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新的麻烦

  如果吉姆.克莱默的脾气不像小孩子那样阴晴不定，要讨厌他还真是不容易。
  热情和慷慨是他性格中的闪光点，当这些品质表现出来时，剑拔弩张的气氛就会神奇地烟消云散，变得其乐融融。起初我不理解他那种突兀的情绪转变，最后摸到他脾气之后，更多的则是理解，而不是怨恨。
   某一个交易日，我们正积极地在商业板块杀进杀出，稳步积累利润。我不能确切说出我们仓位的平均成本，但可以感觉到，随着市场进入快速下跌通道，交易席位上的气氛紧张起来。
   “你好，托德.哈里森在吗？”电话那头有个声音说道。
   短暂的交谈带来一个坏消息。电话是夏威夷毛伊岛监狱(Maui Correctional Facility)打来的，我爸爸惹了大麻烦。
   我陷在椅子里，听着一个陌生人说话，得知自己的父亲成了流浪汉，吸毒，现在被关在监狱的单人囚室里。我已经十年没跟父亲说过话了。
   十年。很显然，十年间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他也是。
   作为一个大型交易部门的首席交易员，我思维敏锐，能迅速做出决策，不受个人情绪的干扰。但在2000年的那一天，我突然对身边闪烁着的市场报价视若无睹。
   吉姆立马觉得有什么事不对劲，示意我进他身后的办公室。
   我走进玻璃隔间，坐在他办公桌对面的沙发上。杰夫跟着走进来，问我出了什么事。我把情况说了，至少是我所了解的情况。吉姆留神听着，立刻出了主意。
   “去毛伊岛一趟，”吉姆说，“照顾好该照顾的人。”
   那个时刻我永生难忘。金融市场动荡不安，我们疲于奔命，而工作最狂热的一个人居然催我去夏威夷。等我咂摸过味儿来，他已经在帮我打电话了。
   吉姆联系了一个在夏威夷有熟人的基金投资者。到下班的时候，我已经约好毛伊岛最有名的一名律师，订好了飞机票。
   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面对父亲，跟自己做斗争。

四十二、彩虹背面

   我不想一个人去，于是叫上哥哥同行。两天后，我和亚当(Adam)抵达毛伊岛，直接前往律师事务所。
   我们俩都对父亲不抱什么指望，但还是觉得应该做点什么。毕竟，他是我们的爸爸，我们是他最后的依靠。
   律师介绍了情况。我们的父亲流浪多年，在街上行乞，每到一个地方，最后都变得不受欢迎。他曾因假冒警察被捕，又在狱中袭击一名狱警，那个狱警把他痛打了一顿，并把他关了禁闭。
   我们得知，父亲为表示抗议，在单人囚室的 上涂满了自己的鲜血。当时这听起来很离奇，现在想起来还是一样。
   第二天早上，我们坐在毛伊岛法院里等待父亲被提讯。法官开庭后，法警把一连串被告带了进来。
   我找不到自己的父亲。橘黄色的囚服千篇一律，把他们串在一起的铁链让我心神不宁。我扫视了两遍，最后把目光聚焦在队伍中间一个枯瘦憔悴的男人身上，他胡子拉扎，刺着纹身。
   他目光空洞的眼睛向我看来，我再次见到了曾经熟悉的那个人─那个遗弃我们全家的人，那个曾经开着一辆法拉利呼啸而来的人，那个到夏威夷寻找天堂的人。而现在，他身无分文，一败涂地。
   那个星期，我和亚当开车转遍了毛伊岛，去父亲呆过的地方看看。我们发现，在天堂的角落里，日子是那么艰难。
   他过的是一段债务缠身、绝望无助和遭人唾弃的生活，而且似乎永远看不到头。
   父亲加入了一个邪教组织，把一辈子的积蓄捐献出来。被邪教赶出来后，他在岛上流浪，靠乞讨度日。他走进度假村，假装参加那里举办的会议，只求能喝上一杯热咖啡，吃上一个面包卷。他让自己养的一条黄毛猎犬布巴(Bubba)去海里捡鹅卵石，从游客那里换来几个零钱。
   我们开车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就像被困在迷宫里的两只老鼠，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现什么。父亲背了好几千美元的债务，还欠下不少人情，很多人指望我们能帮他了结。我们还发现，他是个病人，多年来一直患有躁郁症，但没人注意到，也没人给他治疗。
   尤其是最后这一点，让我感觉心如刀绞。
   他是个病人。
   在毛伊岛的最后一天，我和亚当去监狱看望父亲。他含着泪，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和没有做到的一切向我们道歉。我不禁回忆起自己过生日时，在电话机旁边苦等爸爸电话的情景。那一周，我经历了情绪的剧烈波动，那些我以为结痂的创伤，再次流出了鲜血。
   我们坐在他囚室里，他整个人都崩溃了，说自己再也没有活下去的目标。我哥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上面是他的两个孩子，也就是我的侄子和侄女。哥哥把照片交给父亲。“这就是你活下去的目标。”他说。这个表态让我意外。
    “是的，爸爸。”我把话头接过去，“只要你告别过去，我会帮你重新开始，帮你还债，找一间房子…让你和自己的孙子孙女见面。”
    我眼角的余光发现狱警在看这边，而且也希望他们听到这些交谈。也许当他们知道这个囚犯是个父亲和祖父时，动手打他前能够三思而后行。
   我永远忘不了离别时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活得轻松点，儿子，人有旦夕祸福，要学会多享受生活。”
   我向他保证，自己一年后会来看他，让一切从头开始。这时，我心头涌上一股奇怪的感情，似乎有个结解开了。
   他是个病人，我在心里再次对自己说。
   但这不是我的错。

