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元”之路 ---時勢呼喚人民幣走向世界 作者：李 桉 費查理 龐忠甲 今天這場曠古未有、禍延天下的金融風暴，系由全球化時代的金融“霸主”、最強大的發達國家美國引起。多年來美國過度利用美元優勢地位，導致美元大幅貶值，不受拘束地印發美元，徵收越來越重的“鑄幣稅“，漫無節制地向全世界舉債，創新金融衍生工具加劇投機操作等，陷全球經濟結構於“危險平衡” 的畸形態勢，終於釀成空前全球金融大危機。“過猶不及”也。 應對此次危機，除了政府干預緊急救市，尤要針對根本原因，建立健全國際金融監管體制，並發展形成具有良性競爭和相互制衡功能的多元化世界貨幣體系。 11月15日的20國首腦華盛頓峰會，將大力推進全球合作協力救市，爭取及早恢復金融系統正常運轉；並就改革金融監管事宜謀建某種起步性的框架意見。至於改革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涉及美元地位和發展多元化世界貨幣體系這一重大敏感議題，峰會東道主美國似乎興趣索然。 美國政界承認華爾街銀行家的貪婪和技術失誤導致了危機爆發，必要大加收斂，強力約束；但為了本國現實利益，不會輕易放棄美元的主導地位，勢將力保現有國際貨幣體系，強調恢復原狀而非追求貨幣體系多元化。然而，遭受重創的世界各國普遍認為，金融危機反映了以美元為國際結算貨幣的體系本質上存在不可彌合的缺陷，世界迫切需要構建不盡依賴於美國的多元化貨幣體系，締造一個公平、公正的金融新秩序。 這種情勢可能演變成一場國際政治力量的博弈。何以定策，怎樣勝出，茲事體大。 10月24－25日在北京舉行的亞歐首腦會議發布了《關於國際金融形勢的聲明》，與會的各國領導人決心對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進行“有效和全面的改革”。特別是歐盟一些主要國家，顯然希望藉此時機，一舉改變歐元屈居美元之下的局面，為歐元取得與美元競爭國際主要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地位的良機。英國首相布朗早早描繪了他所希望的國際金融新秩序；法國總統薩科齊表現最為強烈：“歐洲想要它，歐洲要求它，歐洲將得到它。” 經濟力量多元化符合中國的戰略利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繼在亞歐首腦會議上表示“應加快改革步伐，建立公平、公正、有效的國際金融體系”，28日訪俄期間再度提出，要建立國際金融新秩序，加快推進多元化國際貨幣體系建設。 藉助一個強大國家的主權貨幣作為國際貨幣，二次大戰以後世界進入美元主導時代，是歷史階段性的自然選擇。美元為中心的世界貨幣體系，成就了帶動全球化偉大進步潮流的不世功勳；但它的無所制衡的現狀，存在不可持續的歷史局限性；這場金融危機已經充分昭示了這種局限性的猙獰惡果。 美國仍是世界經濟超強。美元貨幣體系的弊病若能適當糾治，還將長處主導地位；但是今天歐洲和亞洲已經形成了規模堪與美國比擬的巨大經濟體；既有可能，更有必要發展造就一種多元化世界貨幣體系良性競爭、相互制衡的大格局，是為全球化未來進程順理成章的必由之路。至於最終產生充分符合全球共同利益的理想化單一世界貨幣，為時尚早，猶待“世界大同”結出勝利果實。 貨幣是在物資與服務交換中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隨着世界市場的形成與發展，在國際商品流通中需要通用的世界貨幣，不但用作價值尺度，還是國際支付手段、國際購買手段和國際財富轉移手段。全球化時代如果沒有適當的世界貨幣和彈性匯率，那麼兩百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不同貨幣，會有成千上萬種變幻不定的匯率，交互流通何來準繩和效率，人們將無所適從，世界會一片混亂。 黃金曾經是公認的世界貨幣。