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麒元：天坑与池子

笔者按：本文发表于香港《信报财经月刊》第431卷。所谓“加速城镇化进程”，是倒因为果的伪命题。其本质，是为过剩货币寻求“池子”。历史地看，这无异于打开魔鬼的封印。

西边下雨东边流。

美国人在滥发货币，中国在为美国滥发的货币提供对冲的资产。货币如水，天量的货币如同洪水，容纳洪水需要一个天大的资产池。有人要用天量的中国资产构筑一个天池。很遗憾，这个天池，将吞噬中国数亿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所以，笔者将这个天池称之为天坑。

金融学具有哲学的特质。信用，是无色无味的，既是经验的，也是先验的。金融是形而上的，天然具有宗教的特征。当金融成为国家之间战略博弈的工具后，金融往往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方式进行操作的。当金融资本主义进化成为金融帝国主义之后，金融资本不仅仅要控制财富了，金融资本也要控制意识形态了，金融资本甚至要直接操纵政权了。请不要惊讶，中国的经济政策和美国的经济政策高度契合。中美国，不是一个理想，而是冰冷的现实。

毫无疑问，美国已经成为一统全球金融的帝国。美联储有能力操纵全球货币流通的数量、分布、速度，因而有能力决定全球资产和商品的价格。上帝离我们很远，伯南克却离我们很近，近到我们每天都能感受到他的存在。甚至，美联储就站在人民银行之上，伯南克就行走在人民币中间。事实上，美国人要资本化中国的一切。既然是一切，就不仅仅包括公有的中国国有企业，也包括集体所有的中国土地。美国人的金融操作，通过一系列神秘的理论包装进入中国，并逐渐成为中国的制度和政策安排。这一系列的金融操作，都包裹着一面艳丽的旗帜——改革开放。

美国人的美元，要想成为坚挺的货币，就必须对应同样坚挺的资产。美国人没有足够多的资产去坚挺过剩的美元，他们需要有人提供优质的资产替他们去坚挺美元。于是，他们的目光窥视着拥有庞大资产的中国。于是，一批批中国童子到美国去接受洗礼了（黄皮肤芝加哥男孩）；于是，后现代的“金融哲学”悄然潜入中国。最终，这一切演绎成为眼花缭乱的“经济改革”。其实，与其说是金融哲学，不如说是金融宗教。金融“传教士们”们渗透到了中国每一个角落，金融“传教士们”成为新时代的明星，金融“圣经”充塞了华夏视听。最后，神秘诡异的金融宗教终于渗透进了中国的最高殿堂，成为了中国最高决策者的行为指南。中国所谓的“深化改革”，本质就是深入资本化。在中国深入资本化，就剩下最后一个堡垒了，那就是中国人的命根子——土地。金融“教徒”的“谶语”很雷人，“不改革就死路一条”。他们将中国的逆向土改称作“最大的红利”，他们所谓的“改革”就是为了分取这个最后的“红利”！他们已经撕下了所有的面具；他们竟然毫无忌惮，公然声称“还剩最后几步了”，他们开始进行最后一搏了。请看仔细了，美国人在中国的金融操作，最近包装成了动人的改革宣言（新年宪政风暴），他们的具体落脚点就是“城镇化”！

何谓城镇化？城镇化一词，起源于拉丁文Urbanization，这一概念最早源于1867年西班牙工程师A.Serda的著作《城镇化基本理论》，被用来描述乡村向城市演变的过程。至20世纪，这一名词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多数学者所接受。1970年代后期，Urbanization一词被引入中国学术界并被接受。维基百科给出城市化定义：城镇化，又称城市化，是指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社会活动中农业活动的比重下降，非农业活动的比重上升的过程，与这种经济结构变动相适应，使得乡村人口与城镇人口的此消彼长，同时居民点的建设等物质表像和居民的生活方式向城镇型转化并稳定，这样的一个系统性过程被称为城镇化过程。一般城镇化水平的大小是以都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来评定，数值越高，城镇化水平越高。请注意这句话：“城镇化，又称城市化，是指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一句话：城镇化是工业化的自然结果而非原因。换句话说，所谓的推进城镇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

城镇化是一个可以量化的经济学指标，那就是城镇化率。城镇化率就是区域内城市人口的比率。这个比率，原本是社会自然进化的结果。但是，一旦被人为的推动，就成为了另一场“大跃进”了。中国式的城镇化运动，经济含义是显而易见的。城镇化将资本化数以百万亿计的农民集体所有的资产，将为中美联动的货币超发行机制提供充裕的物质保障。就终极意义而言，就是为美联储滥发美元提供备兑支付手段。