四十三、原来如此

   在我的生命中，有这样一个男人。一方面，他情绪极端波动，一会儿沮丧得彻底绝望，一会儿狂躁得歇斯底里；另一方面，我有个患躁郁症的父亲，因为不看医生自己瞎吃药，病情越来越重。
   我跟吉姆讨论父亲的诊断结果，他告诉我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吉姆.克莱默才华横溢，拥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和极强吸收信息的能力，但他也患有类似的病症。吉姆向我保证，这种疾病通过正确的用药可以有所缓解，并提供了一些建议。至此，我才明白吉姆的情绪为何如此大起大落。
    吉姆和我父亲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但有一样共同的东西将他们联系起来，也就是我。也许我们早该发现吉姆患有躁郁症，但谁会往那方面想呢？天才与疯子之间的区别，只在于你的主观立场。
   我不再因吉姆的脾气而生气沮丧。事实上，经过父亲这件事，再加上吉姆从中给予的热心帮助，我对这个每日共舞的人油然而生了一种全新的尊重。我们俩以一种难以描述的纽带联系在一起，我理解他，我觉得他也理解我。
   我还意识到，和父亲的情况一样，吉姆的情绪波动往往并不针对任何人。作为他的朋友，我希望他快乐健康。作为和他共同管理四亿美元资金的合伙人，我们继续为损益表上的每一块钱利润浴血奋战。
   在吉姆的喜怒无常中，2000年就这样过去了。情绪波动总会带来损失，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每天都像是在下一局棋，我们知道彼此的脾气，几乎从不错过任何让对方难受的机会。我也承认，虽然自己对吉姆多了一份理解，但有时也会被他那些似乎很随意的决策搞得非常恼火。
   谈到我们俩的关系，似乎有两部电影在同时播放。一个是网上的针锋相对，一大群忠实读者在看我们俩意见相左的投资观点，从而给TheStreet.com.带来巨大的访问量。一个是在公司内部，我们肩并肩共同赚钱，每天上演着一幕永不间断的肥皂剧。
   我们基金的表现高于主流，并越来越好，投资回报率平均水平20%以上，超越基准40%。不过，成功的背后也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因为我们渴望保持领先地位，永远都不满足于现有的成绩。
   在内心深处，我提醒自己一个隐约但又非常重要的事实。除非及时兑现收益，否则一切都是纸上富贵。直到吉姆在工资支票上签字前，我还拿不到利润分成，
   有过在摩根斯坦利和Galleon的经历后，我已经变得非常现实。

四十四、股市肥皂剧

   2000年下半年，Cramer Berkowitz对冲基金的表现依然出众，吉姆.克莱默问我能不能陪他去参加TheStreet.com的会议，晚上再跟金.哈克曼(Gene Hackman)一起吃饭。
   金.哈克曼是我最喜欢的男演员之一，很期待能和他共进晚餐。我告诉吉姆，只要不让我在会上演讲就行。写东西是一回事，但在几千人面前讲话是另一回事，我可不感兴趣。吉姆答应了，于是我很高兴地陪他前往。
   纽约万豪世贸中心酒店(Marriott World Trade Center)人头攒动，我从没见过这种场面。鸡尾酒会期间，投资者把吉姆围个水泄不通，请他帮忙选股。我把胸卡放在口袋里，希望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吉姆做了主题发言，听众们疯狂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上市公司代码。我看着吉姆让自己成为全场的焦点，他很棒，我对自己说，是个营销大师。
   演讲之后是问答环节，有人提出一个关于期权定价的问题。
   “嗯，”他说，“我能回答这个问题，但现场还有一个人，期权交易做得比谁都好。你们都知道我的首席交易员‘曲奇饼’托德.哈里森吧？为什么不让他来回答这个问题呢？怎么样，托德？”
   有几个人带头鼓起掌来，我觉得自己的胃都要痉挛了。很快，全场都站起来鼓掌，我别无选择，再也当不成隐形人，只能慢慢走上台，回答了好几个问题，才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会议结束后，我急着想去上厕所，但很快就意识到这不太容易。短短几分钟内，我就被人群包围起来，身边有八九个人紧紧围着，把我弄得就像靶子上的靶心一样。
   “你觉得思科怎么样？”
   “你最看空哪只金融股？”
   “年底标普500会收在什么点位？”
   我被搞得晕头转向，还没来得及消化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接踵而至，而我还急着要去上厕所。
   我从人们的肩头望出去，看到金.哈克曼在看手表。一个获得两届奥斯卡奖的演员孤零零地站在一边，而一个首席交易员却像影星一样被围得水泄不通，这里头一定有什么东西很不对头，看来这场股市肥皂剧不会有什么太好的结局。

四十五、灵光闪现

   这一年的11月底，吉姆的合伙人杰夫.伯科威兹(Jeff Berkowitz)去参加第一波士顿举办的会议，跟我们沟通了一个很重要的市场观点。经过10年的友谊和11个月抱成一团的合作关系，我们俩已经达到心意相通的程度。他用不着跟我说得很清楚，我就能把他内心的交易想法执行到位。
   这是一种美妙的感觉，他的分析推理能力与我的交易直觉结合得天衣无缝。我们是任何一个对冲基金都梦寐以求的那种完美组合。
   杰夫站在会场外头的走廊里跟我打电话，说他现在看空微软公司。我刚好在和德意志银行联系，他们有个客户持有大量的微软普通股，我正想找机会做空一下“软件先生”(Mr. Softee)，杰夫的电话来得恰到好处。
   砰！我们卖空“250手”(25万股)，微软股价下跌1美元。
   呼！看跌期权交易像水一样在我们已经盈利的组合中流进流出。
   噗！微软首席财务官约翰.康纳斯的脸部又痉挛一下，我们又卖空几十万股。
  还没等到午饭时间，我们在“软件先生”身上就已经赚了将近300万美元。
   当天，我们在Cramer Berkowitz公司空旷的大厅内举办了一场赚钱庆祝会。此时，我们卖空的不只是微软公司，而是摆出全面作战的架势，将多头仓位清空，卖空整个技术板块。我们和众多券商进行了那么多的交易，我的团队几乎都没时间在系统内输入交易仓位。
   这就是所谓的顺风顺水，我们的损益表从300万美元的盈利上升到400万，然后是500万美元。
   随着闭市的临近，我感到一种巨大的满足感。我们的目标就是成为赢家，并展现出了任何一个伟大的交易机构所特有的那种投资纪律和水准。要不是交易清单里埋藏着一个小小的地雷，这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交易日。
   你看，在好几个盈利达到七位数的空头仓位中，有一个2万股卖空计算机存储公司Brocade的单子。这是当时表现最好的股票之一，也是最受吉姆青睐的，我还从没在交易清单上看见他卖出过Brocade。
   闭市钟声敲响后，Brocade公布了一个歌舞升平的季报，技术板块的大厦将倾，但这份业绩可谓无懈可击。不幸的是，公司股价已经远超每股100美元，好消息早就在价格中反映出来。
   一眨眼的功夫，Brocade的股价下跌5美元；叹一口气的功夫，又下跌10美元。
   每到一个下跌平台，吉姆都吃进更多的Brocade；而每一次股价收低，空方的维苏威火山都喷发得愈加猛烈。我试着安抚一下吉姆，提醒他我们的空头仓位盈利巨大。
   “没关系，兄弟。”我说，“我们今天赚翻了。”
   但吉姆根本不听。他唾沫横飞地咒骂，把电话和键盘在桌上摔得啪啪响。我以前见识过这种场面，并不想看重播。
   我站起来，拿起上衣走出办公室。在等电梯的时候，我听见有东西砸在门上的声音。我下了决心，只要克莱默还在办公室，今天我就不回去了。
   吉姆打电话给杰夫抱怨，说我不关心公司的基金。过了一会儿，杰夫给我打电话，我们俩长谈了一次。

