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起，我到美國波士頓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作訪問學者。在這裡對美國的經濟與社會有了更近距離的觀察。由於衣食住行都與物價相關，因此我大致比較了一下北京與波士頓的物價。當然，波士頓的整體物價水平還是要比北京高出不少。例如波士頓的地鐵價格是1.75美元(約人民幣11元)，而北京的地鐵價格是人民幣2元。在波士頓的餐館要簡單吃頓飯，至少要10美元以上，這還不包括7%的消費稅與15%的小費。至於理髮等服務行業的價格，波士頓要比北京高出更多。然而，超市裡的生食價格(除蔬菜與水果外)，波士頓與北京相差無幾。至於相同品牌的服裝，如果到Outlets去購買的話，則波士頓要比北京便宜很多。

　　以上是絕對價格的比較，如果考慮到北京居民與波士頓居民的人均收入的差距，毫無疑問，波士頓居民的購買力要更強一些。此外，影響居民對物價水平感覺的更重要因素，其實是整體物價上漲的速度，即通貨膨脹率。具體用來衡量一國居民消費支出的通貨膨脹率指標，通常是消費者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CPI)。

　　在此我們不妨比較一下中國與美國的CPI。CPI指標有同比增長率與環比增長率之分。所謂同比增長率，是指今年8月與去年同月相比物價增長了多少。而環比增長率是指今年8月與今年7月相比物價增長了多少。這裡我們選用政府與居民更關注的同比指標。2011年8月，中國CPI同比增長6.2%，而美國CPI 同比增長3.8%，中國比美國高出63%。

　　在現實生活中，居民通常是對具體某類商品的漲價幅度感受更為深刻。在當前的中國，除資產價格外，居民對食品價格的上漲最為敏感，因為食品價格與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對低收入群體的影響更為顯著。如果比較中美食品價格漲幅，則2011年8月，中國食品價格同比增長13.4%，美國食品價格同比增長 4.4%，中國比美國高出205%。

　　其實，目前中美的核心通脹率相差無幾。所謂核心通脹率，是指剔除了食品與能源價格的通貨膨脹率。2011年8月，中國與美國的核心通脹率同比增速分別為 2.5%與2.1%。這意味着，如果中國食品價格漲幅顯著高於美國，那麼中國能源價格漲幅應該顯著低於美國。遺憾的是，在中國的CPI籃子裡，並沒有專門的能源價格一項。2011年8月，美國能源價格同比漲幅高達18.4%。

　　由於CPI是由幾大類商品價格漲幅通過加權平均得出，那麼與大類商品價格漲幅同等重要的，還有各大類商品的具體權重。在中國的CPI籃子裡，食品價格的權重高達30.5%，根據滙豐銀行的估算，能源價格在中國CPI籃子中的權重僅為5.0%。相比之下，食品與能源在美國CPI籃子中的權重分別為13.7% 與9.1%。這意味着，如果用中國CPI籃子的權重來計算美國的CPI，那麼2011年8月美國的CPI同比增幅會顯著低於3.8%。中美之間的真實通貨膨脹率差距因此要明顯高於CPI同比增速的差距。

　　為什麼中國的通貨膨脹率顯著高於美國呢?第一個解釋，通貨膨脹率的高低通常與一個經濟體的產出缺口有關。所謂產出缺口是指經濟體的實際增長率與潛在增長率之間的差距，如果實際增長率超過潛在增長率，即存在經濟過熱，這往往伴隨着較高的通貨膨脹率。反之則反是。2011年第2季度，中國GDP同比增速高達 9.5%，高於中國的潛在產出率;同期美國GDP同比增速僅為1.6%，低於美國的潛在產出增長率。中國經濟在次貸危機後已經重新回到高增長的軌道上，而美國經濟依然備受金融危機的困擾，這是導致中美通貨膨脹率差距的重要原因。

　　第二個解釋，用經濟學家弗里德曼的話來講，通貨膨脹歸根結底是一個貨幣現象，即通貨膨脹通常與貨幣超發有關。其實，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之後，中美央行都實施了非常寬鬆的貨幣政策。中國2009年的人民幣信貸規模高達9.6萬億元，是2008年的兩倍。美聯儲先是將基準利率降低至0-0.25%，隨之實施了兩輪量化寬鬆，近期又開始實施意在降低長期利率的扭轉操作。既然兩國央行都在印貨幣，那麼為什麼中國的通脹率高於美國呢?其實，貨幣有狹義貨幣(M1)與廣義貨幣(M2)之分。央行通常只能控制狹義貨幣，而廣義貨幣往往與經濟體內的信貸活躍程度有關。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後，中國月度M1同比增速最高達到 39.0%，M2同比增速最高達到29.7%。相比之下，美國月度M1同比增速最高達到17.2%，M2同比增速最高僅為9.4%。這說明，除美國的狹義與廣義貨幣增速均低於中國外，更重要的區別是，美國的M2增速太低，並未與M1同步上升。而M2的低增速則反映了自次貸危機爆發後，美國商業銀行持續的去槓桿化進程導致了信貸緊縮，該局面迄今為止尚無改觀。

　　展望未來，隨着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不斷惡化，以及中國國內房地產宏觀調控的持續，預計未來一段時間內，中美通貨膨脹率都會相應下降。但由於中美在經濟增長率、貨幣政策與國內金融市場狀況方面的差異，中國的通貨膨脹率預計將持續高於美國。

（張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