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潔林

　　9月13日，在全球媒體的聚焦下，中國的華為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為”)和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興”)受美國國會邀請參與調查聽證。焦點問題是：華為和中興與中國政府是什麼關係?如果美國政府和關鍵企業購買它們的電信設備是否會對美國安全造成威脅?

　　於華為和中興，這似乎是一個與美國公眾和國會交流的絕好公關機會，但結果並不理想。美國國會議員們對華為和中興的疑慮絲毫未減，反而對這兩家公司代表在回答一些具體問題時“打太極拳”的做法很惱火。美國媒體大多以華為和中興如何被國會“燒烤”為主題來描述這個故事，而中國媒體則更多是老調重彈地描述一個“陰謀故事”：競爭對手如何隱藏在後面操縱政治人物，而政治人物又如何為了選票拿中國公司開刀以取悅選民。一切似乎只是繞了一個小圈又回到了原地。

　　華為和中興在美國生意受阻的核心原因是被懷疑中國政府對它們有某種程度的參與(比如政府擁有股份、決策權等)。雖然華為屢次解釋說公司由員工100%擁有，但由於股東情況以及其運作都不透明，仍然難以取信於人。而中興作為一個上市公司，它的政府背景和目前政府的持股是眾所周知的。也就是說，美國最怕的是中國政府以及代表其經濟利益的“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在美國商業活動更是頻頻受阻。

　　對於這種狀況，有不少人認為是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對中國國企 “妖魔化”，從而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其實競爭對手之間博弈所用的手段，古往今來五花八門，包括與權力結合、迎合公眾喜好等，反覆重述這個古老的故事意義不大。美國政治家行事必須符合國家的政治環境，無論是誰也不能操控他們違背這個原則，因此問題的關鍵在於了解美國為什麼有排斥中國國企的政治環境。

　　我們知道，與中國所信奉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意識形態不同的是，美國信奉“資本主義”，這不僅僅是政府的選擇，也是主流人民的選擇。在這種意識形態下，美國偏好尊重和維護私有產權，自己本土的國企也被限制在一個很有限的活動範圍。例如美國郵局是很少的國企之一，除了提供郵政服務，它不能從事別的商業活動，營運也不以盈利為目的，郵費漲價，需要國會批准。歷史上美國主流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也曾做得很過分，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從不認同到排擠，甚至迫害。20世紀50年代的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就是一場對認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人士的迫害運動。麥肯錫時代雖然已經遠去，目前的主流意識更為溫和和中性，但很少人相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對社會有益。

　　也許，“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個陳舊的冷戰對峙故事大家已經很熟悉了。另一個比較容易被人們忽略的現象是美國對“國家資本主義”的厭惡。“國家資本主義”的老祖宗是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它成立於1600年底，是一個特別的私營公司，集政治、軍事、商業為一體，由皇家授權壟斷英國與印度之間的貿易活動，主要經營的物品有香料、棉花、絲綢、茶葉和鴉片。到後期，除了貿易，該公司還被授予軍事和行政權力代表英皇管理印度殖民地。讓中國受盡屈辱和痛苦的鴉片戰爭(1840年)就是這家臭名昭著的公司所為。當時東印度公司壟斷了印度的鴉片生產，它們的戰船和英國皇家戰船一起參與了鴉片戰爭。其結果我們都知道，中國被迫開放諸多貿易口岸，香港成為英國的殖民地，很多中國人也因此在鴉片的毒害下生活悲慘。其實這個英國東印度公司與美國的淵源更深。由於東印度公司壟斷大英帝國與亞洲之間的貿易活動，其他地方的殖民地(包括英屬美洲殖民地──也即今天的美國)需要為購買亞洲產品向英皇繳納很高的稅，這也是1773年波士頓“茶黨”抗稅事件的原因，這個事件最終導致美國獨立戰爭(1775-1783年)的爆發，催生了美國誕生。

　　英國東印度公司於1874年1月1日正式結束，但100多年之後它的幽靈仍然在糾纏着當年的兩個受害國，這何嘗不是歷史的無奈。以歐洲15世紀開始的大航海為起點的人類第一輪全球化浪潮，它帶來令人驚喜的地理大發現，也創造了殖民地這麼一個怪物，並給殖民地人民帶來了很多痛苦，緊隨其後的兩次世界大戰更給世界留下悲慘教訓。1945年二戰勝利之後，作為對這個過程反思的一部分，杜絕“國家資本主義”成為西方精英界的共識之一。然而，包括中國在內的共產主義陣營，二戰之後國營化運動則蓬勃開展。

　　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的中國改革開放，讓私企興起，國企逐漸市場化。如今展現於世界的中國國企無論其產權結構、還是公司不透明的治理，以及與執政黨和政府的特殊關係，在西方人的眼裡都是一個奇怪的物種，混雜着“共產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的影子。這種懷疑的眼神，也讓與政府關係說不清楚的其他中國企業連帶受害。雖然華為和中興都很堅決地撇清自己與中國政府的關係，但要證實自己的答案、讓美國相信很不容易。

　　華為是中國民營企業的榜樣，創始人任正非先生顯示出來的智慧和胸懷也很令人敬佩。熟悉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民營企業成長史的人會深切理解，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中國悠久的“官本位”傳統中走出一條現代企業之路是多麼艱難。在產品和服務方面，華為已經很好地向世界客戶證實了自己。如果要進入美國電訊市場，改進其透明度是華為一道繞不過的砍。作為一個占據着戰略行業頂端、世界數一數二的電訊設備商，東道國政府和人民要求中國公司的信息像其競爭公司一樣透明不算過分。

　　“增加透明度”是美國政府管理公司的一個基本原則，例如，美國現在的法律規定，如果公司的股東數超過499，就必須上市，Facebook就是迫於這條法律而上市的。也就是說，如果有超過 65,000名股東的華為是美國公司，早就被迫上市了。而一個上市公司和私人公司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透明度、它對社會信息披露的責任。當然，“公開透明” 不是華為等中國民企打開美國市場的“靈丹妙藥”，但這是中國企業與世界融合的必經之道。

　　客觀地說，現階段要快速破解這種承載了複雜歷史元素、政治現實和利益博弈的局面，對於任何一家企業都是一個不容易的任務。來日方長，中國企業走向世界之路剛剛開始，希望華為能夠作為中國民企的榜樣，陽光、健康地在美國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