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醫家三姐弟，滄桑一百年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07月20日15:37:47 於 [茗香茶語] 發送悄悄話

一個家族的走向，有時是被偶然決定的；一個家族的興衰，卻並非偶然。老一輩武漢民眾家喻戶曉的“高氏醫家三姐弟”家庭四代人的百年經歷，打下的是中國一個世紀變遷的印記。後人已經很難理解他們的酸甜苦辣…… 　　老高按：2005年，武漢的《長江日報》以整版篇幅，刊出了一篇跟我的家史有關的文章《高氏醫家一世紀》。 　　嚴格地說，這個題目並不那麼貼切——好像高家世世代代懸壺濟世似的，實際上，只有文中寫到的第二代三姐弟全部行醫，第三代10人中只有三人從醫，第四代16人中比例更小，只有兩人學醫。 　　重讀這個稿子，我想起前一段時間所讀的一本中國大陸出版的小說《大外科醫生》，小說寫得很爛，我讀它，純粹是想了解當下的醫生生活——我也確實感知到了中國醫院黑幕之一角，背上掠過陣陣涼氣，恐怖得緊！很感慨：像我姑姑那樣的大夫，今天已經絕種了！即使我妹妹、我外甥女她們選擇了學醫，她們是否能學到老一輩的那種精神、態度呢？ 　　1956年，高家三代同堂的全家福。第一代兩位老人坐在當中，第二代醫生三姐弟站在當中。 高氏醫家一世紀 心遠，《長江日報》 　　就像中國許多城市的史冊往前翻幾頁就翻到了農村一樣，中國城市裡許多作家、專家的家譜上溯幾代，也就到了農家。對於高欣榮、高有煥、高有炳這武漢醫學三姐弟的家族來講，1905年是個劃時代的年份：在這之前，高家的家史，堙沒於湖北鄂城縣（今鄂州市）高家大灣眾多“臉朝黃土背朝天”的村民之中；在這之後，高家才脫穎而出，聲名日隆，成為武漢三鎮婦孺皆知的醫學世家。 　　1905這一年，高家發生了兩件大事： 　　19歲的七弟維舟考取了官費留日，告別了父母和新婚妻子，於春天東渡扶桑，前往日本海軍大學攻讀船舶輪機專業，很快，他就加入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 　　沒過多久，7月底，他的妻子早產了。族長翻開傳了20多代的家譜，添上“七房長女，名欣榮”。 一個農民家族的枝椏伸向了城市 　　高維舟的這個家庭三代單傳，到他父親才時來運轉，一口氣生了七個兒子、兩個女兒。人丁興旺是農家第一要務，父親早早安排每個兒子娶親，好再接着生孫子，給還不滿19周歲的老幺維舟，也娶進了22歲的鄰村姑娘饒惠仙——不通文墨的她，一直到垂垂老矣，都不時念叨着“女大三，抱金磚”，那大概是媒人說親時的殺手鐧吧？ 　　高維舟的父親唯一高出於別的農民的是，他懂得教育的重要。沒有足夠的財力把七個兒子都送進學堂，只能重點培養，高老太爺一言九鼎，維舟被選中成了家庭的幸運兒：六對哥嫂種田，齊供七弟念書，能念多高就念多高。 　　高維舟在日本接到妻子托人修書得知自己當了父親這一刻，他的胸襟、見識已經超越了農民。他覺察出妻子為生女孩而歉疚，立即回信：“輕賤女性乃吾國千年之陋習，早當革除，女兒可以與男孩同樣受教育，也得識文斷字。” 　　高欣榮永遠感激父親。五歲時，“三寸金蓮”的母親逼着她纏足：用長長的布條裹住腳，一圈緊似一圈。欣榮疼得大哭，母親充耳不聞，她去扯裹腳布，還挨了一記耳光。受了半個月的罪，被父親一封來信解除了：“女兒萬萬不可纏足，否則誤其一生，吾妻切切記之！”