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從表象上講，東方文化以情治國，西方文化以法治國。但情治，不適用於濫情的希臘傳統；法治，不適用於倫理的東方社會。儘管兩種制度高下有別，但這並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倫理的情治並非簡單對應着契約的法制。從歷史的角度看，純粹法治的羅馬帝國灰飛煙滅之後，再也沒有這種社會政體的續接者。事實上兩希合流之後尤其是近代以降的西方文化，是法治和宗教共治社會，認清這一點。關乎大根大本。

也就是說，中國文化以情治國，它所對應的是西方契約法治和宗教信仰所整合的一種合力，這是徹本徹源的一個認知起點。

所以當代中國人在比較東方的情治與西方的法治的時候，他是不懂西方文化的，更重要的還在於，這種不對等的比較把東方的以情治國拉低了一個階次，降低到以法治國的同一個平台。

所謂西方契約法治和宗教信仰所整合的一種合力共治西方，其本質就是西希合流之後，西方社會既有法治，又有情治，一言以蔽之，外用法治內用宗教。

（2）

由是觀之，我們得到一正一反的兩個結論，首先是所謂東方的情治不是簡單的情感、人情之治，它必須包含對等的理性元素，但不同於西方，理性元素在東方並非以一種外在契約建制的方式而存在。恰恰相反，東方的理性元素是內在地與情感元素融為一體的，比如孝、悌、忠、信、仁、義，以及禮和廉恥，所有這些概念全都是情理合一的，從嚴格意義上講，所有這些概念皆無法英譯。希臘傳統情理兩分，形同冰炭；但東方傳統情理合一，既無情外之理，亦無理外之情，所以按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而有我們熟視無睹的兩句話 ------ 情理之外和情理之中。

理解了這一點，我們才能夠理解為什麼東方的情治，能夠產生對等於西方法治和宗教合力並行的共治效果。

但儘管以一對二，才能真正展示和理解東方以情治國的奧秘，而在東方文明系統之內，情治與法治卻僅僅是一對一的邏輯，嚴格來講是二對一的關係，也就是說，情治中的情理合一，對應法治中的純理無情。

（3）

所以中國的法治問題，早在兩千年以前，就已經劃上句號了，今人再炒冷飯，僅僅是因為無知。下面《論語》中的兩則公案，已經把問題講深講透徹了，當然歷史的選擇還是經過自己千迴百轉的流程，直到漢代，才從朝起朝落的損益得失中，認清了聖人揭示的真諦，所以我從前常講，儒家精神，是中國文明集體智慧的結晶。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後面這一則公案，從形而下到形而上，歷來有許多爭辯。無論形而上的隱即是直，辯證的隱中有直，或者形而下的隱先直後，有一點可以肯定，隱中無直，是藏污納垢、純情無理；直而無隱，是違悖天倫、純理無情。夫子之道兼顧情理，隱中有直。

希臘傳統中情與理衝突，中國傳統中情與理調和，情與理衝突的文化導致了法本位的產生，情與理調和的文化保存了家本位的存在。這是葉公語孔子這樁公案的延伸的含義。

（4）

綜合得失利弊，總體而言，情治是防火於未燃之際，法治是救火於已燃之時。防未燃於心，心生萬法；救已燃於事，事止一端。可見由內還是由外、從心還是從事，積極還是消極，兩者的效率差別是非常大的。另外情治的個人、家庭成本大，社會成本小；與之相反，法治的個人、家庭成本小，社會成本大。從社會公平的意義上來講，法治所體現的社會公平是一種消極公平，而且本質上是對社會不公平的無可奈何的補救，為什麼有的家庭向社會輸送賢才，有的家庭卻向社會輸送罪犯？這是關於社會公平的一個終極追問。當然在中國傳統中，家庭教育不是簡單的責任和義務，而是體現了一種人生觀、人生價值，所謂至樂莫如讀書，至要莫如教子，因為每一個家庭成就兒女的積極人格，因此客觀上以一種最自然的方式達成了社會公平，並使作為最後手段的法治公平的社會成本最小化。

毫無疑問，中國文明的社會模式是最自然、最符合人性和最深刻、最富於遠見、最智慧的，當然它也是最公平正義的。

在所有的人類文明中，只有中國文明在一個高階次上，維持了最古老的家本位的活性因子，而沒有過渡到如同西方那樣的社會本位的文化。這裡最關鍵的問題有兩個，一是通過情理合一，把人類情感的正能量最大化。二是歷史文化資源的形成，即由於有第一點所講的文化自覺，而有歷史文化資源的沉積。這兩個根本要素，為兩千年來家本位的中國文明提供了生生不息的源頭活水。

（5）

正面結論講過了，再講講反面的結論，這個蔥花炒蛋的冷飯，我炒過無數遍，餵過無數人，反躬自省，為什麼還要再講呢？沒有答案。

簡單來講，只要我們能夠理解兩希文明是世俗精神和宗教精神共治西方社會，尤其是你能夠深入體會到西方人的內心世界，面對他們生活中的真實世界，那就不可能無視西方宗教源遠流長的強大力量，與契約法理不同的是，宗教信仰在西方屬於內在於人心的一種力量，這一點上與中國的儒家精神內在於人心相似。

記得明誠以前談過，大清律中的法津條文非常完備，小六轉帖視頻中也講到中國古代法治思想和制度建設的完備，所以無論法制還是法治，它們本身並不是舶來品，儘管它們與契約社會中的法治理念不盡相同，但這並非問題的本質。

（6）

法治問題的真正本質，只有通過對文明模式的深刻認識才有可能獲得 ------ 西方的世俗與宗教的共治、東方的情感與理性的合二為一。於是面對百年憂患一片文化沙漠的當下的中國，如果說西方的契約理性、法治民主、人權平等代表了新文化中的理性元素，那麼哪裡是它的荒漠甘泉？一種文明中與理性精神同等重要、甚至更為重要的人類情感元素在哪裡？

契約理性、法治觀念、人權和平等意識，不可能滋潤人的心靈，而當代中國人的內心世界日趨空虛，薄情寡義，物慾橫流，道德淪喪，人無兼恥，所有這一切，都不是西方世俗的契約理性所能夠治理、能夠回答的，能夠回答的只有孔夫子，只有孔夫子那一句垂訓 ------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7）

不為浮塵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什麼是浮塵？中國的百年憂患和積弱不振即是浮塵；什麼是望眼？三千年的文明史，江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即是望眼。在歷史的蒼海桑田中，治亂交替、興衰相續，只看見血腥和黑暗的是浮塵，能看見仁愛和光明的是望眼，中國文明的真正偉大和深刻之處，是它從浮塵和望眼中走過了三千年，至今仍然堅信人性的光明。

對人性失去信心是很容易的，既便中國人也不能免俗。比如圍牆，先秦時代百姓的圍牆很矮，大約齊腰而已。論語中子貢曰，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算是高牆。但到了一枝紅杏出牆來的時代，肯定是瞧不見鄰居人家憧憧往來進進出出的。牆的高度與時俱進，反映出人心對彼此的戒備與日俱增。然而從古以來，中國的往聖和生活中平凡的智者，他們卻對人性的光明心領神會，深以為然，這是中國人出泥不染的殊異特質，尤其是，對人性懷抱信心需要非凡的耐力和遠見。

見諸眾惡，只是眾惡；見諸一善，即見全善。這個道理甚深，今天先不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