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大战开始

    一切真的开始越来越顺。在我的努力下，我所做的业务在华尔街上位居前列，很快消息就传了开来，摩根斯坦利有个作风犀利的年轻人。
    如果客户想作金融板块的衍生品交易，我是他们的第一选择。我的交易头寸很庞大，给“摩根妈妈”(Mother Morgan)的钱罐里添了不少钱，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Keefe Bruyette公司是华尔街上从事金融板块衍生工具交易的最大玩家，也是我最重要的客户。我竭尽全力给他们的首席交易员留下深刻印象，没过多久，就把他们绝大多数交易拿到了手。
   国民银行(NationsBank)、纽约化学银行(Chemical Bank)、大通银行(Chase Manhattan)－－只要你能想到的银行，我们全都负责交易。当时我只有27岁，却已在业内确立了与客户关系融洽的名声。如果你想交易某个银行的股票期权，那就来找摩根斯坦利，一定会得到满意的服务。
   起初，第一州际银行(The First Interstate)的期权交易与任何一个普通交易一样。当时股价接近70美元，Keefe的首席交易员向摩根斯坦利的销售代表金姆•迪斯匹格纳(Kim Dispigna)询问“1月标准合约”(Jan par leaps)的价格，也就是明年1月到期的100手看涨期权的价格。
   我看了一下挂牌情况，发现这个差价有3美元，挂了50手，也就是说客户可以在这个流动性不强的市场买入或者卖出50手合约。
   “怎么才这么一点。”我在心里想，同时通过做市挂牌降低差价，并把合约数增加10倍。“不管他要买多少，”我记得自己对金姆说，“把指令拿来就行。”
   在接下来的几天，Keefe公司买入不少看涨期权，很快我手头就持有一个很大的头寸。我向客户卖出看空期权，让他们有权买入股票，同时我也买入股票对冲自己的风险。
   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我开始有点跟不上了。市场无法提供更多的看涨期权，我成为唯一的做市商。
   最终，过了几星期，客户问我他们能买入的上限是多少。
   “8500手，”我回答道，“这是证交所允许买入的最高限。”我们距离这个上限已经很近了。
   现在，说我持有第一洲际银行的股票，就像是在说谷歌(Google)从事的是互联网业务。华尔街任何一个交易第一洲际银行股票的人都知道，摩根斯坦利是个大多头。
   我持有的头寸十分庞大－－在向客户卖出第一洲际银行股票看空期权时，我自己买入任何可以对冲这一风险的东西。我认为客户可能知道什么消息，并准备好搭乘这趟便车。
   我玩弄这个庞然大物好几个月时间。当我看好市场走势时，就增加多头部位，当不看好时，就卖空其他银行进行对冲，但在任何时候我看多的信念都没有动摇过，也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多头部位。
   交易大厅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知道我现在坐在一列火车的顶上，等待启程去往梦想之国。
   有压力吗？当然，但我有自己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就像剃刀边缘一样犀利。

二十二、收割时刻

   一个交易清淡的下午，金姆的声音突然划过宁静的交易室。
   “字母I打头的能交易吗？”她问道，指的是第一洲际银行的交易代码。
    我微笑着看她，以为是在开玩笑，因为她经常跟我打趣。Keefe公司的持有部位已经到了上限。
   我看着自己的交易屏，根本就懒得让自己的场地经纪人去查市场交易情况。“现在有50手，报价23.5美元，我可以增加到500手，你想怎么做？”我说，想戳穿她的虚张声势。
  “他需要一个双边市场，”金姆说，意思是Keefe想知道是可以卖空还是买多。
   “真的？”
   “没错。”
   我看着她的眼睛，脸上不再有笑容。“21.5/23.5，500手。”我的嗓音有点沙哑。
  “这个价格他愿意卖给你500手，”她回击道，“而且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卖单。”
  我不敢确定自己在接下来的几分钟内是否还有呼吸。我敲下500手的卖单，并让经纪人卖出一些我持有的多头股票。
   不幸的是，市场上每个期权交易员都知道我持有的庞大部位，第一洲际银行的股票一眨眼的功夫就暴跌了1美元。
   离闭市还有一小时，这个本来风平浪静的交易日突然变成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天。
   “不断重复这个卖单，”金姆说，“我想他希望在今天全部卖掉。”
   我得促成这些交易，并问客户能否让我“减减肥”，他说可以。
  我卖出股票，并准备新一轮卖单的来临。如果客户想卖出8000手看涨期权─这代表着80万股第一洲际银行的股票─我知道自己必须几乎照单全收。离闭市还有15分钟的时候，我大声喊道：“挂8000手买单！”
   我需要Keefe把剩下的头寸卖给我，这样我就可以有时间化解风险，把自己剩余的头寸慢慢平掉。我盯着金姆和Keefe的首席交易员商量，话筒紧紧贴着耳边，下巴咬得死死的，我的市场经纪人在随时待命。
   “成交，”金姆说，“客户确认了，明天早上完成交易。”
   我们的交易只有等待。

