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辛先生和辛太太（三）

我加入到兩位來自北京的學習聲樂女生的一層出租房，本是窮學生勒緊腰帶的無奈之舉，卻也無意中提醒了精明的辛氏房東夫婦：既然Jimmy在一樓的客廳中，拉起了一席布簾，為自己打了一個極其簡陋的隔斷，為什麼不能打出一個正兒八經的隔斷，多出一間臥房以供出租呢？

一日下午，我正在客廳靠窗處，就着外面的光線苦讀，辛先生一通電話到，通知我他將來此丈量一番，並問我能否幫忙，我滿口答應。

他來到後，不過就是拿個捲尺，東量西量，並把數據記到小本本上。房間較大，他一個人拉尺拉不過來，時而要我幫他在另一端拉住。搞了個把小時，他測量完了，臨走時還掏出一張20美元的票子，說是對我時間的補償。我習慣性地拒絕了，心裡還是國內那種“助人為樂”的心態。拉了幾下捲尺，就收了人家20美金（覺得是不小的數字了），是不是有點兒黑呀？

他看我不要，把鈔票放回口袋就走了。不久，我們這座距離校園頗近的小樓，開始了一系列改造（remodel）的工程，其改建的精神就是分別在一樓和二樓增加臥室的個數，壓縮生活區域的面積。另一點我還注意到：二樓形成了獨立的空間，從樓梯下來後通向一個自己獨立的門，這大概是受“丟肉事件”的啟發，避免二樓租戶與一樓的有太多的糾葛吧。

那年的聖誕節前夕，我們（一樓的“三人行”加上地下室的音樂家）還特意做了一桌中國餐，邀請了辛氏房東夫婦，表示對他倆給予我們照顧的感謝。

那時，音樂家剛從上海來印第安納不久，還處於初來乍到的適應階段。記得為了省錢，我還把我們的電話線，為他接了一條分機線。線是從一樓地板縫的一處漏隙穿到地下室去的。錢是省了，但是會有不便之處。例如，晚間大家都回來了，電話鈴聲響起，我們一樓的接了，卻是打給地下室的住戶的。此時，我們就會在一樓跺跺地板，通知地下室的人。這種自接的分機，還有另一種功能：在無人來電的情況下，兩個（同一號碼）分機的人可以拿起話筒，進行對講。樓底下的這位哥們兒，早年在國內學的是俄語，英語閱讀、寫作困難較大；用這條共號碼的兩個分機的功能，他真沒少問我英語的問題。（我在樓上呼喚他，基本上跺跺地板，他就知道了。而他要主動召喚我時，則只好用一個長把的笤帚，去捅天花板--我們的地板）。窮鄉親們一起度過的窮日子，困頓時互相幫助，當時感覺很溫馨而歡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