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經濟學人】【外交政策】和【大西洋周刊】在討論到底是紐約時報的托馬斯·弗里德曼還是【大西洋周刊】的詹姆斯.費洛世給了習近平以“中國夢”的靈感，不免莞爾。其實“中國夢”的提法緣起何處並不重要，令筆者驚訝的是習近平的中國夢竟然捉住了這些殿堂級的西方主流媒體的想象力，這是之前的“三個代表”和“和諧社會”所沒有做到的，可謂中國重金打造“軟實力”以來最為成功之案例。

西方評論員有說中國夢是抄襲美國夢；也有說中國夢說辭假大空，缺乏實質性的細節，不接地氣。筆者以為模仿美國夢並無傷大雅，因為如今連好萊塢都會從中國的影視作品乃至中華文化中汲取靈感，此乃交流也，有利於世界之大同。但中國夢不接地氣之嫌確實值得我們深思的。畢竟，中國夢的提出在於要把如今愈漸一盤散沙的中華民族重新緊緊地給凝聚起來，中國夢便是現時中國的統一戰線和群眾路線，缺乏統一戰線和群眾路線的執政黨會漸漸喪失執政的基礎。

那麼應該如何給中國夢接地氣呢？如何避免中國夢在無數口水歌，主題晚會等等形式主義的官樣文章之後淪為網絡文學調侃的對象呢？也許我們能從美國夢最初的定義中尋找到答案。1931年，詹姆斯·特拉斯洛·亞當斯在【美國史詩】一書中是這樣描述的“美國夢絕不僅僅是汽車和高收入，而更多的在於每一個男人和女人都可以憑自己的能力實現最高的社會地位和認可，不論他們出生時的富裕狀況和家庭地位。”在經濟學裡，一個社會成員或社會群體從一個社會階級或階層轉到另一個社會階級或階層，從一種社會地位向另一種社會地位，從一種職業向另一種職業的轉變的過程叫做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社會流動性可以通過代際收入彈性和了不起的蓋茨比曲線等指標來衡量。看得出，美國夢和中國夢都可以通過社會流動性很好的量化，從而接上地氣。

在舊中國，社會流動性受到所謂“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壓制，新民民主主義革命歸根結底可以說是一場近代中國久受壓抑的社會流動性強勢反彈的革命。那麼如今中國的社會流動性又如何呢？根據澳洲國立大學和堪培拉大學去年的一份研報，現時中國城鎮人口的父子間收入彈性為0.63，父女間收入彈性為0.97，這表明了中國的城鎮乃是全世界社會流動性最低的地方。從近代中國的歷史乃至世界歷史的經驗來看，這樣的城鎮極有可能成為引發社會動盪的火藥桶，在城鎮社會流動性明顯改善之前，中央有必要控制好城市化的速度，因為在社會流動性極低的情況下，盲目的城市化就好比像是往炸藥桶里塞入更多的火藥。

那麼今天中國的社會流動性為何如此之低？

其一，罪在戶籍制度。中國的戶籍制始於1958年的《戶口登記條例》，此後，戶口成為了與就業、教育、醫療、退休、住房等掛鈎的社會管理及福利體系的基礎之一。時至今日，在人口大規模流動、上億農民工進城的大背景下，原有的與出生地或上一代人出生地相聯繫的戶籍制，依然存在，成為城鄉之間難以逾越的鴻溝。

其二，國營企業過度壟斷了收入再分配，從而使GDP增長很難向廣大國民滲透。一個非常誇張的事實是，2010年，中國移動和中石油兩家央企的利潤就超過了同年中國最大500家私企利潤的總和。壟斷企業還占據了全國總工資收入的55%。雖然國營企業對國家收入再分配形成了很高的壟斷，但其解決就業的效率卻遠遠落後於私營企業。根據滙豐銀行的研報，在2010年之前18年私營企業每年平均創造300萬個就業機會，而與此同時國企每年平均裁員230萬，集體企業平均裁員170萬。

其三，從古至今，教育都是中國人改變際遇的最大助力點，也是經濟學界公認改善社會流動性的最重要因素，可是中國的教育體系在培育人才方面卻堪稱失敗。根據麥肯錫的研報《中國人才缺口》，中國工程和金融方面的畢業生只有10%左右具備全球化企業的雇用價值。中國大學生往往擁有過度的理論知識（Know-What)而缺乏在實際工作環境中解決問題的能力(Know-How和Know-Why)。中國教育弊端揭露的很多，但筆者認為最關鍵者乃是要把高等教育職業化和把職業培訓作為福利普及給農民工。麥肯錫指出到了2020年中國將有2300萬過剩低端勞動力，但高等人才就業市場將面臨2400萬的缺口，如果這些人才缺口不及時彌補，中國將面臨高達2500億美元的機會成本。執政黨已經無法承受教育失敗之惡果。

綜上所述，中國夢要接地氣，必須要通過社會流動性來量化。一個可行的思路就是，鑑於城市化成了目前中國GDP增長，權力尋租和官員政績的主要驅動力，中央可以把城市化的優先權給予那些在改善社會流動性方面卓有成效的地區。在提高社會流動性的攻堅戰中，針對戶籍制度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改革難免傷筋動骨，面臨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巨大，社會成本，政治成本，經濟成本都會很高。而如果分配的不是既得利益的銀行戶頭，而是知識/技能，打造人才資產，則不存在既得利益的阻力，也不存在上訴種種巨大的摩擦成本，實乃中國夢實現之捷徑。

作者：公民經濟學家吳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