二十三、曼哈顿不眠夜

   第二天早上，我第一个来到交易室；不为别的，因为我根本就睡不着。
   凌晨6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席位的银行类股票交易员向我走来，笑着说：“你还有I打头的股票，对吗？”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
   “嗯…？”
   “你…你还是看多，对吗？请跟我说你还是看多。”
   我的嘴巴张大，但什么也说不出来。交易员转身走开，一句话也没留下。
   我抓起《华尔街日报》，走进洗手间最里头的一个隔间。三分钟后，我觉得整个交易大厅天崩地裂。我不知道自己在那里呆了多久，但没关系，我很想多呆一会儿。
   我深深地吸了几口气，把《华尔街日报》放在地板上，走出洗手间。
   你可能会想，人们对我的欢迎程度，彷佛就像自己在扬基棒球队的主场击出一个本垒打，队员们在本垒无比热烈地迎接我。
   销售代表拍我的背，交易员对我翘起大拇指，华尔街上的朋友们给我发来信息表示祝贺，部门负责人两眼放光地冲我走来，几乎就要和我拥抱到一起。
   “干得漂亮，托德，干得漂亮！”
  但有个小问题─我已经转为看空，非常看空。通过昨天和Keefe达成的交易，我押赌今天股票会下跌，所以大笔做空，希望通过多空的切换来实现盈利。
   然而，今天的股价比昨天收盘价高出35个点，本来可以有七位数的盈利，现在却突然变成几个七位数的亏损。
  富国银行(Wells Fargo)一直在和第一洲际银行商谈购并计划，但这笔交易流产了。这可能就是，也可能不是Keefe试图平掉其头寸的原因。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但这并不重要。富国银行发起一场敌意收购，这在当时的银行业可谓史无前例。
   雪上加霜的是，摩根斯坦利为这笔购并交易提供投行服务，我受到限制，根本不能买卖两家银行的股票。我的头寸一开盘就被人接走，也就是说，我彻底搞砸了。
   我在自己的座位上呆着，一整天都没有挪窝，洗手间没去，午饭没吃，不打任何电话，只是呆呆地看着屏幕，上面闪烁跳动的第一洲际银行的股价彷佛在不断嘲笑着我。
   晚上7点左右，部门负责人拉夫.雷诺德(Ralph Reynolds)把我叫进办公室。完了，我想，这下子彻底完蛋了。
   有人曾对我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在华尔街的价值是以最后一笔交易来衡量的。我以为这是对业绩为王现象的一种比喻，而不应从字面上来理解，但我突然理解了这层意思。
   我离华尔街的收款机近在咫尺，但一个交易过后，我的职业生涯就此结束。如果敌意收购的消息早一天传出，我就可以赚到成百上千万美元，但现在，自己却成为一只可怜的替罪羊。我的自信和自尊已经荡然无存，准备迎接无法躲避的坏消息。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向老板说了一遍，他一直盯着我的眼睛看。我今年的交易情况还是给公司赚了不少钱，但我想这一定无济于事。他在考量着我，就像要审判我的灵魂一样。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他终于说话了。
   “回家，休息一下，明天再来上班。”
   他对亏损并不满意，但不打算对我毁了我的事业。他做出的结论是，我挥拍的动作比击球的结果更重要。
   我从办公室走出来，坐电梯下楼，走出摩根斯坦利的办公大楼，绕过街道的拐角。
   在那里，我靠在一栋楼的 上，周围都是去看话剧的陌生人。我开始大笑起来。
几分钟后，我的两颊上挂满了眼泪。

二十四、重拾自信

   我在第一洲际银行(First Interstate)的交易中遭遇滑铁卢之后，摩根斯坦利的管理层密切关注我的交易方式，就像棒球队教练关注一个被快球击中头部的强击手一样。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捡回自信，但做过几笔漂亮的交易后，我又重新找回了工作节奏。
   有件事我一直没想明白，是患有注意力缺失症的人适合做交易员，还是交易员的工作压力大所以很容易注意力缺失。不管怎么说，这次惨败经历很快就被我抛在脑后了。
   几个月后，发奖金的日子又来了，我的年薪再次翻倍，达到30万美元。26岁的我还获得晋升，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副总裁。
   冥冥中自有天意。13岁的时候，我站在收银台后，把面包圈卖给小镇另一边家境殷实的同学们。13年后，我已经有钱买下整个面包圈店。
   “托德.哈里森，摩根斯坦利公司全球股票衍生品副总裁。”
   我的名片成为我最爱的财产。这就是我命中注定的职业生涯，财富决定个人价值，金钱代表事业成功。当时的我并不傲慢自大，但回过头来看，自己确实有点找不到北了。
   在工作之余，你们可以想象得到，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揣着一大笔钱会找些什么乐子。我去汉普顿(Hamptons)度假消夏，买了几辆保时捷跑车，不停地换女朋友，有找老婆的打算，但并不是太着急。
   在办公室，我注意到别人对我的看法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些年纪大一些的未被提升的销售代表和交易员态度为之一变。我早上带着宿醉跌跌撞撞地来上班不再是件可笑或可爱的事，现在我是管理层的一员，从公司利润大饼中切下较大的一块带回家，这种举动属于失态，显得很不专业。
   我第一次真正品尝到摩根斯坦利内部政治斗争的滋味，这是绝大多数巨头企业存在的龌龊潜规则。我清楚，如果自己继续有上佳表现，批评的声音很快就会平息下来。天真的我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对权力的渴望，这笔交易我心甘情愿。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牢牢地抓住了成功，感觉非常棒。我让衣橱里的服装焕然一新，去高尚餐厅吃晚饭，照顾好自己的家人。生活如此美好，至少我这么认为，自己多年来渴望得到的，已经成为现实。
    也许，对美好前程的憧憬让我昏了头，但这并不重要。1996年转瞬即逝，我确信成功就在下一个拐角处。

