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故事現在比較有名，論壇里常拿來作為討論者境界的比喻，這個故事是這麼說的：有一天蘇軾先生跑到佛印禪師那裡去玩，他問佛印，你看我是什麼。佛印說，你是一尊佛，蘇軾聞之飄飄然，佛印又問蘇軾，你看我是什麼？蘇軾這人只會爬杆不懂給別人架梯子，他如實說，和尚，我看你是一坨屎。佛印聽後默然不語（也許是氣的說不出話）。蘇軾這邊占了便宜屁顛屁顛跑回家見到蘇小妹（關於蘇小妹的黃段子不少，有興趣的朋友自己去找），向她吹噓自己今天如何一句話噎住了佛印禪師。蘇小妹聽了直搖頭，說，GG你的境界太低，佛印心中有佛，看萬物都是佛。GG你心中有屎，所以看別人也就都是一坨屎。說完蘇小妹飄然而去，聽的蘇軾這個氣呀，佛印拍我馬屁還要找這麼高尚的說辭嗎，我倒！　　　　這個故事有多少的禪意倒不重要，這裡從一個側面說出了蘇軾與佛教高僧不同尋常的關係。蘇軾（1037-1101)，四川眉山人（現在北京有幾家著名眉山酒樓，專作東坡肘子），從小就生活在一個佛教氣氛較濃的家庭里。四川的佛教是從中唐時期開始興旺起來的，尤其是安史之亂，唐玄宗被趕的到處亂跑，很多佛家僧侶也與他一道入蜀避難，著名的大足石刻及樂山大佛就是安史亂後開始開鑿的。經五代至兩宋，四川的相對安定的社會條件為佛教的興起提供了機遇。　　　　北宋時，中國最流行的佛教宗派是禪宗，它自身的文化性和知識性很受文人的喜愛，談“禪”與當年的談“玄”一樣，即是文人們修性脫俗的手段，也是他們結友憤世的工具（也有些人談禪是為抬高身價）。蘇軾號稱東坡居士（蘇東坡名由此而來），家中供有十八羅漢像，三蘇中另二蘇（蘇洵、蘇澈）也都以居士自稱。蘇軾的仕途頗不順，早年與改革派的王安石不對付，被適貶至湖北黃州，後來改革派下台了，蘇軾又與保守派交惡被再貶至杭州，改革派再上台，蘇軾又被貶至廣東（這蘇軾官當的夠窩囊）。多次流離也使蘇軾對佛家的出世思想越來越接近，他一生寫過很多佛學頌文，甚至參與過佛經的編注。在蘇軾的很多詩中也有很多與參禪相關的內容。僅舉一例，大家看看蘇軾對佛法的理解是不是與南宗禪祖師惠能的偈文還有些差距：　　散我不平氣，洗我不平心。　　我心空無物，斯文定何間。　　君看古井水，萬象自往還。。。。。　　　　文人與佛教之間建立起緊密聯繫是自唐代開始進入一個高峰期，現在很多我們耳熟而詳的詩人、文學家、畫家都曾是佛教的發燒友。這些人中最有佛緣的無疑是那個考證出“相思豆生在南邊”的大詩人王維。他是唐開元年間的人，受了安史之亂中被逼做偽官的政治連累而仕途暗淡。他對佛教非常熱衷，自號維摩詰居士（維摩詰居士是佛經中著名的印度居士，他與文殊菩薩論法有一段精采的對白被收入文采飛揚的《維摩經》中），生活中他也以一位佛教徒來嚴格要求自己，不食犖血、坐禪誦經，他一人供養了十幾位高僧的食宿。他與惠能的大徒弟神會（這個人是南宗禪得以廣傳的關鍵人物，後面還要提到他）交往甚密，並且在神會的請求下，王維曾專門作了《六祖禪師（即惠能）碑銘》，這也成為研究惠能生平的重要資料。（後來的柳宗元、劉禹錫也為惠能作過類似的碑文）。　　　　王維最擅長的山水詩中有很多融入了對禪法的領悟，比如他的一個著名詩篇中就如此說：　　人閒桂花落　　夜靜春山空　　月出驚山鳥　　時鳴春澗中　　其中就滲透了禪宗“靜動不二、空有不離”的思想。　　　　與王維、蘇軾等類似的在官場不順的還有杜甫。杜甫的不幸來自於他雖有求仕之心，但終其一生懷才不遇，又逢安史亂世，杜甫長期在四川過着外放和流亡的生活。在他的詩句中就曾公開表示“身許雙峰寺，門求七祖禪，落帆追宿昔，夜褐向真詮”，這裡的雙峰寺就是禪宗東山法門的黃梅祖庭（相關內容參看此前的禪宗章節）。　　　　跟前面幾位詩人都偏好禪宗略有不同的是，寫《長恨歌》的白居易對淨土宗更有好感，他在作杭州刺史的時候與當地靈隱寺的韜光禪師過從甚密，相關事跡收入了《宋高僧傳》（西湖白堤就是這期間修成的），後來他還到長慶寺行了授戒儀式，成為一位在家修行的居士。白居易主修彌勒淨土，誦彌勒佛號，撰彌勒經文。白居易死後葬在洛陽龍門石窟對面的一處古寺佛塔之側，現在這裡是全球白姓後人的吊祖之地，我去龍門的時候還專門到白居易墓那裡去看了一下，有不少海外姓白的華僑在這立的記念碑文，全然不管自己這支白姓是否與白居易真有關係。　　　　對佛教有好感的晉、唐文人還有柳宗元、顏真卿、韋應物等，東晉的大畫家顧愷之還留下一個著名的“畫龍點睛”的故事。說他曾經到南京瓦棺寺說要捐功德錢一百萬，老和尚看他衣冠平常的樣子覺得他是一神經病，顧愷之就要了寺院內一處空牆作畫，畫完一個維摩詰居士，尚未點眼睛前，眾人還看不出此畫有何出彩之處。這時顧愷之說，我點睛後，第一天來看的人要施捨十萬，第二天來看的人施捨五萬，第三天的隨意。說罷欣然點睛，那維摩詰像竟“光照一寺”，來爭相看畫者施錢如雲，俄而即得百萬錢。　　　　顧愷之的畫是在我國美術史的地位可類比於王羲之的字在書法界中的相似身價。顧畫的真跡沒有一幅能留傳到今世，現在能看到的都是一些後世人對他原畫的摹本，比如著名的《女史箴圖》是隋代摹本，現存大英博物館，《洛河神賦》是宋代摹本，現藏故宮博物院。據研究，敦煌拓跋魏年間的石窟佛教壁畫就師承顧愷之的風格，其中也有一幅造型生動的維摩詰像，不知與顧愷之當年在瓦棺寺點睛的那幅畫像是否有異曲同工之妙。　　　　中國美術考古史中最重要的壁畫實物有三處，與佛教有關的是敦煌莫高窟壁畫和河北石家莊的毗盧寺壁畫（儒釋道三教內容都有），另有一處是道教題材為主的山西芮縣永樂宮。這三個地方的壁畫保存最為精美，繪畫手法上最有出色，藝術價值也最高。還有一處我去看過的保存較好的佛教壁畫在山西洪洞縣的廣勝寺，據說其中一幅宋代民間遊戲場景的壁畫已入選了新版的中學教科書。現在這些壁畫都作為中國最為重要的文化遺產加以保護，他們的價值也超出了美術和宗教之外，而成為中國悠久文化歷史的寫照。　　　　以一位叫常建的唐朝人寫的《題破山寺後禪院》的詩結束本章　　曲徑通幽處　　禪房花木深　　感時花濺淚　　恨別鳥驚心