有了父親的堅持，高欣榮在學針線活、幫忙拾柴草的同時，才能與堂兄弟們一起上了私塾。 　　1910年到1913年，高維舟數次匆匆回國，在家呆三兩天又匆匆而去。後來才得知，高維舟是奉同盟會之命在武漢新軍中秘密策動反清起義。辛亥革命勝利後，他完成學業回國，先到福州馬尾船廠，又調到廣州的海軍司令部屬下任輪機長，這時他才將全家從鄂城鄉下都接出來。後來他到青島籌建海軍艦船修理廠。連年戰亂，國運不濟，儘管他晝夜辛勞，工廠時建時停，有時連自己這個廠長的薪水也領不到，險些使女兒因不能按時交學費而停學。他在青島港務局謀得一份兼差，才算度過難關。 　　“九一八事變”爆發了，沒幾年間，日寇鐵蹄踐踏了半個中國。年屆半百的高維舟眼看對富國強兵有心無力，也絕不願在日本人占領下任職，既然三個孩子都翅膀硬了出外求學，他索性解甲歸田，回到了鄂城的高家大灣隱居。 　　不過，他為長女高欣榮置下了漢口的一處房產——這個女兒不肯嫁人，老兩口操心她的未來，有了這棟房產，進可作她事業的起點，退也是她生活的保障啊。 名醫三姐弟 　　高欣榮六歲時添了大弟有煥，八歲時添了小弟有炳，三姐弟先後都到美國留學。《武漢市志·衛生志》中記載：自清末民初到新中國成立，武漢市出國留學、拿到醫學博士者有40人，高欣榮和高有炳都名列其中。 　　高欣榮，婦產科專家。1929年畢業於嶺南大學夏葛醫學院，1936年留學美國，1939年回國。歷任武漢市第二醫院婦產科主任、副院長，名譽院長，武漢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在中華醫學會等學術團體中擔任許多重要職務。 　　高有煥，內科專家。1939年畢業於同濟大學醫學院。1949年留學美國，1956年回國，歷任湖北醫學院內科教授、附屬第一醫院內科主任。 　　高有炳，外科專家。1939年畢業於同濟大學醫學院，1947年留學美國，1948年提前回國。歷任武漢市第二醫院外科主任、武漢市醫學科學研究所所長；華沙醫學院名譽教授。 　　一個家族的走向，許多時候是被一個偶然事件決定。如果沒有1921年饒惠仙的一場重病（高欣榮後來判斷是宮外孕），會不會有高氏姐弟三名醫，大有問號。16歲的高欣榮得知是大夫開刀才把母親從鬼門關前拉了回來，由衷地感激大夫，感激之後便立志也作一個大夫，拯救天下婦女兒童。 　　這個志向非同小可。為了實現這個志向，她終身未曾結婚。 　　成家與立業就那麼勢不兩立嗎？今天的讀者未必作此想。高欣榮讀大學時，就頻頻收到中山大學一位小伙子充滿激情的信；當她先後在青島、天津等地行醫，更有不少男士，或者當面表達傾慕，或登門向父母提親。但是高欣榮一想到自己的志向，一想到嶺南大學關相和校長的箴言：“造就一代名醫，至少需要30年，其中最要緊的是大學畢業後的5至10年間，此時如為家庭俗務所羈，此生難有作為矣”——就一律狠心婉拒。 　　她到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和美俄氏研究院深造，抗戰烽火燃起，她中斷學業趕回中國，在重慶中央醫院擔任婦產科副主任。 　　三姐弟中的老二高有煥，性格內向，少言寡語。湖北醫科大學陳列有他早年照片，稱“對呼吸系統疾病的診治造詣很深，在結核病方面卓有專長”。他在姐弟中留美最晚，卻也最久。鑑於癆病是威脅國人的主要疾病之一，1949年，他全然不顧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時局，去紐約布魯克林胸科中心進修。