二十五、丛林世界

   在攀爬摩根斯坦利的图腾柱时，我对自己做过的事以及做事的方式抱有极大的自豪感。股票交易场地是金融海洋的漩涡，而衍生品交易席位则是漩涡的最中心。
   我们胸口佩戴着“摩根”(MORGAN)徽章，就像荣誉勋章一样。摩根斯坦利与高盛(Goldman Sachs)这两家华尔街巨头之间的对抗，让纽约扬基队和波士顿红袜队的争斗看上去就像小孩子打架。
   在衍生品交易团队的几次人事更替中，我看到一些好人没好报的现象。那些工作兢兢业业、每天任劳任怨的人得不到晋升机会，而那些玲珑八面善于钻营的人，却混得风生水起，春风得意。
   那些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尤其在别人认为我对即成秩序构成危险那段时间。那种想法根本不合情理，因为我的交易给公司赚了不少钱，而且成为客户与公司之间良好的沟通桥梁。
   我受命为公司招聘新员工。他们派我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和北卡罗来纳(North Carolina)，让我住豪华酒店，面试那些大学生。摩根斯坦利的蓝血在我血管里奔流，我竭尽所能，致力于让公司更好地发展。
   钱多的地方是非也多，而且很多事情并不总以公司的利益为先。我从不溜须拍马，也不拉帮结派，这一点和马克.努伯格(Mark Neuberger)可谓背道而驰。他善于在人事变更中灵巧地发现机会，并在1996年坐上了董事总经理的宝座。

二十六、办公室政治

    入司后，我经历了第二次管理层大换血，马克成为股票衍生品交易团队的负责人。他是踩着很多人才得到这个位置的，为此不惜手段，并终于得偿所愿。不幸的是，他的发展蓝图并没有给一个有自己发展规划的年轻人留下空间。
   在几个颇具声望的交易员倒戈跳槽后，马克将衍生品团队揽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负责戴尔(Dell)、英特尔(Intel)、微软(Microsoft)和思科(Cisco)等最活跃的技术股的交易，而把流动性较差的股票品种交给其他交易员去做。
   他的策略很简单，把给佣金最高的客户所青睐的投资品种掌握在自己手里，把其他做起来难一些的交易交给别人。有时候我们的客户会要求交易一个流动性较差的股票，马克就交给我去安排。
   “这家公司你来做。”他把交易风险传递给我，心里非常清楚，产生的损失都由我给公司创造的利润来弥补。
   有时候我会接受，但有时也会拒绝。一次，我接下一大笔看涨期权的单子，结果遭受了六位数的损失，他大笑着对我说：“搞砸了吧！”
   在那个时刻，他的意图已是昭然若显。

二十七、行为不当

   1996年末的一天下午，我被叫到百老汇街1585号新办公大楼顶层的人力资源部。我走进会议室，看到几个人围坐在一张大的橡木办公桌旁，马克.努伯格就坐在最远的位置上。
   他们通知我，我因不符合摩根斯坦利专业人员的不当行为而被留职察看。我环视整个房间，目光转向马克时，他不敢和我对视。我心里非常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把我的年度考评报告给我看，报告只有一页纸，上面说其他交易席位─即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席位和柜台外股票交易席位─的负责人不信任我。
   真邪门，我心里想。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席位的董事总经理乔纳.奥雷斯基(Jon Olesky)曾负责新员工招聘，亲自挑选我代表公司去选人；而柜台外股票交易席位的负责人戴维.斯莱恩(David Slaine)则是我在华尔街的老大哥。这纯粹是一场权力斗争，马克不想让我在身边挑战他的权威，就这么简单。
   我向马克的老板汤姆.克拉克(Tom Clark)投诉，但他劝我不要搞得公司不和谐，希望我服从要求，在考评报告上签字，为团队的全局考虑。
   我很沮丧，但不想离开自己的第一份工作。
   不想离开在这里的兄弟们。
   不想离开收银台。

二十八、再度启程

   斯莱恩不喜欢马克处理这些事情的方式，他知道我是被冤枉的，于是为我出头提出抗议。但他在别的部门，而且当时整个股票部门正遭受着另一波的跳槽冲击，因此他的抗议没有得到任何反响。
   我拒绝在考评报告上签字，因为报告存在根本性的错误，而且我知道一旦签上名字，自己在“摩根妈妈”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
   七年了，我对自己说，七年的血汗和泪水，我不能就这样被扫地出门。
   几个月前，曾在Needham & Company公司工作的拉吉.拉吉拉塔南姆(Raj Rajratanam)和盖瑞.罗森巴赫(Gary Rosenbach)新创建了一个实力很强的对冲基金Galleon Group，刚开业就管理约5亿美元的资金，成为华尔街的热门谈资。
   斯莱恩和盖瑞是在华尔街摸爬滚打多年的好朋友，于是介绍我认识。我开始安排盖瑞的一些期权交易，建立起很好的默契。在共同赚钱的过程中，我们之间的沟通频率也不断增加。
   我不想离开摩根斯坦利，但觉得自己在这场战争中必败无疑。每隔几天，汤姆就会要求我在考核报告上签字，每次我都拒绝，但心里清楚，自己不可能永远这样拖下去。
   在斯莱恩的推荐下，我开始和Galleon公司商谈跳槽过去的事。他们没有衍生品专家，所以这是想都不用想的事。在公司受到的排挤日增，而我对跳槽机会也开始日渐关注。
   最后我和Galleon公司谈好，去那里担任衍生品交易董事总经理，有一个象征性的底薪，主要收入来自于业绩提成。
   我走进汤姆的办公室，把门关上，向他说明我可以签字，但对考核报告中的错误说法持保留意见。他向我保证，会处理好这件事。
   “你真的会处理好？”我很担心地问道。
   “我向你保证。”他说，把报告直接推到我面前，并把笔帽摘下。
   我在报告上签了字，姑且信他一回。发奖金的时候到了，我的年薪是50万美元。
    我向他们表示感谢，耐心地等待支票兑现。钱一到手，我走进汤姆的办公室，交出自己的辞呈。
    他们惊呆了，不仅是因为刚刚付了50万美元的巨款给一个即将离职的交易员，而且我去的是华尔街最受人尊重的新对冲基金。
   后来成为花旗集团(Citigroup Inc.)首席执行官的潘伟迪(Vikram Pandit)此时负责摩根斯坦利的股票部门，他把我叫进办公室表示祝贺，并说如果我有什么需要的，他乐意帮忙。
   我收拾好东西，向自己工作过的唯一一个专业投资机构说再见，觉得自己在与华尔街最好的交易席位的博弈中取得了胜利。
   现在我换上了另一双好鞋，我喜欢那种合脚的感觉。