四十六、胜利撤退

   在Cramer Berkowitz工作就像活在一场真人秀里，其荒诞离奇之处，假如不是亲身经历，根本想象不出来。我只希望谁有先见之明，能预先把它拍下来。
   吉姆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媒体上，频频在TheStreet.com和CNBC电视节目中亮相。对此我没啥意见─反正距离拿大笔奖金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回过头来看，吉姆同时处理那么多事情的能力令人赞叹；但在当时，我觉得他有些分心。
   一天，吉姆正靠在椅子上打电话，话筒紧紧贴在耳朵上。我隔着桌子冲他喊，提醒他当前的交易操作与市场走势唱反调。他看到我想引起他的注意力，于是冲我做了个翘大拇指的手势，然后把手掩在话筒上，说：“我喜欢这公司─买吧！”
   当我告诉他，我们正在积极卖空这只股票时，他又点头认可，给我打手势，彷佛在说：“卖，卖，卖！”
   我不打算谈更多这种工作上的往来细节。但随着2000年底的临近，我很想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给投资者结算回报，让自己拿到奖金。吉姆是一列活生生、会喘气的过山车，而我急于从车上下来。
   随着年末指日可待，我们做出一个集体决策，减少交易，坐在高高的钱堆上，等着一年的结束。这是一个审慎的决策，我们把组合风险降至最低，并达成共识，只交易那些最好的市场机会。
   杰夫、马特•雅各布斯和我似乎很快就掌握了这一理念，但我很快就发现，教一只老狗新招数是很难的。

四十七、分道扬镳

   Cramer Berkowitz对冲基金的投资流程是长期固定的。我们每天都讨论几次组合的交易明细，调整风险仓位。无论市场好坏，这一投资纪律让我们得以安全度过金融世界的腥风血雨。在瞬息万变的市场过山车中，这是让一群容易分心的组合经理保持协同作战的最佳途径。
   我们新建立的风险管理系统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当我们查看初步的交易明细时，发现一些我们不知情的神秘交易头寸。
   吉姆坚持说，这些交易是有消息来源的。杰夫和我暗自发笑，通过即时通讯软件聊天，猜这个所谓的“消息来源”是谁。
   是成吉思汗(Genghis Khan)？
   还是林肯总统(Abe Lincoln)？
   会不会是棒球手泰•柯布(Ty Cobb)？
   这种事情有点可笑，也有点悲哀，但没关系。我们坐在一辆盈利四个亿美元的坦克里，这些头寸就像是橡皮子弹一样，无声无息地就被相对较厚的利润盔甲给弹开了。
   与和吉姆相处的矛盾心情相比，我对公司的未来没有怀疑。杰夫、马特和我已形成一个全明星阵容的铁三角；我和吉姆共事不过一年时间，虽然我真的很关心他，但我再也不想站在他情绪的对立面上。
   此外，我祖父的健康开始出现问题，这是我不得不接受的悲哀现实。也许有点自私─也许有点贪婪─我开始在心里盘算，如果不把吉姆的业绩考虑在内，我能多赚多少钱。
    这种想法一旦萌生，就挥之不去。我跟杰夫和马特谈了自己的想法，打算到年底就离开公司。
   我不想称之为政变，但公司的阵营确实出现了分化。我们的即时聊天工具闪动得更快，外面打来的电话更频繁。是的，在我们承担无谓的投资风险，在闲扯中等待年底的到来时，有些东西正在酝酿之中。
   在头脑受到情绪冲动的影响之时，Cramer Berkowitz对冲基金迎来一个命中注定的日子，这一天将永远改变我们的生活。

四十八、新转机

     2000年底的一天，吉姆.克拉默和杰夫.伯科威茨在吉姆的办公室里私下交谈，没人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而我在外头透过玻璃看着，觉得时间彷佛停止了下来。
   那次，吉姆为自己在Brocade股票上的失利大发雷霆，砸坏电脑键盘，我走出办公室后又拿东西扔到门上。此后，我和杰夫开诚布公地谈了次心，告诉他如果吉姆还留在这里，那明年我就不在公司干了。
   杰夫并不感到意外──从三季度末开始，情况就已经很明确了──但这是我第一次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我去跟他谈谈。”他当时说，“你把心放在肚子里，明天还要好好干。”
   杰夫是个好人，一生都以身作则。他和吉姆打交道的经验，比我们加起来都要多--九年艰苦的沟通之旅，还要不动声色地满足吉姆的明星情结。
   在华尔街，忠诚是一种稀有品质。杰夫就有这一品质。我下意识里知道这一点。我坐在那里，等待吉姆的办公室里能传来好消息。
   门一下子被打开了，吉姆大步走进交易室。一开始，我说不清他是愤怒还是高兴，因为他的这两种情绪别人很难区分开来。他走到主交易席位，大家一下子安静下来。
   就是现在，我想，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
   “我做出了决定，”吉姆说，嘴角有点往上翘，“今年年底我将宣布退休，把公司交给杰夫。”
   我和杰夫的眼神交汇到一起，事情开始变得清晰起来。真是个聪明人，我心里想，但这也很正常，毕竟那个关于吉姆开车撞人的比喻是杰夫教给我的。
   我估计杰夫提出，他希望从吉姆的身后走向前台，成为公司的掌舵人；但不清楚我在杰夫的决定中起了多大的作用，或者吉姆的反应有没有考虑到我的因素。不过，这一切并不重要。
   就像交易一样，最重要的是目的有没有达到。