隨着國際經濟聯繫的擴大，貨幣需求量不斷增長，而黃金產量遠遠趕不上國際流通對世界貨幣的需要，這就驅使人們使用非黃金的信用貨幣來行使世界貨幣的職能。於是，少數經濟實力特別雄厚、擁有巨額黃金儲備，信用穩定良好的的國家，其紙質主權貨幣在與黃金掛鈎的條件下，履行了世界貨幣的作用（如英鎊 、美元）。 隨着紙幣流通制度的演進，紙幣的發行開始與黃金的準備及兌換相分離，純粹紙幣的信用本位制盛行起來了，不再必要花費大量人力資源以利用黃金充當貨幣本位。美國經濟學家特里芬指出：“如果再用黃金作為世界貨幣，人類的命運就取決於金礦主的利潤，人類就要做金礦的奴隸，就要做金礦主的奴隸。”黃金終於轉化成了非貨幣化的商品。 紙質信用貨幣作為價值的符號，其發行量在相當程度上，是以各國的經濟實力和經濟發展需要為基礎，實質上就是以本國的各種商品和勞務的價值組合為基礎。不同國家的單位貨幣所代表的價值量對比，成為其匯率決定的基礎。當然不同國家貨幣的價值量對比，主要是由其購買力相對地表現出來。通過比較不同國家紙幣的購買力或物價水平，可以較為合理地決定兩國貨幣的匯率。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期，世界各國已開始接受金本位美元，強勢美元逐漸取代英鎊成為世界主導貨幣。二戰結束前夕，1944年7月，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布雷頓森林郡的度假賓館召開有44個國家參加的“聯合國國際貨幣金融會議”，簽訂了“布雷頓森林協議”（Bretton Woods system），規定了關於對成員國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和匯率安排的一系列規章，建立了一種“可兌換黃金的美元本位制”：美國承擔以官價兌換黃金的義務，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鈎，美元處於中心地位，起世界貨幣的作用。協議確認美國規定的35美元一盎司的黃金官價，每一美元的含金量為0.888671克黃金。各國政府或中央銀行可按官價用美元向美國兌換黃金。為使黃金官價不受自由市場金價衝擊，各國政府需協同美國政府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維持這一黃金官價。同時，其他國家政府規定各自貨幣的含金量，通過含金量的比例確定同美元的匯率，因此成員國互相之間保持匯率穩定。這個協議使美國幾乎獨占了貨幣金融領域遊戲規則的主導權，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 在戰後百廢待興的嚴峻形勢下，美國雄厚的經濟實力和充足的黃金儲備(1949年美國擁有世界黃金儲備的71.2％)，得以維持布雷頓森林體系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制度順利運行。布雷頓森林體系和馬歇爾計劃一起，支持歐洲和日本的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表現非常出色，有人稱為資本主義世界的黃金時代。 但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存在致命的缺陷。1960年，耶魯大學教授特里芬（Robert Triffin）所著《黃金與美元危機》指出：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一國貨幣作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無疑存在難以解決的內在矛盾，總有一天會崩潰；這個觀點被稱為“特莫芬悖論”。其要點為：在黃金--美元固定匯率制度下，美國的外匯收支不平衡成為各國儲備資產流動性的來源；而長此以往，美國的收支不平衡又使其他國家降低對美元的信心；若美國停止收支不平衡，各國儲備資產流動性將下降，從而降低整個世界經濟活動的水平。 著名的英國經濟學家、宏觀經濟學大師凱恩斯，法國總統戴高樂等，很早就對布雷頓森林體系尖銳批評。