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三小時中巴車就從柬埔寨的金邊到了邊境口岸，快捷順利地越過邊境進入越南，從窗外的田野和路邊的屋子走路的行人來看，越南與柬埔寨沒有什麼區別，只有商店上寫的拉丁文的羅馬字母招牌和廣告提醒我現在是越南。

下車後一個摩托車手願意以3美金帶我去西貢預訂的旅館，我便戴上頭盔，跨上摩托車後坐，隨着滾滾的車流中進入西貢。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是從法國女作家杜拉斯的書籍中知道印度支那的，早在法國統治時期為了在殖民地推廣法國文化和語言，杜拉斯的父母去了印度支那。她出生於西貢，八十年代初她寫了一本自傳體的小說“情人”，該書一出版就獲得龔古爾文學獎，在歐洲風靡一時。故事發生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一位十五歲的法國少女乘當地人的客車和渡船從沙瀝回西貢，她扎着兩條細辮子，頭戴男士紅色氈帽，穿着一件舊的袒胸露袖茶色真絲連衣裙，腰上隨意繫着一根皮帶，獨自依靠在輪渡船舷上看着靜靜流淌的湄公河。渡船上客車邊有一輛黑色大轎車，透過炎熱陽光下的薄霧，她看到一個穿着西裝的中國年輕男人……。

我陶醉於湄公河上那段傷感又唯美的愛情故事。

杜拉斯通過她的少女時代的故事把我帶入了西貢。在北越統一越南後，西貢改名為胡志明市，可我依然喜歡叫它西貢，胡志明這個名字讓我想到集體主義的社會主義和共產黨，他推行的禁欲主義，而西貢讓我聯想到一個帶着淡淡黃色夕陽的陳年舊夢，遠東的小巴黎，街道邊的紅綠法式建築，坐在街邊木製小靠椅上品嘗着咖啡，悠閒地看着樹蔭下戴着斗笠穿着白色奧黛窈窕的越南少女。在我的想象中，西貢，應該既充滿了歐洲的風情又充滿了東方情調。

摩托車把我帶入一條小巷，在一戶人家門前停下，按門鈴，進門，脫鞋，上樓，接待我的是一位三十歲左右白皙的越南人，這白膚色讓他看上去像中國人，他的頭髮一絲不亂，說着流利的英語，溫文爾雅，穿着和舉止像來自受過教育的有錢人家，這是新一代越南人，他家擁有四層樓民宿，裡面布置乾淨溫馨。我安置好行李下樓來時，他的父親坐在樓下的客廳沙發上，一個七十左右的老人，眼睛有點凹嘴巴有點突出，深棕色的膚色，滿臉的皺紋和僵硬的表情讓你想到歐美電影或越戰攝影中那些貧困，飽經戰亂之苦的越南百姓，這是上個世紀的的越南人。

將近傍晚五點，剛打開民宿的大門，一輛摩托車蹭地一下從我面前一晃而過。外面的空氣依然炎熱潮濕，拐上大街，櫛比鱗次的樓房，一家挨一家的各種店鋪，人行道上空曠無人行走，僅有的幾個行人都是外國遊客，西貢人已經以車代步了，即使到街對面買瓶水也會開摩托車去的。馬路中間依然是如河水涌流的摩托車和汽車，我企圖穿越無任何紅綠燈的馬路到民宿老闆告訴我的珠寶店去換錢，乘馬路上無車的瞬間，我快步到了馬路中間，這時我才驚恐地發現無數的車輛從四面八方像洪水般朝我湧來，我處於一個車流的漩渦之中，那一刻我以為自己又回到了開羅，一個交通雜亂無章的城市，但開羅的車流卻沒有這麼洶猛。

從外面吃了晚飯換了錢後我回到旅館，那一夜，現實的西貢與幻想西貢的衝突讓我感到萬般沮喪和失望，少女時期杜拉斯的那個西貢早已被歷史所湮滅，現在的西貢如同世界各地其他城市，有寬敞平整的街道，樹木。甚至還有些法國殖民地時期的漂亮建築，但到處充斥的摩托車噪音和濁氣讓我心生厭惡，它讓我失去了遊覽的西貢的任何欲望。

沉沉地睡了一夜，第二天我沒有逃離，我依然想看看杜拉斯寫的中國人的堤岸，那是幾個世紀中國移民最集中的地方。

堤岸，越南語是CHO LON, 既大市場，這裡沒有世界各地的中國城象徵性的牌坊，摩托車司機把我帶到堤岸的大市場，到處都是塞滿貨物的店鋪和忙碌的人們，周邊高低不齊和新舊不一的樓房，一些零星的中文字，色彩艷麗的陶瓷片裝飾的廟宇飛檐。我的眼睛搜尋着那些陳舊暗色，褪色破舊的窗欄和百葉窗，牆壁斑駁的三四層樓房的老房子，這些陳舊老樓營造出一種老電影的畫面，但我覺得在我看到的老房子中沒有一棟可以成為她筆下描寫的堤岸房：

“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房間非常暗淡，整個屋子都處在城市那些無休止的吵鬧聲包圍中，似乎是一輛開進城裡面的火車，窗戶上沒有安玻璃，只有窗簾和木製百葉窗把這張床同城市分隔開來”，

