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號那天，是他21年的忌日，全球古典樂壇上的風雲人物與無數音樂愛好者都深深懷念他！我的“發小”兼超級古典音樂迷，是他的忠實粉絲。

他並非完人，卻一生追求極致；他有着孩童般的純真，卻對音樂感悟極深，見解成熟而獨特；他對所有的曲目都瞭如指掌，卻懂得選擇以及該如何選擇；他註定是眾人仰慕的大師級公眾人物，但卻憎惡聚光燈，不屑與達官貴人為伍；他所錄製的CD寥寥無幾，但卻是張張精彩，早已成為收藏者的最愛；他在舞台上收放自如充滿自信，但卻在內心深處常常沮喪、自卑、孤獨；他痛恨一切商業運作與包裝，卻對因過於商業化而廣為眾人詬病的卡拉揚“情有獨鍾”，每每路過，都要去他的墓前謁拜；他是名副其實的帥哥，從大學開始就很有女人緣，且常常愛慕之心泛濫，但卻對自己的結髮妻子深深依賴，以至於妻子去世僅半年他便追隨而去；他以樂壇“壞脾氣”著稱，屢屢在排練中因一言不合便佛袖而去，將一眾目瞪口呆的樂手晾在原地，可是凡與他合作過的樂團與樂手回憶起他來，都充滿懷念、記得與他在音樂上的魚水交融……

看他的指揮完全是一種美的享受，音樂在他優雅的手勢中自然流淌，那沉浸在音樂中的肢體的舞動，分明是一位技藝高超的舞者，伴隨着動人的音樂，在眾目睽睽的舞池中央翩翩起舞，自信灑脫，迷倒了現場的男男女女。

就是這樣一位風流倜儻的“花花公子”，年輕時卻栽在一位姑娘身上。那姑娘是一位漂亮的斯洛文尼亞芭蕾舞演員，他在指揮時認識了她。

於是他主動上前套近乎：“你願意和我約會嗎？”

誰知那姑娘竟一點面子都不給：“抱歉，沒興趣！”

當然這對於契而不舍的他來說不算什麼，無情拒絕本身反倒讓他欲罷不能，更激起他的“鬥志”，接着便是各式各樣的冒險行動，最終他成功了，他們結婚了。從此，這位小他7歲的妻子斯坦尼斯拉娃（Stanislava Brezovar）就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穩定來源。

但那只是他的一面。

據她姐姐回憶：他從小就瘦弱不堪，以至於母親一度擔心他是否能活下來。小時候他學過一首小歌：“海鷗，飛到赫爾戈蘭島去，代我親吻我愛的女孩。我孤獨，我被人遺棄，我渴望和她在一起。”他唱這首歌時如此傷感，令人動容。

也許孤獨和憂鬱早在童年便在他的性格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他，就是被廣泛譽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指揮家之一：卡洛斯·克萊伯（Carlos Kleiber，1930-2004），一位出生於德國的奧地利指揮家。

2004年7月19日，全球各地的通訊社才從斯洛文尼亞獲悉，享譽世界的指揮大師卡洛斯·克萊伯已經去世。法國《費加羅報》更使用了充滿驚愕與愧意的新聞標題：《哦，對不起，我們昨天才知道他去世！》

這遲來的報道，代表着一個讓所有熟悉並關愛他的人不願面對的事實：這位指揮家在三天前就已悄然下葬了，葬於7個月前先他而去的妻子墓旁，它坐落在斯洛文尼亞利蒂亞（Litija）附近的一個小村鎮，那是她的故鄉。或許是因為妻子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的緣故，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光皈依了基督。

他是一個可以追隨、卻不願讓人靠近的人。

他第一次消失在公眾視野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當時他宣布退休隱退，短短一句“我要去藍色世界了”震驚了古典樂壇。他為世界付出了太多，但人們對他的期望卻遠不止於此。人們總是想象，如果卡洛斯能演繹威爾第的《安魂曲》會是怎樣？如果他能繼續指揮10年會怎樣？