四十九、期待和现实

    我们在内部讨论这一变动时，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大家的情绪都很好，开玩笑说吉姆一定能青史留名。
   “冰球皇帝”格雷茨基(Gretzky)，传奇四分卫艾尔维(Elway)，篮球明星乔丹(Jordan)─还有吉姆.克拉默。
   吉姆能言善道，知道凭借自己的投资资历，他能成功进入媒体行业。他公开宣称自己想多陪陪家人，大家也都以为是这么回事。他高兴，我们也高兴，可谓皆大欢喜。
   但欢欣鼓舞过后，问题随之而来。如果吉姆退出，那他的那份奖金怎么算？公司承诺给我一个固定比例的分红，但考虑到相对的贡献程度，我觉得自己有理由在利润大饼中分到更大的一块。
   在拿了几年的微薄收入后，我想这次应该能打一个翻身仗了。历史不能再重演了。
真的吗？
   2000年的最后一个月，我们停止了交易，坐在36%的盈利成绩上，看着华

尔街其他机构损失惨重。我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如何把公司控制权交给杰夫

的各种法律问题上，一切进展得很快，但我们还是觉得不够快。
   我为杰夫感到高兴，他投入那么多，有权成为公司的掌门人。我也为自己感到高兴，准备好接任总裁一职，这个位置以前是吉姆把持的。
   这种期待，以及未来两年能享受到较高固定收入的满足感，让我坐下来和杰夫谈2000年奖金时觉得胸有成竹。他承诺过让我放心，我也确实很放心。
   吉姆拿到一笔离职费，作为他在华尔街的最后一笔奖金，而我拿到将近500万美元，比合同规定的金额多得多。
   Cramer Berkowitz对冲基金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而我终于大大地松了口气。
我终于站到了收款机的内侧。

五十、纯真年代

   在华尔街，如果你能舒上一口气，放松下来享受自己的好运，这算是很罕见的情形。
   我们就以这种状态进入了2001年，精神焕发，充满了新的动力。我们管理的基金赢得机智灵活和诚实守信的声誉，我们熟悉所有该熟悉的公司，认识所有该认识的人。我在银行有大笔存款，这是在一个竞争残酷的行业摸爬滚打所获得的有形认证。
   我还继续在TheStreet.com写专栏文章，享受这一平台给我带来的乐趣。网站上有一些睿智的思想者，我们相互尊重，成为朋友。
   2001年初的几个月里，我的祖父鲁比─我最好的朋友和人生导师─在重症病房里度过了大部分时间。我经常周末去佛罗里达，握住他的手，聆听他的教诲。对全家来说，这是一段艰难的时期，因为我们就要向家中的一位长者告别，真是快乐时光中的一个很大的遗憾。
   这就是生活，人的归宿就是死亡。
   我在和广大读者交流市场观点时，谈起了祖父的故事。此时我才意识到互联网的力量，以及写作所能带来的情绪宣泄作用。我们收到成千上万封电子邮件，并在祖父的病榻前为他读这些来信。每一封来信都是爱的故事，痛失亲人的故事，无论是作为儿子、父母，还是兄弟姐妹。
   这是我和读者建立起彼此忠诚关系的源头，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既然这些素昧平生的人能帮我的家庭度过如此艰难的一段日子，我当然要挤出时间来写作，以此回馈他们的深情厚谊。
   我完全进入“交易员兼专栏作者”的双重身份，但这其中也有一些讽刺意味。我等于是全面接手了吉姆的职责：既作为Cramer Berkowitz公司的总裁，又是TheStreet.com交易专栏的作者。
   我和吉姆的关系十分微妙，生意和金钱上的来往成为我们之间的一种缓冲。吉姆对我们的投资者具有影响力，因为他自己就有一大笔钱放在由我、杰夫和马特来共同管理的基金里头；此外，他也在TheStreet.com发表市场观点。虽然我们之间一直有些紧张，但还是有必要让对方开心，因此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平衡，把游戏玩下去。
   2001年3月，美国脑瘫联合协会(United Cerebral Palsy)授予我一项杰出成就奖，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选中，但很高兴能为这样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吸引参与者。在朋友的帮助下，我们请到了Run-DMC乐队在慈善晚会上表演助兴。我向华尔街的生意网络─就是那些我们支付交易佣金的人─介绍这次活动，很快就把票全部卖了出去。
   我有种预感，鲁比即将不久于人世，几乎都想放弃颁奖典礼去陪他；但在家人的坚持下，我还是留了下来，去领了奖。吉姆走上颁奖台，称赞我是华尔街最好的交易员，以及TheStreet.com网站上最好的专栏作者。
   这就是吉姆─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我不同意他的评价，而且这些话令我惭愧。我冲吉姆微笑，表示感谢。虽然我们在工作上关系紧张，但我真的很在乎这个人。
   结果，吉姆的这次演讲成为我们俩私人关系的最高峰。

