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催生初级“世界元” 作者：李 桉 费查理（费穗宇） 庞忠甲 目次 引言：“世界元”何不起步 一． 国际货币沿革大趋势 二． “BANCOR”、欧元和“特别提款权”的启示 三． 初级“世界元”三部曲—中国要素使命观 引言：“世界元”何不起步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强力展现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致命弊病及其不可持续性，催生了寻求根本改革之道的紧迫历史使命。 这并不意味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已经落到了历史进步潮流的对立面；恰恰相反，当今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人类社会发展长程中顺应自然、无可取代的历史性优化选择，产生了驱动历史进步潮流的积极效果。事实上，这场金融危机的所有受害者，几乎也都是这个货币体系及其相应的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东亚的中国和整个大中华地区、日本、韩国，无疑都在当代最大受益者之列。 世界并不像许多媒体描述的那样糟糕，也不可能被这场金融危机推下悬崖峭壁。近百年的发展变化，出现了新石器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神话奇迹般的飞跃进步。人类大家庭正处于有史以来最和平、繁荣、发达，充满美好希望的时期。人类走到了堪“与天地叁”，告别血腥的丛林法则，开创一部“人之所以为人”的真正人类史的路口。 今天所以亟需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是经济金融全球化深度发展的客观需要，而非清算什么罗斯切尔德家族（Rothschild Family）“阴谋论” ，不是趁机另立山头争雄天下，也不是否定过去、推倒重来的一场大革命。我们有了全球化，需要一个受公共机制约束的全球货币；美元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仍然行之有效，但弊病丛生，透支未来已近极限，必须在此基础上谋求最大限度泛利共赢的合理化改造。 经济全球化欲求功德圆满，就要建立一种不与国家主权一体的“无偿发行”、自由交易、自由兑换，具有法定地位的统一“世界货币”---“世界元” (Global Currency)，方能彻底解决万国通货的混乱无序，消除弱币受强币欺凌的无奈，谁也不能坐享“铸币税”特权，汇率及其套利投机成为经济学的历史名词（国际汇率的波动，其实是对经济弱势国家利益的一种蚕食），打不完的货币战争至此写下句号；但这种终极型的大一统世界货币，只有接近或实现“世界大同”之际，才会真正从地平线上升起。 孔子的礼运大同，耶稣的天国福音，马克思的美好理想，都预告那一天的到来，但这日子还遥远得很。 孔子这样描绘：“大同社会正道盛行，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实行选举贤达能人主事的民主政治。男女平等，琴瑟合谐，相处美满。人际关系讲求信任、和睦。人们不仅孝敬自己的父母，爱护自己的子女，还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做到老人安享天年，壮年得展所长，少艾成长良好，鳏寡孤独和残疾病人都能得到妥善照顾。那时生产发达，财富充足，只怕物资多得失诸浪费，不必为生计困乏而烦恼，但以多多贡献自己力量为人生乐事。社会秩序之佳，阴谋诡计、抢劫偷盗和破坏活动绝迹，人们真正可以享有夜不闭户，免於恐惧的自由。”（《礼记：礼运大同篇》意译） 不到那份儿上，怎能奢望什么世界一体通行的统一货币。 确切意义上的“世界元”果然遥不可及；但既然世人无可推诿地了走上了全球化的必由之路，既然有了共奉美国强势美元为主要世界货币的长期实践，既然有了国际货币基金会（IMF）等组织协调全球货币在“无体系”状态下运行的经验，既然有了欧洲21个独立国家（包括6个非欧盟国家）统一采用欧元的成功，既然有了东亚和整个亚洲地区货币一体化即创设“亚元”的积极性，何不起而因应这场金融危机的强烈呼唤，在世界各国、各地区保有自己的主权货币，区域性货币一体化继续进行的情况下，着手谋建某种堪以有效纾解今日世界金融乱局，体现根本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大方向的前期的初级的“世界元”（Global Currency Primary , GCP）呢？ 一．国际货币沿革大趋势 “世界货币”，是可越出国内流通领域，在世界市场上执行一般等价物职能的货币；具有国际价值尺度、国际支付手段和国际财富储备手段的功能。 世界上的货币，无论东西南北，华洋夷狄，曾经不约而同，选择了贵金属黄金（辅以白银），以金币或金块（金条）等形式，作为普遍等价物，即统一通货。在漫长的农业社会时期，尽管交通困难，山海阻隔，甚至敌国夙仇，人们一旦相逢，仗着真金白银，货殖交易，居然无往不利。 金银的天生自然属性具有价值高、体积小、容易分割、质量均匀、不会腐烂、久藏不坏等特点，符合充当原始一般等价物的品质要求。因此，正如马克思所说：“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金银成了最早的公认的世界货币。 但是，随着社会发展进步，这种自然形成的原始贵金属“世界货币”，无论从来源或操作上，都越来越难以支持大规模流通的需要，于是纸质信用货币流行了起来。世界进入工业化和全球化时期，国际货币体系依次经历了与黄金相联系的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脱离黄金的牙买加体系等主要发展阶段。今天，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场全球金融危机，正催促世人运用创造性智慧，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开拓一个姑称之为“后牙买加体系”或“初级世界货币体系”的更为适合于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的历史新阶段。 19世纪的欧洲盛行古典的或纯粹的“金本位”纸质货币。“金本位”以黄金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可以自由输出输入，各国货币的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大体上一致，货币之间的比价比较稳定，汇率制度有着坚实的“刚性价值”基础。 1816年，世界头号强国大英帝国通过了金本位法案。其时英国操控着全球金融业（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和外汇交易商等）的主导权。英镑是随时可以与黄金兑换的硬通货，是国际资产交易、对外投资、证券买卖的通用计价单位，也是世界主要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因此可称19世纪为英镑本位制时代。 世界经济迅速发展，需要更多国际货币以完成国际支付和储备，可是黄金供应跟不上发展的需要；黄金存量在各国的分配不平衡，大部分为少数强国掌握。1913年末，美、英、德、法、俄五国占有世界黄金存量的三分之二，许多缺金国家无法维系金本位。弊端日益彰显。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国为了筹集庞大的军费，纷纷发行不能兑现黄金的纸币，禁止黄金自由输出，金本位制随之崩溃。 一战结束后，1922年在意大利热那亚召开世界货币金融会议，建立了一种节约黄金的不完全的金本位制，即1925年起实施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英、法、美等国货币直接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通过这些国家货币间接与黄金挂钩。但曾几何时，在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大危机冲击下，许多国家放弃该制度，改行了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于是，汇率的决定过程变得复杂起来，国际收支状况和供求关系变化，对汇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各国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或扩军备战，纷纷滥发不兑换的纸币，导致严重通货膨胀和信用制度破坏，加剧了出口贸易的萎缩以及国际收支的恶化。 作为历史的插曲，希特勒德国试图另辟蹊径。 审视二次大战的发生，英美法下最后决心与纳粹德国对抗，除了德国法西斯主义疯狂扩张领土，还因为德国否定了英美法主导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货币体系、实施实物经济货币制度，在贸易和货币领域与当时的主流资本主义货币体系大唱反调。 英、法、美三国掌控着全球贸易体系所需的主要黄金货币储备，而一次大战的战败国德国几乎完全没有储备。如果服从当时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体系，德国必须依靠借贷和出口重整国民经济，而此时的国际市场在大危机冲击下已经陷于萎缩失序，破败不堪的德国经济几乎看不见复苏希望。 希特勒1933年上台后，为重整国家经济，认为只要国际货币制度仍以黄金为本位，则一个垄断黄金的国家就能迫使缺乏黄金的国家屈服，它所用的手段就是吸干其外汇来源，使它们必须靠借贷来维持生产。为此，希特勒针锋相对地提出他的理论：“一个国家不应该靠货币的表面价值来维持生存，而是要靠真正的生产，只有生产才能使货币获得价值，生产才是货币的真正准备，银行保险箱中存满了黄金并无意义。” 希特勒政府决定：一. 拒绝接受国外借款。二. 以生产和物资作为德国货币的基础，而非黄金本位。三. 以直接易货方式来获得输入品。四. 停止所谓“外汇自由交易”，不准许在货币方面进行赌博性的买卖。五. 德国自己控制发行货币的权利。 如果德国的货币制度获得成功，其他缺乏黄金的国家纷起效尤实行以货易货的办法，则不仅黄金丧失效力，而且无人借款求贷了，当时主导国际金融的西方列强将面临破产的危险。 希特勒德国完全背离了西方大国英法美主导的国际货币秩序，加之德国对欧洲市场的军事和政治双重控制，德国和英美法的矛盾已经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解决，战争成了最后抉择。 希特勒构想中的经济体系尚未完全实施就卷进了全面战争，他的以实物创造为核心、而不是以利润和金融为核心的另类经济货币体系，也随着第三帝国烟飞灰灭而走进了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战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开启了绵延六十余载，至今气数犹旺的美元中心大纪元。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的实力格局发生了大变化，英国衰落，美国崛起，战火将欧洲大量黄金储备资产送到了美国这个“安全天堂”，强势美元逐渐取代英镑成为世界主导货币。二战后期，英、美两国在1943年4月分别抛出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凯恩斯计划”和“怀特计划”来争夺世界金融主导权。 