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要面臨無數次的抉擇。如同行路，走到一個叉路口，朝左還是朝右？有時候走了過去發現走錯了，還可以攺變路徑甚至倒退回去。但是在另一種情形下，卻再也無法改變，甚至越走越錯。所以說，抉擇對於人生是很重要的。但是一個人年輕的時候往往認識不到這一點，而在年紀大了能夠認識到的時候，卻又顯得晚了。所以每個年輕人必須儘早認識到抉擇這件事的重要性，而且要學習怎樣做正確的抉擇。

本文想通過在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大變動時刻，一些知名人物所作的抉擇，來思考和學習他們的人生經歷和思想方法。這個大變動就是 1949 年在中國大陸發生的政權交替。

胡適（1891-1962），名適，字適之。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曾擔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私立南開大學董事會董事等職，胡適興趣廣泛，著述豐富，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紅學等諸多領域都有深入的研究。他主張少談主義，先疑後信，科學佐證，盡信書不如無書。胡適系第二批庚款留學生，於 1910 年留學美國，入康乃爾大學選讀農科。1915 年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師從約翰 . 杜威。1917 年通過哲學博士學位的最後考試，但未取得博士學位便回國（十年後才正式取得學位）。

《共產黨對胡適的是軟硬兼施》

1948 年，共產黨通過各種途徑做胡適工作，想要他留在北大。當時已經潛入解放區等待出任中共高官的吳晗（胡適以前的愛徒），曾專門派人找到胡適密談，聲稱代表“我們中國共產黨”。胡適不為所動，告訴他三句話：“在蘇聯，有麵包沒有自由；在美國，又有麵包又有自由；他們來了，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 儘管如此，共產黨高層仍不死心，便以其他方法展開心理攻勢。當解放軍包圍北平郊區時，解放區的廣播電台有專門給胡適的一段廣播，勸他不要跟蔣介石集團逃跑，將來讓他當北京大學校長兼北京圖書館館長。胡適聽到以後異常平靜，只是微笑着說了一句：“他們要我嗎？”  足見他已經胸有成竹，決定跟國民黨逃跑。但是並沒有表現出他對共產黨有刻骨的仇恨，只是在心裡早有了一個他自己的選擇。

在胡適從北平南逃之後，共產黨便將其列為戰犯。1948年12月，據新華社陝北二十五日電：此間各界人士談論戰爭罪犯名單問題。某權威人士稱：全部戰爭罪犯名單有待於全國各界根據實際情形提出。但舉國聞名的頭等戰爭罪犯，例如蔣介石、李宗仁、陳誠、白崇禧、何應欽、顧祝同、陳果夫、陳立夫、孔祥煕、宋子文、張群、翁文灝、孫科、吳鐵城、王雲五、戴傳賢、吳鼎昌、熊式輝、張厲生、朱家驊、王世傑、顧維鈞、宋美齡、吳國楨、劉峙、程潛、薛岳、衛立煌、余漢謀、胡宗南、傅作義、閻錫山、周至柔、王叔銘、桂永清、杜聿明、湯恩伯、孫立人、馬鴻逵、馬步芳、陶希聖、曾琦、張君勱等人，則是罪大惡極，國人皆曰可殺者。應當列入頭等戰犯名單的人，自然不止此數，這應由各地身受戰禍的人民酌情提出。次日，新華社陝北二十六日電就以“更多的人感覺名單遺漏了許多重要戰犯”為引子，用各地人民提議的方式增加了24名戰犯，而胡適的名字開始被列在其中。

《國民黨方面全力為他提供撤離北平的飛機》

在1948年12月12日，胡適接到南京教育部長朱家驊的密電：“明天派專機到平接你與陳寅恪一家來京（南京）”。但是當國民黨飛機飛抵北平上空時，南苑機場已經被解放軍控制，飛機無法降落，只能空返。14日，蔣介石兩次親自打電報催促胡適飛南京，並再派專機迎接。胡適才最後下了決心。

