幹的事，連她這個人都應該離得遠遠的，最好根本不人識她，也從來沒有這個“社會關係”。我不敢把設想的各種可能及其結果告訴她，因為這將使她絕望，又顯得我毫無情義，我只先問她是怎麼來的，她不是正受審查被監管着嗎？ 她說是偷跑來的，我不由一驚，這不是個“外逃反革命”嗎？一個“反革命”竄逃來首都，可能是個政治事件。我被打成“反革命”時，連我那世代貧農，又當過工人和傭工的真正勞動人民的老母親，也會被當作“反革命家屬”，為了“保衛人民首都的聖潔和安全”，被驅逐出京趕回老家……我緊張地問她是怎麼跑的，有人知道她來這裡嗎？她說她在榆次住家的街道居委會裡，有個退休職工家屬叫耿文妮（就是為她轉信的那位），她家從北京搬來時，就歸耿文妮的居民小組管，最初耿文妮按廠革委和派出所的要求，負責監視她和她的一家，監視了一陣後，發現這家就是女人有過“歷史問題”，她那老公整天不聲不響，只知上班幹活，見人連屁都不敢放，幾個孩子也都老實安分，全是些“大大的良民”。她被工廠革委會勒令不准回家，邊受審查邊勞動後，家裡只剩幾條光棍，這日子就沒法過了，開始耿文妮也照應過，後來見有個與這家老漢相熟的女人來幫忙她也沒多過問，有時路過廠里，順便過來看看自己監管過的女人，偶爾問了點情況，得知她其實是受了冤枉。文革中這種事不稀罕。本着一個人的良心特別是女人的軟心腸，耿文妮不由越來越同情她，就常常為她捎點東西，報個音訊什麼的，後來又主動幫她轉信。她那老公另有了“對象”，準備和她離婚和那女人結婚的事，也是耿文妮告訴她，並同她商量怎麼辦的。耿文妮也說她這事，只有上頭什麼壓得往廠革委和法院的大人物說了話，她才能得救，又問她在北京還認識什麼人，她說有的人寫信去過，但都沒有回音，只有一個與她最要好的小兄弟，可能可以幫幫她。本想再寫信來，耽心來不及了，不如由她馬上來京找我。這耿文妮不僅是個痛快人，又是個敢說敢當的“女子漢”，自己掏路費買到火車票，先讓她裝病（本來就有病）不能上班，說是由耿文妮帶她找醫生看病，接出工廠就送上了火車。她耽心這會牽連到別人，耿文妮說不怕，大不了撤了自己的居民小組長，還省了我不少心少管很多閒事呢。她到京後先找到自己三小子的保姆家，聽他們介紹了北京的情況，又由那保姆的丈夫（這家人對她一直很同情）把她送到軍報門口，見我出來接她才悄悄離去。這些同情並幫助過她的人，很使我感動，他們與她都非親非故，卻都為她不怕風險兩肋插刀，體現了一股正氣和膽氣。我與她雖也“非親”，卻不“非故”，她把我當作至親的“小兄弟”，怎能對她見死不救呢？ 我斷然決定一刀兩斷 就在我們關着門談話時，我媽買菜回來了，我趕緊又把屋門關上，告訴她這是我媽，她忙站起叫大媽，媽問我是誰，我說是老鄉，又問哪村的，我說遠呢，你不認得。媽看看她說，是沒見到過，沒來過我家。她順口說是沒來過。我媽又說她不是老家口音，是哪裡人？我媽說話一向大嗓門，我怕她把隔壁的監視者吵醒，忙把她推進廚房去，又關照她中午多做一個人的飯，媽邊走邊說，多個人的飯可以，就是沒買點好菜，不是待客之禮呀！在屋裡的她要出來表示客氣，被我一把推了回去，又忙重新關上門，與她繼續交談。她來到以後，幾次說到傷心處，就哭出聲來，說到激動時，又提高了嗓門，我不斷打手勢讓她小聲，指着隔壁防人聽到。快到中午時，隔壁那人起來了，到廚房洗漱時，聽他問我媽道：“怎麼，你家來客啦？”我媽說：“來了。”“哪裡的？”“不曉得。”“哦？”我聽出問話者的疑問，心裡直叫苦，我那快人快語又多嘴多舌的老媽，又要給我惹事了。 到中午孩子放學回來，小學一年級的兒子一進門，沒等我介紹，沖她就叫“奶奶！”