朝鮮戰爭打起來，他竟回不來了，直到1956年中美華沙會談達成協議，他才回到武漢。 　　老三高有炳的性格與拙於言辭的姐姐、哥哥很不一樣，活潑外向。不過，並不像有人開玩笑所說的：內向的學內科，外向的學外科。其實他是親眼目睹戰爭中傷員如何急需外科醫生救治，才拿起手術刀的。他犧牲晉升為細菌學講師從事科研的機會，到姐姐所在的重慶中央醫院，加盟外科，從頭干起，一直當到外科總住院醫生。1947年9月，世界衛生組織資助20名中國醫生赴美研修，他以湖北考生第一名得遂心願，曾任康乃爾大學醫學院和紐約醫學中心研究員。 　　三姐弟畫下不同的人生軌跡，在四十年代中期，匯集到了“高氏醫院”這個點。 高氏醫院 　　高維舟買下的坐落在漢口俄租界的黎黃陂路48號（今38號）這幢三層洋房，如今由有關部門掛上了一塊“高氏醫院舊址”的銘牌。 　　樓房外牆上掛上了“高氏醫院舊址”的銘牌。由武漢有關部門慎重其事地製作出來的銘牌，卻連高氏醫院創辦、改名的年份都寫錯了。高家提議修改，以免以訛傳訛，誤導後人，當局卻沒有這筆重製銘牌的經費了。 　　雖然三姐弟在內、外、婦產三門主科各專一行早是“既定家策”，如何形成合力，卻是在看到了美國的美俄氏兄弟研究院（Mayoelixie）之後才有了清晰藍圖的。這個研究院由美俄氏兄弟建立，在國際學術界享有盛名，高家三姐弟決定攜手同心，分兵把口，創立類似的中國第一流醫院。 　　他們購置了手術台、無影燈、顯微鏡、病床；選聘了護士、助產士、廚師、勤雜工。一樓作門診部、藥房、化驗室和注射處、小手術室，在這裡可作闌尾切除、刮宮等小手術，遇到子宮摘除、胃切除等大手術，便借用對面萬國醫院的手術室；三樓與二樓的一側當住宅，住進高維舟老夫婦和三姐弟以下全體家庭成員，另一側作住院部，最多時可設18張病床。 　　1963年，湖北電影製片廠拍攝紀錄影片《高氏醫家》，也順便拍下這張三姐弟的照片。中為姐姐、婦產科專家高欣榮，左為大弟、內科專家高有煥，右為二弟、外科專家高有炳。 　　“高氏醫院”招牌掛出去了，開業伊始就每天接待三四十號病人，儘管當時還只是個小診所的格局，夢寐以求的事業總算邁出了第一步。他們不僅醫術過硬，醫德在江城更是有口皆碑。當時武漢開業醫生一般收兩元掛號費，高氏醫院只收五角，複診兩角，如果病人實在貧寒，就減免住院費。 　　有一天，高欣榮與高有炳突然聽見醫院旁三合里巷口搭起的小屋中傳出嚎啕大哭，連忙衝下樓去。原來貧民老周的妻子產後大出血休克，家人以為她已經沒有救了，點起一把破傘超渡“亡魂”。高有炳一腳踩熄火苗，高欣榮趕到馬上搶救，保住產婦的生命，不僅分文不取，還送給了她很多藥品…… 至高無上的使命 　　高氏醫院只存在了短短五年，於1952年正式停業。高欣榮和高有炳（高有煥這時還在大洋彼岸與美國當局抗爭要求回國）到武漢市立第二醫院主持婦產科和外科，將高氏醫院的設備、藥品，也全部都無償地獻給了公家。高家的第三代也陸續出生成長，黎黃陂路48號作為三代同堂的“家”，銘刻於他們的腦海之中。 　　雖然獨立創業的歷程結束了，全家老少都努力“改造世界觀”，匯進紅色的洪流，高欣榮與高有炳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但是他們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卻一如既往。 　　