二战结束前夕，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郡的度假宾馆召开了44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通过了以美国“怀特计划”为蓝本的“布雷顿森林协议”（Bretton Woods system），从而建立了一种“可兑换黄金的美元本位制”（国际性金汇兑本位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协议”书面规定：（1）各成员国以黄金为基准确立本国货币汇率；（2）各成员国有义务维持本国货币与其他所有成员国货币之汇率稳定（波动幅度不能超过1％）；（3）各成员国如要改变本国货币汇率，须征得国际货币基金会（IMF）同意。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大特点是赋予美元等同于黄金的地位，其他国家政府规定各自货币的含金量，通过含金量的比例与美元挂钩，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确定同美元的汇率，因此成员国互相之间保持汇率稳定。美国国内不流通金币，但承担其他国家政府以官价兑换黄金的义务。协议确认美国规定的35美元一盎司的黄金官价，每一美元的含金量为0.888671克黄金；各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按官价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为使黄金官价不受自由市场金价冲击，各国政府需协同美国政府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维持这一黄金官价。 这个协议使美国几乎独占了货币金融领域游戏规则的主导权；美元处于中心地位，起世界货币的作用，当然地成为其他国家的主要储备资产，从而确立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 在战后百废待兴的严峻形势下，美国雄厚的经济实力（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总额中所占比重由战前1938年的35.6%跃升至战后1948年的55.8%；在世界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也从1937年的12.8%增至1947年的32.4%。）和充足的黄金储备（1949年美国拥有世界黄金储备的71.2％），得以维持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一度顺利运行。 这时段期，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府并不鼓励投机，而是支持在基础设施、工业和农业领域进行公私投资；银行管制严格，汇率波动受到约束，币值保持相对稳定，十分有利于促进国际商品流通和资本有序流动；美国通过援助、信贷以及购买外国商品和劳务等形式，向世界发行了大量美元，客观上起到扩大世界购买力的作用。1948年至1971年间，世界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8.4%，而战前的1913至1938年仅为0.7%。 布雷顿森林体系和马歇尔计划一起，在支持欧洲和日本的经济迅速恢复，重建战后国际金融秩序、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表现非常出色，有人称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黄金时代。 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致命的缺陷。1960年，耶鲁大学教授特里芬（Robert Triffin）所著《黄金与美元危机》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以一国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无疑存在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总有一天会崩溃；这个观点被称为“特里芬悖论”。其要点为：在黄金--美元固定汇率制度下，美国的外汇收支不平衡成为各国储备资产流动性的来源；而长此以往，美国的收支不平衡又使其他国家降低对美元的信心；若美国实现了收支平衡，各国储备资产流动性将下降，从而降低整个世界经济活动的水平。 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宏观经济学大师凯恩斯，法国总统戴高乐等，很早就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尖锐批评。欧洲与美国之间的货币战愈演愈烈，气氛相当紧张。戴高乐痛斥“美国用美元来获取其他民族的土地和工厂”；“美国没有特权”把世界贸易实际上变成了美国的仓库，因为一旦美国出现了贸易赤字，它只需要多印些美元就可以无偿向其他国家换取商品和劳务。后来戴高乐更号召世界各国回归19世纪的金本位制。 20世纪60年代以还，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庞大的社会发展规划，全球驻军、尤因深陷越南战争泥潭，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越来越大，发生了一系列经济危机。美国政府为应对危机，超量发行美元，国际收支逆差加剧，导致美元与黄金比价难以维持。法国首先发难，动用“黄金杠杆”，即用盈余的美元兑换美国的黄金，并准备把来自国际收支顺差的新美元全部兑换成黄金，引发各国竞相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市场金价暴涨，美国黄金储备急剧减少，美元信誉受到极大的冲击。1971年8月尼克松政府在无力实现美元按固定汇率兑换黄金的承诺后，宣布停止履行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于是美联储拒绝向国外中央银行出售黄金，美元对黄金贬值，改行浮动汇率制，即美元与黄金的比价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美元与黄金挂钩的体制至此名存实亡。 1976年1月，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的国际货币会议上达成了以浮动汇率合法化、黄金的非货币化等为主要内容的“牙买加协定” （Jamaica Agreement），于1978年4月生效。曾经辉煌一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宣告解体。只是布雷顿森林协议设立的两大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会（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 Group，WBG）留存，在稳定国际金融秩序、促进国际经济和货币合作方面继续发挥作用。 此后，经济学家称之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或“牙买加体系”时期，不再有大一统的国际货币制度化合作，汇率调节放任自由，主要依赖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这种既无本位及其适度增长约束，也无国际收支协调机制的状态，实质上是一种“无体系的体系”。尽管浮动汇率给了各国更大政策自主权，事实上，一些经济强国从此实行浮动汇率，而许多发展中国家仍选择钉住单一货币或货币篮子，很少任由汇率自由浮动，甚至一些国家彻底实行了美元化，以求稳定金融市场。 美国国际结算货币的地位并没有随之动摇。恰恰相反，美国度过了一个个难关，其强大创新能力驱使经济持续发展进步；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强，90年代美国主导全球讯息革命，造就了创记录的繁荣；美元一直毫无悬念地继续充当世界货币的主角，引领全球经济一体化潮流。这说明，不是政治家的协议，而是市场决定着美元的命运。 美元作为主要世界货币，既是美国经济的莫大优势，可使美国政府享有发行本币向全球收取“铸币税”的特权，通过国际贸易获得世界各国的产品和劳务；但正如特里芬指出的悖论，这也是美国经济最致命的弱点。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客观上需要结算与储备货币的增加，这只能依靠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来解决，唯如此美元才能流向世界，履行世界货币的功能，迎合发展世界贸易的需要；因此，发展国际贸易，要求世界货币即美元不断增长供应的趋势，必然导致不断扩大美国际收支逆差，美元贬值成为难以改变的长期趋势。 作为世界货币，不仅要有国际贸易流通手段的功能，还必须有世界财富储藏手段的功能，即不能因为持有它而受贬值损失；换言之，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前提是必须保持币值稳定与坚挺，为此要求美国长期保持国际贸易顺差或收支平衡，否则将从世界货币的宝座上被排挤出去。所以，美元必然贬值的长期趋势，势必导致其最终退出世界货币的角色。 可见世界货币的功能及其普遍的人类利益，与一国独自发行的货币功能及其特殊国家利益本质上互相排斥。世界货币只能代表世界利益，不可能为某一国家主权货币长期代庖。 1971年之后，美元的发行失去了金本位的控制作用（货币失去了基本的“锚”），但仍处于国际货币主导地位。美国尽管没有黄金或国内储蓄的支持，却能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采取“双赤字”政策并大量发行货币以促进经济增长，因此美国政府必须向全世界大量举债。 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威廉.克莱恩（William R. Cline）在《债务国—美国》(The United States as a Debtor Nation，2005)一书中指出，美国从1970年代的最大债权国到2004年变成了世界最大债务国。美国的贸易赤字和外债日益增长，同时个人储蓄下降以及政府财政赤字上升等各种因素造成的收支不平衡将会给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带来风险。 克莱恩的书中写道，1970到1975年间，美国国外净资产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而到2004年，美国的国外负资产则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22%。克莱恩说，如果不改变现状，随着外国投资者对美国失去信心，国内保护主义的压力无法控制，重大的危机就会出现。 1971-2007年，美国经常收支逆差累计为67,841亿美元，其中2001-2007年为47,748亿美元，占70.4%。2004年出现了破记录的财政赤字4,130亿美元；另一方面，2002年以来，美国贸易逆差屡创新高，连年保持在7，000亿美元以上。“911”后，美国因军事扩张导致财政赤字急剧上升，从2002年开始，每年需要国会提高政府借债限额来维持政府运转；至2008年10月，美国国债突破了10万亿美元大关。 美联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1-2007年间，美国的广义货币供给量环比增长11%，远超过GDP增速。从而大规模地向世界输出美元，成为全球流动性过剩的主要源泉；致使美元贬值、通货膨胀，因而减轻了外债负担，转嫁了入不敷出的财政困难。美国自身亦受通涨的困扰，但因美元高居世界通货地位，其他各国必须共同吞下币值变动的恶果，所受伤害往往比美国自身深重得多，这就是所谓“铸币税”或“通货膨胀税” 的非理性效应了。 