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們陷入金融危機已有4年時間，有一點正變得越來越明晰：我們最缺乏的不是信貸，而是可信度。市場能夠作出調整以應對全球經濟的下滑，但市場無力應對的是：各國領導人的可信度日趨下降;人們越來越感覺到政策制定者們脫離現實。我們到底需要做些什麼才能擺脫這一險境呢?

　　如今之所以缺乏可信度，根本原因就在於：面對金融危機後復甦階段常見的長期增長乏力，拿不出有效的解決方法。有太多的決定是基於對經濟增長前景過於樂觀的預測做出的，比如近期歐洲央行(ECB)和美聯儲(FED)退出貨幣刺激政策的決定。政策制定者們一次又一次地指望危機過後經濟能快速復甦，這樣他們就無需就如何應對私人與公共部門的巨額債務負擔(無論是美國家庭部門的債務，還是歐洲外圍國家的主權債務)做出痛苦的決定。但經濟的快速復甦卻一次又一次地不見蹤影——即便偶爾出現，也不能持續。一切試圖推遲做出關鍵決定的努力，結果都不令人滿意。這讓人想起了《花生漫畫》(Peanuts)里的人物查理•布朗(Charlie Brown)：他似乎始終弄不明白，幫他扶球的露西(Lucy)總是會在最後一刻把球抽走，好看他摔跟頭的笑話。經濟下滑也是這樣對待美國和歐元區領導人的：這些人一次次地摔跟頭，可信度也一次次地降低。

　　顯然，主要問題在於債務帶來的巨大威脅，它對危機後經濟早日恢復正常增長構成了阻礙。正因如此，金融危機後經濟增長通常都非常緩慢。我們最好是認為全球經濟正在經歷“第二次大收縮”(Second Great Contraction)，<第一次大收縮是“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這次收縮涉及的不僅是產出和就業，還包括信貸和住房市場。

　　的確，那些最大的發達經濟區是否將經歷“雙底衰退”，這個問題基本上還是個未知數。實際上，大部分歐洲經濟體和美國始終都沒有完全走出經濟下滑，其人均產出水平仍低於危機前的峰值。

　　所有人都同意，必須採取大膽行動，但到底採取何種大膽行動?採取大規模臨時性財政刺激，能否對經濟產生足夠的提振、使之實現自我維持的增長，這一點還遠沒有定論。政府債務的增加會讓人們在面臨業已存在的私人部門債務危脅的同時，再面臨未來稅收負擔加大的威脅。誠然，在經典的零利率流動性陷阱分析中，最理想的政策是：在有資金支持的前提下，臨時性大幅提高政府支出。但這一正統模型完全忽略了債務的威脅。

　　當然，最直接的解決辦法是找到既能清理資產負債表、又能維持金融體系的完整性的快捷措施。對於歐洲來說，這涉及大規模減記較小外圍國家的債務，同時德國要對其他國家中央政府的債務予以擔保。作為回報，德國必須在一體化程度更高的歐盟內得到很大份額的財政權——只要德國在進行大規模財政轉移就理應如此。對於美國來說，政策制定者們需要出台方案減記跌破賬面價值的抵押貸款，這或許可作為換取借款人作出的某些讓步的條件——例如未來房價如果出現上漲，貸款人可從中獲得一定比例的收益。

　　如果直接削減債務的措施因受政治阻礙而被排除，我們仍可選擇在未來幾年中推行適度通脹(比方說把通脹率維持在4%至6%的水平)，從而實現某種適度的去槓桿化。對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反通脹鬥爭記憶猶新的人們，似乎對任何通脹率超過2%的通脹都深惡痛絕。然而，當前這場75年一遇的經濟危機卻要求我們採用超常規的措施。理想而言，歐洲央行和美聯儲都應推行擴張政策，否則就會對匯率產生嚴重影響。當然，如果單純試圖穩定匯率而不採取全面貨幣擴張政策，收效則會小得多——七國集團(G7)提出的對策似乎就是這樣。

　　最後一點也很重要，貨幣和金融解決方案必須輔以結構性改革，包括對難以為繼的養老金和醫療保障基金進行改革。

　　只要政策制定者們至少能做出正確的診斷，就相當於在復甦道路上邁出了重要一步。在採取了一長串力度不足或方向錯誤的措施之後，政策制定者現在的選擇越來越少，不過“彈藥”還沒有用完。債務減記方案、暫時抬高通脹和有切實意義的結構性調整，仍能顯著縮短金融危機後一般會很漫長的緩慢增長期。

　　在當下這個節骨眼上，各國領導人不僅不能再置身事外，還必須最終解決大收縮帶來的問題——這場大收縮雖然規模不大，但在其他方面都跟傳統意義上的衰退一模一樣。

　　註：本文作者是美國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經濟學教授，與卡門•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合著有《這次不一樣?800年金融荒唐史》(This Time is Different: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