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新的麻煩

  如果吉姆.克萊默的脾氣不像小孩子那樣陰晴不定，要討厭他還真是不容易。
  熱情和慷慨是他性格中的閃光點，當這些品質表現出來時，劍拔弩張的氣氛就會神奇地煙消雲散，變得其樂融融。起初我不理解他那種突兀的情緒轉變，最後摸到他脾氣之後，更多的則是理解，而不是怨恨。
   某一個交易日，我們正積極地在商業板塊殺進殺出，穩步積累利潤。我不能確切說出我們倉位的平均成本，但可以感覺到，隨着市場進入快速下跌通道，交易席位上的氣氛緊張起來。
   “你好，托德.哈里森在嗎？”電話那頭有個聲音說道。
   短暫的交談帶來一個壞消息。電話是夏威夷毛伊島監獄(Maui Correctional Facility)打來的，我爸爸惹了大麻煩。
   我陷在椅子裡，聽着一個陌生人說話，得知自己的父親成了流浪漢，吸毒，現在被關在監獄的單人囚室里。我已經十年沒跟父親說過話了。
   十年。很顯然，十年間我的生活發生了很多變化，他也是。
   作為一個大型交易部門的首席交易員，我思維敏銳，能迅速做出決策，不受個人情緒的干擾。但在2000年的那一天，我突然對身邊閃爍着的市場報價視若無睹。
   吉姆立馬覺得有什麼事不對勁，示意我進他身後的辦公室。
   我走進玻璃隔間，坐在他辦公桌對面的沙發上。傑夫跟着走進來，問我出了什麼事。我把情況說了，至少是我所了解的情況。吉姆留神聽着，立刻出了主意。
   “去毛伊島一趟，”吉姆說，“照顧好該照顧的人。”
   那個時刻我永生難忘。金融市場動盪不安，我們疲於奔命，而工作最狂熱的一個人居然催我去夏威夷。等我咂摸過味兒來，他已經在幫我打電話了。
   吉姆聯繫了一個在夏威夷有熟人的基金投資者。到下班的時候，我已經約好毛伊島最有名的一名律師，訂好了飛機票。
   現在唯一要做的就是面對父親，跟自己做鬥爭。

四十二、彩虹背面

   我不想一個人去，於是叫上哥哥同行。兩天后，我和亞當(Adam)抵達毛伊島，直接前往律師事務所。
   我們倆都對父親不抱什麼指望，但還是覺得應該做點什麼。畢竟，他是我們的爸爸，我們是他最後的依靠。
   律師介紹了情況。我們的父親流浪多年，在街上行乞，每到一個地方，最後都變得不受歡迎。他曾因假冒警察被捕，又在獄中襲擊一名獄警，那個獄警把他痛打了一頓，並把他關了禁閉。
   我們得知，父親為表示抗議，在單人囚室的 上塗滿了自己的鮮血。當時這聽起來很離奇，現在想起來還是一樣。
   第二天早上，我們坐在毛伊島法院裡等待父親被提訊。法官開庭後，法警把一連串被告帶了進來。
   我找不到自己的父親。橘黃色的囚服千篇一律，把他們串在一起的鐵鏈讓我心神不寧。我掃視了兩遍，最後把目光聚焦在隊伍中間一個枯瘦憔悴的男人身上，他鬍子拉扎，刺着紋身。
   他目光空洞的眼睛向我看來，我再次見到了曾經熟悉的那個人─那個遺棄我們全家的人，那個曾經開着一輛法拉利呼嘯而來的人，那個到夏威夷尋找天堂的人。而現在，他身無分文，一敗塗地。
   那個星期，我和亞當開車轉遍了毛伊島，去父親呆過的地方看看。我們發現，在天堂的角落裡，日子是那麼艱難。
   他過的是一段債務纏身、絕望無助和遭人唾棄的生活，而且似乎永遠看不到頭。
   父親加入了一個邪教組織，把一輩子的積蓄捐獻出來。被邪教趕出來後，他在島上流浪，靠乞討度日。他走進度假村，假裝參加那裡舉辦的會議，只求能喝上一杯熱咖啡，吃上一個麵包卷。他讓自己養的一條黃毛獵犬布巴(Bubba)去海里撿鵝卵石，從遊客那裡換來幾個零錢。
   我們開車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就像被困在迷宮裡的兩隻老鼠，不知道下一刻會發現什麼。父親背了好幾千美元的債務，還欠下不少人情，很多人指望我們能幫他了結。我們還發現，他是個病人，多年來一直患有躁鬱症，但沒人注意到，也沒人給他治療。
   尤其是最後這一點，讓我感覺心如刀絞。
   他是個病人。
   在毛伊島的最後一天，我和亞當去監獄看望父親。他含着淚，為自己所做的一切和沒有做到的一切向我們道歉。我不禁回憶起自己過生日時，在電話機旁邊苦等爸爸電話的情景。那一周，我經歷了情緒的劇烈波動，那些我以為結痂的創傷，再次流出了鮮血。
   我們坐在他囚室里，他整個人都崩潰了，說自己再也沒有活下去的目標。我哥哥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照片，上面是他的兩個孩子，也就是我的侄子和侄女。哥哥把照片交給父親。“這就是你活下去的目標。”他說。這個表態讓我意外。
    “是的，爸爸。”我把話頭接過去，“只要你告別過去，我會幫你重新開始，幫你還債，找一間房子…讓你和自己的孫子孫女見面。”
    我眼角的餘光發現獄警在看這邊，而且也希望他們聽到這些交談。也許當他們知道這個囚犯是個父親和祖父時，動手打他前能夠三思而後行。
   我永遠忘不了離別時他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活得輕鬆點，兒子，人有旦夕禍福，要學會多享受生活。”
   我向他保證，自己一年後會來看他，讓一切從頭開始。這時，我心頭湧上一股奇怪的感情，似乎有個結解開了。
   他是個病人，我在心裡再次對自己說。
   但這不是我的錯。