戴高樂指出：“美國沒有特權”把世界貿易實際上變成了美國的倉庫，因為一旦美國出現了貿易赤字，它只需要多印些美元就可以無償向其他國家換取商品勞務。後來戴高樂更號召世界各國回歸19世紀的金本位制。 20世紀60年代以還，美國深陷越南戰爭泥潭，發生了一系列經濟危機，大量資本逃離，財政赤字擴大。美國政府為應對危機，超量發行美元，引發各國拋售美元，搶購黃金，使美國黃金儲備急劇減少，市場金價暴漲難以抑制，黃金官價越來越難維持，美元信譽受到極大的衝擊。1971年8月尼克松政府在無力實現美元按固定匯率兌換黃金的承諾後，宣布停止履行美元兌換黃金的義務。於是美聯儲拒絕向國外中央銀行出售黃金，美元對黃金貶值，改行浮動匯率製取而代之，即美元與黃金的比價由市場的供求關係決定。美元與黃金掛鈎的體制至此名存實亡。 1976年第八次美元危機發生後，國際社會達成了以浮動匯率合法化、黃金的非貨幣化等為主要內容的“牙買加協定”，曾經輝煌一時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正式宣告解體；只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的兩大金融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繼續留存。 此後，經濟學家稱之為“後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不再有大一統的國際貨幣制度化合作，匯率調節放任自由，主要依賴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這種既無本位及其適度增長約束，也無國際收支協調機制的狀態，通常被稱為“無體系的體系”。事實上，一些經濟強國從此實行浮動匯率，而大多發展中國家仍選擇釘住單一貨幣或貨幣籃子，絕少任由匯率自由浮動。 美國國際結算貨幣的地位並沒有隨之動搖。恰恰相反，美國度過了一個個難關，其強大創新能力驅使經濟持續發展進步，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強；90年代美國主導全球資訊革命，取得創記錄的繁榮，美元一直毫無懸念地繼續充當世界貨幣的主角，引領全球經濟一體化潮流。在歐元出現之前，世界上80%的外匯儲備採用美元，現在這個比率還接近70%。這說明，不是政治家的協議，而是市場決定着美元的命運。 在“無體系的體系”中，由於世界性通貨膨脹開始蔓延，各種區域性金融危機頻繁爆發，許多國家致力尋求組建區域性貨幣聯盟的途徑，以維繫金融有序穩定運行。無論從理論和實踐都表明，真正穩定、繁榮、發展的區域化並非經濟全球化的對立物，恰恰是全球化的階段性補充，而且在結果上，區域化最終將促進全球化。 20世紀80年代後期，世界上出現了一股貨幣集團化的潮流，產生了不少區域性貨幣組織，如中北美區的貨幣合作和拉美國家的“美元化”，以及規模不大的西非貨幣聯盟、中非貨幣聯盟和阿拉伯貨幣基金組織等。 歐盟建立，以至1999年1月1日歐元（EURO）成功啟動（2002年1月正式流通），將貨幣區域一體化推上了一個全新的高度。今天歐元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元的第二世界貨幣。 亞洲不可能孤立潮流之外。 亞洲經濟連年發展迅速，實力壯大可觀，僅就東亞地區言，無論按美元或購買力平價計，現有經濟總量（GDP）已與美國或歐盟並駕齊驅。目前全球七成外匯儲備都在亞洲。東亞的中國、日本和韓國的外匯儲備一直占據着世界排行榜上前三名。 地處東北亞的日本是已經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強大經濟體。日本戰敗後在美國強力支持輔導下，從廢墟上重新起步，迅速恢復和發展經濟，1968 年晉身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1985 年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1964年日元成為國際流通貨幣，布雷登森林體系瓦解後，日元在1971年實施浮動匯率，現在日元是美元、歐元之後的第三大世界貨幣。