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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富，國強；民眾普遍富庶，才能提振內需，實現經濟結構轉型。
2011年是中國經濟結構轉型深化年，中國經濟改革與體制改革交織，牽一髮而動全身，投資與出口的興奮劑逐漸減量，改革進入劇痛期，貧富差距導致的民怨與市場效率低下導致的通脹，將越來越嚴重。
瘋狂的北京搶車潮給2010年劃上句號。這個突兀的句號具有極強的象徵意義，多年的快速發展與資源的強行集聚，讓這座城市的交通接近於癱瘓。既有的發展模式走到盡頭，人們卻不願意放棄以往的道路，在限車之前的幾天裡，北京車市一天的成交量相當於半年的成交量，原因很簡單，資源過度集聚沒有被打散，人口集聚效應就不可能改變，在限車令之前搶購到手的人，可以省去幾萬塊錢的成本，只要首都繼續擁有各方面的優勢資源，從車輛、道路到房產，所有的資源相比而言將越來越匱乏。
到一線城市尋找機會，在一線城市降低生活成本，這是所有經濟人的理性選擇，但個人的理性選擇形成了整體的非理性，因為整體框架、制度設計是非理性的。
上述案例正是中國經濟的象徵：既有模式撞到南牆不得不回頭，資源分配體制沒有改革使大眾不願意回頭，而制度惡化加劇對行政權力與青天文化的路徑依賴。北京限車令只是資源無度集聚下行政權力再次擴張的一個小小案例。
表面上看，中國花團錦簇，經濟多年在高位運行，從2004年到2007年GDP保持兩位數增長，但光鮮數據背後是發展質量惡化，直接表現就是資金使用效率越來越低，無效GDP、耗散的GDP越來越多，貧富差距大到天怒人怨的地步。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原有的投資與出口主導的經濟模式無法持續，中國不得不改革，2010年是改革起始年。
2010年開始的中國經濟變革將在2011年得到延續。
人民幣國際化速度越來越快，2010年6月人民幣重啟彈性匯率機制，人民幣升值是大勢所趨，所謂可控、漸進，大致可以預測人民幣升值幅度在3%到5%，過於明確的預期，將吸引全球的對沖基金在人民幣資產上尋求無風險收益。2010年以後連續多年，人民幣本身都會成為全球資金的追逐目標。
內需拉動經濟起步不易，投資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暫時無法改變，民間實體投資熱情沒有從制度上點燃。
從2009年前三季度看，“城鎮固定資產投資/GDP”≥100%的有一個省份，≥90%的有兩個省份，≥80%的有5個省份，≥70%的有10個省份。固定資產投資高到嚇人的程度，各地的投資興趣居高不下。2010年12月，家發改委有關負責人日前接受媒體採訪時透露，2011年中央的預算投資為3840億元，比2010年減少100億元左右，對“十二五”期間投資的態度是“審慎開工”。各個省市匯總的投資增速遠遠高於發改委的規劃，湖北省甚至提出12萬億的發展規劃，中西部地區與二三線城市將進入瘋狂的投資階段，由此導致地方隱性負債越來越嚴重。房地產的投資遠超固定資產投資增速。
資本與貨幣市場的表現依然大起大落。證券市場總市值、上市公司大規模增加，但股指在緊縮的貨幣政策與融資壓力下很難有出色表現。中小板、創業板面臨十字路口，中國的誠實的民營企業從中獲益不多，反而成為權貴們的另一個淘金地，股市除了是賭場之外，權貴一夜暴富之地的特色越來越明顯，中國的證券市場需要從打擊內幕交易開始，再次進行刮骨療毒。
就房地產而言，壞消息是價格短期內仍會上升，2010年土地價格創出新高，意味着房地產在未來一兩年泡沫難消；好消息是保障房成為中國房地產的滅火器。按照溫家寶總理在央廣與聽眾交流時的數據，2010年我國將開工的保障性住房大約為580萬套，已建成370萬套，明年政府將開工1000萬套保障性住房，其中包括公租房、廉租房和棚戶區改造。如果能夠在兩年內完成並且公平分配，意味着未來兩年將有5000萬左右的低收入人群住進保障型住房。
民眾不富、民間資金無處可去，在與壟斷企業的碰撞中敗下陣來。民間市場萎縮，壟斷與資本時代必然導致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既得利益階層在包括個稅改革、房產稅改革、退休制度改革等各個方面遊說，使得中國的稅收、福利制度改革不能解決現有的分配失衡問題，反而成為通脹的同義語，每年獲得上千元保障的低收入階層，有可能支付更大的代價，每天提着菜籃子發愁，提振內需成為一句空話。
如果中國改革依然無法在民富、民資使用方面取得突破，中國此輪改革會成為洋務運動悲劇的重演。框架的傾斜造成經濟發展模式的失衡，放棄GDP吧，沒有成本的財富增長註定會成為烏托邦。尊重個人權力、義務、尊嚴與責任的國家，才能在國際上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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