二十九、新开始

   我很想说自己上了对冲基金Galleon Group这条船后一路顺风顺水，但实际情况是，迎接我的是一场完美风暴。
   泰国解除泰铢与美元之间的联系汇率后，一个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正在酝酿之中，其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波及整个亚洲，并让资本市场体系陷入瘫痪状态。
   当时，我还没注意泰铢的问题，也不关注那个名叫“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的强大对冲基金。我根本没有意识到，亚洲彼岸一只蝴蝶煽动的翅膀可以在纽约57号东大街掀起一场飓风。
   我管理公司整体组合的敞口衍生交易，自己也管理一个组合，后者规模较小，但我可以从利润中提成。虽然一切听上去很简单，但我很快发现，自己在摩根斯坦利学到的技巧在买方投资领域并不是很管用。
   我喜欢当客户的感觉。摩根斯坦利、高盛、第一波士顿、德意志银行，以及其他顶尖公司都争着来拉我们的生意。作为负责执行指令的交易员，我经常决定选择哪些公司安排交易并向其支付佣金。
   我周围人才济济，但也面对一个现实，即对冲基金的交易员得凭自己的业绩吃饭。那里没有源源不断的客户流，也没有响当当的名声。一切都完全不同于从前。
   办公室里坐着八个人，手无寸铁，只有智慧和信息作为武器。当金融危机逐渐在全世界蔓延时，我根本没想到要给自己穿上一件防弹衣。
   我在两个角色间来回转换，把主要精力放在公司旗舰基金的衍生品组合上，因为当时我确信这就是自己的饭票。
   盖瑞.罗森巴赫(Gary Rosenbach) 、拉吉.拉吉拉塔南姆(Raj Rajratanam) 和其他三个合伙人暴风骤雨般地把交易指令发过来，而我则寻找各种方法来把他们的想法付诸实施。
   我在公司整体敞口上花的精力越多，投入自己那个组合的精力就越少。到年底时，自己组合上的亏损堆积起来，饭碗能否保住，完全要看那几个我几乎一无所知的人做出的决定。
   最后的结果是不发奖金。事实上，他们告诉我，以交易账户的业绩来看，我能保住这份工作已经很走运了。

三十、泡沫开始

   在全球贸易不平衡的大背景下，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推出史无前例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开足马力促进经济增长。这埋下了互联网虚假繁荣的种子，并随后造成房地产、大宗商品和债务的泡沫。
   1998年，戴维.斯莱恩(David Slaine)从摩根斯坦利辞职，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Galleon。公司管理的资产膨胀到数十亿美元，我们在业界的地位也水涨船高。
   我就坐在斯莱恩旁边，一起看着Galleon成长为华尔街实力最强的对冲基金之一。我的交易技巧不断得到提高，并学会了对冲基金的游戏规则。
   和在摩根斯坦利一样，我在Galleon也想方设法增加自己对公司的价值。不过，这次我已经有了一套成型的交易技巧，利用期权手段来实施公司的投资策略，通过错综复杂的方式使风险收益最大化。
   然而，我还不是合伙人，这一点我经常提醒自己。有一天，在投资晨会上，我指出俄罗斯市场暴跌，建议说这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市场，但合伙人并不同意这个观点。
   几天后，全球市场都受到影响，股价全面跳水。我们为此付出了高昂的学费，不可预见的系统性洪水冲垮了我的风险管理大坝。
   市场陷入低谷后，各国央行联手推出一系列振兴计划，股市开始重整旗鼓。格林斯潘打赢了这场战役，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佳的美联储主席。
   历史会告诉我们，格林斯潘的政策永远改变了资本市场的基因构成，埋下了苦难的种子，并最终导致金融系统的奔溃。但在当时，没人关心这个问题，  

