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法论和概念的说明

    在计算中国的出口、投资、生产、融资和进口等时，几乎所有的学者、记者、顾问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官员都把中国企业和外资企业混在一起。此外，他们普遍忽视了如下事实：外资企业增长越快，它们占中国出口（和进口）的份额、利润和对中国经济新增长部门的控制就越强。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深化和扩大它的自由化战略以来，这种状况尤为真实。外资企业的增长意味着中国的投资、贸易、出口、融资、定位和决策越来越由跨国公司的全球需要决定，这些公司都得到了其母国的支持。随着跨国公司的增加，它们对经济增长动力部门的影响也在增强。相反，中国国家对经济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却在逐步缩小。更重要的是，就战略增长部门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言，跨国公司的增多很可能改变国家的本质，使中国减少“中国性” 和更加迎合跨国公司的战略。
    如果我们把跨国公司看作是主要帝国（美国、日本和欧盟）的延伸，视为帝国嵌入中国经济中的前哨或飞地，我们就应该把它们的扩张视为帝国增长的一部分。这将降低中国经济表现的级别。
    这表明，关于中国是否拥有挑战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实力的争论可能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上。
    中国实力的增长是建立在如下观念之上的：在全融、制造和出口等战略部门中，由中国所有和控制的经济单位比帝国的跨国公司和国际投资机构增长得更快。正如我们在下文将证明的那样，数据并不支持这样一种假设。
    另一个可疑的假设是：就像美国利用英国的铁路投资来发展美国的资本主义一样，外国投资和跨国公司屈从于中国，并被用来为中国的战略目标服务。这个论证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由于跨国公司控制了一些部门的制高点，或者至少控制了一些关键企业的管理，因此，“利用”外国资本来为中国的发展战略服务的观念也就失去了意义。在外国投资上，中国在21世纪的战略与美国在19世纪的战略背道而驰：中国把有利可图的增长部门让给外国资本，同时中国的财政又为高成本的、长周期的、大规模的、低回报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
    第二，中国的增长成就仅仅局限于某些地区和部分劳动人口。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两个中国”：沿海和内地。事实上，中国的生产性地区仅仅局限于与内陆矿产地区有联系的港口地区。由于全国经济缺乏一体化并且沿海与外部大帝国（日本、美国和欧盟）建立了高水平的一体化，我们很难称中国为一个“民族国家的” 经济体。当沿海地区几乎集中了所有的外资企业时，这种状况尤为真实。在这些有限的地区内，最有活力的企业并不属于中国。从分析上来看，所谓中国的增长毋宁说是外资城堡的扩张。
    把中国作为一个无差别的实体来讨论它的经济表现，所存在的第三个问题是积累和分配过程中的阶级性问题。极少数的外国和国内资本家阶级、国家的部分管理人员及其裙带关系网控制了整个积累、再生产、集中和分配过程，并且从中受益，但是中国的贫富差距在短时期内迅速拉大。一些精英以中国之名来行动，但却制定与其阶级利益相一致的发展政策。在评价中国的生活标准时，人均货币收入掩盖了5%的最上层与75%的最下层之间的巨大不平等。

    二、中国发展的诸阶段：从半殖民地到革命

    1、第一阶段：从殖民地到社会主义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为持续和重要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最基本的政治和经济条件。革命运动在打败日本殖民主义的军事斗争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并且在创立民族主权的过程中结束了欧洲人的势力范围和其在沿海地区的特权。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创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它结束了飞速的通货膨胀。极端的腐败和对公共财产和金融体系的掠夺，为稳定的货币、财政秩序和运转正常的经济奠定了基础，从而能够重建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它消除了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对中国边境地区的威胁。在民族国家的主权框架内，由于消除了帝国主义的控制，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实施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工程，推动了工业、农业和贸易的高速增长，结束了西方和东方帝国主义控制时期的大规模饥荒。它带来了一些战略性的变革，为长期的增长奠定了基础；它对各个阶层实施了大规模的公共教育和医疗运动，创造了一支受过教育的、健康的劳动大军，包括数百万的工程师、科学家和高素质的技术工人。同样重要的是，它把大量的农民转变成一支训练有素的城市产业劳动大军。钢铁、煤炭产业和生产资料部门的迎难而上为轻工业和廉价消费品的顺利扩大创造了基础。
    然而，在社会主义共识内，发生了秘密和公开的争论。在群众中，反对这种共识的是农村的农民和城市的小业主。在精英中，反对这种社会主义共识的最有影响的人是党的领导干部、理论家和下级职员等重要的阶层。这些力量之间的公开的阶级冲突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从一开始，文化大革命挑战了对剩余农产品的“封建榨取”、苏联式的等级制度和权力的滥用以及“泰勒制的”工作组织形式。斗争重新肯定工人在社会中的优先性，因而排除了任何走向市场的可能，至少将自由化延迟了20年。在城市里，尤其是对青年的动员旨在结束公共机构和专业人员的权力滥用——这些机构和人员垄断了教育、医疗卫生、科学和文化的公共机构——以便使它们符合平等主义的规范。但大众动员由于缺乏明确的方向，导致了群众运动的衰落和幻灭。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出现转折。