1985年9月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對美元巨幅升值，出口競爭力備受打擊。九十年代以來，日本經濟十五年停滯不進，至今少有起色。日本要從“脫亞入歐”轉變為重返亞洲，通過與亞洲各國的經濟融合重開新猷，就要強化同亞洲國家的合作關係。2007年日中兩國貿易額達到2360億美元，中國已超越美國，保持着日本第一大貿易夥伴國地位。日本加入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而且提出了建立一個包括中國、日本、韓國、東盟以及可能擴大至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東亞共同體設想。2005年12月14日，日本簽署了《吉隆坡宣言》，宣布把建設東亞共同體作為長遠目標。 中國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近12年來（1996-2007）GDP年平均增長13.02%，創造了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蹟；估計今年的增長率仍將在9－10%之間，居全球之首。2007年GDP總量按美元計為世界第四位，按平價計則已超過日本，僅次於美國，名列第二。中國擁有全球最多的外匯儲備，包括對美國的巨額債權。中國進出口貿易大幅增長，去年總量已突破兩萬億美元，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二。在貿易和投資中人民幣的使用越來越廣泛，人民幣交易量正快速追趕作為在亞洲影響力最大貨幣的日元，逐漸成為亞洲的主要貨幣，在東南亞人民幣甚至已經成為了一種強勢貨幣。東南亞金融危機中，中國始終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政策，使人民幣在穩定國際貨幣體系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也為中國贏得了國際信譽。但是中國目前人均GDP仍處於較低水平，雖然已接受IMF第八條款，資本項目管制仍很嚴格，落後的及嚴格管制的金融體系和金融市場，以及至今仍無自由兌換的時間表等，使人民幣尚難迅速成為國際中心貨幣。 亞洲區域貨幣合作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必然要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當大量國際游資對亞洲進行衝擊時，實行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的貨幣遭到嚴重的打擊，對美元被迫大幅貶值。經濟聯繫十分密切的許多亞洲國家深刻地認識到，本地區貨幣不能再作為某大國貨幣的附庸品，必須加強地區內的金融協調與合作，創立一個穩定的統一貨幣，使成員國之間消除匯率波動的風險，穩定區域金融市場，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利於擴大投資和貿易的規模，促進亞洲經濟健康成長。 當世界貨幣體系中出現歐元與美元“二元化”現象時，亞洲的任何單一國家的金融實力，都不足以形成堪以平行抗衡、自保自立的地位；若是不加強本地區的貨幣合作，不及時謀求區域性貨幣一體化，勢將陷於十分不利的被動境地，非但失落了國際金融博弈中的應有份額和話語權，甚至有被全球化邊緣化的危險。 1997年在東盟國家首腦會議上，基於東南亞各國尤其是東盟成員國從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得到的直接教訓，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最早提出了“亞元區”設想。 