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医家三姐弟，沧桑一百年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07月20日15:37:47 于 [茗香茶语] 发送悄悄话

一个家族的走向，有时是被偶然决定的；一个家族的兴衰，却并非偶然。老一辈武汉民众家喻户晓的“高氏医家三姐弟”家庭四代人的百年经历，打下的是中国一个世纪变迁的印记。后人已经很难理解他们的酸甜苦辣…… 　　老高按：2005年，武汉的《长江日报》以整版篇幅，刊出了一篇跟我的家史有关的文章《高氏医家一世纪》。 　　严格地说，这个题目並不那么贴切——好像高家世世代代悬壶济世似的，实际上，只有文中写到的第二代三姐弟全部行医，第三代10人中只有三人从医，第四代16人中比例更小，只有两人学医。 　　重读这个稿子，我想起前一段时间所读的一本中国大陆出版的小说《大外科医生》，小说写得很烂，我读它，纯粹是想了解当下的医生生活——我也确实感知到了中国医院黑幕之一角，背上掠过阵阵凉气，恐怖得紧！很感慨：像我姑姑那样的大夫，今天已经绝种了！即使我妹妹、我外甥女她们选择了学医，她们是否能学到老一辈的那种精神、态度呢？ 　　1956年，高家三代同堂的全家福。第一代两位老人坐在当中，第二代医生三姐弟站在当中。 高氏医家一世纪 心远，《长江日报》 　　就像中国许多城市的史册往前翻几页就翻到了农村一样，中国城市里许多作家、专家的家谱上溯几代，也就到了农家。对于高欣荣、高有焕、高有炳这武汉医学三姐弟的家族来讲，1905年是个划时代的年份：在这之前，高家的家史，堙没于湖北鄂城县（今鄂州市）高家大湾众多“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村民之中；在这之后，高家才脱颖而出，声名日隆，成为武汉三镇妇孺皆知的医学世家。 　　1905这一年，高家发生了两件大事： 　　19岁的七弟维舟考取了官费留日，告别了父母和新婚妻子，于春天东渡扶桑，前往日本海军大学攻读船舶轮机专业，很快，他就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没过多久，7月底，他的妻子早产了。族长翻开传了20多代的家谱，添上“七房长女，名欣荣”。 一个农民家族的枝桠伸向了城市 　　高维舟的这个家庭三代单传，到他父亲才时来运转，一口气生了七个儿子、两个女儿。人丁兴旺是农家第一要务，父亲早早安排每个儿子娶亲，好再接着生孙子，给还不满19周岁的老幺维舟，也娶进了22岁的邻村姑娘饶惠仙——不通文墨的她，一直到垂垂老矣，都不时念叨着“女大三，抱金砖”，那大概是媒人说亲时的杀手锏吧？ 　　高维舟的父亲唯一高出于别的农民的是，他懂得教育的重要。没有足够的财力把七个儿子都送进学堂，只能重点培养，高老太爷一言九鼎，维舟被选中成了家庭的幸运儿：六对哥嫂种田，齐供七弟念书，能念多高就念多高。 　　高维舟在日本接到妻子托人修书得知自己当了父亲这一刻，他的胸襟、见识已经超越了农民。他觉察出妻子为生女孩而歉疚，立即回信：“轻贱女性乃吾国千年之陋习，早当革除，女儿可以与男孩同样受教育，也得识文断字。” 　　高欣荣永远感激父亲。五岁时，“三寸金莲”的母亲逼着她缠足：用长长的布条裹住脚，一圈紧似一圈。欣荣疼得大哭，母亲充耳不闻，她去扯裹脚布，还挨了一记耳光。受了半个月的罪，被父亲一封来信解除了：“女儿万万不可缠足，否则误其一生，吾妻切切记之！”有了父亲的坚持，高欣荣在学针线活、帮忙拾柴草的同时，才能与堂兄弟们一起上了私塾。 　　1910年到1913年，高维舟数次匆匆回国，在家呆三两天又匆匆而去。后来才得知，高维舟是奉同盟会之命在武汉新军中秘密策动反清起义。辛亥革命胜利后，他完成学业回国，先到福州马尾船厂，又调到广州的海军司令部属下任轮机长，这时他才将全家从鄂城乡下都接出来。后来他到青岛筹建海军舰船修理厂。连年战乱，国运不济，尽管他昼夜辛劳，工厂时建时停，有时连自己这个厂长的薪水也领不到，险些使女儿因不能按时交学费而停学。他在青岛港务局谋得一份兼差，才算度过难关。 　　“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没几年间，日寇铁蹄践踏了半个中国。