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引來熱議的“退林還耕”和“退草還耕”，甚至還有“退路還田”等口號和措施，教人感覺似乎又回到了“以糧為綱”的年代，並且再次思考“以糧為綱”的歷史作用和執行過程中的誤差所造成的影響。其實作為當時一項重要方針被提出來的是“以糧為綱，全面發展”，可惜在“大躍進”的狂熱氛圍中，“以糧為綱”沒有得到正確的理解和執行，反而導致浮誇造假、虛報邀功等錯誤傾向，結果大家都知道。

去年 10 月 16 日上午，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前，首場“黨代表通道”開啟，作為發言人之一的中國工程院院士朱有勇關於“水稻上山”的講話引起了我的注意。根據朱院士的介紹，他和他的團隊在雲南省瀾滄縣的蒿枝壩村成功研發了水稻旱地種植的新技術，實現了水稻上山旱地種植。他說水稻上山技術備受農民歡迎，僅今年就在雲南推廣了 50 萬畝，蒿枝壩村推廣了 405 畝，最高畝產 788 公斤，最低 634 公斤，總產 28 萬公斤。

我當年下鄉去的是珠江三角洲一個大型國營農場，至今還記得當時總場的一麵粉牆上寫着一行大標語“為實現千斤糧，萬斤蔗，上繳利潤二百萬而奮鬥！”我們農場的主要農作物就是水稻和甘蔗，因此那條標語完全展示了農場的奮鬥目標。剛到農場的時候，我對於“千斤糧、萬斤蔗”並沒有什麼具體的認識，經過了一兩次收割，才知道要達至目標並不是那麼容易。我記得年成好的時候，每畝的“濕谷”都達不到一千斤，曬幹了自然更少。這種畝產水平直到我八年後離開農場都沒有大的突破。不過那畢竟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根據當年的數據否定朱院士的數字明顯不科學。於是我繼續查找近年有關水稻產量的資料。根據澳洲 Atlas Big 網站公布的 2021 年各國水稻單產數據，中國每公頃水稻產量為 6,932.4 公斤，換算成畝產就是 462.16 公斤，略低於美國，但是比越南、印尼、巴西的畝產都高。這些數字以各國所報耕種面積和收成為依據，應該能夠準確反映各國的水平。如此說來，中國的水稻平均畝產確實接近了 1000 斤。

我所在農場種植水稻以圍墾大田為主，另有極小部分沿山坡開發的小塊耕地。大田的灌溉用河水，坡地則全靠山澗水，所以鄉民稱之為“山坑田”。圍墾大田由於把河道沖積而成的灘涂築堤圍攏，土地相對肥沃，產量也就比“山坑田”為高。依此類推，“水稻上山”，首先要解決的是灌溉，其次是採用耐旱的品種，能否高產就要靠更為細緻的田間管理了。

中國水稻主產區分散，地形地貌地力，日照條件，水利灌溉系統等因素都會影響水稻的產量。有說普通稻田畝產 800-1000 斤，高產稻田畝產 1000-1300斤，低產田塊畝產可能只有 500-600 斤，平均下來，與統計網站的數據基本吻合。至於 2021 年河北省邯鄲市永年區硅谷農業科學研究院“雜交水稻”示範基地所測得畝產 1326.77 公斤，類似於“實驗室數據”，不可等同於“量產”的數值。這一點相信大家都能理解。

朱院士所說的蒿枝壩村，隸屬於雲南省瀾滄縣竹塘鄉雲山行政村，該行政村有 18 個村民小組，蒿枝壩分一、二組。2016年，中國工程院在蒿枝壩村民小組示範種植 100 畝冬季馬鈴薯，成功打造科技扶貧“試驗田”。自 2017 年 9 月起，中國工程院“院士專家指導班”在蒿枝壩開班，以蒿枝壩各個產業示範點為實訓基地，面向全縣各鄉（鎮）招生，陸續開辦冬季馬鈴薯、蔬菜、林下三七、中藥資源、茶葉、畜禽養殖等方面實訓課程共 5 期 56 個班次，培養了 3360 余名鄉土人才。2020 年，竹塘鄉科技扶貧項目被國務院扶貧辦確定為首批“全國脫貧攻堅交流考察點”。按照朱院士提供的數據，蒿枝壩村的“水稻上山”項目，平均畝產達到 691 公斤，是全國水稻平均畝產的約 1.5 倍。