但人生沒有“如果”。

沒有人會想到，選擇隱居的他，會與一位斯坦福音樂系學習指揮的大學生有着一段不解之緣。1987年暑假，年輕的巴伯（Charles Barber）與同學踏車旅行。行間他們被電視節目裡交響音樂會指揮的動作所吸引，之後才知道那就是卡洛斯·克萊伯。此後，巴伯開始收集、閱讀和觀看有關他的一切資料。他迷上了卡洛斯，他寄信給卡洛斯，希望能夠成為他的助手，跟他學指揮，但卡洛斯沒有接受巴伯的請求，不過從此他們開始通信。2011年底，也就是卡洛斯去世7年後，已經是溫哥華城市歌劇院藝術總監的巴伯，將他和卡洛斯的通信積集成書，即《與卡洛斯的通信》（Corresponding with Carlos——A Biography of Carlos Kleiber）。書中讓世人看到了那個神情靦腆而且似乎不太自信的指揮大師敏感、幽默又輕鬆的另一面。

他即使在事業如日中天之時，也從未擺脫父親的陰影。在給巴伯的信中，卡洛斯提到：“埃里希（他父親，Erich Kleiber）是他生命中一位不朽的人物，他控制欲強，令人無法抗拒，並且是他整個音樂感知方式的核心……”

年輕時，他的父親曾力阻他成為指揮家，當時他小心翼翼地向父親提出自己想當指揮家的夢想，卻被父親蠻橫拒絕：“有一個克萊伯就夠了！”

卡洛斯畢竟是卡洛斯，他並沒有屈從於父親的意志，當他於1954年開始指揮生涯的時候，他甚至以藝名Karl Keller示人，為的是避開父親的光環。在波茨坦的第一場排練，年輕的克萊伯完全沒有初登舞台時的拘謹和客套，他與樂隊一起排練了十餘次，將其精益求精的態度充分呈現出來，多年來形成了他獨具一織的排練風格：他經常打斷樂手的演奏，清晰地提出自己的意見，故而有“絕不容忍錯誤的指揮家”的稱謂。在他幾十年非常有限的演出中，他對每一場演出首先考慮藝術上是否達到自己的標準，是否合乎他的期望，任何一場演出他都要力爭做到盡善盡美，否則寧肯取消也決不湊合。他那種一絲不苟、寧缺勿濫的境界，是別的更注重效益的指揮家難以達到的。

然而，他始終對自己的父親推崇備至。對這位曾與富特文格勒、托斯卡尼尼、瓦爾特、克倫佩勒齊名的指揮家父親，他自愧不如，視其表演為完美的巔峰，他在寫給摯友的信中充分體現了這種崇拜：“這是《玫瑰騎士》的傑作，無與倫比，未經雕琢，精彩絕倫，獨一無二，氣勢恢宏，從頭至尾都堪稱真正的維也納之作！還有那圓舞曲！無與倫比！……我們再也看不到這樣的作品了！”

但其實，在眾多樂迷看來，卡洛斯不僅在天賦、才華、情感、直覺、敏銳度、精細度以及指揮風格上都超越了他的父親，而且在對音樂的深入剖析與理解、與各個樂手的有效交流以及對整個樂隊的掌控等方面更是無人能及。

有人評價：他的表演，是將細緻精準與充滿激情的即興演奏完美融合的典型。他註定是一位具有傳奇般故事的完美主義者。

與當代指揮巨匠卡拉揚霸道、粗獷的風格截然不同，克萊伯的演奏風格低調、柔和、細膩，與人們對每部作品作曲家試圖傳達的意境完美契合。隨着他登上舞台，音樂、樂譜和作曲家即刻融為一體，聽眾瞬間便被彈射到大氣層之外，在那裡，只有天體的謎團在耀眼的陽光中翩翩起舞，在他魔術般的指揮棒下，靈魂也綻放出笑容。

受人尊敬的指揮家賈維（Paavo Järvi）講述了一則關於他的軼事，那是他指揮威爾第歌劇《茶花女》中的一個有趣場景：卡洛斯一出現就贏得了觀眾的起立鼓掌，那掌聲比歌劇結束後大多數演出的掌聲都要持久……就在劇院漸漸暗下來、歌劇開始進行時，有人從過道走過來大聲說：“哇，夥計！”大家都回頭看，發現竟然是伯恩斯坦！當時維奧萊塔演唱的音調非常高，之後高音部分漸弱，一種令人驚嘆的漸弱，你甚至可以聽到一根針掉在地上的聲音，真的，那是我記憶中最安靜的時刻。然後就是我身後伯恩斯坦的那個誇讚的聲音，音量非常大。

