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三小时中巴车就从柬埔寨的金边到了边境口岸，快捷顺利地越过边境进入越南，从窗外的田野和路边的屋子走路的行人来看，越南与柬埔寨没有什么区别，只有商店上写的拉丁文的罗马字母招牌和广告提醒我现在是越南。

下车后一个摩托车手愿意以3美金带我去西贡预订的旅馆，我便戴上头盔，跨上摩托车后坐，随着滚滚的车流中进入西贡。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是从法国女作家杜拉斯的书籍中知道印度支那的，早在法国统治时期为了在殖民地推广法国文化和语言，杜拉斯的父母去了印度支那。她出生于西贡，八十年代初她写了一本自传体的小说“情人”，该书一出版就获得龚古尔文学奖，在欧洲风靡一时。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一位十五岁的法国少女乘当地人的客车和渡船从沙沥回西贡，她扎着两条细辫子，头戴男士红色毡帽，穿着一件旧的袒胸露袖茶色真丝连衣裙，腰上随意系着一根皮带，独自依靠在轮渡船舷上看着静静流淌的湄公河。渡船上客车边有一辆黑色大轿车，透过炎热阳光下的薄雾，她看到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国年轻男人……。

我陶醉于湄公河上那段伤感又唯美的爱情故事。

杜拉斯通过她的少女时代的故事把我带入了西贡。在北越统一越南后，西贡改名为胡志明市，可我依然喜欢叫它西贡，胡志明这个名字让我想到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他推行的禁欲主义，而西贡让我联想到一个带着淡淡黄色夕阳的陈年旧梦，远东的小巴黎，街道边的红绿法式建筑，坐在街边木制小靠椅上品尝着咖啡，悠闲地看着树荫下戴着斗笠穿着白色奥黛窈窕的越南少女。在我的想象中，西贡，应该既充满了欧洲的风情又充满了东方情调。

摩托车把我带入一条小巷，在一户人家门前停下，按门铃，进门，脱鞋，上楼，接待我的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白皙的越南人，这白肤色让他看上去像中国人，他的头发一丝不乱，说着流利的英语，温文尔雅，穿着和举止像来自受过教育的有钱人家，这是新一代越南人，他家拥有四层楼民宿，里面布置干净温馨。我安置好行李下楼来时，他的父亲坐在楼下的客厅沙发上，一个七十左右的老人，眼睛有点凹嘴巴有点突出，深棕色的肤色，满脸的皱纹和僵硬的表情让你想到欧美电影或越战摄影中那些贫困，饱经战乱之苦的越南百姓，这是上个世纪的的越南人。

将近傍晚五点，刚打开民宿的大门，一辆摩托车蹭地一下从我面前一晃而过。外面的空气依然炎热潮湿，拐上大街，栉比鳞次的楼房，一家挨一家的各种店铺，人行道上空旷无人行走，仅有的几个行人都是外国游客，西贡人已经以车代步了，即使到街对面买瓶水也会开摩托车去的。马路中间依然是如河水涌流的摩托车和汽车，我企图穿越无任何红绿灯的马路到民宿老板告诉我的珠宝店去换钱，乘马路上无车的瞬间，我快步到了马路中间，这时我才惊恐地发现无数的车辆从四面八方像洪水般朝我涌来，我处于一个车流的漩涡之中，那一刻我以为自己又回到了开罗，一个交通杂乱无章的城市，但开罗的车流却没有这么汹猛。

从外面吃了晚饭换了钱后我回到旅馆，那一夜，现实的西贡与幻想西贡的冲突让我感到万般沮丧和失望，少女时期杜拉斯的那个西贡早已被历史所湮灭，现在的西贡如同世界各地其他城市，有宽敞平整的街道，树木。甚至还有些法国殖民地时期的漂亮建筑，但到处充斥的摩托车噪音和浊气让我心生厌恶，它让我失去了游览的西贡的任何欲望。

沉沉地睡了一夜，第二天我没有逃离，我依然想看看杜拉斯写的中国人的堤岸，那是几个世纪中国移民最集中的地方。

堤岸，越南语是CHO LON, 既大市场，这里没有世界各地的中国城象征性的牌坊，摩托车司机把我带到堤岸的大市场，到处都是塞满货物的店铺和忙碌的人们，周边高低不齐和新旧不一的楼房，一些零星的中文字，色彩艳丽的陶瓷片装饰的庙宇飞檐。我的眼睛搜寻着那些陈旧暗色，褪色破旧的窗栏和百叶窗，墙壁斑驳的三四层楼房的老房子，这些陈旧老楼营造出一种老电影的画面，但我觉得在我看到的老房子中没有一栋可以成为她笔下描写的堤岸房：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房间非常暗淡，整个屋子都处在城市那些无休止的吵闹声包围中，似乎是一辆开进城里面的火车，窗户上没有安玻璃，只有窗帘和木制百叶窗把这张床同城市分隔开来”，

就是这样一间火车屋里，她的中国情人为她洗浴，把她抱到床上，抚摸她，亲吻她，他们相互述说着孤独和郁闷，享受着性爱的快乐。

或许那栋目睹他们情爱的房子早已被铲平修建了新的房子，或许那栋房子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只存在她的想象中和笔下纸张上。

