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不能实现改革初衷，主要是这一代掌握政策和话语权的人都深受苏联意识形态的毒害，教科书等还没彻底清理这些苏联式意识形态，甚至还被拿来作为阻碍改革的武器。

凯恩斯主义只是用来应对短期经济困难的处方，但绝不适合用来应对长期的经济问题。

2009年政府采取了强刺激政策，4万亿的投资和10万亿的贷款，虽然在当年第4季度和2010年第1季度，将经济下滑的趋势拉回上10%的增速，但是随后就掉头直下。

政府干预扭曲了市场信号，对不可预知的政策依赖令人生活在无知的恐惧中。

随后几年来，几乎每年政府都会出台一些保增长的刺激措施，但GDP增长率仍然一路下行。从2011年到2014年的四年中，GDP增长率分别是9.2%、7.8%、7.7%、7.4%。

到了2015年第3季度终于掉到7%以下，尽管这个季度刺激措施不比2009年差，但促增长的效果已经几近于无。

这说明靠政府投资拉动根本无法抵抗报酬递减规律，而一味地进行投资，债务系统风险已经太大了。可是改变这种趋势也很难。

这是因为中国的体制问题，大多数国家的城市都是依靠地方的市场化实现经济繁荣，是从下而上的。通常的情况是，一个地方形成了市场，人们因为市场交易逐渐发展成城市，城市规模扩大，实现繁荣。

但中国的城市是层层等级森严，越是往上一级的政府越是掌握着更多的资源，城市规模越大土地出让金越多。上面投资哪个城市，哪个城市就被硬生生造起来，其他城市就掉下去。

而那些财政的钱却被拿来投资那些“趙家人”的“僵尸企业”，赔了算政府的。政府又只能搜刮民财。税负越来越高，民间积极性越来越低。于是，政府又多发钞票，结果人们都去投资股市，捣鼓泡沫，而没人投资实业。

中国经济不能实现改革初衷，主要是这一代掌握政策和话语权的人都深受苏联意识形态的毒害，教科书等还没彻底清理这些苏联式意识形态，甚至还被拿来作为阻碍改革的武器。

因为改革不彻底，有太多腐败的机会，依靠旧体制发财致富的势力，积累了30年的力量，不容小看了。

另外中国的经济环境越来越不利。曾经快速增长的时候，为改革提供了良好的时机，这样的经验没有吸取，这也许是吴敬琏说环境不利的意思吧。

既然眼看着时机溜走，上面的阻力又像泰山一样顽固，而要想建成一个统一竞争、开放有序的市场体系本身在专业上、技术上要求就非常高。

可想而知，中央需要什么样的“极大政治勇气和智慧克服阻力和障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