現在時興說“尊重生命”“以人為本”了。高氏三姐弟當時雖然說不出這樣的新詞兒，卻實踐了這樣的道理。高欣榮經常告誡手下醫護人員：“工廠出了岔子可以返工，醫院出了岔子可沒法返工，小則給病人造成終身痛苦，大則造成病人死亡，產婦死亡就是兩條性命，一個好端端的家就毀於一旦。”每逢星期二的主任大查房，高欣榮都神情專注，所到之處鴉雀無聲。她聽取住院醫生匯報病人病情，就像元帥在聽取軍情匯報，化驗單上的數據都要求準確背誦；站在她身後的主治醫生準備她提問，絲毫不敢懈怠，答得含糊一點，她都會當面讓人下不了台。這裡顯示的哪裡只是她專業上的權威，更是對病人高度的責任。 　　高欣榮制訂了規章，任何人不得擅入產房，小孩不得進入病房；省委書記兼省長李先念來探望分娩的夫人林佳楣，照樣被高欣榮擋駕；市委書記王任重帶着孩子來探視病人，照樣得遵守規定讓孩子留在外面…… 　　高有炳的兒子高伐林曾經在回憶文章中寫道： 　　那時我住二樓，經常半夜朦朦朧朧被驚醒，聽見外面有人高聲叫：高院長！高院長！ 　　側耳細聽，雨聲淅瀝，那喊聲從雨簾中費勁地擠出來，還帶着雨星兒。 　　高院長，是姑姑（高欣榮），武漢第二醫院副院長。 　　聽見三樓的窗戶被使勁推開了，傳來姑姑睡眼惺忪的聲音：誰呀？ 　　——西二樓××床大出血，×主任請你…… 　　——我馬上去。 　　然後就是急急忙忙穿衣服收拾東西的聲音。 　　爸爸媽媽也醒了。我聽見他們在翻動，支起身來聽，但是不作聲。有時爸會爬起來，追下樓去說：姐，外面雨很大，帶把傘！ 　　樓下大門響起來。匡當一聲之後，一陣模糊的交談，隨後便只有雨聲淅瀝。 　　那時家裡沒電話，只能讓人來叫。而姑姑又不會騎自行車。醫院也不可能會派汽車來接。深夜，她就深一腳淺一腳、三步並作兩步趕路。直到第二天下午、晚上，甚至第三天才疲憊地歸來…… 大宅門內 　　從高維舟夫婦到三姐弟，到他們的子侄輩，都很眷戀這百年老樓，包括那小院裡左側鮮艷的美人蕉，右邊兩棵挺拔的梧桐樹。唯一覺得不太好看的是大門內水磨石地面幾條顯眼的裂紋：那是抗戰期間盟軍空襲轟炸的遺蹟。 　　當年武漢三鎮有名的“高氏醫院”舊址，現在高家的第三代、第四代、甚至第五代仍然居住於這座樓房的二、三層樓。武漢的老人指點說，樓房猶在，面目全非。 　　大家庭一起生活，免不了婆媳有時口角，孩子有時爭鬧。但是由高維舟夫婦開創、三姐弟身體力行作出表率的家風，使全家有了凝聚的核心。高有煥和高有炳一共有五個男孩，以儒家五德的“仁、義、禮、智、信”依次冠名，體現的正是他們對子女如何做人的期望。他們諄諄教誨子女的信條，未必有多高的境界，但是都實實在在： 　　——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飯；要有一技之長；為人不做虧心事；不要貪圖錢財；答應了的事就要做到…… 　　高家的孩子們談起家風，印象最深的除了父輩對事業的執着，對病人的關切，還有他們對自己的儉樸。他們不抽煙，不喝酒，甚至不喝茶。家裡常年備有涼開水——把水燒好了，灌進一個其大無比的青花瓷壺，晾涼，家裡人不分老幼渴了就從中倒出來喝，有客人來了才倒熱茶。武漢的三九天，到處冷得像冰窖，他們照樣只喝涼白開。更出奇的是他們也不憚吃冷飯。從醫多年，飲食無時已是慣例，午飯時間過了才匆匆趕回來，母親和保姆往往張羅着要把飯菜再熱一熱，他們總是堅決阻止：“不用熱，就這麼吃。”有時實在冰冷，就倒點熱水一泡，吃得又香又快，居然從不得胃病。 　　高欣榮尤其儉樸。