上初中一年級的女兒，先疑問地看看她又看着我，我連忙半是介紹半是解釋地說：“這是陳阿姨！”女兒禮貌地叫了一聲，兒子抱歉地改叫了“阿姨好！”她站起來高興地說：“多好的一對兒女。”又對我說：“你真幸福，孩子多好！”我說：“他們連媽都沒了，是不幸！“她難過地低下頭，我推着孩子去廚房，他們是在那兒開飯的，又叫女兒撥出一些菜，讓我和阿姨就在屋裡吃。就在這時，隔壁那位出來，要去食堂吃飯，過我門口時停腳看了裡頭幾眼，什麼也沒說出去了。我心裡又打鼓，可別被他發現什麼。女兒把我們飯菜端過來，我請陳英姐就着書桌吃，抱歉地說沒有準備也沒法招待，將就着吃吧！她嘆道，這年頭吃到這個，就不錯了，我連這……我忙打斷她，催她快吃。她默默地邊吃邊歪頭看看桌上一面小鏡子，搖搖頭道，我真老了，你聽你兒子叫我什麼了？我說他叫錯了，真抱歉。她卻嘆着氣說，我大兒子快三十了，連個對象也沒有，孩子也指望不上，沒人叫奶奶了！我想安慰她，卻什麼也沒說出來。 考慮到隔壁那人吃過就要回來，我一邊匆匆吃飯，一邊把我必須對她說的話，儘量用簡明的語言甚至以斬釘截鐵的語氣一口氣對她說了，主要就是一點，她要我幫她找的機關和人，我根本不認識，也沒有熟人，實在幫不上，對於她的歷史和家庭問題，我都不了解情況，希望能理解和諒解我。這是我反覆考慮特別是權衡得失後的結果，現在我只能這麼說和這麼做。她聽了木了一會，定睛重新看看我，重重地嘆了口氣，沒出聲地說，唔，這樣！……我又示意隔壁那屋道，乘他不在，我先送你出去，實在對你不起。她點點頭，站起來，我媽進來一邊說沒好好招待她，一邊問她怎麼要走？她說，大媽，對不住，打擾你了！我媽說，是老鄉就常來，下回給你補上。她抬頭看看我，我卻沒有點頭，只用手勢請她出門。她抬頭看看我的家，摸了摸倆孩子，憋住兩眼淚，低頭出了門，我跟她出來，倆人都沒話，一前一後出了報社大門，她站住小聲說，你回吧！我執意又送了她一段，回頭看看遠處的報社大門，似乎沒有人監視或注意到我，極其難堪地對她說： “陳英姐，我實在對不起你。” “不！”她說，“兄弟，是我對不起你，不該來麻煩你。” 我含淚顫聲說：“不是我不想，是我……” 她也看看報社大門道：“別說了，我知道。” 我又說：“我家裡，你看到了，老的老，小的小，萬一我再出事，這一家，就完了！” 她止住我道：“都這樣，我理解。”說着又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扭頭向前走去。 我怔了一下，又追上她道：“還有個事，得告訴你，我馬上，又要出差，時間不短，所以你不要來信，來了也收不到，當然是暫時的……” 她不等我說完，把淚眼一擦道：“我明白，明白！”說着一個轉身，絆着步子，走了！ 就這樣，我們30年不見，終於重逢，卻又這樣分手了。何時再見，還能不能再見，我不知道。她將去哪裡，日子怎麼過，命運會怎樣……我都不知道。 我跑回家，關上門，伏在書桌上，無聲地痛哭了！心裡痛罵着自己：我是個好兄弟嗎？無情無義，見死不救，還是人嗎？我不是把她推進火坑了嗎？親手送了她的命……但是，我要不這樣，又該怎麼辦呢？ 這時，午體時間到點，又要上班繼續革命了，遠處的高音喇叭里，響起了我聽過唱過無數遍的頌歌：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我們的大救星……”。 是啊，“幸福”，“救星”，可在哪裡呢？…… 不知結局的尾聲：誰來懲罰我和造成這一切的人呢？ 從此，陳英姐再未來過信，更沒來找過我。