恰如美国前财政部长康纳利（John Connally）说过的一句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 在“无体系的体系”中，不仅世界性通货膨胀蔓延，全球性资本流动无常、债务恶化以及国际收支失调，国际货币关系长处混乱状态，加之泡沫化的虚拟经济大肆泛滥，各种区域性金融危机频繁爆发。 在经济极端自由化思潮支配下，美国政府逐渐解除了种种金融管制；放任华尔街金融市场从事“垃圾债券”和“杠杆买空”活动，掀起了一场虚拟经济投机浪潮。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是期货，期权，认股权，远期契约，利率交换等金融衍生品（Financial Derivatives）制造美元泡沫的大流行时期。金融衍生品合同作为新兴投机工具，不仅几乎完全不受管制，而且绝大多数时候不列入资产负债表；信贷评级机构越来越不负责任，资产管理经理放弃风险管理标准，无节制地扩大债务与资产的比例，通过短期的融资来进行抵押贷款这类长期资产交易。同普通的远期合同不同，许多新创的衍生金融合同常常远远偏离实体经济，相当于一种普通人难以理解的复杂的赌博，连年来其品种和规模迅猛扩展，以至全球虚拟经济交易额高达实物交易数十倍之多。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衍生物交易造成了一系列恶果。如1994年12月6日，美国最富有的奥兰治县因金融衍生投机损失约30亿美元宣布破产。1994年底，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在得到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会500亿美元的救助基金后，最后一刻免遭破产。1995年2月，英国巴林银行因为在衍生交易中遭受损失宣告破产。1995年5月，日本金融体系发生严重危机，此后日本金融情况持续恶化。1997年5月，美国量子基金创始人索罗斯（George Soros）向泰铢发起了进攻，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发生了金融危机。2000年，巴西和阿根廷发生了金融危机。2001年，土耳其金融危机 …… 2006年春季美国次贷危机（Subprime Lending Crisis）逐步显现，2007年8月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陷入严重财务危机并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华尔街再也无法支撑那天文数字一般的衍生金融债务，美国金融资本市场空前剧烈动荡，终于引发海啸般震撼全球的史无前例金融大危机。 这场由次贷危机作为导火索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正是出于超额发行美元，通过美国赤字流向了世界各国政府和金融机构手中，进而又以金融衍生产品的形态进入美国和世界市场。2006年美国GDP为13.5万亿美元，而当年未平仓的金融衍生品合约总市值则高达518万亿美元，是前者的40倍；2008年上半年，这一比值则升高到了50倍。至此全球性金融泡沫爆破的大危机已在所难免。 今天，表面上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蔓延全球的这场金融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极端自由化的直接恶果，其深层原因则是特里芬悖论关于美元中心世界货币体系的自我否定特性的必然发展。当前美国层层加码不止，数以万亿美元计的各种注资救市（bailout）措施，以及新总统提出的的庞大刺激经济计划，意味着迎来空前财政赤字，超额印发美元和破纪录加速举债（金融顾问公司Longview Economics 2008年11月统计显示，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在过去10周由8,940亿美元激增至2.19万亿美元。2008年11月17日，美国财长保尔森在华盛顿召开的会议上表示：“美国将在新的财政年度里发行1.5万亿美元的债券。”）；如果不能切实改革世界货币体系，谋求根本纠治之道，势必饮鸩止渴、恶化不止。 过去六年里，美元连续贬值，这是因为美国每年都会出现巨额的经常项目收支逆差；证明了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的不可持续性。但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后，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美元再次被看成是相对安全的资产，它的币值不降反升，并且升势强劲。这说明迄今为止，这场危机仍是典型的金融业危机及其导致的经济危机；一旦危机从美国扩展到全球范围，美元所面临的压力反而会相对变小，如果世界经济能够有效地抵抗住这场危机带来的一系列冲击，应不至于立即朝着美元危机或国际货币体系危机的方向演变。 必须看到，尽管目前美元的价值在上升，但鉴于美国为缓解危机向金融市场投入了大量的美元，加之美国经济衰退，美元币值暴跌的危险性比以往更大。当全球金融危机缓解后，即便建立了金融衍生品的严格监管制度，但若不能根本改革以一国货币为主要世界货币的现行体系，则美元危机或国际货币体系危机终将加速到来，导致美元币值走向崩溃，引发世界货币体系的瓦解。世人不能心存侥幸、苟且一时、无所作为地鹄候这场超级灾难的降临。 总体而言，这次超级金融危机的治理对策有三个层次： 首要应急救市纾困，重建市场流动性，争取早日复苏回春； 其二当是针对危机的直接原因，明辨自由经济绝对化以及虚拟经济投机性泛滥的恶果，彻底检讨决策、评估和监管体制的严重缺失，建立健全国际性金融监督和权力制衡功能； 其三就要从根从头，正视“特里芬悖论”早已揭示了的不可持续性，理解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从全球化长远战略高度，着手世界货币体系根本性合理化改革。 多年来，作为纠治美元独大的世界货币体系弊病的对策，许多国家致力寻求组建区域性货币联盟的途径，以求协调和统一区域性货币，维系金融有序稳定运行。无论从理论和实践都表明，真正稳定、繁荣、发展的区域化并非经济全球化的对立物，恰恰是全球化的阶段性补充，而且在结果上，区域化最终将促进全球化。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世界上出现了一股货币集团化的潮流，产生了不少区域性货币组织，如中北美区的货币合作和拉美国家的“美元化”，以及规模不大的西非货币联盟、中非货币联盟和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等。 欧洲则在“欧元之父”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指引下推出了被广寄厚望的欧元。 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欧洲经济共同体就在探索成立欧洲货币体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EMS）以增强其在国际货币领域的地位，并把欧共体变成一个真正统一的大市场。1978年12月，欧共体决定创建“欧洲货币单位”，作为推行统一货币的先导。1989年4月，欧共体确定了发行统一货币的目标。1995年12月马德里会议上，定名欧洲未来货币为“欧元”（Euro）。1997年6月，欧盟阿姆斯特丹首脑会议通过了《阿姆斯特丹条约》，正式批准了《稳定和增长公约》、《欧元的法律地位》和《新的货币汇率机制》三个文件。1998年5月，欧盟布鲁塞尔首脑特别会议确认比利时、德国等11国为欧元创始国。1998年7月1日，欧洲中央银行成立。1999年1月1日，欧元如期启动，以支票、信用卡、股票 和债券的方式流通，并进入外汇交易市场。次年6月，希腊加入欧元区。2002年1月1日，欧元纸币和硬币开始在欧元区12国流通，3月1日，欧元区12 国的本国原有货币停止流通。 欧元的创立与流通，是有关各国实现主权与货币脱离，摆脱浮动汇率之害的划时代创举；方便了贸易、筹资，分散了国际金融风险，增加了国际结算手段，将货币区域一体化推上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对世界货币体系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和示范作用。 欧元推出6年多来，已经站稳了脚跟，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日益上升，成了仅次于美元的第二世界货币，而且正在蚕食美元的地盘，伊朗、委内瑞拉等产油国正将一部分结算货币从美元换成了欧元。 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世界经济版图已呈现“一超多强”的局面。但欧洲、日本和英国等西方经济强国，在称为人类史上第三次浪潮的信息革命中显示，创造力和竞争力远远落后于美国。欧盟成员国之间缺乏统一的政治环境，以及采取统一行动的能力；欧元创立后一直存在内在的贬值趋势，它一度显现对美元增值的强势，很大程度上是美元主动贬值衬托出来的结果。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达160%，英国政府债务总额比重更高达387%，都远远超过美国的70%，不堪重负之下，经济发展步履维艰。可见美元之外的欧元、日元和英镑等主要国际货币，尚难形成堪与美元霸权地位抗衡的大气候。 上文已经提到，这场金融危机中，美元没有像不少经济学家相信的那样倒地不起，恰恰相反，美元被视为风暴中的安全港湾，受持续的避险买盘推动，美元升势愈益明显。2008年8月以来的三个月里，美元对欧元汇率上涨高达23%，对英镑上涨了34%，对一些发展中国家货币的升幅甚至更大。美元再次走强说明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带来美国整体实力的迅速衰落，而且可期最先走出困境的也还会是美国。尽管雄心勃勃、咄咄逼人的法国总统萨科齐急于带领欧元出位，但是面对依然强大的美国，面对难以化解的欧元区内部矛盾，萨科齐们恐怕还是力不从心。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快速成长，对世界经济增长拉动幅度已超过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平价购买力计居世界第二，进出口贸易总额稳列世界第三，外汇储备已达世界第一，是美国国债最大持有国（截至2008年10月底，持有美国国债6，529亿美元；较上月增持659亿美元，刷新2008年月度增幅的最大值）；然而，由于经济实力的后发地位，资本管制的严格性，人民币尚未成为国际自由流通货币（资本项下不能自由兑换），还没有进入国际清算、借贷和储备领域，不能在世界货币体系中扮演要角，目前实际上还无法挑战美元的国际地位。 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一直要求变革国际金融秩序，但新兴国家各有其弱点，或因其经济规模，或因其内部原因，其本币既无力匹敌欧元、日元和英镑，更不能与美元同日而语。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会公布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Currency Composition of Official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COFER）数据，近年来欧元在官方外汇储备中的比重有所上升，但是远未达到取代美元主导地位的程度；2007年底，美元外汇储备占比仍达63.9%。