四十三、原來如此

   在我的生命中，有這樣一個男人。一方面，他情緒極端波動，一會兒沮喪得徹底絕望，一會兒狂躁得歇斯底里；另一方面，我有個患躁鬱症的父親，因為不看醫生自己瞎吃藥，病情越來越重。
   我跟吉姆討論父親的診斷結果，他告訴我一個令人吃驚的消息。吉姆.克萊默才華橫溢，擁有過目不忘的記憶力和極強吸收信息的能力，但他也患有類似的病症。吉姆向我保證，這種疾病通過正確的用藥可以有所緩解，並提供了一些建議。至此，我才明白吉姆的情緒為何如此大起大落。
    吉姆和我父親過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但有一樣共同的東西將他們聯繫起來，也就是我。也許我們早該發現吉姆患有躁鬱症，但誰會往那方面想呢？天才與瘋子之間的區別，只在於你的主觀立場。
   我不再因吉姆的脾氣而生氣沮喪。事實上，經過父親這件事，再加上吉姆從中給予的熱心幫助，我對這個每日共舞的人油然而生了一種全新的尊重。我們倆以一種難以描述的紐帶聯繫在一起，我理解他，我覺得他也理解我。
   我還意識到，和父親的情況一樣，吉姆的情緒波動往往並不針對任何人。作為他的朋友，我希望他快樂健康。作為和他共同管理四億美元資金的合伙人，我們繼續為損益表上的每一塊錢利潤浴血奮戰。
   在吉姆的喜怒無常中，2000年就這樣過去了。情緒波動總會帶來損失，不管是有形的還是無形的。每天都像是在下一局棋，我們知道彼此的脾氣，幾乎從不錯過任何讓對方難受的機會。我也承認，雖然自己對吉姆多了一份理解，但有時也會被他那些似乎很隨意的決策搞得非常惱火。
   談到我們倆的關係，似乎有兩部電影在同時播放。一個是網上的針鋒相對，一大群忠實讀者在看我們倆意見相左的投資觀點，從而給TheStreet.com.帶來巨大的訪問量。一個是在公司內部，我們肩並肩共同賺錢，每天上演着一幕永不間斷的肥皂劇。
   我們基金的表現高於主流，並越來越好，投資回報率平均水平20%以上，超越基準40%。不過，成功的背後也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因為我們渴望保持領先地位，永遠都不滿足於現有的成績。
   在內心深處，我提醒自己一個隱約但又非常重要的事實。除非及時兌現收益，否則一切都是紙上富貴。直到吉姆在工資支票上簽字前，我還拿不到利潤分成，
   有過在摩根斯坦利和Galleon的經歷後，我已經變得非常現實。

四十四、股市肥皂劇

   2000年下半年，Cramer Berkowitz對沖基金的表現依然出眾，吉姆.克萊默問我能不能陪他去參加TheStreet.com的會議，晚上再跟金.哈克曼(Gene Hackman)一起吃飯。
   金.哈克曼是我最喜歡的男演員之一，很期待能和他共進晚餐。我告訴吉姆，只要不讓我在會上演講就行。寫東西是一回事，但在幾千人面前講話是另一回事，我可不感興趣。吉姆答應了，於是我很高興地陪他前往。
   紐約萬豪世貿中心酒店(Marriott World Trade Center)人頭攢動，我從沒見過這種場面。雞尾酒會期間，投資者把吉姆圍個水泄不通，請他幫忙選股。我把胸卡放在口袋裡，希望不會引起別人的注意。
   吉姆做了主題發言，聽眾們瘋狂地在筆記本上記錄着上市公司代碼。我看着吉姆讓自己成為全場的焦點，他很棒，我對自己說，是個營銷大師。
   演講之後是問答環節，有人提出一個關於期權定價的問題。
   “嗯，”他說，“我能回答這個問題，但現場還有一個人，期權交易做得比誰都好。你們都知道我的首席交易員‘曲奇餅’托德.哈里森吧？為什麼不讓他來回答這個問題呢？怎麼樣，托德？”
   有幾個人帶頭鼓起掌來，我覺得自己的胃都要痙攣了。很快，全場都站起來鼓掌，我別無選擇，再也當不成隱形人，只能慢慢走上台，回答了好幾個問題，才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會議結束後，我急着想去上廁所，但很快就意識到這不太容易。短短幾分鐘內，我就被人群包圍起來，身邊有八九個人緊緊圍着，把我弄得就像靶子上的靶心一樣。
   “你覺得思科怎麼樣？”
   “你最看空哪只金融股？”
   “年底標普500會收在什麼點位？”
   我被搞得暈頭轉向，還沒來得及消化一個問題，第二個就接踵而至，而我還急着要去上廁所。
   我從人們的肩頭望出去，看到金.哈克曼在看手錶。一個獲得兩屆奧斯卡獎的演員孤零零地站在一邊，而一個首席交易員卻像影星一樣被圍得水泄不通，這裡頭一定有什麼東西很不對頭，看來這場股市肥皂劇不會有什麼太好的結局。

四十五、靈光閃現

   這一年的11月底，吉姆的合伙人傑夫.伯科威茲(Jeff Berkowitz)去參加第一波士頓舉辦的會議，跟我們溝通了一個很重要的市場觀點。經過10年的友誼和11個月抱成一團的合作關係，我們倆已經達到心意相通的程度。他用不着跟我說得很清楚，我就能把他內心的交易想法執行到位。
   這是一種美妙的感覺，他的分析推理能力與我的交易直覺結合得天衣無縫。我們是任何一個對沖基金都夢寐以求的那種完美組合。
   傑夫站在會場外頭的走廊里跟我打電話，說他現在看空微軟公司。我剛好在和德意志銀行聯繫，他們有個客戶持有大量的微軟普通股，我正想找機會做空一下“軟件先生”(Mr. Softee)，傑夫的電話來得恰到好處。
   砰！我們賣空“250手”(25萬股)，微軟股價下跌1美元。
   呼！看跌期權交易像水一樣在我們已經盈利的組合中流進流出。
   噗！微軟首席財務官約翰.康納斯的臉部又痙攣一下，我們又賣空幾十萬股。
  還沒等到午飯時間，我們在“軟件先生”身上就已經賺了將近300萬美元。
   當天，我們在Cramer Berkowitz公司空曠的大廳內舉辦了一場賺錢慶祝會。此時，我們賣空的不只是微軟公司，而是擺出全面作戰的架勢，將多頭倉位清空，賣空整個技術板塊。我們和眾多券商進行了那麼多的交易，我的團隊幾乎都沒時間在系統內輸入交易倉位。
   這就是所謂的順風順水，我們的損益表從300萬美元的盈利上升到400萬，然後是500萬美元。
   隨着閉市的臨近，我感到一種巨大的滿足感。我們的目標就是成為贏家，並展現出了任何一個偉大的交易機構所特有的那種投資紀律和水準。要不是交易清單裡埋藏着一個小小的地雷，這簡直就是一個完美的交易日。
   你看，在好幾個盈利達到七位數的空頭倉位中，有一個2萬股賣空計算機存儲公司Brocade的單子。這是當時表現最好的股票之一，也是最受吉姆青睞的，我還從沒在交易清單上看見他賣出過Brocade。
   閉市鐘聲敲響後，Brocade公布了一個歌舞昇平的季報，技術板塊的大廈將傾，但這份業績可謂無懈可擊。不幸的是，公司股價已經遠超每股100美元，好消息早就在價格中反映出來。
   一眨眼的功夫，Brocade的股價下跌5美元；嘆一口氣的功夫，又下跌10美元。
   每到一個下跌平台，吉姆都吃進更多的Brocade；而每一次股價收低，空方的維蘇威火山都噴發得愈加猛烈。我試着安撫一下吉姆，提醒他我們的空頭倉位盈利巨大。
   “沒關係，兄弟。”我說，“我們今天賺翻了。”
   但吉姆根本不聽。他唾沫橫飛地咒罵，把電話和鍵盤在桌上摔得啪啪響。我以前見識過這種場面，並不想看重播。
   我站起來，拿起上衣走出辦公室。在等電梯的時候，我聽見有東西砸在門上的聲音。我下了決心，只要克萊默還在辦公室，今天我就不回去了。
   吉姆打電話給傑夫抱怨，說我不關心公司的基金。過了一會兒，傑夫給我打電話，我們倆長談了一次。