他是地道的劇院指揮，相較於劇院近600場的演出場次，他終其一生在音樂廳指揮過的演出場次極為有限，總計不過96場，而跨度則長達30年。這數量甚至遠少於同時代許多指揮家每年上百場的頻率。像卡拉揚，一生指揮過多達3500場的演出。而伯恩斯坦，也超過了1500場。即使如穆蒂、巴倫博伊姆等現代著名指揮家，在指揮生涯仍在繼續的過程中，也都已輕鬆突破了1000場。

2010年11月，英國《BBC音樂雜誌》（BBC Music Magazine）曾面向當今100位世界頂級指揮家發起過一項投票，旨在評選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20位指揮家”。該評選不設候選人，每人可自由推薦3名，包括可以投票給自己。俗話說“文人相輕”，這種由指揮家自己從專業的眼光評出誰是“最佳”的方式，吊足了人們的胃口。

2011年3月公布的最終結果令全世界驚訝：卡洛斯·克萊伯居然名列榜首！其後依次為伯恩斯坦、阿巴多、卡拉揚、哈農庫特、西蒙·拉特爾、富特文格勒、托斯卡尼尼、布列茲、朱利尼……

人們不禁會問：他為什麼會排在第一位？

也許是因為他對音樂的深刻理解以及知道如何通過樂隊將其完整地呈現出來？也許是因為他在排練和演出中與眾多樂手的真誠交流和魚水交融？也許是因為他的指揮風格獨樹一幟，把握精準、細節清晰、瀟灑自如，極具感染力？也許完全是源於他低調的為人、充滿矛盾的個性以及為世人留下的眾多的迷？……

BBC音樂雜誌副主編傑里米·龐德說：“邀請100位當今偉大的指揮家說出他們的偶像和靈感來源，這真是一次令人着迷的經歷。尤其是當這麼多人提到卡洛斯·克萊伯時，他一生指揮的音樂會場次比大多數人指揮的場次加起來還要少。克萊伯對細節的極致關注、對音樂的純粹熱情以及令人嘆為觀止的演奏水平毋庸置疑——或許‘少即是多’才是通往真正偉大的真正途徑？”

當代樂團音樂總監蘇珊娜·馬爾基（Susanna Mälkki）評論他：“卡洛斯·克萊伯為音樂注入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活力……沒錯，他的排練時間確實比當今指揮家多五倍，但他當之無愧，因為他擁有非凡的視野，知道自己想要什麼，而且他對細節的關注也真正鼓舞人心。”

克萊伯的傳記作者、好友兼筆友查爾斯·巴伯認為：成就他傳奇而非凡的職業生涯的，是他獨具一格地將德國分析、形式和紀律的嚴謹性與拉丁舞的活力、律動和喜悅融為一體。

英國《留聲機》雜誌如此評價他：是什麼將卡洛斯·克萊伯推向了近乎神秘的高度？是超越自我界限的難忘體驗，也是他在最後一次排練的最後幾分鐘憤然離場時的無助感。這並非矯揉造作，而是深切絕望的表達，即便樂團已展現出最高水準——或許正因如此。他的性格充滿極端矛盾：他時刻擔憂災難，卻又樂於與音樂家們私下交流。他擁有豐富的曲目，卻又只演奏寥寥數部作品。他的怒火可能發泄在任何人身上，但他與孩子們的互動卻流露出珍貴而脆弱的溫柔。藝術沒有上限。然而，每一代人都需要至少一位藝術家來詮釋這一點。克萊伯為我們觸及星空；即使他最終崩潰，他依然證明了星空的存在。

他是一個深刻且與世隔絕的藝術家，遠離了公眾的視線，過着極為私密且脫離喧囂的生活。儘管他已經是20世紀最受尊敬和崇拜的指揮家之一，但他卻選擇了一條與眾不同的道路：他異常低調，從不接受媒體採訪（記錄中的僅有的一次還是在上世紀60年代）。他拒絕了所有頂級樂團常任指揮的邀請，即使是面對1989年卡拉揚去世後柏林愛樂的盛邀也是如此。當時樂團的樂手已得知他無意接手，但之後的數次投票，眾望所歸的依舊是他。