年届半百的高维舟眼看对富国强兵有心无力，也绝不愿在日本人占领下任职，既然三个孩子都翅膀硬了出外求学，他索性解甲归田，回到了鄂城的高家大湾隐居。 　　不过，他为长女高欣荣置下了汉口的一处房产——这个女儿不肯嫁人，老两口操心她的未来，有了这栋房产，进可作她事业的起点，退也是她生活的保障啊。 名医三姐弟 　　高欣荣六岁时添了大弟有焕，八岁时添了小弟有炳，三姐弟先后都到美国留学。《武汉市志·卫生志》中记载：自清末民初到新中国成立，武汉市出国留学、拿到医学博士者有40人，高欣荣和高有炳都名列其中。 　　高欣荣，妇产科专家。1929年毕业于岭南大学夏葛医学院，1936年留学美国，1939年回国。历任武汉市第二医院妇产科主任、副院长，名誉院长，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中华医学会等学术团体中担任许多重要职务。 　　高有焕，内科专家。1939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1949年留学美国，1956年回国，历任湖北医学院内科教授、附属第一医院内科主任。 　　高有炳，外科专家。1939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1947年留学美国，1948年提前回国。历任武汉市第二医院外科主任、武汉市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华沙医学院名誉教授。 　　一个家族的走向，许多时候是被一个偶然事件决定。如果没有1921年饶惠仙的一场重病（高欣荣后来判断是宫外孕），会不会有高氏姐弟三名医，大有问号。16岁的高欣荣得知是大夫开刀才把母亲从鬼门关前拉了回来，由衷地感激大夫，感激之后便立志也作一个大夫，拯救天下妇女儿童。 　　这个志向非同小可。为了实现这个志向，她终身未曾结婚。 　　成家与立业就那么势不两立吗？今天的读者未必作此想。高欣荣读大学时，就频频收到中山大学一位小伙子充满激情的信；当她先后在青岛、天津等地行医，更有不少男士，或者当面表达倾慕，或登门向父母提亲。但是高欣荣一想到自己的志向，一想到岭南大学关相和校长的箴言：“造就一代名医，至少需要30年，其中最要紧的是大学毕业后的5至10年间，此时如为家庭俗务所羁，此生难有作为矣”——就一律狠心婉拒。 　　她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美俄氏研究院深造，抗战烽火燃起，她中断学业赶回中国，在重庆中央医院担任妇产科副主任。 　　三姐弟中的老二高有焕，性格内向，少言寡语。湖北医科大学陈列有他早年照片，称“对呼吸系统疾病的诊治造诣很深，在结核病方面卓有专长”。他在姐弟中留美最晚，却也最久。鉴于痨病是威胁国人的主要疾病之一，1949年，他全然不顾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时局，去纽约布鲁克林胸科中心进修。朝鲜战争打起来，他竟回不来了，直到1956年中美华沙会谈达成协议，他才回到武汉。 　　老三高有炳的性格与拙于言辞的姐姐、哥哥很不一样，活泼外向。不过，并不像有人开玩笑所说的：内向的学内科，外向的学外科。其实他是亲眼目睹战争中伤员如何急需外科医生救治，才拿起手术刀的。他牺牲晋升为细菌学讲师从事科研的机会，到姐姐所在的重庆中央医院，加盟外科，从头干起，一直当到外科总住院医生。1947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资助20名中国医生赴美研修，他以湖北考生第一名得遂心愿，曾任康乃尔大学医学院和纽约医学中心研究员。 　　三姐弟画下不同的人生轨迹，在四十年代中期，汇集到了“高氏医院”这个点。 高氏医院 　　高维舟买下的坐落在汉口俄租界的黎黄陂路48号（今38号）这幢三层洋房，如今由有关部门挂上了一块“高氏医院旧址”的铭牌。 　　楼房外墙上挂上了“高氏医院旧址”的铭牌。由武汉有关部门慎重其事地制作出来的铭牌，却连高氏医院创办、改名的年份都写错了。高家提议修改，以免以讹传讹，误导后人，当局却没有这笔重制铭牌的经费了。 　　