四十六、勝利撤退

   在Cramer Berkowitz工作就像活在一場真人秀里，其荒誕離奇之處，假如不是親身經歷，根本想象不出來。我只希望誰有先見之明，能預先把它拍下來。
   吉姆把越來越多的精力放在媒體上，頻頻在TheStreet.com和CNBC電視節目中亮相。對此我沒啥意見─反正距離拿大筆獎金的日子越來越近了。回過頭來看，吉姆同時處理那麼多事情的能力令人讚嘆；但在當時，我覺得他有些分心。
   一天，吉姆正靠在椅子上打電話，話筒緊緊貼在耳朵上。我隔着桌子沖他喊，提醒他當前的交易操作與市場走勢唱反調。他看到我想引起他的注意力，於是沖我做了個翹大拇指的手勢，然後把手掩在話筒上，說：“我喜歡這公司─買吧！”
   當我告訴他，我們正在積極賣空這隻股票時，他又點頭認可，給我打手勢，彷佛在說：“賣，賣，賣！”
   我不打算談更多這種工作上的往來細節。但隨着2000年底的臨近，我很想劃上一個圓滿的句號，給投資者結算回報，讓自己拿到獎金。吉姆是一列活生生、會喘氣的過山車，而我急於從車上下來。
   隨着年末指日可待，我們做出一個集體決策，減少交易，坐在高高的錢堆上，等着一年的結束。這是一個審慎的決策，我們把組合風險降至最低，並達成共識，只交易那些最好的市場機會。
   傑夫、馬特•雅各布斯和我似乎很快就掌握了這一理念，但我很快就發現，教一隻老狗新招數是很難的。

四十七、分道揚鑣

   Cramer Berkowitz對沖基金的投資流程是長期固定的。我們每天都討論幾次組合的交易明細，調整風險倉位。無論市場好壞，這一投資紀律讓我們得以安全度過金融世界的腥風血雨。在瞬息萬變的市場過山車中，這是讓一群容易分心的組合經理保持協同作戰的最佳途徑。
   我們新建立的風險管理系統發現一些有趣的東西。當我們查看初步的交易明細時，發現一些我們不知情的神秘交易頭寸。
   吉姆堅持說，這些交易是有消息來源的。傑夫和我暗自發笑，通過即時通訊軟件聊天，猜這個所謂的“消息來源”是誰。
   是成吉思汗(Genghis Khan)？
   還是林肯總統(Abe Lincoln)？
   會不會是棒球手泰•柯布(Ty Cobb)？
   這種事情有點可笑，也有點悲哀，但沒關係。我們坐在一輛盈利四個億美元的坦克里，這些頭寸就像是橡皮子彈一樣，無聲無息地就被相對較厚的利潤盔甲給彈開了。
   與和吉姆相處的矛盾心情相比，我對公司的未來沒有懷疑。傑夫、馬特和我已形成一個全明星陣容的鐵三角；我和吉姆共事不過一年時間，雖然我真的很關心他，但我再也不想站在他情緒的對立面上。
   此外，我祖父的健康開始出現問題，這是我不得不接受的悲哀現實。也許有點自私─也許有點貪婪─我開始在心裡盤算，如果不把吉姆的業績考慮在內，我能多賺多少錢。
    這種想法一旦萌生，就揮之不去。我跟傑夫和馬特談了自己的想法，打算到年底就離開公司。
   我不想稱之為政變，但公司的陣營確實出現了分化。我們的即時聊天工具閃動得更快，外面打來的電話更頻繁。是的，在我們承擔無謂的投資風險，在閒扯中等待年底的到來時，有些東西正在醞釀之中。
   在頭腦受到情緒衝動的影響之時，Cramer Berkowitz對沖基金迎來一個命中注定的日子，這一天將永遠改變我們的生活。

四十八、新轉機

     2000年底的一天，吉姆.克拉默和傑夫.伯科威茨在吉姆的辦公室里私下交談，沒人知道他們在說什麼，而我在外頭透過玻璃看着，覺得時間彷佛停止了下來。
   那次，吉姆為自己在Brocade股票上的失利大發雷霆，砸壞電腦鍵盤，我走出辦公室後又拿東西扔到門上。此後，我和傑夫開誠布公地談了次心，告訴他如果吉姆還留在這裡，那明年我就不在公司幹了。
   傑夫並不感到意外──從三季度末開始，情況就已經很明確了──但這是我第一次公開表明自己的態度。“我去跟他談談。”他當時說，“你把心放在肚子裡，明天還要好好干。”
   傑夫是個好人，一生都以身作則。他和吉姆打交道的經驗，比我們加起來都要多--九年艱苦的溝通之旅，還要不動聲色地滿足吉姆的明星情結。
   在華爾街，忠誠是一種稀有品質。傑夫就有這一品質。我下意識里知道這一點。我坐在那裡，等待吉姆的辦公室里能傳來好消息。
   門一下子被打開了，吉姆大步走進交易室。一開始，我說不清他是憤怒還是高興，因為他的這兩種情緒別人很難區分開來。他走到主交易席位，大家一下子安靜下來。
   就是現在，我想，決定命運的時刻到了。
   “我做出了決定，”吉姆說，嘴角有點往上翹，“今年年底我將宣布退休，把公司交給傑夫。”
   我和傑夫的眼神交匯到一起，事情開始變得清晰起來。真是個聰明人，我心裡想，但這也很正常，畢竟那個關于吉姆開車撞人的比喻是傑夫教給我的。
   我估計傑夫提出，他希望從吉姆的身後走向前台，成為公司的掌舵人；但不清楚我在傑夫的決定中起了多大的作用，或者吉姆的反應有沒有考慮到我的因素。不過，這一切並不重要。
   就像交易一樣，最重要的是目的有沒有達到。

