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berge 小旅館是古城麥地那小巷中一棟兩層樓的老房子改建的，太陽一樣金黃色的大門，進門口有兩個廳，中央天井的庭院，四周的牆壁是暗綠色彩色花朵瓷磚，二層樓除了房間衛生間浴室外，還有一個可愛的朝院子的陽台，我到達的時候旅館只有兩三個客人，院子中間擺有一些很俗氣的暗紅色布包着的桌椅，儘管那天陽光燦爛但庭院和樓下的屋子卻陰暗深沉，整棟房子被寂靜籠罩，牆壁上攀爬的黃色枯枝枯葉給人殘冬的淒涼和冷清。

幸而此時這棟房子有一個澳大利亞小伙子克瑞斯，他是個不斷說話和歡笑的人，只要他在旅館，他悅耳的英語從樓上或樓下傳來，整棟房子在他的笑聲陪伴下顯得輕盈，歡快。克瑞斯有着像年輕女孩一樣長長的柔軟的金色頭髮，胖胖鼓鼓的臉像是剛剛從烘箱裡烤出來的光光，散發着熱氣，紅潤的大圓麵包，藍色透明的眼睛，

“你知道嗎”？認識他不到半小時，在院子裡他就歡快地對我和一個日本遊客說，

“我與一個蘇丹女孩訂婚了，你們知道有些非洲人很黑，像黑暗的午夜時分，我的未婚妻沒有那麼黑“。

”那麼你的未婚妻是晚上哪個時辰的黑暗呢？“ 我笑着問道，他大笑起來，

“大概晚上八九點” 說着把手機裡的照片給我們看，一個手抱着鮮花戴着Hijab可愛的穆斯林青年女子。他是個遊蕩世界不認識邊境的人。

那夜，空氣帶着北非的溫熱，在克瑞斯的熱情邀請下，我隨着旅館二三十來歲小伙子去外面的咖啡館喝啤酒。出了旅館，我們四人走入古城中彎彎曲曲，空寂昏暗石板路的小巷，周邊的店門全部關閉，隨着夜幕降臨，白天的喧鬧，人群，艷麗的彩燈和漂亮的花鞋如同夢中的幻影全都銷聲匿跡，古成彎曲的彎彎曲曲的小巷變成一個虛幻和令人沮喪的地方，充斥着貓屎的味道，磨光的大石板地上很多廢棄的垃圾：塑料袋，紙片紙盒等，一隻只的貓在垃圾堆上穿行，偶爾貓像嬰兒般的尖叫劃破黑夜的寂靜。出了古城小巷，又是一片空曠和殘敗狼藉，周圍樓房悄無聲息，窗子緊閉，溫熱的空氣中讓你感覺那些看上去破舊的樓房裡面好似住着怕人打擾的鬼魂。寂靜夜空下只聽到克瑞斯拖鞋的啪啪聲和我們說話聲，那時我產生一種錯覺，好像我們是夢遊者走在美國一部人類世界末日的科幻片黑暗絕望的布景中。

走上較為乾淨的主街大道，儘管是市中心，依然沒有什麼人也沒有什麼車，好像有點像新冠期間封鎖的時期亞洲城市和歐洲城市，路邊有一個咖啡館，類似俱樂部，裡面坐滿了淺橄欖棕色的男人，這裡才是突尼斯城的夜生活，一個男人的世界，舞台有個黑眼睛黑頭髮的男歌手彈電子琴唱着舒緩哀怨阿拉伯情歌，就像阿拉伯的油炸小甜點一樣甜膩膩的，人們吃着桌上的小吃，喝啤酒，抽煙，有幾個正經地穿着西裝革履，似乎坐在桌邊談業務，大部男人長相粗糙，甚至有些人帶着猥瑣的表情看着我這個唯一出現的女性，這是一個伊斯蘭教的國家，女人不應該在這種地方拋頭露面。儘管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伊斯蘭世界受到西方的滲透和塑造，穆斯林國家的邊界由西方列強規定，穆斯林的經濟也與世界的經濟相結合，不再只是彎彎曲曲小巷中的集市貿易，手工業製造和手工藝品，絕大部分穆斯林都生活在按照西方城市塑造的城市景色中：寬廣的街道，高聳的樓房，裝潢玻璃的商店，到處跑動的汽車，一棟棟的公寓樓，他們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手機，西式衣服和鞋等等，但是，很多人的觀念依然是在《古蘭經》的訓言下，特別是對婦女的那些規定和對女人的要求。