她的事，也就是她的命運，也不知後來怎樣了，連她是還活着，還是早死了，我都什麼也不知道。就在和她分手時，我連她將去哪裡，還會找什麼人，將怎麼打算……都沒有問。因為我已不能、實際是拒絕為她做任何事，使她對我由僅有的一線希望，變成了徹底的絕望。她和我親如姐弟的情誼，也就此完全結束！ 1976年在急風暴雨和地動山搖中過去了，十年文革也終於終止了，我有幸沒有再被打倒，與她的交往，也沒受到查問，甚至未被發現。但是不論我是醒着還是夢中都不斷“見”到她，有時是最後見到的那樣，有時又是她當年的可愛形象。當我的陳英姐“定格”在我腦中“屏幕”上時，我不由在心中呼喊責問： 這麼美好的一位青年革命者和女才子，為什麼是這樣的命運，結果這麼慘呢？ 我和她在一起時，她才20上下，重逢時已是半百更是半死老婦。她原是一個出色的女記者，但在後幾十年內，她的才華以致畢生精力，都在申訴、爭辯和怨恨中消耗盡了。就這樣，她也未能找回自己，而是被她所信賴和熱愛的組織、領導和同志（包括我），以及他們後面那張無所不在又無所不能的，巨大和無形的“網”，活活地吞噬或銷蝕掉了。這是她個人的悲劇，還是我們整個國家、民族的呢？全國全民，如她這樣，白白消耗生命、無望掙扎過的人，何止萬千，何止萬千！一想起這些，我就心如刀絞，痛不欲生！ 當人們稍稍緩過氣來，開始亂反正、恢復正常生活時，我忍不住給榆次的耿文妮去信，向她了解陳穆後來的情況，卻一直沒有回音，再按原址寫信到她廠里，同樣毫無反應，我的陳英姐，就從人間完全消失了！ 然而我卻越來越多地想到她，特別是我進入了老年，生活也大為改善和更為安定的時候，每當想起，就覺無比沉重、難過和羞愧，我的陳英姐，是被我親手埋葬掉的！這是我這輩子幹過的，唯一最大最重的虧心事！ 如果世上真有鬼，真有閻王爺，就來懲罰我吧！ 只是希望能把造成這一切的人，也都追加懲治，即使死了，也使其永不復生！ —————————————————————————————————— 【驀然回首】 這是文革中發生在山西文藝界的一件雖然很小但卻震動很大的事 中央芭蕾舞樣板團要到太原演出，這是山西文藝界的一件大事，不僅文藝界空前重視，就連省革委會主任謝振華也不敢怠慢，親自安排樣板團的接待事宜。政治上要保證每個團員的安全，公、檢、法都要重點參與，生活上有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麵食不能有重樣，要充分體現山西麵食的特點，演出要保障成功。 省領導親自安排，文藝界自然首當其衝。首先是提高接待人員的思想政治認識，充分認識樣板團來我省演出的重要意義，什麼中央的關懷啦，江青同志的關心啦等等，總之上綱上線地認識。隨後是如何做好服務工作，保障演出順利。在接待者的人選問題上又費了一番心思。選拔接待人員，是路線問題，是對“無產階司令部”的態度問題，是對“江青同志”的感情問題，於是樣板團成了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代言人，是江青的使者，誰敢稍有怠慢就是罪大惡極。 接待人員除了本單位的初選，還要經上級主管部門的審查批准，再通過公安部門的備案，才算完成。被選拔的人，當然是那些出身沒問題，老子不是走資派，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被選定的接待者們，成了真正的服務者，從樣板團人員下火車開始，接待者們就開始為樣板團人員提包、扛道具、抬鋼琴、搬箱、倒櫃、裝台、卸台、拉幕、裝景。