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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山下鄉時，我年齡小，又是被形勢所迫下去的，沒有長期觀念，也就沒有注意團結的問題。別人下去天天上山幹活，我卻很隨意，老百姓對我印象不好。幾個月後我回北京，又被送到從前的太行山根據地。我姨姨、姨父把我媽媽帶出來在這裡參加了革命，他們都是我很尊敬的人。姨父給我講他當年是東北大學學生，“一二九”以後怎麼開展工作，怎麼到太行山。他說，我們那個時候都找機會往群眾里鑽，你現在不靠群眾靠誰？當然要靠群眾。姨姨也講，那時我們都往老鄉那裡跑，現在你們年輕人，還怕去，這不對！何況現在城市也不容易，我們在這兒幹什麼？天天讓人家當做流竄人口？
當時的國慶節經常要清理“倒流”人口，但清理完後，又不讓我們回去，先關在派出所，一進去就是四五個月。而且關進去不是讓你白坐着，還要讓你乾重體力活，海淀一帶的下水管，都是我們埋的。
聽了他們的話，回去以後，我就按這個思路努力跟群眾打成一片。一年以後，我跟群眾一起幹活，生活習慣，勞動關也過了。群眾見我有所轉變，對我也好起來，到我這串門的人也多了，我那屋子逐漸成了那個地方的中心，時間大概是1970年。每天晚上，老老少少都絡繹不絕地進來。進來後，我就給他們擺書場，講古今中外。
他們願意聽城裡人侃大山，講他們不懂的事，漸漸地就連支部書記有什麼事情都找我商量。他說，年輕人見多識廣，比他懂得多。這樣，我在村裡有了威信。我那時不過十六七歲，村里幾個老頭有什麼事也都找我商量。現在有幾個作家的作品中把知青寫的很慘，我的感覺並不完全是這樣。我只是開始感到慘，但是當適應了當地的生活，特別是和群眾融為一體時，就感到自己活的很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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