廣州有一句俗語“大話怕計數”，可算是“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的粵語版。永年區“雜交水稻”示範基地在 2021 年 10 月 23 日，從基地的 102 畝水稻田隨機抽取了 3 塊地，進行人工收割、機器脫粒、實收實打，然後過秤所得數據 1326.77 公斤，這個數字按照農人的行話來說，也不過是“濕谷”的重量，經過曬乾、揚棄掉空殼、癟粒的話，實際數字將要大打折扣。朱院士所說的“蒿枝壩村推廣了 405 畝，最高畝產 788 公斤，最低 634 公斤”估計說的也是“濕谷”。

邯鄲永年區地形地貌為低山丘陵、山前傾斜平原、平原和窪地等地貌單元，屬暖溫帶半濕潤大陸性季風氣候，全年總的氣候特徵是：四季分明，氣候溫和，光照充足，雨熱同季，干寒同期，年盛行風向為南風，年平均降水量為 503.6毫米。選擇這裡作為研究基地有相當大的優勢。蒿枝壩所屬的竹塘鄉屬山區、半山區，氣候溫和，四季不明顯，只有雨、旱季之分，年平均降水量 2013.8 毫米，年平均日照時數 1750 小時。在這裡進行具有針對性的水稻旱地種植也有指標性的作用。

對於蒿枝壩“水稻上山”畝產高於中國水稻平均值的因素，朱院士沒有給出明確的解釋，官媒以及眾多自媒體也沒有深究。在網上鍵入“水稻上山”關鍵詞，所得者九成以上都是引述朱院士在“黨代表通道”上的陳述語詞，甚至一字不改。至今為止，我只看到“經濟日報”有一位記者劉慧，對於“水稻上山”作出了理性的討論。“兵團理論網”上今年 3 月 2 日發布了劉慧的文章《“水稻上山”有待實驗與觀察》，對於“水稻上山”這個議題進行了一番探討。

作者引用有 1300 多年歷史的“哈尼梯田”為例，對雲南“水稻上山”持肯定的態度。哈尼梯田通過複雜的水渠系統，將水從山頂引入梯田，為水稻種植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提供保障，然而哈尼梯田水稻並沒有高產的記錄。作者說“近年來雲南省打破常規，積極探索水稻旱種綠色高效栽培技術，選擇在海拔 1700 米以下雨熱資源豐富的中低海拔區旱地發展旱作雜交稻，充分發揮山地種稻的潛力，拓展稻穀生產新途徑。為了鼓勵農民種植旱稻，雲南省級財政按每畝 200 元的補助標準支持水稻旱種，農技推广部門為水稻旱種提供科技支撐，對農技人員、合作社、種糧大戶進行培訓，在政府部門、科技人員和廣大農民的共同努力下，部分地區旱地雜交稻產量創新高。”

接下來作者這樣寫道“雲南旱地水稻畝產量真有那麼高嗎？確切地說，雲南旱作水稻高產不是在普通農田裡實現的，而是在水稻種植示範田裡實現的。為了提高旱作水稻產量，雲南省創建雜交稻旱種綠色優質高效示範基地，選擇地勢平緩、土壤肥沃、雨水多、濕度大且具有一定保水保肥能力的旱地，統一選用適宜旱種的優質雜交稻品種，用地膜覆蓋技術讓土壤保持適宜的溫度、濕度，統一使用測土配方施肥或施用緩釋配方肥，統一病蟲草害防治，對農民統一進行技術指導，統一機械化作業，實現了良田良種良機融合，提高了土地產出率，有效破除了過去傳統種植技術下旱稻產量不高的局限。”

記者以上所寫應該更為接近事實，比起朱院士那種模糊表述更加能夠令人信服。不過，即使採用上述耕作方式能夠獲得高產，作為實際操作者的農戶，還要仔細核算一下成本，如果耕作成本比收穫為高，就不可能施行，更不可能推廣。目前對於“水稻上山”高產這個話題，絕大多數人並沒有採取批判性思維的方式進行思考，認真探討的更為少見，基本上是一窩蜂地轉載朱院士在“黨代表通道”上的論述。這樣的勢頭，難免會把不明真相的大眾引導進誤區。這還不是最嚴重的，就怕具備決策權的高層領導人也對“水稻上山能高產”信以為真，把這個定為“國策”，由此將會產生怎樣的後果，真叫人細思極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