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規模的海外投資被視為“中國崛起”的新標誌，然而，海外投資規模的急劇擴大、資產份額的快速提升，也意味着海外投資風險的日益加大，中國要學會跨國投資的風險管理，提高中國的海外經濟利益。

   近年來，隨着中國經濟總量的加速擴張及其帶來的對國際資源和技術需求的不斷上升，加上國家實現內外經濟再平衡的需要，中國企業“走出去”已從傳統的商品出 口到海外上市和海外建廠，再到大規模的海外併購，進入到主動積極地進行全球戰略布局的新階段，繼美日歐三大經濟體之後，中國海外投的資本分量正變得越來越 重要。然而，與不斷壯大的投資規模不大相稱的是中國跨境收購的失敗率還比較高，中國對海外投資過程中還缺乏駕馭風險的能力。

   首先是投資保護主義風險。近幾年，發達國家以威脅國家戰略安全為由，使中國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海外資產併購頻頻受阻。美國經濟分析局統計顯示，中國對美 國曆年投資存量僅為23億美元，是美國外資直接投資存量的千分之一。深處債務危機困擾的歐盟對中國企業的併購深感不安，近期歐盟有意效仿美國在1975年 成立外國在美投資委員會(CFIUS)，希望設立一個新機構負責對外國企業投資和收購本國企業、有可能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行為進行審查，必要時可以加以 阻止。此外，部分國家新出台的法律提高了外商直接投資的成本，使中國海外投資遇到阻礙。與制止關稅戰相比，遏制投資保護主義的難度要大得多。世界貿易組織 (WTO可以裁斷全球貿易爭端。但全球還沒有一個與WTO相等同的機構來解決投資爭端，這種風險更難駕馭。

   其二是海外投資成本上升風險。當前，中國的海外投資一個非常重要的需求是為了購買發展所需的資源、能源，但是，未來海外投資的成本可能被大幅抬升。中國每 年就從澳大利亞進口大量的資源，根據上海有色網的統計，目前，我國除了是澳大利亞最大的鐵礦石進口國，2010年澳大利亞向中國出口的鋅精礦占中國當年鋅 精礦進口總量的35%，排第一；鋁土礦約占24%，排中國鋁土礦進口量的第二位；鉛精礦以13%的占比僅次於秘魯、美國，排在第三位。然而，近期，繼歐盟 率先通過碳排放交易體系之後，澳大利亞總理吉拉德最近宣布，計劃在明年7月1日起在全國範圍內開徵碳排放稅，三年後還將引進碳交易排放機制，以降低澳大利 亞碳排放，這也意味着今後對礦產資源豐富的澳大利亞進行直接投資，其投資成本上升的不確定性開始變得越來越大。

   其三是海外投資戰略缺失風險。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的排名更能說明問題，在全球128個參與排名的國家中，2003-2005年中國的對外直接 投資流出績效指數(OND)為1.139，全球排名第67位，而該指數2007年以後再次下滑。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出績效非常低，意味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 項目的技術含量不高、效益較差，嚴重缺乏海外投資的所有權優勢。

   其四海外資產匯兌風險。在近年來人民幣不斷升值，外幣特別是美元貶值的趨勢下，我國企業海外投資面臨的匯兌風險越來越突出。特別是2008年以來，傳統的 對沖工具等套期保值手段更加難以有效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所帶來的高度不確定性風險，中國海外企業屢屢蒙受因匯率劇烈波動而帶來的巨大損失。

   最後，還有不可避免的是國家政局動盪等不可抗力風險。海外投資活動具有投入大、周期長的特點，中國企業在投資意願高漲、投資規模迅速擴大的同時，必須重視 日益複雜的海外投資環境。從我國目前海外投資項目看，80%以上分布在東南亞和非洲等發展中國家，其中部分國家政局不穩。今年以來中東、北非局勢持續動盪 也讓在非洲、中東等自然資源豐富地區擁有大量投資、工程承包、基礎設施建設的中國企業蒙受重大經濟損失。

   因此，海外投資不能僅僅考慮規模和速度，而要考慮如何利用全球的分工體系和產業鏈，增強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的要素跨國整合能力，以產業增殖鏈為紐帶開展海外投資是必然選擇。為了降低暴露風險，規避摩擦風險可採取“因地制宜”和“柔性進入”的海外投資戰略。“因 地制宜”戰略就是在對重點國家和地區資源和能源狀況進行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開發計劃規劃。對所投資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狀況、投資環境、產 業發展及市場情況加強風險評估與管理，積極建立風險評估預警體系，加快建立海外保險體系與風險補償機制，從而提高海外投資的成功率和收益率。而“柔性進 入”策略就是可以採取小份額股份購入的形式，比如在礦產資源開採和使用上，持有20%以下的股份來保障長期供應；或者採取合資形式儘量避免絕對控股，這樣 可以減少併購敵意，進而為與東道國長期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礎。未來十年，海外經濟利益將成為中國最重要的核心利益之一，而保護權益駕馭風險則最為關鍵。

（張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