四十九、期待和現實

    我們在內部討論這一變動時，都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大家的情緒都很好，開玩笑說吉姆一定能青史留名。
   “冰球皇帝”格雷茨基(Gretzky)，傳奇四分衛艾爾維(Elway)，籃球明星喬丹(Jordan)─還有吉姆.克拉默。
   吉姆能言善道，知道憑藉自己的投資資歷，他能成功進入媒體行業。他公開宣稱自己想多陪陪家人，大家也都以為是這麼回事。他高興，我們也高興，可謂皆大歡喜。
   但歡欣鼓舞過後，問題隨之而來。如果吉姆退出，那他的那份獎金怎麼算？公司承諾給我一個固定比例的分紅，但考慮到相對的貢獻程度，我覺得自己有理由在利潤大餅中分到更大的一塊。
   在拿了幾年的微薄收入後，我想這次應該能打一個翻身仗了。歷史不能再重演了。
真的嗎？
   2000年的最後一個月，我們停止了交易，坐在36%的盈利成績上，看着華

爾街其他機構損失慘重。我們把大部分時間花在如何把公司控制權交給傑夫

的各種法律問題上，一切進展得很快，但我們還是覺得不夠快。
   我為傑夫感到高興，他投入那麼多，有權成為公司的掌門人。我也為自己感到高興，準備好接任總裁一職，這個位置以前是吉姆把持的。
   這種期待，以及未來兩年能享受到較高固定收入的滿足感，讓我坐下來和傑夫談2000年獎金時覺得胸有成竹。他承諾過讓我放心，我也確實很放心。
   吉姆拿到一筆離職費，作為他在華爾街的最後一筆獎金，而我拿到將近500萬美元，比合同規定的金額多得多。
   Cramer Berkowitz對沖基金的一個新時代開始了，而我終於大大地鬆了口氣。
我終於站到了收款機的內側。

五十、純真年代

   在華爾街，如果你能舒上一口氣，放鬆下來享受自己的好運，這算是很罕見的情形。
   我們就以這種狀態進入了2001年，精神煥發，充滿了新的動力。我們管理的基金贏得機智靈活和誠實守信的聲譽，我們熟悉所有該熟悉的公司，認識所有該認識的人。我在銀行有大筆存款，這是在一個競爭殘酷的行業摸爬滾打所獲得的有形認證。
   我還繼續在TheStreet.com寫專欄文章，享受這一平台給我帶來的樂趣。網站上有一些睿智的思想者，我們相互尊重，成為朋友。
   2001年初的幾個月裡，我的祖父魯比─我最好的朋友和人生導師─在重症病房裡度過了大部分時間。我經常周末去佛羅里達，握住他的手，聆聽他的教誨。對全家來說，這是一段艱難的時期，因為我們就要向家中的一位長者告別，真是快樂時光中的一個很大的遺憾。
   這就是生活，人的歸宿就是死亡。
   我在和廣大讀者交流市場觀點時，談起了祖父的故事。此時我才意識到互聯網的力量，以及寫作所能帶來的情緒宣泄作用。我們收到成千上萬封電子郵件，並在祖父的病榻前為他讀這些來信。每一封來信都是愛的故事，痛失親人的故事，無論是作為兒子、父母，還是兄弟姐妹。
   這是我和讀者建立起彼此忠誠關係的源頭，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既然這些素昧平生的人能幫我的家庭度過如此艱難的一段日子，我當然要擠出時間來寫作，以此回饋他們的深情厚誼。
   我完全進入“交易員兼專欄作者”的雙重身份，但這其中也有一些諷刺意味。我等於是全面接手了吉姆的職責：既作為Cramer Berkowitz公司的總裁，又是TheStreet.com交易專欄的作者。
   我和吉姆的關係十分微妙，生意和金錢上的來往成為我們之間的一種緩衝。吉姆對我們的投資者具有影響力，因為他自己就有一大筆錢放在由我、傑夫和馬特來共同管理的基金裡頭；此外，他也在TheStreet.com發表市場觀點。雖然我們之間一直有些緊張，但還是有必要讓對方開心，因此形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平衡，把遊戲玩下去。
   2001年3月，美國腦癱聯合協會(United Cerebral Palsy)授予我一項傑出成就獎，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被選中，但很高興能為這樣一個有意義的事情吸引參與者。在朋友的幫助下，我們請到了Run-DMC樂隊在慈善晚會上表演助興。我向華爾街的生意網絡─就是那些我們支付交易佣金的人─介紹這次活動，很快就把票全部賣了出去。
   我有種預感，魯比即將不久於人世，幾乎都想放棄頒獎典禮去陪他；但在家人的堅持下，我還是留了下來，去領了獎。吉姆走上頒獎台，稱讚我是華爾街最好的交易員，以及TheStreet.com網站上最好的專欄作者。
   這就是吉姆─要麼全盤肯定，要麼全盤否定。我不同意他的評價，而且這些話令我慚愧。我沖吉姆微笑，表示感謝。雖然我們在工作上關繫緊張，但我真的很在乎這個人。
   結果，吉姆的這次演講成為我們倆私人關係的最高峰。