笔者估计，中国城镇化，仅农村非农业用地，就意味着至少100万亿的集体所有资产将被资本化。如果考虑全部农村土地的资本化，总金额可能高达500万亿的人民币。100万亿资产的资本化，意味着至少可以增发20万亿的人民币，也就意味着可以接纳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当然，100万亿资产资本化的过程，意味着不少于100万亿的M2增长，也意味着不少于50万亿的消费增长。如此看来，7.5％的增长实在是小意思，二十年连续增长也不会是大问题。如果，将来集体所有制土地全部资本化，那将足以解决美元滥发的全部问题。很显然，中国城镇化的主要意义不在乎中国。资本家们的深化“改革开放”，其实“功夫在诗外”。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乃至于全球量化宽松政策终于有了物质保障了。要知道，这可是将全体中国农民的集体财产做成“天坑”，此坑将吸纳3万亿美元剩余货币，世界金融尽可以再疯狂宽松五年了。那末，五年之后呢？

周行长，以致于周行长后面的佐行长，都极度关心那个容纳货币的“池子”。换句话说，周行长和佐行长，费尽千辛万苦，都是在为伯南克同志努力工作。是啊，美联储量化宽松了四轮了，美元水漫金山寺了，需要巨大的“池子”啊。佐行长的意思是，先用中国国企资产做池子。但是，周行长们不敢搞了，继续贱卖国有资产，城里的数亿人会起来造反的。实在没办法了，还是去打中国农民的主意吧。数亿农民，手握天量土地财富，却毫无抗争的能力，正好可以挖一个“天坑”，将他们和他们的财产一道活埋了。用这个“天坑”做一个大“池子”，足以为“上帝”分忧解难了。况且，城里人可以分享农民财产的些许利益，目光短浅的城里人不会集体反对“城镇化”的。于是，“城镇化”就迫不及待的开始了。

要想让资产持有者与资产分离，就必须让持有资产的人远离他们的资产。“城镇化”用所谓让农民“上楼”的诱惑，让农民永远离开他们生长的土地。即将失去土地的农民可以理解土地的价值吗？所谓十倍的价格补偿不是很可笑吗？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时代，今天十倍的价格补偿有意思吗？这三十年来的教训不深刻吗？今天的一亩地的价钱，十年后未必可以换来一袋米！结论是简单而明了的，失去土地的农民将成为政府永远的包袱，而失去了主人的土地将成为金融资本的盛宴。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在耗尽土地赔偿金后，将成为政府永无穷尽的税收负担，那将是远远不止于100万亿的永久性负担。这看似新奇的游戏，其实一点儿也没有新意。五千年来，历史就像是一个车轱辘翻来覆去。一句话，仍然是赤裸裸的大规模土地兼并。未来的结果会有新意吗？不会的，我们将迎来另一场农民起义。多大的天坑也无法活埋数亿农民；倒是数亿农民可以随时埋葬政府。

中国的“专家学者”真是太有才了，连原因和结果都敢于颠倒。本来，城镇化是工业化的自然结果。可是，中国的工业化太恐怖了，全世界都无法容纳中国的生产能力了，中国的工业化无法无限扩张了，中国的工业化显然不能顺利演化为全国农村的城镇化。于是，“聪明”的中国“专家学者”开始倒立思考了，他们竟然将城镇化说成是工业化的原因了。不能完成工业化而提前完成了城镇化，城镇化了的农民就没有工业可资就业，他们的未来出路在哪里呢？案例当然是有的，全世界提前实现城镇化的国家，无一例外地不是走向贫民窟化。贫民窟化，那不是城镇化，那是将农民赶入人间地狱。请设想，数亿农民，如果实现无差别社保，中国政府将要承担怎样的财政压力？中国现有的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两倍有可能吗？如果，中国政府真的要提供如此规模的财政支出，中国的经济还有一丝的效率可言吗？一个毫无效率的巨大经济体，难道还有什么竟争力可言吗？一个提前丧失竞争力的国家，还有什么未来可以期待吗？

中国绝对不能走美国金融资本“设计”的“城镇化”道路。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的核心内涵就是共同富裕。所以，中国需要解决社会再分配问题。就经济学理论而言，真正促进全民消费增长，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只能通过均衡社会分配来实现。靠农民卖地增加消费，与卖血下馆子有什么区别？这种败家子式的深化改革意欲何为呢？

中国是否存在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呢？

有的，那就是三农三化：农业工业化；农民市民化；农村城市化。

中国农业的工业化，首先要求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农村必须再次走上集体化的道路。领导要做的工作，不是把农民的土地卖掉，而是将农民组织起来。要让农村基层组织拥有法人资格，要让农村基层组织走上公司化发展的道路。要鼓励人才、知识、管理、资本等稀缺资源下乡，使农副产品不断增加品种，不断提升级别，不断提高附加值，使中国的农业成为现代世界农业的经典范式。农业工业化，要求农村走集体化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结论。小岗村的实践，既是一场闹剧，更是一场悲剧。正确的道路，是从大寨大队升级为华西村控股公司。

中国农民的市民化，首先要求政府取消歧视性的户籍管理制度，向农民提供无差别的社会保障，取消一切歧视农民的不合理的制度和政策安排。农民有权力选择他们的身份，选择他们的居住地，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城市和农村的人口，必须实现双向选择和自由流动。其次，不能继续掠夺农民的财富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侵占了农民高达数十万亿的土地出让金了，太残忍了。农民市民化，要点在于彻底解决政治歧视和经济掠夺。农民市民化，并不是“上楼”那末简单。