    2、第二阶段：改革开放初期

    改革加强了喜欢市场开放的那部分官僚精英的地位，重新激活了社会主义政权所包含的资本主义残余，更重要的是，为经济学家、科学家、工程师和其他干部提供了机会。同样重要的是，毛泽东的外交政策恰好转而接受华盛顿，中国共产党重新评价了它的国际政策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核心地位。
    技术官僚、市场取向的共产党官员、雄心勃勃的私营企业主、新的政治理论家和重新获得尊重的旧资产阶级构成了新的权力图景。他们制定出一种分阶段自由化的战略。这种新的权力精英尽力避免对社会福利体系和集体财产的正面进攻。相反，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相互交错的自由化措施。他们解散集体农场，乃至那些成功的集体农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私人贸易、个人积累和渐进的土地集中。作为国家的代理人，政府精英控制着财产的转让、合同、进口许可、土地使用许可、信托、贷款。精英把这些额外利益分配给新资本家：腐败模糊了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之间的界限，尤其是当大多数新资本家是政府官员的关系户时。
    新兴的资本主义因素受惠于社会主义遗留下来的一个健康、训练有素的城市产业工人阶级、基础工业和轻工业。一个有序、稳定和统一的国家能够捍卫民族主权。基础设施和这样一个国家是资本起飞的主要条件。
    此时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导致社会远离共产主义：20世纪80年代，精英的整整一代子女受到过国内外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教导。他们学习市场经济模式，把“现代化” 等同于资本主义自由化，并且知道跨国公司和外国投资的积极作用。他们相信，效率即盈利和私有化，不平等是“能力”（或缺乏它）的结果。受过教育的一些精英普遍地和毫不迟疑地接受了对资本主义优点的一切歌颂。
    国家转型的基础是一种“原始积累过程”或对公共资源的掠夺。到2005年，中国出现了严重的不平等。相比之下，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之一。

    三、自由主义时期

    在几乎所有情况下，在“推动” 民族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部分政府官员的腐败发挥了重要作用，新私有企业资本从政府承包合同、政府土地赠与、税收减免、国家控制的廉价劳动力和几乎垄断的市场中（尤其是在开始）获益巨大。在这两种途径中，自由化既是市场导向的，也是国家驱动的。干预主义的国家仍然是一个关键因素，但它的角色发生了从直接投资者到私人投资促进者的剧变。
    新法规（或至少是惯例）取代了限制市场活动的法规，这给予了资本家土地场所、投资刺激和对财产权利的保护。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之初，一个不变的情况是私人资本生产、出口、利润、投资比例的不断增加。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市场开放”在接下来的20年里转变成种种洪流。到2005年左右，私人资本占非农产出的75%。
    房地产和建筑业的繁荣把门路广泛的“企业主”变成百万富翁。对国有企业的买断也促使了新产业资本家的兴起。通过不择手段、诈骗、垄断市场和对劳动力进行无限制的掠夺，新资本家们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从小企业主迅速变成企业大亨，不仅拥有多栋豪宅和奔驰汽车，还拥有情妇和海外账户。
    对劳动力的高强度剥削、成百上千万的工人和农民失业以及财富在10%的上层人口中的高度集中，使国内的需求开始受到相对的限制。
    由于市场的重心在海外，发展最靠近港口的沿海地区和迫使劳动力从内陆向沿海流动就是逻辑的必然了。出口市场决定了生产地点，而后者又决定了国内人口流动的方向。沿海地区的生产地点、港口、商业和银行中心也成为学术研究中心，因此也是培育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温床。
    成百上千万的工人工作在最糟糕的条件下：工作时间长、最差的安全条件、最低的报酬和不卫生的工作条件。他们创造了巨大的利润，而新的富人则由此变得越来越富有，并且炫耀性的消费也变得司空见惯。在中国乃至资本主义的历史上，从未有一个阶级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积累这么多的私人财富。与生产和分配的地理集中趋势相随的是财富、消费和政治权力的阶层集中。“两个中国” 观念具有了一种全新的意义：不再是指美国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区分，而是指由新的大资产阶级控制的沿海中国和由成百上千万农民工组成并为沿海的加工、组装、出口和赢利提供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和制成品的内陆中国。