臥室里什麼高檔家具都沒有，什麼現代化電器都沒有，桌上沒有盆花，牆上沒有名畫。不是她置辦不起，而是實在顧不上。她不在乎床單上有補丁，桌上玻璃板破了角，用膠布貼起來。但屋裡永遠乾淨整齊，每天出門一定要上上下下紋絲不亂；到周末，也一定要把報紙文件稿子分門別類清理妥當。 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 　　隨着一場又一場歷史的龍捲風，枝葉繁茂的大樹的花葉到處散落。 　　“大躍進”時，厚重的大鐵門被卸走，樓梯上閃着金色幽光的銅片都被拆下。一樓掛出了一家煤炭公司的招牌，二樓住進一位拄拐杖的副局級的紅軍老伙夫及其養女。人丁增多，房間減少，日漸擁擠。只有那兩棵梧桐樹越長越高，在三樓上，一推開窗，伸手就能抓住滿把蒼翠。 　　到了“文革”，黎黃陂路48號這棟樓房在劫難逃，高家被紅衛兵和造反派抄家三次，一次比一次徹底，連衣架、筷子簍都給抄走了，抄家者懷有一種毀滅的快感，任何櫃門都是一踹而開，任何玻璃、瓷器抄不走的就砸碎，那真叫一個“落花流水”啊！最令三姐弟心疼的是幾大本相冊被付之一炬：那是他們幾十年救治好的病人的留影呀。高維舟留下的這棟樓房被認為是資本家財產，被無理強占，全家三代十幾口人一度擠住在一間統艙般的房間，睡覺時還要打地鋪。 　　抄家者卻居然沒有注意到那個“高氏醫院”的招牌。在那滿房滿地打碎的瓷器玻璃、亂拋的被褥衣物和呲牙咧嘴的書籍堆里，高有炳的孩子發現了它，撿起來。大人看到了頓時變色，趕緊悄悄扔掉了。 　　這倒也罷了。三姐弟最痛苦的是看着病人呼救，卻被禁止施以援手——他們都被發配去掃廁所、拖地板、清院子、搓棉簽…… 　　據市二醫院黨委副書記雷敏功調查，有一天，產房收了位難產婦，醫生護士使出渾身解數，孩子就是出不來，產婦眼看連喊叫的力氣都沒有了。正當一籌莫展之際，聽見旁邊有人說：“讓我來試試。”一看，是高欣榮！青年醫生高興得叫出來，她急忙擺手示意不可聲張，只見她在產婦的肚子上這裡按按，那裡摸摸，竟像施了魔法一樣，孩子奇蹟般地呱呱落地了！高欣榮叮囑大家千萬保密，悄悄離開了產房…… 　　高有煥也在艱難處境中履行醫生天職。武漢《文化報》記者羅建華報道，一個來自潛江農村的病人肝腹水已到晚期，肚脹如鼓，點名要找“高醫生”。這時他已作為“反動學術權威”靠邊站了，但他仍然對患者精心診治，在得知病人身上錢不多時，還把病人接到自己家住下……可惜，正當醫療秩序走向正常之際，他卻因腦血栓而亡故。 　　不難想象，當高氏三姐弟被恢復救死扶傷的權利時，何等感激涕零！高欣榮在“文革”後期，被允許參加以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為名的下鄉巡回醫療，前往孝感。在這裡，她主持了平生最艱苦的一場手術。那天雷電交加，他們人剛到，住處都沒安頓，器械更沒運來，農民們聽說省城來了醫生，冒雨走了幾十里，抬來了肚裡胎兒已經死了好幾天的垂危產婦。怎麼辦？無論如何得救人。他們在破舊教室里支起塑料布擋住屋頂漏下的髒水，用幾個背包搭起“手術台”，用唯一的手電筒權當“無影燈”……最讓人束手無策的是沒有一把手術剪、手術刀。高欣榮下令找裁衣服的剪刀，沒有；找能當鋸子用來截斷死胎的鐵絲甚至麻繩，也沒有。身為名醫，赤手空拳，這真令高欣榮五內俱焚。幸虧最後有人衝到幾里路外的小鎮找來了一把剪刀，死胎取出了，產婦保住了！ 　　年滿花甲的高欣榮率隊送醫下鄉，市委不失時機地抓“為工農兵服務”的典型，這是當時所攝的高欣榮培訓農民衛生員的場景，雖然擺拍痕跡明顯，畢竟留下那個年代的記錄。 