2001年上海APEC會議期間，“歐元之父”蒙代爾（Robert A. Mundell）發表了自己對未來世界貨幣格局變化的看法：“世界將出現三大貨幣區，即歐元區、美元區和亞洲貨幣區（亞元區）。”2003年蒙代爾建議，設立由亞洲地區某一組貨幣組成的共同貨幣，爭取在每個國家不放棄本幣的情況下，能讓一種叫做“亞元”的區域性貨幣在亞洲流通。這個建議獲得許多亞洲國家的積極響應。 2006年初，亞洲開發銀行曾推出一種名為“亞洲貨幣單位”（Asia Currency Unit，ACU）的貨幣符號概念。與歐元推出前的歐洲貨幣單位相似，這不是可以流通使用的實際貨幣，而是一種根據亞洲若干國家貨幣價值、各國國內生產總值及貿易規模等的加權值制定的虛擬貨幣。亞行將核定其對美元及歐元的匯率，通過網站對外公布，藉以衡量亞洲貨幣匯率變化規律及波動可控性；有關國家可以據此調整金融和貨幣政策，使貨幣機制逐步向“亞洲貨幣單位”靠攏，從而為將來亞元正式出台奠定基礎。但因亞洲貨幣單位應包括哪些貨幣以及它們的權重如何分配等問題上存在政治和技術上的爭論，該計劃已被推遲。 “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金融危機爆發，催促亞洲國家和全球範圍最高決策層，充分正視亞洲貨幣聯盟的可行性。亞洲有關國家應將謀建亞元大業提到正式議事日程上來，設置專職機構主司其事，積極推進亞洲貨幣合作框架的設計和建設。 借鑑歐元發展過程的經驗，區域性貨幣一體化趨於成熟的前提是經濟一體化、共同的政治意願、以及文化上的廣泛認同和必要的凝聚力。 與歐洲相比，亞洲幅員廣大，國家眾多，經濟發展、社會制度、地緣政治、價值觀差異懸殊（包括意識形態和宗教信仰差異），以及存在領土糾紛、恩怨紛爭的歷史性深刻隔閡，致使這些前提的成熟程度相去甚遠。因此，建立亞元將是一個漸進的長期的過程。 經濟上大體的均衡發展是建立“亞元”的基礎性條件。亞洲已經擁有一些自由貿易協議網絡，可以在條件較為成熟的地方，各方保持自己的貨幣，從經濟一體化入手，分地區、分階段，實行區域整合。通過建立區域性經濟合作組織、自由貿易區、經濟共同體，貨幣合作同盟，以及金融危機防範體系等，加強區域內經濟合作，尋求共同穩定發展，採行相對固定的匯率機制，大幅降低內部交易成本，縮小國家之間經濟體制和發展水平的差距，並為跨越地區，擴大合作範圍創造條件，最終過渡到亞洲單一貨幣區，一朝亞元臨世而金聲玉振，集其大成焉。 這個“條件較為成熟的地方”，首先應為包括中國、日本、韓國和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十國的“10+3”東亞地區 “10+3”領導人在2004年就已經將“東亞共同體”作為一種長遠的目標和共同的努力方向。（蒙古和朝鮮也是東亞國家，在適當時候也可加入。） 此外，印度地處南亞，不是APEC成員，但已成為東盟的觀察員，近年頗為積極地參與東盟的談判，表現出了加入亞洲貨幣一體化的強烈興趣，可能會成為“東亞共同體”的近期合作夥伴。 東盟是實行地區一體化的積極推手；中國以非常明確的立場，尊重和支持東盟推進地區一體化的主導作用。東盟內部的多元性是很明顯的，宗教傳統、民族習慣、社會制度、政治制度等差別極大，內部常常會有很多矛盾，但是東盟似乎特別善於把多元特徵作為一種正面資源利用，在許多重大問題上還是能夠形成共識。東盟的這些特點，對於東亞地區的一體化，具有非常好的經驗借鑑作用。 東盟10國的領導人已達成共識，在2015年前消除貿易壁壘，以創建一個類似歐盟那樣的經濟共同體。 1997年，日本提出了建立亞洲貨幣基金的設想，並承諾為這一基礎提供了1000億美元的資金。2000年5月亞洲開發銀行年會上，各國財政部長在泰國清邁簽訂了“清邁協議”，協商通過了將東盟成員國之間的貨幣互換協議範圍擴展到中國、日本和韓國的金融合作條款。在此基礎上，2004年推出亞洲債券基金，亞洲債券市場協定得到強有力的推進。目前各成員國在“10＋3”框架下先後簽署了16項雙邊貨幣互換協議，總規模達365億美元。 