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很可能是中國歷史上被污名化最嚴重的歷史人物。

提到這個名字，有幾個華人不知道他是個“大漢奸”，抗戰中成立了日本人扶持的”傀儡政府“？

除此之外，讀者朋友，您對汪精衛的了解有多少呢？

被中共洗腦教育的結果是：出國前我對汪精衛只有一些類似的、標準化的、片段的刻板印象。

出國後，讀了西方學者寫的一些近代史作品，對汪精衛的了解多了一些。比如，我知道他年輕時曾企圖刺殺清朝的某個親王，並留下了慷慨激昂、膾炙人口的詩句：“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然而西方的歷史著作留給汪精衛的篇幅極為有限，我從中了解不到汪精衛的詳細生平。只是那些類似驚鴻一瞥的敘述依然逗引了我對他的好奇心。

後來，讀了不少胡蘭成的文字。胡蘭成曾在汪精衛政府中任職，其個人經歷也隨着汪精衛政府的沉浮而沉浮。讀胡蘭成作品讓我對於胡本人，以及汪精衛及其一干人等的歷史產生了更為濃厚的興趣。

另一個我近年來惡補的作家是周作人。他也被污名化為“漢奸”，命運正與胡蘭成、汪精衛類似，只是更慘些：1949年後他留在大陸，於是被國共兩黨政權一起打入了歷史的”冷宮“。

關於周作人，我讀了止庵的《周作人傳》，相當不錯。極權主義的中共政權、威權主義的國民黨政府都把周作人貼上了“漢奸”的標籤，努力讓人們忘記周作人的人性，無視他在日本侵華戰爭期間的舉動背後複雜的歷史、社會及個人的考量。他們的洗腦效果卓著。

而《周作人傳》讓我們看到更全面的周作人，從而多少解構了他身上“漢奸”的歷史印記。

然而胡蘭成、汪精衛卻不見有傳記。

胡蘭成的文字，中國倒是出版了一些。我讀到了他的一些散文作品，比如《今生今世》、《山河歲月》，等等。這些對於我了解胡作為寫作者有一定幫助。然而，沒有傳記，我不敢說對於胡的生平有充分的了解。

在這三位歷史人物中，汪精衛是我最不熟悉的一個。中國不僅沒有出版什麼關於汪精衛自己的文字，連研究他的書都沒見到。網絡上看到的信息表明：21世紀以來，台灣、香港出版了一些汪的文字，比如2012年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的《雙照樓詩詞稿》。似乎也出了一些關於汪生平的書籍，但是未見有真正的傳記。

2024年台灣聯經出版社的《汪精衛與中國的黑暗時代：詩歌、歷史、記憶》，是罕見的汪精衛傳記。

該書作者楊治宜，女，網絡上信息絕少，只找到兩條簡短的介紹，一條是百度百科的，一條是復旦大學的。相比之下，這本汪精衛傳中附上的作者介紹還詳細一些：楊女士畢業於北大中文系，2012年在普林斯頓大學獲博士學位，現在法蘭克福大學漢學系任教。之前的研究主要在中國古典文學，出版過關於蘇軾研究的專著。楊曾一度在復旦大學任教。

從書名《汪精衛與中國的黑暗時代：詩歌、歷史、記憶》可以知道：楊女士把對汪精衛個人生平與對汪精衛詩歌的研究融合在一起。似乎有平行、對照、比較其詩歌、記憶與歷史事實之意。

類似的歷史研究方法中廣為人知的是：以詩證史。這一方法在中國頗有淵源。許多人都知道：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近代歷史學界名人陳寅恪在其歷史研究中大量使用以詩證史的手法。

我讀此書，一開始是衝着對汪精衛歷史的好奇去的。然而一讀之下，覺得楊女士已然顛覆了“以詩證史”的傳統治學方法。也可以說，她從海外借來了他山之石，把中國“以詩證史”的玉給擊潰了。

真是：打得好！打得妙！

中國曾經有過的“以詩證史”被中國歷史學者大量使用，然而這一方法本身似乎未被仔細審視過。基本上，大部分中國學者是把詩歌、散文等非虛構作品中的抒情或敘事主體（第一人稱“我”）等同於作者本人，從而通過對詩歌的解讀來分析、了解作者的心態、情緒、感情、甚至驗證作者牽涉的史實。

然而這一把非虛構文學作品的敘述主體等同於作者本人的看法是相當有問題的。

如果我們向任何一個作者請教：您詩歌、散文中的第一人稱或敘述主體可以完全等同於您本人嗎？

如果一個作者誠實地回答以上問題，他（她）的答案應該是否定的。

遠的不說，今天我們在互聯網的社交媒體上遇到的網民、網友、網上大V們，你覺得我們可以把他們的網絡身份與現實中的作者本人等同起來嗎？絕大多數情況下我們無法簡單地劃等號。

現實中的作者與作品的敘事主體之間有密切的聯繫，然而不是等同的。明乎此，以詩證史的方法就需要重新的審視。

不僅修正了“以詩證史”的方法，楊治宜的《汪精衛與中國的黑暗時代：詩歌、歷史、記憶》更填補了汪精衛研究的空白。中國近代史上舉足輕重的歷史人物汪精衛終於又了獨立的傳記了！