五十一、告別親人

   魯比.派克於2001年4月21日與世長辭，讓我無比痛心。基金比上一年底又有了更好的表現，但痛失親人者會告訴你，一旦自己所愛的人告別人世，你很快就會對事物有一個全新的認識。
   這是我生命中一段沉浸於內心世界的時光，自己長大了，變得更加成熟。我把祖父的臨終遺言製成視頻，在腦癱聯合協會的慈善晚會上播放，他最後的話是：“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教了他很多東西，但我絕對希望他學到了不少。”
   他確實教了我很多，而我也確實學會了不少。
   我的悲哀在TheStreet.com專欄文章的字裡行間顯現出來，編輯很有同情心，允許我在悲傷的日子裡宣泄一下自己的心情。不過，他們還是想要關於金融市場的真金實銀的觀點，情緒的東西只能適可而止。編輯團隊對我文章的關注程度開始加大，在發表前都要做一些修改。
   我從沒說過自己是個好作者，但我寫的東西都發自內心，不說假話。有時候，一字一句的改變可能會影響整篇文章的核心思想。編輯向我解釋正確的語法應用，但我堅持自己的風格。
   我的風格很簡單─用平白明了、讀者耳熟能詳的概念來解釋複雜的金融信息，並用富有樂感的語句表達出來。
   我的電子郵箱每天都接到數百封讀者來信，很多都是關於金融市場的，但令人驚奇的是，還有不少來信的內容根本和市場交易無關。這讓我感到，讀者群體的構成是如此的多樣化，但仔細一想，這也很正常。
   他們不是有些人性的市場交易員，而是碰巧做了交易員的人類。

 “呼呼”和“噓噓”
  我開始用打趣的手法描述股市的兩大趨勢─“呼呼”(Hoofy)代表牛市，“噓噓”(Boo)代表熊市─同時從兩方面來闡述交易操作。無論市場趨勢如何，牛和熊的觀點總是各有道理，而最終的分曉在第二天早上的報紙上見。我帶着這種心態來寫專欄文章，不同觀點的分歧正是看清市場真諦的不二法門。
   不久，讀者開始問我“呼呼”在幹什麼，“噓噓”在怎麼想，他們給股市賦予性格，形成獨特的視角。這種說法深入人心，大家都很喜歡。我不禁在想，那個發明牛市和熊市說法的人怎麼不出來宣揚一下自己。
   TheStreet.com向我支付稿費，但與從事交易工作的報酬相比，簡直不值一提。寫作不是為了賺錢，而是一種思想的淨化。我們之間沒有簽署合同，因為我不想讓網站擁有對“呼呼”和“噓噓”這種詞語的知識產權。結果，這是我一生做過的最明智的決定。
   在這一點上，他們並不想強求。畢竟，我是他們的搖錢樹，一個在市場戰壕里摸爬滾打的人，寫的東西能吸引大量讀者。我不停地寫文章，探索網絡泡沫背後的奧妙，記錄自己的交易行為，展示給全世界看。如果說股市是個賭場的話，我們覺得自己就是拿着篩子長期坐莊的人。
   TheStreet.com很高興，基金的投資者很高興，因為回報率再次達到兩位數的水平，我也很高興，雖然心裡有點空蕩蕩的。賺錢是件美妙的事情，稍稍分散了我失去祖父的痛苦，但並不能填補祖父離開後內心的空白。
網絡股的走勢捉摸不定，人們的貪婪有所收斂，而我依然維持着自己的雙重身份。
   生活是美好的，至少我這麼認為，因為財富給我帶來了很多可玩的東西。我不再整天坐在交易屏幕前面任憑時光流逝，我要和朋友們共進晚餐，有充足的時間找個新娘，還希望能放鬆多久就放鬆多久。
   人們說，許願的時候要當心。我從不理解這句話的深刻含義，直到自己的願望成真。

五十二、夏日狂歡

   閱歷多了以後，我才意識到好玩和快樂是兩碼事；而在2001年夏天，我並不理解這兩者的區別。
   除了魯比的去世，我的生活從沒這麼好過。當華爾街的其他人還在為生計掙扎時，我們在大賺特賺，過着奢華的生活。我從沒想過自己是那樣的人──坐着加長轎車，出入豪華餐廳和夜總會，吃一頓晚餐就花上一大筆錢。
   事後看來，我就是那樣一個人。
   我還沉浸在失去祖父的悲痛中，但還是跟朋友利奧奈爾(Lionel)去漢普頓找一個消夏的房子租。我隨手買了一輛寶馬汽車，根本沒怎麼看價簽。我們開車疾馳向東，車裡飄蕩着U2樂隊轟鳴的音樂。
   我們看了幾處房子，但都不是很滿意，正打算空手回去，有個地產經紀打來電話，說Sag Harbor有棟房子值得一看。我們掉轉車頭，最後去碰一下運氣；但一開到那裡，我馬上有個感覺，就是它了。
   “我們就管它叫魯比之家(Ruby Ridge)。”我對利奧奈爾說。兩人從車裡出來，開始察看周圍的情況。
   這個地方令人心馳神往。法國設計師菲力普•斯達克(Philip Stark)設計的房子，裡面掛滿現代藝術家利希滕斯坦(Lichtenstein)的照片，有一個冥想塔，一間視聽室，還有一片環繞屋頂的露天陽台，能俯瞰整個薩格港(Sag Harbor)。房子周圍是純淨無瑕的丘陵草地，車庫能容納八輛車，旁邊是一間小平房，有兩個臥室。戶外有個涼亭，可以在這裡用餐，配備壁爐，廚房，還有一個深褐色的游泳池。附近是一個槌球場，還有一片200平方英尺的沙灘，離鎮子很近，走着就可以到。
   這個地方一定得定下來。“七間臥室，”我們中的一個說道，“這個地方真夠大的。”地產經紀說，這棟房子整個夏季的租金是15萬美元。沒等我們回到車裡，租賃合同就已經簽好。我們叫來五六個朋友，把車庫改造成一個名叫“Shagababy”的俱樂部。當有人談起Sag Harbor那裡新開了一家私人俱樂部時，我們幾個露出了會心的微笑。
   任何時候，魯比之家都有一百個人在裡頭玩耍。我們開各種派對，我的生日派對和慶祝夏末時，來了400個人，這一盛事至今為人傳頌。那個夏天，我們尋歡作樂，過着電影裡才會有的生活，簡直就是一場“股市之巔”的狂歡節。
   作為一個把握市場脈搏和走向的交易員，我理應看到什麼在等着我們。勞動節(Labor Day)的那個周末，我去了一趟夏威夷，履行我對父親的承諾。
   從此，紐約不再是原來的那個紐約。