2002年11月4日，中國與東盟十國在柬埔寨首都金邊簽署了《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雙方達成時間表規定，2010年中國與東盟老成員，即文萊、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將建成自貿區，2015年和東盟新成員，即越南、老撾、柬埔寨和緬甸，將建成自貿區，屆時，中國與東盟的絕大多數產品將實行零關稅，雙方的貿易將實現自由化。該自由貿易區涵蓋逾18億人口，GDP總量近4萬億美元，面積約1400萬平方公里，是世界上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最大的自由貿易區，是全球經濟增長最快、最具經濟潛力和發展活力的地區之一。 中國、日本、南韓，以及東盟等亞洲13國領袖今年10月24日在北京達成協議，將於明年6月前成立800億美元的聯合基金，以防止區域金融危機與捍衛本國貨幣，特別是針對出口蕭條等引發的美元枯竭問題，確保成立外匯的共享渠道。其中，中、日、韓已同意提供80%資金，約640億美元，其餘160億美元由東協會員國共同出資。這個舉措，無疑意味着朝成立亞洲貨幣基金的方向邁前一大步。 亞洲地域遼闊，情況複雜，就近期前景而言，亞元的現實性在於首先推出東亞共同體的統一貨幣，而非包含西亞、中東，以及獨聯體各國的整個亞洲。名正而言順也，這個由東亞共同體發軔的統一貨幣，嚴格地說，應稱之為“一期亞元”；但作為亞洲地區經濟最強，人口最多、起步最早，意在擴容全亞的區域性統一貨幣，直呼亞元，並無不可。對照歐元，從起步至今，一直沒有包括全部歐洲國家，那大英帝國不是還堅守英鎊陣容嗎。 就眼前利益而言，美國不會希望世界金融市場出現美元、歐元和亞洲圈的三極化局面，但美國不可能阻擋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東亞一體化不會排斥美國的合法利益，而將尊重美國參與東亞地區多邊事務的必要權利。因此，美國雖然最初表示過反對，但現在已經不再反對。2006年06月19日，美國副財長蒂姆·亞當斯在東京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會議上表示，美國不反對創建亞洲貨幣單位，這顯示美國對這個問題的態度發生了改變。亞當斯表示，有關美國對於亞洲貨幣單位的態度上存在“一些混淆”，美國並不懼怕亞洲崛起中的經濟體之間增強貨幣合作，“我們並不反對創造一個亞洲貨幣，相反我們希望能夠在此過程中發揮建設性作用，幫助亞洲貨幣成形”。 華盛頓峰會召開在即，歐洲領導人強力提出了重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口號。法國總統薩科齊表現格外突出，他說，應該“重新建立自二戰以來統治整個國際金融交易的資本主義體系”。“我們沒有權利讓建立在21世紀的金融體系的運氣與機會從我們手中流走”。而歐洲的另外兩位政治巨頭，英國首相布朗和德國總理默克爾都是薩科齊的堅定支持者。 以歐洲央行行長特里謝等為代表的一些歐洲官員則提出，為了重塑世界金融體系，各國有必要重新制定類似於二戰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相關原則。 顯然，這些雄心勃勃的領導人希望建立起一個歐元大有作為的全新國際金融體系，取代如今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金融體系。但在可以預見的時期里，美元仍然將是國際貿易結算的主要貨幣，而歐元和所有自由兌換的國際貨幣一樣，在今天的“無體系的體系”中的實際地位或分量，系由市場決定。如果歐元表現出色，本來可以在市場運行中與美元分庭抗禮，事實上這次金融危機爆發前，已有不少歐盟之外的國家接受歐元為國際貿易結算貨幣。佛得角共和國、波斯尼亞及黑塞哥維那、保加利亞、科摩羅以及法國海外法郎、中非法郎、西非法郎的匯率都直接與歐元掛鈎。