虽然三姐弟在内、外、妇产三门主科各专一行早是“既定家策”，如何形成合力，却是在看到了美国的美俄氏兄弟研究院（Mayoelixie）之后才有了清晰蓝图的。这个研究院由美俄氏兄弟建立，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名，高家三姐弟决定携手同心，分兵把口，创立类似的中国第一流医院。 　　他们购置了手术台、无影灯、显微镜、病床；选聘了护士、助产士、厨师、勤杂工。一楼作门诊部、药房、化验室和注射处、小手术室，在这里可作阑尾切除、刮宫等小手术，遇到子宫摘除、胃切除等大手术，便借用对面万国医院的手术室；三楼与二楼的一侧当住宅，住进高维舟老夫妇和三姐弟以下全体家庭成员，另一侧作住院部，最多时可设18张病床。 　　1963年，湖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纪录影片《高氏医家》，也顺便拍下这张三姐弟的照片。中为姐姐、妇产科专家高欣荣，左为大弟、内科专家高有焕，右为二弟、外科专家高有炳。 　　“高氏医院”招牌挂出去了，开业伊始就每天接待三四十号病人，尽管当时还只是个小诊所的格局，梦寐以求的事业总算迈出了第一步。他们不仅医术过硬，医德在江城更是有口皆碑。当时武汉开业医生一般收两元挂号费，高氏医院只收五角，复诊两角，如果病人实在贫寒，就减免住院费。 　　有一天，高欣荣与高有炳突然听见医院旁三合里巷口搭起的小屋中传出嚎啕大哭，连忙冲下楼去。原来贫民老周的妻子产后大出血休克，家人以为她已经没有救了，点起一把破伞超渡“亡魂”。高有炳一脚踩熄火苗，高欣荣赶到马上抢救，保住产妇的生命，不仅分文不取，还送给了她很多药品…… 至高无上的使命 　　高氏医院只存在了短短五年，于1952年正式停业。高欣荣和高有炳（高有焕这时还在大洋彼岸与美国当局抗争要求回国）到武汉市立第二医院主持妇产科和外科，将高氏医院的设备、药品，也全部都无偿地献给了公家。高家的第三代也陆续出生成长，黎黄陂路48号作为三代同堂的“家”，铭刻于他们的脑海之中。 　　虽然独立创业的历程结束了，全家老少都努力“改造世界观”，汇进红色的洪流，高欣荣与高有炳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是他们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却一如既往。 　　现在时兴说“尊重生命”“以人为本”了。高氏三姐弟当时虽然说不出这样的新词儿，却实践了这样的道理。高欣荣经常告诫手下医护人员：“工厂出了岔子可以返工，医院出了岔子可没法返工，小则给病人造成终身痛苦，大则造成病人死亡，产妇死亡就是两条性命，一个好端端的家就毁于一旦。”每逢星期二的主任大查房，高欣荣都神情专注，所到之处鸦雀无声。她听取住院医生汇报病人病情，就像元帅在听取军情汇报，化验单上的数据都要求准确背诵；站在她身后的主治医生准备她提问，丝毫不敢懈怠，答得含糊一点，她都会当面让人下不了台。这里显示的哪里只是她专业上的权威，更是对病人高度的责任。 　　高欣荣制订了规章，任何人不得擅入产房，小孩不得进入病房；省委书记兼省长李先念来探望分娩的夫人林佳楣，照样被高欣荣挡驾；市委书记王任重带着孩子来探视病人，照样得遵守规定让孩子留在外面…… 　　高有炳的儿子高伐林曾经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那时我住二楼，经常半夜朦朦胧胧被惊醒，听见外面有人高声叫：高院长！高院长！ 　　侧耳细听，雨声淅沥，那喊声从雨帘中费劲地挤出来，还带着雨星儿。 　　高院长，是姑姑（高欣荣），武汉第二医院副院长。 　　听见三楼的窗户被使劲推开了，传来姑姑睡眼惺忪的声音：谁呀？ 　　——西二楼××床大出血，×主任请你…… 　　——我马上去。 　　然后就是急急忙忙穿衣服收拾东西的声音。 　　爸爸妈妈也醒了。我听见他们在翻动，支起身来听，但是不作声。有时爸会爬起来，追下楼去说：姐，外面雨很大，带把伞！ 　　楼下大门响起来。匡当一声之后，一阵模糊的交谈，随后便只有雨声淅沥。 　　那时家里没电话，只能让人来叫。而姑姑又不会骑自行车。医院也不可能会派汽车来接。深夜，她就深一脚浅一脚、三步并作两步赶路。