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貿易摩擦問題中的“偏見” |
| 送交者: 風雲龍 2010年01月19日21:22:15 於 [股市財經]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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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經濟“再平衡”與貿易摩擦無關(下) ——剖析中美貿易摩擦中出現的幾大“偏見”
(接前文) 三、 中國經濟結構的失衡轉變需要制度優化和經濟發展
中國經濟結構性失衡的問題主要體現在供需兩大層面上:從需求面上講,今天,影響中國經濟“內需”增長的障礙主要來自於三大方面。一是在 廣大的農村,有消費願望但沒有消費能力的問題十分嚴重,今天中央政府已經充分意識到通過農村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推進來解決廣大農民工的就業機 會是釋放這種消費能力的關鍵所在,但在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的環境中,如何讓農民按照市場的運營模式積極加入到這場史無前例的農村城市化建設中 ,這是未來我們所需要挖掘智慧、拿出勇氣來解決的一個不可迴避的重大結構性問題,它是靠人民幣升值和貿易制裁等手段所不能改變的局面;二是 即使在城鎮,通過這30年改革開放政策的推進,居民的財富有了突飛猛進的增長。但是,卻依然存在有消費能力但不願消費的問題,而今天如何推動 社會保障和福利體系的建設,將是解決中國居民過度依賴(金融)投資以達到“自我擔保”效果這種“非理性”的資產配置問題的一個關鍵環節。而 且,這種非理性狀態持續下去,會形成惡性循環的後果——生活成本會越來越高,政府的社會負擔會越來越重,最終迫不得已,放任社會“自謀出路 ”,那麼就會嚴重威脅社會和諧,從而形成巨大的政治和經濟危機,這是誰也不希望看到的結果!但最大可能性還是今後中國大部分人會面臨更加嚴 峻的“未富先老”的局面!三是我們不能迴避中國經濟今天所面臨的非常嚴重的貧富分化問題。富人群體雖然是少數,但掌控着中國大量的財富資產 。而且他們財富增長的機會比起上面兩層群體要多得多。同時他們又有旺盛的消費願望和投資能力,只是今天在國內無法完全實現他們所渴望的消費 方式而已。這裡有我們廠商產品的定位問題,有我們自身品牌不過硬的問題,也有我們產品的誠信和後續服務不到位的問題,當然富人們有些消費意 願雖然能夠實現,也能產生可觀的經濟拉動效應,比如高檔的住宅樓,但這種消費可能會帶來八成中低收入的生活成本增加的問題!解決不好後者的 問題,不僅是富人消費帶動的內需不可持續,而且會破壞社會和諧的基礎。因此,尋找沒有負面影響的刺激富人消費的模式是中國目前這種特有的經 濟結構下必須接受的一個重大挑戰。它比單純地向富人徵收高額的稅收,比如開啟遺產稅(產權沒有明晰的情況下很難操作)效果會更快些,畢竟很 多富人在原始積累過程中也付出了艱苦的努力。正是其中一批批當初的企業家的努力才推動了中國經濟不斷向前發展。於是,提供富人想消費的東西 而又不會增加其他人的麻煩,是中國新增就業機會和可持續發展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講,上海迪士尼樂園的建設(中央經濟工作會 議也強調了發展文化產業滿足人們對精神生活的高要求和高嚮往)也許提供了解決富人消費模式的一個很好的範本(實際上也是一個增加中低收入階 層所得和就業機會所帶來的良性的收入再分配的過程)。 從供給面上看,阻礙中國產業結構按照國內市場需求成功轉型的因素也主要有三大方面:一是產權明晰程度較低,由此帶來的影響,尤其是在物流、 售後服務、消費意識、誠信文化和公平競爭程度等方面所反映出來的商業環境,和歐美成熟市場相比相差太遠,所以,即使國內存在潛在的消費市場 ,但消費者和廠家都會感到“不安心”,顯性和隱形的交易成本很大,而這些狀態的扭轉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我們加快體制改革、制度建設和體系 優化的步伐。二是專利保護的環境和創新文化嚴重缺失。今天優秀大學生主動去創新立業,會遭到擔心孩子生活穩定的“好心”家長們和親戚好友的 激烈阻撓。而且,由於專利保護的制度還沒有成熟,扶持創新的金融環境也還剛剛起步,所以,我們既沒有像美國那樣的以市場為基礎的一次創新活 動,也沒有像日韓那樣根植於企業內部的大規模的二次創新活動。相反,加工貿易的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上卻反而能表現我們自己當前所向披靡的人 口紅利優勢。三是人才流動(甚至更廣泛的勞動力流動)的成本較高,無論是(同等國民)待遇問題,還是工作機會問題,無論是教育質量(也包括 社會倫理)問題,還是生活環境成本的問題,都會影響到企業自發的融入產業結構調整的活動中。而過度依賴政府去推動的產業結構調整,尤其是執 政部門如果不注意方式很可能會帶來更多負面的外部性。比如,重複建設、形象工程、腐敗賄賂、國進民退、惡性競爭等問題就會不斷冒出。雖然中 央經濟工作會議對這些問題都給予了足夠的重視,但是拿出具體的有效解決方案可能還需要時間。 由於我們自身的發展階段的限制和改革不到位,讓我們內生決定的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肩負的成本開始變得越來越大,如何保持發展來改變上述 結構性的問題,就顯得越來越重要了。可是,那些周期性失衡狀態下看似有效果的調整手段拿過來解決今天中國結構性的問題,不僅是用錯了藥,而 且副作用會很大。