全世界的投资者都在享受饥荒来临之前的资本市场饕餮大餐。

三十一、回到现实

   57号东大街那个小办公室里汇集的咨讯信息规模之大，只有身处其中之人的自负才堪与相比。无论市场好坏，公司都能赚到钱，而我则在精心安排衍生品交易策略，确保收益最大化，同时避免损失发生。
   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旗舰基金上，认为这是我获得更大成功的入门券1998年底，终于又要发奖金了。
   在我年轻时，如果你说我二十多岁就能赚到六位数的年薪，我会激动不已。但现在，我的眼光已经锁定在更高的标准上，希望在30岁前成为百万富翁。
   Galleon只有六个合伙人，而赚的钱够很多人分的，我忍不住在脑子里盘算起来。
   我能闻到钞票的味道─巨大的财富就在下一个拐角处等着我。我和盖瑞坐了下来，说了几句打趣的话，等待着关于奖金的消息。
   盖瑞说，我的劳动合同上写得很清楚。虽然他们欣赏我在管理旗舰基金整体衍生品风险方面所付出的劳动，但我的奖金基于那个规模较小的交易账户的业绩。合同上就是这么写的，要就要，不要拉倒。
   所以，我的奖金是个大大的零鸭蛋。

三十二、红眼病

   我有点羞于承认，但在Galleon工作期间，自己确实开始变得贪婪起来。
   合伙人的收入是个天文数字，连超级体育明星和著名演员一辈子都见不到这么多钱。他们每年都赚得盆满钵满，过着奢华的生活，住着豪宅，坐私人飞机，大车库里停满了豪华汽车。
   金钱对我当时那个岁数的人来说具有极大的推动力，我见过一些好人为了钱干坏事。突然之间，50万美元对我来说变成一个很小的数字。我进入了超级百万富翁的世界之中，这些人呼风唤雨的能力，让电影《华尔街》中迈克尔•道格拉斯扮演的“戈登•盖柯”(Gordon Gekko)相见形惭。我给自己定下目标，要加入华尔街精英人士的行列。
   格林斯潘的刺激政策发挥了作用，股市开始疯狂攀升，技术股泡沫一发不可收拾。每天都有大量的富翁产生，上市新股在一个交易时间段内就能翻上好几倍。
   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华尔街，Galleon上下一片繁忙景象。公司支付数百万美元的佣金，换来数额巨大的新股认购权。
  一转眼，2.5万股新股价格涨到60美元。
  又一转眼，3万股新股开盘比上市定价高出40美元。
  啪啪！某二线券商来拍马屁，想拉进一些Galleon的交易业务。
   这一年属于我，必须属于我。随着1999年末的临近，我与公司合伙人之间的关系处得比蜜还甜。公司成为大赢家，也就是说，赚到的钱连点石成金的魔术棒都比不上。
   我管理的那个规模较小的组合表现不佳，但大组合的业绩很好。旗舰基金的期权交易记录是最好的成绩单，我被纳入合伙人的小圈子只需走个过场便是。
   盖瑞让我坐下，告诉我今年终于能拿到奖金了，我的眼睛直冒星星，就像玩老虎机中了奖一样。
  奖金有多少？一百万？两百万？三百万？
  “托德，”盖瑞开始说话，“合伙人们很欣赏你今年做出的努力，将给你5万美元的奖金。”
  我就像被整整一吨砖头砸到了头。
   要想在华尔街赚到大钱，我必须从别人的背后走出来；要想出人头地，必须成为合伙人。我问盖瑞公司有没有计划让我做合伙人，他说没有。
   当我离开摩根斯坦利时，戴维对我说，要珍惜这段经历，因为你只有一次机会离开一家这么好的公司。
   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Galleon─它是顶尖的对冲基金，没人愿意主动离开。我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也知道跳槽的风险所在。
   一旦离开，这里的大门将永远不会再向我打开。

三十三、走进新千年

   股市暴涨，达到不可思议的高位，遍地都是黄金─我只要选好自己的位置就行。日历翻到了2000年，我走进一个全新的千年纪，眼前彷佛看到一道绚烂的彩虹。
   我跟吉姆•克莱默(Jim Cramer)和杰夫•伯克维兹(Jeff Berkowitz)谈过好几次，彼此似乎已经达成共识。那个公司的交易资金量为4亿美元，比Galleon小得多，但他们抛出了一根橄榄枝：合伙人。
   我们见了几次，讨论一些具体事项。我加入该公司后，将负责整个交易业务，底薪30万美元，这正是我拿了几年微薄奖金后希望获得的稳定收入。更诱人的是，我能分到公司利润蛋糕中很不错的一块。
   吉姆这个人容易情绪激动，但在我看来，他也诚实而公正。杰夫成了我的好朋友，他为人务实，不偏不倚。作为合伙人，他们俩很互补，而我掌握的技能也同样能填补他们的空白。
   当我把跳槽的打算告诉自己的同事兼朋友戴维•斯莱恩(David Slaine)时，他问了我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信任他们吗？”
   这是一个简单而又至关重要的判断标准。在危急关头，他们会为我考虑吗？会把我的利益看得和他们自己的一样重要吗？能不能做正确的事？我相信他们可以。于是，我们在曼哈顿的Gramercy Tavern餐厅会面，仔细敲定最后的细节。
   我们谈论市场、生活和世界，气氛轻松活泼。吉姆说起一个名叫TheStreet.com的金融网站，是他在1996年和人共同创立的，并于1999年5月上市。我听说过这个网站，但不熟悉具体是做什么事情的，怎么会和财富管理搭上边儿。
   不久后，我将有所领悟，无论其好坏。