直到第二天下午、晚上，甚至第三天才疲惫地归来…… 大宅门内 　　从高维舟夫妇到三姐弟，到他们的子侄辈，都很眷恋这百年老楼，包括那小院里左侧鲜艳的美人蕉，右边两棵挺拔的梧桐树。唯一觉得不太好看的是大门内水磨石地面几条显眼的裂纹：那是抗战期间盟军空袭轰炸的遗迹。 　　当年武汉三镇有名的“高氏医院”旧址，现在高家的第三代、第四代、甚至第五代仍然居住于这座楼房的二、三层楼。武汉的老人指点说，楼房犹在，面目全非。 　　大家庭一起生活，免不了婆媳有时口角，孩子有时争闹。但是由高维舟夫妇开创、三姐弟身体力行作出表率的家风，使全家有了凝聚的核心。高有焕和高有炳一共有五个男孩，以儒家五德的“仁、义、礼、智、信”依次冠名，体现的正是他们对子女如何做人的期望。他们谆谆教诲子女的信条，未必有多高的境界，但是都实实在在： 　　——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要有一技之长；为人不做亏心事；不要贪图钱财；答应了的事就要做到…… 　　高家的孩子们谈起家风，印象最深的除了父辈对事业的执着，对病人的关切，还有他们对自己的俭朴。他们不抽烟，不喝酒，甚至不喝茶。家里常年备有凉开水——把水烧好了，灌进一个其大无比的青花瓷壶，晾凉，家里人不分老幼渴了就从中倒出来喝，有客人来了才倒热茶。武汉的三九天，到处冷得像冰窖，他们照样只喝凉白开。更出奇的是他们也不惮吃冷饭。从医多年，饮食无时已是惯例，午饭时间过了才匆匆赶回来，母亲和保姆往往张罗着要把饭菜再热一热，他们总是坚决阻止：“不用热，就这么吃。”有时实在冰冷，就倒点热水一泡，吃得又香又快，居然从不得胃病。 　　高欣荣尤其俭朴。卧室里什么高档家具都没有，什么现代化电器都没有，桌上没有盆花，墙上没有名画。不是她置办不起，而是实在顾不上。她不在乎床单上有补丁，桌上玻璃板破了角，用胶布贴起来。但屋里永远干净整齐，每天出门一定要上上下下纹丝不乱；到周末，也一定要把报纸文件稿子分门别类清理妥当。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 　　随着一场又一场历史的龙卷风，枝叶繁茂的大树的花叶到处散落。 　　“大跃进”时，厚重的大铁门被卸走，楼梯上闪着金色幽光的铜片都被拆下。一楼挂出了一家煤炭公司的招牌，二楼住进一位拄拐杖的副局级的红军老伙夫及其养女。人丁增多，房间减少，日渐拥挤。只有那两棵梧桐树越长越高，在三楼上，一推开窗，伸手就能抓住满把苍翠。 　　到了“文革”，黎黄陂路48号这栋楼房在劫难逃，高家被红卫兵和造反派抄家三次，一次比一次彻底，连衣架、筷子篓都给抄走了，抄家者怀有一种毁灭的快感，任何柜门都是一踹而开，任何玻璃、瓷器抄不走的就砸碎，那真叫一个“落花流水”啊！最令三姐弟心疼的是几大本相册被付之一炬：那是他们几十年救治好的病人的留影呀。高维舟留下的这栋楼房被认为是资本家财产，被无理强占，全家三代十几口人一度挤住在一间统舱般的房间，睡觉时还要打地铺。 　　抄家者却居然没有注意到那个“高氏医院”的招牌。在那满房满地打碎的瓷器玻璃、乱抛的被褥衣物和呲牙咧嘴的书籍堆里，高有炳的孩子发现了它，捡起来。大人看到了顿时变色，赶紧悄悄扔掉了。 　　这倒也罢了。三姐弟最痛苦的是看着病人呼救，却被禁止施以援手——他们都被发配去扫厕所、拖地板、清院子、搓棉签…… 　　据市二医院党委副书记雷敏功调查，有一天，产房收了位难产妇，医生护士使出浑身解数，孩子就是出不来，产妇眼看连喊叫的力气都没有了。正当一筹莫展之际，听见旁边有人说：“让我来试试。”一看，是高欣荣！青年医生高兴得叫出来，她急忙摆手示意不可声张，只见她在产妇的肚子上这里按按，那里摸摸，竟像施了魔法一样，孩子奇迹般地呱呱落地了！高欣荣叮嘱大家千万保密，悄悄离开了产房…… 　　高有焕也在艰难处境中履行医生天职。武汉《文化报》记者罗建华报道，一个来自潜江农村的病人肝腹水已到晚期，肚胀如鼓，点名要找“高医生”。这时他已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靠边站了，但他仍然对患者精心诊治，在得知病人身上钱不多时，还把病人接到自己家住下……可惜，正当医疗秩序走向正常之际，他却因脑血栓而亡故。 　　不难想象，当高氏三姐弟被恢复救死扶伤的权利时，何等感激涕零！