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74年的一天，北周武帝宇文邕在御書房裡頗為鬱悶地批閱着奏張。今天的上表中有兩份比較重要，一是大臣們關於廢棄佛教的上書。這類上書最近以來一直比較多，綜觀廢佛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幾條：　　一、佛教至北魏文成帝重新復興以來，漸漸舊態復萌，民間官場禮佛無度，耗去太多的民脂民膏（說的也是，鑿個大佛沒個幾十年無法完成，但老百姓除了多個磕頭的地方外，別無一點收穫）。　　二、出家人不必納稅，很多老百姓爭相出家，不勞而獲，坐吃山空。北周時候國家人口有三千餘萬人，其中出家僧侶就有500萬之多，平均六個人就有一個吃閒飯的，這國家的財政還不破產嗎？　　三、佛教鼓動民眾消極待世，民不思進取，國不謀圖強，實為當今社會一大痼疾。　　　　應該說，大臣們政治水平確實很高，以上諸條無一不說到點子上。周武帝宇文邕是位很有作為的皇帝（他命比較短，否則統一中國的美差不會落到隋文帝的肩上），佛教自後趙石勒奉為正宗以來，已在北中國獨尊了200多年，其間積弊日深。宇文邕覺得該再次大力整治一下了。　　　　第二件重要的奏張是一位叫張賓的道士大臣上的，內容比較簡單，裡面說了一條最新的讖語（在古代讖語之術很流行，皇帝們都反覆研究它的意義來獲得上天的啟示，比如“滅漢者當塗高”在五胡十六國期最很著名）。這條預言也很短，只有六個字“黑衣人奪天下”。　　　　黑衣人是誰，如何可奪大周的天下呢？宇文邕腦中階級鬥爭之弦為之緊繃。思來想去，矛頭又再一次對準了和尚。南北朝時期，北方的和尚往往穿黑色的粗布僧衣（僧衣顔色到了唐以後才以灰色、黃色為主），莫非黑色衣奪天下，是指和尚中會有人篡了大周江山？兩件事併到一起，宇文邕決定不能再對佛教徒們留客氣了。　　　　宇文邕不象魏太武帝滅佛那樣起於一時的莽撞，他推行抑佛的具體措施之前要先有個合理的藉口，以表示自己的理性和公正。於是，他決定召開一次儒、佛、道三家的辯論大賽，以辯論結果來決定揚棄的標準。　　　　可以想見，這次召開於1500年前的辯論大會場面一定是很壯觀的，三教為自身生存考慮都派出了規模龐大的辯手團，各位辯手本着“場上是對手，場下是冤家”的辯論精神，各自祭出本門絕技、使出看家本領，一時之間博古論今、臧否時弊、之乎則也、緣起性空。。。直說到唾沫星子四濺，日月星辰失色，苦戰三天三夜，不舍分秒、只爭朝夕，其盛況絕非後來的華語大專辯論賽可比。　　　　至於結果嘛，其實不難預測，三方互相誰也說服不了誰，各自的波長頻率都不同，又如何引起共振來呢？最後只好請周武帝評斷，周武帝已先有了傾向性，等到了這時才充分暴露其“黑哨”本色，他莊嚴地宣布：此次辯經會，佛教大敗！奇怪的是早先進讒言的道教也非勝出者，儒家最終後來居上，被宣布為此次大會的獨家勝利者。想想這是儒家自漢亡以來重新登上中華意識形態的峰頂，眾儒士不禁歡呼雀躍，額手相慶。　　　　不過他們的歡樂卻是建立在佛教徒的痛苦之上。周武帝宣布在全國範圍內徹底剷除佛教，所有非儒家的經典全部燒毀（又一次廢黷百家獨尊儒術），全國僧、道信徒除留下120人被授以“通道觀”學士之位專心研究《老》、《莊》、《易經》外，其它人等全部還俗，四年間有四萬間寺院充公為王公宅第，300萬僧人返鄉（在當年，300萬實在是個驚人的數字，後來又集中遣返了一次，又有200萬僧眾還俗，由此可見當時北周國內僧人勢力已何等壯大）。　　 　　佛教遭遇了他們自傳入中國以來的第二次大劫難，究根結底在於中國的傳統文化與外來的佛家學說間的矛盾已日益尖銳。周武帝要推行漢化、沒收教產，就不能不從當時控制國家資源最多的佛教來入手。抑佛的另一個好處，就是宇文邕覺得防範了那個“黑衣人奪天下”的讖語，從此周氏政權可以永固了。　　　　然而世事難料的是，周武帝死去僅三年，隋朝就代之而起，結束了宇文家族的皇祚，並一統中國。很有諷刺意味的是，隋文帝楊堅小時恰是在尼姑廟裡長大的，自然是身穿黑衣的。楊堅後來身任北周政權的大將軍，並成為周宣帝的國丈，周武帝若知道自已還俗了那麼多僧人卻白白放過了真正的“黑衣人”楊堅，豈不死不瞑目。歷史大勢如一面照着天下蒼生的魔鏡，笑對着人間百態，還原着眾生冷暖。　　 　　楊堅建隋後於589年打過長江滅掉江南小朝庭陳朝，完成中華統一的大業。在宗教政策上他主張三教並立，共同發展，但楊堅不管怎麼說也是尼姑養大的，對於佛教他有特殊的感情，所以在實際運作上還是傾向佛教的，這樣剛被滅了不久的佛教，再次恢復了活力，重新興盛了起來。隋代名士陳士謙曾總結這一時期的三教局面為“佛為日，道為月，儒為五星”，儒家剛熱鬧了一陣就又當了佛家的陪襯。　　 　　不過經兩次滅佛（後面還有一次）事件，佛家也加快了與本土文化融合的進程，進入隋唐以後，西來的印度、西域僧人已大為減少了，本土的僧人開始根據自己對佛學的理解並結合中華本土文明成果，創建出中國化的佛學宗派。隋唐八宗正是這樣的大勢背景下一一走上了歷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