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therine Losse

　　凱瑟琳•羅斯(Katherine Losse)於2005年加入Facebook FB -1.04% ，是Facebook當時新組建的客戶關係團隊的首批員工之一，那時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剛把公司總部從哈佛(Harvard)的宿舍搬到加州僅一年時間。她進Facebook工作時，其50名員工還擠在帕洛阿爾托 (Palo Alto)市中心一個狹小的辦公室中辦公，公司內的大學校園氣息還非常濃厚。下文為她對那段時間的一些回憶：

　　入職的第一天，我在上午11點到達Facebook，那些身穿T恤、其貌不揚、盯着電腦屏幕的年輕小伙看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女性出現時顯得十分驚訝(如果不是不高興的話)。

　　辦公室中大部分塗鴉作品的風格都大同小異，都是些小胸細腰、身材從胸到腰逐漸變細的女子，與電子遊戲中女性角色的身材比例相仿。這些畫看起來比較幼稚，但我並不是特別在意，它們看起來就像是家住郊區的哈佛男生心目中的城區風格和很酷的那種東西。一位工程師帶我參觀小小的辦公室時說道，“我們不得不把那幅真正有構圖的畫搬到男衛生間去，因為有人投訴了。”他說這番話時略微帶有一種嘲諷的不以為然的語氣，我的新同事們在對不認可他們才能的任何一件事情做回應時一貫都是這種語氣。

　　我明白了這一點──如果你無法接受塗鴉，或者說無法接受它所代表的孩子氣的企業文化，那麼你的工作就無法展開。

　　一名斯坦福(Stanford)的畢業生向我和另一名新員工介紹了管理用戶發給Facebook的電子郵件的軟件。我們學會如何操作這款軟件後，他毫不猶豫馬上把主密碼告訴了我們，我們可以用這個密碼以任一Facebook用戶的賬戶登錄並訪問所有消息和數據。他說，“你們不能用筆把它記下來。”於是我們把它默記了下來。

　　我一度感到很震驚，覺得這太難以置信了──他們就這樣把密碼告訴了我，也沒做任何背景調查來確認我是不是一個跟蹤狂。

　　後來Facebook實施了一些安全措施，任何不能證明自己是Facebook員工的人都無法使用主密碼登錄。一年之後，Facebook棄用了採用主密碼登錄的方式，改用其他更安全的登錄方式來修護賬戶，但是最開始的時候只有一個主密碼。我們這些管理員不費任何力氣便可輕易看到Facebook上的所有內容。

　　2006年冬，Facebook請員工們到塔霍湖(Tahoe)度假，所有人一同住在一棟大房子中。在一個喝得酩酊大醉的深夜，我拿起裝飾樓梯扶欄的一件帶熊頭的熊皮衣搭在身上。扎克伯格覺得這非常搞笑，堅決讓我繼續把熊皮衣披在肩部。當然，有一名工程師拍下了我們整晚的惡作劇的照片並把它們發到Facebook上。在他拍攝的最後一批照片中，其中有一張照片上，馬克像帝王般不可一世地用手朝我比劃着，我則披着熊皮衣站在一旁笑得直不起身來。

　　那都是些坦率純真的歡樂，每個人都開懷大笑盡情玩樂着。但是，當我看到這張照片出現在Facebook的相冊中時，它那些可做不同解釋的豐富含義讓我為之一震。在我看來，在這張照片中馬克似乎正在命令一名女員工要順從聽話。

　　這張照片被拍下來並被發到Facebook上並不算什麼，更耐人尋味的是，沒有任何一個同事覺得它有什麼不妥之處，也沒有人認為它暴露了Facebook企業文化中某些不那麼讓人喜歡的東西。正如馬克在名片上以孩子氣的狂妄態度寫道，“我是CEO，混蛋。”(I'm CEO, bitch.)我披着熊皮衣的那張照片表明，權力不是可容質疑的東西，而是用來積攢和炫耀的東西。

　　到2008年，有傳言稱馬克新聘請了一位重量級高管。在某個周五，他召集了全體員工開會並在會上向大家介紹了公司的首席運營長謝麗爾•桑伯格(Sheryl Sandberg)──精明能幹、身家數百萬的谷歌(Google)前廣告和運營副總裁。馬克說,“我和謝麗爾是在一個派對上認識的，我們非常合得來。”

　　他接着說道,“我們談了好幾個小時。她問了我一些如何管理公司的問題，她的智慧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馬克說話時臉上帶着平時不常見的微笑，而且還面泛紅光，那可不是輕浮，可能是某種如釋重負的感覺使然，似乎他尋覓像謝爾麗這樣的人選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我遇見謝麗爾時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她的皮膚真不錯，而且確實也是如此，”他一邊說道，一邊向臉部肌膚的質地確實柔滑的謝麗爾揮了揮手示意。謝麗爾微笑着，沒有表現出不好意思的樣子。

　　在數周后與謝麗爾單獨會面時，我發現她對關於Facebook乃至整個硅谷的女性員工的話題很感興趣。她安排了與所有的女工程師單獨會面，那時候Facebook幾百名工程師中只有大約15名女工程師。

　　我告訴她我覺得部門中有一些涉及男工程師的情況應該要讓她知道。比如有一位高級經理據說向公司的女員工提出三人性愛建議，此外我還與一名工程師有矛盾，他總是對女產品經理表現出輕蔑或者咄咄逼人的態度。我在和謝麗爾談到後面這件事時說道，“工程師部門的一位總監讓我自己找那個傢伙談談去嘗試解決問題，但是當我這麼做的時候，那個工程師卻歪曲事實，說我是一個嚴重的女權主義者，好像是要把正在談的話題引開，最後我們的談話沒有任何結果。那讓人非常不愉快。”

　　謝麗爾說，“以攻為守，我明白了。”

　　我贊同道，“是的，就是那樣。”我心想謝麗爾太酷了，她明白我的意思。

　　“好的，謝謝你和我談話，真的很感謝，”謝麗爾向我說道，就這樣結束了我們的談話。

　　我向她提出的那些問題沒有一個馬上收到答覆。直到幾個月後的一天，她在我的辦公桌旁停留了一小會兒，用她常用的在辦公室說話的那種低沉明快的嗓音對我說，“我就是想告訴你，你和我提起的那兩個問題都已經解決了。”

　　我對此一無所知。她笑着說道，“你看我多棒，大家都毫無察覺我就把事情解決了。”果真如此，那位向員工提出非分要求的經理被悄悄降級了，而那個咄咄逼人的工程師則被調往另一個部門。

　　後來，我在2010年離開了Facebook。從那以後，我習慣了大家把Facebook作為他們交流和互動的主要媒介之一的這樣一個世界。在大多數用戶看來，Facebook似乎是橫空出世，但是對我而言，它代表着漫長的、有時甚至是令人興奮不已的工作時間，當然還有一些不會出現在我的Facebook頁面上的艱難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