汪精衛，本名汪兆銘，生於1883年，死於1944年。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然而在他去世八十年後，我們才有了一本像樣的傳記、研究專著。為什麼？

楊治宜的回答：因為他被中共和國民黨政權實施了“懲罰性遺忘”。

汪精衛去世之後，不論是國民黨政權（及後來的台灣政府），還是中共政權，都把汪精衛及其支持者們貼上“叛國者”、“漢奸”的標籤，打入歷史的“冷宮”，同時刪改他們在歷史上的印記。

當權者利用權力改寫歷史乃是中國源遠流長的傳統，也是中國專制文化的糟粕與遺毒。

直到今天，中共政權出於維穩的需要，繼承與發揚了這一糟粕，對於中國當代歷史不斷改寫，比如對1989年的學運、社運歷史的改寫，對文化大革命歷史的改寫，等等。同樣的，對於中國近代史，中共的改寫幅度之大更是令人咋舌的。

汪精衛，就是被中共政權和台灣政府（特別是之前的國民黨政府）改寫歷史的行為懲罰而幾乎被遺忘了的重要人物之一。

汪精衛曾經在國民政府中擔任過政府首腦，甚至一度位列於蔣介石之前、之上。較蔣介石而言，他與國父孫中山的關係一度也近的多。汪精衛對中國近代史的影響是中國和台灣過去許多年以來的歷史敘述中被遠遠低估了的。

在日本侵華戰爭全面展開之後，汪精衛出走重慶，到“淪陷區”組成了與日本合作的政府（被國共兩黨貶稱：“偽政府”，或“汪偽政府”）。從此以後，他就國民黨政府、台灣政府、以及中共政權，施以系統性的“懲罰性遺忘”，從中國近代史中幾乎被抹去了。

中共政權有一個聽上去很合理的口號：忘記過去就是背叛歷史。

極權主義政權，不論是右翼的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還是左翼的斯大林主義、毛主義，都是把謊言武器化的高手。他們幾乎總是喊着合理正確的口號，同時又秘密地干着見不得人的勾當。

以表面的偉大、光榮、正確掩蓋其內里的渺小、卑鄙、錯誤是極權主義、威權主義政治的本質特徵之一。

因此我們看到：極權主義、威權主義政權往往選擇性地“忘記過去”，然後編一套自己的歷史給民眾洗腦，並且宣布：任何對他們的歷史持不同意見者都是叛徒。

台灣國從一黨專政、威權主義的蔣介石政權逐漸轉型成今天的多黨競爭的、自由民主制度是20世紀末21世紀初亞洲乃至世界重大的歷史事件之一。

而根據《汪精衛與中國的黑暗時代：詩歌、歷史、記憶》，台灣國最新的歷史教科書對於汪精衛的敘述似乎已經擺脫了“懲罰性遺忘”的窠臼。

當我們選擇“忘記過去”，不論是全面的，還是局部的，不論是對社會精英的，還是對升斗小民的；我們都是在背叛歷史。

眾所周知，中國文化非常看重歷史。然而看看所謂的二十四史，其中的“前四史”——《史記》、《漢書》、《後漢書》、和《三國志》最為後人稱道，主要原因是因為這些作品都不是政府的作為，相反，他們都是個人的寫作。

除去前四史，中國的歷史書值得好好讀的實在不多。因為，之後的歷史多為所謂的官修史，即由掌權的政府派人寫作編輯出來的。官修史的缺點是：充斥了權力對歷史的遺忘、篡改、和修正。從中國的歷史書來看，中國人之“忘記過去”與“背叛歷史”已經綿延近兩千年之久了。

對汪精衛的懲罰性遺忘是當年的國民黨政權、今天的中共政權背叛歷史的又一重要證據。

從這一角度看，楊治宜的《汪精衛與中國的黑暗時代：詩歌、歷史、記憶》可以成為幫助我們發掘歷史真相，反對權力閹割歷史愚弄百姓的重要武器。

威權主義、極權主義等專制政權對於歷史的重視主要是給民眾洗腦的政治需要。用來洗腦的歷史其要點是造假；其最害怕的是真相。因此，楊治宜寫作出版汪精衛傳記、挖掘歷史真相的行動就是在反對專制暴政。

而我們閱讀汪精衛傳記，拒絕被專制政權的“標籤”洗腦，了解歷史人物汪精衛的生平、思想、詩歌創作，等等，看似一個個人化的非政治的行為，其實已經有了政治性。

從這一角度看，對專制政權禁止我們了解的歷史，特別是中國近代史、當代史、世界史，等等，的個人閱讀活動，就是反專制反暴政的一種政治行動。

多一個人寫作汪精衛、周作人、胡蘭成等人的傳記，多一個人讀這些歷史人物的文字和傳記，中國和台灣、乃至世界上的專制政權就少了一點支持。楊治宜的《汪精衛與中國的黑暗時代：詩歌、歷史、記憶》可謂功德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