事後有參與接待者對我說“我們完全是個苦力”。 天有不測風雲。演出結束後，樣板團管人保的同志向省革委提出，丟了一件軍大衣。這軍大衣非同小可，它是樣板團的象徵，是革命文藝的標誌，丟了它怎麼了得？這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於是省直系統從上到下，如臨大敵，公安局，各單位的人保領導，統統出動，內外排查，所有的接待人員，當然是內部的重點排查目標，人人變成了懷疑對象，找線索，提疑問，檢舉揭發，弄得人心惶惶。直到樣板團離開了太原許多天后，這裡還在追查、整頓、學習提高。 十幾天后，樣板團來電話說，那件軍大衣找到了——他們把那件軍大衣放在道具箱裡忘記了。 如果北京不來電話，可能會再抓幾個現行反革命。 2009-11-5 —————————————————————————————————— 【編讀往來】 l 更正：本刊上期編讀往來中最後一則讀者來信的署名“錢大川”，應為“杜鈞福”。因來信原未署名，編者根據郵箱名誤斷為另一作者“錢大川”，又沒有進行覆核，以致錢冠杜戴，謹作更正並向作者、讀者致歉。 讀貴刊師大女附中的兩期（一專輯一增刊），看到一些爭鳴文章，有一點感慨。儘管爭論雙方都還比較注意擺事實講道理，但在態度和語言上讓人看到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即有的作者在批評對方時，在陳述意見的同時，總還忍不住要用些諸如“說謊”、“編造歷史”之類的文字來給對方扣上“帽子”。這種態度使人想到文革中的打派仗，老想着壓倒對方，老是要給對方“上綱上線”。有的文章則不是這樣，能夠儘量保持平和的心態進行爭論，儘管已經指出對方的史實陳述上的失誤是很明顯的，也不給對方戴什麼“帽子”。這樣的態度值得提倡。特別是研究文革的人，切不可再沿襲文革中的那種“唯我獨左”、“唯我獨革”、“痛打落水狗”的態度來對待異見了。 在48期的編讀往來中，劉雙先生指責我立場前後不一致，要求刊出我的一篇舊文《記憶的瘡疤》。我將此文附在了49期發表的文章之後，以證明我的立場的前後連貫性。為什麼貴刊只發我的新文，而刪了舊文？你們這樣做至少應該事先跟作者打個招呼。 編者回覆：我們不發你的舊文，是為了一碗水端平——因為王友琴以及某些讀者一再要求我們刊發王的舊文。考慮到這些舊文在網上隨處可見，不宜用它們來占《記憶》的篇幅（實際上你舊文中的要點都已在你新文中引述了）。上期出刊前未及事先向你說明此事，特此示歉。 這個專輯開得好呀！融匯了來自各方面的觀點，使得一個問題得到儘量充分的討論，對一個問題的認識獲得了深度，這深度便是突破，便是漸臻真理。非常難能可貴。“師大女附中”事件是整個文革的一個最具典型意義的事件。類似事件在全國發生十分普遍。我認為對這個問題的探討，既是對文革的探討，也是對人性的探討。非常有意義。 出於個人雷同遭遇，我對《聞佳冤案》感興趣，這個當年的女生，比我小一歲。不僅屬於同一代，而且其中有個細節，與我家庭也非常雷同——聞佳父親的“成分”一下子從“職員”變成惡霸地主。如果是“惡霸地主”，1963年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年代，她是進不了貴族學校的。我為了父親所謂“地主”，終生不遇。1982年我大學畢業分配到上海市儀表工業局，這個“地主”還在對我的人生發揮作用。1979年先是我母親“平反”。