五十一、告别亲人

   鲁比.派克于2001年4月21日与世长辞，让我无比痛心。基金比上一年底又有了更好的表现，但痛失亲人者会告诉你，一旦自己所爱的人告别人世，你很快就会对事物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这是我生命中一段沉浸于内心世界的时光，自己长大了，变得更加成熟。我把祖父的临终遗言制成视频，在脑瘫联合协会的慈善晚会上播放，他最后的话是：“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教了他很多东西，但我绝对希望他学到了不少。”
   他确实教了我很多，而我也确实学会了不少。
   我的悲哀在TheStreet.com专栏文章的字里行间显现出来，编辑很有同情心，允许我在悲伤的日子里宣泄一下自己的心情。不过，他们还是想要关于金融市场的真金实银的观点，情绪的东西只能适可而止。编辑团队对我文章的关注程度开始加大，在发表前都要做一些修改。
   我从没说过自己是个好作者，但我写的东西都发自内心，不说假话。有时候，一字一句的改变可能会影响整篇文章的核心思想。编辑向我解释正确的语法应用，但我坚持自己的风格。
   我的风格很简单─用平白明了、读者耳熟能详的概念来解释复杂的金融信息，并用富有乐感的语句表达出来。
   我的电子邮箱每天都接到数百封读者来信，很多都是关于金融市场的，但令人惊奇的是，还有不少来信的内容根本和市场交易无关。这让我感到，读者群体的构成是如此的多样化，但仔细一想，这也很正常。
   他们不是有些人性的市场交易员，而是碰巧做了交易员的人类。

 “呼呼”和“嘘嘘”
  我开始用打趣的手法描述股市的两大趋势─“呼呼”(Hoofy)代表牛市，“嘘嘘”(Boo)代表熊市─同时从两方面来阐述交易操作。无论市场趋势如何，牛和熊的观点总是各有道理，而最终的分晓在第二天早上的报纸上见。我带着这种心态来写专栏文章，不同观点的分歧正是看清市场真谛的不二法门。
   不久，读者开始问我“呼呼”在干什么，“嘘嘘”在怎么想，他们给股市赋予性格，形成独特的视角。这种说法深入人心，大家都很喜欢。我不禁在想，那个发明牛市和熊市说法的人怎么不出来宣扬一下自己。
   TheStreet.com向我支付稿费，但与从事交易工作的报酬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写作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一种思想的净化。我们之间没有签署合同，因为我不想让网站拥有对“呼呼”和“嘘嘘”这种词语的知识产权。结果，这是我一生做过的最明智的决定。
   在这一点上，他们并不想强求。毕竟，我是他们的摇钱树，一个在市场战壕里摸爬滚打的人，写的东西能吸引大量读者。我不停地写文章，探索网络泡沫背后的奥妙，记录自己的交易行为，展示给全世界看。如果说股市是个赌场的话，我们觉得自己就是拿着筛子长期坐庄的人。
   TheStreet.com很高兴，基金的投资者很高兴，因为回报率再次达到两位数的水平，我也很高兴，虽然心里有点空荡荡的。赚钱是件美妙的事情，稍稍分散了我失去祖父的痛苦，但并不能填补祖父离开后内心的空白。
网络股的走势捉摸不定，人们的贪婪有所收敛，而我依然维持着自己的双重身份。
   生活是美好的，至少我这么认为，因为财富给我带来了很多可玩的东西。我不再整天坐在交易屏幕前面任凭时光流逝，我要和朋友们共进晚餐，有充足的时间找个新娘，还希望能放松多久就放松多久。
   人们说，许愿的时候要当心。我从不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直到自己的愿望成真。

五十二、夏日狂欢

   阅历多了以后，我才意识到好玩和快乐是两码事；而在2001年夏天，我并不理解这两者的区别。
   除了鲁比的去世，我的生活从没这么好过。当华尔街的其他人还在为生计挣扎时，我们在大赚特赚，过着奢华的生活。我从没想过自己是那样的人──坐着加长轿车，出入豪华餐厅和夜总会，吃一顿晚餐就花上一大笔钱。
   事后看来，我就是那样一个人。
   我还沉浸在失去祖父的悲痛中，但还是跟朋友利奥奈尔(Lionel)去汉普顿找一个消夏的房子租。我随手买了一辆宝马汽车，根本没怎么看价签。我们开车疾驰向东，车里飘荡着U2乐队轰鸣的音乐。
   我们看了几处房子，但都不是很满意，正打算空手回去，有个地产经纪打来电话，说Sag Harbor有栋房子值得一看。我们掉转车头，最后去碰一下运气；但一开到那里，我马上有个感觉，就是它了。
   “我们就管它叫鲁比之家(Ruby Ridge)。”我对利奥奈尔说。两人从车里出来，开始察看周围的情况。
   这个地方令人心驰神往。法国设计师菲力普•斯达克(Philip Stark)设计的房子，里面挂满现代艺术家利希滕斯坦(Lichtenstein)的照片，有一个冥想塔，一间视听室，还有一片环绕屋顶的露天阳台，能俯瞰整个萨格港(Sag Harbor)。房子周围是纯净无瑕的丘陵草地，车库能容纳八辆车，旁边是一间小平房，有两个卧室。户外有个凉亭，可以在这里用餐，配备壁炉，厨房，还有一个深褐色的游泳池。附近是一个槌球场，还有一片200平方英尺的沙滩，离镇子很近，走着就可以到。
   这个地方一定得定下来。“七间卧室，”我们中的一个说道，“这个地方真够大的。”地产经纪说，这栋房子整个夏季的租金是15万美元。没等我们回到车里，租赁合同就已经签好。我们叫来五六个朋友，把车库改造成一个名叫“Shagababy”的俱乐部。当有人谈起Sag Harbor那里新开了一家私人俱乐部时，我们几个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任何时候，鲁比之家都有一百个人在里头玩耍。我们开各种派对，我的生日派对和庆祝夏末时，来了400个人，这一盛事至今为人传颂。那个夏天，我们寻欢作乐，过着电影里才会有的生活，简直就是一场“股市之巅”的狂欢节。
   作为一个把握市场脉搏和走向的交易员，我理应看到什么在等着我们。劳动节(Labor Day)的那个周末，我去了一趟夏威夷，履行我对父亲的承诺。
   从此，纽约不再是原来的那个纽约。