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也經常討論用歐元標價石油，委內瑞拉和薩達姆統治時期的伊拉克都支持歐元石油計劃。反之，如果要像布雷頓森林體系那樣確立某種貨幣的主導地位和固定匯率，是否意味着需要重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核心--金本位，以提供這種貨幣的剛性價值？否則，又能用什麼硬性規定可以強加於人呢？ 既然現在沒有比美元更好的替代，華盛頓峰會除了大力推進全球合作協力救市，爭取及早恢復金融系統正常運轉；必然聚焦於改革金融監管事宜謀建某種起步性的框架意見。至於改革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涉及美元地位和發展多元化世界貨幣體系這一重要議題，自當提上日程；但不能期望在峰會作出回歸金本位那樣的決策；也無可能就此脫離開放市場的基本原則，在缺乏剛性價值保證的情況下強行規定必須接受的非美元主導貨幣。 蒙代爾預告的美元、歐元、亞元鼎立的多元化世界貨幣體系，不能由某個神仙會冊封產生，要靠參與競爭的貨幣主體爭取獲得足夠強大實力地位逐步形成；但是非常需要世界主要經濟體領袖建立明確共識，大開綠燈，通力支持，創造有利條件，特別是當今世界金融霸主美國有擔當的承諾，將是走向國際結算貨幣多元化的重要一步。 參與角逐多元化主流世界貨幣的國家或經濟體需要具備什麼入門資格呢？要則至少有三： 1. 一個幣值穩定的政策環境； 2. 一個現代化的開放型金融體系，維持貨幣流通和支付職能的有效發揮； 3. 要求本土存在規模足夠龐大、流動性足夠充分、成長性足夠良好的資本市場體系，可以滿足各國央行和全球資產組合投資者對所持資產保值、增值和變現的需求。 據此，在催生亞元的歷史性進程中，中國做好自己的事，繼續維持經濟高速或較快速度增長，造就越來越強大的資本市場，建立一個幣值穩定的政策環境，當是最為重要的貢獻。 為了穩定幣值，人們不免懷舊金本位。在美元貶值，金融危機來襲的情況下，黃金價格相應大幅變化，反映出人們對於藉助黃金保值儲備的觀念根深蒂固（每盎司金價由1998年的300美元升至2007年的1000美元）。 今日世界已沒有實行金本位的國家了，但黃金並沒有完全退出貨幣領域，還是人們珍愛的一種貨幣“發行準備”物品。 維持幣值主要依靠控制貨幣發行量與GDP相適應，符合待售商品價格和周轉次數的需要，維持財政收支平衡，避免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的發生；但貨幣發行還須有“發行準備”，以約束貨幣發行規模，維護貨幣信用。黃金、外匯、各種貨幣求償權和其他資產都可以用作發行準備。 人民幣的發行，是以國家掌握的能按照穩定價格投入市場的商品作為貨幣發行的準備資產，同時，中央銀行集中掌握黃金和外匯儲備，用於穩定人民幣幣值和國際貨幣清算。中國擁有的巨額外匯和國際債權，是有效的發行準備。關於黃金儲備，從公開的統計資料顯示，各國央行的平均黃金儲備量約為儲備資產的9％；中國央行網站公布2008年第一季度黃金儲備1928萬盎司（547公噸或603短噸），僅占總儲備資產的1.2％，按現在的市場價（每盎司710美元）計，僅相當於137億美元。黃金儲備偏低，不利於應對國際金融動盪，當然也不利於建立在亞洲區域貨幣構想中的信用地位。 2007年中國黃金產量首度超過南非居世界第一，達276噸，占世界黃金年產量約2500噸的11%左右。現在國產黃金大部分用於出口，今後似宜儘量充實貨幣發行準備，並適當加碼進口補充。另外，“藏金於民”，即在增加官方儲備的同時，開啟民間的黃金投資，可以成為國家應對國際政治與經濟風險的一個重要後備力量；1997年東南亞國家抵禦金融危機的經驗堪以為證。據查中國民間黃金儲量約4000噸，但中國海外僑民和華人擁有的黃金可能數倍於此，有相當巨大的潛力。由於有關黃金投資的法律法規尚付闕如，黃金回購渠道目前仍不順暢，民間黃金尚難進入流通領域，須經立法妥善解決。 