克瑞斯和美國人斯蒂文一瓶接一瓶不斷地喝啤酒，我們在音樂聲中扯着嗓子交談，談論着各自旅行的經歷，來自俄亥俄州的斯蒂文長相英俊，有點像有點像美國電影“面具”的演員尤金·凱瑞，有點靦腆，帶着神經質的微笑，他是一個計算機工程師，27歲，曾在中國留學一年，我們談到美國民眾的封閉和無知，他對我說“哥倫布不是美國一個鄉村，可我的朋友和所有認識的人都以為中國只有一個民族”，他為自己知道中國人口中漢族占中91%很自豪，現在他辭職週遊世界，他坐在我的對面，拿啤酒瓶子的手有點像衰老的人那樣顫抖，我想他可能在服用什麼藥物，為什麼不呢？這麼英俊的小伙子連個中國女朋友都沒談過，美國的藥物泛濫，從他歡笑的神情可以看得出來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後來在大路邊他告訴我們他曾患有憂鬱症，家族遺傳，他在服用抗憂鬱藥。

近九點時，咖啡館來了一位肌肉結實的中年女歌手，深膚色，穿着超短無袖連衣裙，裸露着粗壯的胳膊和大腿，披着一頭長長的波浪般假金髮，金髮掩飾了這個突尼斯穆斯林女人的身份，此刻的她僅是一位放蕩的歐洲女人，她扭捏做作地拿着麥克風像母雞那樣擺動着翹着的臀部穿行於桌子中唱着情歌，男人往她的短衣袖上塞鈔票，克瑞斯不斷地用阿拉伯語叫着“哈比比“（稱女性親愛的），”哈比巴提“（男性親愛的），他喜歡顯示出他的博學廣識，他曾雲遊亞洲不少國家，包括印度中國，會說幾句漢語，也在阿根廷，巴西等一些南美洲國家旅行工作過，會說一些西班牙語，目前定居在開羅，學會一些簡單的阿拉伯語。

那夜大概十點多鐘我才回到房間，同屋的北京年輕女遊客已經入睡，在黑暗中我輕手輕腳地躺在小床上。

睡夢中我被屋中的一陣沉悶的撞擊聲吵醒，一煞那間，我以為自己在做夢，黑暗是那麼深沉，我像貓一樣睜大眼睛，慢慢地覺得有人站在我的床前，扶着上鋪的床沿一動不動，幾分鐘後黑影往屋內的左邊搖搖晃晃開始移動，撞到沙發前的茶几小桌子上，又是“彭”一個重重落在沙發上的下的聲音，隨後在黑暗中發出一陣陣沉悶的鼾聲。

我聽到睡到隔壁床的北京人的動靜，她也醒了。

”好像有人進入我們的房間“ 在黑暗中我悄聲說到，房間有四張床，也可能是新到達的女客，但粗壯的鼾聲表明是個男人。

”你進來後怎麼沒有把門鎖好？“，一個惱怒的女聲在黑暗中發出，可以想象她拉長的臉。

”我鎖好了呀“，我為自己申辯，晚上回房時看不清，我以為鎖好了，其實沒有鎖好，竟然讓男人半夜三更隨意地闖入我們的房間。

我起床去把燈打開，燈光下看到一個年輕男人像蝦子一樣弓着腰躺在我們不大房間的兩人沙發上打鼾，露出的一點臉看上去不像白種人，也不是黑人，北京年輕女子也從床上坐了起來，披着被子，她不敢再睡了。

我去推那個男的，怎麼也推不醒，跟死人一樣，伴着鼾聲還發出一股酒味。

我只好出門推開隔壁男人間（男人間自然也沒有鎖門），庭院昏暗的燈光從門穿過照射到男人的房間，我悄悄地把克瑞斯從床上叫醒，他迷迷糊糊問我有什麼事，我讓他跟着我出來一下，帶他進入我們的房間，他認出醉酒的男人是他們房間的遊客，喝醉了酒進錯了門，我們兩人怎麼也無法把打鼾的男人搖醒。

可以肯定，如死人般沉睡的男子對我們這兩個中國女人不具備危害性，他不可能半夜爬起來騷擾女客，打攪我們的只是他的沉悶的鼾聲，北京女人無奈只好接受深夜闖入的不速房客，倒下睡去了。