三十四、幸运徽章

   网络股的泡泡越吹越大，人们陷入一种集体心理，认为人类已经跨入一个全新的互联网时代。
   对那些在2000年初从事投资管理的人来说，互联网的估值可谓荒诞不经，超乎想象。每天都有全新的神话上演，情绪上的非理性波动让人以为在每天股市收盘后，自己的价值就等同于自己的财富。
   我在Cramer, Berkowitz公司作为交易负责人的开头简直好得无与伦比。出于对千年虫的恐惧，纳斯达克市场在短短几天内暴跌450点，市值惊人地缩水11%，但随后又出现狂热的买盘。这是一场血与火的考验，我们的交易团队无比团结，就像在一起共事过很多年一样。
   人们说，当你在赚钱的时候，什么事情看上去都很美好。我刚开始在那里工作的时候，身边总是一片欢笑声。大家都很有礼貌，但千万不要搞错，我们这几个人其实个性都很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功秘诀。
   杰夫的分析能力超群，研究部主管麦特.杰考伯(Matt Jacobs)对市场的触觉灵敏无比，吉姆是个动能投资者，而我善于利用市场的波动性。当大家拧成一股绳时，就像一列势不可挡的战车。我们捕捉市场的起伏波动，品尝着成功的甜蜜滋味，我从未享受过这种感觉。
   2000年2月，克莱默在TheStreet.com开了一个日后声名狼藉的“新世界赢家”(Winners of the New World)专栏，颂扬10只表现卓越的网络股。这些股票都在经历过大涨之后出现抛物线式的回落，但克莱默并不在意，认为它们都是日后网络新时代的赢家，还极力想说服我们。
   我试图让吉姆不要把自己的网络人格带入公司的内部管理─这有时候管用，但有时候纯属徒劳。好在头几个月我们的运气不错，组合的利润越积越多。

我刚开始在摩根斯坦利和Galleon公司工作时，都有些力不从心；而在这里担任交易主管时，一开始就感觉得心应手。
   作为职责的一部分，我负责风险管理系统的实施、交易合作伙伴的佣金分配和交易席位的用人决策。
   交易部门的格局即将因我的上任而改变，因为我已准备好在这里留下自己的烙印。

三十五、新官上任

   这里的一切看上去都很奇怪。我们每天积极地对4亿美元的组合进行交易，用手工计算损益，正式的数字以及交易错误记录将在第二天下午由高盛发过来。
   我们的办公室在福尔顿街(Fulton Street)40号，紧邻布鲁克林大桥(Brooklyn Bridge)。公司有十几个全职员工，其中三个直接归我管。他们为吉姆和杰夫执行交易指令，每人都有六位数的薪水；以我在华尔街的从业经历来看，这似乎太挥霍了一点。
   在几个月内，我促成了一些变化。那几个交易员被更具交易技能的年轻人换掉了，新来的人底薪更低，但只要业绩好，上不封顶。
   我们安装了顶尖的风险管理系统，能够实时监控交易情况，对各种可能的情况进行“压力测试”。我和券商的交易负责人见面，说明佣金将与他们的交易建议以及提供的流动性挂钩起来。
   在公司内部管理和外界关系维护上，我们奉行精英主义，对工作标准的要求高，但对人公平，依法合规办事。我们的处事方法很快传了开来，公司高速运转，就像一台上足了油的机器。
   当分析师调整对某只股票的评级时，券商总是第一个给我们打电话，他们的首席交易员会跟我沟通其主要账户的交易趋势，而我也总是很快地告诉他们自己的市场观点，从而建立良好的互信关系。
   在沟通时，我尽量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总是说清楚交易原因，很少因为自身的交易给他们造成损失。如果交易指令正好跟他们撞车，我们就会自觉地调整价格。
   我的祖父曾经说过，我们唯一拥有的就是自己的名字和承诺。Cramer, Berkowitz公司交易部门就是这一原则的直接延伸。

三十六、挥棒失误

   2000年春天，我的胆子越来越大，开始敢于对超出自己击球范围的来球挥棒。有个经纪人提醒我关注一只名叫Focus Enhancements的股票，认为这是一匹即将起跑的黑马。
   我们几个合伙人亲密合作，赚了不少钱，而我的交易表现尤其出色，因此吉姆和杰夫都对我言听计从。我们评估了这个机会，在股价处于6到8美元的区间买进了六位数的仓位。
   我们处于最佳状态，自信心随着行业声誉的提高而水涨船高。这只股票来回摆动很大，每个交易时段都有10%到15%的波动─而我们彷佛拿着剧本，每次都能很好地把握交易机会。
   到第一季度中旬，我们已经获利颇丰，而且对前景信心十足。回过头来看，这其中已经埋藏了隐患。
   “有Focus Enhancements的新闻！”杰考伯大喊，我们都把目光集中到电视屏幕上。这是一则负面新闻，我们还没来得及喘上一口气，Focus Enhancements的股价已经暴跌30%。
   一片沉默。电话在响，但没人去接，只有CNBC的新闻评论员玛丽亚.巴蒂洛莫(Maria Bartiromo)在背景中不知说些什么。我惊呆了，每个人都是。其实，这一损失看似巨大，但和四亿美元的组合规模相比微不足道。
   我坐在吉姆对面，看着他的脸由白变红，由红变紫，然后就开始抽搐起来。

