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澤東在回答質詢時曾坦率地說，如果魯迅活到解放後，要麼坐在牢裡繼續寫，要麼識大體不做聲。我想，這話大概也適用於聞一多。假如他活到1949年以後，以他佯狂的性格，他的結局恐怕也好不到哪兒去。右派的帽子肯定要戴的，弄不好還會因歷史問題被打成反革命，關進共產黨的監獄。

說起聞一多，自然就會聯想到朱自清。二人同為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在清華共事長達十四年。聞一多被國民黨特務暗殺後，朱自清親自主持整理聞一多遺著。毛澤東曾把他們二人相提並論，他們也因此被中共樹為“民主鬥士”，並被塑造成了並肩作戰，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戰友。可惜這並不是事實。他 們兩人在學術上有交往，工作上屬上下級關係，但性格迥異，政治立場也不甚相同，關係並不密切，從未並肩戰鬥過，也談不上什麼“戰友”。

聞一多有詩人性格，遇事愛衝動，走極端，總是鋒芒畢露，咄咄逼人，一生得罪了許多人，也遭遇了很多挫折。他原來的思想並不左傾，甚至相當保守。在1928年8月，他從南京來到武昌，就任武漢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1930年6月，武漢大學鬧風潮，聞一多遭到攻擊。這令他非常憤怒，立即辭職，同年8月轉聘為國立青島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中文系主任。但在這裡他同樣不得人心。1932年6月青島大學鬧學潮，學生自治會發起“驅聞”運動，並發表《驅聞宣言》，稱他為“惡劣分子”，“是准法西斯蒂主義者”、“一個不學無術的地痞”。走投無路之際，幸運之神再次垂青，1932年8月，聞一多被聘為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和朱自清成了同事。同系的教授還有楊樹達、陳寅恪、俞平伯和劉文典等。

朱自清自我定義為“愛平靜愛自由的個人主義者”實在是恰如其分。他為人內斂，含蓄，喜怒不形於色，外表上給人敦厚的感覺，只是心胸不夠寬廣，遇事愛鑽牛角尖，思慮過度，鬱結於心，長期生活在緊張和抑鬱中，終於得了嚴重的胃潰瘍，損害了健康，最後因此喪命。

1949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說， “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誤導了很多人，因此很多人認為朱自清是餓死的，但事實並非如此。朱自清的死實在是因為嚴重的胃潰瘍發作造成的。據他在日記中記載，他死前體重已經降到三十多公斤，很可能患的是胃癌。

朱自清精神上的壓力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學術競爭，這種壓力部分來自聞一多。在學術聲望上，聞一多當然要比朱自清強得多，這點朱很有自知之明。朱自清是中文系主任，從未刁難過聞一多，反而在各方面儘量照顧他。他在日記中寫到，“推選國家教授，我選一多和了一。”“了一”就是從事漢語史和漢語音韻學研究的王力教授。聞一多要求解決住房問題，朱自清竭力幫忙，給他分配了 一套當時清華最好的教授宿舍。1937年10月，清華等校南遷到長沙，聞一多臨行前拍電報，要求有人去火車站去接他。朱自清二話不說，親自前往迎接。

文人相輕，自古皆然，在清華中文系更是如此。抗戰時西南聯大“跑警報”，清華中文系教授劉文典對跟着一起跑的沈從文喊道，“你跑什麼！我跑，因為我炸死了， 就不再有人講《莊子》。”由此可以看出這個人多麼恃才傲物，目中無人。1928年他任安徽大學校長時，稱蔣介石為“先生”而“不稱主席”，被蔣以“治 學不嚴”為藉口，當場拘押，同年12月獲釋後應聘為清華中文系教授。

儘管朱自清一直在聞一多面前很虛心，但聞一多還是很看不起朱自清，對朱的輕視溢於言表，這讓朱自清感覺很受傷。朱自清1939年2月26日日記載：“甚感憂鬱。頗喜歡自己寫的對聯：埋名隱姓，憂讒畏譏。”在1942年4月9日的日記中他寫到：“晚飯時，聞的孩子和他父親坐在上座，這已經是第二次了。聞的孩子曾說聞是我的老師，這當然很可笑，但可以看出他對我的評價。孩子的評價儘管不必認真，但過於尖刻了。應該加緊用功，從此言行宜更加謹慎，時刻牢記‘憂饞畏譏’之語可也。”這裡可以看到聞一多為人的傲慢，也可以看到朱自清的忍氣吞聲，把‘憂饞畏譏’作為自己的座右銘，可見他的心態有多麼壓抑。為了贏得尊重，不再被人譏諷，朱自清拼命工作，研究，想在學術上證明自己。長期的緊張工作，加上戰時物質供應匱乏，飲食粗劣，朱白清患了嚴重的胃病，常常嘔吐。四十多歲的人頭髮已經白了，像個老人一樣。

