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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小學的時候，我家住在北京站的西面，而學校在北京站的東面，所以每天上學，要穿過北京站的“站前廣場”，總的路程大概要走15到20分鐘左右。

“困難時期”，站前廣場上的人明顯增多了不少，據說都是來北京投親靠友，或躲避災荒來的。真正“逃難”、要飯的饑民估計根本到不了北京。即便如此，站前廣場也是混亂不堪，骯髒、狼藉一片，到處是穿得破破爛爛的人群。經常發生打架鬥毆事件。

為了安全起見，學校特別要求，學生放學後，要排路隊回家，集體行動，免生意外。所謂路隊，就是放學後，各班在樓道里排成一個兩列縱隊，小個子在前、大個子在後。然後，由老師帶領出校門，之後和同學們道：“同學們，再見！”，大家一起高聲叫：“單老師再見！”再由“路長”帶領，奔向回家之路，一路上隨着路途的遠近，不斷有人到家，或走岔路，離開隊伍……走岔路的，超過三個人，必須另成一隊。

“路長”是由老師指定的，不是選舉的。我們班的“路長”是老遲！為什麼呢？據我後來分析，有三個原因：一是老遲在我的幫助下，進步很大；二是班上幾乎每個人都是個大大小小的“幹部”，最差也是個什麼衛生員，這個衛生員可不是醫生，任務也很辛苦：每天必須第一個兒到校，站在教室門口，檢查每個人的個人衛生：指甲剪沒剪；手髒不髒；帶沒帶手絹、水碗、口罩；戴沒戴紅領巾，否則不許進教室，等老師來處理。老遲一類的班裡還有幾個，經常為“不衛生”和衛生員吵得一塌糊塗。

還有“考勤員”，專門統計每天實到多少人、事假多少人、病假多少人、遲到多少人。有相應的統計報表，按周上交到學校教務處。只記得“困難時期”請病假的人越來越多；第三呢，考慮到老遲這傢伙身高、力大，他不是蹲班生嗎，比我們大一歲。

總之老遲這下子威風了，高興的不得了！這小子還以為是我向老師提的建議，非要請我到他家吃飯，說是他媽說的，要謝謝我！這都哪兒的事兒啊？不過聽說是請吃飯，也挺激動，當然就答應啦，順水推舟嘛。沒想到，因此發生了一件“大事兒”

老遲這個負責任的“路長”把大家送回家以後，帶着我，當然還有瘦雞狼這傢伙，一起到他們家吃飯。他媽這個高興啊，覺得兒子當了幹部，能管好幾十個人（路上必須聽路長指揮），一個勁兒的誇我和瘦雞狼，還說我長得“俊”，像個姑娘！弄得我特不好意思。她媽跟我媽一樣，愛叨嘮，那次我才知道，他爹、他媽離婚了。難怪老遲不合群兒，家裡不順當。吃的東西都是平時吃不到的，煎魚、炸小蝦、煮水螺，還有烤青蛙腿！都是老遲舅舅弄來的。我最愛吃的是炸小蝦，把新鮮的小蝦用點兒面、澱粉和在一起，加上調料，在油里一炸，這叫香！油是老遲舅舅從“單位”帶回來的，他舅舅不是在德國花園工作嘛。

回家的時候，每個人還給了一個“糖火燒”，糖火燒也是北京著名的“小吃”，他媽說是他舅舅從單位帶回的糖，他媽親手烙的，不多，帶回去讓“嫂子”（就是我媽）嘗嘗。老遲把我們送出家門口，我和瘦雞狼結伴兒回家。走過站前廣場之後，瘦雞狼拐彎走了，上廣場台階兒的時候，就我一個人了，平時也是這樣，不過因為在老遲家吃飯，天比較黑了，路燈很昏暗。對面走過來一個跟我差不多高矮的梳着短髮的小姑娘，挺髒，穿得也挺破，好像還沒穿鞋，大概是什麼難民、要飯的吧？站前廣場經常見到。沒想到，等經過我身邊的時候，小姑娘一把從我手裡把糖火燒搶了過去，隨即“啪、啪”的往火燒上連吐了幾口吐沫，也不跑，不慌不忙的轉身就走，好像我是她的老朋友！

我當時都愣了、傻了！茫然不知所措，過了一會兒，小姑娘一邊不慌不忙的走，一邊津津有味兒、大口帶小口的吃着我的糖火燒，還不忘用手接着從嘴裡掉下的渣子，抬頭、仰脖兒，把渣子都吃了個一乾二淨！之後才反應過來：火燒讓人家搶跑啦，沒啦！急得我只想哭，又哭不出來，真箇是欲哭無淚，傷心無由！沒奈何，只好一步一拖、垂頭喪氣的走回家……

回家跟家裡人一說，我爸爸倒笑了：“嗨！傻小子，這算什麼呀，那天我吃着半截兒的窩頭鹹菜，讓一個老爺們兒搶過去，先往窩頭上吐兩口吐沫，三口兩口就吃光了，他往窩頭上吐吐沫，就是為怕你再搶回去，搶回去你也不能吃了不是？”幾句話說的我恍然大悟，忽然對小姑娘產生了一種莫名其妙的佩服和同情。這種糾結的情感伴隨了我好多年，我常常想回到過去，送給那位小姑娘很多很多的點心，由此還養出了一個毛病，每次買點心都多買幾塊，出了商店，托在手上，只盼小姑娘再回來搶一回！

正是：人到餓急升巧智，念到極處也傷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