这种批评的表情今后将变得十分常见。他猛地推开椅子站起来，走进了办公室。出于一种本能反应，我们也跟着走进去，并随手把门关上。
   我一直对自己要求很严，设定最高的标准。我不需要别人来说我搞砸了，他们知道这一点，我也知道。
   但这只是一笔交易而已，虽然损失巨大，但只是一笔交易，而我之前一系列的交易决策已给公司带来数百万美元的利润。我做好了接受批评的准备，但根本没料到即将到来的狂风骤雨。
   刚开始的时候，吉姆还比较镇定─这是相对于他后来的表现而言。大家起初是想讨论一下对策，看看应该规避风险斩仓，还是抓住机会补仓，但很快讨论就演变成一场大吵大闹的肥皂剧。
   合伙人之间的正常对话已经不复存在。吉姆以我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从未见过的方式向我发泄不满，翻来覆去地说这件事有多么可怕，多么难以接受，一遍又一遍。
   吉姆大喊大叫，大声咒骂；更奇怪的是，在他发泄完后，我甚至看到他眼角有一滴眼泪。无论在工作场所还是别的地方，我都从没见过如此离奇的情绪宣泄方式。
   在我离开办公室时，我没有考虑该如何处理Focus Enhancements的股票，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家伙是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些年来，我跟许多不同性格的人打过交道，但那一天的所见所闻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也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在交易失利的时候，最能看出同一战壕中战友的真正面目。

三十七、坐卧不安

   我祖父曾经告诉我，要保持右手抬起，这是前任“金手套”(Golden Gloves)拳王的战斗秘籍，进攻的时候，一定要随时注意保护自己。
   经过那次吉姆.克莱默的宣泄事件，我走进空荡荡的公司大厅时，再也没有以往那种感觉了。我知道那个道理，一个交易员是否优秀取决于其最新的那次交易，但在这家公司，这个说法被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经常做对并不够，必须保持每天、每时、每刻都做对。
   到了2000年3月，纳斯达克市场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上涨了35%。Focus Enhancements的失利逐渐被大家淡忘。杰夫.伯克维兹和麦特.杰考伯潜心挖掘美国上市企业的投资价值，而吉姆和我则面对面地坐在一起，相隔不过五英尺远，从早到晚共同在股市的高山和低谷间跋涉。
   虽然我们的目标相同，但交易风格截然不同。吉姆喜欢追涨；对下跌的股票兴趣不大。由于在摩根斯坦利的从业经历，我喜欢“淡化”市场，逢低买入，逢高卖出。这是一个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游戏，有人赢，就有人输。
   我清楚地记着那个觉醒时刻，就像昨天刚刚发生一样。网络股在一天之内上涨了10、30、50个点，而那天晚上，我突然从梦中惊醒，彷佛顿悟一般，感到对网络股的莫大担忧。我不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但这次不一样，自己从未有过如此清晰的预感，彷佛水晶一样一览无遗。这一时刻，决定了我今后的职业生涯发展。
   网络股泡沫就要破灭了。
   做交易时，最难遵循的投资纪律之一就是卖出正赚钱的股票，而我管理的组合规模如此之大，牵涉的损益数字比别人要多好几个零，再考虑到办公室里一些人的情绪波动，可想而知，我手头的任务有多困难。
   我不想说自己是“众人皆醉我独醒”─杰夫对网络股也有不好的预感─但时机把握的重要性，加上公司内部的敏感氛围，使任何一个小错误都不允许发生。

     吉姆在他的第一本书《一个华尔街瘾君子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Street Addict)里这样写道：

   “四月份到了，纳斯达克指数还在4500点的区域，托德说，现在市场正处于大崩溃的边缘，纳斯达克的泡沫即将破灭，指数很快就要回到1500点。”   现在，你应该相当了解吉姆这个人了。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但如果你处于他的对立面，他会让你生不如死。
   杰夫曾经说过，如果吉姆开车撞了人，而你跟他好好说，他会把被撞的人送去医院检查，请伤者全家吃晚饭。但如果你指责吉姆，他就会举起拳头大喊：“闭嘴，不然连你也撞！”
   这就是金融史上最大一次撞车事件发生前几周，我在Cramer, Berkowitz公司的真实情况。
   光有金融马车就要失控的强烈预感是不够的，我得解释清楚为什么时机是正确的，并要有策略地进行操作。毕竟，要是我们在股市上涨趋势中踏空，就会因持有空头而损失惨重。
   压力非常巨大，但作为公司新的一员，我知道忠诚意味着直言不讳。

三十八、泡沫破灭

    2000年4月，互联网泡沫应声破灭，纳斯达克在短短几个交易时段内暴跌20%。更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积极利用市场波动性进行交易，抓住了指数下跌后涨回4500点的一波反弹，随后又在不断创下新低的市场跌势中，稳稳站在空头阵营的一方。
   这一切令人难以置信，但绝对千真万确。你得相信我的话。整个市场彷佛在我们周围崩塌了，而我们就处在风暴中心，四周狂风大作，不见天日，而中间这座小岛却宁静安详。
   我们赚了一大笔钱，付给华尔街券商巨额佣金，而我一手打造的交易团队和风险管理团队也得到很高的奖金。组合的盈利幅度非常巨大，一天就有两三千万美元，是那种你根本不想理解的数字。
   我们新上马的投资监控系统能实时显示组合的损益情况，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能知道交易是赚是赔。这既有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我不需要看交易显示屏，只要看坐在对桌吉姆的脸色，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任何说自己不那么关注交易业绩的交易员都不该从事这个行业。我们管理着成百上千个交易头寸，它们是一个整体组合，也有着一个共同的损益底线。我们有各自的分工，有归属自己的交易“名字”。我们身处同一团队，但每天晚上洗澡时，都会回顾自己个人一天来的交易得失。
   我们俩交易方式的风格差异日趋明显。当市场上涨时，吉姆会大举买进；当市场转向时，有时候才过了几分钟，交易清单上就会突然出现空头头寸。
   我密切关注着他，在交易自己头寸的同时，也留心组合的整体损益。我并不想冒犯谁，也不想维持现状。经历过前两次跳槽后，我的职业生涯只有两个目标：一是赚钱，二是保住胜利果实。
   夏天到了，我们近乎狂热地工作，并把工作热情转化为出色的业绩。不过，办公室里还是萦绕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焦虑--只有业绩好于华尔街上平均水平，才不枉忍受这种焦虑。
   既有精诚合作，又有磕磕绊绊；既有友谊，又有争吵；既亲近，又疏远。所有这些极端同时存在。
   这就是Cramer, Berkowitz公司的日子，但我不知道的是，我们就要向外界打开窗户。