就是這樣一間火車屋裡，她的中國情人為她洗浴，把她抱到床上，撫摸她，親吻她，他們相互述說着孤獨和鬱悶，享受着性愛的快樂。

或許那棟目睹他們情愛的房子早已被剷平修建了新的房子，或許那棟房子根本就沒有存在過，只存在她的想象中和筆下紙張上。

“傍晚時分，焦糖的到一直傳到屋裡來，還有炒花生，廣味的稀粥，草藥，茉莉花，塵土，木炭火登一類的味道，城市的味道也就是鄉村的味道”。

這是七十歲的杜拉斯在“情人”中對堤岸的記憶，我在大市場周圍走了一圈，只可惜杜拉斯記憶中的味道現在已經被汽車廢氣的味所取代。

法國殖民時期和上個世紀初堤岸是非常繁華富裕的，1975年北越共產黨占領西貢時，有錢的華人都逃離西貢，堤岸就此陷入一段長時期的蕭條。

十幾年前的一個金色秋天，在法國東部靠近瑞士邊境的秀美鄉村，我和法國朋友夏爾住入一戶鄉間民宿，它有着高大寬敞的黑木屋梁客廳，圍繞着房子的是金黃田野和幾頭悠閒自在的奶牛。房主是兩位男人，一位是藍眼黃髮，頗有男子氣概的法國英俊男子J，另一位則是瘦小纖弱秀氣，黑髮黑眼的越南男子H，我依然記得H優雅地在寬大的廳內為我們彈奏巴赫的鋼琴曲，我們四人圍坐在老磚牆壁餐廳中的方桌上吃飯，飯後喝着紅酒聊天時，英俊J一邊溫柔地撫摸着他男友纖細的手，一邊對我們說他的越南情人H來自于越南西貢一個非常富有中國珠寶商人家庭，越戰時期，他在一位老師家優雅淡定地學彈鋼琴，他沒有目睹在報刊或電影中那些被美國燃油彈點燃的村莊，紅色的火焰和漂浮在上空的黑色濃煙，也沒有聽到過痛苦裸跑孩子的恐怖慘叫聲。越戰結束時北越的共產黨控制了南越，那一段時期是越南華人最艱難的時刻，他家拋棄在西貢的房屋店鋪家業，舉家外逃，與很多富裕的華人一樣成為難民乘船逃到香港後來輾轉來到法國。那些留下的華人財產被充公，有的被送到去強行勞動。他不懂一句中文，就像我在意大利遇到的越南華僑後裔他們都不懂中文和漢字。歷史上的越南沒有自己文字，漢字一直是越南官方和民間的主要文字，在越南所有的佛廟會館中全寫着中文。十九世紀法國殖民時期開始打壓漢字推廣法語或由傳教士採用羅馬拉丁字母標註當地人發音的越南語，後來越南獨立直至統一後也加強越南語的推廣，不少的中文學校被迫關閉或改建。

那夜，我去了西貢最熱鬧的BUI VIEN步行街街（也稱吧街），街道兩邊的樓房上閃耀着璀璨的霓虹燈光，兩邊很多餐館，咖啡館，強勁的音樂從一些寬大的昏暗的酒吧擴散到街上，鐳射光在快速的節奏中旋轉跳躍，年輕的舞女在如同櫥窗的敞開的大門邊面對街中的人群扭動半裸體誘人的大腿和豐滿乳房，街道中央擠滿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和年輕興奮的越南人，人們的面孔在霓虹燈光和鐳射光下發出不同的光彩，一些年輕女孩穿着短短的裙子，露出圓潤大腿站在路邊呼喚着客人，有人坐路邊椅子上喝着冰鎮啤酒，品嘗越南的米粉，更多的人只是在街道上來回地走動和觀看，BUI VIEN的情景好像是幾個星期前我在柬埔寨暹粒市中心酒吧區看到的情景，全球一體化正在消除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和習俗，城市的差別正在消失。

依然是那夜，我的耳朵充斥着強烈的噪聲，那不是當年杜拉斯在房間裡聽到的尖銳的廣東和福建話，而是由來自世界各地人的口音組成的噪音，再也聽不到讓杜拉斯頭暈腦脹的木屐噠噠聲，現在只有讓她心臟怦怦地跳，頭腦爆炸的激烈音樂。人們在這條街道上享受各種感官的刺激，除了夾雜在霓虹燈見的越南小紅旗，你無法想象越南是一個這樣完全開放和西化的社會主義，可能越南的社會主義摻入了法國的殖民文化和更多的美國資本主義文化。

第三天一早我匆忙地離開了西貢，我放棄了去沙瀝參觀杜拉斯的中國情人黃水黎的古宅。有過西貢幻滅的經歷，我知道那棟帶藍瓷欄杆的平台的老宅和曾經故事裡的真實人物照片定會無情地摧毀我對“情人”這本書和那部由於梁家輝扮演的中國情人電影的美好記憶，不要去尋找文學人物中的真實性，這樣才能保持作品的在你頭腦中的魅力。

在車站等待長途汽車時，我與坐在我身邊的一位年輕的越南女大學生聊天，她是外省女孩，在西貢讀大學，她熱愛西貢，這裡有活躍開放的生活，更多更好的工作機會，更高的收入。她對我陳述熱愛西貢的理由，正是這些理由吸引了越南很多年輕人渴望定居於西貢，至於擁擠的車輛，無序混亂，噪音和空氣污染這些西貢地獄般的一面，她早已接受甚至都感覺不到它們的存在。

每個人眼中的西貢是不同的，杜拉斯的西貢是充滿情愛和對母親的愛與恨，而我這個過路客眼中的西貢是令人厭惡地充滿車輛和噪音，污濁的空氣。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無論我們每個人以那種眼光來看待它，西貢總是以它自己的真實的面貌存在於這個世界上，美麗或醜陋的。

離開西貢時我才明白，西貢只是我年輕時的美好夢想和欲望，而我到達這座城市時不再年輕，已是2024年，待我走入西貢的街頭時當初的那些夢想和對它的欲望已被時間所湮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