我看一下手機，凌晨2點45分。

那個夜深醉酒的男子是阿爾及利亞人，一個來自穆斯林的國家的公民第二天被趕走了，《古蘭經》是嚴厲禁酒的，他不僅醉酒還闖入女子房間，豈不是極大罪過。

下午5點多，來了一位50多歲西班牙馬德里的女子貝雅，數字遊民。如果不看她粗壯的腰身，她是一個很端莊漂亮的女子。

每天早上九點她準時坐在小旅館陰涼院子中開始工作，一天中午她背着電腦跟我一起去古城內的小餐館吃了一頓庫斯庫斯，小餐館沒有網絡，我們一吃完，她嘴巴一抹就趕緊背着電腦往旅館跑。

貝雅在英國倫敦生活工作二十五年，半個英國人了，搞數據分析，我的意大利味英語讓她不斷地跟我回憶起她曾在與意大利前男友的美好日子，隨後她不停地對我咒罵英國和英國人，她無法忍受倫敦的冬日陰霾的天空，整日關在小公寓中面對四壁的日子，雖然她必須工作，無法到外面遊逛，至少在一個四周是彩色牆壁的阿拉伯院中，這給了她一個好的心情。她的女上司周五下午發郵件信息問她

“周末去哪個酒吧和餐館坐坐？去小劇院？“ 當然指的是倫敦的酒吧和劇院。

”去電影院”，她在突尼斯簡單地回復，現代化通訊給她提供了說謊話的條件。周六的一早她乘汽車去了南部的沙漠小鎮。她當然不願意公司知道她在非洲旅行工作，給上司留下不太認真工作的印象。周一的晚上她坐夜班車回到突尼斯城。

那幾天，以克瑞斯為核心，我們幾個遊客下午五六點時會坐在彩色牆壁的前廳開玩笑，聊天，像個臨時組建的家庭，牆壁上掛着一張頭戴圓筒帽，衣着傳統阿拉伯長袍的過世老房東的黑白照片，他莊嚴地注目着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晚上我們依然像群夢遊者般穿過黑暗中空寂的垃圾街巷去咖啡館陪克瑞斯喝酒，總是先去有歌唱表演的這一家，當那位被克瑞斯稱為“哈比比“的女人扭唱到我們桌子邊時，我和貝雅都站起來跟着她濃稠的歌聲一起跳舞，然後我們從這家輾轉到另一家咖啡館，克瑞斯不停地說對我和貝雅說他為什麼想跟非洲蘇丹女子結婚，因為她曾經勇敢地幫助她的父親，撫養兩個弟弟，逃離戰亂，她是醫生，經歷過這麼多磨難的女子難道不令人敬佩嗎？他這樣問我們，她一定是個好妻子和好母親，好像是個國王在談他選擇的妃子，他潛意識中的優越感，為什麼他一個來自富裕國家的白種男人要選擇一個貧窮戰亂不斷的黑非洲女人，那不是一種拯救嗎？

“你已經皈依成穆斯林嗎？

“百分之五十了”，

他還在相信真主和不相信真主中左右徘徊，就像大樹被砍倒之前總會左右搖晃一樣，他已經讀了兩遍古蘭經，如果他想娶穆斯林的女子，他必須是個穆斯林。我想他在喝啤酒的時候肯定是不相信真主的，如果他那位頭戴Hijab，”晚上九點黑暗“的蘇丹女子坐在我們中間看到桌子上豎立着樹林般的空啤酒瓶，她還有勇氣嫁給這位尊貴的澳大利亞公民嗎？

四天后我離開突尼斯城。

在凱魯萬時克瑞斯發給我他和新來的遊客在咖啡館喝酒的照片，其他人的面孔都更換了，旅途中的日子像河水一樣流動，每天都是不同的風景和不同的面孔，只有他那張胖胖麵包臉和啤酒瓶一成不變地定格在咖啡館的照片中，我旅行到了蘇塞時，他告訴我他的母親忽然去世了，他要急需返回埃及之後飛往澳大利亞。在我週遊了突尼斯一圈，兩個多星期後我再度回到那家古巷中的小旅館時，克瑞斯和貝雅都已經離去，第二個周末貝雅飛到塞內加爾，她把工作地點遷移到突尼斯還不夠，此刻的她像個冬日來臨時的候鳥，她還要遷移到更遠的西非，公司的人誰能想象出她的周末不是在倫敦黑黢黢的電影院而是在塞內加爾的Gore島上度過的呢。

傍晚六點我獨自坐在內陽台的地毯上看着貝雅剛從塞內加爾給我發來的鱷魚圖片，偶爾幾個遊客從走廊上經過，內庭院和整棟房屋被一種寂靜和冷清所籠罩，甚為淒涼，時過境遷，物是人非，某一時刻，我似乎又聽到克瑞斯和貝雅從樓下庭院裡傳來的說笑聲，我明白那只是我頭腦中記憶的浮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