胡適終其一生，不贊成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不贊成暴力。1945 年 3 月 27 日，國民政府行政院發布公告，胡適為出席舊金山聯合國大會代表團代表。4 月 25日中國代表團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按毛澤東指示與胡適長談，希望胡適支持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談話中，胡適搬出《淮南子》的無為主義，規勸共產黨從事單純的政黨活動，作為國內的第二大黨參加選舉。是年 8 月 24 日，胡適在紐約發了一封電報給毛澤東：“潤之先生：頃見報載傅孟真兄轉達吾兄問候胡適之之語，感念舊好，不勝馳念。前夜與董必武兄深談，弟懇切陣述鄙見，以為中共領䄂諸公今日宜審察世界形勢，愛惜中國前途，努力忘卻過去，瞻望將來，痛下決心，放棄武力，準備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裝的第二大政黨。公等若能有此決心，則國內十八年糾紛一朝解決，而公等廿餘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內戰而完全消滅”。從中可以看出胡適與中共之間的真正分歧。

《胡適的百密一疏》

胡適離開時，他的小兒子胡思杜不顧隨父母南行，而要留在北平。1941年胡適在美國當大使，兒子胡思杜去美國讀書，1948年夏回到國內，8月30日到北平圖書館工作。根據胡適秘書鄧廣銘回憶：“當時胡思杜不願意隨胡適南飛，他剛從美國回北平不久，對國內這幾年的情況不熟悉。他說：我又沒有做什麼害共產黨的事，他們不會把我怎麼樣。結果胡適夫婦就把他留下來了”。

1950年9月 22日，香港《大公報》發表了胡思杜《對我的父親 - 胡適的批判》一文，這是他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學院畢業時的“思想總結的第二部分。胡思杜因以“大義滅親”的方式痛罵“美帝國主義的走狗”胡適，一度受到學校領導表揚，並於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結束後，分配到唐山鐵道學院馬列部出任歷史教師。此時的胡思杜積極努力，同時想加入中國共產黨。到了1957 年的反右運動，胡思杜不明就裡地積極、主動地給他所在院、部領導提教學改革的意見。1957年5月20日，《人民日報》以《河北高等學校教授針對教育領導工作提出批評》為題，發表“本報訊”，報道唐山鐵道學院機械系主任孫竹生及教師胡思杜“使用卑鄙手段妄圖奪取學校領導權”。隨着“反右”運動開展，胡思杜多次被拉出來示眾並接受革命群眾批鬥，未久又被學院定為“向党進攻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胡思杜精神崩潰，約於1957年9月21日晚上吊自殺，年僅37歲。

本節參考：

岳南，南渡北歸，第三部 離別，上。湖南文藝出版社。

趙映林，解放前夕，一生反對暴力的胡適為何被中共列為戰犯？ 人民網，11/27/2020。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東聊城人。先祖傅以漸是清代順治年間的首任狀元。傅斯年是歷史學家，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創辦者。曾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國立台灣大學校長。1950年12 月 20 日上午，傅斯年在台灣省議會答覆教育行政質詢時過度激動，突患腦溢血逝世於會場。

1948-1949，在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中，只有傅斯年主持的史語所在遷台事宜上表現較為積極。根據史語所的陳槃回憶：“自三十七年冬，首都告急，群情惶急，不知何以為計。一日，師（傅斯年）召集同仁會議，慘然曰：‘研究所生命，恐遂如此告終矣！余之精力遂消亡，且宿疾未愈，雖欲再將研究所遷入適當地區，使國家學術中心維持得以不墜，然余竟不克荷此繁劇矣。今當籌商遣散。雖然如此，諸先生之工作，斯年仍願盡最大努力，妥為介紹安置’。同人此時，以學術自由之環境已受威脅，於多年生命所寄託之研究所，亦不勝其依戀可惜。一時滿座情緒，至嚴肅悲哀，有熱淚盈眶者。師於是不覺大為感動，毅然曰：‘諸先生之貞志乃爾，則斯年之殘年何足惜，當力命以付諸先生之望耳’。本所遷移之議，於是遂決。”  當時促成該所大部分成員出逃的原因還有一個插曲，這就是濟南城被共產黨攻陷後，山東圖書館館長王獻唐被掃地出門，流浪街頭。王氏在學術界是德高望重的前輩，抗戰期間流亡李莊達四年之久，與史語所同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聞知這位學界耆老的悲慘際遇，眾人必想到了自己日後的命運。