    四、外国资本建立前哨基地阶段

    与中国资产阶级精英的发展相随的是，外国大投资者在一些关键部门中建立了制造业的前哨和据点。转折点出现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大规模地关闭国有企业的长期政策随之出台；与此同时，国有财产被私有化和转移到民族资本或外国资本的手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明确地改变了私人资本和国有资本之间的均衡和后者的意识形态优势。
    私人资本在产值、出口值和提供的就业机会上都超过了国有资本。私人大公司开始从国有银行获得越来越多的贷款，而在过去它们则受到排斥或限制。在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待遇平等的幌子和保护下，日本、美国、香港、台湾和欧盟的跨国公司加速进入中国市场，进入到从面霜到高尔夫球场、从工厂到高技术企业的大部分经济部门。实际上，并不存在任何“禁区。
    “官僚国家主义者” 对此采取了各种抵制行动，经常拖延和不贯彻政治决策，以此来放慢私有化的步伐。一些人是基于政治信念，而另一些人是为了榨取利益。然而，最终国家主义者显然在步步后退。
    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基础是国有资本、民族资本和外国投资的三角联盟。现在，这种模式已经被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的新双重联盟所取代。到2005年左右，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达到了权力的顶点，超过国有资本，但尚未挑战冉冉上升的外国跨国公司的主导地位。廉价劳动力储备正在减少。竞争正在加剧，对外国资本渗透的反对仍然局限于官僚部门。中国大多数资本家很喜欢转包合同，并且与外国资本建立伙伴关系。许多大学生试图在私人民族垄断企业和外国跨国公司中求职。国有企业的职位是一个次要的选择。由于竞争加剧和利润下降，许多中小企业开始破产，被新的更大的垄断企业取而代之。
    中国不仅仅是中国资本家的“乐园”，也是全世界资本家和投资者的磁石：每一个资本家都希望对中国近乎无限的劳动力进行无限制的剥削、进入由2亿中产阶级消费者、上千万个百万富翁和数千名超级亿万富翁组成的中国市场。

    五、未来：从自由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民族资产阶级的末日？

    外国投资者和跨国公司正在快速地增长，开始走出它们最初建立的前哨，不再满足于只担当某些公司的少数派股东。从现在到未来的十年里，跨国公司和外国投资银行将把触角伸入整个沿海经济的生产、分配、交通、电讯、房地产和服务业部门。这一进程将通过三种方式进行：（1）对新企业的直接投资；（2）最常见的是与战略伙伴共建合资企业；（3）购买现有企业的股份。在这三种方式中，有一个明确无误的趋势：跨国公司将不断扩大它们的影响和投资，最终控制这三类企业的战略性的管理职位。
    随着大城市中劳动力、租金和“创业” 成本的增加，随着内陆地区出现了一个相对繁荣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跨国公司可能把它们的活动扩大到中国内地。尽管在中国内地大多数工人、农民和失业者的生活标准很低，但却有1到2亿活跃的消费者。由于中国继续充当外国公司的组装和出口平台，外国投资和跨国公司正在向获取大量乃至绝大多数的国内市场份额转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跨国公司已经发动了一场全方位的经济进攻，目的是：l，控制银行和金融体系；2，控制中高端的国内消费市场；3，渗透到电信部门；4，增加文化、娱乐、宣传和商业市场的份额。
    在银行体系中，外国资本将获得国内巨额储蓄和并控制大中小公司的贷款途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将能够用中国人的储蓄为跨国公司的投资提供资金。中国主要的银行已经在向外国投资者出售股份，而且几家国际大银行已经收购了一些地方银行。到2006年当对外资所有权的限制放松的时候，外资对银行部门接管将会加速。到本世纪20年代初，外国银行很可能控制中国经济的金融杠杆。由于贷款、信贷、再融资和投资具有杠杆作用，外国资本将能够掌控中国工业。
    外国投资者倾向于控制现有的消费市场，而不是创造一个大规模的平民化市场。当前的趋势是：外国投资者的目标是市场的高端——新资产阶级和比较富裕的小资产阶级。
    在不久的将来，外国投资者可能利用新的世界贸易协定来渗透中国的电信和服务部门，尤其是大众传媒、娱乐业、广告、营销渠道以及重要的零售渠道。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头五年的渐进主义接管战略将被直接的买断和对新垄断公司的直接投资取代。
    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密集型部门中，中国的公司仍然将占据优势。然而，它们的利润将受到跨国公司转包商的更大挤压，而且破产的比例将会很高，从而为所有权的更大集中开辟道路。
    外国资本家和中国资本家之间的“劳动分工”已经开始形成。跨国公司将控制营销、融资、设计、技术、研发、生产目标和海外销售。它们的中国伙伴将负责政府公关（拉关系、支付“佣金” 或贿赂等等）、劳资关系、招聘工人（但不一定负责中高级职员的招聘或解雇、升职和奖励）、公共关系和运营。
    在某个时候，最可能是在本世纪20年代，由于在金融、生产、政治和出口中权力的不断增长，跨国公司所积聚的权力将会出现一次“大跃进”。“中国的经济” 将失去它的“民族身份”，进而成为外国银行和跨国公司的附属物。量的渗透将会导致经济的制高点被外资抢占，中国执政阶级将发生质的变化。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企图将会遭到失败。相反，中国将变成帝国主义大国的一个巨大代理人，而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将利用不同的政治精英、军队、学生等等来加剧对控制的争取。
    中国是否会从一个发展中的世界大国转变成帝国主义大国的代理人？这个问题的答案关键在于跨国公司何时会控制关键的生产资料部门、金融部门和贸易，以及这种经济权力何时在中国的政府内得以表现出来。跨国公司日益增加的存在与中国国家日益成为“自由市场”政策的推动者之间有一种象征性的关系，其中每一方都强化另一方。当利润份额从民族资本手里转移到外国资本手里的时候，中国将完成向帝国主义经济附庸转变的“大跃进”。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这一过程将加速进行。
    中国民族资本在过去的领导地位是建立在如下两个因素之上的：官僚控制国家和政府官员残留的反帝国主义因素。一些政府官员一直破坏和阻止跨国公司的进入，从而增加了它们进入的成本。其他的障碍是外国投资者对腐败或无能的“战略伙伴” 的错误估算。在利用农村失业储备大军的大多数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中国的资产阶级实力最强。当这一“储备军”消耗殆尽和城市工人要求更高工资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对外国资本的比较优势将会减少。它们将会日益陷入工人反抗和跨国公司更大竞争优势的双重压力之间。“民族资产阶级” 的发展前景将会是集中（垄断化），走向海外寻找新的廉价地点，以进行剥削和更新它们的技术和内部组织。结果很可能是，为了保住中国市场上日益下降的份额和在更贫穷的非洲、亚洲以及拉美市场和资源飞地上的少数海外投资行动，中国的全球性大资本将寻求与实力不断增加的跨国公司妥协。
    中国正在非暴力地从自由主义的资本阶段转向新自由主义的资本阶段。与之相随的是，大众对世界上最残酷的剥削状况、最任意的土地侵占、最危险的工作条件以及1%的上层和50%的底层之间最严重的不平等的抗议越来越多。另外中国自由放任的农产品进口政策正在消灭成百上千万的农民并使他们陷入绝境。2005年左右，大规模地进口得到大量补贴的美国棉花、水稻和其他农产品，已经破坏了农业的各个部门。民族私人资本与外国私人资本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了几万起群体性事件，涉及到数百万的农民和工人；他们抗议任意的解雇、工厂关闭、养老金窃取以及毫无补偿的财产任意强占。