她解放前是個小學教師，因為我父親“地主”，她也成了地主。我父親文革前就去世，這個“地主”從何而來？土改時我家鄉（上海郊區）並沒有劃我父親“地主”。這個“地主”是如何形成的？我與當局搞到1989年，最後還是不清楚“地主”從什麼地方來的，什麼人都不為這種事情負責。為了追究，我和家人還受到自己工作單位的威脅、恐嚇。直到我們不再為家庭冤案向當局提出任何要求。後來，我醒悟了：向製造冤案的集團追究真相與責任是愚蠢的。這種追究等於承認“冤案”製造者及所屬機構的合法性。同一年，在我母親去世的追悼會上，我把母親學校的代表趕了出去——對母親一生的評價，應該來自她的親友。 貴刊在編輯方針上，不要因為有人說你們褊護、一言堂，就失去自己應有的立場。我最近給刊物投稿，介紹斯圖亞特·休斯的歷史哲學，其中有這麼一段文字： 美國的實證主義主流的歷史學家與歐洲史學家不一樣，一般都拒絕寫現代史，把現代史看作時事評論、政治學的對象。他們認為，研究者本身處在這個社會環境中，主觀意識會影響研究的客觀性、科學性和真實性。但是，休斯不以為然，寫了《歐洲現代史》。他指出，美國歷史學者這種習慣是迷信文獻的結果，沒有看到研究者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可以接觸到不少具體事物經驗實踐；當今研究中世紀的學者，也會因缺乏文獻感到苦惱。二戰帶來了幸運的副產品，不少歷史學者戰時從事外事工作，所以，現代外交史研究中，他們能夠藉助經驗的直感、現實來判斷、分析文獻記敘。儘管近代以來歷史學家們都為了歷史研究的“客觀性”苦鬥，但是，他們的分析和判斷的客觀性最終都不得不依賴其個人的良知和想象力。在《歷史學是藝術，也是科學》中，休斯援引赫伯特·布特費爾德（Herberte Butterfield）的《歷史與人際關係》（History and Relations，1951）中一段話來說明這個問題：“真實的事情……比如證實宗教迫害、屠殺，或者集中營、對少數派鎮壓等犯罪真相，不需要歷史學家幫助。不承認這種殺人、屠殺等野蠻行為的人，即使歷史學家對這些事情下某個定義、給以名稱，他們也不會有所醒悟。只要歷史學家不歪曲人類最基本的道德判斷，而是根據這些判斷，闡明普世的道德根據，歷史記敘就是一個好方法，歷史學家的職責也正在於此。” 記敘大屠殺、迫害等事件，只要具體詳細敘述，說清楚其實際意義，就很足夠了。人之所以道德上麻木不仁的原因之一就是不能從犯罪、受難之恐怖的客觀敘述中獲得感受。然而，那些讀了這樣的歷史記敘後也不感動的人，即使附上說教和評論，也不會就此感動起來。（pp.121-123） 換言之，所謂良知，就是人類應該有不言自明的共同的、普遍的最基本的道 德準則。在這個前提下，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詳細地記述。研究現代史的另一個要素歷史想象力，在休斯看來也十分重要。他認為許多人在青少年時期被灌輸的歷史教育內容扼殺了想象力。因為腦子裡留下的只是一些虛構的神話和英雄的故事，失去了歷史想象力，成年後他們偶然的人生經歷往往會喚醒他們的歷史想象力，從而開始懷疑小時候被刻印在腦子裡的歷史故事。 《記憶》就是要喚起人們的良知和歷史想象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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