他的古典樂壇上的巨大聲望與他的採取的低調態度和自我隔離，更加強了人們對他的好奇。有關他的故事在業界廣為流傳。

維也納愛樂樂團首席長笛演奏家迪特爾回憶起與卡洛斯的排練，當時排練的是舒伯特《未完成》交響曲，卡洛斯那種發自內心的“激發音樂家靈魂”的能力讓這位長笛手銘記在心，他喚起了舒伯特瀕臨死亡時深深的憂鬱。音樂以低音提琴開始，然後是一段停頓,音樂停止了，然後是“五度”……這真是一個可怕的時刻。他喚起了整個樂團的恐懼。所有音樂家都多次演奏過這首交響曲，但和他一起演奏，仿佛像是第一次。

還有一次，卡洛斯想要指揮理查·施特勞斯的《厄勒克特拉》，他找到卡拉揚，請他給自己講解。但卡拉揚事後告訴我們，他與卡洛斯待了4個小時，但他從來沒有在4個小時裡像和卡洛斯一起時學到的這麼多，因為卡洛斯把整部樂譜都給他講解了一遍。

在與卡洛斯合作的樂隊裡，每個樂手都感覺自己就像是一個有機體、一件樂器。而他，就如同用這個有機體即興演奏。沒人知道他是怎麼成功的，他的手勢非常清晰，他從不刻意練習技巧，卻總是致力於音樂的意義、心理學及情感狀態，最終卻同時獲得了完美的技巧。他就像是與靈魂而非工具合作，他讓靈魂綻放笑容，傳達出一種無限的喜悅，一種無法用言語形容的至福。如果音樂能夠擺脫泥土束縛，開始飛翔，那麼他做到了，他是一位真正非凡的人。

是的，正是他的即興發揮和出人意料的音樂性，讓每場音樂會都成為一次全新的體驗。

曾擔任斯卡拉歌劇院首席小提琴長達30年的朱利奧回憶，我有幸在斯卡拉歌劇院工作，因為最偉大的指揮家都曾在那裡指揮，我認識併合作過的樂團指揮不計其數，我與這些偉大的音樂家們共處一個音樂社群。但我必須說，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卡洛斯；他的排練，以及他組織音樂演出的方式真是令人嘆為觀止，難以置信！在排練《奧賽羅》時，他從來不會連續排練超過兩三個小節，並且他會一個音符一個音符地告訴每個人要做什麼，這完全是經過深入研究得出的結論。樂團的管理人員有些着急了，因為我們好像從來沒有從頭到尾排練過。他不知疲倦地做某件事，最後終於爆發，演出中每個樂手都跳了出來，他的指揮棒發出了嘶嘶聲！那是帶着爆發力的效果。

他非常人性化，更是一個可以超越音樂本身、擁有對音樂進行內省的人，他展現了感性和文化（不僅僅是音樂）的和諧統一，他通過音樂引領人們走向幸福的維度。人們不得不感激他，因為他讓他們與他一同進入這個世界！他所強調的技巧，那種細膩，分明就是愛撫，他說：“用愛撫的弧度來演奏，但不要，不要在手臂上，是在手臂的皮膚上。”

那是另一個世界的東西！

大概是1988年，我們一同來到日本。這次他只要求排練整部《波西米亞人》三個小時就夠了，但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讓斯卡拉大劇院確保首演時樂團的原班人馬。樂團為難地告訴他，樂團里已有4個人退休離開了。卡洛斯不幹了，當即答覆：“好吧，不演了，我不去了。”

無奈的樂團管理層找到我說：“聽着，弗蘭澤蒂，你一直和他保持良好的聯繫，我們現在什麼都做不了，只好請你去向他解釋吧，我們不可能讓退休的人回來。”

我記得我去對他說：嗨，大師，他們不可能再回來了。但我可以向你保證，他們已經被更有價值的人取代了。”

看着我問：“你能保證嗎？”

我說：“大師，聽着，在我看來，他們都是很棒的人，而且只離開了這4個人，其他人都在，不會影響排練和演出的。”