    六、社会危机的加深

    在2001年至2004年间，重大的群体性事件从每年4000起增至7.2万起，2005年增至9.1万起。中国政府开始承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然而，这些措施力度太小，时间太迟。首先，那些实施负面影响的群体恰恰是那些被要求实施这些变革的群体。这是一种非常靠不住的建议。其次，对8亿贫穷的农民来说，仅仅增加数百亿人民币的支出只有微乎其微的作用。自由市场政策在农村的扩展将继续导致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和农村失业人数的增加。与城市的土地投机商一道，富有的农民、交通运输人员、商业中产阶级和非法放贷者在农村紧紧地控制着政治权力，并且肯定会使最贫困的农民得不到绝大部分的新农村建设资金。中国政府促进国内消费的政策要求快速地提高最低工资和调节高度有利于资本的工资利润比。这些并不属于新自由主义的议程。既然大部分制造商都迎合出口市场的需要，因此，整个生产结构必须加以调整，以便适应国内需要。当前新资本家阶级并不愿采取这种代价高昂的选择。国内消费市场的大幅度扩大意味着工资提高和商品价格下降，但这就会影响与部分官僚关系密切的新资本家的利润。政府的困境在于：要想用逐步的结构调整来遏制日益增加的社会不满，将不得不壮大工农的权力，而且将不得不限制对外国投资者的“开放”政策。
    有一些迹象表明，民族私人资本和外国私人资本对战略性经济部门的快速接管已经在党内遭到了尖锐的反对。中国已经出现了激烈的意识形态争论。这些争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凸显出中国被外国接管和快速私有化正招致知识分子和公众的明确反对。尽管如此，这些争论不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将来，由于外资完全控制中国，外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将缺乏用来迷惑工人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文化联系”、“民族主义伪装”和所谓“世界大国”的弥赛亚主义话语；工人和资本的关系将完全围绕着金钱轴心转动。以外国掠夺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将再次唤醒知识分子、学生、小商人和农民通过阶级和民族纽带凝聚起来，进而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发动一场新的反外国资产阶级的斗争。

    （2007年第5期《国外理论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