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工业国或是新型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外汇储备的币种构成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化。美元仍然是国际信贷和计价结算的标准，仍然是国际清算的主要支付手段，仍然是国际储备货币的主体，没有任何一种货币能取代美元的中心地位，美国的规则制定权并没有变化。 换言之，即便美元体系崩溃，也不意味着欧元、英镑、日元、人民币或其他货币就能补位接班。现代国际社会贸易规模巨大，商品种类繁多，金融工具五花八门，各国货币就多达两百种左右，以汇率自由浮动维系的世界价值交换体系错综复杂，如果失去了主导性的世界货币，新体系构建无法成形，势将频繁调整、振荡无已，区域化的发展反而可能使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战国时代”，全球经济在残酷博弈中陷于一片混乱。 区域一体化果然是从小联合走向大联合，导向世界统一货币大目标的正确步骤，但要实现如同“欧元之父”蒙代尔设想的形成美、欧、亚三元鼎立，互相制衡、健康发展的佳境，还要面对许多不定因素，前面还有漫长的道路。 那么，在推进区域一体化的同时，还有什么对策可以有效化解一国货币为主的世界货币体系不可逾越的内在矛盾，为最终实现世界统一货币投石问路呢？ 欧洲一些学者再次提出回归金本位或金汇兑本位制，谋建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可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恰恰表明贵金属本位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黄金已无可能从一种来源有限的市场商品重返一般等价物。 正如路透社2008年11月15日报道，世界各国央行行长和政府官员都不希望货币政策受到黄金储备的影响，他们都开始行动叫停金本位制度的回归。汇丰银行首席市场分析家詹姆斯表示:“金本位制度基本上就只适用于19世纪。”“我认为金本位制度回归根本不会发生，因为黄金市场太小了，不能在目前的形势中发挥任何作用。并且，黄金也反映不了经济和币值的改变”。 2008年8月份，美国总统候选人奥巴马被问及考虑到疲软的美元加剧了油价的上涨，美国是否会回归金本位制度时表示，他不认为金本位制度的回归是个好主意。 人类有史以来开采积聚的全部黄金，估计约15万吨，绝大部分作为装饰品为民间收藏；世界各国官方的黄金储备总量不足3万吨（2008年6月统计为2.98万吨），即便按历史上最高金价约每盎司1000美元计，也只值1万亿美元左右。现在全球GDP总量已逾50万亿美元，若按M2等于一半估计，需要黄金准备75万吨，这是不可想象和毫不现实的。而且，世界上也不存在一种大宗商品随着黄金价格浮动的机制。 为求稳定币值和汇率，人们还是不免怀旧金本位。考虑到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最近黄金受避险买盘推动走高，价格大幅上扬，反映出人们对于借助黄金保值储备的观念根深蒂固（每盎司金价1998年不到300美元，2008年3月最高达1032.55美元）。 即便美元目前呈现升势，但各国央行和有关官方机构普遍增加了对黄金储备的需求。根据世界黄金协会（WGI）报告，2008年第三季度黄金需求创有史以来最高季度记录（环比增长45%），而法国自1980年以来也首次成为黄金净投资国。金融危机和接踵而来的经济衰退，必然触发黄金与美元的货币较量：美元强黄金不一定弱，美元弱则黄金一定强。因此，黄金应能与外汇、各种货币求偿权和其他资产相结合，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货币发行准备物。 如前所述，货币体系变革的总方向，无疑要在全球化的大格局中，建立世界所有利益攸关方通用的统一货币--世元；但在世界大同还遥不可及的今天，如果不是重返金本位或金汇兑本位制，只能从世情实际出发，双管齐下起步： 1. 顺应全球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和要求，开展区域性货币合作，发展多元化世界货币体系。 在亚洲地区，以东亚“10+1”或“10+3”为始，建立货币合作联盟；争取造就美元、欧元以及亚元三足鼎立，相辅相成、相互制衡的多元化世界货币体系。 作者已提出《“亚元”之路---时势呼唤人民币走向世界》一文就此命题论证。键接如下：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6&view=1&id=89427558 http://www.china-review.com/eao.asp?id=20740 http://economist.icxo.com/htmlnews/2008/11/21/1334815_0.htm 2. 创设前期的世界货币—初级“世界元” 世界上近两百个国家和地区，独立使用各自的主权货币；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领域存在差异之大，尚无可能实现全球统一货币。但好比“瓦格纳歌剧的序曲”，可以率先建立某种挂钩机制，创造一种与政治主权相分离，专用于国际贸易计价、结算和储备的前期世界货币—初级“世界元”（Global Currency Primary, GCP），以最大限度减少以某个主权国家的信用货币作为主导性世界货币的天然不合理性（“特里芬悖论”）。这就是本文主旨之所在。 一般说来初级“世界元”可以带来以下好处： A. 世界货币发行权由主权国家的中央银行转变为国际机构的无偿发行，大国难以继续收取“铸币税”，各成员国可以避免成为“铸币税”牺牲品。所有参与这个体系的国家都会得到对他们自身货币系统的有力支撑，包括对于弱势国家的提挈；同时也促使大国本身致力有利于国际公平竞争的经济改革，根本纠治过度负债、赤字财政、实体经济萎缩（需求效应的国际溢出）以及“虚拟经济繁荣，经济增长后劲不足”等致命弊病。 B. 建立初级“世界元”，一方面可以减轻世界过度需求对于美元发行的压力，另一方面各国得以逐步摆脱对美元主导体制别无选择的依赖，并形成警示和调控机制，限制美元贬值趋势和无序波动的消极影响，维护国际宏观经济和金融的稳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利于优势互补，促进国际贸易合作事业健康发展。 C. 采行初级“世界元”，汇率矛盾内向化，利于成员国避免或缓解汇率突变带来的负面影响；还可用作测试成员国货币稳定的指标，各国货币政策负责部门可藉以监督汇率相互变动情况，并为国际稳定汇率展开合作的政策对话提供明确的依据。 D. 极大地简化国际贸易手续，节省了不同标准之间进行转换的巨额交易成本，包括结汇转换耗费的时间和费用，还使人才、资金、技术和资源等得到最佳配置，从而增强了竞争实力，加快了商品与资金流通的速度，有利於全球投资和经济的增长。 E. 初级“世界元”的实施，将能建立高透明度的国际贸易清算体系，为促进各国实现进出口贸易平衡推行奖惩管理制度，以利全球经济稳定运行，可持续健康发展。 ************ 正如蒙代尔指出，此次金融危机当然会对美元造成损害，但是不至于动摇其“金元帝国霸主”地位。因此，世界货币体系改革，不会是一场混乱不堪的救亡运动；却有可能在美元中心地位依然有效的受控态势中，通过所有利益攸关方，包括危机肇始者美国，共同总结教训，和平理性、井然有序、从容就道、稳步渐进。借用热力学名词，亦即以“熵增”最少（损耗最少）的过程展开这场势在必行的划时代伟大变革。 美国拥有其他地方没有或缺少的优势：美国科技发达，在高科技、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等众多领域稳居世界领先地位，制造业的绝对和相对生产力（Productivity）增长率全球首屈一指，高等教育和科研开发具有非常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构成了维持生产力长期持续增长的可靠基础；美国有着成熟完备的法律制度、自由开放的传统和政策、丰富的资源、广阔的市场、大量移民劳动力等。经过这场变革，美国若是有所摆脱“铸币税”和金融游戏的撒旦诱惑，重振实体经济在全球竞争中强大实力，而非误人误己的泡沫财富，应能继续保持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的核心大国地位，发挥引领世界进步潮流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将迎来一个更为公平、公正、健康、稳定的国际金融新秩序；所有国家，无论北美、欧盟、英国、日本、澳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新兴经济体中国等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以及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将受益无穷。 下文将就前期世界货币，即适用于现阶段的初级“世界元”的背景条件和可行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二． “BANCOR”、欧元和“特别提款权”的启示 布雷顿森林协议设计者凯恩斯未能实现的“Bancor”货币计划，“欧洲货币单位”（ECU）和现行欧元（EURO），以及国际货币基金会的“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前期的初级的世界货币”的特征。 1. 凯恩斯的“Bancor”方案 布雷顿森林协议的美国方案设计负责人的是罗斯福政府财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执行者为哈佛大学高才生怀特（Harry Dexter White）；英国负责方案设计的是经济学大师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显然有鉴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痛苦教训：金本位制下，一旦黄金储备不足，造成货币严重紧缩；金本位制崩溃后各国货币竞相贬值，触发贸易制裁和报复，国际资金流动枯竭等等；他们受命之初，相信统一的世界货币，能够根据世界经济需求调节发行量，避免上述困境，成为确保全球经济复兴和世界和平的支柱。凯恩斯为世界货币起名Bancor，怀特的命名是Unitas。两位学者设想建立专门的国际金融机构，负责发行和管理世界货币。 然而，学者的善愿无力匹敌时局大势。当时美国已经建立了全球最为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金融实力地位。二战末期，美国的工业产出一度高占世界的80％，拥有全球约七成的黄金储备，最后还掌握了原子弹；美元已成为世界记帐单位、结算货币、储藏手段、交易媒介的主导货币；因此决定了美元主宰国际货币权力的格局。由于罗斯福总统指令财长不再讨论建立世界货币问题，要求确立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学者们的统一世界货币方案就此束之高阁。 凯恩斯的世界货币方案中，推出了一个新的中立的国际货币单位“Bancor”。主张采取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Commodities，粮食、石油、铜材等）作为一篮子确定币值的根据，其中包括了黄金，以利于稳定币值；并建立一个新的金融机构“国际结算或货币联盟”（The International Clearing or Currency Union，ICU），负责发行和管理。 凯恩斯建议各国央行以本国拥有的Bancor为本位，保证本国货币与Bancor之间的币值维持确定比例；各国自己的货币应与Bancor保持一个固定的，但是可以调整的汇率。 他希望这种货币制度可以促进国家之间的贸易平衡。