高欣荣在“文革”后期，被允许参加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名的下乡巡回医疗，前往孝感。在这里，她主持了平生最艰苦的一场手术。那天雷电交加，他们人刚到，住处都没安顿，器械更没运来，农民们听说省城来了医生，冒雨走了几十里，抬来了肚里胎儿已经死了好几天的垂危产妇。怎么办？无论如何得救人。他们在破旧教室里支起塑料布挡住屋顶漏下的脏水，用几个背包搭起“手术台”，用唯一的手电筒权当“无影灯”……最让人束手无策的是没有一把手术剪、手术刀。高欣荣下令找裁衣服的剪刀，没有；找能当锯子用来截断死胎的铁丝甚至麻绳，也没有。身为名医，赤手空拳，这真令高欣荣五内俱焚。幸亏最后有人冲到几里路外的小镇找来了一把剪刀，死胎取出了，产妇保住了！ 　　年满花甲的高欣荣率队送医下乡，市委不失时机地抓“为工农兵服务”的典型，这是当时所摄的高欣荣培训农民卫生员的场景，虽然摆拍痕迹明显，毕竟留下那个年代的记录。 第三代与第四代 　　当“文革”的风暴过去，高欣荣和高有炳也到了晚年，退居二线，只能将期望寄托在下一辈身上了。不过，高氏家族中第三代十个孩子中的六个，赶上“文革”中上山下乡的洪流，被冲到了湖北的水乡山村，在招工、提级等问题上又遭遇过种种磨难。虽然这些孩子中有的也赶上了“文革”后恢复高考的末班车，上了大学，但老人还是叹息不已：求学的最佳年龄耽误了！ 　　高欣荣在去世前，主持将高氏医院旧址这栋楼中“文革”后政府归还的二楼与三楼，分给了所有侄子们。人多房少，他们中大部分已经不在这里居住，而是到武昌、深圳、长沙、北京等地开创事业。这座楼的外观也有了若干变化：为了拓宽马路，院墙拆了，梧桐树伐了，窗户装上了铁栏，一楼被一家公司开辟成门面…… 　　高氏三姐弟最关心的是能有后代子孙接过医学衣钵。差堪告慰的是，高有焕的大女儿高荟瑗，成为湖北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心血管内科教授（现已退休——高伐林注），高有炳的大儿子高法仁，在武汉市二医院担任外科副主任，不幸于1997年底去世，其妻徐小玉也是该院妇产科的主治医生；高有炳的女儿高珊后来过继给高欣荣，在事业上也继承了高欣荣，获得德国乌尔姆大学医学院妇产科博士之后，先后在德国慕尼黑一家癌症中心和德国南部的一家医院担任主治大夫。 　　随着新世纪的钟声响起，高家的第四代开始登场，又一次新老交替了。 　　第四代达16人之多，年龄大的已经成家立业，年龄最小的也进了初中。时代变迁，观念更新，这些孩子中从事的职业就更是五花八门。有的学工商管理，有的学器乐演奏，有的学自动化仪表，教书的有之，当兵的有之，以电脑为业，以文字为业，以公车驾驶为业…… 　　他们没有像父辈那样到农村插队，却隔代继承，像祖辈——高维舟和高氏三姐弟一样“洋插队”了。第四代中，漂洋过海或在异邦出生求学的有七人，其中三人定居在美国，两人在澳大利亚，两人在德国…… 　　第四代中，已经有两人从事与医药有关的专业。今年，高珊的女儿危安被德国最好的医学院——图宾根大学医学院录取（她已于2010年毕业，考得了医生执照，已经在德国南部一家医院工作了。——高伐林注）。 　　用一个开始来结束我们这里讲述的高氏医家一世纪，高欣荣等三姐弟在天之灵应该感到欣喜吧？ 　　回首高家一个世纪的沧桑，不由得让人感叹：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说，门前两棵梧桐树长到高与房齐，十分难得，一朝被伐，颇为可惜，那么接踵而来的政治风暴，最大的危害正是对人才的摧残。高家不得不从被“文革”打断之处再另行起头，培养后代。而高家之所以能比许多家庭更快地恢复元气，某种意义上正应归功于从高维舟老人到高氏三姐弟树立的未立文字、却一代代言传身教的家风。 　　但是，以权谋私、不务正业、偷奸耍滑、寻欢作乐、随波逐流的社会习气也冲击着这个百年家族。如果说过去第一代、第二代毕竟守住了自己的底线，将违心之言只圈定在政治这一块，除此之外一切老老实实，那么，年轻的一代是否还能守住操守呢？ 　　百年世家面临新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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