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辽宁省的6座城市(包括沈阳与鞍山)宣布，将废弃的工业场地复垦为农田。东莞曾经是中国蓬勃发展的工厂中心，现正濒临破产。企业纷纷倒闭，当地政府的财政十分吃紧。

　　两年前，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制造商。但现在，中国却面临着长达几十年的“去工业化”发展进程。在制止制造业的下滑的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也爱莫能助。

　　全球化曾经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的制造商蜂拥到中国沿海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它们看中了这里的廉价劳动力以及监管环境的相对宽松。随后，更多公司也来到了中国。因为它们的竞争对手已经在中国实现了本土化布局，留给它们的选择余地并不多。很快，供应商聚集在制造商周围，形成了高效的产业集群。这样，中国几乎就成了所有制造公司(无论规模大小)的生产规划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其结果是，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中国走过了从无名小卒到“世界最大的钢铁、照相机、玩具、体育用品、鞋类、服装、纺织品、电视机、手机、笔具等等的生产国”的历程。总部位于深圳的比亚迪公司(BYD Co.)收获了全球手机电池市场过半的份额。在世界袜都诸暨市大唐镇，这里生产的袜子超过了全球袜子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差不多每年为全球每位成年人及每个儿童生产一双半袜子。中国制造的微波炉占到全球总产量的八成，DVD播放器占到全球总产量的九成。不过，全球七成仿冒商品也来自中国。

　　但是，中国有句俗语，“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各种趋势交织在一起，削弱了中国的竞争优势。

　　首先，中国有公民走上街头，抗议土壤重金属含量超标、水体污染以及空气污染。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开始强制执行环境法规。现在的中国，没有人希望在“癌症村”生活。人们——特别是来自中国沿海经济繁荣地区的人们——经常抵制那些对身体健康不利的项目。

　　其次，规模稍小的外国投资者开始从中国撤离，因为它们意识到，在这里发展制造业，它们得承受更大的知识产权损失风险。中国政府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做得不够。

　　第三，中国的政治风险因素。之前，我们几乎可以不用考虑中国的政治风险。为了实现地缘政治目标，中国政府设法利用自己巨大的经济杠杆力量。然而，此举影响到所谓“敌对国家或地区”的公司的目标市场选择。历史上，有一些国家曾以不同方式激怒过中国。自2010年中期以来，中国政府采取的一些措施并不利于日本、挪威、美国以及欧盟的企业(在华发展)。在此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开始让自己的国家演变为全球供应链中最不可靠的环节。

　　第四，市场上的种种变化业已证实，那些在离消费者更近的地方进行生产制造的公司在成本以及市场进入方面拥有巨大优势。我们一度忽略了与遥远的中国工厂的摩擦，但现在我们在做工厂选址决策时，需要认真考虑。

　　第五，削弱中国竞争地位的最重要因素——劳动力。中国的劳动力正式外资企业纷纷在第一时间内赶到中国进行投资的原因所在。一方面，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现在却开始出现用工荒的现象，这颇有些自相矛盾的味道。中国的劳动力规模在2010年达到峰值，比中国人口学家所预测的早了6年。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不愿到城里生活，他们受不了工厂里死气沉沉的工作氛围，也受不了城里的恶劣环境。

　　劳动力短缺推动了工资的上涨，现在工资上涨速度超过了通胀率及生产率。去年，城市居民的工资上涨了。具体而言，私有部门平均上涨18.3%，而非私有部门则平均上涨了14.3%。

　　中国工人变得躁动不安起来，有人罢工，有人自杀，纷纷表达着不满。劳动力问题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富士康科技集团(Foxconn Technology Group)(该集团在中国现有1.2万名工作人员)决定实行自动化。去年，这个电子装配商在中国共拥有1万台机器人。2014年，该集团将利用1百万台机器人为苹果公司(Apple)、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诺基亚公司(Nokia)、微软公司(Microsoft)、索尼公司(Sony)以及其他品牌公司加工产品。

　　然而，自动化进程从根本上消除了中国作为世界制造平台的优势。在中国实行机器人化生产不会比在美国(如得州或加州)实行机器人化生产更便宜。而富士康在美国得州与加州都建有生产设施。因此，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的下述讲话就不足为奇了：随着富士康采用机器取代劳力，库克周四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布赖恩·威廉斯(Brian Williams)的采访时表示，明年苹果公司的一款Mac电脑将在美国本土制造。

　　尽管库克的公开讲话可能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一名香港观察员对此不以为然，说它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姿态”­——然而这在广义上仍属工厂撤离中国的范畴之内。毕竟，苹果公司并不是唯一一家于近期宣布“迁回本国”的公司。中国最大的电脑制造商联想集团(Lenovo)今年10月表示，它会将其一些计算机制造业务转移到北卡罗来纳州。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一直在把生产业务转移到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的电器工业园内。此外，美国中小型制造商也开始迁回美国本土。

　　简而言之，美国制造商正在与中国同类公司的竞争中获得优势。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预测，到2015年左右，在七大行业内，“美国制造”要比“中国制造”更为经济。相比中国劳动者，美国劳动者的生产力更高，而且罢工的可能性更小。此外，如上文所述，在美国本土生产，运输成本便宜很多，交货时间要缩短不少。而且，美国的能源成本大大低于中国。

　　当然，这些趋势并不意味着全部的制造业都将回归美国本土。“就我所在的行业而言，在不久的将来，生产制造业务不太可能从中国迁回美国，”来自全球最大的内衣制造商黛丽斯国际的冯炜尧(Willie Fung)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这么说道，“我们的行业是劳动密集型的。”

　　然而，我的妻子昨天在位于新泽西州Manville市当地的一家沃尔玛(Walmart)超市里闲逛的时候发现，一些劳动密集型的服装品牌现在也在美国生产了。比如，就在那家超市，她发现了使用美国商标的Mainstays床上用品。

　　中国商品却不好找。沃尔玛的自有服装品牌George的加工地点选在孟加拉国。贴有Hanes商标的物品却来自危地马拉与萨尔瓦多，Wrangler品牌牛仔裤的产地为尼加拉瓜，而美国内衣品牌Fruit of the Loom的产地为洪都拉斯。丹斯金(Danskin)品牌服装则从约旦、埃及和肯尼亚进口而来。如果你想知道Simply Basic品牌的睡衣产自哪里，还是我告诉你吧：柬埔寨。

　　我的妻子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款中国制造的服装品牌：“Faded Glory(澳尔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