聞朱關係最冷淡時期是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因政治上的分歧二人幾乎分道揚鑣。聞一多有政治企圖心，但朱自清對政治並不感興趣，很少對政治問題表態。1943年5月9日朱自清在日記中記載，“一多要我與他同去登記參加國民黨，我以從未受到邀請為理由拒絕之。莘田給他一份入黨申請書。” 聞一多當時很崇拜國民黨領袖蔣介石，把他看成“英明領袖”，因此想申請加入國民黨並不奇怪。當時的西南聯大教育系主任、三青團中央直屬西南聯大分團部幹事長陳雪屏曾對聞一多說：你這二年喜歡公開講話，加入了國民黨，講話就更自由了，成了自己人，更可以隨便講話了。再說入了黨，生活上也會有所幫助。聞一多想加入國民黨是否為解決生活困難不得而知，但他轉向左傾的確和自己生活陷入困境有很大關係，之後他也曾想申請加入共產黨，但未獲批准，中共地下黨聯絡人建議他加入中共的外圍組織民盟。

1943年6月9日的一次聚會上，朱自清寫到：“一多作主席，發表了獨斷的意見：陶淵明脫離現實，在有些事情上他是錯的，陶淵明的愛好者也有錯誤。這些話皆令我不快，然皆以沉默對之。”在聞一多眼中，朱自清就是一個陶淵明式的逃避現實者。1945年2月27日，聞一多請朱自清看《昆明文化界對時局宣言》並希望他簽字。但3月6日，朱自清明確告訴聞一多，自己不打算在宣言上簽字，這讓聞一多很失望，並以行動表達不滿，拒絕參加系務會議，朱自清多次想找聞一多談話均不成功。在1945年的日記中他說，“期望能與一多談心，然彼冷冰冰。我大概是個引不起別人興趣的人。”

1946年，西南聯大結束，在昆明校友會舉行的歡送會上，聞一多發表演講，激烈抨擊三校的教育作風，說這種“美國式教育”“叫我們只顧自己，脫離人民，不顧國家民族。”引起聽眾不滿，校長梅貽琦甚至打算解聘聞一多，但朱自清表示反對，最終保住了聞的教授職位。

據聞一多自己說，他思想轉變的發生是在對蔣介石搞獨裁感到失望之後。1943年4月，蔣介石《中國之命運》在昆明發售，國民黨政府規定每人都必須閱讀。該書 強調“一個主義”﹑“一個黨”。把三民主義說成是“國民革命永遠不變的最高原則”﹐“民族復興的唯一正確的路線”。該書公開提出反對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 認為“五四以後﹐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思想流行國內。他們對於中國文化都是只求其變而不知其常”，“是與我們民族的心理和性情根本不能相應的”；“共產主義不僅不切於中國的國計民生，違反了中國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記了他是一個中國人”。聞一多在《八年的回憶與感想》一文中寫到：“《中國之命運》 一書的出版，在我一個人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我簡直被那裡面的義和團精神嚇一跳，我們的英明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嗎?”以是觀之，聞一多解放後在“一個主 義”﹑“一個黨”的嚴酷統治下該有何種反應，下場將如何，大概不難想象了。

而朱自清在聞一多1946年7月15日遇害後，並沒有成為公開反對國民黨統治的“戰士”，他所做的也只是發表悼念文章，發表演說“聞一多與中國文學”，發起為聞一多家屬捐款活動等。他晚年傾盡全身心投入編輯整理聞一多手稿。此時朱自清已經病入膏肓，身體極度虛弱，經常大量嘔吐，徹夜胃痛不止，體重只剩下三十八點八公斤。1948年8月6日，朱自清因胃潰瘍穿孔住院開刀，8月12日去世。同月，四卷本《聞一多全集》由開明書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