五十三、2001年9月11日

   九月一個美麗、清爽的早晨，我從手中的《華爾街日報》抬頭眺望紐約東河(East River)上的日出。這是一個寧靜祥和的時刻，我停頓下來，欣賞美麗的大自然，並反思自己走過的生命旅途。
   這是我在2001年9月11日那天的最初感受，當陽光照到曼哈頓時，地平線輪廓是如此的層次分明。
   我們的對沖基金不看好宏觀經濟走勢，但在911那天來臨之前，持有的是反趨勢的多頭頭寸。我們坐到交易席位上，喝下第二杯咖啡。諾基亞公司(Nokia Corp.)公告了季度的盈利預減，但股價還是飆升了5%。
   這是一個典型的跡象，表明前期市場處於超賣狀態，現在交易員頭寸不足，正忙着補倉。我們加重籌碼，瘋狂買入史坦普500指數(SPDR S&P 500) 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TF)，以及納斯達克100指數ETF基金(PowerShares QQQ)─基本上就是賭市場會整體走高。我們把尖刀插入空頭派的肚子，他們早就不受歡迎了。
   第一次撞擊時，辦公室的 壁都震動了。我掃視一下交易席位，問：“這是怎麼回事？”
   有人在喊：“世貿中心着火了！”我們轉頭看去，只見火光沖天，黑煙滾滾，與湛藍的天空形成鮮明的對比。
   我們在福爾頓街40號，離世貿中心僅有幾個街區遠；辦公室在24層，視野開闊。此時，主流媒體還沒來得及進行報導，這讓我們在親眼目睹事件發生的過程時，感到尤為困惑。
   我回過身來，在TheStreet.com寫下上午8點47分的一段評論。“世貿中心有炸彈爆炸，願上帝保佑那些無辜的靈魂。”
   標普和納斯達克的指數期貨交易劇烈，每次都跳動10到20個基點。我們賣出手頭持有的一部分指數基金，但當看到報導，說那只是一架小型客機撞上大廈時，又買回了一些。
   這一切就發生短短幾分鐘內。
   我後來才明白為什麼當時無法將目光從世貿大廈移走，那是因為我們的大腦沒有辦法處理接受到的信息。不管如何努力地消化所看到的情景，我們的腦子裡都沒地方可以“歸檔”那種人類手牽手從世貿中心頂層跳下來的畫面。
   那是我至今無法忘懷的畫面，人的身體就像糖果一樣從空中墜落，大廈受損處紙片飄揚，都是從辦公桌里飛出來的。我真希望上帝讓我永遠不要看到這種場面。
   我們擠在窗口，嘴巴張得大大的，有人在一遍又一遍地喃喃自語：“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第二架飛機從大廈後頭出現，再次撞了上去。一切都彷佛在放慢動作一樣，爆炸餘波再次震動我們的大樓，爆炸產生的火球直接向我們衝過來。
   我心想：“這就是我的死法。”我們把員工召集起來，帶他們去樓梯那裡疏散。
   我在自己的座位停了一下，很快寫下一句話“我正在撤離大樓……”，然後發給網站編輯，不知道他們能否收到。

五十四、避難之路

   我們的員工離開辦公樓，向南街海港(South Street Seaport)跑去。我記得自己心裡已經做好最壞的打算，一旦情況不妙，就跳進東河聽天由命了。
   我們聽到有人在說，五角大樓遭到了襲擊。五角大樓？不是說一旦有東西威脅那裡的領空，就會有導彈將其擊落嗎？
   Verizon公司的電話信號交換中心受損，我們手頭沒有手機或黑莓(Blackberry)，沒有理性的聲音來緩解內心的恐慌。我們徹底與世隔絕了。
    我想起在世貿中心上班的朋友，極力抑制住想跑去現場尋找他們的衝動。我心裡很着急，但臉上還是儘量保持鎮定，以安撫受到驚嚇的同事。
   世貿中心的第一棟大廈開始倒塌，吱呀聲很快就變成一片轟鳴。
   無論是所處的位置還是與外界的溝通，我們都像在一座孤島上，很自然地認為這是下一波襲擊的開始。大家變得恐慌起來，四散而逃，沒入成千上萬困惑的人群中。此時，大廈倒塌後掀起的白色濃煙離我們越來越近。
   我不太清楚怎麼跟公司合伙人傑夫•伯克維茲碰到一起的，但我們倆還是會合了，並沿着河邊向羅斯福高速路跑去。我警惕地盯着右側的河流，隨時準備在快跑過程中跳入河中。
   傑夫給一個出租車司機500美元，讓他帶我們出城，而我試圖安慰汽車後座上一位驚慌得快要喘不上氣的婦女。她哭着告訴我，她男朋友在世貿中心的樓層高處上班。我從車後窗看出去，發現雙塔中的一棟已經不見了；此時，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我該怎麼安撫她的痛苦？我們的國家出了什麼事？這發生的一切都是真的嗎？
  我找到了回57街自己家的路，看到便利店門前排起了長隊，人們在搶購瓶裝水、罐頭食品、手電筒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這些我都沒有，但我不在乎。
   我只想找到自己的家人、朋友，和我自己。我需要明白髮生了什麼，構建一個相對的框架，一個能讓我好好想想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的地方。
   半小時後，我媽媽從大門口衝進來，以從未有過的力度緊緊抱住我。在電視報導的畫面中，曼哈頓下城籠罩在濃煙當中，世貿中心附近一片狼藉，橫七豎八的屍體，就像是昨天沒洗的衣服亂扔在臥室地板上一樣。
    朋友們開始聚集到我的公寓來，先是五個，然後十個，後來二十個。這裡遠離災難發生的地方，是亂世中的避難所，困惑中的心靈驛站。