凡是出口超过进口的国家，称为“债权国”（Creditor nations），因顺差而获得贸易盈余；反之，凡是进口超过出口的国家称为“债务国”（Debtor nations），因逆差而造成贸易赤字。凯恩斯计划中，所有国际贸易一律用Bancor计价，出口者收入Bancor，进口者则付出Bancor；一个国家若能很好保持贸易平衡，在清算联盟（ICU）的该国贸易账户中，Bancor余额应维持很小甚至等于零。 凯恩斯计划要求债权国和债务国有同样的义务去实现贸易平衡。进口超过出口的债务国家须向清算联盟的透支帐户支付一个小额利息，以敦促这些国家采取适当的国内政策（例如货币贬值）加强出口。同样，那些积极出口，获致出超的债权国，清算联盟也将向其盈余帐户收费，驱策这些国家设法花掉盈余的Bancor，使之流返债务国，亦即逐渐消除贸易盈余。 对于债权国和债务国的收费，并非严厉的惩罚，而是体现为一种温和的反馈机制，以求维持贸易平衡，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经济运行模式。 Bancor的信誉担保的是什么呢？需要新发行多少货币呢？诸多问题尚未阐明，“凯恩斯方案”就被美国的“怀特方案”击败了。 凯恩斯的Bancor设想未能实行，但没有被人忘却。凯恩斯方案后来成了批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武器。60 年代特里芬所倡导并于 1969 年由国际货币基金会创立的“特别提款权”, 便是国际社会创设世界货币的一种尝试和成就。而且，Bancor方案对于欧洲不同国家间走向固定利率和统一货币，有着相当重要的启示作用。 各个主权国家无不首先追求自身利益，希望保有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除非世界大同，才能实现无国界的货币统一。然而，在看到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要求时，也应看到统一货币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的合理化要求。历史表明, 金本位时代并不要求世界大同，而欧元及其前身“欧洲货币单位”的出现证明了一定条件下采行不与国家主权一体的统一货币的可行性。 2. 欧元 欧洲统一思潮由来已久。1951 年4 月18 日，在美国支持下，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六国在巴黎签约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1957年签订《罗马条约》, 六国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1993年1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欧共体更名为欧洲联盟，简称欧盟（European Union，EU），标志着欧共体从经济实体向经济政治实体过渡。到目前为止，欧盟已有27个成员国。 1978年12月5日，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为推进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目标计划，由联邦德国和法国倡议，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共同体理事会上通过决议，建立欧洲货币体系，创建并采用“欧洲货币单位”（European Currency Unit，ECU）。规定每个成员国将其中央银行的20%黄金及美元储备存入欧洲货币合作基金，然后发行“欧洲货币单位”；欧洲货币合作基金相应拨付等额的“欧洲货币单位”作为成员国的储备资产。 “欧洲货币单位”是欧共体成员国货币组成的复合货币，一种没有现金、却具有多种功能的特殊货币，一种用于欧共体国家内部计价结算的不能自由兑换的货币单位。建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欧洲最大限度地避免因汇率突变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保持各成员国经济的趋同性。它是由各成员国货币组成的“一篮子”货币，每种货币在其中所占比例基本上与该国的经济实力相当。ECU的币值根据这些权重和含量及各组成货币汇率用加权平均法逐日计算而得。权数每5年调整一次，必要时可随时调整。 “欧洲货币单位”创立时，英国未参加欧洲货币体系，但英镑也是“一篮子”组成部分。根据共同体决议，欧洲货币单位的币值和构成，以共同体九国货币作为定值的基础，根据每个成员国1969～1973年国民生产总值及其在共同体内部贸易额中所占比例，确定其货币在 ECU内占有权数和金额。依次为：联邦德国27.3％=0.828德国马克，法国19.5％=1.15法国法郎，英国17.5％=0.0885英镑，意大利14％=109里拉，荷兰9％=0.286荷兰盾，比利时7.9％=3.66比利时法郎，丹麦3％=0.217丹麦克朗，爱尔兰1.5％=0.00759爱尔兰镑，卢森堡0.3％=0.14卢森堡法郎。然后按当天汇率, 将各成员国货币所占的金额换算为其中一种货币金额，相加后得出当天欧洲货币单位的牌价。由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管部门逐日编制公布。 “欧洲货币单位” 主要用作共同体各机构经济往来的记帐单位；以及成员国货币当局的储备资产。它本身的价值随着各种相关要素的变化而变化，是判定某种货币（相对于其他货币）波动幅度的指示器，可以作为确定各成员国货币之间的固定比价和波动幅度的标准。 90年代以还，“欧洲货币单位”的使用范围逐步扩大，除欧共体国家外，西欧各商业银行和金融市场也开始办理以“欧洲货币单位”计价结算的存款、贷款、发行债券、国际贸易结算、旅行支票、信用卡等业务，其作用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重视；各成员国货币藉以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联系汇率机制，为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所以说“欧洲货币单位”是推行欧元的先导。 1999年1月1日，“欧洲货币单位”以1比1的兑换汇率全部自动转换为欧元。 欧元（€，EURO）系按1992年在马斯特里赫特签订的《欧洲联盟条约》所建立。该条约决定成立欧洲经济货币同盟（Europe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EMU），并创设欧元。欧盟成员国要加入欧元区，必须满足下列五方面的趋同标准： （1）通涨率：保持稳定的物价，通货膨胀率不得较三个通涨率最低的成员国的高过1.5%。 （2）财政赤字：年度财政预算赤字不得超过国内总产值的3%，或正在向这个水平明显或大幅度下降并已非常接近该水平。 （3）政府债务：外债总额不得超过国内生产产值的60%，或正在有效地下降并以令人满意的速度接近这个目标。 （4）汇率：最近两年内汇率必须保持在欧洲汇率机制的浮动额的范围内并相对稳定。 （5）国债利率：平均长期国债利率不得较三个通涨率最低的成员国的高过2%。 欧盟对成员国加入欧元区的时间并没有固定的要求，每一个成员国将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按照自己的时间表申请加入。 欧元由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ECB）和各欧元区国家的中央银行组成的欧洲中央银行系统（European System of Central Banks，ESCB）负责管理。总部坐落于德国法兰克福的欧洲中央银行有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 欧元和最初加入的11个国家原有货币的固定转换比率如下： 13.7603奥地利先令（ATS） 40.3399比利时法郎（BEF） 2.20371荷兰盾（NLG） 5.94573芬兰马克（FIM） 6.55957法国法郎（FRF） 1.95583德国马克（DEM） 0.77564爱尔兰镑（IEP） 1936.27意大利里拉（ITL） 40.3399卢森堡法郎（LUF） 200.482葡萄牙埃斯库多（PTE） 166.386西班牙比塞塔（ESP） 上述转换比率系由欧洲议会按1998年12月31日的市场汇率为基础确定。 希腊在一开始没有达到使用欧元的标准，所以未能在1999年1月1日加入欧元区。直到两年后，于2001年1月1日方得圆了欧元梦，其本币德拉克马（Drachma，GRD）与欧元的兑换率固定为340.75：1。 1999年1月1日零时起，欧元引入无形货币（旅行支票，电子支付，银行业等）领域；2002年1月1日，启用欧元纸币和硬币，作为欧元区国家的法定货币。到2002年2月28日，所有欧元国家都停止使用原有货币。但是，在此日期之后，各国的中央银行在几年内仍旧接受兑换原有货币。 现在欧元是欧盟中27国中15个国家的货币。这15国是奥地利、比利时、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葡萄牙、斯洛文尼亚、西班牙、马尔他和塞浦路斯，合称为欧元区。欧盟的另外12个国家中，9个新成员国斯洛伐克、立陶宛、爱沙尼亚、波蘭、捷克、匈牙利、拉脫維亞、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将创造条件自2009年起陆续加入欧元区；英国、瑞典和丹麦则有待全民公决同意。另有6个非欧盟国家即摩納哥、聖馬利諾、梵蒂岡、黑山、科索沃和安道爾也采用欧元为官方货币。还有29个国家及地区的货币与欧元挂钩。目前共有3.2億人口直接使用歐元，加上與歐元固定匯率制的貨幣，歐元影響到全球4.8億人口。欧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逐年上升，目前所占比例达20%左右。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欧元之父”蒙代尔在60年代提出欧元时，当时好多学者称为“疯子”。欧元的诞生，是一种不与各国主权挂钩的自由货币，由各国中央银行和政府共同管理的货币体系的成功实践，证明了单一国家主权与货币体系相脱离非但可行，而且现实。 欧元发展过程的经验显示，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趋于成熟的前提是经济一体化、共同的政治意愿、以及文化上的广泛认同或必要的凝聚力。 然而，欧盟没有实现政治一体化，常常因为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影响着投资者的信心。欧元的困扰，仍然在于独立主权国家之间政治、经济上的差距和分歧。各国虽然放弃了货币主权，但面对实际问题，各有不同立场。例如当前欧盟2,000亿救市计划，不少成员国担心这项计划可能导致本国财政支出失控，因此反应差异悬殊。 欧元区财长组成非正式机构欧洲集团以协调欧元区各国经济、预算和税收政策；但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果。那些经常项目赤字位居前列的欧元区国家，由于没有本国货币可以贬值，应对出口下滑的唯一途径就是收缩本地需求，让进口下降得更加迅猛，因此舆论界很容易将国内经济问题归咎于欧元；甚至时有恢复本国货币，退出欧元区的呼声。 欧元启动成功，不啻世界统一货币的曙光初现；欧元前景看好，但须面对纷至沓来、形形色色的大量挑战。 3. 特别提款权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架构下，1946年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会（IMF），其宗旨为促进国际货币合作、汇率稳定及有秩序的汇兑安排，以及在足够的保障下，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临时财政资助，协助其纾解国际收支失衡的困难。 “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是国际货币基金会于1969年为支持布雷顿森林体系创设的一种国际统一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亦称“纸黄金” (Paper Gold)，是补充会员国原有的普通提款权（General Drawing Right，GDR )以外的一种使用资金的权利。 “特别提款权”与普通提款权相似，都是分配给国际货币基金会成员国的提款权；不同的是，普通提款权是信贷，而“特别提款权”可以作为成员国现有的黄金和美元储备以外的外币储备。 国际货币基金会分配给各个会员国一定份额的“特别提款权”。“特别提款权”不是真实的货币，使用时必须向基金会指定的其它会员国换取外汇，并且不能直接用于贸易或非贸易的支付，只能用于成员国政府间结算。它可与黄金、美元一样，充当国际储备货币，也可用于向其他成员国换取可自由兑换外币，支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国际货币基金会贷款。 “特别提款权”的诞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酝酿过程。 60 年代以来发生了一系列美元危机，显示布雷顿森林体系以一国本币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可能维持长期稳定运行。1960年，经济学家特里芬指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致命缺陷，即所谓特里芬悖论；特里芬因此首先提出了创立新的独立储备资产的建议。以法国为首的西欧六国认为，为了解决“美元泛滥”、通货过剩，美国应消除它的国际收支逆差，并主张建立一种以黄金为基础的储备货币单位取代美元与英镑。 美英与以法国为首的西欧对是否创设新的储备货币相持不下。1964年4 月，比利时提出了一种折衷方案：增加各国向基金会的自动提款权，而不是另创新储备货币来解决可能出现的国际流通手段不足的问题。1967 年9月基金会年会上通过了该方案；1968 年3 月，据此正式提出“特别提款权”方案，但因法国拒绝签字而搁置。频发的美元危机，迫使美国政府宣布美元停止兑换黄金后，美元再也不能独立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其他国家的货币又都不具备顶替条件，如不及时应对，就会影响世界贸易的发展，于是法国作了让步。1969年7月28日国际货币基金会通过创立了第一期“特别提款权”。不久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1976年达成的“牙买加协定”正式废除了黄金官价，规定以“特别提款权”取代黄金作为国际货币制度的一种储备资金。 “特别提款权”的单位币值，最初按定义由含金量决定，规定35个“特别提款权”单位等于1 盎司黄金，与美元等值；1971年时为0.888671克纯金的价格，即当时1美元的价值。1971年12 月18 日，美元第一次贬值，而“特别提款权”的含金量未变，因此1个“特别提款权”就上升为1.08571 美元。 1973 年2 月12 日美元第二次贬值，“特别提款权”含金量仍未变化，1个“特别提款权”的币值上升至1.20635 美元。 此时西方主要国家的货币纷纷与美元脱钩，实行浮动汇率，汇价不断发生变化，但“特别提款权”仍固定在每单位等于1.20635 美元的水平上，“特别提款权”对其他货币的比价，都按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率套算，无法体现应有的独立性，引起许多国家不满。 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解体后，1974 年7 月，国际货币基金会宣布“特别提款权”与黄金脱钩，改用“一篮子”16种货币作为计价单位。这16种货币包括在1968至1972年间出口量占世界总出口量的比重超过1％的成员国的货币。除美元外，有联邦德国马克、日元、英镑、法国法郎、加拿大元、意大利里拉、荷兰盾、比利时法郎、瑞典克朗、澳大利亚元、挪威克郎、丹麦克郎、西班牙比塞塔、南非兰特以及奥地利先令。每天依照外汇行市变化，公布“特别提款权”的牌价。1976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会对“一篮子”中的货币作了调整，去掉丹麦克郎和南非兰特，代之以沙特阿拉伯里亚尔和伊朗里亚尔，对“一篮子”中的货币所占比重也作了适当调整。 为了简化“特别提款权”的定值方法，增强“特别提款权”的吸引力，1980 年9 月18 日，国际货币基金会宣布将组成“一篮子”的货币，改为国际出口贸易和服务贸易额最高的5个基金成员国的货币，即美元、联邦德国马克、日元、法国法郎和英镑，以5国各自对外贸易在5国总贸易中的百分比作为权数，用加权平均法来确定“特别提款权”的价值。它们最初在“特别提款权”中所占比重分别为42％、19％、13％、13％、13％。 欧元启动后，从2001年起改以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四种货币综合成为“一篮子”计价单位。各组成货币的权重，系按过去5年的平均出口金额确定。必须说明的是，中国大陆出口金额已于2003年起超越日本，但5年平均值尚处于全球第五位。 确定篮子里每种货币的组成单位数（各币别含量）的基本公式如下： Ci --货币 i 的组成单位数 Wi --货币 i 的权重，以份额表示 BEXi --货币i 在为期3个月的基础期（2005年10月3日至12月30日）兑美元的平均汇率, 以一个单位该货币等于多少美元来表示 TEXi—货币i在基础期最后一个交易日（12月30日）兑美元汇率, 以一个单位该货币等于多少美元来表示 $/SDR --SDR在基础期最后一个交易日（12月30日）的美元价值 以上计算方法参见： IMF: Review of the Method of Valuation of the SDR http://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05/102805.pdf 2006至2010期间采行的权重为美元44%、欧元34%、日元11%、英镑11%。按上式计算求出每一单位“特别提款权”的币值为0.6320美元、0.4100欧元、18.4000日元和0.9030英镑，把它们固定下来，组成一个“一篮子”（见下表）。 货币 组成一个“特别提款权”的每一种货币数量 “加权”比例（%） 欧元 0.4100 34 日元 18.4000 11 英镑 0.9030 11 美元 0.6320 44 由于四种货币的汇率在不断变化，因此“特别提款权”的币值每天都会不同，但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国际货币基金会各成员国货币和“特别提款权”之间的折算比例，体现了各成员国货币的汇率情况。同时也能更好地反映一国货币的综合汇率。 国际货币基金会的会员国可以自愿成为“特别提款权”账户参加国。参加后如要退出，只需事先以书面通知即可。 “特别提款权”的分配，原则上以成员国在基金会一般资源账户下的配额为基础（近年来适当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方面利益）；每5 年为一个分配“特别提款权”的基本期。任何关于“特别提款权”分配或撤销某成员国“特别提款权”的决议均需得到国际货币基金会特别提款部参加国85%加权投票的赞成，每一参加国不仅有权在通过分配决议时投票反对，而且可以在分配表决前通知基金会本国不参加分配。 目前美国以371.493亿美元“特别提款权”作为最大份额成员。中国列第8位，拥有的配额为63.692亿美元。 “特别提款权”本质上是由国际货币基金会为弥补国际储备手段不足而创制的补充性国际储备工具，其基本作用在于充当成员国及基金会之间的国际支付工具和货币定值单位，同时也可在成员国之间兑换为可自由使用的外汇。 根据《基金协定》和基金会决议的规定，“特别提款权”目前可作以下用途： 1. 参加国分得“特别提款权”以后，即列为本国储备资产，如果发生国际收支逆差即可动用。使用“特别提款权”时，需通过国际货币基金会协调指定某个参加国（国际收支情势好，国际储备地位强）为承兑“特别提款权”的对象，提供可自由使用的货币，主要是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申请国的此种兑汇没有比例限制，可将其持有的全部“特别提款权”兑为可自由使用的外汇。 申请国还可以用“特别提款权”直接偿付国际货币基金会的贷款和支付利息费用；参加国之间只要双方同意，也可直接使用“特别提款权”提供和偿还贷款，进行赠予，以及用于远期交易和借款担保等各项金融业务。 2. 某一参加国也可通过与其他参加国达成协议的方式，以“特别提款权”兑换为等值的其他通货，而不必征得基金会的批准。 3. 只要经国际货币基金会批准，“特别提款权”还可以用于基金会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的其他相关金融业务。从基金会已有的决议和目前的实践来看，“特别提款权”已在成员国和非成员国之间被用于远期贸易付款、特定的贷款、国际金融结算、国际金融业务保证金、基金利息、红利支付和赠款等等。 成员国使用所分配的“特别提款权”需付利息。开始时利息较低，1970 年间为1.5％，1974 年6 月起提高到5％。后来利率的计算方法，大致根据美、欧、英、日4 大金融市场短期利率加权平均计算而得，每季度调整一次。 起初限制成员国实际动用的“特别提款权”数额，平均不能超过其全部分配额的70％，如果超过，则必须赎回超支部分，即每一成员国至少必须保持30％分配到的“特别提款权”。这一要求，是为了限制各参加国将“特别提款权”用于长期资金供应，或由于他们对拥有其他储备资产的偏好而不按比例地使用特别提款权。 但是，这个限制削弱了“特别提款权”作为储备资产的地位，因为其他储备资产都没有类似的保持最低平均余额的要求。国际货币基金会为了使它成为便利的储备资产，在调高利率后，逐步放宽这一限制。1979年1月1日，将平均持有量维持累计分配数的要求，从30％降到15％；1981年4月1日开始，完全取消了这方面的限制；然而，仍要求各会员国保持其所持有的“特别提款权”和其他储备资产之间的平衡关系。 随着世界经济发展，“特别提款权”作为相对统一稳定的货币标准，用途逐渐扩大：一是持有“特别提款权”的单位在增加，经国际货币基金会85％的多数通过，某些国际金融机构就可以从基金组织成员国的业务往来中获得和持有“特别提款权”，如国际清算银行、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等数十家金融机构均持有“特别提款权”；二是作为记帐单位的范围扩大，自“特别提款权”改用“一篮子”货币计算，它比任何一种货币的币值都相对稳定，越来越多的国际机构、政府组织和很多国际结算领域如国际长途电话、国际航运、国际邮政的费率、赔偿等方面，逐渐在国际清算中使用“特别提款权”计价，一些私营企业发行债券、签订贷款协定等也使用“特别提款权”作为计价单位，以争取较小的外汇损失风险；三是被一些国家用作货币汇率的定值标准等等。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按照牙买加协定的计划，国际上一度主张将“特别提款权”作为最主要的储备资产，要求国际市场多采用“特别提款权”作为结算与计值货币，甚至希望它最终取代美元；可是三十多年过去了，“特别提款权”在国际储备总额中比例仍然非常有限，最高时候也没有超过5%。究其原因，大致有三： 1. “特别提款权”仍处于婴儿时期，发行数量有限，在整个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很小，因此如果用它作为主要储备资产，就会产生国际清偿手段不足的问题。 