“傍晚时分，焦糖的到一直传到屋里来，还有炒花生，广味的稀粥，草药，茉莉花，尘土，木炭火登一类的味道，城市的味道也就是乡村的味道”。

这是七十岁的杜拉斯在“情人”中对堤岸的记忆，我在大市场周围走了一圈，只可惜杜拉斯记忆中的味道现在已经被汽车废气的味所取代。

法国殖民时期和上个世纪初堤岸是非常繁华富裕的，1975年北越共产党占领西贡时，有钱的华人都逃离西贡，堤岸就此陷入一段长时期的萧条。

十几年前的一个金色秋天，在法国东部靠近瑞士边境的秀美乡村，我和法国朋友夏尔住入一户乡间民宿，它有着高大宽敞的黑木屋梁客厅，围绕着房子的是金黄田野和几头悠闲自在的奶牛。房主是两位男人，一位是蓝眼黄发，颇有男子气概的法国英俊男子J，另一位则是瘦小纤弱秀气，黑发黑眼的越南男子H，我依然记得H优雅地在宽大的厅内为我们弹奏巴赫的钢琴曲，我们四人围坐在老砖墙壁餐厅中的方桌上吃饭，饭后喝着红酒聊天时，英俊J一边温柔地抚摸着他男友纤细的手，一边对我们说他的越南情人H来自于越南西贡一个非常富有中国珠宝商人家庭，越战时期，他在一位老师家优雅淡定地学弹钢琴，他没有目睹在报刊或电影中那些被美国燃油弹点燃的村庄，红色的火焰和漂浮在上空的黑色浓烟，也没有听到过痛苦裸跑孩子的恐怖惨叫声。越战结束时北越的共产党控制了南越，那一段时期是越南华人最艰难的时刻，他家抛弃在西贡的房屋店铺家业，举家外逃，与很多富裕的华人一样成为难民乘船逃到香港后来辗转来到法国。那些留下的华人财产被充公，有的被送到去强行劳动。他不懂一句中文，就像我在意大利遇到的越南华侨后裔他们都不懂中文和汉字。历史上的越南没有自己文字，汉字一直是越南官方和民间的主要文字，在越南所有的佛庙会馆中全写着中文。十九世纪法国殖民时期开始打压汉字推广法语或由传教士采用罗马拉丁字母标注当地人发音的越南语，后来越南独立直至统一后也加强越南语的推广，不少的中文学校被迫关闭或改建。

那夜，我去了西贡最热闹的BUI VIEN步行街街（也称吧街），街道两边的楼房上闪耀着璀璨的霓虹灯光，两边很多餐馆，咖啡馆，强劲的音乐从一些宽大的昏暗的酒吧扩散到街上，镭射光在快速的节奏中旋转跳跃，年轻的舞女在如同橱窗的敞开的大门边面对街中的人群扭动半裸体诱人的大腿和丰满乳房，街道中央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年轻兴奋的越南人，人们的面孔在霓虹灯光和镭射光下发出不同的光彩，一些年轻女孩穿着短短的裙子，露出圆润大腿站在路边呼唤着客人，有人坐路边椅子上喝着冰镇啤酒，品尝越南的米粉，更多的人只是在街道上来回地走动和观看，BUI VIEN的情景好像是几个星期前我在柬埔寨暹粒市中心酒吧区看到的情景，全球一体化正在消除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和习俗，城市的差别正在消失。

依然是那夜，我的耳朵充斥着强烈的噪声，那不是当年杜拉斯在房间里听到的尖锐的广东和福建话，而是由来自世界各地人的口音组成的噪音，再也听不到让杜拉斯头晕脑胀的木屐哒哒声，现在只有让她心脏怦怦地跳，头脑爆炸的激烈音乐。人们在这条街道上享受各种感官的刺激，除了夹杂在霓虹灯见的越南小红旗，你无法想象越南是一个这样完全开放和西化的社会主义，可能越南的社会主义掺入了法国的殖民文化和更多的美国资本主义文化。

第三天一早我匆忙地离开了西贡，我放弃了去沙沥参观杜拉斯的中国情人黄水黎的古宅。有过西贡幻灭的经历，我知道那栋带蓝瓷栏杆的平台的老宅和曾经故事里的真实人物照片定会无情地摧毁我对“情人”这本书和那部由于梁家辉扮演的中国情人电影的美好记忆，不要去寻找文学人物中的真实性，这样才能保持作品的在你头脑中的魅力。

在车站等待长途汽车时，我与坐在我身边的一位年轻的越南女大学生聊天，她是外省女孩，在西贡读大学，她热爱西贡，这里有活跃开放的生活，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更高的收入。她对我陈述热爱西贡的理由，正是这些理由吸引了越南很多年轻人渴望定居于西贡，至于拥挤的车辆，无序混乱，噪音和空气污染这些西贡地狱般的一面，她早已接受甚至都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

每个人眼中的西贡是不同的，杜拉斯的西贡是充满情爱和对母亲的爱与恨，而我这个过路客眼中的西贡是令人厌恶地充满车辆和噪音，污浊的空气。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我们每个人以那种眼光来看待它，西贡总是以它自己的真实的面貌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美丽或丑陋的。

离开西贡时我才明白，西贡只是我年轻时的美好梦想和欲望，而我到达这座城市时不再年轻，已是2024年，待我走入西贡的街头时当初的那些梦想和对它的欲望已被时间所湮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