他說：“很好，謝謝你！”他接受了我的勸告。

卡洛斯就是這樣，通過與樂隊合作賦予了樂曲獨特的情感，在許多人看來，沒有人能像他那樣成功地賦予情感，他有能力將人們帶入另一個世界，那是他的世界，不，那不止是他的世界，他賦予了人們超越他人的視野。

同為指揮大師的阿巴多如此評價卡洛斯：他能完美地說意大利語、法語和德語等多種語言，而且發音十分純正，這使得他與不同的樂隊和樂手交流起來遊刃有餘。在這背後，是創作音樂的熱情、快樂和對音樂的熱愛。他是一個偉大的完美主義者，他總是以最豐富的想象力去探索……他擁有令人難以置信的想象力，他對音樂本身充滿了敬畏。他的笑容恰到好處，很少有人能擁有這樣的笑容，當人們在音樂中創造出美妙的東西時就會微笑。卡洛斯內心是安寧的，但那種對音樂的激情和熱愛在某種程度上迷住了所有人，無論是樂團、觀眾、歌手……他向人們傳遞出的、創作音樂的巨大喜悅讓每個人都為之瘋狂。在我聽過他的所有作品中，無論是貝多芬、勃拉姆斯、威爾第、施特勞斯或是瓦格納，都是傑作。但或許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玫瑰騎士》，之前我已經習慣去維也納聽卡拉揚指揮的《玫瑰騎士》，卡拉揚指揮的《玫瑰騎士》非常精彩。但與之相比，卡洛斯指揮的《玫瑰騎士》毫無疑問更加出色。

還有富有盛名的俄裔美國鋼琴家霍洛維茨（Horowitz），當他從電視轉播中偶然見到克萊伯後，驚喜不已，遂與他聯繫，商談聯手演出貝多芬第三鋼琴協奏曲的事宜。豈料合作在即，霍洛維茨突然離世。

著名鋼琴家裡赫特在上世紀70年代觀看了拜羅伊特音樂節上卡洛斯指揮的瓦格納歌劇《特里斯坦》演出之後，在他的日記中寫道：“我有幸遇到的最偉大的指揮家。我相信只要我還活着，就再也聽不到像這樣的演繹了：這才是真正的《特里斯坦》，卡洛斯將音樂推向了沸點，並一直保持了整晚。從演出結束時人們經久不息的掌聲中，你會感受到他無疑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指揮。”

另一位傑出且內斂的音樂家是波里尼，他與卡洛斯雖然從未合作過任何作品，但卻是他的摯友。他這樣評價卡洛斯：從某種意義上說，當今音樂界正在丟失的音樂遺產的鑰匙已交付到他的手中，那就是道德、對作曲家細節的忠實、一絲不苟、完美主義和自我批評。相信人們不禁熟悉他，而且不會忘記他的遺產。他回憶起當年與樂隊排練《魔彈射手》序曲的一次邂逅。當時卡洛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毫不猶豫地表達自己，絲毫不錯過排練的瞬間，他提出的建議或要求遠超音樂技巧，更注重樂句，更注重全面的音樂觀察，並且運用了音樂之外的影像，他以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新鮮感，毫無保留地向整個樂團表達他的想法。樂手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因為很明顯，他們正在經歷一場與其他任何指揮家都從未有過的體驗。他們甚至把他看作是來自月球的人，因為他們通常習慣於技術建議，卻從未領受到有關高水平演奏要求的建議。正是在這種氛圍下，他與這支樂隊逐漸建立了某種默契。要知道，指揮和樂團的出發點常常是南轅北轍，彼此都視對方為珍稀物種，想要達到默契談何容易，但卡洛斯在不知不覺中做到了。

曾在斯卡拉大劇院和大都會歌劇院飾演女主角的女高音米雷拉·弗雷尼對與卡洛斯的合作記憶猶新：我記得當時我們在大都會歌劇院與帕瓦羅蒂一起排演《波西米亞人》，帕瓦羅蒂扮演魯道夫，我扮演咪咪。那是卡洛斯在大都會歌劇院的首次登台，我們到達排練場時，我發現他有點緊張，每當遇到一些他不熟悉的新事物時，他都會稍微隱藏一下自己。但排練第二幕後，他走到我身邊說：“米雷麗娜，我得問你一件事。聽着，我想我不會和樂團一起排練。”