五十五、忠實記錄

   我來到起居室的書桌前，想找一些自己熟悉的東西，干一些平時做的事。
   出於本能，我寫了下面這篇專欄文章，發表在TheStreet.com上。

   世界變天之日     作者：托德.哈里森

    2001年9月11日，美國東部時間晚上8點33分。
    麻木。震驚。憤怒。悲傷。
    我和家人朋友坐在這裡，等待一些可能永遠不會打來的電話。我不由自主地敲打起電腦鍵盤，但不太清楚是為了什麼。
也許這是為了釋放緊鎖在內心深處的巨大悲傷，也許是希望通過宣泄來停止    腦海中的那些畫面…停止身體的顫抖。
    從事件發生到現在，已經過去了十個小時，但那震動整個交易室的“轟隆”聲依然迴蕩在我的耳邊。
    我眼前依然浮現着我們擠到窗口，既震驚又困惑地往外眺望的那一幕，看到人們從第一棟被襲擊的世貿大廈上跳下來，一個接着一個。
    我彷佛還能聽到第二架飛機撞上去時，辦公室里一片“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的叫聲……那團火球向我們衝來的場景，將永遠銘刻在我的內心深處。
    我經常在文章里寫“一切都會過去的”，但今天過後，我將不再是以前的我。也是，這是一種自私的想法；畢竟，成千上萬人都沒有機會讓今天成為他們的記憶。
    每次電話鈴響，我聽見一個害怕已經失去的朋友傳來的聲音，都會喜極而泣。
    每次有人打電話來，說“ 想看看你是否平安”，對我來說都是一種提醒，提醒自己有多幸運，還能在這裡享受友情，記憶和往事。
   我知道你們中有很多人看我的文章來賺錢，但今天晚上，為自己做一件事，讓你愛的人和愛你的人圍繞在你的身邊。
   我認識的一些最富有的人，現在連拿兩枚硬幣彼此摩擦的機會都沒有了，有些人再也見不到他們的孩子、父母和朋友。
   我最大的願望就是，我沒有爽掉與在Cantor Fitz做事的好友一起喝酒的約會。
   當時，我覺得很累，想趕緊回家睡覺，而不是和那個老朋友一起喝幾杯蘋果馬提尼酒。
   兄弟，我現在坐在電話機旁，等着你的電話。
   下回喝酒，我請客。

五十六、重新開始

    即使有過相似的慘痛經歷，每個人對待悲哀的方式也會各不相同。有人選擇徹底離開這一行，享受一種每天不由開市、閉市鐘聲來定位自己的生活；有人結婚，有人離婚，因為死亡的陰霾改變了他們的人生軌跡；有人沉迷於毒品和酒精，希望這種自療方式能讓痛苦變得麻木。
   每個人都盡力去做自己能做的事，以及自己不得不做的事。
   而我則麻木地繼續工作，依靠本能撐過每個小時，每一天。CNN邀請我那個周末上電視做節目，我本來不想出現在公眾面前，但仔細琢磨了這個事件的意義後，決定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大家。
   保持鎮定，別因為情緒波動而做出財務決定，保持耐心。股市重開後的下跌最終將形成一個更好的進入平台，而非撤退出口。
   我到拍攝現場時，腦子裡已有一套成形的想法。我以前上過幾次電視，但覺得這次特別緊張，不是因為要面對全國觀眾，而是因為我的全身心都在盡力消化的一切。我不斷告訴自己，9月11日只是人類歷史中的又一天而已，但在內心深處，我知道這不是真的。
   上節目前，我坐在後台跟參議員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交談，他的鎮定和謙遜令人印象深刻。他看上去很和藹，眼神溫和，彷佛是烏雲密布的天空中穿透出的一縷陽光。這很了不起，非常了不起。
   一個製片人把我帶到天台，他們在這裡拍攝，將曼哈頓下城作為背景。世貿中心倒塌現場的煙霧仍未散去，人體燒焦的腐臭和鋼筋熔化的氣味還在不斷刺激我的嗅覺。
他們在我西裝翻領上裝了一個小麥克風，並開始拍攝的倒計時。最後一秒鐘時，他們告訴我必須臨時插播美國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的緊急聲明。
   “雖然緊急剎車，但至少是給國防部長讓路。”我擠出一個笑容，對製片人說道，希望一些幽默能緩和周圍顯而易見的壓力。沒人應答，沒人說話，沒有任何眼神的接觸。每個人都處于震驚當中，只是機械地做出動作，而沒有真實的情感反應。
   我走路回家，志願者們紛紛湧向還在燃燒的世貿廢墟。我的很多朋友主動獻血，或用精神支持和言語鼓勵為消防員們打氣。我想去世貿中心看看，但一直沒找到路，也許在潛意識中，我還沒有準備好面對新的華爾街。
   就這樣，我把精力投入自己熟悉的東西：市場、我們的對沖基金，還有寫作。
   有人曾經說過：只有大風大浪過後，才能有微波蕩漾。這句話很有道理，但當時的我無從明白：我將經歷一個長期、慘痛和昂貴的教訓，幾乎讓我倒在路邊一蹶不振。

五十七、新的焦點

   911事件發生後，股市關閉了整整一周，這給傑夫、馬特、傑考伯和我一個商量下一步投資策略的機會。我們知道市場將經歷一個重新估值的過程，因為歷史上從沒有過這種先例，既定的格局不再具有適用性。
   “這件事發生前，市場已處於強烈的超賣水平，”我指着各種技術指標對幾個合伙人說，“別人的瘋狂賣出將給精明的買家帶來機會。”
   我對自己交易直覺充滿信心，經歷過股市的起起伏伏，我已經學會信任這種敏銳的本能。重新開市時，我們基金的虧損巨大，我知道損益表第一眼瞧上去會很難看。
   屋漏偏逢連夜雨，辦公室的電話受這次事件的影響信號中斷，我們失去了執行交易策略的指揮部。傑夫在紐約北部的Rye Brook找到一個地方，離紐約有一小時的車程，堵車時可能要三小時。我們在那裡重設了交易室。
   現在，我們沒有八台電腦屏幕，沒有通往券商的直線電話，要用臨時拼湊起來的設備應對整個市場。一切都談不上太好，但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畢竟我們還活着。
   我們幾個談過重新開市後割肉清倉的可能性，即使這樣做，我們當年的收益還有接近10%。
   “百分之十不算差，”我們中有個人說，“投資者會理解的，畢竟發生了這種事情。我們得養精蓄銳，然後再去承擔新的、不同的風險。”
   最後，大家做出決定。“開始戰鬥！”我抓起來福槍，衝進散兵坑，隨時準備射擊。
 
