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股東大會基本上是走形式（絕大多數提案的投票在此之前已經完成），但也是整個戰鬥的最後關鍵階段，況且，今天的惠普2013年股東大會的三個股東提案，都與我有關。我提前一個小時達到會場Computer History Museum (計算機歷史博物館) 。除了記者外，還看到三個人權活動者，我過去與她們交談，知道她們不是我之前聯繫過的總部在華盛頓的工會組織Chang to Win，而屬於The Coalition to Stop HP （www.stophp.org），抗議惠普幫助以色列占領巴勒斯坦。她們知道我的人權提案後，才意識到還可以合法進入股東大會抗議，說要購買惠普股票明年再來！

惠普的Epstein女士帶我進入會場時，同行的還有兩位衣冠楚楚的紳士。我向他們問候，知道他們是第7號提案者（全美長老會基金、德州的天主教姊妹會、神聖上帝會眾、聯合美以美教會的全球牧師和慈善投資服務等）的代表律師和牧師[1]。他們的提案緊接着我的第6號提案（前5個提案都是公司董事會的提案），也要求公司改善人權政策，連理由也與我的提案類似，但更溫和、間接，所以董事會的反對聲明也屢次提到我的提案。

整個會場座無虛席，約有兩、三百人出席會議。我默念準備提案時，一直猶豫是否也提及巴勒斯坦的人權問題。前不久，海格爾因為過去說過“外交部（美國國務部）成為以色列的後院”被猶太人糾住不放、差點當不成國防部長，我並不在乎猶太人會找我麻煩，但考慮到我的千萬分之一股份的渺小力量，不便分散，只好按下在股東大會上為巴勒斯坦民眾打抱不平的念頭。輪到我發言時，我指出我的人權提案的要點是legitimacy正統性/合法性問題，而董事會的反對聲明雖然包括公司的一些政策進步，但缺乏獨立的驗證機制，還需要進一步改進，就很快結束了我的發言。

接着我下一個提案的律師和牧師的發言超過了5分鐘，被主持人提醒。而且，有人在後面高叫，打斷發言中對以色列的批判，體會到美國政治的緊張氣氛。

之後，我又站起來代替老朋友Chevedden宣讀他的與去年類似的火力十足的譴責以Whitman為首的董事們貪婪與無能的提案[2]。在會議之前，有一些機構大股東也放風要選掉幾個董事，成為這個提案的同盟軍。實際上，這個提案得到27.6%的贊同（當場初步統計結果），遠遠高於我的提案的贊同率（初步結果3.39%），提示我以後也可以把人權這個崇高的政策理想與實際的經濟利益結合起來，爭取更多股東的同盟。

在提問期間，股東們踴躍發言，被Whitman限制為12人。有一個惠普退休員工說他支持以色列，但希望公司的人權政策更透明一些，附和了我的要求。那一個總是來股東大會支持董事會的白人老頭攻擊第7號提案者（教會）對以色列的批判。加州公務員基金（美國最大的機構基金股東）提出董事會主席的獨立性問題，被Whitman圓滑地化解。令我感到意外的是：SEIU工會（有二百五十萬會員）的代表沒有提到人權問題，而是追問惠普在收購英國軟件公司Autonomy失敗上的責任。我本來希望與他們合作，改進高盛集團、蘋果公司等的人權政策，看來不能指望美國工會的官僚們了。

總的看來，今年的股東大會畢竟比去年有所進步，我把惠普的企業社會責任指標CSRI也從C+提高一級到B-。會議結束後，自由亞洲電台的朋友來採訪，我總結到：利用股東提案這個阿基米德槓桿推動惠普的人權政策改變的基本戰略目的已經達到，下一步目標是與惠普類似、但像“動物農莊”那樣對待富士康那樣的產業鏈下端的勞工的蘋果公司。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3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