就拿我們自身的外匯占款這個結構性問題來說,在保持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的前提下(下面會論述,這是中國經濟結構所決定的) ,外匯儲備的急劇增加表現為人民幣的需求空前旺盛,為了保持貨幣供需平衡以求得人民幣的穩定,央行不得不被動的放出本幣,即增加貨幣供給, 但為了防止由此加劇的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又不得不讓央行抽緊國內的銀根,這樣一來中國自身經濟建設所需要的正常資金就會受到很大的制約。 另一方面,伴隨全球經濟復甦進程的美元疲軟現象對實際上盯住美元的人民幣匯率制度無形之間施加了不可低估的增值壓力。再加上一些歐美企業的 利益集團通過不斷升級的貿易摩擦也反覆對中國施加調整人民幣匯率的壓力,一時間市場對人民幣增值的預期越來越強,大量的熱錢也通過各種渠道 在不斷地流進中國,而使外匯占款問題變得更加嚴重。但這一結構性問題是否能通過人民幣增值來加以緩解呢?回答是否。因為中國目前資本項下的 自由兌換是管制着得,而中國資本市場、銀行體系又發展得很不完善,就像東南亞90年代資本市場開放的時候那樣,所以,隨着現在中國對外開放的 程度不斷加大,外國資本會大量湧入國內,來利用由此引起的人民幣及其人民幣資產的泡沫尋找到無風險的“套利”機會;另一方面,雖然靠人民幣 的增值,提高了國民的購買力,帶來了消費和投資的“熱潮”,但是,如果這種行為沒有伴隨中國經濟的實際增長,那麼,這種非理性的“繁榮”, 暫時有可能會改善中國與歐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會擴大與日韓之間的經常項目的逆差,但從94年墨西哥危機和97年東亞危機的教訓中可以發現,靠 外生的本幣增值所帶來的“貨幣錯覺”和短期資本流入來補償經常項目的逆差(增加消費信用)的做法,以達到改善和維持國際收支平衡的目的,這 對內在經濟結構缺陷較多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是不可持續的。更應該清醒的是,即使流進來的優良資本也是看重中國實體經濟的發展潛力的,但是他們 也絕對不會流入到我們沒有改造好、而且充滿泡沫成分的銀行和企業中。所以,問題的關鍵還是要靠我們自身的發展和改革,只有它們所帶來的經濟 結構變化才會自然而然的緩解“結構性”貿易不平衡的問題(更為準確的表現是消除病態的、沒有“比較優勢”根據的貿易結構失衡問題)。 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多適用於周期性貿易失衡問題的外生政策手段在對內生性的貿易收支不平衡問題上所起到的一定的緩解作用。比如,中國越來 越膨脹的外匯儲備有效使用問題,就對中國經濟發展具有中長期的戰略意義:首先,中國經濟正在為自己可持續的發展進行着重要的結構改革,用外 匯儲備引進高附加價值的產品及其技術,對提升我們自己的研發和創新能力,以實現經濟結構“質”的飛躍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渠道。其次,中國 今天已經成為世界資源型要素市場的需求大國,如何保持一個寬鬆的資源進口環境,不僅決定中國企業盈利水平的好壞,而且甚至影響到中國經濟的 可持續發展和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政治和經濟地位。第三,外匯儲備急速的膨脹,給中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有節奏的匯改和利率市場化)和對外依存 的經濟結構的調整,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因此,抓住合適的時機擴大對外投資或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援助也是中國為維護世界經濟發展的穩定和 建立中國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良好外部環境所應肩負的“大國”責任。第四,中國外匯儲備資產組合的合理配置,也要求我們不僅多持有流動性好安全 的美國國債,同時也要求我們能夠配置到有利於中國經濟發展和世界經濟穩定的實業投資和技術產品進口的開支上。 雖然這場危機確實讓全球對美國 國債投資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懷疑,但是在危機前美國也確實從全世界商品(出口)美元和石油(出口)美元的回流中,獲得了最低成本的美元資金, 而使他們能夠利用自己金融投資的“比較優勢”賺取了豐厚的海外收益,從這個意義上講,貿易逆差(低成本輸出美元)和資本流入(低成本借入美 元)的搭配對美國來講可能是一個“最優”的戰略!根本談不上美國的損失和對世界的巨大貢獻!總之,外匯儲備的利用本身不能直接改變中國內生 的經濟結構問題,過大的評價它的作用或者不着邊際地提出“向社會發放”的建議,都會導致我們產生很多“自己變得非常富裕”的誤解,從而產生 濫用中國勞動大軍所辛苦創造的寶貴財富的不良後果。(待續) 四、世界經濟再平衡不能破壞國際貿易所產生的財富創造和利益雙贏的局面 1. 美國引導的貿易摩擦的理由缺乏經濟理論依據和歷史數據的考證 2. 加強金融監管和探索新的增長之路比貿易保護主義更為科學 3. 解決美國結構性失衡的建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4. 廣泛國際對話和針對“市場失敗”問題上的共同合作要比雙邊“貿易戰”更能解決問題(理想與現實“衝突”的調和;國際貿易利益分配的 扭曲問題,美元信用本位貨幣體系的缺陷緩解) 五、主要結論和政策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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