五十八、遭受損失

  第二周，股市重新開始交易，很快就讓我們基金來之不易的利潤少掉了4%。我們連第一筆交易都沒來得及執行，一眨眼的功夫，百分之四的利潤沒了。
   市場打過來的重拳讓我們應接不暇，被搞得傷痕累累。每一個刺拳都很痛，每一個勾拳都意味着七位數的損失。我們用盡一切力量反擊，晚上回到角落休息時，身家性命全都留在了拳擊場內。
   我不想睡覺。一閉上眼睛就會做噩夢，讓我猛然驚醒，回到自己不願接受的現實。一種負疚感開始在我內心滋生開來。
   別人失去了那麼多東西，我還有什麼可煩惱的？為什麼白天我戴上勇敢的面具，對內面對員工，對外面對TheStreet.com的讀者，晚上卻會哭泣不止？要過多久我才能放下這一切，到時候內心的痛苦之火是否會把我整個人全部燒掉？
   我寫文章表達自己的觀點，認為股市經過初期的大跌後會迅速反彈。在Cramer Berkowitz對沖基金，我們也按同樣的思路進行交易，小心選擇股票，根據價格情況逐步建倉。
   歷史驗證了我的觀點，但反彈前的低迷時間卻比我的預期長得多，市場下跌的深度也要大得多。我們基金的收益率回落到只有四五個百分點；我真想給自己狠狠捅上一刀，體驗那種痛苦的感覺，因為覺得自己罪有應得。基金遭受的損失雖然巨大，但跟我內心承受的煎熬相比，就顯得蒼白多了。
   有人曾經對我說過，能量不會憑空創造出來，也不會憑空消亡，只是從一種形式轉化為另一種形式。
   當時我並不知道，這一轉化過程早已開始。

五十九、再次提筆

   經歷了911事件的極端混亂後，我們臨時搬到Rye Brook辦公。這個地方位於一個小型機場附近，每次有私人飛機起飛，引擎的聲浪就會震動這個臨時避難所，大家本能地彎腰低頭，想要找地方躲起來。
   這是一段焦慮而無助的日子。雖然股市大跳水，基金業績直線下跌，但我們不甘心就此認輸。
   我每天、每時每刻都在寫作，同時儘可能穩住公司基金的表現。傑夫從沒對我這種雙重職責說過什麼─一方面，他知道吉姆想讓我寫專欄文章；另一方面，他本人的耐心品質應該也起到了一些作用。
   我不交易的時候，就寫東西；不寫東西的時候，就想着該交易點什麼，或該寫點什麼東西。
   我告訴讀者會和他們共度難關，並把這個雙重角色堅持了好幾個星期，直到自己被工作壓得喘不上氣來。我每天只睡三到四個小時，有時甚至還不到。不過，那段時間我老做噩夢，所以睡得少也不一定是件壞事。
   我對基金投資者擔負着資金的受託責任，這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於是我給TheStreet.com的總編戴夫.莫洛(Dave Morrow)打電話，說想跟他談談。我急需做出轉變。
   “這件事難以啟齒，”我說，“可我再也不能每天寫10到12篇專欄文章了，我答應你還會盡力而為，但每天最多只能寫四五篇。”
   “沒問題，”他用帶着些南方口音的腔調說，“我們理解，能做多少做多少吧，還是很感謝你。”
   我掛上電話，覺得心裡放下一塊大石頭，但又有些內疚。我知道讀者會不高興，於是晚上回家寫了篇真誠懇切的文章，題目是“傳遞火炬”。
   我為TheStreet.com寫了幾百篇文章，但這篇寫得格外情真意切。我花好幾個小時斟酌詞句，反覆推敲，讓文中傳達的訊息更加清晰和明確：讀者朋友，我還在這裡陪你們，但請給我一點時間，允許我把生活、公司和自己恢復到一個相對平衡和穩定的狀態。
   這篇文章傳遞的訊息令人難以接受，但一字一句都伴隨着真誠和信任。我把它發給編輯，並做好心理準備，明天一定會收到如潮水般湧來的電子郵件。然而，這篇文章根本沒有發表。這還是第一次。
   我給戴夫打電話，他告訴我讀者無法再承受另一個損失。“他們已經失去了比爾.米漢(Bill Meehan)。”他說。比爾是我朋友，也是TheStreet.com的專欄作者，在世貿中心北樓上班，不幸死於911襲擊事件。“他們不能再失去你。”

六十、互不讓步

   吉姆在他的第一本書《華爾街癮君子的自白》中寫道，我這個人非常情緒化，但在要賺錢的時候又冷靜得像塊石頭。此時也不例外。雖然有理由做出一些妥協，但我還是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冷靜和強硬。
   我把全身心投入到TheStreet.com上，作為回報，我希望對文章有一些自主權，能就事論事地交流觀點，沒心情跟人玩兜圈子的遊戲。我曾經對編輯們解釋過：“這就是真實的生活─世界就是這個樣子─我希望我 的文章能按原樣發表，讀者有權聽到我的真實聲音。”
   這不僅是出於對讀者的尊重，也是一件正確的事。經歷股市的起起落落後，我和讀者之間建立起一種互信關係，十分看重自己的名譽和說出來的言論。這一年半來，我連上個廁所都要事先發帖子告訴讀者，免得他們在電腦前焦急地等待。
   莫洛不肯讓步，不停地對我說，這篇文章不能發表。我漸漸失去耐心，告訴莫洛他有兩個選擇：要麼把我寫好的東西第一時間發出去，這樣我還會繼續寫專欄文章；要麼就一拍兩散，我馬上就辭職。
   經過激烈的短兵交接，戴夫還是不願退後。我看着屏幕上不斷閃動的報價，心裡在權衡他說的話。
   “戴夫，這跟我的自尊或頁面瀏覽量無關，”我說，“這事關信任，如果我走了，就不會再回來。”
   其實我不想離開，暗自希望他能讓步。但對我來說，現在組合損益以數百萬美元的幅度上下波動，員工焦躁不安，合伙人壓力巨大，而且最近還失去了不少朋友；因此，跟一個編輯扯皮─而且雙方還沒有簽署合同─根本就談不上什麼壓力。
   “你不會辭職的，”他咄咄逼人地說，“你想成為下一個吉姆.克萊默！”
   “不，戴夫，”我一字一句地說，“我只想做托德.哈里森。”
   電話那端沉默了，他也在權衡得失。
   “聽着，托德，”他說，“別做衝動的決定，我知道這幾個星期你的日子不好過。”
   他說得對，但我沒有回答，而是在等他的下文。
   “我們不會發這篇專欄，我是主編，有權做出決定，這就是我的決定。”
   “那我就不幹了，”我不帶任何感情色彩地說道，“祝你好運。”
   他的回答讓我一輩子都忘不了。
  “恭喜你，托德，”他說，“在這個城市，你再也沒有發表文章的機會了。”
   他把電話掛斷，我回過身，對上傑夫的眼神。現在我又成為一名純粹的交易員，有一部分自己在為卸下重擔而感到雀躍。
   我非常清楚，在傑夫的內心深處，他也為此感到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