创立“特别提款权”的方案仅仅是美欧货币战的权宜折衷产物。每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被分配到一种特殊的国际储备货币。但是为了不引发通货膨胀，“特别提款权”必须被严格限量。 创设“特别提款权”，首先为了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临时财政资助，以协助其纾解国际收支失衡的困难，主要对象应是存在贸易逆差，短缺硬通货的弱势国家。事实上，全球化时代产业大转移，导致一些发达国家出现国际贸易逆差；尤其是拥有强大“铸币权”的美国，自1971年首次出现13.03亿美元的对外贸易逆差以来，除1973、1975年为小额顺差外，其余年份均为逆差，总的趋势不断扩大，2006年创下历史最高纪录7533亿美元。适成对照，新兴经济体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则常年获得巨额顺差，甚至建立起了以美元为主的庞大外汇储备，因此缺乏对于“特别提款权”的强烈需求。 国际资本市场的这种“逆向不平衡”增长趋势，加之主要发达国家并不希望增加发展中国家权重，历来不积极支持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和发行规模，而且分配不平衡，主要落在自身拥有发行硬通货能力的发达国家手中，致使“特别提款权”显得无足轻重，聊备一格而已。 2. “特别提款权”只是国际货币基金会的一种记账单位，只能用于各国政府之间的国际结算，而不能作为流通手段来在国际贸易和金融往来中进行直接支付，也没有建立起民间的“特别提款权”支付‘清算办法，因此它的作用有很大的局限性。 4. “特别提款权”是人为规定的虚构的世界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资产，既不像黄金本身具有价值，也不像美元有本国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一旦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发生巨变，就可能成为废纸。现阶段它只能作为国际储备资产的补充，事实上外汇在全部国际储备中的比重多年来一直高达80％左右，主要的储备仍然是美元。 然而，“特别提款权”具备了超越国家主权的世界货币的基本特征，它与欧元的建立和存在，都不失为今日谋建初级“世界元”的先导。 三．初级“世界元”三部曲 初级“世界元”正处于应时问世的前夜。中国要素应能为催生初级“世界元”发挥积极作用；这是历史性的机会，也是历史性的使命。 推出初级“世界元”，必行步骤有三： 1. 框架方案 2008年11月13日“欧元之父”蒙代尔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说：“我们期待着在当前这样一个危机时刻，可以来推广世界货币的政策。当前的金融危机，是唯一可能的时机，因为你只有在危机的时候才能来做成这样建立新系统的事情。” 蒙代尔希望在上海2010年召开“重新振兴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的会议，在会上讨论具体的方案。也就是说，现在需要做好方案准备。 创设初级“世界元”，好比凯恩斯的Bancor方案修正后卷土重来；或是“欧洲货币单位”推而广之，但不那么严格要求趋同性；或是IMF“特别提款权”的非特别化扩大范围应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已经有所准备。本文试就今日现实出发，提出关于初级“世界元”框架性方案的若干建议于下，希各界同好共相切磋损益。 （1）创设的世界货币的全称和符号；中文简称“世元” 创设的世界货币全称：初级“世界元”（Global Currency Primary, GCP） 鉴于完全统一的正式世界货币临世为期尚早，为求言简意赅，名正言顺，初级“世界元”的中文名称可迳直简化为“世元”两字，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应无混淆不清之虞。 货币符号-- G 币值符号-- $G 下文一律以“世元”称呼初级“世界元” （2）联合国主持创设和主管“世元” 联合国宗旨之一为构成一协调各国行动之中心，以达成促成国际合作，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的共同目的。根据联合国宪章第9章第55、59条，建议联合国接受会员国关于创设前期世界货币的提案，通过决议成立“世界货币联盟”（Union of Global Currency, 简称UGC），为“世元”制订法规、负责发行、清算、协调和监督；发挥管理中枢的作用。 “世界货币联盟”下设“世元”管理局、清算银行和金融研究院等职能机构。 “世界货币联盟”特设具有制衡权力的监事会，负责监管“世元”业务，可以直接向联合国秘书长报告工作。 “世界货币联盟”是非营利机构，除由联合国拨给经费，并按货币交易量收取微量点数作为管理费以维持营运开支。 （3）“世元”的基本功能： “世元”作为前期的世界货币，是一种没有现金，而又具有多种货币职能的特殊货币；专用为国际贸易领域的统一流通手段，而非取代各国内部流通的本币。 凡是加入“世界货币联盟”的成员国，外贸经济往来必须统一使用“世元”记帐和结算；并以“世元”作为各成员国货币当局的重要储备资产。 （4）“世元”的币值： “世元”的币值应采用一篮子参照物确定。参照物可以是成员国货币或代表性的商品。由于公允的代表性商品范围广大，而全体成员国货币涉及面过宽；现实的抉择，宜借鉴欧洲货币单位、欧元和“特别提款权”的方法，选取5种在全球GDP和贸易总额中占有主要份额的国家的货币，按其过去一定时段的平均进出口总额确定权重，加权计值；并加入适当比例的特殊商品--黄金，组成整个篮子。权数每5年调整一次，必要时可随时调整。 现行“特别提款权”的计值篮子中，有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四种货币。在“世元单位”的篮子里，应加入中国要素—人民币。 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位次已由1978年的第29位跃升到2003年的第3位，并在2005至2007年稳占第3位。鉴于中国相对其它经济体非常快速的外贸和GDP增长速度，人民币在“世元”中的比重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近年国际贸易排名前列的是美国、欧盟、中国、日本和英国，这也大体符合GDP的排名；因此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和英镑堪当此选。 由于黄金价值相对稳定，信誉可靠，世人心目中较之各种纸币或一般商品更适宜充当共同的参照物。为此在“世元”的币值篮子中，除上述5种货币外，配以适当权重的黄金，参与加权平均建立币值。 一个“世元”的原始币值，可定义为规定取样“基础期”内上述货币和黄金的平均价值加权总和。 举例示意如下（所有条件均为假设，并以美元为计算基础）： 参照“特别提款权”定价计算方法（见本文“二之3” ），本例作了简化，略去了“基础期最后一个交易日”的修正，仅用于提供有关因素影响的基本概念。 假定一个“世元”（G）的原始币值（$G）等于1美元。 假设确定篮子里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英镑和黄金的权重比例依次为25、16、16、13、10、20，则这5种货币和黄金的价值为： 美元： 0.25美元 欧元： 0.16美元；设1美元=0.75欧元，则0.16×0.75=0.12欧元 人民币：0.16美元；设1美元=7.0人民币，则0.16×7=1.12人民币 日元： 0.13美元；设1美元=100日元，则0.13×100=130日元 英镑： 0.10美元；设1美元=0.65英镑，则0.10×0.65=0.065英镑 黄金： 0.20美元；设金价每克25美元，则其份量为0.008克 合计： 1.0美元 如果以此为计值的起点，以后每个交易日的“世元”币值（$G）美元牌价为： $G=0.25+0.12/Re+1.12/Rc+130/Rj+0.065/Rb+0.008×Rg 其中Re、Rc、Rj和Rb分别为该交易日欧元、人民币、日元和英镑的汇率（1美元等于多少该货币单位），Rg为该交易日每克黄金的美元价格。 由于篮子里的货币和黄金的汇率不断变化，因此“世元”的币值从此开始每天都会不同，但因加权计算，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如上式所示，实际操作中，将各成员国货币和黄金所占的固定单位数按当天汇率（黄金单价）换算为当天的美元单位数，相加后得出当天“世元”的美元牌价。据此可按各种货币的汇率算出该货币的当天牌价，由“世界货币联盟”的清算银行逐日编制公布。 （5）“世界货币联盟”成员国 世界各国可自由申请成为“世界货币联盟”成员国，在国际贸易领域采用“世元”。“世界货币联盟”不干涉成员国的国内货币政策，但要求承诺控制经济指标、保持汇率稳定，力求进出口贸易平衡，接受货币发行量监督，达成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国际责任共识。为此须在通涨率、财政赤字、贸易赤字、政府债务、国债利率和汇率波动幅度等订定若干分阶段实现的具体目标。 对成员国的加入时间没有固定的要求。每一个成员国将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按照自己的时间表加入。成员国可以自由退出，只需事先书面通知，并结清财务。 “世界货币联盟”的重大决策，由成员国投票决定。成员国的投票权，按其国际贸易规模占全球份额进行分配；每5年调整一次。 （6）“世元”作为成员国货币的储备资产。 成员国应向“世界货币联盟”至少缴存不少于三个月进口额的外汇或黄金储备；“世界货币联盟”相应拨付等额的“世元”，作为成员国的基本储备资产。 “世界货币联盟”鼓励成员国缴存尽可能多的外汇或黄金储备，以换取相应的“世元”作为主要储备资产。 （7）“世元”用作国际贸易经济往来的计价、记账、承担共同费用、统计和结算的货币单位。 成员国之间所有国际贸易一律用“世元”计价。 各成员国在“世界货币联盟”的清算银行设有贸易账户。进口者从贸易账户中付出储备的“世元”；出口者则收入“世元”，存入贸易账户。一个国家若能在一定周期内很好保持贸易平衡，其贸易账户中起讫余额之差应维持很小甚至等于零。 成员国从事进口贸易时，如果在“世界货币联盟”清算银行的贸易账户中没有足够“世元”余额，则须增缴外汇或黄金以补足其支付能力。 对于缺乏必要的”世元”支付能力（没有足够外汇或黄金储备以换取所需的“世元”）的国家，“世界货币联盟”可提供有担保（货币求偿权或其他资产）的“保证金”借支额度，以满足其进口贸易的需要。 “世元”使用范围可扩大至商业银行和金融市场，办理以“世元”计价结算的存款、贷款、发行债券、国际贸易结算、旅行支票和信用卡等业务。 （8）鼓励成员国实现进出口贸易平衡，为此建立适当的奖惩制度。 “世界货币联盟”对于“世元”贸易账户中出现较大顺差或逆差的国家，将按照一定比例收取费用。 这种收费，并非严厉的惩罚，而是体现为一种温和的反馈机制，以促进贸易平衡，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经济运行模式。对于贸易出超的顺差国，旨在驱策这些国家设法花掉盈余的“世元”，使之流返逆差国，亦即逐步消除贸易盈余；对于贸易入超的逆差国，则敦促这些国家采取适当的国内政策（例如货币贬值）加强出口。收费将用于奖励常保贸易平衡的国家的模范管理机构。 （9）“世元”可用作检测、评定各成员国货币间比价相对波动偏差幅度的标准。 首先确定“世界货币联盟”内部的每一种货币对“世元”的中心汇率，即可算出体系内部任何两种货币之间的比价。两种货币之间的汇率可以在中心汇率上下规定的范围内波动；超过这个范围，要求有关成员国中央银行对汇率进行干预。 （10）时势呼唤人民币走向世界 人民币虽然可以在贸易和投资中被买卖，但还没有成为可以完全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 中国已是贸易大国，但在贸易的结算与支付中，人民币基本上不起作用；即便在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中，人民币也还不能承担通用货币的职能，这就排除了人民币作为外国中央银行的主要外汇储备的可能性，因而中国货币现今无法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扮演主要角色。 时势呼唤人民币走向世界，需要在保持中国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人民币汇率市场调节和浮动汇率机制，开放资本项目，建立金融风险防范机制等系列配套改革措施。 颇有人以为，不完全开放人民币自由兑换，相当于设有一道“防火墙”，保护了中国金融业少受全球危机的冲击，所以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应考虑开放资本账户，其实这是因噎废食的误解。人民币即便成了主要国际通货，政府仍然拥有严格监管本国金融市场的充分权力，一切金融工具，特别是新开发的衍生品，运营范围都要受到政府的审查和规范。如果看一下日本金融业在这次危机中受损较少的原因，就明白国际货币的主权国家仍然可以拥有自己的有效的“防火墙”。 诚然，现阶段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将便利国际热钱的进出，以致干扰了金融市场的运行秩序，加剧了金融动荡的风险；但事实上自闭式“防火墙”阻挡热钱的成效，可谓乏善可陈；再者，热钱未必就是洪水猛兽，如能因势利导，制度规范，只要它觉得有利可图，无须颠簸劳顿于环球，则热钱亦可为我所用。其实热钱威胁是特定时期的特殊现象，随着汇改奏效，以及整体市场功能的演进，理顺国内资金供求关系，让合理的资金需求得到满足，让利率能够反映信贷供求关系，对人民币必然大幅升值的非理性套利期盼消退，异常的热钱冲击波就会成为一种陈迹。 为求稳妥可靠，开放人民币自由兑换，宜在可控范围循序渐进，以灵活多样的适当方式逐步进行。例如首先推进人民币在周边的货币合作区流通，倡导用人民币进行计价和结算，发展双边货币互换关系，并鼓励中资银行进入这些合作区设立分支机构，提供人民币的支付和结算服务；同时在境内设立人民币的国际结算和清算中心。在大中华地区，可争取率先采行钉住人民币的汇率制度，创造条件先行开放人民币（以至统一货币），并增强其在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示范效应。事实上，中国周边的不少国家和地区早已把人民币作为受欢迎的硬通货，并在商品贸易和旅游消费中不断扩大使用规模，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已将人民币列为储备货币了。另外，在香港或适当地区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打破国内金融垄断，在严格监管的条件下，开通人民币在海外流动的“阳光通道”，应是推动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可选项。 2008年12月13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日本出席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上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将进一步加强区域间的合作，倡议扩大中日韩三国间双边货币互换规模。此前一天，中国与韩国达成1,800亿元人民币（约合26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加上已有的40亿美元，双方货币互换整体规模将扩大到300亿美元；不仅利于稳定韩国及区域经济，而且提高了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认同度，是人民币迈向国际化的可喜一步。 中国与韩国互换货币协议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中国向韩国借出人民币，韩国向中方换购美元，既解决了韩国对美元的需求，又缓解了中方持有美元不断贬值的危险；而且中国以自己的渠道向国际市场提供了一定的美元流动性，限制了美联储滥发美元的能力，把大量美元成功挡在国门之外，减轻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一旦中韩这种合作模式複製到其他国家，人民币的影响力势将扶摇直上，相应地有效抑制美元泛滥过度的非理性效应。 再者，中国虽然经济规模已经很庞大，但是金融市场还欠发达。可持续的人民币国际化过程，需要一大批有效率的本土跨国金融机构在亚洲和全球范围提供相应的人民币金融服务；需要一大批有效率的本土跨国经营企业在亚洲和全球范围内推广人民币的计价和交易；需要一个规模足够庞大，流动性足够充分，成长性足够良好，对外足够开放的本土资本市场以及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才能在国际范围有效发挥其计价单位、交易中介和满足财富保值、增值以及变现要求的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因此，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金融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包括对于各种具有双面刃功能的衍生工具的开发和研究，非但不能停顿下来，尤须倍加重视，加快进行。 经过一段时间走出去的开放性实践，一朝时机成熟，人民币凭藉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品质信用，成为完全自由兑换和弹性汇率的国际货币，登临世界金融大舞台；中国将作为世界货币体系中的重要成员，获得自己应享的金融决策权力份额，极大地促进“世界货币联盟”克臻其功；非常有利于掌控自己的经济命运，实现复兴和崛起的历史性战略大目标。 2. 全球共识 创设“世元”，必须建立在世界各国政府、学术界和金融界等有关各方广泛共识的基础之上。 时至全球化时代，实施区域货币一体化，走全球货币一体化道路的大方向，不难取得一般性共识；但今天究竟能为世界货币体系改革做些什么，往往人言言殊。关键在于利益驱动的不同判断和定位。 创设“世元”，意味着一个更为公平、公正、健康、稳定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形成。对于所有国家，无疑具有根本的长远的共赢意义；但就短期而言，自有不同的利弊效应。 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得以摆脱金融强权“铸币税”和输出赤字的变相掠夺，加大国际金融多边机构中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弱势国家将受到适当照顾，却不会失去什么。显然这是支持度最大的群体。 主要的阻力，最可能来自拥有本币得以充当世界货币的优越地位的发达国家；特别是金融霸主美国，当前工作果然集中在一些因应危机的迫在眉睫的问题上，但即便渡过金融危机，也不容易显现改革现行世界货币体系的主动性。 然而，美国不可能阻挡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事实上，创设“世元单位”不会排斥美国的合法利益，而且必定要充分尊重美国的主导作用和参与权利。尤其重要的是，美国自身的最大利益，恰恰在于革除货币特权，回归公平竞争，才能根本破解特里芬悖论指出的下行沉沦宿命魔咒，凭藉得天独厚的非常优势，重振实体经济在全球竞争中强大实力，继续保持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的核心大国地位，发挥引领世界进步潮流的历史作用。 正如美国虽然最初表示过反对亚洲区域货币一体化，但现在已经不再反对，甚至表明“我们并不反对创造一个亚洲货币，相反我们希望能够在此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帮助亚洲货币成形。”（2006年06月19日美国副财长蒂姆·亚当斯在东京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表态）这场金融危机将进一步促使美国政府决策层和社会各界对一些新改革观点持开放的理性的态度。可以相信，世界可以说服美国，美国也能说服自己，在世界货币体系改革中扮演与其强大地位相称的历史性角色。 另外，欧盟在现行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实力地位仅次于美国，一些领导人希望借危机推动改革，但首重增强欧盟的地位，建立美欧二元主导体系，而非“世元”式的全球治理方案。欧盟其实还缺乏同美国争锋的实力，而且不仅美国，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都不会热衷一山二虎的尴尬体制。然而，曾经作为欧元先导的“欧洲货币单位”，可能成为欧盟贡献世界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参考模式，经由“世元”而金声玉振，集其大成， 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发展迅速，成效卓著，已在经济总量、国际贸易和外汇储备等方面跃居世界最前列。对中国来说，改革世界货币体系，创建“初级世元”，符合发展经济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也是负责任的现代大国使命所在，却没有发达国家背负的特权包袱，当然应该成为推进这场重大改革的中坚力量。中国政府和民间组织，可以通过学术论坛和各种交流会议活动（包括蒙代尔建议大加利用的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大型论坛），发起这场改革的大讨论，研议改革方案，设计计算模型，进行模拟测试等。在中外政府间各个层次的经济会谈中，宜将初级“世界元”逐步推上台面，列入议事日程。中国可以同一些国家分别达成有关双边或多边协议（例如东亚10+3，独联体、上合组织、亚太经合组织、南美国家共同体、非盟国家、中东油国、金砖四国、欧盟、美国等），然后联署促成具有充分广泛共识基础、提交联合国定策“世元”的建议书和决议草案。 　　 3. 实施阶段 从现在开始，如果用两年左右时间走好前面两步，可争取2011年向联合国提交建议书，并完成初审；2015年底前，在联合国主持下经由预备性运行测试，做好起动准备，通过决议案和有关法规，转进正式实施阶段。 ******** 200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首脑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说，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向初级“世界元”迈步，催生“世元”体系，将是人类大家庭和谐化发展长程中一个跨越性的划时代里程碑。 “和谐世界”是中国对国际大势发展做出的乐观判断，是理想化现实主义全球治理理论的中国版本，也是在世界变化新现实和趋势下人类社会思变的现实需求。全球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已为建设“和谐世界”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全文完） 2009年1月4日 联系电邮：paulpang21@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