傅斯年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認識，最直接的就是他與一些民主黨派人士的一次訪問延安的活動（他屬於無黨派人士，學界重量大腕）。抗戰後期，國共兩黨開始考慮戰後國家的執政問題。此時，一些民主同盟的成員希冀未來由三方共同執政，因此決定前往延安說服中共。1945 年 7 月 1日，褚輔成、黃炎培、左舜生、章伯鈞、傅斯年、冷遹一行六人，乘專機到達延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親自到機場迎接。7 月 2 日下午，毛澤東等在延安楊家嶺會見六位學者，共商國共合作事宜。晩上毛澤東設宴款待。因為傅和毛當年曾在北大相識，宴會以後他們單獨在一起聊了一夜。傅斯年發現毛澤東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小說在內，非常之熟悉。由此認為，毛澤東從這些材料里去研究農民心理，去利用國民心理的弱點，所以毛至多不過是宋江之流。在代表團中，傅斯年是唯一的清醒者，對毛澤東其人，有着極為獨特的觀感和政治洞見。從延安回來後，有一次閒聊時他對李濟說：“我要是十七八歲的青年，我也許對共產黨發生興趣。” 接着又說：“但我自從與共產黨接觸以後，絕對不會當共產黨！”。他與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也幾次說過，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

1948 年，國共戰事日趨明朗，國民黨退守台灣已成定局。蔣介石考慮除了把國庫的黃金儲備以及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所、北平圖書館的圖書文物運往台灣外，還着手制定“掄救大陸學人計劃”，希望把“國家的大腦”也搬到台灣。在“掄救大陸學人”的計劃中，以下學人是要必須“搶救”出來經南京送赴台灣的：一是各大專院校的負責首長；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須限令離開大陸的高級知識分子；四是在國內外學術上有傑出貢獻者，等等。據季羨林回憶，胡適到南京後曽安排專機到北平，點名要接走幾位老朋友，而他自己會親自到南京機場恭候。飛機返回南京，艙門打開，他滿懷希望，然而除了一兩位以外，他想接的人大多都沒有出現。據說胡適當時大哭一場，傅斯年是長吁短嘆。以後事實證明，這一哭一嘆，並非空穴來風。冥冥之中，他們似乎已經預料到留下的文人命運的未來走向。

關於胡適和傅斯年對國民黨蔣介石的態度，已經超出本文想要說的題目的範圍，但是簡單地說，胡適和傅斯年是蔣介石的諍臣。蔣介石不時就一些大政方針垂詢胡適，對他尊重有加。而胡適則從不停止對國民黨與蔣介石的批評，他一生都致力於倡導英美式政治，反對專制政權，不滿國民黨的一黨專政。蔣介石對知識分子的尊重也可以從他對傅斯年的態度中窺見一斑。如在 1947 - 48 年間，傅斯年連續著文痛斥宋之文、孔祥熙的貪贓枉法，使得這兩位皇親國戚不得不灰溜溜下台，1948 年傅斯年還大罵國民政府是“一堆大糞”，但是也未見蔣介石如何“修理”他。反而在 1948 年 11 月決定、12 月發表傅斯年為台灣大學校長，對他信任有加。

本節參考：

岳南，南渡北歸，第三部 離別，上。湖南文藝出版社。

（作者不詳）傅斯年評價毛澤東：利用國民心理的弱點，所以至多不過宋江之流。http://hx.cnd.org/?p=13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