五十三、2001年9月11日

   九月一个美丽、清爽的早晨，我从手中的《华尔街日报》抬头眺望纽约东河(East River)上的日出。这是一个宁静祥和的时刻，我停顿下来，欣赏美丽的大自然，并反思自己走过的生命旅途。
   这是我在2001年9月11日那天的最初感受，当阳光照到曼哈顿时，地平线轮廓是如此的层次分明。
   我们的对冲基金不看好宏观经济走势，但在911那天来临之前，持有的是反趋势的多头头寸。我们坐到交易席位上，喝下第二杯咖啡。诺基亚公司(Nokia Corp.)公告了季度的盈利预减，但股价还是飙升了5%。
   这是一个典型的迹象，表明前期市场处于超卖状态，现在交易员头寸不足，正忙着补仓。我们加重筹码，疯狂买入史坦普500指数(SPDR S&P 500) 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TF)，以及纳斯达克100指数ETF基金(PowerShares QQQ)─基本上就是赌市场会整体走高。我们把尖刀插入空头派的肚子，他们早就不受欢迎了。
   第一次撞击时，办公室的 壁都震动了。我扫视一下交易席位，问：“这是怎么回事？”
   有人在喊：“世贸中心着火了！”我们转头看去，只见火光冲天，黑烟滚滚，与湛蓝的天空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们在福尔顿街40号，离世贸中心仅有几个街区远；办公室在24层，视野开阔。此时，主流媒体还没来得及进行报导，这让我们在亲眼目睹事件发生的过程时，感到尤为困惑。
   我回过身来，在TheStreet.com写下上午8点47分的一段评论。“世贸中心有炸弹爆炸，愿上帝保佑那些无辜的灵魂。”
   标普和纳斯达克的指数期货交易剧烈，每次都跳动10到20个基点。我们卖出手头持有的一部分指数基金，但当看到报导，说那只是一架小型客机撞上大厦时，又买回了一些。
   这一切就发生短短几分钟内。
   我后来才明白为什么当时无法将目光从世贸大厦移走，那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没有办法处理接受到的信息。不管如何努力地消化所看到的情景，我们的脑子里都没地方可以“归档”那种人类手牵手从世贸中心顶层跳下来的画面。
   那是我至今无法忘怀的画面，人的身体就像糖果一样从空中坠落，大厦受损处纸片飘扬，都是从办公桌里飞出来的。我真希望上帝让我永远不要看到这种场面。
   我们挤在窗口，嘴巴张得大大的，有人在一遍又一遍地喃喃自语：“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第二架飞机从大厦后头出现，再次撞了上去。一切都彷佛在放慢动作一样，爆炸余波再次震动我们的大楼，爆炸产生的火球直接向我们冲过来。
   我心想：“这就是我的死法。”我们把员工召集起来，带他们去楼梯那里疏散。
   我在自己的座位停了一下，很快写下一句话“我正在撤离大楼……”，然后发给网站编辑，不知道他们能否收到。

五十四、避难之路

   我们的员工离开办公楼，向南街海港(South Street Seaport)跑去。我记得自己心里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一旦情况不妙，就跳进东河听天由命了。
   我们听到有人在说，五角大楼遭到了袭击。五角大楼？不是说一旦有东西威胁那里的领空，就会有导弹将其击落吗？
   Verizon公司的电话信号交换中心受损，我们手头没有手机或黑莓(Blackberry)，没有理性的声音来缓解内心的恐慌。我们彻底与世隔绝了。
    我想起在世贸中心上班的朋友，极力抑制住想跑去现场寻找他们的冲动。我心里很着急，但脸上还是尽量保持镇定，以安抚受到惊吓的同事。
   世贸中心的第一栋大厦开始倒塌，吱呀声很快就变成一片轰鸣。
   无论是所处的位置还是与外界的沟通，我们都像在一座孤岛上，很自然地认为这是下一波袭击的开始。大家变得恐慌起来，四散而逃，没入成千上万困惑的人群中。此时，大厦倒塌后掀起的白色浓烟离我们越来越近。
   我不太清楚怎么跟公司合伙人杰夫•伯克维兹碰到一起的，但我们俩还是会合了，并沿着河边向罗斯福高速路跑去。我警惕地盯着右侧的河流，随时准备在快跑过程中跳入河中。
   杰夫给一个出租车司机500美元，让他带我们出城，而我试图安慰汽车后座上一位惊慌得快要喘不上气的妇女。她哭着告诉我，她男朋友在世贸中心的楼层高处上班。我从车后窗看出去，发现双塔中的一栋已经不见了；此时，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该怎么安抚她的痛苦？我们的国家出了什么事？这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吗？
  我找到了回57街自己家的路，看到便利店门前排起了长队，人们在抢购瓶装水、罐头食品、手电筒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这些我都没有，但我不在乎。
   我只想找到自己的家人、朋友，和我自己。我需要明白发生了什么，构建一个相对的框架，一个能让我好好想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地方。
   半小时后，我妈妈从大门口冲进来，以从未有过的力度紧紧抱住我。在电视报导的画面中，曼哈顿下城笼罩在浓烟当中，世贸中心附近一片狼藉，横七竖八的尸体，就像是昨天没洗的衣服乱扔在卧室地板上一样。
    朋友们开始聚集到我的公寓来，先是五个，然后十个，后来二十个。这里远离灾难发生的地方，是乱世中的避难所，困惑中的心灵驿站。