第三代與第四代 　　當“文革”的風暴過去，高欣榮和高有炳也到了晚年，退居二線，只能將期望寄托在下一輩身上了。不過，高氏家族中第三代十個孩子中的六個，趕上“文革”中上山下鄉的洪流，被衝到了湖北的水鄉山村，在招工、提級等問題上又遭遇過種種磨難。雖然這些孩子中有的也趕上了“文革”後恢復高考的末班車，上了大學，但老人還是嘆息不已：求學的最佳年齡耽誤了！ 　　高欣榮在去世前，主持將高氏醫院舊址這棟樓中“文革”後政府歸還的二樓與三樓，分給了所有侄子們。人多房少，他們中大部分已經不在這裡居住，而是到武昌、深圳、長沙、北京等地開創事業。這座樓的外觀也有了若干變化：為了拓寬馬路，院牆拆了，梧桐樹伐了，窗戶裝上了鐵欄，一樓被一家公司開闢成門面…… 　　高氏三姐弟最關心的是能有後代子孫接過醫學衣缽。差堪告慰的是，高有煥的大女兒高薈瑗，成為湖北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的心血管內科教授（現已退休——高伐林注），高有炳的大兒子高法仁，在武漢市二醫院擔任外科副主任，不幸於1997年底去世，其妻徐小玉也是該院婦產科的主治醫生；高有炳的女兒高珊後來過繼給高欣榮，在事業上也繼承了高欣榮，獲得德國烏爾姆大學醫學院婦產科博士之後，先後在德國慕尼黑一家癌症中心和德國南部的一家醫院擔任主治大夫。 　　隨着新世紀的鐘聲響起，高家的第四代開始登場，又一次新老交替了。 　　第四代達16人之多，年齡大的已經成家立業，年齡最小的也進了初中。時代變遷，觀念更新，這些孩子中從事的職業就更是五花八門。有的學工商管理，有的學器樂演奏，有的學自動化儀表，教書的有之，當兵的有之，以電腦為業，以文字為業，以公車駕駛為業…… 　　他們沒有像父輩那樣到農村插隊，卻隔代繼承，像祖輩——高維舟和高氏三姐弟一樣“洋插隊”了。第四代中，漂洋過海或在異邦出生求學的有七人，其中三人定居在美國，兩人在澳大利亞，兩人在德國…… 　　第四代中，已經有兩人從事與醫藥有關的專業。今年，高珊的女兒危安被德國最好的醫學院——圖賓根大學醫學院錄取（她已於2010年畢業，考得了醫生執照，已經在德國南部一家醫院工作了。——高伐林注）。 　　用一個開始來結束我們這裡講述的高氏醫家一世紀，高欣榮等三姐弟在天之靈應該感到欣喜吧？ 　　回首高家一個世紀的滄桑，不由得讓人感嘆：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如果說，門前兩棵梧桐樹長到高與房齊，十分難得，一朝被伐，頗為可惜，那麼接踵而來的政治風暴，最大的危害正是對人才的摧殘。高家不得不從被“文革”打斷之處再另行起頭，培養後代。而高家之所以能比許多家庭更快地恢復元氣，某種意義上正應歸功於從高維舟老人到高氏三姐弟樹立的未立文字、卻一代代言傳身教的家風。 　　但是，以權謀私、不務正業、偷奸耍滑、尋歡作樂、隨波逐流的社會習氣也衝擊着這個百年家族。如果說過去第一代、第二代畢竟守住了自己的底線，將違心之言只圈定在政治這一塊，除此之外一切老老實實，那麼，年輕的一代是否還能守住操守呢？ 　　百年世家面臨新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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