中国农村的城市化，绝对不是人口学意义的上城镇化比率，而是农民和农村的生活水平的稳定提高，达到甚至超过城市市民的生活水平。农民需要的是源于内心的幸福，而绝不仅仅是一本城市户口。当中国的农村拥有了与城市无二无别的现代化水平，城市中的一部分人可能更向往农村生活。笔者曾经着文《知识老年上山下乡》，为什么不让老年人回到青山绿水中去颐养天年？为什么不将养老产业转向农村？为什么不重视中国总人口的战略分布问题？西方经验证明，千万人口的大都市是不环保和不经济的。可是，西方派往中国的“经济学家”，却鼓动中国要搞一批人口5000万以上的大都市。超级大都市为主体的国家，在安全上极为脆弱，甚至不堪一击！我们绝对不应该追求户口意义上的城市化率水平。我们应该提高农村和农民的幸福指数！

我国最高决策层必须高度警觉，由西方金融资本推进的中国城镇化是一个巨大的陷阱。毫无疑问，他们正在中国挖出一个无底的天坑，那将成为吸纳美元剩余货币最理想的池子。请中国领导人明白，一个如此伟大的民族，去犯如此低级的战略性错误是无法饶恕的！请中国领导人相信，中国经济改革最终要的不是知识，中国经济改革必须回归常识，中国经济改革最需要的是良知！

当然，中国确实存在着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中国的发展动力来自于哪里？显而易见，中国的发展源泉是管理的进步和科学的进步。具体地说，就是完成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中国式的“城镇化”，可以完成上述使命吗？恰恰相反，扭曲资源分配的“城镇化”，仍然是将资源导入房地产的旧思路，将彻底终结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笔者极其痛恨金融资本关于“城镇化”的流氓逻辑，他们意图让农民卖掉土地，暂时换来一点小钱，眼前增加一些消费，形式上拉动一下经济。让农民卖地去为他们拉动经济？这是何等无耻而荒谬的逻辑！

不搞城镇化可以吗？当然可以！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社会分配严重扭曲造成的。尤其是消费不足问题，是经典的分配扭曲问题。新的改革之路，在于解决两个分配失衡。

首先，必须解决国际收入分配失衡问题。中国不要继续贱卖优质资产了。正好相反，中国理应大规模增持全球的优质资产。难道，发达国家不应该用优质资产来换取中国的廉价商品吗？要知道，日本人持有不少于7万亿美元的海外优质资产，美国人持有不少于10万亿美元的海外优质资产，全球富人持有近乎天文数字的海外资产，他们难道不可以卖一点儿海外资产换商品吗？最低限度，他们可以卖掉他们手上的中国资产来换中国商品啊！况且，中国人仅有可怜的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国人永远也买不穷洋人啊！难道，中国人都傻疯了吗？中国人非要用农民的土地和工农的血泪换取废纸（债券）吗？用一堆废纸，可以实现转型和升级吗？事实上，如果能将“上供”美国的“红利”转移支付给中国农村，将可以大大加快中国农村的城镇化进程。

其次，必须解决国内收入分配失衡问题。中国低效的城市经济已经无法维持了，原因在于“三个太高了”。制度成本太高了；金融成本太高了；要素成本太高了。三个太高了，彻底破坏了中国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导致中国经济效率开始急剧下滑，以致于中国政府要靠“印钱”拉动经济了。正是这“三个太高了”，提前终止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也同时阻碍了更进一步的城镇化。当人才、资本、资源逃离了乡村，农民如何进行更进一步的城镇化？简单地说，中国必须开始“分蛋糕”了。如果，就是不解决国内分配失衡问题，任由“三个太高了”恶性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都将彻底失败。事实上，中国正在面临人、才、物的转移大潮，农村在向城市转移，城市在向外国转移。都转移了，还发展个屁呀！既然是要搞城镇化，就必须尽快实现崭新的财政转移支付模式。展开一场税政革命，向国内转移！向农村转移！

我们这个国家的经济问题从不复杂。但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治问题一向十分复杂。所谓的政府机会主义，不过是另一种的卖国主义。在人民不能当家作主的时代，极端精英主义只能走向卖国主义。当然，极端精英主义也不是没有后果的，那就是发展出极端的民粹主义。中国人对极端民粹主义并不陌生，三十多年前我们刚刚经历过一场文化大革命。据说，“文革余孽们”人还在、心未死，他们随时会卷起另一场伟大的风暴。值得欣慰的是，精英们也并非都是混蛋，有人还知道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他们是知道极端精英主义最终结局的。

笔者最后重申，中国真的想要解决分配问题，就需要进行深刻的税政改革！不解决税政问题，一切都将是浮云！由此，笔者想说，中国的改革绝对不是简单地深入资本化，而是遏制全面资本化，实现资本社会化。当今天的西方世界纷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我们难道可以忤逆历史发展的潮流吗？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