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 林

　　7月12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任命前中國央行副行長朱民為副總裁，與其他三位副總裁一道為總裁拉加德提供支持。長江商學院金融學教授、香港城市大學客座教授周春生認為，此次朱民當選IMF副總裁，意味着新興國家在國際上的話語權提高，國際社會不得不重視新興國家的意見，特別是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聲音”也有所擴大。

　　不過，許多人在為朱民晉升IMF副總裁叫好時，也許忽視了一個細節，IMF仍維持了長達數十年的老規矩：在前第一副總裁、美國銀行家利普斯基離職後，即提名由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利普頓出任該組織“二號人物”。所不同的是，IMF在原有三位副總裁的基礎上，新增了一名副總裁職位。

　　而朱民正是擔任增設的第四副總裁職務。換句話說，朱民只是在原任IMF總裁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的特別助理職位上前進了一步。在暫時難以撼動的“潛規則”和新興國家在IMF總裁之爭時傳達出的不滿聲音面前，新增一名副總裁併由中國這位新興國家的代表出任，或許是拉加德的一種安撫策略。

　　一直以來，IMF投票權主要集中掌握在美國、歐盟和日本手中，特別是美國事實上擁有着一票否決權。而作為IMF的重要成員，新興國家正在爭取重新定位其在IMF領導體制中的作用。當然，拉加德在謀求IMF總裁職位之時，週遊中國、印度、巴西等在新興國家，當時，甚至有來自媒體的報道稱，拉加德承諾上任後給予朱民副總裁職位。

　　那麼現在，朱民如願以償履新可不可以看做是拉加德對當初“承諾”的兌現、亦或者是謀取總裁的某種姿態?人們對“承諾”的理解各不相同，但絕不是外界所想的那麼簡單。當然，為救助處於金融危機的國家，IMF需要手中握有大量外匯儲備的中國的支持。2009年9月，中國第一個購買了約500億美元債券。

　　由於中國在IMF的股權增加，根據2010年通過的IMF份額改革方案，中國的份額將從過去的3.72%升至現在的6.39%，投票權從3.65%升至6.07%，超越德國、法國和英國，位列美國和日本之後。能夠走到這一步，是大國妥協或相互利用的結果。

　　雖然中國獲得了更多的股權，投票權也得到相應增加，但並不意味着中國的話語權就會大幅提升。現實往往是殘酷的，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國家目前仍難與歐美平分天下。從外部因素來看，世界格局在金融危機後向新興國家傾斜，但在經濟總量和人均值上，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地位並沒有明顯下滑，新興國家還沒有挑戰他們的實力。而且在IMF投票權上，新興國家也處於明顯的劣勢。

　　從內部現實來看，分析指出，各新興國家國情不同，利益訴求相異，在很多問題上缺乏共識。目前，新興國家尚未從根本上改變發達國家主導全球的現實，建立一個合理的全球秩序尚有漫長的路要走。因此，與其說新興國家孜孜以求IMF高層之位，還不如說他們更迫切地希望在國際舞台上有更多的發言機會。

　　當然，要做到這一點並非易事。原因在於，中國等新興國家提高話語權，在某種程度上，意味着個別國家的讓權。在國際金融新秩序的構建過程中，存在三大立場：一是中國希望未來的金融秩序和貨幣體系能更多地體現新興國家的利益;二是歐洲亦積極推進此事，意欲與美國爭奪主導權，建立更符合歐洲國家利益的體系;三是美國則不願失去主導地位，會想盡一切辦法維持現狀，充其量只是對IMF的規則進行修修補補。

　　其實，美國和歐洲一直都希望通過新興國家的加入削弱另一方力量。2009年9月G20國匹茲堡首腦峰會前，美國就曾幕後向歐洲不斷施壓，要求對方減少其在IMF中的份額，並讓給中國、印度、巴西等的新興國家。中國人此次能夠贏得IMF副總裁職位也是大國相互博弈與妥協的結果。

　　因此，朱民擔任IMF副總裁對中國的作用仍有一定的局限性。一個客觀現實是，朱民履新並不意味着中國在IMF的話語權會自動得到增加。特別是在大國之間的博弈中，各主要國家對話語權的理解，其解讀、執行都存在很大的差異，未來中國在IMF中扮演何種角色，能發揮多大作用，還有待於我們進一步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