五十五、忠实记录

   我来到起居室的书桌前，想找一些自己熟悉的东西，干一些平时做的事。
   出于本能，我写了下面这篇专栏文章，发表在TheStreet.com上。

   世界变天之日     作者：托德.哈里森

    2001年9月11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8点33分。
    麻木。震惊。愤怒。悲伤。
    我和家人朋友坐在这里，等待一些可能永远不会打来的电话。我不由自主地敲打起电脑键盘，但不太清楚是为了什么。
也许这是为了释放紧锁在内心深处的巨大悲伤，也许是希望通过宣泄来停止    脑海中的那些画面…停止身体的颤抖。
    从事件发生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个小时，但那震动整个交易室的“轰隆”声依然回荡在我的耳边。
    我眼前依然浮现着我们挤到窗口，既震惊又困惑地往外眺望的那一幕，看到人们从第一栋被袭击的世贸大厦上跳下来，一个接着一个。
    我彷佛还能听到第二架飞机撞上去时，办公室里一片“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的叫声……那团火球向我们冲来的场景，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内心深处。
    我经常在文章里写“一切都会过去的”，但今天过后，我将不再是以前的我。也是，这是一种自私的想法；毕竟，成千上万人都没有机会让今天成为他们的记忆。
    每次电话铃响，我听见一个害怕已经失去的朋友传来的声音，都会喜极而泣。
    每次有人打电话来，说“ 想看看你是否平安”，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提醒，提醒自己有多幸运，还能在这里享受友情，记忆和往事。
   我知道你们中有很多人看我的文章来赚钱，但今天晚上，为自己做一件事，让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围绕在你的身边。
   我认识的一些最富有的人，现在连拿两枚硬币彼此摩擦的机会都没有了，有些人再也见不到他们的孩子、父母和朋友。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没有爽掉与在Cantor Fitz做事的好友一起喝酒的约会。
   当时，我觉得很累，想赶紧回家睡觉，而不是和那个老朋友一起喝几杯苹果马提尼酒。
   兄弟，我现在坐在电话机旁，等着你的电话。
   下回喝酒，我请客。

五十六、重新开始

    即使有过相似的惨痛经历，每个人对待悲哀的方式也会各不相同。有人选择彻底离开这一行，享受一种每天不由开市、闭市钟声来定位自己的生活；有人结婚，有人离婚，因为死亡的阴霾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有人沉迷于毒品和酒精，希望这种自疗方式能让痛苦变得麻木。
   每个人都尽力去做自己能做的事，以及自己不得不做的事。
   而我则麻木地继续工作，依靠本能撑过每个小时，每一天。CNN邀请我那个周末上电视做节目，我本来不想出现在公众面前，但仔细琢磨了这个事件的意义后，决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大家。
   保持镇定，别因为情绪波动而做出财务决定，保持耐心。股市重开后的下跌最终将形成一个更好的进入平台，而非撤退出口。
   我到拍摄现场时，脑子里已有一套成形的想法。我以前上过几次电视，但觉得这次特别紧张，不是因为要面对全国观众，而是因为我的全身心都在尽力消化的一切。我不断告诉自己，9月11日只是人类历史中的又一天而已，但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这不是真的。
   上节目前，我坐在后台跟参议员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交谈，他的镇定和谦逊令人印象深刻。他看上去很和蔼，眼神温和，彷佛是乌云密布的天空中穿透出的一缕阳光。这很了不起，非常了不起。
   一个制片人把我带到天台，他们在这里拍摄，将曼哈顿下城作为背景。世贸中心倒塌现场的烟雾仍未散去，人体烧焦的腐臭和钢筋熔化的气味还在不断刺激我的嗅觉。
他们在我西装翻领上装了一个小麦克风，并开始拍摄的倒计时。最后一秒钟时，他们告诉我必须临时插播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的紧急声明。
   “虽然紧急刹车，但至少是给国防部长让路。”我挤出一个笑容，对制片人说道，希望一些幽默能缓和周围显而易见的压力。没人应答，没人说话，没有任何眼神的接触。每个人都处于震惊当中，只是机械地做出动作，而没有真实的情感反应。
   我走路回家，志愿者们纷纷涌向还在燃烧的世贸废墟。我的很多朋友主动献血，或用精神支持和言语鼓励为消防员们打气。我想去世贸中心看看，但一直没找到路，也许在潜意识中，我还没有准备好面对新的华尔街。
   就这样，我把精力投入自己熟悉的东西：市场、我们的对冲基金，还有写作。
   有人曾经说过：只有大风大浪过后，才能有微波荡漾。这句话很有道理，但当时的我无从明白：我将经历一个长期、惨痛和昂贵的教训，几乎让我倒在路边一蹶不振。

五十七、新的焦点

   911事件发生后，股市关闭了整整一周，这给杰夫、马特、杰考伯和我一个商量下一步投资策略的机会。我们知道市场将经历一个重新估值的过程，因为历史上从没有过这种先例，既定的格局不再具有适用性。
   “这件事发生前，市场已处于强烈的超卖水平，”我指着各种技术指标对几个合伙人说，“别人的疯狂卖出将给精明的买家带来机会。”
   我对自己交易直觉充满信心，经历过股市的起起伏伏，我已经学会信任这种敏锐的本能。重新开市时，我们基金的亏损巨大，我知道损益表第一眼瞧上去会很难看。
   屋漏偏逢连夜雨，办公室的电话受这次事件的影响信号中断，我们失去了执行交易策略的指挥部。杰夫在纽约北部的Rye Brook找到一个地方，离纽约有一小时的车程，堵车时可能要三小时。我们在那里重设了交易室。
   现在，我们没有八台电脑屏幕，没有通往券商的直线电话，要用临时拼凑起来的设备应对整个市场。一切都谈不上太好，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毕竟我们还活着。
   我们几个谈过重新开市后割肉清仓的可能性，即使这样做，我们当年的收益还有接近10%。
   “百分之十不算差，”我们中有个人说，“投资者会理解的，毕竟发生了这种事情。我们得养精蓄锐，然后再去承担新的、不同的风险。”
   最后，大家做出决定。“开始战斗！”我抓起来福枪，冲进散兵坑，随时准备射击。
 