最後，必須強調，中國催生亞元的一個明顯的現實的“卡脖子”環節是，人民幣雖然可以在貿易和投資中被買賣，但還沒有成為可以完全自由兌換的國際貨幣。中國已是貿易大國，但在貿易的結算與支付中，人民幣基本上不起作用；即便在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貿易中，人民幣也還不能承擔通用貨幣的職能，這就排除了人民幣作為外國中央銀行的主要外匯儲備的可能性，因而中國貨幣現今無法在全球金融體系中扮演主要角色。 時勢呼喚人民幣走向世界，需要在保持中國經濟穩定健康發展的基礎上，最終形成人民幣匯率市場調節和浮動匯率機制，開放資本項目，建立金融風險防範機制等系列配套改革措施。 再者，中國雖然經濟規模已經很龐大，但是金融市場還欠發達。可持續的人民幣國際化過程，需要一大批有效率的本土跨國金融機構在亞洲和全球範圍提供相應的人民幣金融服務；需要一大批有效率的本土跨國經營企業在亞洲和全球範圍內推廣人民幣的計價和交易；需要一個規模足夠龐大，流動性足夠充分，成長性足夠良好，對外足夠開放的本土資本市場（或國際金融中心）,人民幣才能在國際範圍內有效發揮其計價單位、交易中介和滿足財富保值、增值以及變現要求的國際儲備貨幣的職能。因此，這次金融危機發生後，中國金融事業的改革和發展，包括對於各種具有雙面刃功能的衍生工具的開發和研究，非但不能停頓下來，尤須倍加重視，加快進行。 頗有人以為，不完全開放人民幣自由兌換，相當於設有一道“防火牆”，保護了中國金融業少受全球危機的衝擊，所以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不應考慮開放資本賬戶，其實這是因噎廢食的誤解。人民幣即便成了主要國際通貨，政府仍然擁有嚴格監管本國金融市場的充分權力，一切金融工具，特別是新開發的衍生品，運營範圍都要受到政府的審查和規範。如果看一下日本金融業在這次危機中受損較少的原因，就明白國際貨幣的主權國家仍然可以擁有自己的有效的“防火牆”。 誠然，現階段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將便利國際熱錢的進出，以致干擾了金融市場的運行秩序，加劇了金融動盪的風險；但事實上自閉式“防火牆”阻擋熱錢的成效，可謂乏善可陳；再者，熱錢未必就是洪水猛獸，如能因勢利導，制度規範，只要它覺得有利可圖，無須顛簸勞頓於環球，則熱錢亦可為我所用。其實熱錢威脅是特定時期的特殊現象，隨着匯改奏效，以及整體市場功能的演進，理順國內資金供求關係，讓合理的資金需求得到滿足，讓利率能夠反映信貸供求關係，人民幣必然大幅升值的非理性套利期盼消退，異常的熱錢衝擊波就會成為一種陳跡。 為求穩妥可靠，開放人民幣自由兌換，宜在可控範圍循序漸進，以靈活多樣的適當方式逐步進行。例如首先推進人民幣在周邊的貨幣合作區流通，倡導用人民幣進行計價和結算，並鼓勵中資銀行進入這些合作區設立分支機構，提供人民幣的支付和結算服務；同時在境內設立人民幣的國際結算和清算中心。在大中華地區，可爭取率先採行釘住人民幣的匯率制度，創造條件先行開放人民幣（以至統一貨幣），並增強其在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示範效應。事實上，中國周邊的不少國家和地區早已把人民幣作為受歡迎的硬通貨，並在商品貿易和旅遊消費中不斷擴大使用規模，一些國家的中央銀行已將人民幣列為儲備貨幣了。另外，在香港或適當地區建立人民幣離岸中心，打破國內金融壟斷，在嚴格監管的條件下，開通人民幣在海外流動的“陽光通道”，應是推動人民幣走向國際化的可選項。 經過一段時間走出去的開放性實踐，一朝時機成熟，人民幣憑藉強大的綜合國力和品質信用，成為完全自由兌換和彈性匯率的國際貨幣，登臨世界金融大舞台，必將極大地促進東亞共同體和亞元大計克臻其功；中國將作為多元化世界貨幣體系中的重要成員，獲得自己應享的金融決策權力份額，非常有利於掌控自己的經濟命運，實現復興和崛起的歷史性戰略大目標。 2008年11月13日 聯繫電郵： paulpang21@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