他的話讓我大吃一驚，要知道，之前他從來沒有與大都會歌劇院的樂團合作過，現在他竟然想要越過樂隊排練，直接帶妝彩排？於是我說：“大師，不，聽着，卡洛斯，我們演過那麼多波西米亞人，我很清楚你想要什麼，所以對我來說沒有問題；也許問題出在你身上！”

可結果，他真的越過了樂隊排練！讓人驚訝的是我們的首演之夜非常成功，整個樂團為他瘋狂。接下來，我們合作了一輩子……

跟他合作真的很棒，一起創作音樂真是太棒了！一天晚上，在《波西米亞人》最後一幕開始前，他來到我的化妝間，說：“你知道嗎，米雷拉，我們需要做些調整。”我不高興了，說：“可是你為什麼不昨天告訴我呢，這樣我至少有機會在家試試？你最後一幕開始前才來告訴我這個？”他說：“聽着，如果你願意，我們試試；如果你不喜歡，我們就不做調整。”我只好妥協。結果證明，他是對的！他建議的處理方式更好。卡洛斯非常樸素。在外面，即使在紐約街頭，他常常穿着牛仔褲，腳蹬便鞋，手裡提着個塑料購物袋，超市裡進進出出，他看起來十分普通。可是當他登上領獎台時，他卻煥然一新，他點燃了自己，用他內心深處的一絲光芒照亮了別人，那種創作音樂的喜悅！

曾是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首席巴松波廷格爾，勾勒出這樣一幅卡洛斯的輪廓：在技藝與天馬行空的幻想之間不斷搖擺。他是一個能打開許多扇門的人，經常用圖像、例子、氣味、幻象和夢境來表達。他講故事，對他來說音樂就是故事，他只想讓音樂家們遠離底層，和他一起排練的每一次都很特別。他的激情、喜悅、瘋狂，他的攻擊性，他對音樂的深刻信仰，使得他的語言極具感染力。要知道，音樂中有些東西難以描述：有些人擁有，有些人沒有。但他有，他痴迷於音樂，並成功地傳達了它。他有着深厚的、對音樂的愛，並成功地將其傳達出去，這是一種非凡的品質。此外，他的肢體語言格外精緻，就像簽名一樣，絕非抄襲。那是一種無需言語就能訴說的肢體語言，眼神、面部表情，還有手臂，尤其是手臂。他知道如何積蓄能量，然後釋放它，張弛相間、樂句強弱的平衡。

卡洛斯的姐姐在回憶起弟弟時自我調侃說：我是家裡唯一一個不懂音樂的人。但我弟弟說我懂音樂。他說：“懂音樂和做音樂家其實沒什麼區別”。多年來，每當人們問我們姐弟倆：“你父親是音樂家，那你們呢？”我們倆總是回答：“我們不是音樂家，我們只是受過教育的大眾。”可是後來，面對這個問題我不得不改口：“哦，我弟弟是的！”

因為卡洛斯不願接受媒體採訪，所以不少人希望通過迂迴找到了他的姐姐。但姐姐並不配合，她回憶：他非常難以接近，所以人們不得不杜撰一些關於他的傳說，幾乎沒有人見過面具背後的那個人。這些媒體人自己聯繫不上他，就試圖說服我充當中間人。但我說：“我拒絕和別人談論他做的事情。如果他自己都不接受採訪，我又能代替他做什麼呢？你還指望我做什麼呢？”

卡洛斯面對公眾的兩次隱退都令人扼腕。第一次是上世紀90年代初，世界樂壇從此再難見到他的蹤影。而第二次他更是悄無聲息地永久地離開了，全不顧這個世界上那麼多朋友和仰慕者的思念，甚至就連寫一張卡、送一束花、寫幾個字去表達一下哀思的機會都不給。這似乎印證了他所喜愛的莊子的話：

行而無跡，事而無傳（《天地》）；功成之美，無一其跡矣（《漁父》）。

有關他的回憶記錄影片乾脆就以《了無痕跡》（Traces to nowhere）命名，取其意：人的一生似乎不應該在這個世界上留下什麼痕跡。

儘管如此，他終究留給人們、並且揮之不去的是：那張英俊的臉、修長的身材，以及指揮台上風度翩翩、激情四射、魅力無邊的畫面。

還有，很多，很多……

（文中圖片均引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