三十九、一扇大门

   七月的炎热令人无法忍受，我让司机凌晨五点就送我去上班。公司的生意不错，在华尔街，这种说法的意思就是我们在赚钱。
   在外人看来，我们管理的基金就像一架穿越完美风暴而毫发无损的战斗机；而在公司内部，一种不同的氛围正在酝酿中。
   吉姆计划去汉普顿度假，正和TheStreet.com的编辑通电话，想找人代他写专栏。当吉姆把目光锁定在我身上时，我彷佛看到他头顶上方出现一个闪光的灯泡，他咧嘴笑了起来。
   “就这么定了，托德帮我写下周一的文章，然后你再找别人接手。”吉姆说。
   我正交易着200个头寸，管理4亿美元的风险敞口，而且历史上最大一个泡沫正在破灭。我不想分心干别的事情。
   “伙计，我最后一次写东西是在夏令营时给妈妈写信，我没办法帮忙。”
   但吉姆和往常一样，打定了的主意就不会再变。反正他自己的问题解决了，现在烫手的山芋已经抛到我的手上。
   写第一篇专栏文章时，我没花很多心思，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引用了一段“Grateful Dead”乐队创作的歌词作为开头，随意讲了一些对流行文化的看法，回过头来谈现在的熊市思路，最后探讨了自己的投资理念和方法。
   我没觉得这份兼职有什么意思，但它也没妨碍我什么。事实上，写东西能帮我整理自己的思路，让我在市场的惊涛骇浪中更能游刃有余。
   闭市的钟声响起前，我接到TheStreet.com编辑的电话，请我把这周的专栏文章都接下来。
“没问题，”我对杰夫眨眨眼睛，说，“愿意效劳。”

四十、重大变化

   吉姆是个极端的人，每天的交易业绩要么好得出奇，要么坏得难以想象。他在人际交往上也是如此，你要么是他最好的朋友，要么是他最痛恨的敌人。
   我在这两个角色之间来回转换，有时在同一天就能分饰二角。不过，周五晚上我到他租的东区(East End)公寓时，吉姆的情绪指针明显处于偏向我的一侧。
 “托德！”他狂呼着从门口冲过来，给我一个大大的熊抱，“我们来好好谈谈！”
  他爆发出的激情让我身边的一个朋友惊呆了。这也难怪，她不知道“飓风”吉姆的能量可以席卷沿途所经的一切；而且她也不知道，吉姆发起狂来同样可怕。不过没关系，说了她也不会相信。
  吉姆告诉我，我写的专栏文章大受欢迎，这让我相当吃惊。还没等我回过味来，他已经给我制定了一个计划，不给我任何喘息的时间。
  “你要在TheStreet.com我的专栏旁边开一个交易日记，效果一定很好！怎么样？”
   我还能说什么？
   我从没在挑战面前退缩过，我也知道，即使打退堂鼓，也不一定管用。说实话，我不觉得写文章是我想做的事。但我实际上喜欢写作的过程，因为它能让我理清思路。我并不知道，吉姆向我打开了一扇大门，并将永远改变我的生活。吉姆也不知道，直至今日，我还一直为此感激他。
   我对自己发誓，不能被专栏写作分散精力，同时感觉它已悄悄地占用了我不少时间。我彷佛天生就适合写作，从骨子里，在内心中；它和交易工作一起，很快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两大部分，开启了一个我以往一无所知的新世界。
   起初，我担心这一额外职责会让早已紧张的工作关系绷得更紧。虽然吉姆和我在市场观点上经常各持己见，但那毕竟是关起门来的意见对立。
   现在，通过互联网的力量，我们的观点分歧将天下皆知。
   做交易时，你必须适应市场的变化。不同的时间需要采取不同的策略，互联网泡沫的膨胀和破灭就是最好的例证。当大家都相信网络新时代已经来临时，市场却阴险地来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让股市哀鸿遍野，血流成河。
   事实上，这不是个容易把握的市场，即使你是其中的佼佼者，也依然要经历腥风血雨。
   我开始把吉姆的动能投资风格作为反向指针，起初是下意识的，但后来就习以为常。我们的基金依然业绩出众，我的专栏文章也在继续，但我避免和吉姆争论，一切以和为贵。
    我不是不喜欢吉姆，事实上，我非常尊重他的才智，并以朋友的身份关心他。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虽然冲突日益频繁，但还是尽量求同存异，共同前进。
    2000年下半年就这样过去了。我越来越有一种感觉，有什么事就要发生。
而这事对我没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