五十八、遭受损失

  第二周，股市重新开始交易，很快就让我们基金来之不易的利润少掉了4%。我们连第一笔交易都没来得及执行，一眨眼的功夫，百分之四的利润没了。
   市场打过来的重拳让我们应接不暇，被搞得伤痕累累。每一个刺拳都很痛，每一个勾拳都意味着七位数的损失。我们用尽一切力量反击，晚上回到角落休息时，身家性命全都留在了拳击场内。
   我不想睡觉。一闭上眼睛就会做噩梦，让我猛然惊醒，回到自己不愿接受的现实。一种负疚感开始在我内心滋生开来。
   别人失去了那么多东西，我还有什么可烦恼的？为什么白天我戴上勇敢的面具，对内面对员工，对外面对TheStreet.com的读者，晚上却会哭泣不止？要过多久我才能放下这一切，到时候内心的痛苦之火是否会把我整个人全部烧掉？
   我写文章表达自己的观点，认为股市经过初期的大跌后会迅速反弹。在Cramer Berkowitz对冲基金，我们也按同样的思路进行交易，小心选择股票，根据价格情况逐步建仓。
   历史验证了我的观点，但反弹前的低迷时间却比我的预期长得多，市场下跌的深度也要大得多。我们基金的收益率回落到只有四五个百分点；我真想给自己狠狠捅上一刀，体验那种痛苦的感觉，因为觉得自己罪有应得。基金遭受的损失虽然巨大，但跟我内心承受的煎熬相比，就显得苍白多了。
   有人曾经对我说过，能量不会凭空创造出来，也不会凭空消亡，只是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转化过程早已开始。

五十九、再次提笔

   经历了911事件的极端混乱后，我们临时搬到Rye Brook办公。这个地方位于一个小型机场附近，每次有私人飞机起飞，引擎的声浪就会震动这个临时避难所，大家本能地弯腰低头，想要找地方躲起来。
   这是一段焦虑而无助的日子。虽然股市大跳水，基金业绩直线下跌，但我们不甘心就此认输。
   我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写作，同时尽可能稳住公司基金的表现。杰夫从没对我这种双重职责说过什么─一方面，他知道吉姆想让我写专栏文章；另一方面，他本人的耐心品质应该也起到了一些作用。
   我不交易的时候，就写东西；不写东西的时候，就想着该交易点什么，或该写点什么东西。
   我告诉读者会和他们共度难关，并把这个双重角色坚持了好几个星期，直到自己被工作压得喘不上气来。我每天只睡三到四个小时，有时甚至还不到。不过，那段时间我老做噩梦，所以睡得少也不一定是件坏事。
   我对基金投资者担负着资金的受托责任，这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于是我给TheStreet.com的总编戴夫.莫洛(Dave Morrow)打电话，说想跟他谈谈。我急需做出转变。
   “这件事难以启齿，”我说，“可我再也不能每天写10到12篇专栏文章了，我答应你还会尽力而为，但每天最多只能写四五篇。”
   “没问题，”他用带着些南方口音的腔调说，“我们理解，能做多少做多少吧，还是很感谢你。”
   我挂上电话，觉得心里放下一块大石头，但又有些内疚。我知道读者会不高兴，于是晚上回家写了篇真诚恳切的文章，题目是“传递火炬”。
   我为TheStreet.com写了几百篇文章，但这篇写得格外情真意切。我花好几个小时斟酌词句，反复推敲，让文中传达的讯息更加清晰和明确：读者朋友，我还在这里陪你们，但请给我一点时间，允许我把生活、公司和自己恢复到一个相对平衡和稳定的状态。
   这篇文章传递的讯息令人难以接受，但一字一句都伴随着真诚和信任。我把它发给编辑，并做好心理准备，明天一定会收到如潮水般涌来的电子邮件。然而，这篇文章根本没有发表。这还是第一次。
   我给戴夫打电话，他告诉我读者无法再承受另一个损失。“他们已经失去了比尔.米汉(Bill Meehan)。”他说。比尔是我朋友，也是TheStreet.com的专栏作者，在世贸中心北楼上班，不幸死于911袭击事件。“他们不能再失去你。”

六十、互不让步

   吉姆在他的第一本书《华尔街瘾君子的自白》中写道，我这个人非常情绪化，但在要赚钱的时候又冷静得像块石头。此时也不例外。虽然有理由做出一些妥协，但我还是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冷静和强硬。
   我把全身心投入到TheStreet.com上，作为回报，我希望对文章有一些自主权，能就事论事地交流观点，没心情跟人玩兜圈子的游戏。我曾经对编辑们解释过：“这就是真实的生活─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我希望我 的文章能按原样发表，读者有权听到我的真实声音。”
   这不仅是出于对读者的尊重，也是一件正确的事。经历股市的起起落落后，我和读者之间建立起一种互信关系，十分看重自己的名誉和说出来的言论。这一年半来，我连上个厕所都要事先发帖子告诉读者，免得他们在电脑前焦急地等待。
   莫洛不肯让步，不停地对我说，这篇文章不能发表。我渐渐失去耐心，告诉莫洛他有两个选择：要么把我写好的东西第一时间发出去，这样我还会继续写专栏文章；要么就一拍两散，我马上就辞职。
   经过激烈的短兵交接，戴夫还是不愿退后。我看着屏幕上不断闪动的报价，心里在权衡他说的话。
   “戴夫，这跟我的自尊或页面浏览量无关，”我说，“这事关信任，如果我走了，就不会再回来。”
   其实我不想离开，暗自希望他能让步。但对我来说，现在组合损益以数百万美元的幅度上下波动，员工焦躁不安，合伙人压力巨大，而且最近还失去了不少朋友；因此，跟一个编辑扯皮─而且双方还没有签署合同─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压力。
   “你不会辞职的，”他咄咄逼人地说，“你想成为下一个吉姆.克莱默！”
   “不，戴夫，”我一字一句地说，“我只想做托德.哈里森。”
   电话那端沉默了，他也在权衡得失。
   “听着，托德，”他说，“别做冲动的决定，我知道这几个星期你的日子不好过。”
   他说得对，但我没有回答，而是在等他的下文。
   “我们不会发这篇专栏，我是主编，有权做出决定，这就是我的决定。”
   “那我就不干了，”我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道，“祝你好运。”
   他的回答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恭喜你，托德，”他说，“在这个城市，你再也没有发表文章的机会了。”
   他把电话挂断，我回过身，对上杰夫的眼神。现在我又成为一名纯粹的交易员，有一部分自己在为卸下重担而感到雀跃。
   我非常清楚，在杰夫的内心深处，他也为此感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